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改革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1篇
俞可平，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學者，哲學、政治學雙學科博導，兼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凱風政治發展研究所所長，曾任美國哈佛大學、德國自由大學等?？妥淌?。
“作為政治學者，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作為改革的總目標，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看到了民主和法治的大方向?！庇峥善秸f。
作為知名學者，俞可平每年都會收到大量的采訪請求，大部分都被他委婉謝絕了。但他并不是難以接近的埋首書齋、遠離社會的學人，他的思想自《民主是個好東西》起，早已被民眾熟知。采訪聯系了將近一個月，我和責編一起，與俞老師反復通信，他給我的感覺是溫和、謙遜。他的辦公室也是書房，贈人以書是他的愛好。采訪結束后，俞老師選了幾本書送我，我請他寫一句話，他想了一小會，說：“我送你一句我常用來自勉的話吧，和你共勉?！彪S后，他揮筆寫下：“不左不右走人間正道?！?/p>
我問：“不左不右，可以理解為孔子所說的中庸嗎？”俞老師回答：“孔子的中庸，更強調折中，而有的時候，（不左不右的）正道不一定是折中的。比如說，鄧小平當年扭轉階級斗爭，那是很多人反對的，但它是人間正道；再比如，我一直倡導民主，我認為這是人間正道?！?/p>
深化改革，是因為公共治理出現了困境
《同舟共進》：您曾經說過，十八屆三中全會之《決定》的最大亮點，就是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當作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為什么中共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一個總目標？
俞可平：這既是對我們改革成功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目前我們面臨挑戰的回應。
治理改革的成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奇跡。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一個基本的原因是，我們不僅對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刻變革，也對政治體制進行了重大變革。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那種政治體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這是一種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體制為重點內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國政府不斷重申不照搬以多黨競爭、全民普選和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又十分強調政治改革，特別是以行政管理體制為核心內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黨競爭、全民普選、三權分立的標準來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政治確實沒有什么變化。
然而，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就會發現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5年中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例如，在依法治國、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社會治理、公共服務、政府問責、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審批、地方分權和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巨大的變化和清晰的路線圖：從一元到多元，從集權到分權，從人治到法治，從封閉到公開，從管制到服務。完全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成功，或者說，中國能夠在社會基本穩定的前提下保持經濟的長期發展，首先得益于中國治理改革的成功。
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現存的許多體制機制嚴重阻礙社會進步，我們在國家治理體制和能力方面，正面臨諸多新的嚴峻挑戰。僅以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為例，就可以發現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包括選舉、協商、決策、監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還不健全；公共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的制約，官員的腐敗和特權還處在高峰時期；公民參與的渠道不夠暢通；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相當嚴重，社會不公平現象突出；動態穩定的機制尚未完全確立，群體性事件急速增多，維穩的代價不堪重負；政府的公共服務還相當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對較低；行政成本過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狀況依然嚴重；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自治的程度相當低；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主要公共權力機關之間的關系還不夠協調；黨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
盡管我不認為我們黨存在執政危機和統治危機，但我們確實存在明顯的局部治理危機。公共治理的危機，典型的表現就是我所稱的“城管式困境”。
《同舟共進》：記得您在2012年“重構治理秩序，走向官民共治”一文中也提到過“城管式困境”，并且認為是公共政策的最壞結果，為什么這么說？
俞可平：是的，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在一些公共領域，我們正面臨嚴重的治理困境，急需重建新的治理秩序。在公共治理領域，最佳的政策效果是“帕累托最優”，即政策相關方只有利益的增加，而無利益的損失。但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是截然相反的情況：利益相關者都對相關政策不滿意。我把利益相關方都成為輸家的政策困境，稱為“城管式困境”。因為“城管現象”是這類政策的典型案例：管人者與被管者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雙方都不滿意。人們怪罪于“城管人員”，但城管人員同樣也冤屈滿腹。
一種政策如果沒有贏家只有輸家，無疑是最壞的政策。在現實生活中，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樣的情況隨處可見。如“醫鬧”，大夫擔驚受怕，患者則含怨藏怒。再如學校教育，學生、家長、老師都牢騷不斷。更廣泛地說，我們的維穩代價越來越高，而不穩定因素卻日益增多；民生不斷改善，而人們對政府的滿意度和信任度卻沒有隨之提高；舉國上下都痛恨官員腐敗，但腐敗卻仍在高位區；一方面，我們提倡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卻又在政策上助長各地公共服務的差異化。凡此種種，都是治理的失序、失效和碎片化，是我們面臨的治理困境。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四種可能的效果：其一是政策相關方都從中獲益，而沒有任何損失，即全贏的局面。其二是多數利益相關者獲益，而少數人的利益受損，即多贏少輸的局面。其三是少數相關者獲益而多數人的利益受損，即多輸少贏的局面。其四是政策相關者的利益均不同程度受損，即全輸的局面。任何理性的決策者都應當力爭第一種結果，而堅決避免最后兩種結果，特別要杜絕最壞的“城管式困境”。如何走出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徑就是重構公共治理秩序，努力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理”
《同舟共進》：很多人注意到，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個概念，也是首次用“社會治理”替代“社會管理”。提出這些新的概念有何意義？
俞可平：“國家統治”與“國家治理”，“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雖只有一字之差，卻有極其不同的意義。它們甚至不是概念上的區別，而是理念的不同。
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是要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這是全新的政治理念。這一新的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的重要理論標志，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大創新。從實踐上說，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相應地，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勢必要求在國家的行政制度、決策制度、司法制度、預算制度、監督制度等重要領域進行突破性的改革。
從統治走向治理，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普遍趨勢?！岸嘁恍┲卫?，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變革的重要特征。
舉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到成熟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性了。前不久美國聯邦政府很多部門關門了，但這并未使美國社會陷于一片混亂。什么原因呢？因為美國的國家治理已經很成熟，尤其是它的社會治理很成熟，政府治理（尤其聯邦政府治理）只是整個社會治理的一部分，這個部分即使出點問題，社會大體上還會正常運轉。再比如日本，近些年來，它的首相平均不到一年換一個，但日本社會仍井然有序，這也是因為日本的整個社會治理比較發達、比較成熟了。雖然這些事件的發生表明西方發達國家的治理也存在問題，但回過頭來看中國，你能想象中央政府關門會怎樣嗎？你能想象最高領導人一年換一個會怎么樣嗎？
《同舟共進》：“統治”、“治理”這些概念在讀者眼中也許都有點專業，但您是國內最早系統研究治理問題的專家，早在2000年就主編了《治理與善治》一書，您能詳細說說“統治”與“治理”的不同嗎？
俞可平：是的，“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統治”的概念。過去我們講“國家統治”，現在強調“國家治理”，這兩個概念有什么區別呢？統治就是政府依靠壟斷性的國家權力對社會進行控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國家統治的實質就是階級專政。治理則是各個社會主體運用公共權威來維護社會秩序。
從政治學理論看，統治與治理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區別。其一，權威主體不同，統治的主體是單一的，就是政府或國家其他公共權力；治理的主體則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還包括企業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等；其二，權威的性質不同，統治是強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強制的，但更多是協商的；其三，權威的來源不同，統治的來源就是強制性的國家法律；治理的來源除了法律外，還包括各種非國家強制的契約。其四，權力運行的向度不同，統治的權力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權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兩者作用所及的范圍不同。統治所及的范圍以政府權力所及領域為邊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圍則以公共領域為邊界，后者比前者要寬廣得多。
比如說，我們搞市場經濟以后，企業就是一個自主的運行主體，政府不能去干預，所以我們說企業治理，但不說企業統治。對內是這樣，對外也是這樣的。再比如，我們現在還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但美國會干預其他一些國家的事務，其他國家就會對美國不滿，認為這是霸權主義。為什么呢？因為美國政府的權力不能超出它的國界。還有，當代世界有大量事務是全球性的，比如環境污染、金融危機、傳染病、恐怖活動等，都已經不是單個國家能解決的，必須大家一起治理。于是，全球治理便應運而生，但至今還沒有全球統治。
《同舟共進》：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有何特征，或者說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主要標準是什么？
俞可平：我們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也好，建設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也好，至少要有這么幾個要素：
一、公共權力的運行必須制度化和規范化，不能帶有隨意性。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場治理、社會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范的公共秩序。
二、民主化。所有公共治理以及制度安排，最終要保障主權在民，或者說人民當家作主。所有的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體現人民的主體性。
三、法治。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里，憲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這是最核心的。法治有兩層含義，一個是憲法和法律是最高權力，一個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第一層含義更重要，那就是憲法和法律才是最高權力，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
改革開放之初，我們講的是“法制”，但現在我們講的是“法治”。這兩個詞是有實質性區別的?！胺ㄖ啤笔菄栏癜凑辗赊k事，這在中國傳統社會也是有的，如明朝的朱元璋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的，誰不按照大明律例辦事是要殺頭的。但這永遠不可能是“法治”，因為皇帝總是凌駕于所有的法律之上。而在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里，任何政黨、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憲法是最高權力。
四、高效?，F代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較高的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率。
五、協調?，F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至少有三個特別重要的子系統，一是政府治理，二是社會治理，三是市場治理。這三個是最重要的子體系。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它不是碎片化的，才能叫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
我認為以上五點，是評價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最主要的五個要素。其中，民主是區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所在。政治學家一般把現代的國家治理簡稱為民主治理。在古代，也有些王朝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但是不能說它有現代的國家治理體系，為什么？因為它保障的是封建皇權。而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保障的是主權在民，要確保人民的主體地位，所有的公共政策最終要體現民意。
官員素質與民主“四字訣”
《同舟共進》：《決定》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放在一起，如何理解“國家治理能力”？
俞可平：這里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其實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體系和制度執行能力。把兩者放在一起，表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個政治過程中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密不可分。不過，影響國家治理能力的，除了制度因素外，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體的素質?？v使有最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官員的素質很差，貪污、腐敗，沒有公信力，能力很弱，你有再好的制度也運轉不起來，也不能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
所以，要提高國家的治理能力，或者說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除了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以外，還要提高官員的素質。提高官員的素質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對官員進行教育和培訓，特別是公民教育和能力培訓。第二件事更重要，要有一整套民主的選拔機制和權力的制約機制，不但把公民當中高素質的人選出來，而且當發現某個官員不稱職時，還有權罷免他。前者叫“授權”，后者叫“限權”。民主其實很簡單，要義在“授權”“限權”四個字。民主就是一整套人民對政府進行授權限權的制度機制。
在古代，可能個別官員的素質很高，但很難保證整個治理體系長期有效地運行。每個王朝最初建立之時都朝氣蓬勃，治理能力很強，但過不了多少年就又被另外一個王朝給替代了。所以黑格爾說中國沒有歷史。他指的是，中國歷史無非就是一個王朝替代另外一個王朝，周而復始地循環。黃炎培問過毛主席，怎么跳出這個周期？毛主席說靠民主。毛主席說得還真對！
實現“制度的現代化”，需要“有破有立”
《同舟共進》：那么如何有效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破解公共治理的“城管困境”呢？
俞可平：《決定》已經構劃了指導思想、總體目標、重點領域和主要任務。我還特別想強調以下六個方面：
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努力突破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的束縛，這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大力呼吁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里有兩句話很好，我希望各級官員能夠深刻理解其意義。一句話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的福祉，是我們改革的落腳點和出發點”。這句話表明，所有的觀念、所有的制度、所有的改革，說到底是為了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的福祉。這就像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一樣，只要能“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的福祉”，什么都可以試、可以倡導，而不要先問姓“社”姓“資”，屬“中”屬“西”，是“馬”非“馬”。第二句話，即三個“無止境”——“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這個“永無止境”，首先從時間維度來說，是改革開放的過程永遠不會終結。但我覺得還有一個空間的維度，不是到某個地方就停止不前了，任何領域，包括政治領域，都需要改革。否則，怎么叫“全面”改革？只有全面改革，才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部門主義、地方主義，都是現行體制的弱點。一方面要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這是我們成功的經驗；但另一方面，還要加強頂層設計，因為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體系，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各個領域，必須從整體上規劃和考慮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必須超越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而且要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
三、要善于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的經驗，及時地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上升為國家制度。這些年來，很多地方做了一些很好的治理改革。在這一點上我有發言權，我主持“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有14年了。我們有兩千多個案例，比如一站式服務、決策的聽證制度、兩票制、公推公選、政務透明、政務公開、問責制、離任審計等，很多是我們倡導和推動的改革創新經驗，有些在全國推廣了，但還有更多沒有推廣，甚至人走政息，挺可惜的。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應該把地方的改革上升到國家制度層面——因為只有制度化，才不會人走政息。
四、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好的經驗。治理體制和治理行為更多體現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價值理性。治理創新、治理改革是世界性的趨勢，我們應當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當然也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中國這些年來在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除了我們自己創造的以外，也有相當一部分得益于借鑒國外經驗。比如聽證制度，過去把它當作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但現在我們也普遍推廣，這是保證決策民主化科學化不可或缺的制度。其他還有一站式服務、律師制度、問責制度、新聞發言人制度，等等。
五、要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制度的現代化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破，另一方面就是立。
破——就是一定要破除有弊端的體制機制。對于那些不合時宜的體制機制，要堅決破除。我們現在有些體制是違背政治學公理的，比如說，權力與責任應當成正比，有多大的權力就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但在現實生活中，有些部門權力大無邊，卻幾乎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還有一些體制機制，損害公民的合法權益，例如這次三中全會《決定》廢除的勞教制度。還有不少制度要么設計不合理，要么相互打架。例如，黨內的廉政法規有100多個，是全世界最多最齊全的，甚至具體到吃飯要四菜一湯。但是效果好嗎？顯然不好。這些制度該修改的要修改，該廢除的要廢除。
立——就是健全和完善各種制度?，F在還有很多好的制度沒立起來，比如人民代表制度。這次關于深化改革，《決定》中講了一條，“要建立健全代表聯絡機構”，這一條在我看來就很有針對性。人大代表是反映民意的，可是選民把代表選出來之后，怎么反映民意呢？我們現在還沒有行之有效的機制。一些地方設立了“人大代表聯絡站”，效果非常好，“上訪”數量明顯下降。大家都說這個制度好，但不能推行。為什么？據說是因為有人擔心“人大代表聯絡站”會變成西方的“議員辦公室”。其實，這完全是性質不同的兩碼事。我們的整個人大制度，包括人大代表聯絡站，本來就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沒有暢通的代表聯絡機制，不就是成心不讓人民代表聯系人民群眾嗎？
六、要破除官本位觀念，消除官本主義的流毒。良好的國家治理，用我的話講就是善治，制度是決定性的，但是光靠制度行嗎？治理主體的素質也是個大問題，我們現在有個最大的阻礙就是官本位。
“官本主義”就是“有權就有一切”，這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為什么我近來研究歷史上的官本主義？就是因為我想不通：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也建立了，民主法治也在推進，但社會的官本位現象卻更嚴重了。我上大學的時候，我的老師是院長、系主任，但我們從來不叫他院長、系主任，都只是叫老師。但現在，對一個院長、主任，只叫老師好像不行了。許多大學老師都想著做官，深圳有一個大學招聘處長，二十多個教授去競聘。學術領域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領域。
現代政治文明和傳統政治文明的本質區別，就在于傳統政治文明的基礎是官員的權力本位，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礎是公民的權利本位。如果不肅清官本主義的余毒，那我們理解近代兩次民主革命的意義，先賢烈士的血豈不是真的白流了？所以，《決定》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我很高興。
現代穩定是動態穩定，以疏為主
《同舟共進》：《決定》中明確提出“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膽子要大、步子要穩”。這與您一直強調的觀點吻合——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推動政治民主發展。您曾說過有兩種穩定——“傳統的穩定”與“現代的穩定”，目前需要做出什么樣的調整，才能實現“現代的穩定”？
俞可平：我一直倡導動態穩定，并把動態穩定界定為現代穩定，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疏為主。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對政府有不滿，都可以讓他們說出來，要有合理合法的制度保障老百姓的權利。我把靜態穩定叫作傳統穩定，它是以堵為主，什么都不讓你說，什么都不讓你干，這種穩定是維持不下去的，這樣的時代應該過去了。
我一直特別強調動態穩定，但是動態穩定對政府來講是極大的考驗。第一，官員的素質要很高，要敢于面對老百姓。如果你自己也貪污，能力很弱，沒有公信力，你肯定不敢去面對老百姓，去了以后老百姓也會把你困住。而素質高、能力強的官員，就不怕直接面對老百姓?，F在的問題是，在現行選拔機制下，這樣的高素質官員不太容易產生。第二，要有一些合理的制度機制，讓老百姓自由表達其訴求。像人大代表聯絡站，就是很好的機制。
《同舟共進》：2013年初，《舊制度與大革命》因領導人的推薦而“走紅”，書中有這么一句話：“革命實際上并不是發生在受壓最緊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原來壓得很緊，然后逐漸放松的時候?！蹦趺蠢斫膺@句話？當下的改革是否存在這樣的風險？
俞可平：很多人對此都有過解讀，大致有兩種看法：一種說是在提醒統治者注意革命的情勢、革命會在什么時候發生，總之不能太開放。另外一種解讀是，提醒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革命的結果未必更好，整個社會被打亂，會帶來很多負面的東西。
但我認為要說革命，還是馬克思講得最好。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是什么呢？他認為，革命是客觀環境的產物，革命的發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什么樣的情況下會爆發革命？那就是，當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而被統治階級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時，危機就爆發了。他還有一個更深刻的觀點，即政治的上層建筑要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要沖破那個舊的制度時，如果舊制度還不做改革的話，就可能爆發革命。
講革命，我認為更多的還是要看客觀情勢。為了避免革命，應當不斷進行體制改革來滿足社會經濟特別是生產力發展的需求，還要滿足公民日益增長的政治需求。
除了決心，還要“有寬廣的胸懷”
《同舟共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有很多亮點，比如您剛才提到的“要建立健全代表聯絡機構”，但大家會否和以前一樣擔心“政令不出中南?！?？
俞可平：遇到阻力能不能往前推動，這是非?，F實的問題。這些阻力既來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礙，但也可能來自決策者的優柔寡斷，缺乏擔當和責任。但是，中央既然有這么重要的一個決定，我相信我們黨是有足夠力量去落實的。如果真要做的話，也一定能夠做到。比如禁止中秋發月餅，一個文件下來，都不發了。這說明中央的組織和動員力量依然非常強大。所以，能不能落實，關鍵是看決心大不大，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要有合理的制度設計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下定決心后，就是如何通過合理的設計，以最小的成本代價取得最大的效果。改革不僅要集中全黨的智慧，也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即將設立的負責頂層設計的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將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點也非常重要，決策者和執政者要有寬廣的胸懷。這個胸懷是什么呢？就是黨的宗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一定要超越任何階層、團體、組織的利益，要站在中華民族復興和全體人民利益的角度來推動改革。全部改革，應該堅定不移地堅持人民至上的立場，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
你擔心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能不能真正落地，而我還擔心另外一點，就是怎么做。有些改革其實并不難，完全可以做到，如單獨子女放開兩胎、廢除勞教制度等。但如果做得不好，就會背離“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總目標。
首先，一定要按照法律辦事。黨既要依靠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來實施決定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但更要依靠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和科學執政的現代治國方略。
其次，要遵循增量改革的道路?！稕Q定》所涉及各個重大領域的改革，有些條件已經成熟，有些則只是指明了方向，應當分輕重緩急，選擇關鍵環節進行重點突破。
最后，要通盤考慮，統籌協調，體用并進。治理體制雖然更多體現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體”與“用”，是互為一體，密不可分的。如果不改“體”只改“用”，“體”和“用”之間的張力就會越來越大。例如，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與現存的意識形態之間就存在著明顯的張力，如果不努力進行理論創新，那么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將遭遇合法性的挑戰。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在體制上也要與時俱進?，F在著重強調“協商民主”，要作為重點推動，我對此很贊成。但是我每次都要講，一個完整的民主政治，第一要素是選舉，如果沒有正當性的選舉，把具備優秀素質的人選上去，能協商出什么結果來？如果不能在官員濫用權力的時候，把他限制住，協商民主就不能真正發揮作用。所以，在協商民主之前，還要有選舉民主，它能解決前面提到的民主“四字訣”里的“授權”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講“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有”，“權為民所有”和“權為民所賦”講的都是授權。到現在為止，在制度改革上，“授權”沒有太多的突破，這個問題不解決，會影響改革的效果。
體制改革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教育”正面向縱深融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最具時效性和 針對性的公共課程，借力互聯網平臺，迎來了創新教學理念和改革教育教學方式的黃金時期。就“互聯網+教育”視角下高校思政理論課教學改革的機遇、現狀和舉措淺談幾點思考，力求實現思政課入腦入心力行的教學目的，最終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
[關 鍵 詞] “互聯網+教育”;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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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8年發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動計劃》中提出“三全兩高一大”的發展目標，2019年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指出：在我國8.54億網民中，從職業結構和年齡結構分析，青少年學生群體占比最高。這表明“互聯網+教育”的縱深融合發展趨勢以及青少年學生是其重要的參與者和獲益者。所謂“互聯網+教育”，是指充分運用互聯網信息技術和平臺，向縱深融入教育行業，促使教育教學實踐活動跨越時空地域等限制，助推教學理念的更新、教育資源的共享和教學手段的創新等各個方面，推進教育教學改革，最終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
一、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思政課教學改革帶來的機遇
（一）提供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庫
互聯網信息技術平臺具有突破時空限制、傳播迅速便捷、資源豐富多樣的獨特優勢，為思政課教師搜集多元的思政教學素材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廣闊的平臺。思政課教師可根據教學內容和教學設計，結合學生的興趣愛好和認知水平，對網絡熱點資源進行嚴格篩選和提煉加工，使其與理論知識高度融合，成為豐富與活化思政課教學內容的生動案例和現實素材，有效提升思政課的溫度和深度，為推進思政課教學改革奠定豐富的資源基礎。
（二）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內生動力
傳統教學模式中，教師是教學活動的主導者和知識的主要傳授者，學生是教學活動的跟隨者和接受者，極大地制約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隨著“互聯網+教育”的縱深融合，青少年群體作為運用互聯網信息技術的主力軍，享有更多的空間和平臺，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特別是在思政理論課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如何更好地引導學生將所學內容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如何扭轉學生認為思政理論課枯燥乏味、說教味濃、假大空的普遍誤解，如何真正實現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就要充分借助互聯網信息技術平臺，深入了解學生的興趣愛好和認知水平，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內生動力。一方面可以改變傳統教學中教師主導的模式，善于引導學生自主發現問題、搜集資料、解決問題，并借助學習通、藍墨云班等App搭建學生自主學習平臺，強化師生、生生間的互動交流;另一方面從學生關注的網絡熱點問題著手，深挖與教學內容的融合切入點，引導學生辯證思維，以視頻、圖片、音樂等多種形式形象直觀地呈現抽象知識點，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既有現實的溫度，也有理論的深度。
（三）搭建共享優質資源的多元平臺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發展“互聯網+教育”，促進優質資源共享?；ヂ摼W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信息技術手段愈加普遍的運用到教育實踐中，促進了教育教學先進理念和方式方法的創新改革，為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多覆蓋面的傳播和共享優質教育資源搭建了暢通的平臺，最大限度地緩解城鄉教育資源不平衡的突出問題，有助于發展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教育，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發揮重要的紐帶作用。
二、“互聯網+教育”視角下高校思政課教學改革的現狀
（一）教師教學理念落后，教學改革推進過程中制度化建設仍然空白
首先，教學理念的轉變和更新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目前由于受辦學條件、生源條件、重視程度及投入度、培訓力度、信息化運用能力等各方面實際因素的影響，高校思政課教師對信息化教育背景下的先進教學理念只停留在認知半認同階段，真正能夠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踐行現代化教學模式的教師少之又少。其次，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政理論課教師座談會上針對思政課教學改革提出了“八個統一”的要求，但各高校仍然缺乏院級或校級兼具針對性和統籌性的改革實施方案，沒有制度化的綱領性文件做指引和監督，影響了思政課教學改革的進程和力度。最后，大部分高校思政課課程設置和教學設計中，理論課時遠遠超過實踐課時，仍然以“教師講，學生聽”的講授式教學法為主，課堂實踐環節流于形式，學生缺乏參與感，教學手段過于單一，學生在學習時常常感到理論性強、難以理解、枯燥乏味。
（二）學生對思政課缺乏學習熱情，重視程度相對較低
由于受教學模式、課程特征以及學生對思政課存在主觀上的認識偏差等方面的影響，學生對思政課的重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大多數學生對自己的要求只停留在“保過”層次，這是思政課教學最大的失敗之一，也是影響思政課教學實效的重要原因。
（三）思政課考核方式比較單一，缺乏多元化評價體系
目前，各高校思政課考核采取過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結合的方式，過程考核包括考勤、作業、筆記、課堂討論、小組活動等方面;期末考核主要采取課程總結、開閉卷考試、座談會等方式進行，此種考核方式看似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實則忽略了對學生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考核，仍然偏向于理論知識的考查，忽略了學生自評互評，影響學生自我教育和主體作用的發揮，忽略了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影響教師教育教學方法、教學設計的改進和完善。思政理論課的教學目標不僅是為了讓學生掌握理論知識，更側重于培養學生科學的三觀、辯證的思維方法和堅定的家國情懷，最終達到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目的。
三、“互聯網+教育”視角下高校思政課教學改革的舉措
（一）高校管理者在思想上要重視，在行動上要支持思政課建設
思政理論課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課程。高校管理者應充分認識到思政課在育人過程中的不可替代性，要站在黨和國家的高度認真落實相關文件精神，做好頂層設計，搭建暢通平臺，強化制度建設，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在思想上要重視思政課，在行動上要支持和助推思政課教學改革和發展，自覺加入思政課教師隊伍，加大資金投入和培訓力度，組建結構合理、素質過硬、人員齊備的思政課專業教師團隊，促進高校思政課教學改革向縱深發展，提升育人水平和質量。
（二）思政課教師要自覺更新教育理念，不斷提升綜合素養
思想政治理論課能否上好關鍵在于是否能發揮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思政課教師要自覺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不忘教育初心，找準職業定位，肩負起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真理，塑造靈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時代重任;要不斷夯實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廣泛涉獵其他哲學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知識，心中既要有歷史視野和當下時局，還要有未來遠見;要以身作則，成為學生心目中的引路人;要善于學習互聯網信息技術，運用數字化教學手段，借力網絡平臺和資源，充分發揮線上線下、課上課下多渠道優勢，促進思政課堂與時代同步、與教師共鳴、與學生合拍，提升課堂的活力和吸引力，強化育人實效。
（三）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打造精彩思政課堂
現代化教學模式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是教育教學活動的指導者和引路人。因此，推進思政課教學改革，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至關重要。首先，青年學生作為互聯網信息技術發展的重要參與者，面臨著海量知識傳輸和多元價值取向，思政課教師要運用信息化技術手段搭建自主交流平臺，了解學生的興趣愛好和情感價值，并結合理論知識和熱點案例進行個性化和針對性引導;其次，改變傳統的以“教師講、學生聽”為主的教學模式，根據性別比例、興趣愛好、個性特征、知識儲備等標準精細化分組，指導學生充分借助網絡平臺，通過搜集資料、篩選整合、組團設計、分工合作等環節鼓勵學生走上講臺，打造精彩無比、活力四射、形式多元的思政課堂，提升學生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的參與度，從而激發對思政課程的興趣愛好，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和家國情懷，鍛煉語言表達、團隊協作、信息化運用等綜合素質和能力，將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落到實處;最后，堅持從學情和學生所學專業出發，在教學設計中緊密結合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及專業性質，將專業職業素養和思政課教學內容融為一體，搭建思政課程和課程思政互聯互通、同向同行的有效交流平臺，形成協同育人效應，構建大思政的育人環境，不斷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親和力和針對性，重建思政課在學生心中的燈塔地位。
（四）細化課程考核指標，構建多元化課程評價體系
課程考核是衡量學習效果、評價教學質量、檢驗教學目標落實的重要手段，對教師的教學設計和學生的學習行動起著重要的導向和激勵作用?？茖W的課程考核方式要以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為標準、以信息化教學平臺為載體、以思政理論課程特色為依據，能夠反映出學生在知識目標、能力目標、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三維目標一體化的綜合性學習實效。因此，思政課教師要改變以往單一的考核評價方式、細化課程考核指標、構建多元化課程評價體系，要堅持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統一、過程性與成果性相統一、自主思考與團隊合作相統一、繼承傳統和創新發展相統一、課上與課下相統一、校內與校外相統一、自主自覺和互相監督相統一、獎懲相統一的八大原則，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參與度，以制度化、體系化的方式激勵學生努力實現理論認知—價值認同—自覺踐行的偉大轉變，將三維課程目標和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納入評價體系，并具體落實到日常生活行為中。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互聯網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新時代，高校思政理論課教師要善于抓住教學改革的黃金機遇，以敏銳的洞察力感知信息化教學背景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深刻認識思政課教學改革的現狀，并以敢為人先的魄力，勇于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上下求索，推進思政課教學改革的實踐步伐，不斷提升思政課教學效果，充分發揮立德樹人、鑄魂育人主渠道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仲福.“互聯網+”視角下高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思考[J].科技資訊，2018（14）：229-230.
[2]譚利，劉波亞.互聯網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創新思考[J].農家參謀，2020（11）：240.
編輯 劉莉琴
體制改革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大數據環境氛圍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催生集成化、智能化思維。大數據技術的融入與應用，為具體的教學實踐提供了創新渠道和有效途徑。高校思政教學需應用好大數據技術的數據整合、分析、量化，乃至交互等功能，使之轉化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軍師”、“武器”。為此，文章基于大數據時代的背景和思維，淺析并提出幾點關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創新策略。
關鍵詞：大數據;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
大數據技術是營造和支撐大數據教育環境的支柱。它是工具性的，是輔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新型“武器”。高校要靈活運用這一武器，促使自身教改理念革新，對教學計劃及目標進行科學化定制，并對教學評價量化執行。由此，使“大數據+”教育成為高校立德樹人教育教學任務達成的良好范本。
一、樹立對大數據技術應用的工具化思維，落實人本教育
1.學生本位為核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之本，是讓當代青年學生能夠依托于系統的思政理論學習，獲得思想意識的進步，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歸根結底進行的是人本教育，將學生個體的全面發展作為主線，并將其融合于大的社會發展背景之中，堅持做到“學生的思想走向哪里，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跟進哪里”的工作思路。思政課教師需確切地理解好大數據時代教與學之間的關系，善用數據化平臺和工具化思維進行教學，既要把準當今大學生的思想特點，又要豐富和拓展教學形式，在新教育技術環境以及新技術應用中提升思政課程的實效性。
2.數據資源為工具。教師教學理念及教育目標的落實，需依靠課程教學各個環節的有效配合來實現，現代化教育手段是優化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的重要途徑。一方面，教師可利用大數據工具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使大數據教育技術應用成為激發學生探究欲、思考欲的“誘餌”。例如，教師在講解唯物論的“量變與質變”時，將數據資源寓于課程內容設置中，充分利用已有的思政教育學科資源平臺“深挖思政資源素材“，搜索、利用、整合相關資源，進行本課教學內容的豐富與拓展。另一方面，青年學生面對以技術為支撐新的教學形式、氛圍，會倍感新奇，樂于對教師的引導作出回應，借此，教師的思政理論指導更容易入學生耳，乃至入學生心。在這個教學過程中，大數據技術應用與學生的喜好相契合，力求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使以往理性、抽象，乃至枯燥的理論學習，在新的傳授形式下變得更有魅力，從而使學生可以更加靈活地去掌握和理解相關知識。
當然，樹立對大數據技術應用的工具化思維，并不意味著要對大數據技術進行“全盤式”應用，而是要特別注重合理分配數據化教學方式在課堂上的比重。高校思政課程教師要注意對新技術應用的合理化認識，適用之、慎用之，以防過猶不及，淹沒了思政教育的“生”本核心。
二、依托于數據集成與分析定制教學計劃和目標，做到因材施教
1.數據集成與分析的應用。在相關教學改革中，思政課教師可利用大數據技術的采集、分析等功能，形成教學過程和教學結果的反饋，從而總結出客觀規律，如高校學生的思想動態規律、思政知識的內化規律等。這樣，教師嚴密監測、干預、調整思政理論學情就成為可能，也能夠基于可靠性的數據反饋來定制特色化的教學計劃、目標，踐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2.學情掌握與評析的可視化。在大數據環境下，高校配備的各項智能儀器設備能夠成為學生數據采集的工具，例如依托智能傳感器來采集學生的校內活動軌跡、學習生活規律、關注熱點及喜好等。具體而言，對學生應用一卡通進行圖書借閱的數據，應用門禁卡在各個教學樓行動的數據，在網絡化教育平臺搜索和觀看學習資源的數據、在校園門戶系統內提交學業分析、進行課程教學評價和滿意度測評等等數據進行采集，并儲存于相應的智能芯片或云空間中，利用相應的算法把有利于教師進行課程改革的參考信息提煉出來，使教師對學生的學習狀態“可視”，從而進行進一步分析。此種可視化的、客觀的學情反饋能夠極大地避免思政課教師主觀判斷的片面性，為他們制定符合學生真實需求的差異化教學方案（計劃、目標）提供數據支撐。因此，思政課教師要主動利用大數據技術的數據集成與分析功能，在實際教學中實現分層教學。
三、對思想政治教育教學過程及結果加以量化，構建評價體系
1.量化教學結果與評價。教學改革中，教學評價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數據化資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構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雙向評價機制。教師對學生的評價不可僅依賴經驗直覺的主觀判斷，可通過數字化工具進行客觀量化的評價，如在線打卡學習時長、出勤情況等等。學生也可通過線上+線下的交流和反饋、問卷調查和主題研討等多種方式對教師的教學進行評價，促進師生之間的有效溝通，實現教學相長。
2.基于雙向反饋的評價體系。思政教師要利用大數據技術，將思政教學互動過程和結果“記錄”下來，形成用于反饋的數據。在翻轉式的思政理論教學中，可以互動學習平臺為依托，進行師生互動、生生互動，讓學生在平臺上完成相應的課前預習、課中探究、課后總結的全過程。此外，在線教學也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的重要選擇，是網絡時代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增強大學生獲得感的重要方式。師生應用數字化平臺的同時，在平臺上留下“軌跡”，形成數據。這些數據在達到一定量的積累后，便具備了挖掘和分析的價值，教師對反饋數據進行分析，從而完善教學設置，學生對學習評價進行總結，查漏補缺。大數據工具的合理應用為構建思想政治理論課評價體系提供有效支撐。
綜上所述，大數據環境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思維的改變、教學實施的創新，以及教學評價的量化等，提供了技術支撐。高校思政課教師可將數字化技術融入課程教學，打造技術與教育協同發展的局面，推進本思政教學改革。
參考文獻：
[1]衛靈.加快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現代化，國際化步伐[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20，32（5）：4.
[2]劉洋，沈佩翔.關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在線教學質量的思考[J].思想理論教育，2020（4）：6.
體制改革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4篇
社會主義應不斷地進行政治改革，以政治改革的方式實現政治發展。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的政治改革也取得了長遠的進展。中國的改革沒有前人成功的經驗借鑒，30年來，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如何進行政治改革，我們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改革開放 30年來，我國政治改革路徑的探索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是提升我國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客觀要求（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主要是從反思舊體制的弊端中揭示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奠定基礎的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歷史悲劇理所當然地被否定。然而，如何從根本上總結這場歷史悲劇的教訓，如何從根本上防止這類嚴重錯誤的重演，這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有的同志較多地從毛澤東個人思想、作風上尋找錯誤的根源。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反復申述了“制度比個人思想作風更重要”的觀點。他說：“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盵1]制度是由人制定的，或者說是在人們的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人作為活動的主體，當然比制度更重要。沒有人就沒有制度。但是，制度一經形成，往往可以對人的行為，尤其是對個人行為起到明顯的規范和制約作用。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鄧小平強調制度比個人行為乃至作風、思想，都更為重要。對此，他結合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所存在的主要弊端做了具體分析。
既然制度比個人的思想、作風更重要，那么，為了防止以往那種嚴重的錯誤的出現，為了保障國家長治久安，就不僅要注意思想、作風方面的問題，更應該注意改革和完善各種政治體制，“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1980年8月，當一位意大利記者提出“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的問題時，鄧小平堅定地回答：“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作風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干部職務終身制。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準備從改革制度著手……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盵2]如果不搞政治改革，不克服制度上的缺陷，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就難以防止。這樣，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從我們必須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的角度引出了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論。
發軔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親自推動下，其鋒芒所向一開始就直指原有政治體制、領導制度中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總病根”，強調“我們過去的那一套不適應今天和今后的任務，非改不行”，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邏輯起點。在這一時期，我們恢復與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選舉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自上而下從傳統的“精兵簡政”、精簡機構的層面進行了政府機構改革；根據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展，廢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重建農村基層政權；建立過渡性質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以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重新設立了中央書記處，取消中央主席職務，改設總書記職務；恢復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等等，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二階段：經濟體制改革呼喚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這一時期主要是圍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進行了探索。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個比較全面和系統的部署。
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主要著眼于從制度上解決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這類歷史悲劇重演的問題，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索。當時，由于剛剛開始的改革側重于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農村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沒有作為一項獨立的任務提上全黨的日程。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國進入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第二次歷史轉變時期。這是繼全黨工作重心的戰略轉變之后又一次深刻變革。從十二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三大，經濟改革在更廣大的領域逐步展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時，發展商品經濟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矛盾愈發尖銳。矛盾的焦點在于，是堅持開放搞活，還是僵化保守，是放權簡政還是斂權截權。這種矛盾的展開和激化，實際上反映了現行政治體制與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矛盾和斗爭，也正說明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從1986年到1987年一年多的時間里，鄧小平從經濟與政治改革的關系的角度，對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進行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他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當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盵3]“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當包括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應當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志?！盵4]“隨著改革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障礙?！薄爸匾氖钦误w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薄艾F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推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盵5]“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于貫徹?！盵6]“我們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盵7]在這里，鄧小平已經把政治體制改革視為經濟體制改革成功以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這一時期，鄧小平一方面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另一方面又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具體化，要進行總體設計，要有一個藍圖。1986年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開始了總體方案的醞釀和設計。黨的十三大報告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確提出了我國政治改革的長遠目標和近期目標，從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機構等七個方面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
以黨的十三大召開為標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啟動。在1989年6月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和領域。政治體制改革圍繞著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多項內容全面啟動，逐步深入，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在這一時期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放在對國家權力結構體制改革的“黨政分開”問題上，在具體的操作中開始探索與經濟體制改革發展更為密切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及其職能的改革。
第三階段：政治社會穩定迫切需要政治改革（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這一時期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主要是圍繞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社會穩定以及堅持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關系等方面進行的，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轉折與調整時期。
政治體制如何，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有著重大影響，而且對黨和國家的生機和活力，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鄧小平多次提出要建立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并將其看做是深化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保證。20世紀80年代末期，東歐蘇聯劇變，我國也發生了“政治風波”。這對于我國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不能不產生重大的影響和沖擊。面對這樣重大事件，如何總結經驗教訓，采取相應對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對我們黨來說，確實是一個難度極大的課題，也是最為嚴峻的考驗。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我們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以非凡的戰略眼光和政治膽識頂住了這股沖擊和難以想象的壓力，特別是來自“左”的壓力，一方面強調：“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干下去，堅定不移地干下去?！?[8]另一方面強調穩定、改革與發展的相互關系。鄧小平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盵9]“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盵10]“我們要讓國內外明白，加強控制是為了維護穩定，是為了更好的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11]“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就是取得一個穩定的環境?！盵12]
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國內風波并沒有動搖我們黨改革的決心，而是以此為鑒，從維護政治社會穩定的高度，提出了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從國際上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原因固然很多、很復雜，但就其政治上的內在深層原因來看，與其在長時期沒有改革高度集權、人治僵化的政治體制不無關系。從國內來看，我們過去出現的很多錯誤，特別是十年內亂那樣的歷史悲劇，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腐敗現象泛濫和不正之風蔓延等不穩定因素，無不與我國缺乏強有力的權力制約機制的原有政治體制有著密切的關系。鄧小平指出，要根本解決這些問題，防止和避免類似事件重演，不改革經濟體制，不發展經濟不行；不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行。正如他所說：“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又堅決徹底地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盵13]
十三屆四中全會產生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在這一時期，新的黨中央處驚不變、沉著應對，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成功地把握改革和發展的大局，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健康發展進程。相應的，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內容也作出重大調整。突出表現為，由原來著重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黨內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總病根”，強調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轉變為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學的決策機制，加強基層民主建設等。
第四階段：政治體制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保證（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經濟改革為先導和突破口，在不斷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寓政治改革于經濟改革之中，我國政治改革進入穩步推進時期。
市場經濟有利于民主已得到社會發展的證實和人們的廣泛認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么樣的目標，是關系到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1992年初，88歲高齡的鄧小平風塵仆仆地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關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關系問題。他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盵14]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一舉扭轉了改革進程遲緩的局面，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發展推向新的更高的階段，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的確立，也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紀元。
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同時又是一個改變我們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過程。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我國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與此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被擺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來。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同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相適應，必須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緊密結合的要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蓖⑸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黨的十四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兩方面的主要內容：一是要加強立法工作，特別是抓緊制定與完善保障改革開放、加強宏觀經濟管理、規范微觀經濟行為的法律和法規，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二是要進行政府機構改革。建立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業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提高政府官員為人民服務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同時通過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務員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國際行政管理干部隊伍，盡快實現政企分開和政府職能轉換，為建立高效靈活的宏觀間接調控體系，為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深化掃清障礙。
黨的十四大以后，盡管政治體制改革在促進政企分開、繼續精簡機構、加強法制建設、推進基層民主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新進展，但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到一個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內容的制度創新階段，對政治制度環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以支持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建立和健康運行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從總體上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便日益凸現出來。以黨的十五大召開為標志，政治體制改革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繼續推進政府機構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財稅體制改革等方面取得較大進展的同時，黨中央準確把握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脈搏，針對導致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諸種弊端，進一步提出“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目標和任務。我黨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法治”的概念，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任務，這在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思想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清晰，目的更加明確。黨的十五大規定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政治改革的主要任務：健全民主制度；加強法治建設；推進機構改革；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穩定團結。2000年江澤民在向政治局通報政治局常委“三講”情況時，從執政黨領導與執政方式的轉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完善、基層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政府職能的轉變、干部制度改革取得的成績等方面概括了這一時期我國政治改革取得的成果。
第五階段：加強執政黨能力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黨的十六大至今）。這一時期我們黨結合新時期面臨的新情況和我國國情把政治改革的重心放到了執政黨內部改革和建設方面，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政治改革新思路形成。
21世紀初，我們黨在繼續推進政治改革的同時，結合新的國內國際形勢和我國政治體制以執政黨為核心的國情，對新世紀如何進一步深入推進政治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目標與任務等進行了進一步深入的探索。
這一時期我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根本性時代課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把握，在政治建設領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本世紀初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為把執政黨的建設作為我們新時期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設的主要任務提供了理論基礎。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明確提出“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緊密聯系”的重要論斷，政治體制改革新思路進一步獲得根本性的理論支持。
黨的十六大在規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藍圖的同時，也對政治體制改革新思路做了更為全面深刻的闡述。確立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正確方向和目標任務，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任務正式提到全黨面前。2004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稕Q定》深刻闡述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全面總結了半個世紀以來黨執政的主要經驗，明確提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和主要任務，系統闡明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在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同時，我們黨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15] 。民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治前提，法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制度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同時也影響著政治改革與政治文明建設的方向，決定著政治改革與政治文明建設的成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任務的提出，必將為全面建設惠及13億中國人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營造一種更為民主、更為自由和更為開放的政治制度環境，發揮持久的強大的指導作用。
我國改革開放30年政治改革路徑的探索，形成了以下主要特點
第一，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配套進行，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推進政治改革。我國新時期的改革實踐昭示，要順利推進社會主義全面改革，必須遵循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的發展規律，先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有大的突破，再不失時機地展開政治體制改革；在進行各項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必須繼續加大經濟體制改革的力度，并使之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創造堅實的基礎。比如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鄉政權，設立了縣人大常委會，并由公民直接選舉縣和縣以下人大代表。我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黨政分開、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精減黨政機構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全面發展的基礎上提出和逐步推進的。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和完善過程中展開的。事實上，30年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每推進一步，政治體制改革也深化一步。特別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大。
第二，始終把保持政治穩定作為政治改革的頭等大事。我國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同，在經濟改革中，我們著重通過經濟增長與發展解決經濟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在政治改革中，我們強調逐步穩妥推進，以確保全國一盤棋。在政治改革的原則上，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提出“四個堅持”，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穩定壓倒一切”，近年來我們則一直強調要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在政治改革的目標內容、重點、時機的選擇和突破口等方面我們都把政治穩定放在頭等重要位置。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始終把維護政治社會穩定作為保證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
第三，在政治改革的探索過程中強調走自己的路。社會主義應該如何進行政治改革，這是我們面臨的全新的課題，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前人的成功經驗。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強調不能照抄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及模式，另一方面也不能教條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必須結合我們國家的實際，不斷摸索，走自己的路。早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面對各種思潮，我們強調西方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不適合中國國情；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則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本世紀初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中國特色，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政治改革思路與發展模式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中國改革的成功表明社會主義不僅要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和生產力，而且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展望中國20世紀的政治改革與政治發展，目標和方向已經明確，整體思路正在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和政治發展必將為人類政治文明做出不同凡響的貢獻。
注釋：
[1][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348頁。
[3][4][5][6][7][8][9][10][11][12][13][1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4、160、176、177、179、307、284、285、287、313、293、373頁。
[15]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作者單位：外交學院外交學系）
體制改革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5篇
轉變思想政治課教學的觀念, 實行教學改革創新。在實際教學中, 高中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普遍存在效率低、效果差, 只重視考分, 學生普遍缺少創新思維能力的狀況。思想政治課教育教學要想邁上新臺階, 就必須進行教育觀念的更新, 要跳出傳統教育的老圈子, 轉變舊思想, 進行大膽改革創新, 加快創新教育的步伐。因此, 做好學生思想政治工作, 培養一批符合時代發展需要的高素質優秀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 應著重研究和解決如何培養高中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問題。
新課程改革對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內容、方向、課程組織、課程實施以及課程評價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理念。要踐行新課改理念, 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學, 必須適應當今社會發展和高中階段學生成長的需要, 要與時俱進, 有針對性、實效性和主動性;要“注重學生內在發展”“強調學生的學習過程”, 注重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使學生“具備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應有的自主、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態度”, 形成健全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為充分調動學生學習思想政治課的積極性, 提高教學效果, 必須充分重視教學導入藝術。在課堂教學中必須能夠引導學生在學習中不斷探求知識、自主學習、尋求規律、發現創新。因此, 考察教師培養學生創新能力的有效過程是評價中學思想政治課課堂教學質量的一條重要標準。
教學要緊扣時代的脈搏, 理念要符合教改的新精神。教師要跟隨時代發展, 善于鉆研, 勇于創新, 這樣才能在教學過程中得心應手。在教學過程中,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盡量讓他們自己動腦動手, 這樣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如遇到突如其來的新問題, 應及時調整教學方法來應對。
學生是有差異的, 尊重學生的群體差異和個體差異, 找不到兩個完全相同的學生, 要在充分了解的基礎上, 根據學生的差異, 因材施教。教師要想方沒法賦予思想政治課趣味性、生動性, 尋求增進樂趣的途徑和方法, 力求做到科學的內容與學生喜聞樂見的教學形式的完美結合。為實現這一目標, 必須改革傳統教學方法, 要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 而重要的是要能不斷進行教學實踐和創新嘗試。
我們高中思想政治教師要更新觀念、轉變思想, 勇于做思想政治教學改革的實踐者, 以新課程理念為指導, 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 學會解決課堂教學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不斷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課堂教學的效果, 促進教與學的和諧發展。在高中思想政治課教學中, 教師應善于運用教材中的“相關鏈接”、“綜合探究”,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引導學生知道為什么學、學什么、怎樣學等。讓學生“想學”、“會學”、“樂學”, 才能讓學生積極地從思想政治學科知識的海洋中汲取營養, 鑄造人格, 提高素質。
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培養是出發點和歸宿。思想政治課教師要在繼承前人經驗基礎之上開辟屬于自己的空間, 利用自身特色形成自己的教學風格。要有敏銳捕捉新信息的能力, 善于利用時政熱點與思想政治課教學教材相聯系的特點, 處理好相鄰學科的關系, 使其符合學生心理特點, 激發學生思維, 挖掘學生創新潛能, 使學生在人生道路上茁壯成長。
作為高中思想政治教師, 尤其是高一年級使用著新教材的思想政治教師, 要適應新課改的要求, 除了要轉變思想政治課的教學方法, 還需要在政治教學中樹立民主、平等的師生觀。教學過程的交往、互動, 意味著師生之間的相互交流、溝通、啟發、補充, 在這個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經驗和知識, 交流彼此的情感、體驗與觀念, 實現教學相長和共同發展。教師在教學中要重視和發展學生的好奇心, 培養學生創新能力應該讓學生自信地想和說。教師要善待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出格”和“瞎想”。在創新性教學活動中, 教師要鼓勵學生創新, 開拓廣闊的想象空間。
“教育改革的關鍵在課程改革, 課程改革的關鍵在課堂教學, 課堂教學改革的關鍵在教師。”思想政治教師的專業化水平將決定思想政治課教學質量有多高。要培養學生的能力, 教師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分析思考能力;要加強學生的德育教育, 教師首先要加強自己的思想道德修養。教師要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 加強專業知識和新課改理念的學習, 提高理論水平;要作有心人, 善于從廣闊的社會生活和每天的時政新聞中搜集資料, 為課堂教學積累素材;不斷進行教學改革和創新嘗試。
先進的理念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落實和發展, 高中思想政治教師要更新觀念, 轉變思想, 以新課程理念為指導, 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 學會解決課堂教學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更新課堂教學模式, 不斷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課堂教學的效果, 促進教與學的和諧發展。
知識經濟時代呼喚基礎教育的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 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的動力。”政治教師要主動迎接這一新形勢的挑戰, 大膽改革, 勇于突破, 善于創新, 以負責的精神、務實的作風、高昂的姿態, 投身到素質教育中去。
摘要：本文論述了新課改背景下, 高中思想政治教師需要進一步提高專業素養, 進一步完善知識結構、轉變教育理念、改進教學方法及其途徑。
體制改革思想政治論文范文第6篇
一、對籃球文化的理解
體育不僅是一種社會活動，更是一種文化?；@球文化是體育文化的亞文化它的真正價值在于發展過程中不斷地產生種種有趣故事，給人以啟示和鼓舞，使人增智和受到教育，籃球文化以豐富多彩的實踐內容融入全面綜合素質教育，開發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使人掌握不同時間空間條件下身體運動規律和支配規律的各種技能與能力；籃球文化以獨特的活動形式最形象地展示人體優美形態和心靈氣質，和諧地反映人類對現代社會文明生活的創新，完善和追求。
二、籃球文化背景下的市場運作
籃球能夠在全世界成為人們最喜愛的體育運動之一不僅因為它有廣大的普及群體，（目前，國際籃聯已擁有18O多個會員國，全世界大約有5億人參加籃球運動。）還因為它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和基礎。職業籃球是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和競技水平迅速提高的背景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早在1898年，美國新澤西州一支球隊開創了“有償籃球比賽”的先河。這場籃球比賽的真正貢獻在于體現了籃球市場價值。
從19世紀后期競技體育處于職業運動的萌芽狀態到二戰結束后NBA的誕生，世界競技體育的職業化發展進入了一個高潮。作為職業籃球代表的NBA，在不斷發展、壯大的5O多年中，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和科學的職業籃球管理制度成為一個擁有40多億美元資產的體育經營“巨人”。在NBA的影響和帶動下，籃球職業化、商業化成為一種世界性發展趨勢。從NBA的發展進程中可以看到，高度的商業性與文化性是職業籃球的本質特征。從經濟角度看，職業籃球具有極大的商業價值。20世紀4O年代，由于美國經濟的發展，人們在物質生活滿足后轉向對精神生活的渴望，一些經紀人從中發現籃球運動能為社會帶來無窮的商機，充滿商業性的職業籃球從此誕生。
從社會文化角度看，職業籃球是一種具有技藝性與觀賞性相結合的獨特文化。職業籃球必須以提高自身技藝和觀賞價值作為職業籃球賴以發展的基礎。利用高水平籃球的商業價值與文化價值，參與社會商業活動與社會文化活動，為社會提供相應服務，同時獲得經濟效益是職業籃球發展的普遍規律。美國NBA，它圍繞競爭開展了市場化經營道路，可以說讓我們開了眼界，它將籃球所能帶來的一切利益不斷挖掘，據統計，美國每年觀看NBA的觀眾不少于2000萬人。而門票收入只占其總收入的5%左右。NBA的29個俱樂部老板不僅依靠投資的籃球賺錢，還能為自己的其它產品做宣傳，也為那些贊助商做了廣告，促進了各個行業的發展，創造出了不可估量的經濟利益。
籃球運動是技術與戰術的完美結合。單純的技術，由于沒有戰術的配合，其只能是五個人各自為戰，再好的技術，在對方的戰術配合攻擊下也無法發揮作用，只能以失敗告終。同樣，單純的戰術，沒有技術的支撐，再完美的戰術配合也不能夠很好的發揮出來，最后也只能遺憾出局。只有技術、戰術均衡發展，完美配合，方能將籃球運動發揮的相當的高度。只有技術掌握得扎實、熟練、先進，才能保證戰術的多邊形和高質量。
籃球運動是一項以球為競賽工具，以投籃得分為目的的而進行的攻守交替，集體對抗的球類運動項目。經常參加籃球運動，可以使身體得到全面鍛煉?；@球活動形式靈活，具有較強的趣味性和競技性，并容易普及，深受人們的喜愛，它對于增強體質、促進身心健康，提高體育活動的參與意識，培養優良品質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籃球運動發展現狀分析
一份最新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大概有3億人打籃球，40%的中國兒童說籃球是他們最喜歡的項目，15至24歲的年輕人75%是籃球運動的熱愛者，在北京、廣州、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這個比例高達97%。除了國球乒乓球，籃球是中國大眾最普及的一種球類運動。
中國職業籃球是經過了10余年的發展隨著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和體育體制變革，不斷深化發展而形成的。雖然中國籃球產業，已具備了一定規模，但中國的籃球產業在10余年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急需解決的問題，重視和加強籃球產業的研究成為經濟學界和體育界的當務之急。中國職業籃球組織機構為中國籃球協會，其目標是發展中國籃球運動，提高運動競技水平，為國爭光。在此前提下，中國職業籃球聯賽存在追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重目標。中國籃球運動管理中心曾推出“北極星”計劃，確定中國職業籃球聯賽的具體目標：培育和發展強有力的CBA品牌；使聯賽成為培養高水平籃球運動員的搖籃；打造亞洲最好的職業體育聯賽；贏得更多的國際賽事獎牌；使CBA成為有贏利和可持續發展的精品賽事。職業籃球的哲學認識是職業籃球領導者為實現職業籃球最高目標而在整個職業籃球管理活動中的基本信念，是職業籃球領導者對職業籃球長遠發展目標、職業籃球經營管理方針、發展戰略和策略的哲學思考。近年來，中國職業籃球聯賽外援隊員的引進已呈趨勢，并為中國職業籃球聯賽以及球迷觀眾所認可和接受，使比賽更具高潮和懸念，為中國職業籃球的發展帶來生機。但也存在過分依賴外援，處于沒有脫離急功近利的盲目階段，而致使職業籃球的資金、人員、設備、信息等資源不能真正的發揮效力。中國職業籃球聯賽開賽以來，人為地制造了中國職業籃球比賽的不安定因素。2003-2004賽季中國籃協下大力氣抓了裁判員賽前培訓工作，在職業道德教育方面特別強調了樹立四個意識，即“整體意識、職業意識、品牌意識、法制意識”，使裁判員對完成好本職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認識，增強了自身的責任感。但中國職業籃球聯賽裁判工作在穩定性和公正性上還有待提高。中國職業籃球在2012-2014賽季提出“服務球迷、服務社會、服務贊助商”的辦賽宗旨，全力打造以CBA品牌為目標的賽事文化，這是中國職業籃球的進步。作為相對獨立的中國職業籃球，對內、對外都承擔著義務。對內，中國職業籃球要保證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對外，職業籃球要為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做出貢獻。但在現實操作中卻并不盡如人意。如后備人才培養不力，急功近利思想構成了中國職業籃球的一大頑癥，俱樂部重視一線隊伍的成績而忽視了二、三線隊伍的梯隊建設，結果將使中國職業籃球的優秀后備人才缺乏。
四、中國籃球產業化與校園籃球關系
籃球產業化是指在商品經濟發展與體育文化市場不斷擴大的條件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利用高水平籃球的商業價值與文化價值，參與社會商業活動與社會文化活動，為社會提供相應服務，同時獲得經濟收入。中國籃球1994年在賽制上進行了改革，推行了籃球全國甲A的主客場制；1996年又推出了全國職業籃球聯賽；1997年實行全國俱樂部籃球比賽；1998年又同時舉行了甲A、甲B聯賽；04年賽制又有了重大改革，把14支球隊分為南北兩區、借鑒NBA的比賽機制，又推出了全新的籃球超級聯賽（CBA）。在中國籃球產業化發展的影響之下，CUBA全國大學生聯賽自1998年開創以來發展相當迅速、05年推出的大學生超級聯賽更是開展的如火如荼、成為大學生在籃球運動方面的焦點話題。特別是女子籃球職業聯賽的推出，又為中國籃球產業涂上了豐富多彩的一筆。
同時，高?；@球運動的發展處在整個籃球行業之中，其發展形式受籃球整體發展模式的影響。由于中國籃球職業聯賽主要是由商業推廣，大型商業集團獨家代理，采用買斷形式，主辦者沒有經營風險，但易受制于人，協議期內不能單方采取大的改革措施，而且收益很有限。同時籃球職業俱樂部大多都是企業出資組隊參賽，企業對俱樂部球隊投資有限，使球隊經營運作困難，甚至有些球隊因資金緊缺難以維持，更談不上引進高水平的運動員和教練員。其結果是嚴重影響聯賽的水平和社會影響力。中國職業籃球俱樂部，大部分建立在原有計劃制經濟體制的基礎上，籃球產業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必然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同時又具有市場經濟的特征，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投資合作形式。由于合作形式的多樣，俱樂部產權歸屬和管理方式就有了差異。加之籃球運動管理中心和籃球協會與各俱樂部沒有直接的縱向領導關系，雖然通過章程和制度有一定限定，但仍會產生暫時的矛盾和困難。
目前中國籃球職業聯賽宣傳工作薄弱，主辦單位、推廣商、承辦單位、俱樂部及新聞媒體沒有形成合力，造勢不夠。聯賽的市場開發廣度、深度不夠，俱樂部主場建設硬件、軟件有待提高，球隊與球迷缺乏各種形式的溝通，聯賽各方利益分配關系不明晰，力量分散，容易產生矛盾。目前中國籃球職業運動員的選材機制還不夠完善，基層的籃球運動還處于以往的比賽模式，沒有引入聯賽機制選材運動員。中國經濟發展區域的不均衡性，直接影響了籃球產業的整體發展，體現在經濟收入的不同，使籃球人才流動出現不正常的傾向，進而使各俱樂部球隊之間的實力相差懸殊。
籃球產業是由其核心產業，中介產業和外圍產業構成的有機整體。當前中國籃球產業發展中十分突出的問題是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中介產業缺位?；@球產業結構中尚不存在一個有一定規模、能提供高質量專業化服務的體育競技代理業，一方面會造成核心產業的發展活力不夠，效益不高，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外圍產業規模的拓展和效能升級。因此，必須加快中國體育經紀公司，開展全方位的體育經紀業務。各級體育市場的行政主管部門也要配套的做好體育經紀人的培訓和認證工作，規范體育中介市場的運作，促進籃球產業整體發展。
五、籃球運動產業化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體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延襲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錯誤的將體育事業作為單純性的公益事業，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和包辦，排斥市場和經營。這種依賴政府投入，依靠行政力量組織動員的模式，一方面造成了政府單一的供給能力與人民群眾增長的參與性需求之間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制約了各種體育市場的培養和發展?；@球產業作為體育產業中一個較大的支脈也不可避免，其受到的影響更為突出。當前制約中國籃球產業發展的是缺乏籃球產業管理人才問題。擁有一定數量的高水平的籃球產業經濟管理人才，是一個國家籃球產業發展的基本條件和必要基礎。一般來說籃球產業的管理者和經營者需要具備體育意識、市場經驗和經濟意識。
與此同時，以打造中國大學生頂級籃球賽事為目標，借鑒美國大學體育聯合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簡稱NCAA）為主的美國大學籃球聯賽的成功模式，打破中國競技體育的訓練機制，真正實現“教體結合”的新思路，由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中國籃球協會聯合主辦的大學生籃球聯賽（以下簡稱大超）是高?；@球產業化的大膽嘗試。開展大學生籃球超級聯賽是中國籃球邁向高?；?，走高?；返闹匾獓L試和積淀，它作為一種探索，作為一種創新，勢必為中國籃球造就一大批高校新星，也必將成為中國籃壇的又一亮點。大超聯賽的誕生不僅給中國高校體育界帶來了一場深刻的革命，而且其改革的方式和改革的力度也促進了中國籃球職業化的發展，同時也為高校課余體育訓練的開展、中國高級體育人才的培養模式提供了新的思維視角。
總體上看，籃球市場管理的不規范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一是籃球產業管理體制沒有理順，多頭管理和無人管理并存，部門式條條管理按照原有的體制有強化趨勢、部分分割，地區保護問題嚴重；二是未建立起統一、高效的行業監察、預警、評價、統計，考核和行業發展、投資、經營的信息系統；三是缺少扶植籃球產業發展的明確政策，尤其是在用地、融資、稅收、贊助，建立籃球產業發展基金等方面沒有明確的、可操作的產業扶持政策；四是一些準行政單位（如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協會，競賽管理中心；社會體育管理或發展中心等）用行政手段壟斷項目市場，使項目壁壘過高、進入成本過大，極大地制約了籃球產業的發展。
六、籃球產業發展規律
籃球俱樂部制
實行籃球俱樂部制是籃球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體制改變才能促進籃球產業的發展。俱樂部的成員和發展資金是籃球俱樂部的發展基礎，要使一個俱樂部得到較好、較快的發展，必須要有成績做鋪墊：首先，優秀的俱樂部成員和團結協作的隊伍是必不可少的，俱樂部的成績是通過運動員拼搏體現的，因此優秀球員是取得成績的必備條件。其次，必要的資金是俱樂部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但是，俱樂部的發展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俱樂部的經營管理也是取得成績的重要保障。俱樂部應該朝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方向發展，并最終成為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和權益，享受利益同時也承擔責任的市場主體。
股份制和市場化管理
俱樂部作為籃球產業的主體，必須明確產權歸屬。俱樂部股份構成應該包括以籃球隊人力資源形式的無形資產和投資方投入的資金兩部分，然后根據股份的大小確定股東在董事會中的席位。形成以總經理為首的經營團隊和以教練員為首的訓練業務團隊，建立競爭機制，實現優勝劣汰，從而使俱樂部利益的最大化。此外，俱樂部還要重視經營體制的建立，對俱樂部的進行專業的策劃、營銷和經營，實行企業化管理。
業余籃球競賽管理
業余籃球競賽是體育競賽的形式之一，它是能把體育比賽的刺激性與健身娛樂性有效的集合起來的獨特籃球活動。業余籃球競賽不但能帶動籃球運動服裝、籃球運動器材、籃球運動場館建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還能帶動籃球俱樂部的普及和發展，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業余籃球公開賽的舉行，更進一步促進了業余籃球、群眾籃球的幵展，是滿足廣大群眾對籃球運動的需求和推進籃球運動社會化改革的有益探索。
七、結論與建議
目前實行籃球俱樂部制，雖已被國內各企業集團、俱樂部所接受。隨著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體育體制的變化，中國籃球產業必須走改革之路，按照市場經濟的管理方式進行經營與管理，必需明確產權歸屬，把責、權、利落實到位，落實到人，徹底改變責權不清。俱樂部實行企業化管理，明確俱樂部的獨立法人地位，引入和健全競爭機制，嚴格按照市場經濟的競爭、價格和需求這三大要素來經營，充分調動俱樂部成員的積極性，挖掘潛力，為建成真正意義的職業俱樂部打下基礎。要有重點地采取特殊措施在一些高校培育開發籃球市場，內外結合，上下協調，多種形式，逐步形成較為規范的中國型的籃球產業市場。
“大超”聯賽是中國體教結合的具體實施，它是以學校為選拔人才的基地，建立小學——中學——大學——職業聯賽一條龍訓練的可持續后備人才體系。但是由于現行的教育體制的弊端，一方面很多中學為追求升學率采取一些不正常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大量侵占學生的業余時間，也包括課余訓練時間和體育課，造成訓練時間不能保障，訓練任務不能完成，影響了訓練的系統性和科學性。大學生球員的身體素質訓練必須考慮在訓練時間相對較少的實際情況下，安排好其與技戰術訓練之間的比例，采用短間歇時間，大密度、高強度和以專項素質為主等訓練手段，提高訓練效率，才能為球員進入 CBA 打下堅實的身體基礎。近年來高校的場館設施提高很快，有些地方甚至不遜于一些職業隊，把青年隊挪到高校中來，既解決了青年隊的訓練問題，也能帶動高?；@球發展，這一構想堪稱一舉兩得。
（作者單位：武漢體育學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