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范文第1篇
一、原因
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異常嚴峻,但很長時期以來,學界認為可以用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理論來解釋中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 “倒U假說”理論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庫茲涅茨在1955年發表的《經濟發展與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的,他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趨勢可以假設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迅速擴大,而后是短暫的穩定,最后在增長的后期階段逐漸縮小。而通過分析我國的收入差距的階段劃分來看,我國的收入分配呈現出了縮小一擴大一縮小一擴大這樣的一個過程,和該理論是相違背的,說明我國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無法單純的用經濟增長來解釋，它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1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2“剪刀差”的作用;3受教育程度的差異。
二、影響
2.1正面影響
(1)一定時期內能使我國經濟在生產力發展方面有長足進步,比如 改革開放后打“破大鍋飯”及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確實把我國的現代化。 (2)使農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素質。 2.2負面影響
(1)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從而影響改革發展的進程。
(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導致農村居民購買力過低,難以激活農村廣大消費市場,可導致農村邊際消費傾向持續走低,而這又影響了投資乘數作用的發揮,難以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從而影響我國經濟全面發展。
(3)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會導致農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資本水平低下,直接導致了農村教育投入不足,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水平難以提高,這也決定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撐。為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最關鍵的還是要不斷提高農村居民的受教育度。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唯有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才能真正提高農村居民 的收入水平。
三、對策
3.1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從總體上講,我國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階段,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是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關鍵。 3.2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入
首先,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改進糧食補貼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導下形成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機制。 3.3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 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如果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提高了,將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根本所在。
3.4建立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低收入群體和弱勢人群的扶助力度。 結語：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范文第2篇
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
現在社會，我們一般用人均收入差異和基尼系數來描述區域或國家間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幣上升到2013年的6767美元，其中，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3元上升到26955元，增加了26611.7元，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長到2013年的8896元，增長了8762.4元。城鄉收入差距在1978年至1984年呈逐步縮小趨勢，1978年城鄉收入差距倍數是2.39，1984年為1. 76，但是從85年開始，城鄉居民的收入比呈逐步擴大趨勢，2013年差距倍數為3.03。根據國際上的理論，當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人均GDP為800~1000美元時，合理的城鄉之間的收入比為1.7，而當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人均GDP為1500美元時，城鄉收入差距會自然下降。但與之相悖的情況是，截止到2013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6000美元，而我們的城鄉收入差距已經達到了3.03，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下降，反而還有擴大的趨勢。
另外一個反應收入差距的是基尼系數，它是國際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嵯禂凳且獯罄慕洕鷮W家1922年提出的，目前是國際上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其經濟意義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一般來說，低于0.3屬于收入過分均等。高于0.4屬于差距過大。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中國城鄉之間由政治分層逐步轉化為經濟分層，基尼系數尤其從90年代以后有逐年拉大之勢，官方公布的我國基尼系數，2013年達到0.473，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進入不安全狀態。而事實上，西南財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研中心發布的我國的基尼系數要比0.473高許多，著令人擔憂。
二、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關于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原因，中國的學者很早就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歸結起來，我國現階段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
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大主要是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不協調發展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嚴重妨礙著城鄉之間物質、信息、技術、生產要素等的合理流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希望通過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來迅速改變經濟落后面貌，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政府的投資絕大和外援大部分流向現代化的工業部門，農業生產所得的份額很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工業產品的“剪刀差”低價收購農產品，將農業剩余轉化為工業利潤，再通過控制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把工業利潤轉化為財政收入。國家還通過農業稅收入和農業儲蓄等渠道獲得大量資金積累，支持工業的優先發展。農村所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用來支持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但以城市化為中心的工業化路線并沒有緩解城鄉收入的差距，改善農民的收入情況，反而強化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個嚴重障礙。在戶籍制度方面，自1985年以來，我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導致城鄉居民遭受不平等待遇。該制度明確將城鄉居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類，而且兩類人口在就業機會、福利待遇、教育資源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異，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過度傾斜，形成了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化的基礎。戶籍制度將農村勞動力長期禁錮在農村和農業，使得城鄉居民的競爭起點不公平，使農村居民難以得到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認同，沒有給予農村居民以“平等國民待遇”。戶籍制度規定“農業戶口”的居民必須經過政府主管部門的批準才能遷入城市，其加大了農村勞動力轉移成本和難度，把農村勞動力長期禁錮在農村和農業，減少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的機會，阻礙了中國非農化和城鎮化的進程。
（2）、受教育程度的差異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已經取代物質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人力資本是對勞動力投資的結果，即教育的結果。實踐證明，受教育水平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比關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越高。勞動力素質較高者能夠為社會能提供更多的貢獻，從而獲得的高收入。人力資本還表現在:受教育程度越高，所處的等級越高，他們掌握的技術水平也就越高，就越不容易被替代，得到的收入也就越高。據測算，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釋城鄉收入差距的40%。在我國，農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他們所掌握的科學技術水平較低，在農村表現為從事固有的農業經濟，而在城市主要表現為從事建筑業、服務業等工作，此類工作簡單，被替代的可能性極高。而且農村地區由于教師工資待遇方面與城市存在較大差距導致農村地區師資隊伍不穩定，一些優秀教師會流向城市從而在數量和質量兩方面均不能滿足和適應農村教育事業發展的需求，再者，農村學校沒有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教學硬件設備和校內基礎實施。教學條件差，設備簡陋，圖書、體育等資源和器材嚴重不足。城市學校教育教學設備齊全，絕大多數學校已經使用現代化的教育教學手段，建立了包括實驗室、語音室在內的一系列教學設施，從而導致城市和農村的學生在享受教育資源上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線上。
（3）、農業投入不足
城鄉分割的財政投入體制使得我國對農業支持力度明顯不夠、投入嚴重不足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十分不相稱。伴隨著農業投入不足，農業基礎設施老化，農業減災抗災能力大為下降。我國農村水利基礎設施主要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所建，由于多年來一直缺乏資金維護，目前大多已年久失修，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農村交通不便，目前還有不少偏遠農村地區未能通電；農業科技推廣與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業科研及推廣費用過少，遠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水平。雖然近年來我國財政支持農業支出數額雖然呈現出不斷增加的趨勢，但總量依然不足。農業的發展離不開農田水利設施的建設，而農業基礎設施的改善需要注入大量的基本建設資金。在城市，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包括電力、通信、道路以及教育都是由國家財政支付，而在農村地區，這些項目很多都是由農民自己籌集，國家財政的支持力度遠遠不足。在公共教育、社會保障方面，國家對城鄉的投入都是不均等的，而且差異很大。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可以提高農業的生產的綜合能力，從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但是農民的收入水平本來就很低，因此也不愿意過多的把資金用于此，那么國家財政的投資的不足必將導致農村發展速度的落后，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4）、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
社會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居民間收入差距，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養老、醫療和失業等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援助系統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構建是減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徑之一。但是在我國，社會保障在城鄉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就目前而言，有兩億左右的農民脫離了農業乃至農村，成為臨時或永久性的非農產業和城市的從業人員。這些農民從事的行業以建筑業、工商及服務性行業為主，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時刻面臨著失業的風險，而工業、建筑業等行業的從業者還面臨著工傷和職業病的風險等。這種伴隨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現代風險結構明顯有別于傳統的、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自然風險，因而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形式就難以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但是，我國目前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卻始終將農民工拒之門外，使農民不能平等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成果。此外，因身份與等級的差異形成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極不平等的格局，直接損害了社會保障的公平與公正，強化了二元戶籍制度。損害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更是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
三、縮小收入差距的對策
（1）、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改變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現城鄉在政策上的平等、產業發展上的互補、國民待遇上的一致，推進城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努力減輕農民負擔，加大扶貧力度，保障農民利益，讓農民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明和實惠，使整個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從總體上講，我國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工業反哺農業的發展階段，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是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關鍵。只有適應農村改革發展新形勢，才能真正促進農村居民的可持續增收，緩解城鄉差距的擴大，實現城鄉居民在更高水平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與此同時迫切需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使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后，在就業、社會保障、獲得公共服務等方面能夠享受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在一切需要的資源上，都可以通過平等的與城市居民競爭獲得，而不是靠戶口所給予的“特殊身份”得到。徹底改革現有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發展。以城市為中心、小城鎮為樞紐、鄉村為基礎，城鄉依托、互惠互利、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城鄉新型關系。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城鄉在規劃建設、產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態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體化，完成可以完全開放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的流動不受到抑制，就避免了形成分割的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城市勞動力市場。因此，如果把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城市的各種補貼制度（如住房補貼、交通補貼等）改革相配套，實現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樣的國民待遇，將有助于形成城鄉經濟的一體化，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2）、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 、提高農業勞動者的素質
在我國，農村勞動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勞動力的技術含量不高，對于經濟發展與創新方面都比較落后，這些阻礙了農民的收入的提高，也阻礙了農業的發展。所以，應當要重視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要發展農村教育，首先應該當扎實落實九年義務教育，改善農村辦學條件，使農村兒童與城鎮兒童有同等的發展機會，農村地區還要要在普及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創新農村職業教育模式，大力發展以推廣農業科技為主的職業教育，加強農業技術方面的教育，全面普及農業科技知識，把農業技術推廣和教育事業結合起來，提高農民勞動者的素質。從而使農民有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在農村建立人才開發機制，為農民提供培訓機會；鼓勵大學生服務于農村，將知識帶回農村；積極開展農民工職業教育等。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如果農村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提高了，將會成為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縮小城鄉差距的根本所在。近年來，勞務輸出和特色優勢農業對農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逐年增加，特別是勞務輸出產業對增加中低收入的農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應當本著城鄉統籌發展、以工促農的原則，加大勞動技能培訓力度，提高勞務輸出人員素質和能力，增強就業能力，提高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貢獻。同時要鼓勵大中專院校學校的畢業生到農村服務，加強對他們的補貼，為其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和政策支持，將先進的科技知識帶到農村地區，帶動農民致富。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3）、加大對農業的資金投入
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業發展。要提高農民收入，加大對農業的資金投入必不可少，因為農業是弱質產業，比較利益低，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的利益傾向會導致農業投入的嚴重不足。歐美等發達國家對農業的支持政策主要通過政府不斷增加資金投入，提供農業投入產出效益和農民收入水平，從而達到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當前，我國應該進一步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加強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力度，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大力扶持農產品加工業。以市場為導向，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業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加大財政的投資力度，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的水利工程、電力設施、道路交通等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生產效益。還要推進農村稅費制度改革、改進糧食補貼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導下形成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機制。糧食直補的效應表明:國家對農業、農村、農民直接支持、補貼的效果遠遠大于間接投入的效果。最后，放寬農民貸款政策，對于有發展前景的項目給予更多的優惠和幫助。推進農村投資和金融體制改革，鑒于目前農村的信用制度缺失，所以特別要搞好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提高農村金融行業的信用度至關重要，為農民的創業增收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擴大農業投入來源，增加農業投入總量。此外，還要充分利用農村的有利條件，比如自然風光、當地特色文化等，開發農村創收產業，發展旅游業，并在技術上給予支持，從而增加農民收入。
（4）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這個社會保障體系應當是以反貧困為基準的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首先，我們應該建立農村土地社會保障體系。一方面要提高土地補償費的標準，制定合理的符合現有經濟發展水平的征地補償標準，另一方面，要改革征地補償方式，將原先交給農民的土地補償費絕大部分作為養老保障費，變為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水平。其次要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政府應該就農村實際情況，就各個層次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使社會保障體系化、法制化。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低收入群體和弱勢人群的扶助力度。在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前提下，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資力度，將一定比重的資金投入到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衛生保健和救濟扶持上，尤其在解決一些貧困地區低教育狀況、增強貧困者自身發展能力上，政府要直接干預并輔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漸進式的改革中，最終實現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5)、優化農村經濟結構。
通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等落實農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發展農村經濟和非農產業，以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是國際上農村經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解決貧困地區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長期性和根本性措施。農村工業化，就是大力發展農村第
二、三產業，不斷提高第
二、三產業在農村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剩余勞動力從事非農產業，提高農民收入。同時，對于農村經濟，政府應積極指導，使城鄉對農產品供求雙方信息得到盡可能對稱，以便科學布局。以小城鎮為樞紐，振興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小城鎮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一體化的主要陣地。在小城鎮的開發建設中，應該做好規劃，注意城鎮特色、區位特點以及環境建設。加快推動城鎮工業園的建設，促進鄉鎮企業的持續發展。保證鄉鎮企業的資金需求，提高鄉鎮企業的經濟效益，建立鄉鎮企業的運行管理機制，創造良好的就業環境，吸引人才。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和農民自主創業，提供政策、資金等多方位的支持，帶動農民致富。以小城鎮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完善農村市場體系，在交通、通訊、郵電、信息等方面加強配套設施建設，搞活農村地區的第三產業，縮小城鄉差距。
參考文獻: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范文第3篇
北京作為京津冀發展的核心地區,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9 073元增加到52 859元, 年均增長率為12.7%;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3 262元增加到20 569元, 年均增長率為9.2%。城鎮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比農村居民高3.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15 811元增加到32 290元, 差異額年均增長率為15.8%。
天津市在2010~2015年,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2 639元增加到31 506元, 年均增長率為2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5 580元增加到17 014元, 年均增長率為27%。城鎮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比農村居民低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7 059元增加到14 492元, 差異額年均增長率為21%。
河北省2010~2015年,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6 263元增加到26 152元, 年均增長率為1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5 958元增加到11 051元, 年均增長率為13.5%。城鎮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比農村居民低3.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10 305元增加到15 102元, 差異額年均增長率為8%。
從年均增長速度來看, 2010-2015年間京津冀三地城鄉居民收入均增長較快, 年均增長率基本都在10%以上, 其中天津市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都達到20%以上;從城鄉增速對比來看, 北京地區保持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快于農村居民的態勢, 而天津與河北兩地則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速超過了城鎮居民;從城鄉收入差異額增長率來看, 北京和天津都在10%以上, 而河北地區差異額相對平穩保持在8%左右, 可以看出北京和天津在京津冀經濟發展圈中發展速度快、經濟水平高, 城鄉收入差距也相對較高, 而河北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 其城鄉收入差距也較小。
2 京津冀三地區城鄉收入差距成因分析
2.1 京津冀三地市場規模存在較大差異
京津冀三地市場規模差異較大, 直接影響了三地區經濟發展規模和水平。北京作為全國的首都, 人口聚集密度和收入水平都要高于天津和河北, 北京的市場規模也要遠大于天津和河北。北京借助于自身獨特的經濟和文化底蘊, 聚集了大量資金和優質資源, 這些優勢是天津、河北兩地所不具備的。
2.2 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不均衡
從人均GDP看, 2015年, 北京、天津人均GDP均超過1.7萬美元, 而河北僅為6 481美元, 還不到京津兩地的一半。從產業結構看, 北京以三產為主, 2015年北京市比重達到79.7%, 并呈明顯的高端化趨勢;天津三次產業結構為1.3:46.7:52.0, 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首次超過50%;河北省三次產業比重分別為11.5%、48.3%和40.2%。由此可以看出, 北京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 天津處于工業化階段后期, 而河北尚處于工業化階段中期。
2.3 京津冀三地城鎮化發展水平不均衡
2015年, 京津冀三地城鄉居民構成情況也各有不同, 河北省人口數量大, 城鄉人口比重分別為51.32%和48.68%, 農村人口比重基本占到一半左右;而北京市和天津市的城鎮人口比重分別為86.51%和82.61%, 城鎮人口比例明顯高于河北省。從城鎮化率看, 京津冀三地城鎮化率分別為86.4%、82.3%和49.3%, 京津兩地與河北省城鎮化發展水平差距較大。
結束語
京津冀協同發展, 需要關注短板, 改善三地區內部和區域間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首先, 從各地區內部來看, 天津和北京需關注本地區內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從區域間來看, 河北省需提高本地區城鄉居民收入, 縮小與其他兩地區的收入差距。雖然河北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穩定增加, 城鄉收入相對差距縮小, 但與京津兩地的絕對差異仍然較大。在加之外部市場規模和投資額的作用下, 京津與河北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有可能會繼續擴大。因此, 在未來實現京津冀地區協調發展的過程中, 中央政府需要加大對河北的政策傾斜, 并在政策、技術、資金、管理等多方面給予支持。其次, 三地區要準確把握京津冀發展的內涵。京津冀協同發展就是要通過優化資源布局, 推動公共服務均衡化, 實現各種優勢互補, 整體提升京津冀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影響力, 促進本地區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和諧進步。第三, 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效機制建設。探索跨行政區劃的經濟協同發展體制機制, 關注欠發達地區的利益表達, 不斷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共識。
摘要：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由于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不均衡, 使得京津冀三地區城鄉收入差距仍然較大, 影響區域協同發展效果, 需從提升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和推進協同發展機制等方面入手改善京津冀地區城鄉收入差距。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范文第4篇
摘要：經濟收斂文獻總體上反映出一種忽視產業結構與收斂聯系的趨勢。產業結構變動的過程是勞動力從低效產業轉向高效產業的流動過程，它會不斷提高經濟體的生產率，一個落后的經濟體可以從滯后的產業結構變動中獲得“后發優勢”，從而步入快速的經濟增長階段，并最終與發達經濟體實現經濟收斂。我國六區域在2002-2008年間總體上表現出了較強的經濟收斂趨勢，但從產業水平上看，第一、第三產業表現出了較弱的收斂趨勢，而第二產業出現了很強的反收斂趨勢?；诋a業結構變動視角，本文對于六區域總體與各個產業增長趨勢的不一致給予解釋，通過使用偏離-份額模型發現如果缺乏產業結構變動的作用，六區域間總體生產率收斂速度平均每年會下降一半以上，這表明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區域間經濟收斂具有重要作用。
關鍵詞：經濟收斂；產業結構；生產率；偏離-份額模型
一、引言
貧窮經濟體是否會與富裕經濟體達到相同的生活水平？這個問題一直是經濟增長領域研究的核心問題，而這個核心問題也可以表述為各個經濟體之間是否會出現經濟收斂。如果用人均福利來替代一個經濟體的經濟水平，那么經濟收斂就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經濟體（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與它初始的人均福利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貧窮經濟體要比富裕經濟體增長得更快一些，因此這兩類經濟體的人均福利差距會不斷縮小。實際上，經濟收斂并不是一個現代詞匯，它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早在1750年Hume就提出了這種理論，他認為：富裕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會因為一種“內生衰退”的過程而表現出一種自然放慢的趨勢，這就給貧窮經濟體創造了迎頭趕上并實現收斂的機會?，F代收斂理論的研究起源于Gerschenkron（1962），他認為“相對落后”的經濟體可以在技術、經濟、制度、知識等多方面模仿發達經濟體而獲得后發優勢，這種優勢會使得落后經濟體以更快的增長速度不斷追趕發達經濟體并最終與其實現經濟收斂。
盡管各種經濟增長理論都不同程度地預言了經濟收斂，但經濟收斂是否存在仍需要大量的實證文獻予以解答。Baumol（1986）對OECD國家的收斂分析開創了此類研究的先例，至此以后，大量的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 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通過研究不同的經濟體（美國各州之間或歐洲各國之間等）證實了經濟收斂的存在，他們認為各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大約以每年2%的速度收斂。其他學者通過采用不同的實證方法對經濟收斂進行了研究，但他們的研究結論基本上都證實了Barro and Sala-i-Martín的看法（Mankiw，Romer and Weil，1992； Durlauf and Johnson， 1995）。此后，Barro（1996）系統總結了各國學者對經濟收斂的研究成果，并分別考察了各種因素（人均GDP的初始水平、受教育程度、預期壽命、生育率、政府支出、法律的執行情況、通貨膨脹率、貿易條件、政治自由程度、政治權利和民主）對經濟收斂的具體效應。
國內學者對經濟收斂是否存在有著很大的爭議。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區域間并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例如林毅夫等（1998）利用基尼系數分析了我國區域間經濟收斂問題，他認為1978-1995年期間我國省際間以及東中西三大區域之間都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不過省際間反收斂（經濟發散）的趨勢并不明顯，而三大區域之間卻存在著明顯的反收斂趨勢。蔡昉、都陽（2000）分別利用了泰爾系數和β收斂檢驗來分析經濟收斂問題，他們認為我國省際間和東中西三大區域間都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但三大區域內部卻各自存在著俱樂部收斂。另外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區域間存在著經濟收斂趨勢，例如申海（1999）利用β收斂檢驗法考察了經濟收斂，他發現我國省際間存在著β收斂，但是省際間人均收入的收斂速度要慢于人均GDP的收斂速度。劉強（2001）也根據β收斂檢驗法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他發現我國各省在1981-1998年期間的收斂系數β僅為0.0014，即我國各省存在著并不明顯的弱收斂趨勢；但把這一段時期拆分為兩段以后，各省就呈現出不同的增長趨勢：在1981-1989年期間，我國省際間存在著明顯的經濟收斂，其收斂系數β為0.024，這意味著落后省份以每年高于發達省份2.4%的速度實現著收斂；但1989-1998年間，我國省際間并不存在經濟收斂趨勢，即在不同時期，我國地區間具有不同的經濟收斂趨勢。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經濟收斂發生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跨度存在著較大的爭議，隨著空間范圍和時間跨度的改變，學者們對經濟收斂的存在與否有著不同的看法。近些年，已經有大量學者開始關注經濟收斂的內在形成機制，不過主要都是從資本、技術、制度、貿易等傳統角度去思考經濟收斂的形成邏輯；但對經濟收斂的結構特征卻鮮有人關注。眾所周知，產業結構的變動就是勞動力不斷從傳統產業轉移到現代產業，也就是從低效產業不斷轉向高效產業的過程，這個過程隨著高效產業不斷替代低效產業而實現了生產率的提高，更高的生產率會推動更高的人均福利，貧窮經濟體的產業結構通常遠遠滯后于富裕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因此貧窮經濟體可以從產業結構變動中獲取一種后發優勢，即產業結構變動推動了經濟體之間的經濟收斂。本文組織結構如下：第二部分引入偏離-份額模型，并從產業結構角度重新探討了該模型的意義，以及如何從這個模型出發去研究區域間經濟收斂問題。第三部分為計量實證部分，首先討論了我國六大區域的劃分標準和產業結構的衡量基準，并據此尋找模型所需數據然后進行計量分析。第四部分為總結，在此部分中，我們將根據計量的實證結果給出相應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模型的建立
產業結構變動是“促進生產率提高的一種重要機制”①。貧窮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往往滯后于富裕經濟體，而落后的產業結構又是以傳統的第一產業為主，所以隨著勞動力不斷從生產率低下的第一產業移往生產率更高的第二、第三產業，落后經濟體的生產率會經歷一個較快增長的過程，而發達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已經相對合理，產業結構的變動就會相對緩和，所以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就不會因此實現快速的增長。因此，落后經濟體產業結構更快的變動促進了與富裕經濟體之間生產率水平的收斂。
為了考察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區域間經濟收斂所造成的影響，本文采用了偏離-份額模型作為研究分析的框架。偏離-份額模型在Dunn （1960）之后得到了充分的應用。這種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地區性經濟問題：例如區域內或區域間的產業結構、失業率或者勞動生產率等經濟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②。本文運用偏離-份額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將地區間經濟增長的差異歸于以下三種效應：產業結構效應、競爭效應和交叉效應。產業結構效應測量了一個地區產業結構變動（假定各個產業的生產率水平保持不變）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競爭效應測量了一個地區各個產業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假定產業結構保持不變）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交叉效應測量了前面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對該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這種效應是該地區專門從事具有生產優勢的產業所帶來的。
如前所述，盡管偏離-份額模型最初主要用于分析地區失業率問題，但是本文卻根據它的三種效應對其進行擴展，從而用來分析地區產業結構對經濟收斂的影響。此處，我們將一個地區的產業整體生產率表示為該地區各個產業部門的生產率的加權之和，可見，該地區的產業生產率若要高于其他地區的產業生產率，那么該地區就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實現：一種可能的產業結構是，該地區每個產業部門的生產率都要高于其他地區相應產業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另一種可能的產業結構是，該地區專門從事那些生產率更高的產業部門，從而使得產業整體生產率高于其他地區的生產率水平。下面，我們將依據Kennedy （1971）的方法構造偏離-份額模型的三種效應來解釋各個區域的生產率差異。
三、計量實證
（一）區域劃分
區域的劃分要考慮到省份間的同質性，即區域內部各省份間應該具有類似的產業體系、經濟結構以及經濟水平等，而通常的東中西三大區域劃分方法卻顯得過于籠統，因為每個區域內部都包括彼此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的省份，有鑒于此，本文采用黃作平（1998）的區域劃分方法，他認為區域劃分應該考慮四種標準：首先，中心-外圍標準，即將經濟中心以及它所覆蓋的外圍地區算作一個區域；其次，地理自然環境標準，即應該講具有相似自然稟賦的地區算作一個區域；再次，行政、經濟區域標準，即將一個完整的行政省份以及經濟功能相似的地區算作一個區域；最后，目前發展和未來演變標準，即將目前發展水平相似以及未來演變趨勢相近的地區算作一個區域。由于港澳臺地區的經濟制度與中國大陸整體的差別，故將排除這三個地區。在此基礎上，我們將我國分為六個區域，詳細見表1。
（二）數據收集
根據前面的模型可知，我們收集數據的時候需要考慮三個維度：首先，我們只考慮大陸地區六大區域的31個省份（或直轄市）③。其次，由于各個省份數據的局限，我們將只考慮三大產業總體所構成的產業結構，不再進一步考慮三大產業的內部結構。最后，根據偏離-份額模型可知，我們需要收集兩類數據：就業人數和各個產業的產值，然后計算出我們想要得到的結果。因此，本文將參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的《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挑選1998-2008年間各個省份的相應數據，其中三大產業產值根據1998年不變價格計算而成，人口分別根據三大產業的就業人口匯總而得。
（三）實證結果
根據第二部分構建偏離-份額模型的步驟，我們首先計算出產業生產率的變異系數。圖1描繪了六大區域總體變異系數和每項產業變異系數的變動趨勢，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六大區域總體生產率的變異系數從2002年開始不斷下降，即六大區域總體上從2002年開始出現了經濟收斂趨勢，但是三大產業的變異系數曲線卻都沒有表現出持續的下降趨勢，因此從每個產業來看，六大區域并沒有實現顯著的經濟收斂趨勢。
圖1明確地告訴我們六大區域總體上是從2002年開始進入收斂階段的，因此以下研究都以2002年為初期，2008年為末期。根據變異系數，我們可以計算出各個產業獨自和總體的收斂速度。表2給出了關于我國總體生產率以及各產業生產率的收斂速度，從表看出，六區域在整個階段實現了較強的經濟收斂（每年變異系數都在下降），平均每年收斂速度大約為1.88%，這與Barro and Sala-i-Martín （1991）所發現的2%收斂速度非常接近。雖然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生產率水平差異最終減少了，但是它的變異系數并沒有出現持續下降趨勢，即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只有微弱的收斂跡象；第二產業沒有出現收斂趨勢，其生產率水平差異明顯擴大了，平均每年擴大的速度為2.08%。
表3給出了六區域各種生產率與相應均值的比率，從總體生產率與均值的比率來看，2002年生產率比值大于1的區域包括華南、長江、華北和東北四區域，這四個區域2008年的比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了，即這四個區域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都低于六區域的平均增長速度；而2002年生產率比值小于1的兩個區域西北和西南卻出現了不同的趨勢，西北地區2008年的比值得到了提高，這表明西北地區的增長速度要快于六區域的平均增長速度；而西南地區2008年的比值卻稍微下降了，這說明西南地區與其他五個區域之間的差距有所擴大；綜上所述，雖然西南地區表現出了反收斂的趨勢，但是這種微弱的趨勢要小于其他五個地區所表現出的強勢收斂趨勢，所以六個區域總體才表現出了經濟收斂現象。
從第一產業生產率比值角度來看，2002年比值大于1的區域有華南、長江和東北地區，其中只有華南地區到2008年時比值發生了下降，長江和東北的比值都出現了增長，也就是說長江和東北產生了反收斂的趨勢；而2002年比值小于1的三個區域中，華北和西北地區在2008年時比值得到了提高，西南地區的比值卻相對地下降了。由此可見，六區域并未明確地表現出收斂趨勢，這與表2中發現的第一產業弱收斂趨勢（每年0.33%）是相吻合的。第二產業方面，初期比值大于1的兩個區域，華南在2008年時出現了比值下降，而東北卻進一步上升；比值原先小于1的四個區域中只有西北地區的比值得到了提高，長江、華北、西南三個區域的比值都發生了下降，可見只有華南和西北兩個地區表現出了經濟收斂的趨勢，而其他四個區域都產生了反收斂態勢，這與表2中第二產業的反收斂情形是一致的。而在第三產業中，2002年比值大于1的三個區域都在2008年時實現了比值的下降，而最初比值小于1的三個區域中也只有西南地區在2008年時仍然出現了比值下降，即五個區域都表現了經濟收斂的趨勢，而西南地區表現了較弱地反收斂趨勢，這與表2中第三產業出現經濟收斂現象也是相符合的。
到目前為止已經確定了六區域總體層面和各產業層面的增長趨勢，但是我們還需要進一步了解產業結構在這種趨勢下是如何變動的，因此我們將各個區域和全國在2002-2008年間產業結構變動的情況總結到了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全國第一產業的平均份額（即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為45.09%，平均每年下降3.19個百分點，而每個區域的第一產業份額也都表現出了下降的趨勢，但是各個區域第一產業占三大產業的份額仍然是最大的，其中西南地區的平均份額達到了59.41%，西北地區達到了53.08%。第二產業全國的平均份額為24.73%，除了東北表現出輕微的下降以外，其他五個區域的第二產業份額都有所上升。在第三產業方面，全國的平均份額為30.18%，六個區域的第三產業份額都在不斷上升著。由此可見，六個區域的第一產業份額在不斷減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分額在不斷增加，也就是說，每個區域的勞動力都在不斷地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中，即產業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動，又根據前文可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生產率普遍高于第一產業，因此這種產業結構的變動自然會提高整個經濟體的生產率，從而實現經濟增長。
了解了我國區域間產業結構變動的主要情況后，就可以開始測算產業結構變動對生產率收斂的作用了。如前所述，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收斂的作用不僅包括產業結構效應，而且還包括一部分交叉效應（交叉效應是產業結構效與競爭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為了估算產業結構變動對六大區域經濟收斂的影響，我們不能只估算產業結構效應的大小，還需要考慮交叉效應中產業結構變動的部分。在具體的估算過程中，我們通過排除競爭效應和部分交叉效應來測算產業結構變動的總效應。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比較CVt、CVT，t和CVT*I，t三者的變化趨勢，其中CVt和CVT，t二者變化的差異便是產業結構變動和交叉效應對區域間經濟收斂的作用大小，而CVt和CVT *I，t二者變化的差異便是產業結構效應對經濟收斂的作用大小，產業結構變動對收斂的總效應應該居于這兩個數值之間。
如表5，在2002-2008年的整個期間，CVt平均每年的變化速度要快于CVT，t和CVT*I，t，其中CVt、CVT，t和CVT*I，t分別每年以1.88%、1.04%和0.96%的速度不斷下降，可見排除掉產業結構效應后的生產率變異系數的下降速度明顯變慢了，根據數據可知，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收斂速度的貢獻大約介于0.86%和0.92%之間，即區域間經濟收斂一半的速度都來源于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可見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間的經濟收斂的確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結論
綜上所述，我國六區域在總體生產率方面具有較強的收斂性，其收斂速度平均每年為1.88%。但各個產業卻表現出了不同的變化趨勢：第二產業出現了顯著的發散趨勢，速度平均每年為2.08%；第一產業表現出了微弱的收斂趨勢，收斂速度平均每年為0.33%；第三產業也只表現出了微弱的收斂趨勢，收斂速度平均每年為1.21%，但它和第一產業都沒有實現持續性的經濟收斂。通過使用偏離—份額模型，我們發現產業結構變動具有顯著的收斂效應，這種效應所實現的收斂速度幾乎占到了總體經濟收斂速度的一半，也就是說，如果產業結構保持不變，那么六區域總體生產率的收斂速度就將減少一半左右。
正如Gerschenkron （1962）、Baumol （1986）等學者強調的，落后經濟體之所以具有追趕發達經濟體的可能性，是因為它們在落后的前提下獲得了某種優勢（后發優勢），這種優勢（落后經濟體可以不斷模仿、借鑒發達經濟體的先進之處）使得落后經濟體具備了快速追趕發達經濟體的可能。我們通常把這種后發優勢定義為技術的模仿、資本報酬的遞減、人力資本的積累、貿易的自由化和先進制度的借鑒，卻對產業結構變動這種后發優勢缺乏足夠的重視，正如文中所表明的那樣，落后經濟體的傳統低效產業往往占有較大的結構比例，隨著勞動力不斷從這類產業移往更加高效的產業，落后經濟體的總體生產率會不斷提高，正如前面所證實的那樣，產業結構變動具有顯著的經濟收斂效應。
從政策含義角度來看，我國政府應該積極推動勞動力進入更加高效的產業部門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并憑借這種產業結構變動促使我國以更快的速度追趕發達國家。不過對于我國的不同區域的而言，我國政府要有不同的發展策略，首先，應該努力倡導落后區域的產業結構優化，這樣不僅可以促使落后區域實現更加快速地經濟增長，而且還可以不斷縮小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并最終實現區域間經濟一體化。對于發達區域而言，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作用已經相對減小，所以對于這些區域應該更加重視能夠同時提高各個產業生產率的發展策略，即應該重視教育水平、基礎設施、產權制度等經濟基礎發面的發展。
注釋：
① 引自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NESC）（199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Growth in Ireland， NESC， Dublin.
② 其中包括Paci and Pigliaru， 1999； Cuadrado et al.， 2000； Esteban， 2000； Landesmann and Stehrer， 2001。
③ 由于經濟制度的差異，故排除掉臺灣、香港和澳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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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Based on the Shift-Share Method
GUO Pei-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Key words：economic converge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ductivity； shift-share model
（責任編輯：嚴元）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范文第5篇
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 極大地調動了廣大群眾致富的積極性, 促使社會經濟發展得以高速發展, 人民居住環境, 生活質量都得到了明顯提高。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 收入分配體制作為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 隨著改革的推進, 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其次, 由于農村區域差距性的存在, 農村內部間存在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但是, 由于國家關于縮小我國收入差距的相關政策逐步完善, 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間存在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也在逐步緩解。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 中國同時是一個經濟轉型國家。一方面中國經濟中出現的城鄉收入差異比其他國家的問題要嚴重得多;另一方面, 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壟斷, 分割和貪污等問題也導致了居民收入差異的擴大。
那么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會帶來哪些影響;首先是對經濟效率的危害。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消費需求下降, 居民收入向高收入階層集中, 而低收入群體盡管有很強的消費意愿也很難達到對應的消費水平, 造成消費結構不均衡。
所以, 應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 控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 減小貧富差距, 穩定社會環境和經濟環境。
2 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基礎和功能定位
現代經濟學表示, 效率是市場運行的結果, 而對于政府來說, 他們的目的是盡可能地做到平均, 可是只通過市場自我調節并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相反, 會使貧富走向極端的兩邊。所以政府有責任彌補這一缺陷, 因此, 稅收和收入成了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稅收征納直接或間接的改變人們的收入, 對收入進行分配和再分配, 能很大一部分緩解收入差異。其實, 稅收調節收入的內在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再生產論, 社會再生產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 而稅收屬于分配環節。政府的收入主要包括稅收、公債、收費和公產收入只有稅收能帶來穩定的收入。從調節方式看, 稅收調節可以分為直接調節和間接調節, 其中直接調節包括個人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障稅和財產稅。間接調節包括:消費稅、關稅、營業稅等流轉稅。從調節手段來說, 具體方式包括:累進稅率、起征點、免征額、費用扣除、減免稅、稅收抵免、退稅。
充分發揮稅收工具調節個人收入分配作用的前提是了解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定位。首先要確立明確的收入分配目標, 收入分配的目標在經濟和社會兩個層面展現出來的是公平。社會公平首先保障的是人們最基本的生活條件, 然后就是把人們收入差距調整到人們可以接受的范圍, 有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而經濟公平是使每個人付出和所得成正比, 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稅收調節主要側重于收入分配的社會公平, 最后得到的分配的結果公平, 不是機會的公平。影響社會公平的因素有文化背景、歷史國情和歷史性。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具有以下特征:總體的居民收入增長慢于經濟增長, 收入渠道越來越多樣化和復雜化, 收入結構中微小的變化。
在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 政府對稅收調控政策頗為喜歡成了被利用的最多最頻繁的經濟手段, 而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稅收政策產生了質疑,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稅收調控政策存在的漏洞導致的。
結合稅收調控的自身特點, 我國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定位是:在初次分配的領域對低收入人群進行適當的優惠政策, 在再次分配領域使稅收調節全方位覆蓋形成、使用、投資、積累的各個環節, 通過調整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制度, 適當縮小稅后人民的差距。
3 重構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稅收調控體系
主體稅種具有收入規模較大, 覆蓋率較廣的特點。在現代經濟社會條件下, 主體稅種的選擇是稅收制度建設的首要問題, 從本質上講是由一國特定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習俗等因素共同決定的, 是歷史的產物。
3.1 個人所得稅的改革
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是完善我國稅收再分配功能的重要部分。個人所得稅弱化的原因在于收入渠道的增多導致的。我國個人所得稅順應了稅制發展的大潮流, 減少稅率級次, 降低邊際稅率, 擴大稅率級距的適用范圍。從稅收的原理來看, 設計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的目的是剔除掉不反應納稅人真實納稅能力的收入
3.2 企業所得稅的改革
企業所得稅對收入分配調節在以下兩方面:一是通過各種優惠政策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創業環境, 二是調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減少居民收入差距。 (1) 降低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 降低中小企業的人力成本, 降低投資風險和投資成本, 大力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 (2) 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 世界各國經濟表明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意味著國家的發展水平, 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距意味著第三產業在我國的多種機會。 (3) 大力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我國城鄉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 提醒我們, 應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濟。 (4) 大力促進欠發達地區的發展, 以稅收優惠政策減小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
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的最終結果不僅取決于各稅種的具體設計, 也受制于相應法律的約束。稅收征管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并不是單向的, 一方面稅收制度的不完善會加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日益擴大的稅前收入差距也會導致稅收的有效性降低針對此類問題, 我國應健全第三方信息報告制度, 完善個人收入監控體系, 提高稅收征管的法制化程度。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各界關注的話題, 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 基礎性的制度安排, 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此篇文章探究了, 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變成因和影響, 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基礎和功能定位, 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消費稅的改革。稅收政策作為世界各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手段對其收入分配有著重要的影響在收入分配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收入分配,稅收政策,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參考文獻
[1] 李實, 史泰麗, 別雍·古斯塔夫森.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范文第6篇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領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擴大，嚴重影響經濟健康發展與和諧社會構建。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制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勢在必行。
1.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及變化過程
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呈現的趨勢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快于農村，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已經公布的數據，2010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9109.4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為5919元，城鄉居民收入之比擴大到3.23:1;2011年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09.78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29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3:1，絕對差距達到14832.49元，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表1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表
年份 1978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元) 133.6 160.2 191.3 223.4 270.1 309.8 355.3 397.6 423.8 462.6 544.9 601.5 686.31 708.6 784 921.6 1221 1577.74
343.4 405 477.6 500.4 535.3 564.6 652.1 739.1 900.9 1002.1 1180.2 1373.9 1510.16 1700.6 2026.6 2577.4 3496.2 4282.95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1926.1 2090.1 2162 2210.3 2253.42 2366.4 2475.6 2622.2 2936.4 3254.93 3587.04 4140.36 4760.62 5153.2 5919 6977.29
4838.9 5160.3 5425.1 5854 6279.98 6859.6 7702.8 8472.2 9421.6 10493 11759.5 13785.81 15780.76 17174.7 19109.4 21809.78 從表中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表現為：在改革開放之初相對較大——逐漸縮小——幾句拉大的差異特征，即居民收入差距經過了一個倒V字形過程。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4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漸縮小。這一階段是在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快，城鎮居民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倍數從1978年的2.57倍逐步下降到1983年的1.82倍。這是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率先在農村進行推進，國家對農業和農產品收購采取了一系列發展政策。1983年中央1號文件指出，要對人民公社體制進行改革，一是實行生產責任制，特別是聯產承包制;二是實行政社分開。至此，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由改革試點向全國推廣。相對而言，城市的市場化改革進程較農村滯后，計劃經濟的分配模式并未有根本改變。因此，在8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收入多元化特征并不明顯。
第二階段：1985年至200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拉大。在此期間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則不斷攀升。1994年，城鎮居民一年所得收入相當于農村居民一年所得收入的2.86倍;其后，城鄉居民收入之比除了個別年份(199
6、1998)相比較低外，其余幾年基本上徘徊在2.7~2.9倍的區域內。
第三階段：2001年至今，城鄉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隨著城市改革的逐步推開和不斷深入，城鄉收入絕對差距由2001年的4493.2元上漲至2011年的14832.49元，收入比也由2.90倍上升至3.13倍。由此可以看出，近些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2.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表面上看，是由于農民收入增長低于城鎮居民，實際上城鄉收入差距的形成是與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政府政策等因素分不開的。歸納起來主要是經濟和政治原因。
2.1 經濟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不合理的農業內部結構、財政政策的不平衡及緩慢的城市化進程。
一是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我國城鄉二元對比系數遠遠低于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城市和農村通過各種資源的交換，共同構成完整的國家社會經濟體系，而二元經濟結構切斷了城鄉聯系，使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嚴重背離，這種背離使二元結構僵硬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到限制，制約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減少，農村市場發展受到制約。
二是城市化進程緩慢。我國城市化進程很緩慢，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致使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效益遞減，勞動生產力不斷下降。我國目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渠道是鄉鎮企業，城市化緩慢不利于鄉鎮企業的發展。同時，鄉鎮企業布局分散，其固有的社區性限制了勞動力的流動，扭曲了勞動力價格，降低了勞動力需求量，阻止了就業規模的擴大，反過來也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三是落后的農村科技導致農業內部結構不合理。農戶比較利益偏低，農業收入水平低，制約了農戶對農業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抑制了農戶采用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導致農業內部結構不合理。不能充分利用農業科技，改造傳統農業，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農業生產結構，促進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提高農業資源的轉化率，促進農戶增產增收，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經濟原因。
四是不平衡的財政政策擴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財政支農支出增長緩慢，其比重一直很低，不利于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缺乏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和保險體系等重要保障機制。城鄉稅制不統一，加重了農民負擔。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不均衡，從人力資源的源頭上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2.2 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二元戶籍制度、過度集權的行政體制、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及非明晰化的農地產權制度。
一是二元戶籍制度是城鄉居民收人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在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的安排下,農民還享受不到平等的國民待遇,他們在盡到自己公民義務的同時卻沒能享受到應有的權利,使中國在社會事實上有兩個不同身份的階層，因此造成了社會結構的分裂和平行運行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正是這種二元經濟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使農民回復到不開放的生存狀態,造成農村的愚昧與貧困,限制了農村的發展;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城市的流動和轉移,延緩了我國城市化的進程;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距,阻礙了我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孕育和發展。
二是我國農村基層政權發揮的作用很不理想。對于農村基層政府來說,上級政府的政治支持使其產生的效用權重大,農民支持的權重很小,行政制度上的過度集權,致使基層領導人行為的外部性。在很多集體經濟薄弱的農村,基層組織缺乏凝聚力和整合力,管理能力和帶頭作用很差,出現了一定的空缺地帶,鄉鎮機構部分喪失了其在政府決策中的應有作用。
三是國家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影響農民收人水平提高。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是不顧資源約束而實行的趕超戰略,導致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城市化進程受阻。在當時資源相對稀缺的特定環境中,通過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和統購統派形式,為重工業發展提供國家資本原始積累,農業的發展處于被抑制和停滯狀態。重工業高積累的成本很大部分被轉移到了農業等傳統經濟部門,農民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奉獻了原始積累,放棄了最基本的應得收人。
四是現行土地產權制度是城鄉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重要成因?，F在的土地產權制度是農民利益在政府強權下受損的重要因素,現行的土地產權制度造成了農戶生產的短期化傾向,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非明晰化的土地產權制度,降低了農戶經營主體對土地及其它生產要素的長期關切度及對土地維護、投人的責任心,造成農戶生產行為的短期化傾向。土地經營規模過于狹小和分散,不利于土地區域性種植、機械化耕作和集約經營,降低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民收人的增長。
3.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研究 縮小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思路是：以增加農民收入和保障農民民主權利為目的，推進市場化改革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在國民經濟總體協調發展中解決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問題。
3.1 廢除二元戶籍制度。二元戶籍制度是導致城鄉居民收人分配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F行的戶籍制度存在很多弊端,農民受到不公平待遇,農民的利益嚴重受損;城鄉分割,不利于農民素質的提高,限制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阻礙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因此,為了更好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必須正確對待并深人改革現行戶籍制度,采取國家依法規范、社會市場調節、個人自主選擇相結合的方式,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逐步實行公民遷徙自由。
3.2 加快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民的轉移支付力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擴大城鄉社會保障覆蓋面;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廣開社會保障費用渠道;改革社會保障管理方式;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使之法制化。完善和強化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切實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需要，應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和資金來源，在目前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應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以穩定資金來源。使失業者退休者殘疾者和低收入者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保持社會、經濟、生活的穩定。
3.3 加快給農民“減負”與“剪縛”(取消其制度束縛)，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中國農民收入分配低下的直接原因在“重負”，根本原因在“重縛”(多種不公平制度政策束縛)。必須盡快大刀闊斧地精簡鄉村機構，大大減少農民供養的人員。幫助農民成立各種群眾組織以適應市場和維權。加快取消束縛農民多年的戶籍、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不公平制度和剪刀差政策等，實行平等的統一的城鄉制度和政策。從國家全局出發，從各個地區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發展各自的優勢農業，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3.4 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要素合理流動;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實行城鄉同步發展戰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3.5 加快稅法建設，優化稅制結構，加大調節高收入力度在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透明的核算體系 (設立個人收入賬戶實行儲蓄實名制、個人信用實碼制和計算機聯網查詢系統等)基礎上，借鑒西方，建立以個人所得稅為主體、輔之以遺產稅等覆蓋個人收入全過程的稅式調節體系;建立健全個人收入實現環節的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個人收入使用環節的特別消費稅;個人收入積聚環節的財產稅和不動產稅;個人收入轉讓環節的遺產稅和贈與稅等。提高起征點，實行累進稅率，加強稅收征管。
3.6 加快法律制度建設，加大取締、杜絕非法收入力度。非法收入對基尼系數貢獻率在0.07~0.1之間，是社會最不滿意的丑惡現象之一。務必盡快頒布嚴法予以嚴懲，建立新制予以根治。根據中國歷史和國外經驗，某種犯罪長期蔓延須出臺嚴法予以嚴懲的做法，頒布嚴厲的反腐敗法，嚴懲非法收入不受時間空間限制法舉報非法收入重獎法，審理非法收入案黨政機關不得干預法等法律體系。加快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引入競爭機制，轉變政府職能，杜絕以黨代政，以黨代法，加強行政監督，堵塞權錢交易渠道。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