中國古代學校的論文題目范文第1篇
2、青銅器鑒賞應該注意的問題
3、將青銅紋樣引入現代產品包裝設計中的應用
4、藝術設計的理論與實踐探索
5、讓“美術世界”與學生的“生活世界”相溝通
6、影響青銅器價格的幾個因素
7、淺談高等學校藝術設計專業的教學改革應從課程設置開始
8、學生視覺識讀能力培養探究
9、古代中國青銅器鑒賞書籍簡介
10、中國玻璃藝術的拓荒者
11、網絡教學在高中美術鑒賞課堂中的運用
12、流散在日本的中國文物
13、“天下大明—中國歷代銅鏡展”隆重開幕
14、名家珍藏 尋寶有道
15、《中國工藝美術史》課堂教學中運用多媒體技術的探索
16、古代青銅藝術品的收藏鑒賞及市場前景
17、繼承傳統文化 弘揚大美精神
18、基于技術實驗的科技史校本課程開發
19、淺談楚文化中漆器圖形紋樣
20、賽克勒中國藝術珍藏專場拍后分析
21、藝術品拍賣市場中成交文物的生活化與世俗化傾向
22、藝術品市場將全面回暖嗎
23、淺談小學美術教育與勞技教育的整合
24、上?！∽咴谑澜缢囆g的前沿
25、青銅鼎與列鼎制度的若干相關問題的分析與研究
26、兩周之際的微型青銅器與貴族生活
27、探寶之旅：韜藏亦英華
28、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美育價值
29、兩代收藏人 拳拳愛國心
30、吉林省圖書館館藏拓本概說
31、安思遠 一生癡迷中國藝術
32、民國時期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發現
33、2014春細約亞洲藝術周拍賣掃描
34、神奇的清代雕像（外四則）
35、丁方忠:以博物“大觀”圓夢文化復興
36、蘇富比春拍刷新宋瓷記錄等
37、馬承源先生的翰墨華章
38、優化高中美術課堂，實現高效教學
39、論司母戊方鼎的人文意義
40、古董市場上的驚世之舉
41、上海博物館青銅器修復和復制技藝的歷史與傳承
42、希拉克:最了解中國文化的法國前總統
43、賽克勒 全景式的藝術人生
44、聞香覓史，探秘南宋香文化
45、海外藝術品淘寶高溫持續
46、青銅器鑒定中多種方法綜合應用探討
47、楚藝術對當代繪畫語境發展的影響
48、青銅鏡:收藏市場的奇葩
49、《國家寶藏》會和高考擦出火花嗎
中國古代學校的論文題目范文第2篇
2、《金瓶梅》大連圖藏本和崇禎本的插圖比較
3、石黑一雄作品中的物哀美學與音樂敘事
4、不同視角觀照下的明代小說特征探析
5、《明清世情小說雅俗文化》評介
6、《源氏物語》的審美情趣及其日本文化特點研究
7、《北京政聞報》與中國文學譯介
8、“生活在別處”：舞劇《堂吉訶德》觀感
9、淺析網絡言情小說發展中女性角色的變化
10、明清世情小說的江南性抒寫
11、電視劇新《紅樓夢》的文化元素分析
12、論中國古代文學課程教學中的審美教育
13、文體規范性是寫作的基本守則
14、程永新一個人的文學史
15、論肖江虹小說的儀式化書寫
16、關于民辦高校古代文學課程教學的思考
17、賈平凹小說的現代意識
18、文體與文學及語文教育
19、關于古典小說課堂教學問題的思考
20、唐傳奇中的書生與豪俠
21、體驗式教學在當代文學課堂的探索與實踐
22、詞理意興 無跡可求
23、《剪燈余話》創作思想考論
24、略論王韜文學觀念與文學創作的近代化
25、簡論《聊齋志異·嫦娥》對傳統嫦娥故事的解構
26、佛教視域下的文學書寫
27、《金瓶梅》與“三言”中的妓女形象比較研究
28、文學經典化的反思性闡釋
29、賈政打寶玉有正當理由?
30、美國漢學家何古理的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研究
31、不講究的傾訴對耳朵是危險的
32、淺談《紅樓夢》的女性崇拜意識
33、古代市井文學的發展演變
34、只有修行者才能讀懂《紅樓夢》嗎
35、《儒林外史》：可持續一生的閱讀馬拉松
36、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內在品格和培養措施
37、《聊齋志異》中的“異史氏曰”研究
38、《紅樓夢》戲曲元素對情節發展的關合
39、網劇《慶余年》敘事分析
40、鄭振鐸從事古代小說研究的原因分析
41、“前創作”與《水滸傳》文本的思想傾向
42、職業編劇游走在夢想和現實之間
43、“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評價模式的創新研究
44、近代外國文學對中國小說創作的影響
45、明代筆記小說中涉夢文本探析
46、《十二樓》之《拂云樓》中能紅人物形象分析
47、論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的世界化與民族化
48、嚴歌苓的“女兵三部曲”（上）
49、堅守民族本位 走向宗教詩學
中國古代學校的論文題目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近年來興起的傳統文化熱,與20年前的文化熱雖然在運作方式上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價值取向不同。1980年的文化熱是知識分子把政治改革失敗的怨恨轉嫁到傳統文化,借助文化討論的曲折敘事,想象地走完政治改革的拋物線;而今天的“文化熱”,則是集觀賞性、娛樂性于一體的細節與故事的繪聲繪色的演繹。今天的“文化熱”只不過是利益最大化的資本運作機制驅動下的人為制造的文化繁榮的假象。與文化界的假熱衷相比,文學界則是真冷淡,這恰恰顯示了這場“文化熱”的本質:虛空的膜拜傳統,是為了掩蓋對未來的籌劃的匱乏;而匱乏未來的籌劃,必然一再求助于傳統。
關 鍵 詞 傳統文化熱 文化界 文學界 假熱衷 真冷淡
作者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200433)
從學者到名流·從學界到民間·從國學到顯學
近年來,文化界呈現出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文化熱”。這話似乎有點語病:文化界內部當然每天都得面對文化,何熱之有?但筆者所謂“文化熱”,并非文化界內部主動“發熱”,而是一股社會需求成為風氣,突然熱衷于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文化界身不由己也被動地熱起來。
所謂社會需求演成的風氣,是指以強勢新聞媒體如中央電視臺以及聞風而動的各地電視臺為中心而波及全社會(書店、出版社、報刊、網絡和學院),迅速造成以往只有政治動員才能生效的全民學習傳統文化、關心傳統文化的熱潮。文化講座收視率竟然超過熱播的電視連續劇,以往一貫很嚴肅的文化普及竟然賽過大眾文化娛樂,精英文化竟然一夜之間轉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大眾文化的狂歡。電視文化講座副產品的市場份額也急遽飆升,一本書只要是“央視百家講壇”某位壇主的演講稿,開印就高達幾十萬上百萬冊,成為理所當然的暢銷書;本來在學界籍籍無名之輩,一旦登上某個講壇“秀”一下,就成為當然的文化權威和學術明星,馬上晉升(或自封)為教授。據說某位本來在書齋坐冷板凳的學者,自登上“百家講壇”后,搖身一變,成為文化名流和公共人物,自此出門不戴墨鏡,就害怕被人圍觀,而這位先生卻在基本保險的公共媒體上頻頻露臉,對各種超出其專業領域的公共話題泰然地發表高見。
因為與大眾媒體結合(不管被動還是主動),學者成了名流,學術走出學界而走向民間社會,傳統文化再也不只是政治宣傳的招牌和國家的文化名片,而被渲染為大眾的普遍追求與精神寄托。本來一直是出版社沉重負擔的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術書籍,也一下子成了文化產業鏈中被看好的一環,并被頭腦精明的書商反復開發。最后,“五四”以來一直比較冷門的研究傳統文化的“國學”,竟然無須任何權威干預,在經濟利益主導一切的當下成為炙手可熱的顯學。
這一次“文化熱”,使人們自然聯想到1980年代后半期另外一場文化熱。
20多年前那場文化熱,是政治改革走到一定階段的變相延伸。當政治改革無法按原來的速率深入下去時,剩余熱情就只能轉移到文化界,借助文化討論的曲折敘事,想象地走完政治改革的拋物線,結果只能是被政治權威叫停,由此積蓄的乃是未被實現的政治理想,而非任何形式的經濟效益。曲折的政治隱喻必然走向宏大敘事,氣勢恢宏的本質論描述、概括、總結和未來學展望乃至潛在的政治動員和政治呼求,成為20年前那場文化熱的最高呈現方式。惟其如此,文化故事的講述者、書籍讀者、電臺聽眾和電視觀眾,都是所謂“社會精英”,而非今天大眾集體的參與。20年前文化熱的價值傾向很明顯,是和“五四”前輩那樣把政治變革失敗的怨恨轉嫁到傳統文化,斷言政治改革必須最后訴諸文化的更新,所謂文化熱其實是文化批判熱,參與者們所關心的乃是文化故事宏大敘事的本質論結果與必然推導的政治運用,不是如今以學術外衣包裝好的集觀賞性、娛樂性于一體的細節與故事的繪聲繪色的演繹。
但兩場性質不同的文化熱,在運作方式上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說,20年前那場文化熱之所以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主要是自上而下啟蒙與教訓的結果,它緊緊依賴“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所創設的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社會動員模式;那么眼前這場新的“文化熱”,看上去增加了諸如大眾娛樂、市場策劃、利益最大化等新的運作方式,骨子里仍然借用了這一傳統的啟蒙模式和社會動員機制。不僅如此,它還把這種啟蒙模式和社會動員機制在全球資本和后現代文化工業的語境下推向極端,變傳統的誘導模式為后現代的恐嚇邏輯——眼前的這場“文化熱”告訴大眾:跟后現代文化工業賽跑,也就是跟時間賽跑,跟生命賽跑;誰擁有正在熱播的文化講座的信息,誰就拿到了時尚狂歡的入場券,誰就抓住了時間和歷史的方向,其文化生命的質量與檔次就獲得保護。文化,不再是潛移默化、潤澤心靈的精神營養物,而是必須及時搶購的時裝與隨身攜帶須臾不可或缺的救心丸。
在這場旨在對大眾實行文化恐嚇和文化收編的文化熱中,重要的是被抽象把握的文化象征本身,而不是文化的實體內容。中國古代文化的某些典籍、人物、故事、典章、制度、文物之類之所以取代人類文化交互形成的文化公共體、未來文化展望而成為文化的代名詞,并不只是民族主義情緒的作用結果,而是這種文化選擇的簡單可操作性。
學院文化的轉移
有意思的是,這場“文化熱”的發動者是權威媒體、頭腦精明的書商、聞風而動的網絡,但“資源”始終在高等院校。各種文化講座的主講人(紀連海、劉心武等個別例外)絕大多數都是學院(大學和社科院)的教授、博導與學術權威(至少也是學術新秀)。
學院的學術資源進入公共空間并非不經過過濾和選擇。換言之,學院的資源并非全方位地成為社會流行文化的發動機,公共空間在接納和利用學院資源時也改造了學院的文化形象,甚至影響到學院各學術部門的原有平衡,促使后者在短時間內重新建構。其中有三點最值得注意。
第一,“中學”壓倒“西學”?！拔逅摹币詠?中國社會與人文學科的重心是“西學”而非“中學”,這是對晚清維新改良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盤反動的結果。盡管解放以后在“繼承發揚民族文化遺產”的口號下“中學”一直受到重視,但從來沒有壓倒過“西學”。這不僅表現在投入資源之大小懸殊,也表現在全部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方法論和世界觀來自“西學”而非“中學”。很長一段時間,是“西學”領導“中學”而非“中學”領導“西學”。然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情況逐漸有所變化。國家在“中學”方面的投入不斷提升,大型學術研究立項計劃紛紛向“中學”傾斜,“西學”(除了與“西馬”有關的課題)不知不覺失去了過去的領導和主導地位,成為真正封閉在學院內部的純學術操作,和社會整體的核心價值建構運動失去有機聯系。盡管沒有清楚的口號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體戰略無疑極大振奮了“中學”,在古典文學、傳統史學、古代哲學、古代社會制度、古代科學、古代習俗禮儀(尤其節日慶典)、歷代人口經濟地理和交通演變、古代建筑、傳統醫學及宗教各領域,學術研究都欣欣向榮,“研究梯隊”日益強大,研究資金日漸充足,社會關注也越來越可觀。甚至不少地方和部門還直接把所謂“傳統智慧”運用于管理、商業和日常生活,最后反映到大眾文化領域,由權威媒體驟然掀起一場全民參與的傳統文化熱,實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第二,“大傳統”壓倒“小五四”?！拔逅摹遍_始的中國現代文化運動,對民族文化傳統的關系很容易被簡單闡釋。比如始終有一種意見認為,“五四”中斷了傳統文化,使之發生“斷裂”。其實這是極不公平的。如果說傳統文化有所衰落,那也是傳統文化自身運行的結果,其衰落早就發生了(章太炎等許多現代學者認為傳統文化在宋代就已經開始衰落),而且這個過程至今并沒有完成,也就是說,衰落仍在繼續。為何衰落?其因應該在傳統文化自身。如果傳統文化果真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它就不會衰落。衰落之罪不能怪到“五四”。反之,若沒有“五四”,單依靠“五四”以前“中學”自身的研究方式,傳統文化不可能獲得現代性研究、保存、整理、闡釋乃至所謂“創造性轉換”與推廣。
“五四”所開啟的現代中國文化,盡管對傳統文化有所繼承,本身畢竟已經不再是傳統文化全方位的復興與延續,而是一種異質的新文化階段,二者之間的區別遠遠勝過認同。正是基于這一層了解,許多學者主張“五四”以后任何一種文化運動,哪怕極端的認同傳統的復古運動,都應該納入特殊的中國現代性范疇來考察?？墒?近年來的傳統文化熱產生了一種假象,好像今日中國文化結構中的“傳統”因素應該壓倒“五四”并取而代之。對今天許多中國人來說,他們了解“傳統”(哪怕是抽象化象征化的文化傳統)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解“五四”(哪怕是抽象化象征化的“五四”)。傳統節日、文化象征和典籍經常被紀念、被保護、被闡釋,而紀念“五四”的活動甚至連“虛應故事”也談不上了。在許多人的意識中,有沒有“五四”運動這回事也成了問題。關于傳統,人們總能說點什么,但關于“五四”,盡管過去才90年,已經相當茫然。有學者甚至指出,既然傳統有幾千年,“五四”至今不到百年,二者在文學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應該是幾千比幾十、數百比一二三某個位數。具體來說,比如寫一本《中國文學史》,先秦到晚清應該占99%的篇幅,“五四”至當代,1%的篇幅足矣。這種淺薄的見解起碼忘記了,“五四”不是傳統文化之外的一次偶然事件,而恰恰是傳統文化運動內部衍生的一個必然結果,二者之間的比重不能以單純的年代長短來衡量?！按髠鹘y”壓倒“小五四”,確實是近來比較流行的一種文化想象,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整體想象不僅以自身的傳統鄙睨自身的現代,更以自己的傳統鄙睨世界的現代,陡然發現祖宗原來還有大筆被忽略的遺產,于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在文化上也急遽膨脹起來,不再“拿來”,而急忙“送去”了——目前正以“大躍進”形式為世界各地送去孔子學院的豪舉便是這種文化想象的必然結果,而奧運會開幕式更集中表述了傳統壓倒現代、“死人”代替“活人”的文化狀況。
第三,“孔子”壓倒“魯迅”?！爸袑W”壓倒“西學”,“傳統”壓倒“五四”,一個最顯著的標志或象征就是“孔子”壓倒“魯迅”。這里仍然是以年代之長短而論價值之大小?！翱鬃印睅浊q了,“魯迅”才一百多歲,在許多人眼里,前者當然要勝過后者!所以,盡管魯學成績斐然,魯迅著作俱在,而孔子的事跡渺不可尋,孔子著作只是斷簡殘篇,孔子研究的諸多領域更只在猜測懸想之間,但社會上儼然似乎更了解孔子而不知道魯迅,孔子成為理所當然的國家文化名片?！八腿ァ钡臅r候,拿出的文化名片是孔子而不是魯迅(中國在世界各地開設的400多家推廣中國語言文化的最高機構是“孔子學院”而非“魯迅學院”)。
傳統想象與自我認同
新一輪文化熱,所熱的對象和內容原本無關緊要。在后現代條件下,不管講什么,只要運用文化煽動乃至文化恫嚇手段,一定有人傾聽和追逐,正如末世紛紛出籠的各個領域眾多假先知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缺乏追隨者。80后的抄襲寫手不是還為粉絲所裹挾而寧肯在經濟上賠償被抄襲者也不愿在事實上承認抄襲或者向被抄襲者道歉嗎?這種古怪的邏輯告訴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我們需要文化,不管文化是什么。
然而,“文化熱”所“熱”的主要還是傳統文化而不是別的,其中頗有玄機。
晚清以來,中國文化呈現多元開放狀態,總趨勢是后發型東方現代化國家主動學習世界和西方的心態占主導地位。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主要方法論依據,很長一段時間,眾所周知,無甚異議。但與此同時,回歸傳統、弘揚傳統的呼聲也從來沒有消歇,各種各樣的傳統主義、國粹主義、復古主義乃至急不可耐的“送去主義”始終是“拿來主義”的邏輯補充,只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會以不同方式呈現出來而已。比如,晚清的“中體西用”、整個現代時期不絕如縷的各種“復古運動”、十教授的文化本位論、傅斯年“東方學在中國”的叫喊、抗戰時期在“大后方”應運而生的戰國策派和新儒家,以及在延安發動的民間文藝、民族形式和中國氣派的建構,在淪陷區“小品文”的興盛、1980年代“文化尋根熱”直至21世紀新的傳統文化熱——從這個角度,實在可以對現代中國的傳統文化回歸熱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歷次傳統文化回歸熱,并不是真的要回到傳統。魯迅早就辛辣地指出,那些假裝迷戀往古的遺老遺少們比誰都更加懂得享受現代生活的種種便利,他們的復古只是一種立足于現代的富有欺騙性的生存策略而已。所以重要的是要看清傳統文化熱或包含的對于現代乃至當下中國的自我想象。
一個民族,如果整天沉湎于傳統,而忘記“向前看”,本來就值得警惕。但今天的傳統文化熱與現代時期的復古主義有所不同。盡管現代復古主義者也懂得享受現代生活的便利,但也并不能一概否認其懷古復古的認真和嚴肅。真有人相信只要復古,就天下太平,文化昌明,人性改善。許多復古主義是理想主義和悲情主義的全身心投入,他們頑固乃至變態地“玩古”,卻仍然值得同情。今天的“文化熱”卻并沒有那種嚴肅認真的樣子,“文化熱”的制造者們根本就是后現代社會的一群大玩家,他們并不相信傳統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只是因為在經濟領域產生了一些暴發戶,他們要領導一種文化潮流,本以為自己只會掙錢,但是在一群幫忙文人和幫閑文人的提醒下,忽然發現,原來老祖宗傾廢的舊宅或根本就不存在的想象的祖屋,竟是詩書禮樂的淵藪,趕緊翻箱倒柜,清理遺產。清理出來之后,并不加以批判的理解,而是用后現代的新材料合成迷亂的時裝趕緊穿在身上,自娛自樂的同時還順便以此傲視別的據說是沒有遺產的鄰居們。
據說美國60年代中產階級勃興,催生了提倡“細讀”的“新批評學派”,后者及時滿足前者的文化需求,教他們怎樣閱讀經典;現在中國的暴發戶面對像磚頭一樣扛回家的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通鑒紅樓以及為小皇帝們預備的三字經之類,卻沒有時間去“細讀”,于是就有學者們披掛上陣,走上各種講壇,叫他們來“悅讀”。這種“悅讀”不僅是自己高興,也與民同樂,那些在經濟上沒有希望或仍然沒有放棄希望的社會底層渴望在文化上走一條捷徑,與暴發戶們平起平坐,所以群眾性的“悅讀”,正好可以用現成的文化共同體來填補貧富懸殊造成的巨大心理鴻溝。
假熱衷與真冷淡
這樣一來,也就顯示了這場“文化熱”的本質:虛空的膜拜傳統,是為了掩蓋對未來的籌劃的匱乏;而匱乏未來的籌劃,必然一再求助于傳統。
遠交近攻、遠大近小、遠實近虛,神化傳統和虛化現代,一直是現代中國文化運動內部并非隱秘的沖動。今天的這場“文化熱”,只不過是利益最大化的資本運作機制驅動下的人為制造的文化繁榮的假象。對文化的全民熱衷只是一種假熱衷,而假熱衷必然伴隨著真冷淡。證據是:文化界這場“文化熱”并沒有取得文學界的應和與配合。相反,文學界對這場“文化熱”的態度一直比較冷淡。
文學是民族心靈的寫照,民族心靈必然依托民族文化,文學也必然反映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在特定時期的真實面貌。文學和文化水乳相融,不可分割。因此,很難想象一種沒有文學的文化,也很難想象一種沒有文化的文學。
然而如上所述,文學反映文化,是反映特定時期文化的真實面貌,不是片面迎合文化界某種不真實的自我想象與自我陳述。當文化界的自我想象與自我陳述比較符合文化的真實面貌時,文學和文化就同步發展;當文化界的自我想象與自我陳述背離文化的真實面貌時,文學就必然與文化界的步驟背道而馳。文化界熱得很,文學界則冷得很。
今天正是如此。
1980年代以來,復蘇的中國文學和同時復蘇的中國文化一度呈現同步發展態勢。尤其1980年代上半期,“諸神歸位”,學(文學)文(文化)并重,古今中外文化信息不分先后彼此一起涌入中國文學,使后者獲得了斑駁雜色的文化形象。
即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尋根”熱潮,相應催生了“尋根文學”,一時間中國文學的努力方向似乎就是要使自己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稍早一些時候,作家王蒙提出“作家學者化”口號,也很自然地得到多數的贊同。其實“作家學者化”就是要求文學作品更多地具有文化含量,因為“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作家隊伍與整個現代時期作家隊伍的根本區別,就是前者沒有后者那樣具有較高文化素養,有的甚至是沒有文化或只有相當低的文化就因著時勢需要而被推到作家位置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讓文學回到文化根基,讓作家取得和學者不相上下的文化素養,自然成了文學界的自覺追求。
但這個趨勢很快中斷了。隨著冰心、汪曾祺、孫犁、巴金、林斤瀾、張中行等一大批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現代作家或直接繼承了現代文學血脈的老作家紛紛謝世,“學者化作家”的典型虛位了。剩下來的作家隊伍,主角是“知青一代”中年作家,他們在“文革”時期讀了不少書,成名后也一直發奮“補課”,但畢竟沒有童子功,很快“內囊就空下來”,顯出疲乏荒歉的樣子,又不得不保持高產寫作,文化標準自然就放低。知青作家如此,比他們更年輕的60后、70后、80后、90后作家在應試教育中成長起來,更可想而知。這些作家占領文壇,“無文的文學”(沒有多少文化素養的文學)必然大行其道。
學術界有沒有文化,不容易一下子看出來,因為學者“終日孜孜”,多少總能弄出一點死板的學問來嚇唬人,但這種死板的學問不等于活的文化,它不與民族生活和民族心靈本體相調和,是沒有生命的擺設,自然也就不能代表特定時期民族文化的真實面貌。
經過文學創作的中介而呈現出來的文化就不同了。文學作品中的文化,經過作家心靈的調和,經過作家所熟悉的那一部分民族生活的過濾和檢閱,帶著生命的氣息,就能反映一段時期民族文化的真實面貌。于是就會出現看似吊詭實則非常自然的情況:在文化界熱鬧非凡地炒作文化以至于仿佛無處不文化的時候,文學界反而顯得基本沒有文化或者對文化熱極端冷淡。文化界的文化是炒作出來的偽文化,文學界的沒有文化或者對文化人極端冷淡,才是一定時期民族文化的真實面貌。文化工業可以按照利益最大化的資本運作機制人為制造文化繁榮的假象,但文學必須誠實地傳達出代表民族多數人的精神狀態的作家們的心中所本有的內容。這就做不了假。
作為“無文的文學”又一個范例,不妨看看目前創作力相對比較旺盛的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他們普遍有一種趨向,就是喪失了與完整的人類思想傳統(包括本國傳統文化)積極對話的興趣。在他們看來,傳統已死,沒有對話價值,時間就從他們站立之地開始(或即將到他們為止),歷史一開始就以他們為中心,只有他們看到的和經歷到的當下生活才值得凝視。于是,在他們中間展開了一種片面的文學競賽,就是看誰更及時、更鮮活、更豐富地捕捉當下生活的新現象,而他們所用以捕捉和凝視當下生活新現象的思想和語言資源,恰恰又只能取之于當下流行智慧和流行話語。結果,這種文學競賽變成了拼生活、拼信息。但這樣放棄與傳統積極對話的當下生活信息的片面展現與競賽一般的爭搶報道,注定是扁平的傳奇故事與“段子”集錦的結合。
當然,也會有相反的形態,就是少見多怪,因為被真實的空虛所追逐,慌忙從迎面碰上的隨便一種傳統的碎片中抓取一點兩點,迅速裝修門面,或者當真就作為終極的依靠。所以70后作家傳奇故事和段子集錦的寫作方式之側,也有那種突然不知道從那里得來的一星半點文化的碎片作為裝飾,比如,煞有介事地說點過去某個朝代的故事,神秘兮兮地演繹某種毫無根基的文化儀式,或者在已經不通的白話文里頭摻和一點高考惡戰中作為剩余物資保存下來的那點文言文的花拳繡腿。如果說前者是拼嗅覺,后者就是拼幻覺:完全拒絕傳統,和破碎的傳統意識一樣,都會墮入絕對虛妄中。
不管哪一種情況,目前這批青年作家的寫作,都可以視為“十七年”和“文革”之后“無文的文學”的又一個范例。他們其實更應該放下“生活”,拿起“書本”。我的意思是說,放下虛幻的“當下中心主義”,建立健全的歷史和時間意識(也是健全的存在意識),由此返回當下,才有新發現。
中國文學真要有所發展,必須認真調整自己與文化母體的關系。目前這種對人為制造的“文化熱”保持冷淡固然是好,但還不夠,更應該積極地迎上去,撇開虛假的“文化熱”,自己主動地去接觸、去擁抱古今中外的文化傳統,成為傳統的一部分,也使傳統真正活在自己的血液中。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既不是掉書袋,也不會是扁平的似乎忘記時間忘記傳統的當下生活的被動記錄,而是從聯系著過去也面向未來的活的文化當中自然流淌出來的活的文學。
“文化熱”并未貢獻活的創造性文化,而對“文化熱”持冷淡態度因此似乎無文化的灰燼般冷寂的文學,倒可能蘊含著值得注意的活的文化的火種。文學不僅作為試金石照出了“文化熱”之無文化的本質,它也像一片休耕歉收的荒地,倘有豐收的希望,也只能在這里,不再別處。
注釋:
① 本文系作者在2008年底“北京論壇”的發言稿,發表時有局部修改。
編輯葉祝弟
中國古代學校的論文題目范文第4篇
關鍵詞：古代判詞;藝術風格;裁判文書質量
2016年12月，一份寫有“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等詩句的詩意判決書走紅網絡。談及詩意判決書，就必然會提到中國古代判詞。中國是一個詩歌之國，而古代判詞也以其優美的語言、嚴密的邏輯和充分的說理論證，將其藝術之美發揮到了極致。
1 追本溯源——古代判詞的發展沿革
中國古代判詞，是古代司法人員依據法律作出判斷和評價的結論。它的范圍比當今的判決書的范圍更廣，即狹義的裁判文書、整個科舉考試的判詞以及文學作品中的判詞[1]。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中國古代判詞也經歷從萌芽到成熟直至完善的階段。
1.1 初創階段
古代判詞濫觴于殷商時期，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判詞材料，是西周晚期夷厲時期的亻朕匜銘文[2]。這一時期判詞材料的出現，主要得益于甲骨文的誕生和實體法與程序法并存的法律體系的形成，前者為判詞的記錄提供了載體，后者使得社會產生了對判詞的需求。但是，判詞材料并非原始判詞，難以反映判詞的原始樣貌?？傊?，在漢代以前的判詞，是極其簡單、粗疏的。在當時的判詞中，刑事方面只涉及被告的罪名，民事方面也只劃定了當事人的責任，判決的法律依據和據此裁判的理由偶有見到，案件事實幾乎沒有。因此，漢代以前是古代判詞發展史上的第一階段，為后期判詞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2 發展階段
唐宋時期，封建法律制度體系、思想和原則都已經確立，古代封建法制趨于成熟，司法判決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可以考察的唐判較多，比如《龍筋鳳髓判》《甲乙判》《全唐文》以及《文苑英華》中收錄的大量判詞。唐判以擬判為主，判詞有“文辭簡練”“表達準確”和“說理充分”三個要求，因此，其缺陷是很明顯的。由于擬判的盛行，在假定的法律事實范圍內，制判者根據既定的事實，作出判決。據此作出的判詞往往忽略了事實的認定與證明，進而影響到法律適用的準確性。
與唐代判詞不同，宋判不僅留存較少，可供考察的主要有《明公書判清明集》和《文體明辯》兩本著作，而且大多為實判、散判。為適應社會發展，宋判重視對案件事實的分析說理，在保留唐判重視分析說理、文字表達準確、簡練的基礎之上，宋判還進行了豐富和發展——引律為判。
1.3 成熟階段
中國古代判詞自明清時期開始步入成熟階段。留存下來的判詞不僅數量頗多，而且內容豐富，如《折獄新語》《醒世恒言》《于成龍判牘精華》《清代名吏判牘選》等。這一階段，無論是在表述、內容還是法律適用上，我國古代判詞都已經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判詞與訴訟程序緊密相連。而且，還出現了刑名幕吏階層，專門研習法律和公牘文書。
2 獨樹一幟——古代判詞的藝術風格
自明清時期起，古代判詞就確立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從語言特點上看，辭藻優美、旁征博引、聲調鏗鏘、言簡意賅;從內容上看，包括事實、理由和裁判結果三個部分;從邏輯推理上看，三段論的地位無須多言。本文主要談論古代判詞的語言風格。
2.1 言辭華美、聲情并茂
中國古代司法人員所作判詞言辭華美、聲情并茂、對仗工整、邏輯嚴密，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法律價值。如蘇東坡的《風流和尚殺人案》：
“這個禿驢，修行忒煞，云山頂上空持戒。
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
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判訖，押赴市曹處斬。”[3]
在此份判詞中，“禿驢”“修行忒煞”“空空色色今何在”等詞都表達了蘇軾強烈的個人情感和主觀色彩;這一判決從道德和倫理出發，沒有引用任何法律條文;其內容與判定罪過、裁量刑罰無關，但是作為一項重要的證據規則的自由心證卻產生了重大影響。蘇東坡“以詩入判”，將老套的公文變得趣味無窮，也使其判詞名垂青史，在后世流傳開來。
2.2 引經據典、博雅曉暢
司法官員在制判時引用典故來鋪陳事實、闡明道理，以證明自己的判斷合情、合理、合法。判決書引用典故，自然而不潤飾、確切而不堆砌、流暢而不晦澀，從而達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不盡情”的效果。例如白居易的一份判詞：
“二姓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于和鳴，鳥豈忘于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弦未續;孔氏出母，疏綱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救？況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想芣苢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不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匱。”[4]
本判共127個字，幾乎句句用典，共計10個典故。典故雖然多，但是毫無堆砌、拼湊之感。在勸誡甲父子要懂得“蔭庇其母就是蔭庇其根”的道理時，引用《左傳·文公七年》中“葛藟猶能庇其根”的典故;在勸誡甲子銘記母恩時引用了《詩經·小雅·蓼莪》;用《漢書·王吉傳》中的“去婦復還”，描述甲的妻子有返家的意思。此類例證還有很多，無不彰顯著典故在判詞中的妙用。判詞引用典故，知情動理，文風清雅，充分體現了判詞引經據典的法學價值。
2.3 措辭簡潔、短小精悍
與現代的裁判文書相比，古代的判詞以措辭簡潔、短小精悍見長。如《于成龍斷馮婉姑抗婚案》一案的判詞：
“關雎詠好述之什，周禮重嫁娶之儀。男歡女悅，原屬恒情。夫唱婦隨，斯稱良偶。錢萬青譽擅龍，才雄倚馬;馮婉姑吟工柳絮，夙號針神。初則情傳素簡，頻來問字之書;繼則夢隱巫山，竟作偷香之客，以西席嘉賓，作東床之快婿，方謂情天不老，琴瑟歡諧。誰知孽海無邊，風波忽起。彼呂豹變者，本刁頑無恥，好色登徒;恃財勢之通神，乃因緣而作合。婢女無知，中其狡計;馮父昏饋，竟聽讒言。遂以彩風而隨鴉，乃使張冠而李戴，婉姑守貞不二，至死靡他，揮頸血以濺兇徒，志豈可奪？排眾難而訴令長，智有難能。仍宜復爾前盟，償爾素。月明三五，堪諧夙世之歡;花燭一雙，永締百年之好。馮汝棠貪富嫌貧，棄良即丑，利欲熏其良知，女兒意為奇貨。須知令甲無私，本宜懲究，姑念緹縈泣請，暫免杖笞。呂豹變刁滑紈绔，市井浮徒，破人骨肉，敗人伉儷，其情可誅，其罪難赦，應予杖責，儆彼冥頑。此判。”[5]
此判短短300個字左右，對仗工整、邏輯嚴密、條理清晰、文辭優美、駢散結合、重點突出、層次分明，整體看起來干凈利索。若是將該案放到現在，其判決書可能要寫洋洋灑灑上千字，與古代言簡意賅的理念背道而馳。
2.4 聲調鏗鏘、富有氣勢
法官在某些情況下扮演語言家的角色。凡是認真對待自己和自己立場的法官都承擔著任務決策和口頭表達的雙重任務[6]。由此可見，法官不僅是居中的裁決者，還是善言的說理者。至于如何說理能讓人們接受，以增強判決的公信力，還要看古代司法人員的判詞。著名詩人元稹曾有一判，即《怒心鼓琴判》：
“感物以動，樂容以和。茍氣志憤興，則琴音猛起，倘精察之不昧，豈情狀之可逃。況乎乙異和鳴，甲惟善聽?？酥C清響，將窮舞鶴之態，俄見殺聲，以屬捕蟬之思。憑陵內積，趟數外形。未平君子之心，翻激小人之慍。既彰蓄憾，詛爽明言。詳季札之觀風，當分理亂。知伯牙之在水，豈日講張。斷以不疑，昭然無妄。宜加黜職，用刺褊心。”[7]
樂乃是人心對外物的感受，此判不僅闡述了用詩表達人的志向、用歌表達人的情感的一般原理，更敘述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古代君主通過統一“樂”以達到統一民心的目的。當代法官們“流水作業”式的裁判文書，雖然說理透徹、邏輯嚴密，但是卻沒有古代判詞那種聲情并茂的氣勢貫注其中[7]。反觀古代判詞，氣勢充沛、聲調鏗鏘、音韻和諧，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音樂美。
3 鑒古知今——現代裁判文書的反思
如今的判決文書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案情、事實與理由和判決結果，但是事實認定部分含混不清、裁判理由缺乏論證過程、法律條文引用缺乏解釋等現象十分突出。而古人把“曉之以情”和“動之以理”當作兩大說服策略，故“情理化說理”和“文學化表達”也是我國古代判詞的兩大優長。知往鑒今，當代法官應該從中汲取養分，力圖作出“情理兼顧”“文采斐然”的裁判文書。
3.1 影響裁判文書的因素
我國的裁判文書處于一種不斷摸索的階段，就現狀而言，裁判文書的質量不容樂觀，其影響因素是多種多樣的，主要受觀念、制度和制作主體三方面的影響比較大。首先，在傳統“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的影響下，法官在撰寫法律文書時，強調案件的結論報告、忽視裁判文書的制作，強調對案件事實的描述、忽視對裁判理由的論證，這就導致了裁判文書中論證和推理不足。當事人往往只看判決結果，而對其中的論證說理漠不關心，很難產生共情，裁判文書的公信力自然不會很高。
其次，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影響著裁判文書的制定。一方面，在職權主義模式的影響下，法官先進行書面閱卷，遵循過往審判經驗，先入為主，導致法庭審理流于形式;而在法院內部，在院庭長審判監督下，法官十分重視結案報告的書寫，忽視裁判文書的制作，使得裁判文書稍顯粗糙。另一方面，裁判文書的考評缺失。與判例法國家追求優秀的裁判文書不同，我國法官一般沒有這種追求。因為無論裁判文書制作得有多么完美，其判決理由也不可能像判例法國家那樣當作法律來用。案件質量由“發回重審情況”“改判率”等指標決定，法官通常更重視案件質量，不會在意那些“華而不實”的裁判文書。一般情況下，當上級法院“掌握”否決下級法官辛勤工作的最終成果乃至下級法官“命運”的“大權”時，下級法官自然不會花精力在判決文書的撰寫上。
最后，法官的素養也會影響裁判文書的制作。在案件數量多、人員配置少的條件下，法官“一人分飾數角”，要審理案件、調查取證和歸檔等，難有精力來精心制作裁判文書。另外，裁判文書的制作也受限于制作法律文書的主體的素質。在法院隊伍，尤其是基層法院中，法官的專業素質和文化素質總體上還比較低。
3.2 提高裁判文書質量的構想
中國古代判詞具有濃郁的文學色彩，極具說服力和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定紛止爭的司法目的。提高現代裁判文書的質量，可以從古代判詞中汲取養分，使裁判文書融情入理，富有“詩意”。
首先，必須轉變輕視裁判文書制作的觀念。在古代，判詞之所以受到極大重視，是因為判詞的制作一直被視為歷代科舉考試的必修科目和選官標準之一。因此，要提高當代法官的制判水平，就要充分認識到優秀裁判文書的有益之處，轉變“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案報告、輕裁判文書”的傳統理念。其次，要建立裁判文書考評制度。為制定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考核標準，不妨從修辭、格式等方面入手，同時嚴格把關法官的選拔、培養、激勵、淘汰等環節，以提升法官的個人素質和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再次，裁判文書的說理可以借鑒注重喚起當事人的親情、友情、愛情的古代判詞，如今這些情感因素依然烙印在人們心中，值得當代法官在制判時加以運用。最后，增加裁判文書的“文采”。若判詞表述沉悶，毫無生氣，無論說理多么嚴謹，當事人都很難產生共鳴;但是如果是在一種活潑生動又不失邏輯的語言環境中，當事人不僅樂于傾聽，還能口口相傳。因此，在制作裁判文書時，可以巧妙地運用比喻、對比、引用、排比等修辭手法，來增加裁判文書的“文采”，增強其可讀性。
4 結語
美麗如詩、理法交融的中國古代判詞，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但其擁有的法律價值和文學價值至今仍然熠熠生輝。盡管古代判詞中法律的嚴肅性和神圣性與當代判決書相去甚遠，但依然能為如今的法制建設和司法改革注入新鮮的血液。
參考文獻：
[1] 汪世榮.古代判詞研究[J].法律科學，1995（3）：79.
[2] 黃霞.中國古代判詞的情理與文采[D].湘潭大學，2017.
[3] 林語堂.蘇東坡傳[M].湖南文藝出版社，2016：110.
[4] 夏婷婷.唐代擬制判決中的法律發現[D].吉林大學，2010.
[5] 范忠信.于成龍斷馮婉姑抗婚案[J].中國審判，2006（11）：76.
[6] [美]索蘭.法官語言[M].張清，王芳，譯.法律出版社，2007：37.
[7] 楊興培.中國古代判詞的法學與文學價值[J].北方法學，2013（05）：150-160.
作者簡介：張玲（1995—），女，湖北利川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法學理論。
中國古代學校的論文題目范文第5篇
清代的八旗駐防城因其駐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責。清廷幾經設載，最終全國共設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寧夏、伊犁、西安、成都、荊州、江寧、杭州、福州、廣州等共13處。將軍衙署是綏遠城的主體建筑之一,也是綏遠城的象征，是我國現存同類衙署中保存規模最大，現狀最好的武官衙署遺址。這些過去營造活動留下來的成果在今天都可稱作建筑遺產，它是人類文化遺產中一個所占比重很大的很重要的類型，是偉大中華民族的寶貴財產。我們今天的責任就是保護它們，維護它們，以健康的狀態留傳后代。
遺產是不可再生的，綏遠城將軍衙署建筑群是建筑遺產的一種類型，它具有遺產的共性，即作為“遺留物”的本質。如今，由于種種原由一點一點被人們遺忘或拆毀，它所表現的某種文化已經消失或者正在衰亡，成為無法再挽回、再恢復的歷史，只有幸免留存下來的殘留城垣與將軍衙署，含有關于那種文化的信息，微微的見證著那過去的時間與歷史，其價值不可忽視。隨著綏遠城的消失殆盡，而將軍衙署與殘留城垣攜帶的文化信息，在研究清代古建筑領域中，價值越發珍貴。因為價值的大小雖然與時間沒有必然的關系，但與某種文化的消亡程度成正比。并不是建筑物存在的時間越長，價值必然越大，只是由于時間越久遠，信息損失得往往越多，越徹底，相應地含有信息的建筑物價值也就越大。
古建筑的價值包含兩個基本方面，一是物質價值，即是古建筑本身所具有的，作為實用的建筑物的價值。二是信息價值，它是古建筑作為見證物所具有的價值，換言而說，就是古建筑包含的信息的價值。對于將軍衙署來說，兩方面的價值不是重疊的，價值的大小也不是等量齊觀的。如將軍衙署的物質價值就是作為清朝官式建筑，特點為前朝后寢，附有住宅和公事的價值，而信息價值卻是見證了自清乾隆二年建城至清朝滅亡的174年間的79任綏遠城將軍與民國時期20任署將軍、都統、省主席在此進行的所有活動。作為住宅的價值可能很低，不為人所重視，但其有的信息價值而使其脫離了普通住宅的范疇。顯然作為見證物的信息價值遠遠大于其作為住宅的物質價值。一般而言古建筑的價值內容的構成包括一下四個方面，即歷史價值、科學與技術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人文價值。
其一、歷史價值為古建筑產生的背景所包含的見證歷史事件的信息價值。它實際上是社會人文價值中重要內容，一般古建筑這一內容都列入到社會人文價值來論及和評估。綏遠城是清代八旗駐防城，駐守將軍品秩為從一品，因其駐守地方，故有封疆守土之責。將軍衙署是綏遠城的主體建筑之一,也是綏遠城的象征，坐落于綏遠城西街東端，座北朝南，共有六進院，132間房屋，為城內之中心點。它從建成以來一直到新中國的誕生，是綏遠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的辦公處所。因而有較大的歷史文物價值。
這一歷經近三百年風雨洗禮的一品封疆大吏的府邸，以另一種身份繼續著述古追今的使命。民國十三年(1924年)一月內署弗戒于火，三堂正宅延燒殆盡①。同年，綏遠都統馬福祥重建三堂，建筑風格多為模仿西方建筑，對清代官衙進行了一次新的改變和承治。利用新的科技和營造工藝，與傳統與進步、傳統與外來建筑文化的碰撞和綜合下，改變和突破了清代嚴格等級制度，以自身的獨特風格與裝飾書寫了在此發生的點點滴滴。尤其見證了毛主席提出的“綏遠方式”的偉大勝利，更加提高了它的歷史價值。
其二、在某古代建筑物從原材料的加工到營建完成的社會生產活動中，能夠體現出那個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社會經濟狀況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稱其為科學與技術價值的體現。清代時期，建筑形制已規范化、模數化。將軍衙署采用《清營造則例》官衙建筑的營造技術，整個院落的布局前朝后寢，縱深6進院，橫向有東西跨院。中軸單體建筑是9椽架懸山式建筑，其他建筑為硬山式建筑。均為灰瓦頂，使用材料是木材，灰瓦和磚。反應出清代邊防官衙型質的質樸和威嚴、封建統治者專制的集權化、制度的專權化以及封建思想的高度集權化。由此可為，將軍衙署建筑群在營造過程中所使用的技術是最先進的，成為判定科技價值的重要內容。中國古代官式建筑通常應用先進的、高級的、復雜的技術，以顯示其等級高低和重要程度。從這個意義上不難看出，歷代都城的規劃與建設，國家興建的官式建筑、宮殿建筑等，往往集中了最先進的技術，科技含量很高，從而具有很高的價值。
其三、古建筑一定程度上是屬于造型藝術的范疇，包括藝術創作的風格特點、藝術創作手法、體現出的社會審美觀或審美情趣等方面。將軍衙署為平面布置，是以院落為單位。主要建筑物有正房、側座以及回廊、耳房等附屬建筑物組成的院落，是一組完整的建筑群，是生活、活動的場所，也是一個完整的古代建筑形象。在布局上主要建筑物的中線為軸線，而取得全建筑群左右均衡對稱，表現了一定韻律節奏的連續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并產生最大的藝術力量，聘請了各不同地域的優秀匠師的積累無數的具體的造型手法，包括尺度、比例的具體規定。如兵部尚書通智、歸化城都統丹津、山西省豐川衛守備沈鴻鈞、工部主事閔廷曲等皇帝親自指派的高級官員和地方官員②。
將軍衙署每一處建筑房屋，由三個主要部分構成：屋頂、屋身，和臺基;以鮮明的形象滿足著審美的要求。屋頂、屋身和臺基的龐大體積造成雄偉壯麗的印象，直接夸耀了統治階級的“尊嚴”和“威風”。其裝飾是豐富的，華麗精細的裝飾與完整的壯觀的造型是統一的。這與所采取的裝飾方法有關，裝飾的部位均為處于構件交接的部分，例如：房脊、柱頭、欄稈、門環等結構上的關節，以集中地突出了進行裝飾加工的部分。造成了繁而不亂，統一的藝術效果。但裝飾的方法，紋樣的母題和處理，色調的配合等都深刻地表現人民的藝術才能，是我國裝飾藝術的寶藏的重要部分。
其四、社會人文價值是指建筑物對社會生活、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禮儀制度、宗教、民間活動與風格、歷史事件與人物等等的見證價值，是在使用過程中形成或具有的，不是建筑物一被建造出來就有的。它包含有使用價值、使用功能、延續使用后的功能變化、新的使用功能、創造與改善景觀的價值。將軍衙署是綏遠城的主要建筑群之一，是綏遠城最高軍政首腦工作和生活的場所。在清準雙方暫時戰和的條件下，綏遠城為右衛駐防八旗兵北移屯居和安排從漠北撤回的八旗將士之用，充分發揮了它所初期建造的目的，為屏藩朔漠，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作為歷史文化遺存，古建筑與旅游注定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作為一個城市甚至民族歷史文化的象征，將軍衙署擁有多重價值和功能，如果這些價值不能有效地向公眾展示，就會出現價值缺失的現象。旅游因其特有的可愉悅大眾的功能，無疑成為了將軍衙署價值展示的首要途徑。以旅游形式傳授知識，啟迪智慧，陶冶情操，還能弘揚民族文化，延續歷史文脈，喚起人們的愛國熱情;同時，旅游使得對將軍衙署等古建筑的保護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從而激發社會公眾自發或自覺保護古建筑的行為。
古建筑是我國古代建筑活動的主要果實，是我國古代建筑技術、藝術的結晶，也是我國古代乃至近代政治、經濟、社會活動的載體，是全方位反映我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特征的歷史遺產，具有價值高、代表性強、分布廣、時間橫跨大，類型多樣的特點，已成為自開展文物建筑保護工作以來我國不可移動文物保護的主要對象。古建筑是歷史文化的載體，是特殊的不動產，在現代化建設中，它具有保護和利用的雙重價值。將軍衙署，清代與民國兩種價值的重疊，但并不等量齊觀，以清代的歷史價值、社會人文價值最為突出。
注釋：
①綏遠通志館編纂：《綏遠通志稿》卷八十八“人物”，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冊，第451-452頁。
②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奏議通智所請選派諳熟工程之員赴歸化城辦理工程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檔號：0755—06.2，微縮號：017—1193
(作者簡介：張 靜(1975.8-)，女，漢族，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人，大學本科，文博館員，在內蒙古自治區將軍衙署博物院工作，主要從事清史、清代內蒙古地區歷史為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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