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形象思維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網絡文學翻譯作為一種新的翻譯模式，正逐漸走進人們的學術生活。網絡文學翻譯相比傳統文學翻譯，有翻譯技術、網絡平臺作為支撐，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網絡文學翻譯與傳統文學翻譯相比有哪些優勢、劣勢，翻譯質量如何保障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關鍵詞：網絡文學翻譯;傳統文學翻譯
作者簡介：楊穎，碩士，四川傳媒學院英語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翻譯理論與實踐。
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網絡文學逐漸興起，網絡翻譯也層出不窮，這對傳統文學翻譯產生了沖擊。網絡文學翻譯相較于傳統文學翻譯有一些新特征，例如：更即時、更多互動、受眾更廣、更便捷等。 相對于傳統文學翻譯的唯一性和權威性，網絡文學翻譯有更多可塑空間，當然網絡文學翻譯誤譯、漏譯現象也時有發生。
一、傳統文學翻譯
傳統文學翻譯是以紙張為媒介，譯者把自己的譯文逐字逐句謄寫在紙上，由出版社編輯出版，最后印刷上市的(張英潔，2013：7)。傳統文學翻譯的譯者完全脫離網絡，不借用電子詞典或翻譯機器，不使用計算機錄入文本，這也是最早的一種翻譯方法。
二、網絡文學翻譯
網絡文化是當代影響范圍最廣、傳播速度最快的一種文化現象，它以計算機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為契機，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與此同時，網絡也給文學的發展創造了平臺，網絡文學隨之產生。外國文化的流行讓翻譯外國暢銷文學作品成為翻譯愛好者一種文學時尚。網絡文學翻譯就是指翻譯行為的網絡化，包括把傳統文學翻譯作品上傳到網絡上或者直接在網絡上利用翻譯工具進行文學翻譯。這種網絡化的文學翻譯給文學翻譯提供了更大眾的平臺，讓我們重新審視傳統文學翻譯的翻譯策略，以及譯者、讀者的角色等。(郭振星，2013)
三、網絡文學翻譯的新特征
(一)即時性
與傳統文學翻譯相比，網絡文學翻譯具有即時性。外國文學暢銷作品很快能呈現在網上，與之相應的中文版也會在網上隨之推出，翻譯者可能是翻譯專家，也可能是民間翻譯團隊或個人。網絡文學翻譯的即時性特點，使讀者可以在最短時間內了解文學作品的故事內容，滿足了讀者的好奇心。當然，和傳統文學翻譯的嚴格措辭、編輯、校對相比，網絡翻譯的質量參差不齊。
(二)互動性
在傳統文學翻譯中，譯者通過自己的理解，把原版作品翻譯給讀者，與讀者沒有互動，不同讀者對翻譯作品的理解也大相徑庭?；ヂ摼W給譯者與讀者、讀者與讀者之間創造了交流的平臺。在網絡翻譯中，沒有絕對的權威，翻譯成為人人可以參與的活動，翻譯可以是個體行為，也可以是集體行為，如眾多譯者在網絡上翻譯接力。讀者可以評價譯者的翻譯，提出建議或批評，這有利于譯者重新審視自己的翻譯，提高翻譯質量。讀者與讀者之間也可以交流閱讀心得，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文學作品，剖析人物性格?；咏o譯者與讀者營造了一個輕松交流的氛圍，使文學作品變得更生動。
(三)便捷性
閱讀傳統翻譯作品需要通過紙質書籍，而閱讀網絡翻譯作品顯得更加便捷和快捷。網絡化的生活讓很多人都養成了網上閱讀的習慣，上網閱讀的人數越來越多，讀紙質書籍的人越來越少，網絡文學逐漸興起，網絡文學翻譯成為了文學翻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網絡文學翻譯的便捷性還體現在修改方便。譯者通過鼠標操作就可以增刪譯稿，對譯文進行反復修改，通過互聯網交流，逐漸完善譯文。傳統文學翻譯的修改就顯得不那么便捷，但傳統紙質翻譯更便于收藏、保存更久。
(四) 快餐化
網絡文學作品通常篇幅比傳統文學作品精短，選材更自由，翻譯更多為意譯。翻譯者大多是網絡文學的愛好者，在翻譯過程中報著娛樂心態，而非盈利目的，更多的使用網絡用語等輕松詼諧的語言，有時缺乏傳統翻譯的嚴謹態度，有時會出現錯譯、漏譯現象。這更像一種快餐文化。
(五)讀者角色多樣化
(1)讀者兼文學翻譯的批評者
讀者閱讀傳統文學翻譯作品只能自我吸收，而閱讀網絡翻譯作品可以通過網絡發表自己的評論，他們兼翻譯作品的批評者。有的評論一針見血、成熟客觀，有的評論顯得主觀偏激，不管批評是否到位，文學批評在網絡平臺下更加大眾化。
(2)讀者兼文學翻譯的譯者
讀者們在批評網絡譯文的同時也爭相傳播自己的譯文，做起了翻譯作品的譯者。網絡民間譯者聲勢浩大，力量不可低估。集體競譯推動了網絡文學的繁榮，推動了翻譯市場的發展。專業的翻譯有時甚至會參考民間翻譯，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作品之“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就是民間譯者率先譯出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采用的。(張艷琴，2007：17-18)
四、網絡文學翻譯的質量探討
網絡翻譯的質量受到一些傳統譯者的質疑，如：利用機器翻譯會降低翻譯質量，多人合譯使翻譯風格無法統一，網絡翻譯缺乏科學的態度等等。筆者認為，譯文質量與選擇的翻譯工具、翻譯方式沒有必然聯系，而與譯者有關。傳統文學翻譯的譯者大多是翻譯大家，五四時期，文學翻譯家同時也是著名作家，如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他們首先是文學家，其次才是文學翻譯家。而網絡文學翻譯由于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的脫離，譯者水平的參差不齊，才造成了網絡文學翻譯的質量魚龍混雜。但值得一提的是，傳統文學翻譯作品不一定都是優秀作品，網絡文學翻譯作品也不一定質量不高。傳統文學翻譯經過了出版社的嚴格校對、編輯、包裝來保障質量，同樣網絡文學翻譯也可以通過讀者對其進行優勝劣汰來保證質量。
對于網絡翻譯質量的探討又引出一個新課題即文學翻譯是否需要專業化。文學翻譯不同于科技翻譯，文學本來就是語言創造的藝術，“文學翻譯是要用另一種語言工具，把原作的藝術意境傳達出來，使讀者在讀譯文的時候能夠像品讀原著一樣從中受到啟發、獲得感動和美的感受”(劉建林，2009)。文學翻譯并不要求譯者的精確翻譯，而是需要譯者的再創作。過于精準的翻譯，不一定能達到文學作品的感染力，也不一定滿足讀者的需要。
五、結語
網絡文學翻譯是一種文化交流活動，這不同于傳統翻譯理論所要求的譯語表達與源語表達最大程度實現對等，也不再拘束于源語文化需植入譯作之中的專業化要求。當代網絡文學作品題材豐富、現實感強、風格多樣、消費節奏快，這些特征相對傳統文學作品來說，對譯者的領悟能力、翻譯能力和文化素養其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譯者對于原作的取與舍，對于源語文化的傳遞與回避，對于目的語文化的植入與放棄，都是需要譯者的再創作。網絡文學翻譯這種翻譯形式不會降低文學翻譯的質量，它可以作為傳統文學翻譯的補充，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作品，同時給傳統文學翻譯提供借鑒。網絡文學翻譯的即時、快速傳播的特點滿足了讀者一睹為快的愿望，讀者可以給譯者提出更多建設性意見幫助提高作品的翻譯質量。網絡文學翻譯和傳統文學翻譯需要相互借鑒、互為補充、共同發展，這樣文學翻譯質量才會提高，文學翻譯才能朝更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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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建林.文學翻譯不宜“專業化”[N]. 光明日報. 2009-12-03 (006).
文學翻譯形象思維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是我國寶貴的精神文化結晶，它不僅詮釋了我國古代各個時期的社會風俗及習慣，還是古人智慧的體現。文章主要從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古代文化價值以及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現代文化價值三個部分進行探討。
關鍵詞：古代文學作品;藝術特征;文化價值
提到藝術，通常會讓人有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其實藝術來源于生活，它是生活另一面的表現。中國古代所遺留下來的生活器物或者服飾，都帶有屬于不同時代的藝術氣息。與物質一起遺留下來的，還有古代的文學作品，它集聚了我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的智慧，所以，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藝術性和文化價值對我國文學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同樣，對于想要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來說，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也是打開歷史的一扇窗戶，其歷史價值不容小覷。因此，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藝術特征及文化價值進行深入的探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
（一）民族性特征
自古以來，我國都是一個擁有眾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的文化有著各自的文化特征并共同組成了我國古代文學特征。藝術源自生活，當無法從現實生活中接觸到藝術時，是無法還原文學作品的藝術思路的。所以，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時可以發現，其反映了相應時代的生活特征，以農耕時代的小農思想為例，其正是農耕時代社會思想的匯總。在這個時代，由于沒有高科技的農業生產工具，人們對于生活的追求更多的是解決溫飽問題，所以《史記》中對于這個時代的描寫是“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就是表達了這個時代生活的重要來源。另外，農耕時代勞動力也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元素，為了爭取土地和勞動力而發生的戰爭等都以文學作品的形式被記錄下來，戰爭所帶來的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及分裂又使各種文化之間碰撞出新的火花。不管戰爭最終是合并還是分裂局面，都帶來了新的文化適應期，最終都會以各種形式被寫進文學作品中，不管是歌頌贊揚還是批評唾棄都記載在史冊中，并為后人所了解，幾千年的文化歷史直接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民族性特征。
（二）擁有豐富的人文藝術精神
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將“人”放在比較特殊的地位。在遠古時期，人們把自己擁有的生活歸功于天上的“神”，這時的神更多是一種奇形怪狀的生物。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眼里的神也漸漸地“人化”，神漸漸成了人的化身，也開始出現具有喜怒情緒的神，而不再是只有無所不能高高在上的神。例如，人們耳熟能詳的玉皇大帝、七仙女等，他們的形象和故事都是由人幻化而成的，而且能夠成為神仙也是由于自身的努力修煉，這些其實就是人們更加相信自己力量的表現。古人在時代的發展中經過歷史文化認知的積累，越來越相信通過個人的努力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這些以文學作品形式流傳下來的故事都帶有鮮明的善惡意識，也宣揚了棄惡揚善的道德標準。從現有的各種文學作品來看，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自始至終都是以人為中心，作品的內容也都是表達人的所思所想所為?！渡袝分刑岬健拔┤四巳f物之靈”，這也正是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人文藝術精神的體現。
（三）社會教化與個人情感的對撞藝術
中國古代人們對于倫理綱常異常重視，特別是在封建社會時期，在君主專制制度的管理模式下，人們必須分三六九等，以突出君王的尊貴，這些教條式的管理涉及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吃、穿、住、行都有各個等級的標準和要求。以古人婚嫁為例，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卻沒有選擇婚姻的權利，只能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然這些教化制度之所以得以盛行是因為得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擁護，甚至有的人會把遵守教條作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读荷讲c祝英臺》這部作品是大部分人都熟悉的文學作品，而在當時，這部作品正是抨擊社會教化的一部代表作，人們開始對教化制度產生動搖，開始嘗試追求自己所喜歡的生活，這種在大潮流中所撞擊出來的逆流文學作品，一下子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這種通過生活所產生出來的對撞藝術正是我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擁有底蘊深厚的變革藝術
中國擁有幾千年的歷史，不管在哪個時代，和諧發展的主題都在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我國民族的多樣性并不利于和諧發展，各個民族之間對于文化的認可難以一致，這時如果一成不變地進行管理，社會無法正常運行。所以在時代的發展中，管理者們一直在根據時代的發展情況對社會治理采取變革措施，在措施的實施過程中，文學是重要的交流橋梁和載體，找到一個適合當時時代發展又被大眾所認可的文學形式可以極好地促進各民族之間的融合。例如，在宋代時期，文學作品由大眾所傳頌的詩歌逐漸演變成了宋詞，這種在文學作品形式中所產生的潮流式變革藝術，既是宋代文學創新的表現形式，也是那個時代人們對于新事物新思想追求的體現。
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古代文化價值
（一）綜合時代文化特征
藝術源自生活，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同樣取材于各個時代的社會生活，作者通過對于社會活動的觀察得到創作靈感，更有作者把自身的經歷作為創作的靈感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例如，曹雪芹先生的作品《紅樓夢》，正是基于自身的一些經歷所創作出來的巨作，這部文學作品中所提及的人、事、物對于歷史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價值，作品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使得讀者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古代人們的生活狀態?？v觀整個文學史，基本上每一個朝代都有能夠反映時代特征的文學作品，這正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價值體現。
（二）豐富歷史文化色彩
在中國古代，每個朝代都有設置史官的職位，用以撰寫一些與當時時代相關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得以傳頌的優秀文學作品，他們通過文學作品傳遞文化思想的同時為后人記錄本朝的歷史，以供查閱。中國歷朝歷代不斷變遷，為中國歷史文化的豐富多彩打下了基礎，中國古代官員中也有很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人，他們的文學作品因為其特殊的官職具有獨特性，由此可知，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對于豐富歷史文化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現代文化價值
（一）融合古代文化是當代國家建設的必然追求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現在正是我國建立文化自信，把中國文化推廣至世界的重要階段。為什么這個階段被稱之為重要階段，是因為在經濟的高速發展下，外來文化對于青年人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影響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此情況下，文化自信的建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就顯得尤為重要，這一點在近年來的傳統節日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例如，過去大部分人都更重視2月14日的西方情人節，而隨著國家對于傳統節日的推廣，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七夕節開始越來越被年輕人所接受。因此，在我們的教材中增加越來越多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不但可以給學生普及傳統文化，還可以減少外來文化對于中國青少年的思想沖擊，減少外來文化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文化藝術是構建當代和諧社會的首選素材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雖然國家開始重視傳統文化和禮儀，但是對于封建社會的不合理禮儀也需要積極地摒棄，可是很多人對于這些行為的理解不夠全面，他們覺得這是向西方學習生活方式的標志，便更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狀態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這種狀態代表著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走向國際化;另一方面，這種狀態會弱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中國年輕一代的影響。中國人應該意識到，我們所摒棄的是不合理的落后禮儀，但是保留下來的精華則需要更多人去發揚和傳承，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在其中起到了橋梁的作用，例如《論語》等文學作品，便是傳播中國傳統禮儀，促使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作品。
綜上所述，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下，中國雖然已經步入了國際化的軌道，但是優秀傳統文化同樣應該被重視，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所具有的藝術特征和文化價值更需要被國人認同和傳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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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
大同煤炭職業技術學院
文學翻譯形象思維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外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自開始以來一直發展迅速，其發展狀況遠好于國內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筆者希望通過對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的研究方向綜述，探索外國兒童文學翻譯發展的奧秘，為中國兒童文學翻譯“走出去”貢獻一份力量。
關鍵詞：外國兒童文學;翻譯
一、引言
兒童文學一直是文學領域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兒童文學翻譯與兒童文學緊密相關。由于兒童文學本身在文學研究中長期受到忽視，中國的兒童文學翻譯研究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壽敏霞，2008）。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受國外兒童文學翻譯影響深遠。因此，筆者認為了解國外兒童文學譯介有利于指導中國兒童文學翻譯實踐，更好的幫助中國兒童文學作品“走出去”。
二、外國兒童文學譯介研究現狀
文學翻譯及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兒童文學的翻譯研究直至20世紀中葉才興起（應承霏，2015）。目前已經有許多書籍研究介紹了兒童文學翻譯發展狀況，如已出版書籍《牛津翻譯研究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就獨立成章的介紹了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現狀。英國著名兒童文學研究者吉莉安？萊西（Gallian Lathey）在此書中明確提出兒童文學翻譯已經成為翻譯研究的子域（張群星，2014）。吉莉安？萊西（Gallian Lathey）撰寫的專著《兒童文學翻譯導論》（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系統、全面研究了兒童文學翻譯，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具有引介的價值與意譯（黃文娟，劉軍平，2018）。截止到2019年4月，在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中，以“兒童文學翻譯”為主題進行檢索，初步獲得相關文獻1422篇。文獻初步篩查完成后，通過跨庫選擇“期刊+碩士+博士”進行第二次篩選，收集論文共計1379篇。相較于周方雨歌和方芳（2019）的發表論文內容中提及內容，已經增加近300篇文獻。對于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熱情在不斷的高漲。
對于外國兒童文學翻譯的研究主要為以下幾類：
1.基于兒童文學翻譯譯者的研究，比如譯者的翻譯策略，意識形態，譯者主題性，譯者風格等。如2010年Gillian Lathey發布了書籍《兒童文學翻譯中譯者的角色：隱身的講故事人》（The Role of Translator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visible Story Tellers）（周方雨歌，方芳，2019）;徐德榮和姜澤珣（2018）在國內著名期刊《中國翻譯》上發表論文《論兒童文學翻譯風格再造的新思路》，探討講述了譯者不同的翻譯風格，呼吁要有對兒童文學的譯中風格意識;高潔（2019）發表論文《改譯”策略在兒童文學翻譯中的運用——以任溶溶<夏洛的網>譯本為例》，以中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任溶溶《夏洛的網》的中文譯本為例，討論了“改譯”策略在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應用;成蓉和孫黎（2019）對于周作人兒童文學翻譯情愫及其貢獻做出了詳細的研究介紹。
2.基于兒童文學翻譯讀者的研究，如讀者接受度，讀者反映論等。兒童文學翻譯讀者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兒童。國際《兒童權利公約》界定兒童是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鑒于此群體的特殊性，所以受到廣大研究者和學者的重視。劉秋喜（2016）認為兒童文學翻譯要基于兒童，譯文要符合兒童的審美情趣，以兒童為本位。
3.基于兒童文學翻譯相關社會因素的研究，如文化負載詞研究、結合相關翻譯理論分析兒童文學譯介作品等。徐德榮（2004）提出要關注兒童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問題，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活動，兒童文學翻譯也得關注其中文化的翻譯;王素雅和李忠霞（2018）以《愛麗絲奇境歷險記》為例，分析吳鈞陶的《愛麗絲奇境歷險記》譯本，結合兒童的心理、審美和認知等特點探討兒童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徐德榮和何芳芳（2018）也是以《愛麗絲奇境歷險記》為例，從認知視角探討游戲精神的再造問題等。
三、外國兒童文學翻譯對中國兒童翻譯發展的意義
兒童文學是沒有國界的（王泉根，2004）。兒童文學翻譯作為連接各國兒童文學溝通的橋梁充當了前所未有的橋梁作用。對于外國兒童翻譯的研究，有以下幾點意義：1.拓寬中國國內研究視野范圍。迄今為止，我國市面上還未見系統研究兒童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著述（黃文娟，劉軍平2018）。研究國外兒童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著述，如《兒童文學翻譯導論》（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無疑具有重大意義。2.幫助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2016年4月4日曹文軒榮獲世界兒童文學最高獎“國家安徒生獎”，向國人證明了中國的兒童文學可以成功走出去，可以在世界有自己的聲音，激勵國內兒童文學學者、研究者、譯者更有信心幫助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
四、結語
國際譯介名刊Meta在2003年第一期舉辦了兒童文學翻譯的?？?，囊括了來自三大洲17個國家的學者的論文，但卻沒有中國學者的聲音（徐德榮，2004）。這說明中國兒童翻譯研究目前還存在大量的發展空白。筆者希望，通過此文增進國內學者對于外國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了解，引起國內學者和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幫助更好的引導中國兒童文學翻譯實踐，推動中國兒童文學作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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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吉首大學大學生研究性學習和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項目名稱《中國文革時期兒童文學翻譯研究》，項目編號：JDCX2018055研究成果。
（吉首大學 湖南張家界 427000）
文學翻譯形象思維論文范文第4篇
眾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來,國內的文學批評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轉型而發生了巨大變化,原先受人尊重和推崇的文學批評屢遭詬病,其形象和地位在人們心中一落千丈;一些作家甚至公開指責文學批評,態度之輕蔑,言辭之激烈,著實讓人愕然。更嚴重的是,面對這些詬病與指責,許多文學批評者也顯示出少有的退卻,似乎真的感覺到文學批評就是低人一等,永遠只能做文學的奴仆。很多有影響力的批評家也對文學批評失去信心,面對“江河日下”的文學批評,他們除了表現出無奈、心痛之外,就是不再那么熱心了,他們更樂意用文字喃喃自語,以求慰藉自我。也許在他們心目中,當下的文學批評真的成了“一溝絕望的死水”,與其在這溝“臭水”中攪渾,不如退守內心。當然也還有那么一些批評者不是這樣,他們仍然堅信文學批評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和穩定、統一的意義,總是把文學批評看做一種神圣的職業,在各種指責與蔑視中闡釋文學批評的意義,堅決捍衛文學批評的尊嚴。對于這樣的文學批評者,我們當然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因為即使在文學多元的今天,文學批評仍然有一些穩定的、統一的價值和意義存在著,它的確需要從事文學批評的文化人去堅守與弘揚,它的確需要有良知的批評家勇敢承擔維護其尊嚴的責任。在我看來,在當前的文化氛圍中,有關文學批評的價值和意義至少有以下幾個內容值得我們充分認識和堅持追求。
一、文學批評的文化傳承作用
在以往的文學理論教科書和其他一些著作中,一提到文學批評,往往十分強調它對文學創作的指導作用,甚至不少文學史中在論及文學批評的作用時,也特別強調它對作家創作的指導作用。這樣的認識有其合理性,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時期,文學批評的這種作用確實比較強大。但是,綜觀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我們可以發現,文學批評的這種作用整體上還是很小的,至于在現今的文化環境中,這樣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不少作家直言不諱地指出文學批評對他們的創作沒有指導作用,他們根本就不在乎文學批評中提到那些條條框框。另外一種情況是,我們對當下文學的極度不滿也證明了我們的批評并沒有在作家那里發生多大作用,因為如果作家真要是按批評家們的指導去寫作了,批評家們就不會有那么多不滿了。由此看來,說文學批評指導作家的創作可能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文學批評不能直接發揮指導文學創作的作用,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文學批評就是文學創作的附庸,并不意味著文學批評沒有意義。文學批評的其他功能是顯而易見不可否認的。人們常說,文學創作具有傳承文化的功能;其實,與文學創作相比,文學批評更具這樣的能力。因為文學批評是理性的,是具有選擇性的,它更能健康地傳承文化,更能擔當這樣的重任。文化發展的歷史也告訴我們,這的確是文學批評的一大重要功能。比如對過去發生在文學領域中的一些文化現象的理性分析與認識,就是通過文學批評實現的;再如對一些重要作家的不斷認識以及對他們所代表的優良傳統的繼承,也離不開持續性的文學批評。魯迅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精神資源的一部分,多年來人們對魯迅的認可與敬仰也正是在此前提下形成的。但魯迅精神的傳遞并不是自動發生的,它必須依賴文學批評家們的不斷努力才能持續和延伸下去。從魯迅開始創作起一直到現在,有關魯迅文學創作的研究與批評從未間斷,正是有了這些持續不斷的研究與批評,才使得我們對魯迅的認識越來越豐富,才使得他所代表的那些優秀的文化精神薪火相傳,成為我們全民族的精神資源。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文學研究與批評,魯迅和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也許早就被人們遺忘了。從這一角度來看,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功莫大焉。魯迅之例只是個案。如果我們把文學批評的范圍放大一點,就會發現它在文化傳承方面的作用之大。比如那些種類繁多的文學史其實也是一種文學批評與研究,它在某種意義上也起著文化傳承的作用,而且影響更為深遠廣泛,因為一代代的學生正是通過特定的文學史才會了解發生在過去與當下的文學現象,并形成一定的文化觀念,藉以指導人生,受用終生。文學批評的文化傳承功能不但體現在對本國文化的傳遞上,同樣體現在對外來文化觀念和精神的傳遞上。遠的不說,新時期以來的一些文化現象和熱點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比如有關現代主義的爭論、先鋒文學的探討、后現代主義的引進等,都和文學批評的參與分不開。毫無疑問,文學批評的文化傳承功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應當重視它的這種作用,以便讓它更為有效地發揮這種功能。
二、文學批評的文化建設作用
文化建設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其包括的內容紛繁龐雜,牽涉的范圍廣博多元。文學藝術或曰文藝活動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翼。在文藝活動中自然含有文學批評這一內容。但實際上,人們很少去討論文學批評對文化建設的作用。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復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批評者們缺乏這方面的意識。鑒于此,我們有必要指出,文學批評是文化建設的一股強大力量,而且是沖在最前面的力量?；叵搿拔逅摹睍r期的新文化運動,這樣的說法就會得到有力證明?！拔逅摹睍r期新文化運動的直接目的是推翻封建舊文化,建設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的全新文化。在批判舊文化的各種缺陷的同時,“五四”先輩們援引西方的各種理論,試圖讓其取代落后過時的封建文化,而這種文化建設實踐的主要陣地就開辟在文學領域,這其中文學批評和理論提倡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無論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還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以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這些以文學批評或理論倡導為鵠的的文章在促進新文學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大力促進了新文化發展的步伐,在不斷的探索中為中國現代文化的建設立下汗馬功勞?？梢院敛豢鋸埖卣f,如果沒有“五四”時期文學領域內的文學批評和相應的理論倡導,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建設肯定是空中樓閣。大致相同的情形在1980年代初期也出現過,那時文學批評在整個社會的文化建設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有目共睹,對許多敏感話題的大規模討論都發生在文學批評領域。例如:文學與人性,文學與人道主義,文學與傳統文化(以對尋根文學的討論為主導)等,這些重要的關乎文學的評判與論證對當時的文化建設起了直接作用。到了1990年代,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民間理論的提出以及由此引發的討論等都是發生在文學領域內的重大文化事件,它們對整個1990年代的文化發展、變化產生過巨大影響,甚至直到目前還在發生著作用。所有這些都說明,以文學為圓點但涉及廣泛層面的文學批評對社會文化的轉變與建設都會發生不可低估的作用。這一事實明確地告訴我們,文學批評是構成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因素。盡管它的直接對象是文學現象,但它一經流通于社會,產生的影響就絕不會僅止于文學。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至于過分狹隘地看待文學批評,認為它只對文學負責、只對批評者負責。我們應該正視它的文化建設作用,理直氣壯地、真誠地從事文學批評,成為具有高度責任感和文化眼光的文學批評者。
三、文學批評的審美價值
文學批評面對的對象首先是文學作品,而文學作品又首先是一個客觀審美對象。由此,人們歷來特別強調文學批評“發現美”的功能,即認為文學批評的職能在于引導讀者發現美,為讀者解釋美,從而把作為審美對象的文學作品中的美展示給讀者。這樣的認識與強調自然沒有問題,完全符合文學批評的基本功能。問題的另一面是,我們在強調文學批評發現美、解釋美的時候,往往會忽略文學批評自身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自1990年代以來,這種傾向表現得尤為嚴重。一些批評者沉迷于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理論,在批評中大肆運用各種新名詞、新概念,無暇顧及批評文本自身的審美價值,結果使得批評成了一堆亂哄哄的名詞堆積,批評文本自身毫無美感可言不消說,就連被批評的對象有哪些審美價值和文化意義也不得而知,這樣的文學批評留給人的只能是枯燥無味的面孔。當然,也有許多批評家注重批評文本自身的美學價值,注重文章結構的安排、語言的選擇、邏輯的嚴密等,他們的評論既是對批評對象的一次審美闡釋,也是一次獨立的美的創造之旅;讀到這樣的批評文字,是一種雙重的美的享受,它們給人的沖擊和震撼是長久的,深入骨髓的,如:
儲福金是厚積薄發的學者型作家,是自覺的文體家,虔誠的語言本位者,有著令人驚嘆的文字能力:精雕細琢,晶瑩圓潤,隨物賦形,不逞機辯,激情而內斂,呈現出細密柔和的光澤、色調與質地。而隨處可見的堪稱優秀的白描技法,更是提升了小說的文體品格。讀《黑白》,感覺如食上品鴨梨,入口細膩酥軟,幾無渣疵。(張宗剛:《內外雙修的深度寫作》)
讀這樣的批評文字所激起的內心愉悅是自不待言的。它的真正價值還在于有效地引導讀者去發現藝術作品的美,領略藝術作品的美,甚至學會怎樣去鑒別美,熱愛美。毫無疑問,這樣的批評文字應當成為每一個批評者努力修煉的目標,因為只有批評者的批評話語本身具有審美魅力時,它才有可能達到傳遞美的目的,否則再多的發現都只能是論者個人的自言自語。
文學批評的審美價值還體現在對某種審美傾向、審美趣味的促成和培養上。很多時候,我們會特別強調文學作品對讀者審美傾向的引導和審美趣味的培養,其實在文學批評發達的文化環境里,文學批評的這種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有時候甚至比文學作品發揮的作用還要大,尤其在文化、文學的轉型期。例如“五四”時期,正是在一大批文學革命者的批評倡導下,以白話文為主導的新文學才逐漸成為讀者的審美對象,在文壇上占據越來越顯要的位置,并最終取得輝煌勝利。我們知道,文學革命初期,文學翻譯和文學批評占據著主導地位,而翻譯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是介紹國外的文學流派和思潮,這樣的翻譯實質上也是一種批評。這跟當下評論界翻譯介紹現代主義、消費主義文化、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女權主義文論等一樣,都是一種具有批評性質的活動?！拔逅摹睍r期的這些批評活動吸引并引導了年輕一代的讀者,培育起了他們鮮活的審美趣味,使得他們對白話文有了全新的認識,為白話文學的流行創造了廣大的群眾基礎?？梢哉f,新文學的成功,文學批評功不可沒,正是它們的倡導,使得當時的文壇形成了新的審美傾向,為新文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道路。
文學批評的意義和價值當然不僅僅體現在以上幾個方面,這幾個方面也不是孤立地在發揮作用,它們往往會交織在一起,共同彰顯著文學批評的功能。作為從事文學批評的文化人,應該能夠意識到文學批評的這些重要功能,在實際的批評活動中有力而正確地發揮自己的批評才能。批評家應該明白: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對自身生命價值的確認和提升,更不是在玩激情四射的文字游戲,而是對社會文化發展與建設應盡的責任。
文學翻譯形象思維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目前世界上的各個國家都在加快自身的全球化進程，從經濟、文化、及歷史等層面進行變革，不斷與其他國家接軌，并加速學習與融合。而英語作為目前全球應用范圍最廣的一門語言，在世界各國都受到了歡迎，英語更是作為了一門官方交流語言，便于各國群眾溝通互動。而英語文學語言則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可以反映出英語國家的藝術內涵和文化素養，在實際的英語文學翻譯中，藝術語言的處理顯得尤為關鍵。
關鍵詞：英語;文學翻譯;藝術語言
引言：
翻譯作為翻譯者對于文學作品及其他文字內容的再次理解和重新闡釋，需要翻譯者根據被翻譯內容的核心和內涵進行再次加工和改編，并且不能改變原有的意義和內核。在英語文學翻譯中藝術語言的翻譯更是需要翻譯者注入心血，注意技巧和原則的把握，如此方能滿足讀者對于原著的期待與訴求，達到藝術性和真實性的高度統一。
一、英語文學翻譯藝術語言的概述
（一）英語文學翻譯的基本概述
語言是人類最為直接的表達方式，通過語言可以表達出自己的喜怒哀樂和內心情緒，也可以表達出自己對周圍事物及他人的看法。而文學語言和日常生活所用的語言又有著根本上的區別，它有著藝術特征，可以渲染出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和作者寄托的思想情感，使讀者在閱讀時產生情感共鳴，和作者進行精神上的交流和感情上的互動[1]。而英語文學作品作為西方國家的母語，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記錄了西方國家的人文歷史和風俗風貌等，讀者可以通過英文文學作品來了解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及民族風情等等，加深自己對國外文學的理解。
但為英語文學作品進行翻譯的人員必須要達到下列幾個標準，才能將英語文學作品翻譯成優秀的作品。首先是翻譯人員必須對自己所翻譯的作品有足夠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一定要自己熟讀作品，了解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達的核心思想;其次是翻譯工作人員需要擁有高水準的專業翻譯技能，尤其是在英語語言理解方面，更是要達到翻譯所要求的水平[2];另外，翻譯人員在翻譯時不能只顧著將英語作品的原文翻譯出來，而要同時注重翻譯作品的合理性，也就是翻譯作品需要符合漢語語法的要求，使得國人在閱讀時流暢通順，不存在誤讀和不理解語義的情況;最后一點是對于翻譯人員精神層面的要求，在翻譯一本英文著作時候，翻譯人員要和作者達成精神層面的契合，理解且認同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內涵，這樣翻譯出來的作品才會更加打動人心。
（二）英語文學翻譯的基本原則
在實際的英文翻譯中，有三項基本原則是翻譯人員必須遵守的。一是翻譯的目的性，簡而言之就是翻譯者翻譯此本英文著作的目的，為什么要翻譯這本著作、希望通過這本著作達到什么樣的目的、希望這對譯著對讀者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等諸如此類的目的，都是翻譯者在翻譯工作開始前需要思考并明確的。二是翻譯者必須熟悉中國語言的語法要求和國人的閱讀習慣，在翻譯時融入到翻譯工作中去。三是翻譯者對于原文必須保證忠實性，盡管翻譯不是照搬原文或者簡單的改寫，但是在翻譯時一切工作都是圍繞原文展開的，表達方式和表達手法可以有所不同，但核心內涵卻不能偏離原文，這就是翻譯工作必須遵循的原則。
二、英語文學翻譯中關于藝術語言的處理原則
在藝術層面，適當的夸大和編造是被允許的，但基于語言文學的真實性和現實性，在英語文學翻譯中，關于藝術語言的處理卻必須遵守下列原則：
（一）結合時代背景的原則
在眾多世界英文世界名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所撰寫出來的藝術作品，諸如《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名著，文中內容都與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或是處于戰爭年代或是抨擊當下的資產階級政權等等，各有特色。因此，翻譯者在翻譯這些著作時，就必須根據英文作品撰寫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翻譯，對當時社會的風俗習慣、社會現狀、及時代特征等等都有足夠的了解，這樣才能更好的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和文章的思想內涵[3]。這樣才能更好的處理好著作中的藝術語言，進行藝術的二次創作和加工，給讀者呈現每個時代不同的韻味和文化特點。
（二）重視翻譯作品的流暢性原則
文學作品的一大特點就是藝術性，而翻譯作品同樣要求語言藝術，但在把握好藝術性原則的同時，翻譯者也要注重作品語言的流暢性。外文作品和國內作品的語言表達形式必然是不相同的，國外讀者的閱讀習慣與國內讀者也不盡相同，此時翻譯者就要注重運用多種表達形式，打破傳統的語言形式。每一個讀者心中都有著自己所認為的哈姆雷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翻譯者不同特點的譯著，給讀者帶去了不一樣的印象和影響。如世界名著《簡愛》，所描述的故事不僅具有極強的故事性和生動性，而且還富含著深刻的寓意，給讀者以積極的精神能量。這本書在全球各國皆有譯本，并且被四十多種語言翻譯過，根據不同年齡階段的讀者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翻譯和加工，每一個版本的語言表達方式也不相同，但都得到了讀者的喜愛和支持。
（三）確保翻譯作品有合理的譯文規劃
在進行英文作品的翻譯工作前，翻譯人員需要對所要翻譯的作品做出一個合理明晰的譯文規劃。在充分考慮譯文藝術性的同時，要結合本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和語言習慣，對作品的翻譯做出一個具體規劃。翻譯作品的二次加工并不是簡單的直譯，而是要對文學作品重組，運用本國語言對其藝術的再創作，確保不懂得英語語言邏輯和思維習慣的讀者人群也能準確無誤的讀懂翻譯的作品[4]。翻譯不能運用死板的模式加工，而是要靈活多變的創作與創新。
（四）遵守美學原則
文學作品之所有具有藝術性，就是因為其是藝術美的高度升華，文學作品可以帶給人們以心靈的啟迪與慰藉，給予讀者以美的享受，陶冶讀者的情操，使讀者再閱讀時感受到文學的啟發與藝術的灌溉，從而豐富自己的人生價值。如果翻譯者所翻譯的作品呆板無趣，絲毫沒有美感和藝術感，那么給讀者帶去的價值是非常低的，而且還會讓讀者對文學作品產生反感。因此，翻譯者在翻譯時就需要遵循美學原則，盡量將作品的語言翻譯得優美動人，提高讀者的享受感。
（五）其他英語文學翻譯的藝術處理原則
除了上述翻譯原則外，在進行英語文學翻譯時，翻譯者還需要把握以下細節和原則：首先是需要對文學作品進行適當刪減和修改，對于一些不必要出現的內容進行刪減，對于作者表達模糊讀者無法理解的內容則需要翻譯者結合時代背景和具體情況進行藝術加工，而有些特殊情節需要解釋的，翻譯人員也要適時的補充，盡量讓讀者對作品達到充分理解。而在修辭手法的運用方面，翻譯者也要結合具體情況進行修改，國內和國外的修辭手法有著極大的不同，翻譯者要運用適合得當的修辭手法進行翻譯，而不是直接省略，忽視作品的藝術性。
三、結束語
翻譯文學作品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在語言的藝術性和作品的真實性方面需要做到高度統一。英語文學作品的翻譯要遵循好以上幾大原則，對藝術作品進行二度創作，賦予其新生命和全新的內涵。這樣才能讓讀者感受到英語譯著的文化內涵，感受到文化的熏陶，感受到語言藝術的魅力。
參考文獻：
[1]種道靜. 英語文學翻譯中藝術語言的處理[J]. 棗莊學院學報，2017，34（03）：77-80.
[2]曾帥. 淺談英語文學翻譯中藝術語言的處理原則[J]. 海外英語，2019（07）：119-120.
[3]閔亞華. 英語文學中藝術語言的翻譯原則 [J]. 產業與科技論壇，2019，18（15）：183-184.
[4]汪湘君. 淺談英語文學翻譯中藝術語言的處理原則[J]. 國際公關，2020（02）：276.
武漢東湖學院英語系 湖北 武漢 430000
文學翻譯形象思維論文范文第6篇
□“面對這樣一種廣闊的研究空間和重重的矛盾與困惑,無疑應該首先對于‘現代性’這一概念本身及其背后所隱含的思維方式加以認真清理與厘定,從而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確立一個合理的根據?！?/p>
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
王德威著,三聯書店,2003
雖然“現代(性)”或者“今”這一概念的內涵所指是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而滑動的,比如唐代成熟和風行的格律詩,被稱為“今體詩”或“近體詩”,在當時是以其現代(性)與“古體詩”相區分的,但這不妨礙五四以后的新詩把它當做“舊體詩”而推到主流文學的邊緣或對立面。同時在我們今天的文學史知識譜系中,它也失去了當初現代意義上的“今”/“近體”的意涵,而成為了一個歷史(傳統)的概念。所以新與舊、古與今、傳統與現代這些術語,都是相對的,不斷遷移與流動的。
或許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流動的歷史性,王德威認為如果到了公元2050年,我們還談論20世紀的“現代文學”將是一種“非常自尊自大的歷史觀”?！?〕但是作為20世紀的產物——“中國現代文學”的確有自己特定的歷史內涵。當一位西方學者在初次接觸到中國五四新文學時,曾驚異于它與中國古代文學深刻的差異,“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它們產生于同一個民族”?！?〕而這樣一種深刻的差異正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實現的,它最終體現在由五四文學革命所孕育和催生的五四新文學中。它是由這一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全方位的變革與轉型所推動的,或者說它其實就是這一變革與轉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實質是由傳統的農耕文明向現代的工業文明的變革與轉型,是一種現代化的歷史運動。因而從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文學的現代化,或者說現代性的文學形態與表現。
美國比較現代化學者布萊克在20世紀60年代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有三次偉大的革命性轉變。第一次革命性轉變發生在約100萬年前,原始生命經過億萬年的進化以后,出現了人類;第二次革命性轉變是人類從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第三次革命性轉變則是近幾個世紀正在經歷中的事,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從農業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1—4這第三次革命性轉變便是一般意義上理解的現代化。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動態過程,是由以農業文明(或游牧文明)為標志的傳統社會向以工業文明為標志的現代社會的演變。雖然由于不同的地域與在“世界歷史”中的不同位置,不同的社會結構、文化形態與歷史傳統,各民族與國家開始現代化的歷程與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其現代化的進程與社會也帶有各民族的特征,但是由人類社會物質生產方式的更替所決定的社會形態的更替的總體趨勢卻是不可改變的,即現代化運動是人類社會必然經歷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因而雖然這一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成為歷史,但是現代性也會作為一種歷史概念而得到確認。也就是說,雖然“現代(性)”中的當今的意涵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遷移,但是作為一種歷史變遷的意涵——由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卻會凝定下來,成為一個歷史的概念(當然這樣一種遷移也會不斷地回溯到這一概念的原生性意涵,只有當社會發展超越了人類歷史上的這第三次大變革而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之后,這一現代的意涵才會完全失去“當今”的意義向度,而成為一個歷史的概念)。而作為一種歷史概念已經談不上什么“自尊自大”的問題了。另外,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現代(性)”也并不必然具有當今的意涵,比如在傳統的中國文學譜系中,“當代文學”的出現正在于取代現代文學當今的意涵,而“現代文學”也就因此而成為一個歷史性概念。所以我們大可不必為“現代(性)”的歷史化而驚異或煩惱,因為在現代(性)的概念中本身就包含了歷史的內涵。不過對于如何理解與解說中國現代(性)文學卻存在著眾多的分歧與異見。由于五四文學革命開創了中國文學一個新局面——五四新文學,而且后繼者也大多以五四新文學的傳人自居。因而中國新文學曾一度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代名詞。但是在后來的歷史發展中,這樣一種“文學”也不斷地受到質疑與顛覆。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學”倡導與論爭中,革命派便認為五四是資產階級的五四,五四新文學是一種“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5〕177,因而他們要重造一個無產階級的五四。五四新文學的作家及其文學受到猛烈的攻擊,乃至他們要“用十萬輛無煙火藥炸開”它的“烏煙瘴氣”〔6〕20。魯迅被加以“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7〕126的罪名而被打倒。20世紀40年代在文學的“民族形式”討論中,五四新文學再次被宣判為“缺乏口頭告白性質的‘畸形發展的都市的產物’,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爾’適切的形式,是‘歐化東洋化’的移植形式”〔8〕427—428。雖然經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整合,五四新文學被歸結為新民主主義性質而成為了“現代文學”,但是同時也生成了超越它的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當代文學”。隨著不斷革命的深化,這樣一種文學最終被剝離為“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雖然隨著新時期的到來,在撥亂反正的歷史運動中,“現代文學”重新恢復了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但是僅僅從政治革命的角度來界定文學,而忽視文學自身規定性的局限也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與反思。一方面原來被壓抑在文學史邊緣或逐出文學史視野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文學、小資產階級文學、封建舊文學、乃至法西斯文學等作為一種歷史現象進入了現代文學的空間,從而凸顯出現代文學的復雜多樣性。另一方面伴隨加快四個現代化的時代主旋律,從人類文明形態發展的現代化的角度來審視與反思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內涵開始涌現。1985年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聯名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打破按照政治角度界定的近代(舊民主主義革命)、現代(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當代(社會主義革命)文學的藩籬與分界,將從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的中國文學看做一個整體,認為這是“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并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并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一個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撞擊、大交流中從文學方面(與政治、道德等諸多方面一道)形成現代民族意識(包括審美意識)的進程,一個通過語言的藝術來折射并表現古老的中華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時代中獲得新生并崛起的進程?！薄?〕雖然在具體的論述中他們主要談了“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以‘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代美感特征;由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來的藝術思維的現代化進程”等幾個問題,但其核心與實質其實就是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10〕。當然這一現代化的內涵還只是局限在啟蒙現代性與藝術形式的現代性方面,但是在當時它還是起到了開啟一個新范式的歷史作用。這從隨后風起云涌般出現的“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與“重寫文學史”浪潮中“百年文學情結”和推出了多部20世紀中國文學史著作便可見一斑。
不過這一概念很快就遭到了學界的質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以五四新文學作為現代性的核心價值的。而這樣一種現代性必然要壓抑或是遮蔽對于五四新文學構成了某種否定與揚棄的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學、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文學和50—70年代的當代文學。錢理群回顧說:在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后,他的導師王瑤便質詢過他們:“你們講20世紀為什么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或只從消極方面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文學的影響”,從而促進了他們的反思?！?1〕李楊更尖銳地指出:“將五四文學僅僅理解為‘個人性’的‘啟蒙’文學,將其與同時興起的‘民族國家文學’以及隨后產生的‘左翼文學’乃至‘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對立起來,將‘啟蒙’與‘救亡’對立起來,實際上過于狹隘地理解了‘五四文學’乃至‘啟蒙’的真正意義。事實上,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啟蒙’并不僅僅是指‘個人’的覺醒,它同時還是作為‘想象的共同體’——民族國家的覺醒,‘救亡’不但不是‘啟蒙’的對立面,而且是‘啟蒙’的一個基本環節。正因為這一原因,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個人’就始終是民族國家中的‘個人’,或者是作為民族國家變體的另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階級’中的‘個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將‘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十七年文學’乃至‘文革文學’視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現代性范疇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薄?2〕雖然李楊忽略了“五四新文學”、“左翼文學”、“延安文學” 、“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之間的差異、沖突與對立(實際上這些“文學”在歷史上的不斷更替正表明了它們之間不斷否定與更新的過程),并且對于啟蒙作了廣義的理解,只強調了民族國家(救亡)與個人(狹義啟蒙)相統一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們相互矛盾沖突的另一面,但是對于厘清20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還是具有警醒作用的。的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并不能簡單等同于“個人性”的“啟蒙”文學。在中國特殊的現代化歷史語境中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性還有更加豐富的歷史內涵。錢理群反思到:當初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為了打破極左思潮把文學史簡單等同于政治史的困境,但是“就理論來講,它遮蔽了實際存在的文學與政治的關系”,〔13〕而這一政治性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蛟S正是這樣一種爭論導致了后來許志英與李楊關于中國“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爭鳴。
同時這種單一的“個人性”的“啟蒙”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的關系也受到人們的質疑。在譚桂林看來,20世紀中國文學論者“對百年文學發展的各種力量的橫向關聯卻注意得很不夠,或者說被論者概括進來的文學現象顯得單一與狹窄”。實際上推動20世紀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格局貢獻最大的是那些自由主義作家,同時對于左翼文學與民主派文學偏執與缺陷加以匡正與補充的也是這些自由主義作家的文學,而且他們的文學經過時間的考驗而更具有經典性。因而這些文學現象沒有納入“20世紀中國文學”視野,便“使‘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理論體系的可信性不免令人生疑”?！?4〕雖然,隨著從“20世紀中國文學”向“重寫文學史”的深入,沿著文學自身獨立性的審美維度的延伸而必然發掘出大量的具有較高審美含量的自由主義作家,如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被發現并占據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比較顯赫的位置,從而重新整合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框架,這種質疑也就被實質性地消解,但是其對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復雜性與多樣性的強調還是令人警醒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是一個多元并存的文學格局,且不說通俗文學、市民文學在廣大讀者群中頗有勢力,僅從精英文化的角度來看,左翼、民主派、第三種人、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各擅勝場,各具風騷,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與方向共同地推進與發展了中國文化包括文學的現代轉型。無論忽略了哪一方面,或者輕視了哪一方面,對于百年文學史的描述就只能是一種虛假敘事,或者說是一種省略了事實的人造神話,這種文學史敘事的內部就會潛藏著無法克服的自我矛盾?！薄?4〕進一步延伸,被新文學長期排斥與壓抑的通俗文學也開始訴求自己的“現代性”。曠新年認為:“俗文學其實和純文學是共生的,‘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本身就是一對互相敵對又互相激勵的現代性概念?！彼鼈兣c都市消費文化、讀者大眾和現代傳媒具有一種“有機聯系”?！拔膶W革命的發生就是蘊含于晚清以來包括‘禮拜六’派在內的各種現代性拓展中?！薄?5〕王德威更是以“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轟動一時的口號來張揚被五四抑壓的晚清文學的現代性?！?6〕范伯群論述了晚清文學革新與《海上花列傳》等現代通俗小說的啟動之后,提出“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界碑”?！?7〕沿著這一思路,欒梅健在重新解讀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之后,更明確地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定位于《海上花列傳》出版的“1892年”〔18〕。
然而同樣面對這一概念,一些堅持五四啟蒙思想立場與原則的學者則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把新文化和新文學起點前移就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四’文學革命的獨立意義和獨立價值,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和舊文化、新文學與舊文學的本質差別?！薄?9〕在他們看來,“迄今為止,無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還是近代文學的范圍應該是由鴉片戰爭延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觀點,抑或是將現代文學的起點定于1894年、1897年或1902年、1905年等等的主張,都看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本質特征應是‘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現代意義的文學’,無形中也忽略或者說抹殺了‘五四’文學革命之于文學現代化的意義?！薄?0〕這樣一種“從內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現代意義的文學”正是以在五四文學革命中誕生的“活的文學”(白話/國語的文學)和“人的文學”(胡適語)作為標志的。相應的,在通俗文學問題上,在他們看來,雖然中國現代文學“有向通俗化發展的一種傾向,但它是雅文學而不是俗文學”〔21〕,因而鴛鴦蝴蝶派文學還不能歸入中國現代(新)文學。
這樣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就形成了針鋒相對的不同意見。而這種對立正根源于對于對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性”的不同理解。而“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現代化歷史、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內在關聯,既是這一學科應該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賴以成立的基礎?！薄?2〕因而這個“現代”的幽靈是中國現代文學必須首先直面的問題?！岸兰o中國文學”之所以引發了諸多的爭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它是一個未被認真反思而自明的概念。20世紀末錢理群反省到:“我幾乎不加懷疑地認定,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就是中國的現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現代化模式與現代化本身必然產生的負面,則基本上沒有進入我的觀察與思考視野”?！芭c此相聯系的,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論’的影響,‘撞擊與回應’的模式的印記是十分明顯的”。第三,“就是歷史進化論與歷史決定論的文學史觀的影響。新比舊好,新的總是勝過舊的;歷史是沿著某種既定的觀念、目標(我們稱之為‘本質’、‘必然規律’)一路凱歌行進,即使有一時之曲折,也是阻擋不住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的,等等?！薄?1〕吳曉東認為:作為這樣“一個價值自足體,一個沒有分裂性和異質性的合理同時又合目的性的范疇”的“現代性”所建構起來的文學史觀必然“表現出一種致命的本質主義傾向,即把同質性、整一性看做文學史的內在景觀”,而當它直面文學史的原初景觀時,“復雜化甚至充滿矛盾和悖論的文學史的原初景觀就輕而易舉地被抽象掉,整合掉了”。而“總有一些難以整合的經驗碎片,一些彼此沖突矛盾的現象存在于文學史中,而這些碎片化的,沖突的,悖論式的圖景恰恰是文學史的原初景觀”?！?3〕
這樣一種反思,無疑打開了現代文學的研究空間與思路。錢理群在世紀末反思說:“該如何看待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斗爭,由此開始的‘新文化(新文學)敘事’,這種敘事肯定、突現了什么,又否定、淹沒了什么? 以及在這種敘事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歷史與文學史觀?” 還有“諸如如何從中國文學、學術自身的發展,特別是晚清、民國(還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來文學、學術的發展,來揭示五四文學變革、現代文學的誕生的內在理路與線索;如何將現代文學置于與現代國家、政黨政治、現代出版(現代文學市場)、現代教育、現代學術……的廣泛聯系中,來理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如何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不僅是英美文學的影響,同時要關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國家,俄國與東方國家文學的影響,在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如何認識與處理‘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實現中國文學(文化)的現代化的過程,同時又是反抗殖民主義的侵略與控制,爭取民族獨立與統一的過程’這二者的關系;如何認識與處理本世紀文學發展的總格局中,新、舊文學,雅、俗文學及其關系,新文學內部的不同組成部分,自由主義文學、革命文學及其關系;如何認識與處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學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學與京派文學的對峙與互滲,如何評價反思現代化后果的文學作品及作家,等等”。但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困惑:“人們似乎十分容易地就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例如反思五四,就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為‘斷裂傳統’的罪惡的淵藪,并連及對五四啟蒙主義,激進主義,以及以后的革命文學的全盤否定,對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作家及其文學的理想化;強調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內在聯系,就不敢肯定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的巨大影響,在民族主義情緒膨脹的時候,連是否需要繼續向西方學習似乎都成了問題;在重新評價舊體文學與通俗文學時,出現了對新文學(例如新詩)的全盤否定,在一些朋友看來,新文學不過是外來文學的移植,惟有通俗文學才是真正的‘本土文學’。在注重于對現代文學與現代出版、教育、學術……等外部關系的研究時,卻又忽略了對文學形式、文學語言的變革,現代審美觀念、趣味的建立……這樣一些更加關乎文學現代性的內部關系的研究,等等”?！?1〕
面對這樣一種廣闊的研究空間和重重的矛盾與困惑,無疑應該首先對于“現代性”這一概念本身及其背后所隱含的思維方式加以認真清理與厘定,從而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確立一個合理的根據。稍后,隨著20世紀90年代西方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等思潮的涌入中國,在他們宣布“現代性”已經終結的口號中,也推動了關于“現代性”的研究,而且涉及了幾乎所有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白罱?0年,‘現代性’既是中國文學批評界所有譯文的中心語匯,也幾乎就是所有研究的話語支撐點”〔24〕。然而在這樣一種繁榮的背景中,“現代性”卻在汗牛充棟的著述中呈現出一種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狀況?！啊F代’的文學史敘述不免成了一個筐,什么都放了進去,什么都可稱為‘現代性’。革命文學也是‘現代性’;鴛鴦蝴蝶派確實已經長期積累著‘現代性’;文化保守主義還和世界主義連著呢,‘現代性’比誰也不少;還有的學者舊事重提,說近代以來的‘舊體詩’早經現代化,于今為烈,為何不應成為現代文學史大家庭的一員?”〔25〕這種矛盾與混亂不僅僅在于從西方輸入的“現代性”概念本身便是歧義紛呈、相互沖突的,而且在于“在所謂的‘現代性’進入中國以后,來自不同知識背景的人們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導致了對‘現代性’意義的復雜賦予”。
例如 “不少文章都將20世紀中國文學中對于鄉村生活與自然人性的謳歌稱為‘審美現代性’的典型體現,但我們同樣也發現另外的學者將之概括為‘反現代性’;魯迅可以被視作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的‘正脈’,也可以被描述為‘反現代性’的典型,并與尼采的‘反現代性’追求形成深刻的契合。在論述這些不同的傾向之時,我們甚至可以引用同樣的例證,而差別僅僅在于術語的不同!”而且“盡管現代性的理念自身可能涵容著矛盾、悖論、差異等復雜的因素,但借助現代性理念建立起來的文學史觀念,卻表現出一種本質主義傾向,即把同質性、整一性看做文學史的內在景觀,文學史家也總想為文學歷史尋找一種一元化的解釋框架,每一種研究都想把握到某種本質,概括出某種規律,每一種研究視野都太有整合能力?！薄?6〕因而這樣的“現代性”本身就是可疑的。同時“對現代性的不斷擴容,是否也意味著研究的價值前提的缺失?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學科自身的合法性與邊界,是否隨之被動搖?在消費社會全面降臨之際,對精英現代性之外的通俗文化、市民情調,日常生活的重視,其內在的意識形態性質,有否應該得到必要的反省?再有,現代性反思中引申出的一系列命題,如民族國家、兩種現代性、‘被壓抑的現代性’等,在不斷的重述中是否會變成新一輪的知識規劃?或者說,多元的現代性論述是否也會成為模式化的一元,同樣簡化了歷史的復雜性和特殊性?”〔27〕133這樣就不僅導致了我們的學術研究與交流無法在一個公共的平臺有效展開,而且導致了文學闡釋的簡單化與理念化,犧牲了文學自身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不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是隨著現代性的確立才得以成立的,因而“現代性”既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核心問題,也成為這一學科之所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礎,無論是淡化或回避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都是不明智的。我們更不應因為其內涵的歧義與闡釋的艱難而因噎廢食地放棄這一概念。理智的做法是直面這一概念的困境,理清與厘定中國現代文學之“現代性”的內涵與外延及其種種可能的邊界,從而為重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合法性建立一個堅實的學科(學理)基礎。因而清理與厘定造成現代性這一概念內涵混亂與歧義叢生的邏輯前提及其思維方式的學術梳理已成為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界與學術理論界的一個迫切任務。評注釋
〔1〕本文為浙江省社會科學規劃重點課題“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研究”(06CGWX03Z)階段成果之一。
〔2〕王德威等:《想象中國的方法——以小說史研究為中心》,《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3期。
〔3〕J•普實克:《從中國文學革命看傳統的東方文學與歐洲現代文學的沖突》,《中外文學研究參考》1985年9期。
〔4〕參見:《現代化的動力:一個比較史的研究》,景躍進、張靜翻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5〕瞿秋白:《學閥萬歲》,《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獎朕r在《初期白話詩稿》的序中也說,“覺得‘五四’時期的事情,好像已經是三代以前的事了,感覺很遙遠似的,我們也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
〔6〕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見《文學運動史料選》第二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10月。見《文學運動史料選》第二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8〕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1940年3月24日重慶《大公報》。見《文學運動史料選》第四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9〕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5期。
〔10〕曠新年說:這一命題的提出“并不是一個歷史分期的問題,而是一種現代性的思想表述。也就是說,它是將現代性的追求視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題的,并且現代主義又被視為現代性的最高表現形式”。(《現代文學發生中的現代性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1期)。
〔11〕錢理群:《現代文學的觀念與敘述•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文學評論》1999年1期。
〔12〕李楊:《中國當代文學史史學觀念筆談•沒有“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何來“新時期文學”?》,《文學評論》2001年2期。
〔13〕錢理群:《重新認識“純文學”》。
〔14〕譚桂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性質與意義的質疑》,《海南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1期。
〔15〕曠新年:《現代文學發生中的現代性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1期。
〔16〕參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載《想象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三聯書店,2003。
〔17〕范伯群:《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界碑》,《復旦學報》2001年4期。
〔18〕欒梅健:《1892: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論〈海上花列傳〉的斷代價值》,《文藝爭鳴》2009年3期。并參見欒梅健《為什么是“五四”?為什么是〈狂人日記〉?》,《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1期。
〔19〕王富仁:《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2期。
〔20〕許志英:《給“當代文學”一個說法》,《文學評論》2002年3期。
〔21〕王富仁:《當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若干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2期。據曠新年說,在80年代初,唐弢和嚴家炎就為通俗文學能否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發生過爭論。見唐弢《求實集•序》。
〔22〕倪文尖、羅崗:《重建“中國現代文學”的合法性》,《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2期。
〔23〕吳曉東:《文學史敘事的內在理念》,《文學評論》1999年1期。
〔24〕李怡:《多重概念的歧義與中國文學“現代性”闡釋的艱難》,《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5期。
〔25〕吳福輝:《“主流型”的文學史寫作是否走到了盡頭?》,《文藝爭鳴》2008年1期。
〔26〕余凌:《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1期。
〔27〕溫儒敏等:《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概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單位: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