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經濟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經濟制裁不僅針對一個國家，而是對多個國家乃至于對國際社會實施的有目標的政策，在國際組織交往時常常會受到資源、空間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后，世界經濟體系呈現國家化，經濟制裁由于戰爭原因被國際制止，但是國際經濟的風險也隨之增加了。國際法對經濟制裁方面沒有明確的約束，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經濟強國經常利用經濟制裁的方式干涉別國發展。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經常會利用經濟制裁，這違反了國際法發展的基本要求。分析國際法中對經濟制裁方面約束不明確的原因，并分別對國際和美國的經濟制裁進行探討。
關鍵詞：經濟制裁;國際法;法律分析
引言
國家要獲得一定的資金、技術、資源和市場等行為受到其他國的制約，這一行為就叫作經濟制裁。與戰爭相比，經濟制裁采取的手段比較少，不會造成巨大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損失，但是需要國家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目前，經濟制裁已經成為了大國制約本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在西亞戰爭中，發達國家對敘利亞和伊朗發起了多輪的經濟制裁，這種制裁十分罕見并且涉及的經濟面十分廣，這不符合國際經濟法的要求，并且在世貿組織中還會讓我國的經濟局勢更加混亂。
一、國際法中對于經濟制裁方面的約束不明確
1.經濟制裁中沒有規范禁止的內容。在國際法中并沒有將經濟制約列入到禁止的內容中，這就為大國對他國實行經濟制約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在連聯合國的憲法中就規定了國家出現了經濟爭端時不能采用FORCE。而這個單詞的解釋意義比較多，不僅包含了禁止武力競爭，還要禁止強制的經基競爭，但這些都被拒絕了，這就意味著這條法律在聯合國憲法中沒有明確的規定被列入到禁止范圍中去，只是要求各國不能使用物力手段而非經濟制裁手段。特別是在聯合國立法的后期禁止經濟強制手段被大國反對，委員會最終未能將其列入到聯合國憲法的條例中去。
2.世貿組織沒有制定經濟制裁的合法規定。在國際世貿組織的規則中沒有明確的要求經濟制裁是否合理。由于世貿組織的主體關系和對象是特殊的，這就決定了其規則只適用于主權國家中。特別是在規范制衡的情況下，世貿組織可能會與國家主權之間產生一定的沖突。在這個條款中，世貿組織需要保護轉全國的人權、國家安全、資源清潔等權利，并且還要允許成員國進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其安全條款為了維護世貿組織成員的安全，在一些情況下可以不履行義務，一些主權國家可以使用經濟制裁。在世貿組織的條文中規定時間模糊并明確的，缺乏對規則內容的界定和保護。
3.安理會決議模糊對經濟制裁形成縱容。在外交過程中安理會的決議大多是模糊不清的，不僅僅是語言在法律的界定、履行職責、追求義務等方面都缺乏一定的機制，這就意味著歐美國會曲解安理會的意見，將自身的利益提升到最大化。在《聯合國憲章》中規定不能侵犯他國的主權，不能使用物力，但是如果國家內部的事務破壞了世界安全安理會有權利采取一些措施。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采取經濟制裁的措施就是合理的，這也是安理會縱容的結果。伊拉克未經過允許在禁飛區違反國際法，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被采取經濟制裁，這也是安理會決議的結果。不論是烏克蘭危機還是敘利亞戰爭，大國采取的經濟制裁有安理會縱容的因素。
二、分析國際經濟制裁的合法性
1.聯合安理會的制裁。為了保障國際的和平與安全需要采取一些合理的武力措施甚至是經濟制裁，這是聯合國安理會的義務，可以利用經濟制裁，而非利用物力措施對國家施加壓力。一旦某個國家成為了聯合安理會的目標在未來可能會受到安理會的聯合經濟制裁，并且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制裁手段。聯合國成立的經濟制裁委員會會對某個國家實行制裁，安理會的決議也會受到國際的普遍認可。目前這種合法的經濟制裁包括貿易、金融、交通的制裁，在安理會制裁的過程中不能進行人道主義的援助。
2.經濟制裁具有報復性。作為受害國在收到經濟制裁之后可能會展開保護性的制裁。由于受害國會受到非武力的制裁。在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占領了烏克蘭的一定土地，烏克蘭對其進行了經濟制裁，這種行為是合法合理的。由于在20世紀的初期根據國際聯盟一些法律條款看，禁止了進行武力報復，于是就出現了經濟制裁的報復情況。美國在國際法中采用的對抗歐式中十分普遍地采用了對抗的策略，并且在這個策略中國際委員會對國家草案進行了重新措辭，保證成員國在受到威脅時可以采用經濟制裁的報復措施這是合法的。
3.外交方面的經濟制裁。經濟制裁時制裁國的不法行為沒有特殊的法律進行制約，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陣營中，許多國家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制裁，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制裁等等都存在了一定的違法行為。在敘利亞戰爭期間，它是歐盟國中衛的主要國家之一，為了維護其安全，歐盟對其實行經濟制裁是希望敘利亞成為一個自有民族的歐洲國家，利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敘利亞進行經濟制裁。這次的經濟制裁時間之長，涉及之廣是無法估量的。在這些經濟制約中有干涉他國內政、違背他國政權的意義，因此這次違背經濟制裁本意的敘利亞戰爭是不合理的，其制裁的效果也不明顯。
三、美國對外貿易采取的經濟制裁
美國作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在二戰結束后其運用經濟制裁十分常見。它限制了制裁國家之間相互的交往，并且會利用法律對行為者的經濟活動進行制裁，這會引發一些常見的經濟沖突。在目前發達國家中十分常見，而美國的經濟制裁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的經濟制裁發展十分坎坷，從對國內的管轄到對國外管轄不斷地轉變。尤其是從司法來看，從20世紀前期看，侵占他國領土的行為可以受到經濟制裁。在二戰之后全球化發展越發激烈，傳統的經濟制裁不能制約他國的發展，美國想要保住經濟大國的地位就需要約束本國的發展，與外國合作，配合美國進行經濟制裁，其措施包含出口、再出口、海外銀行美國分行的現金資產、金融交易等在美國禁止融資，以及會遭到罰款等行為。
結語
綜上所述，自冷戰之后發達國家經濟不斷發展，國際上的經濟制裁也在增加。自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國際格局向兩極化發展，局勢越發緊張，尤其是敘利亞的危機、發達國家對朝鮮的經濟制裁等，這些都對國際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近年來，美國也對我國發起了多次的經濟制裁，對我國的企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面對這種情況，就需要我國參與更多的國際事務，對經濟制裁進行立法，防止發達國家利用經濟制裁干涉他國內政，還要根據國際世貿組織的規則有一些立法，對世貿法中出現的安全條例單獨列出，并且制定一些解決經濟制裁的條例，可以靈活運用世貿組織的規則，觸發一些貿易保護的措施，保證國際經濟合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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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經濟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自2008年以來，中國政府應對世界金融危機及時、措施合理得當，經濟率先走出低迷。成為當前全球經濟體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一事實有效提升了中國在全球范圍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但如何讓國外公眾正確認識中國的經濟發展成果，進而改善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評價，還需要結合對外傳播的特殊性和復雜性綜合考量。
應對經濟危機事件的
媒介形式和內容
“我國成功應對經濟危機”是一個媒介事件，它將通過媒介形式和內容兩方面向外國公眾進行傳播。從媒介形式來說，對國家形象的認知和態度。常常受到兩種信息來源的影響：來自于媒體的信息、自己親身體驗信息。前者構成了“擬態環境”。后者構成了“體驗環境”。在擬態環境中，我們根據外國公眾的接觸習慣劃分為中國大陸媒體和非中國大陸媒體；在體驗環境中，我們根據接觸中國元素的程度劃分為直接體驗和間接體驗。
從媒介內容來說，根據相關研究成果，傳播信息可以大致區分為中國硬信息(諸如社會、軍事等內容)、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娛樂信息三方面。
經過以上分析，結果表明，體驗環境對于中國國家形象提升效果最明顯。因此，我們有必要在今后的對外傳播過程中，適時增加國際公眾對中國體驗環境的接觸頻次，同時加強對目標公眾的傳播。 此外，國際公眾通過接觸娛樂信息反而會形成積極的中國國家形象，這表現出當前國際受眾接受信息的一種傾向，輕松、趣味的傳播方式和內容往往更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因此，在和國際公眾進行溝通的時候，需要遵循受眾信息接受特點。
如何有效對外傳播 我國成功應對經濟危機
雖然我國在應對經濟危機方面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軟實力逆差”的存在，并不表明這樣的媒介事件肯定會在國際輿論場得到認可，我們還需要充分考慮到對外傳播的復雜性，才能由成功應對經濟危機，走向成功對外傳播。
確定目標受眾。遵循受眾信息接受特點，引導主流民意 根據我國對外傳播的實際情況，由于我國國力有限，對外傳播很難四面出擊、面面俱到，只能有選擇地集中力量對重點國家和地區進行傳播。不過，即便是選擇了重點國家和地區，還是需要對當地普通公眾進行細化研究。從近幾年的實踐看，我國重點對外傳播的國家和地區的對外傳播對象應以中產階層的公眾為主，這不僅因為這些人群有更多的時間，能聽到和看到我們傳播的東西，還因為這些人群的意見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更大，屬于主流民意。
增加媒介體驗環境接觸，加強對意見領袖的溝通和互動 根據前面對傳播形式和內容的分析，增加傳播對象體驗環境的接觸，有利于形成積極正面的中國國家形象。但是，由于體驗環境接觸不可能像擬態環境那樣大范圍傳播，因此需要尋找到合適的意見領袖，更側重深度溝通，然后利用意見領袖的影響力進行多級傳播，進而影響到廣大普通公眾。
由于經濟危機的應對策略屬于專業性較強的傳播內容，因此，可以和全球知名經濟學家、學者和研究機構合作，通過他們的視角和專業解讀，削弱了中國官方的色彩，從信源角度增強傳播內容的權威性和可信度，然后利用論壇和沙龍的形式，邀請傳播對象國家的意見領袖，同時借助大眾傳媒。多層次全方位進行對外傳播。
把握傳播內容的平衡原則和動態原則 經濟危機是一個周期性的經濟現象，而且，本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還在進一步演化過程中，還會有新的問題和現象出現。因此，在對外報道的過程中，一方面介紹我國應對經濟危機取得的勝利是階段性的，需要看到未來潛在的問題和困難，在傳播內容上掌握平衡的原則，否則就會如施拉姆曾提到的：“大眾媒體對某件事物的大肆渲染，到了廣大群眾至少是安排報道的人，看來一致認為已經宣傳過頭的時候，就會終于產生嚴重的不利后果，這是一條共同的規律?！?/p>
另一方面，由于經濟現象瞬息萬變，因此，在對外報道中國應對經濟危機相關信息時，要及時跟進現實事件的變化，實現信息的動態溝通，不能總抱著一種既定的結論和態度來傳播，這樣才能讓國外公眾信任媒體內容，有效提升中國國家形象。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天津財經大學講師)
責編：賀瀟瀟
外國經濟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是參與方最關注的問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組建區域經濟集團的實踐是頗具爭議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運用統計數據對東亞和拉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效應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結論。
關鍵詞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拉美地區共同市場 經濟績效
東亞與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起點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經濟一體化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地區之一；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則非常滯后，1967年成立的東盟真正開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時間是1976年。然而，經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實踐，兩個地區經濟整合的績效卻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
區域一體化的貿易績效比較
1、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
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最顯著和直接的效應是由貿易創造效應帶來的區域內貿易量的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是世界上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1980－2009年的30年間，東亞地區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這一數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歐盟則從41.4％下降到36.6％。雖然在1980年，東亞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還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遠遠低于歐盟，可是到2009年，卻已經超過了NAFTA，目前東亞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約為28％。另一方面，東亞地區也是區域內貿易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統計，1980－2009年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額從773億美元上升到3，48萬億美元，累計增長約45倍，而東亞與區域外的貿易額僅增長了10多倍，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從22.4％穩步上升到44.67％，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額占比則由77.6％降至55.3％?？唆敻衤J為，當地區內部貿易占該地區貿易總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時，這個貿易區才是有效率的。顯然，按照此標準，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有效率的。
貿易結合／密集度指數是衡量區域內各經濟體貿易關系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根據我們的計算，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指數絕大多數都超過1，一些經濟體之間的指標甚至超過3。而且，從總的趨勢來看，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在從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基本上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這說明東亞地區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依存關系變得愈來愈緊密。東盟內部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也是顯著上升，到2006年兩者都超過了4。在東亞，這四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結合度普遍上升，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簽署FTA以及跨國公司加強了域內分工網絡等有密切關系。
2、拉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創造效應
拉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對區域貿易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著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各國之間逐步相互降低關稅、限制非關稅壁壘，以實現區域集團商品的進口自由化，同時成員國還采取提供優惠待遇、將稅收列入貿易自由化計劃、對區域外商品實施共同對外關稅制度等措施鼓勵貿易自由化，促進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以拉美自由貿易同盟(LAFTA)為例，該組織11國在1962－1973年12年內，消除了大部分關稅和其他限制，互惠貿易協定使得拉美各國在LAFTA區域內的出口和總出口都有明顯的增加。LAFTA總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億美元，在20年的時間里增加9倍多，各國區域內部的出口總量則從1962－1964年的平均6.24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億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區域內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從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階段，區域內的出口和區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說明此階段的貿易額主要是因為一體化協定的簽訂而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排斥區域外國家的貿易導致區域內的貿易轉移。安第斯集團內部關稅減免率達75％，相互間的貿易額從1969年的0.78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億美元，約增長17倍多；1960－1980年期間，中美洲共同市場(五國)地區內出口總額從0.30億美元增至9.94億，增長31倍，中美洲共同市場地區內部貿易額已占該地區出口總額的20％；加勒比共同體地區內出口總額從2130萬美元增至3.5億美元，增長15倍。整個拉美地區內出口總額從7.49億美元增至138.82億美元，增長逾18倍。
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事件和政治動蕩導致了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使得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解體或名存實亡。在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拉美區域內貿易下降了36％，恢復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在開放地區主義指導下得到恢復和強化。從1990年開始到2000年，拉美區域內部大部分團體的內部貿易每年的增長率都接近和超過10％。這期間整個拉美區域內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的比重達到19.5％。進入21世紀以來，整個拉美地區的一體化進入良性快速發展的階段。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的幅度超過了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達到34.3％，高于同期區外出口增長17.5％的增速；2006年區內出口增長為25％，也超過了21％的區外出口增長幅度。然而，開放的地區主義在弱化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封閉性”的同時，也稀釋了區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統計，1997年南方共同市場的區域內貿易額相當于各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而2006年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個拉美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間的貿易額大約為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5％左右。而東盟2000年區內貿易比重為24.7％，2005年上升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個百分點。
3、對兩地區域內貿易擴大的比較和解釋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比拉美的區域內貿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區域一體化組織東盟內部，其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卻與拉美一體化組織的水平相近，這說明區域貿易協議并非是推動區域內貿易發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國公司的分散化生產也是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鐕緦⒁环N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其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體化過程的貿易創造效應需要用更加精確的模型進行測算，但從邏輯上看，由于相互之間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措施，兩個地理上相鄰且貿易密切的國家達成貿易協議更有可能產生貿易創造效應，而不是貿易轉移效應。
在實證研究上，鄭昭陽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紀末期，東亞區域內貿易水平比普通標準水平高出115％，而與區外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則分別比標準水平低約11％和30％。他們認為這種較明顯的區域內貿易
傾向對日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具有導向性，區域內貿易和一體化構成了互為因果的聯系。對拉美一體化貿易績效的實證研究則有所差異，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測算了南美洲地區貿易協議對貿易的影響，研究發現安第斯共同體和南錐體共同市場等一體化組織對貿易都產生了顯著和正向影響，地區集團內的實際貿易結合度比經濟規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稟賦所能解釋的貿易結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區一體化協議未能增進貿易，區域內貿易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國家總體貿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認為，南美的區域貿易協議在1980－1996年內，并沒有在總體貿易自由化效應之外增加區域內貿易的廣度。
拉美地區都是以資源為基礎的經濟，生產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產品，這限制了相互間產品貿易的增長潛力。只有制成品貿易與工業合作才能為拉美地區內部貿易的長期增長提供源泉。從表1可以看出，拉美區域產業關聯度比較低，區域內產業分工程度遠低于東亞地區，表現在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集團內部零部件貿易比重不僅遠低于東亞地區，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只與南亞國家聯盟相當。這是拉美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比東亞地區遠為遜色的根本原因。
區域一體化的投資績效比較
經濟一體化理論認為，區域一體化組織成立后，由于投資壁壘的平均保護水平上升，或FDI的數量受到一國國內市場最初規模限制的放松，從區域外流向區域內的FDI會增加，更大的市場使區域成為更有吸引力的投資地。也有學者從成本角度考慮，認為一旦若干個國家結成穩定和繁榮的貿易區或簽訂其他經濟協定，由于邊界更加開放、運輸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價的勞動力，外國投資者會增加對這些區域的直接投資。在東亞和拉美的一體化過程中，外國直接投資都保持逐漸增長的趨勢，可以認為這是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積極影響。
1、區域一體化導致FDI增加
東亞的投資政策總趨向是逐漸放寬對投資的限制，從限制性向更為自由化和激勵措施中性化的方向變化，各國和地區繼續向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開放自己的經濟，因而，東亞的FDI增長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總額的10％－20％。
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例，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區內保護水平降低，促使現有進口企業尋找更有競爭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時，隨著中國一東盟之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撤銷，各成員間的貿易更加便利，整個地區成為一個更大的大市場。這些都對外國投資者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從中國一東盟吸收FDI的情況來看，2000年以后雙方吸收的投資額都有了大幅的增長。從2000－2008年，中國一東盟吸收的FDI從642.56億美元增加到1529.96億美元，增長了2.38倍。中國一東盟雙向投資效應也逐漸顯現。根據統計數據，東盟對中國的投資從1999的32.7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51.06億美元，年增長率達到20％，2008年底，東盟對我國的投資達520億美元，占我國吸引外資的6.08％。中國對東盟投資從1999年的0.63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24.8億美元，從2006年起年增長率超過100％。從1999年至2008年底，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總額為52億美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把東盟國家作為主要投資目的地。
拉美國家吸引FDI的歷程則經歷了三個階段。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為規避進口稅的途徑之一，投資在一個產業較為集中，FDI的目標市場是拉美的國內市場；拉美經濟一體化是進口替代政策的產物，所以，在對待外資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條約組織成立后立即通過被稱為“第24號決議”的協議，確立了對待外資的共同規則。決議規定所有外資企業必須在15年過渡到合資企業，即國內企業股本必須占51％以上。這一決議提高了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談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國外投資者和商會的反感。因此，這一時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資間接投資即外債的比重卻上升很快。結果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及長達10年的資本外流時期。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走向市場自由化的進程中，各國都逐漸放松了對外國資本的控制。這一時期的FDI主要投資于拉美的自然資源領域，制造業部門的外資企業進行的生產不再僅瞄準內部市場，而且也以出口為目的。服務業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也出現了大量的FDI。另一個特點是南南之間(區域內和超區域)的投資也在增加?？傊?，90年代以來是跨國公司在拉美急劇擴張的時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都在拉美國家設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場占有率空前高漲：它們在拉美地區的銷售額從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業的分額高達58％，在服務業的份額占38％，在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初級產品部門，跨國公司的份額也達到17％。在拉美地區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國公司的份額從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從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資從778億美元增加到1196億美元，年均增長4.88％。這一時期是拉美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外資的重新進入對拉美經濟的恢復增長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2、區域內投資一體化趨勢
東亞地區的FDI在逐漸增加的同時，區域內投資一體化，即區內成員的相互直接投資也呈發展態勢。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東亞10個經濟體間的相互投資年均為271.37億美元，占其引進FDI總額的27.0％，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相應的數字進一步增加為351.36億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對其他9個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同期由104.5億美元增長為135.83億美元，增長了39.98％，亞洲“四小龍”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也由142.33億美元增長為177.12億美元，增長了24.4％。這里主要以東亞最大的區域經濟組織——東盟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例進行分析。
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大投資區計劃出臺后，隨著區內保護水平的降低和一體化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的逐步顯現，東盟區域內的資本流動也在加劇。1995－2006年東盟接受區內投資總額達到305.13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以前，區內總的相互投資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國有增有減，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增幅較大；危機之后，投資先減后增，2001年扭轉了下滑勢頭，區內的相互投資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達到62.42億美元，比1997年增長了57.5％。東盟區域內的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來自新加坡，其次是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這是因為在東盟各國中，新、馬、泰等國屬于經濟領先的國家，它們國內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所以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的新成員
國，從而成為新成員國的主要區內投資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新老成員國增進了解提供了一個平臺，東盟投資區將使成員國問的相互投資政策更加開放。
東亞區域內，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相互投資也呈現上升趨勢，從表2和表3中可以發現，東亞區內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東盟和中國的投資基本呈增加趨勢。但是，兩者的FDI主要來源又有所區別，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大于對中國的投資，中國香港和臺灣則是中國大陸的最大外資來源地，其對中國的投資遠遠大于對東盟的投資。同時，東盟對中國的投資要多于中國對東盟的投資。
拉美的區域內相互投資在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也逐漸增多。根據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國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區域化和企業全球化的輔助政策，一方面，一體化的目標之一就是推動區域內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國家采取了增進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競爭能力的戰略。數據顯示，1990－1994年間，來自拉美國家的FDI總額在拉美大國中均有明顯增加。在FDI的數額中拉美國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長2－3倍，在秘魯和委內瑞拉增長5倍，阿根廷則增長10倍。從所占比重來看，拉美國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和委內瑞拉的直接投資均有所增長，其中，多數國家增長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從2003年的70億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資發生在拉美區域內。目前，拉美國家的區域內FDI投資比重已經從總投資的5％增加至10％，主要歸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國在拉美地區設立了一大批跨國公司。根據拉美經委會發布的投資報告數據，巴西是拉美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投資國，2008年其28％的投資流向美國，25％的投資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智利對南美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72％，主要投資流向國為巴西和秘魯；哥倫比亞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有40％流入拉美地區之內，主要流向國為巴西、巴拿馬和墨西哥。
3、兩地區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比較
在比較東亞與拉美區域一體化投資效應時，需要回憶一下東亞最早的區域合作組織東盟與拉美的安第斯條約組織早期的工業合作計劃。1976年3月東盟經濟部長制定了第一個工業合作計劃(AIP)，包括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尿素項目、新加坡的柴油機項目、菲律賓的富磷肥項目和泰國的純堿項目。每個項目投資2，5億至3億美元，由東道國負擔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員國分攤。1977年第二批AIP項目被提交給吉隆坡東盟首腦會議進行審議，包括印尼的高強度橡膠輪胎、馬來西亞的金屬切割工具、菲律賓的新聞紙和電鍍鋅版、新加坡的彩色顯像管，以及泰國的鉀堿礦和魚類養殖。由于這些計劃實施困難，1980年10月東盟簽署了《東盟工業互補基本協定》(AIC)。1981年6月東盟提出一個簡化形式的AIC，即東盟工業合資經營計劃(AIJV)，它是一種生產一個產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簡單垂直分工計劃，但主要通過私人投資活動來實現。由于引入市場機制并放寬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勵區域外來投資，這個AIJV計劃比AIP計劃簡便易行，因此，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工業合作計劃。但其實施進展仍然異常緩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區投資計劃。拉美一開始就試圖通過協議性區域分工解決一體化收益分配和規模經濟效益問題，因為工業發展部門規劃被認為是制訂工業計劃和實現一體化成員國之間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業合作計劃以安第斯條約組織最為龐大，它們將可貿易品的1／3納入地區投資計劃。第一個工業發展部門規劃于1972年獲準通過，它包括了冶金、機械部門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計1980年約占總需求的1／3)，主要涉及機械工具、采礦設備、電器設備和儀器。爭議最多的是石油化工與汽車制造部門的合作計劃。經過多年談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別就石油化工與汽車工業發展規劃達成協議，并在1978年進行了修改。第二個工業部門發展規劃需要巨額資本投入，具有極高的資金產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業機會，主要是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但這個規劃因缺乏技術支持和利益協調困難而無法付諸實施。拉美的經驗表明：要按照協商一致的專業化計劃來進行生產，規定什么國家生產什么產品，形成區域內產業分工是有問題的，東盟的地區性行業方案也遭到了失敗。小島清的協議性國際分工理論的有效性似乎難以在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中找到佐證。
20世紀90年代東亞和拉美的區域投資計劃更多地轉向能源和基礎設施，為區域內投資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將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投資則留給了市場力量。但兩者相比仍然可以發現三點差別。(1)拉美國家主要投資于鄰近國家。國際化理論認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將比在國內投資承擔更大的風險，為降低風險，企業將投資于地理和文化條件相近的市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國家都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并且在一體化貿易協議的作用下，這種投資關系得到了加強。(2)從行業投資來看，目前拉美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自然資源的生產部門，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業。因此，主要的拉美對外投資在于尋求市場擴大，還有一些拉美地區內投資仍然以保障原材料產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資源的安全等為目的。這一點與東亞區域之間的投資有較大的區別，東亞的區域內投資有很大部分是出于產業轉移和尋求更加低廉的勞動力的目的。(3)拉美區域內投資以產業間投資為主，而東亞區域內投資則經歷了80年代以前以產業間投資為主向90年代后以產業內投資為主的轉變。這反映了兩大地區產業分工與資本積累的差異。東亞地區產業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區發達和深化，形成了發達的區域生產網絡；同時東亞地區的資本形成和積累率也比拉美國家高，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對外擴張能力比拉美企業強。
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深層動力來自資本的擴張性，而經濟一體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當前，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的重要載體是跨國公司?？鐕臼菂^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推動力量，其推動力量來自資本擴張的本性。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不足，沒有形成足以跨國生產和行銷為目的的巨額資本，國內生產多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為主，產業、產品和工藝技術同構性強，生產分工水平低，無法形成緊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關系。這樣，彼此間對對方的產品必然不會產生強大的需求，貿易創造效應很小，難以分享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同時也無法形成旨在提高規模經濟效益的協議性分工。同時，發展中國家都是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國家，對外部投資的需求很大，而成員國彼此間的投資效應必然很小，即使有協議性分工，也難以執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場和東盟有關產業分工規劃和共同投資的計劃最終歸于失敗也就不難理解。
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進績效比較
1、東亞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自1955年以來，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始終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區，保持了長達35年的群體性持續高增長，從而被稱為“東亞奇跡”。其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東亞地區持續進行的產業轉移，依托投資和貿易的高速循環，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又把東亞各經濟體緊緊結合在一起。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東亞經濟的增長率一直維持在5％－6％的平均水平，遠遠高于當時世界經濟增長2％－3％的平均水平。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經濟率先起飛，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長奠定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基礎；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四小龍”抓住美日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70年代起，東盟四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開始吸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和投資，發展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大約用了20多年時間改變了落后狀況，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從1978年開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吸收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及海外華人的投資和產業轉移，也步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軌道，在隨后的30年時間里保持了平均9.8％的經濟增長率，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國、越南和中國為例：泰國的貧困率從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的貧困率有所回升，但與收入增長一起穩步地趨于下降，目前處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趨于改善，泰國貧困率會進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貧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經濟的急速增長不僅使國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貧困率。貧困率從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國在減少貧困方面成效顯著，貧困人口從1990年至2002年減少了2億人，貧困率從31.5％降低至12.5％。但中國與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狀況明顯惡化。中國的吉尼系數從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數則從1993年的0.35擴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學者江崎光男根據CGE世界模型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削減影響的分析表明，東亞FTA一般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具有正向增長效應，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貧困削減效果也是正的。但對中國而言增長效果卻不明顯，甚至還有負的可能性，遠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長效果大。
2、拉美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也是促進拉美工業化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世紀50－70年代是拉美一體化蓬勃發展的階段，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合作，有力地推動了拉美經濟的增長。在1950年到1974年期間，拉美主要國家的GDP的平均增長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間，是一個快速增長的過程。特別是在1965－1974年期間整個拉美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其區域國家的GDP平均增長率達到了6.7％。巴西的發展速度更是達到了10％，哥倫比亞、墨西哥的也達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長率，被稱為經濟奇跡。1974年到1980年期間的債務危機爆發前，拉美的GDP的增長率也處于相對快速的發展過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間，這個時期拉美一體化還在繼續發展，但是相對前一階段速度有所減緩。中美洲共同市場在20世紀60－70年代也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1960—1969年中美洲6國的實際GNP平均增長率達到5.7％，1970－1979年為5.3％。尼加拉瓜60年代實際GDP增長率高達7.4％，多米尼加共和國70年代也達到了8.2％。
20世紀80年代是拉美經濟一體化和增長的停滯階段。據統計，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長率僅為1.1％，中美洲約為1.2％。這與拉美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是密切相關的。90年代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進入復蘇階段，據統計1991－2000年拉美地區的平均GDP的增長率達到3.3％，與整個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長率提高了2.3％。
進入21世紀，拉美一體化和拉美經濟增長進入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長為－0.5％外，2003年以來整個拉美連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2003年GDP平均增長2.1％，2004－2007年期間，GDP增長率接近或超過5％，其中2004年高達6.2％。有些國家(如委內瑞拉等國因能源價格高漲)有些年份的增長率達到兩位數，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少有的高速增長時期。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2003年以來人均GDP的累計增長幅度已經達到20.6％(平均年增長率達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達4.8％)。拉美經濟的穩定增長為拉美一體化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而拉美一體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拉美經濟的增長。
與東亞地區相比，拉美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改進與經濟增長效應差距較大。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與一體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相聯系，即東亞地區各成員通過投資和貿易聯系，促進東亞區域內產業持續轉移和國際生產網絡的形成，同時因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始終具有開放性，從而能夠利用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尋求發展。拉美區域一體化戰略是一種進口替代政策，是一種擴大的內向型發展戰略，具有區域保護主義的封閉性。這使它們在實施經濟一體化政策時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包括以區域內貿易擴散來代替外部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場為了保護2300萬貧窮人口的市場，其有效率的出口工業被進口替代工業所取代。社會的精華部分(制造業和公共服務業中的職工)以犧牲農村地區和城市貧民窟中居民的貧困化為代價大量攫取財富。這是導致區域性戰爭及共同市場解體的重要原因。
結論
與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無論在貿易效應、投資效應，還是經濟福利改進方面都不如東亞。究其原因，一是東亞地區一體化是在市場機制或單邊投資和貿易政策改變的驅動下，由區域內私人企業通過貿易和投資來主導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區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區一體化由政府主導，雖然制訂了宏偉計劃，但由于缺乏市場主體——企業的積極參與，區域一體化成效反而不如東亞成功。二是由政府來制定某些產業的國際分工不可取，雖然政府的協調可以避免區域同類產業的惡性競爭。安第斯條約組織和東盟都制訂過一體化工業發展規劃，但因為投資來源和利益分配問題而無法付諸實施。而亞洲區域國際分工是在市場機制驅動下，企業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形成的產業轉移和區際生產網絡，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這些發展中國家一體化實踐有兩個主要經驗教訓：一是區域一體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過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須循序漸進，否則欲速不達。這是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是由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分工程度決定的，在工業化程度不高時應避免盲目追求經濟關系的高度一體化。二是發展中國家區域一體化不能搞成封閉性集團，必須對世界其他國家保持開放。發展中國家最成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東盟的合作機制有兩個重要特點，即協調一致和開放性。協調一致雖然沒有使合作進展變得更加容易，但卻保證使它不至于因意見分歧而破裂；而開放性則保證其對地區外經濟因素特別是外國投資持開放態度，從而與外部市場聯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閉而窒息。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一體化是在各國實行開放政策，特別是對外資和貿易持開放態度，通過市場機制驅動的貿易和投資所帶動的產業轉移來實現的。
(責任編輯：張曉薇)
外國經濟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4篇
〔內容提要〕國家審計人員需要履行審計職能，并通過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方式，將經濟犯罪治理相關的審計工作落實到位。本文著重研究國家審計功能在經濟犯罪治理中的作用，通過分析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可行性，把握影響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因素，并探索出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路徑。
〔關鍵詞〕國家審計 經濟犯罪 治理路徑
審計機構的審計人員履行審計監督職能，審計監督的行業領域范圍較廣。目前，國家審計功能在經濟犯罪治理中具有威懾作用、警示作用和防護作用?；趪覍徲嫻δ軈f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可行性分析，產生的影響因素諸多，本文探索相關治理路徑，對期對國家審計人員切實履行審計監督職能提供幫助。
一、國家審計功能在經濟犯罪治理中的作用
（一）通過審計立法起到威懾作用
國家審計功能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監督制度，在實際的法治實踐中，已經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和接受，《審計法》等與審計相關法律制度的逐漸完善，使得國家審計功能在審計監督方面擁有了更加強有力的約束效力，以及在執行過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并且通過審計立法的方式，使得審計職能的履行過程變得更加具有強制性，當出現經濟犯罪行為時，即可依據審計法的相關管理條例對其犯罪行為進行強力打擊，能夠大大提升國家審計在經濟犯罪治理中的威懾作用。
（二）借助審計監督發揮警示作用
國家審計功能在治理經濟犯罪過程中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根據審計機關以往的工作報告，我們可以發現自審計機關建立以來，已經查處大量的經濟違規和經濟犯罪案件，并對大量經濟犯罪案件直接進行處理和處罰，審計監督職能不僅為司法機關在打擊經濟犯罪方面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證據和線索，而且為司法機關的經濟犯罪打擊工作指明了具體方向，為司法機關打擊經濟犯罪提供了有力幫助。綜合來說，國家審計在打擊經濟犯罪過程中的表現力，體現了其在經濟犯罪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發揮極其重要的警示作用。
（三）通過審計測評實現防護作用
國家審計功能在經濟犯罪治理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防護作用。國家審計單位在日常工作過程中，可通過審計監督的實際作用對相關部門的經濟情況進行把控，及時對企業內部的經營和經濟問題進行測評和監督，對企業內部經濟控制情況的優劣進行有效評估，及時發現相關企業內部存在的經濟經營問題，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改進辦法，幫助企業查找自身內部問題建立自我管理機制，彌補經濟漏洞，從源頭上遏制經濟犯罪問題的發生，對企業經濟安全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二、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可行性
（一）法律基礎
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具有極其明確的法律基礎。我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我國國家治理的基本方針，現階段我國已經建立有關審計工作的相關法律規定，如《審計法》相關條文明確規定審計機關在自身職責履行過程中，可以申請公安等相關行政機關的配合，《刑事訴訟法》相關條例同樣規定對審計過程中所發現的經濟犯罪行為可以移交檢察院進行審理。以上相關法律條文的具體規定，在一定基礎上為審計工作提供了較為切實的法律依據，同時也為審計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實踐經驗
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具有一定的實踐經驗。在堅實的法律基礎下，我國地方已開始進行審計功能協助經濟犯罪治理的有效探索，并取得較為豐厚的實踐經驗。如海南省所建立的“三位一體”審計模式有效協調了政府、社會和內部審計三大部門，不僅有效提升了審計部門的監督職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審計部門督促整改的整體能力，該模式執行以來已幫助海南省政府發現和解決多項經濟問題，取得諸多實戰成果，也為我國國家經濟安全的審計協作機制建設提供了較為良好的參考和借鑒。
三、影響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因素
（一）審計管理體制
審計管理體制是影響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關鍵因素。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審計機關是我國政府重要的組成部門，不僅接受政府行政部門領導，而且還接受審計直屬部門領導，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審計部門的自主獨立性，使得審計部門在進行審計監督的過程中，無法就涉及政府行政部門的經濟問題發揮較為強有力的監管作用。雙重領導的審計管理體制限制了審計部門職能的有效發揮，不利于審計部門建立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審計監督的實際作用。
（二）審計操作分工
審計操作分工是影響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又一因素所在?，F階段，我國仍然執行審計操作分工制度，國稅系統的審計工作由審計署直接負責，地方的各級審計機構不具有直接審計國稅的權限，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審計署的人力精力有限，對于國稅審計的精力投入明顯不足，這導致實際的審計工作無法保證整體審計內容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國稅系統的審計工作執行不到位，也意味著在審計系統中存在一定漏洞，使得部分經濟犯罪分子有機可乘。
（三）審計技術手段
審計技術手段是影響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重要因素。審計技術手段的落后使得審計監督的實際作用被大大削減，實際的審計工作中審計部門所面對的對象極其復雜，涉及的財務內容及會計資料比較繁多，手工查賬為主的審計方式，不僅使得審計工作人員的任務極其繁重，還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整體測評和核對的準確性。審計技術手段未能及時更新嚴重影響審計職能的有效發揮，進而無法實現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
四、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路徑
（一）戰略層面
1.協同戰略目標并實現目標審計協同。要想順利實現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就必須保證協同戰略目標并實現目標審計協同。國家審計單位通過進行經濟監察的方式協助政府進行廉政建設，而國家廉政監察部門則是通過對公職人員職權監管推進廉政工作，雖然兩者在具體執行內容上略有區別，但在戰略目標上趨于一致，因此必須要實現國家審計部門和國家監察部門兩者戰略目標的協同，通過兩者的有機協作發揮行政管理的專業技術水平，提升治理腐敗的關鍵能力，最終提升經濟犯罪治理的實際效用。
2.交叉職能并構成審計職能互補系統。其是利用國家審計功能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關鍵舉措之一。國家審計機構和國家監察機構均是我國監督系統的關鍵部門，兩者擁有明確的自主職能，但也同樣存在職責交叉之處。因此，為了避免兩者職能交叉所帶來的職責不清問題，國家相關管理部門應著手建立相應的審計職能互補系統，切實凸顯審計單位在經濟治理中的關鍵作用，實現權能互補，有效保證審計單位和國家監察系統的高效對接，最大限度地促進國家對于經濟犯罪治理工作成效的提升。
3.評估外部環境并實現審計子系統協同。其是推進國家審計功能服務經濟犯罪治理路徑探索的關鍵所在。國家監督機構在進行經濟犯罪治理過程中，往往會通過對外部經濟環境的評估制訂與其相匹配的監管策略，因此在進行外部環境評估過程中，為了確保評估工作的高效性和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就必須要保證我國監管系統子系統的高效協同，通過有效協作全面分析我國現階段經濟犯罪治理的外部環境，并根據審計子系統不同職能部門的相關職責，制定較為高效的經濟犯罪治理方針政策。
（二）管理層面
1.經濟犯罪風險識別階段的審計協同管理。要想實現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就必須要推進經濟犯罪風險識別階段的審計協同管理。審計單位在日常監管過程中，如果發現有關經濟犯罪的相關問題，應積極和國家的監察機構進行信息共享和風險識別協作，利用我國監察機構的特殊性，加強對公職角度進行風險識別，通過兩者之間的高效配合，嚴查經濟活動開展過程中所存在的經濟犯罪風險，提升審計子系統的協同管理能力，及時搭建遏制犯罪的應對措施，更加有效地保障國家經濟安全。
2.經濟犯罪風險評估階段的審計協同管理。經濟犯罪的風險評估至關重要。國家審計機構在發現相關的經濟犯罪風險之后，對該類經濟風險犯罪的評估同樣至關重要，尤其是特殊的經濟犯罪在進行評估的過程中，如何進行定性將會影響整個問題的解決和處理。因此，國家審計機構可通過聯合監察機關的方式進行協同評估，利用國家監察系統內部所具有的專業技術以及制度優勢，幫助國家審計機構進行犯罪風險評估，提升經濟犯罪風險評估的準確性，為后續的經濟犯罪打擊行動提供準確的參考依據和治理標準。
3.經濟犯罪風險跟蹤階段的審計協同管理。通常情況下，為了防止出現更加嚴重的經濟犯罪后果，審計機構在發現相關經濟犯罪風險之后，將會對經濟犯罪風險人員進行跟蹤監控，因此要想切實利用國家審計功能實現經濟犯罪治理，就必須要保證經濟犯罪風險跟蹤階段的審計協同管理。國家審計機構發現經濟犯罪風險之后，必須聯合國家監察機構對相關違紀人員進行經濟活動和人員活動的雙重監察，一方面能夠提升對于該類經濟犯罪的風險把控；另一方面能夠實現對于該類違紀人員和違紀單位的有效監管，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現更嚴重的經濟犯罪情況。
4.經濟犯罪風險控制階段的審計協同管理。經濟犯罪風險控制階段的審計協同管理，對于構建國家審計功能服務經濟犯罪治理機制同樣至關重要。在經濟犯罪風險控制階段，審計機構有權對該經濟犯罪活動中所涉及的資金資產進行處置，通常情況下審計機構不再對該經濟犯罪活動中所涉及的相關人員和單位進行處理，但為了保證對于經濟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提升審計威懾力，必須要聯合國家監察機構，利用國家監察機構的行政權力對違紀人員和單位進行相關處置，切實提升經濟犯罪的處罰和打擊力度，同時提升國家監督系統的有效性和協調性。
五、結語
結合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現狀，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審計管理體制、審計操作分工、審計技術手段等。國家審計功能協同服務經濟犯罪治理的路徑探索包含戰略層面和管理層面。戰略層面包括協同戰略目標、交叉職能并實現審計子系統協同等。管理層面則是從風險識別階段、風險評估階段、風險跟蹤階段、風險控制階段的分階段及全過程的跟蹤審計。
（作者單位：陜西警官職業學院）
外國經濟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花椒是貴州省重要的特色經濟樹種，具有悠久的栽培和利用歷史。為促進花椒產業健康、有序發展，在深入調查省外及貴州省內花椒產業發展情況的基礎上，客觀分析了貴州省花椒產業的發展現狀、發展成效和存在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以“建基地、搞加工、創品牌、拓市場、強支撐”為主線的花椒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和建議。
一、我省花椒產業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一）花椒種植資源現狀。我省是全國花椒重要的產區省份之一，花椒在全省范圍內均有人工栽培或野生分布，“頂壇花椒”已獲國家地理標志保護產品。截止2021年全省花椒種植面積171萬畝，其中規模較大的市州有遵義市、銅仁市、黔西南州、畢節市、安順市?；ń贩N植面積超過10萬畝的縣有德江、桐梓、習水、務川、道真。種植品種以紅花椒、頂壇花椒、九葉青花椒三類為主，其中紅花椒主要分布在務川、德江、威寧;頂壇花椒主要分布在貞豐、關嶺;九葉青花椒主要分布在德江、務川、貞豐。
（二）加工和銷售現狀。2021年我省共有花椒種植合作社和加工企業281家，主要分布在思南、桐梓、貞豐、關嶺等縣，其中省級林業龍頭企業2家（年產值千萬元以上）。全省花椒年加工量9.8萬噸，年銷售額6.26億元，花椒產品主要為鮮花椒、干花椒、花椒油、花椒粉、花椒精油、油樹脂及復配產品等，主要銷往省內和省外西南、西北地區。我省頂壇花椒和紅花椒市場價格較好，頂壇花椒（鮮椒）的價格基本穩定在15元/斤左右，紅花椒鮮椒價格達到20元/斤，高于全國多數省份。
（三）存在的問題
1.種植分散，盲目發展，良種缺乏。一是種植分散。雖然我省花椒種植面積已經達到171萬畝，但規?；粔?，超過10萬畝的僅有德江、桐梓、習水、務川、道真5縣。種植分散是貴州花椒規?；桓?、競爭力不強的主要原因。二是盲目發展?；ń凡煌贩N對環境條件要求差異大，部分地區在決策前沒有進行細致甄別和科學論證，盲目引進外地品種，對種苗質量把控不嚴，導致種植失敗。如花溪區和威寧縣前幾年種植的九葉青花椒，已出現凍死和灼傷。三是良種缺乏。我省主要種植的花椒品種，紅花椒尚無良種，苗木來源主要為采集本地種子育苗和從外省購買種子和苗木;頂壇花椒于2018年培育出第一批良種“黔椒1-4號”，現正在建設繁育基地，以往種植的頂壇花椒苗木來源主要為采集種子自行繁育;九葉青花椒苗木主要來源于重慶江津，由于江津種苗市場比較混亂，種苗來源不清，調入的苗木有些并不是真正的良種正規的育苗公司生產的，而是一些空殼公司從云南等其他地區弄來的，質量差，品種不純，使一些地方種植的花椒不掛果或產量較低，打擊了種植戶的積極性。
2.管理粗放，技術不強，產量偏低。一是技術把控不嚴，造林成活率低。有的因選擇品種不當造成成活率（保存率）低，如九葉青花椒不適宜在溫度較低的區域種植;有的錯過造林季節種植，如紅花椒在萌芽后栽種、頂壇花椒錯過雨季栽種，都會較大地降低成活率。二是“重新建，輕管護”問題突出。由于經費和認識不足，大部分地區在新造林期間投入大量成本，而第二年及以后管護資金嚴重不足，加之缺乏技術指導，管理粗放，我省花椒單產遠低于重慶、四川等花椒產業發達地區水平。
3.加工能力弱，競爭力不強。一是從事花椒精深加工企業少，規模小。省內僅有玄德生物科技公司一家企業有一定規模的花椒精油加工能力，且與國內領先企業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亟待產能擴容和技術升級。同時由于加工企業規模小、產能小、儲存設備技術落后等問題，導致花椒芳香油等物質揮發流失，造成品質和競爭力下降。二是花椒綜合利用率低?；ń啡硎菍?，花椒籽占花椒果實重量的50%以上，可提取食用油、植物蛋白等，中醫上也有應用。目前陜西鳳縣等地已開始對花椒籽進行研究利用。而我省只用花椒皮而將花椒籽丟掉，對花椒籽的利用技術研究較少，也尚未用于生產。三是精深加工能力不足?；ń饭ぬ崛』ń肪秃笫Ｓ嘣闫芍饕侵参锏鞍?，可作為保健口服液、動物飼料、生物有機肥等原料。目前國內企業已達到全成分利用，但我省企業受技術和生產設備限制，利用水平較低。
4. 缺乏專業市場和交易平臺。我省目前尚無專業的花椒交易市場，花椒交易主要有以下方式：一是目前已規模種植的貞豐、關嶺等地的頂壇花椒和德江等地的九葉青花椒，主要靠外地商販上門收購。二是分散種植的農戶就近到集市銷售。三是靠近云南昭通、重慶江津的地區，運到昭通、江津等地的花椒市場進行銷售。沒有專業的交易市場造成我省花椒銷售定價被動，難以帶動產業規?；l展。
二、我省花椒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和政策建議
花椒在我國分布十分廣泛，目前除東北地區和西藏外，其余省份均有栽培，以四川、云南、重慶、陜西、甘肅、貴州等省份栽培規模較大。我國栽培花椒大致可分為紅花椒和青花椒兩大類。大體上紅花椒分布在溫度較低的地區。據《2017年中國林業產業與林產品年鑒》，我國花椒種植面積已超過675萬畝，2017年全國產花椒43.8萬噸，年產值約120億元。據《中國藤椒（油）市場前景調查分析報告》統計，目前國內每年對花（藤）椒的需求量在60萬噸左右，中國調味品工業協會預計花椒的消費每年將以 5%～10%的速度增加，花椒加工制品的需求將以20%的速度逐年遞增?；ń芬呀洸粌H僅作為傳統調味品，其在醫藥化工行業的需求也每年遞增，花椒產品深加工已拓展到殺蟲劑、香精香料甚至藥品等領域，預計年新增花椒需求在 10 萬噸以上。在國際市場上，東南亞和日本的家庭消費市場，年需求的70%以上是從我國進口，國內和出口總需求量在80萬噸以上。目前我國花椒總產量為45萬噸左右，市場需求缺口大，未來我國花椒產業市場前景廣闊，發展潛力巨大。
（一）立足各地資源稟賦，科學選擇發展良種。當前我省花椒呈現紅花椒、頂壇花椒、九葉青花椒三大品系共同發展的特點，其中紅花椒冬季落葉休眠，抗寒性較好，對光照要求較高;頂壇花椒為常綠樹種，冬季持續生長，對冬季低溫抗性較差，但抗旱性非常好;九葉青花椒為常綠樹種，冬季不休眠，對冬季低溫抗性較差，抗旱性也較差。針對各花椒品種特性，綜合考慮我省各縣（市、區）現有基礎、發展潛力和其它產業發展規劃，學習重慶、四川先進種植技術，全省統籌規劃布局花椒種植品種，劃定主要發展區域集中規?；l展。一是在海撥1400米以上，光照在1400小時/年以上的區域，建立以威寧為核心，輻射赫章縣、水城縣的紅花椒發展區。二是在石漠化區域，建立以貞豐為核心，輻射關嶺縣、冊亨縣、望謨縣的頂壇花椒發展區，既有利水土保持又有利于農民增收。三是北部海拔低于800米濕熱地區，建立以德江縣為核心，輻射思南、務川的九葉青花椒發展區。四是加快良種培育和推廣力度，抓緊完成紅花椒優良種質資源的調查收集，加快良種測定和繁育基地的建設，加快頂壇花椒黔油系列良種擴繁和推廣示范，盡快建立品質純正九葉青花椒的采種基地，實現苗木自給自足。
（二）科學制定種植標準，打造高質高產基地。加大花椒基地標準化建設的財政資金支持力度，逐年遞增新造花椒基地管護費用，改變我省花椒產業“重新建，輕管護”的現狀，引進花椒產業發達地區先進管護技術。以科研院所和高校為技術支撐，提高種植和管理的技術水平，提高單產。一是完善栽培技術體系。制定貴州花椒培育、加工等地方標準和技術規程，并推廣應用。每年投入固定專項經費，用于花椒新品種選育培育、專業技術人員培養、新技術新品種推廣應用。加大對鄉鎮農技人員和花椒種植大戶、花椒專業合作社的技術培訓力度，起到以點帶面、引領示范、提質增效的作用。二是建立花椒營養監測體系，在摸透花椒基本營養需求規律的基礎上，制定花椒最佳營養需肥指標標準，以此嚴格控制化肥、農藥用量，實現化肥農藥“雙減”和產量品質的“雙增”。聯合科研院所加大對花椒新品種選育、病蟲害綠色防控、機械化輕簡管護、烘烤儲藏加工等方面的科技投入，著力打造貴州花椒綠色品質。三是堅持區域化布局、標準化種植、集約化經營，努力擴大花椒種植面積、產量、質量。在威寧、赫章、水城、貞豐、關嶺、冊亨、望謨、德江、思南、務川、道真、桐梓、習水等縣布局花椒產業帶。支持在全省花椒集聚區建設花椒產業園區和產業綜合體，把貴州建成國內重要的花椒產地。
（三）強化科技精深加工，支持全產業鏈發展。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選擇我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綠色食品加工企業，支持其拓展花椒加工項目，推進花椒精深加工，開發花椒系列產品。一是對遵義、銅仁等已大面積種植九葉青花椒的區域，進行品質提升改造，通過品種選育、管護、采摘、烘烤等模式的調整，提高其品質（增加麻素和芳香物質），達到延伸加工產業鏈的目的。支持種植面積較大的務川、德江、貞豐等縣引資引技開展花椒精深加工，徹底解決增產不增收的問題。二是每年安排專項資金，大力扶持龍頭加工企業擴大產能、技術創新，強化產品研發。支持開展花椒在康養保健、生物醫藥、日化原料、生物農藥等方面的功能開發和應用研究，強力推進花椒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伸花椒產業鏈，提高花椒產品附加值。三是在花椒種植大戶和龍頭企業中推行試用多功能花椒采摘機、花椒精選機和花椒烘干等機械，并將其納入農機補貼范圍，解決花椒采摘難、烘烤難和精選難等問題。四是加大對企業研發的扶持和獎勵，鼓勵加工企業投入新產品研發，包括花椒種子和果皮提取后糟粕中蛋白的利用，提高產品綜合利用效率。
（四）加強公共品牌建設，大力開拓銷售市場。充分利用重慶、四川等花椒消費大?。ㄊ校┑氖袌鲂枨?，開拓省外市場，打造貴州花椒品牌建設。一是著力打造“黔椒”等貴州花椒公共品牌，申請“貴州花椒”地理標志產品，提高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強化品牌意識和宣傳力度，通過主流媒體和各類新媒體宣傳推介“貴州花椒”，擴大“貴州花椒”的知名度、美譽度和影響力。二是積極參與有關部門組織的林產業（花椒）和農產品博覽會、展銷會，加強與花椒消費大?。ㄊ校?、交流，共同打造西南地區花椒經濟圈。三是以紅花椒、頂壇花椒、九葉青花椒三個發展區域為基礎，打造集現貨、期貨和電商平臺于一體的花椒集散中心，把季節性市場拓展為周年供應市場，為花椒行業提供市場準入、銷售定價、品牌標準、出口貿易等服務。圍繞交易市場，建設花椒存儲冷藏庫和冷凍庫等基礎設施，組建加工企業，形成花椒產業園區。創新銷售模式，建設特色林產品（花椒）體驗中心和信息發布平臺，積極與淘寶、京東、盒馬鮮生、抖音、拼多多等合作，大力推進線上線下產品銷售。四是組建貴州花椒聯盟，引導種植企業與加工企業在聯盟框架體系下形成合作關系，種植企業為加工企業提供符合要求的優質原材料，加工企業給種植企業提供穩定的銷售渠道，雙方建立長期固定供銷關系，明確市場價格大幅變動時互相支持的契約責任，共同抵御花椒市場價格變化頻繁對生產的沖擊。學習借鑒江津區收益保險試點模式，在花椒種植主產縣（區）積極推行花椒價格保險，財政適當給予保費補貼，擴大花椒保險規模，增強椒農抗風險能力，預防價低傷農的現象發生。
外國經濟發展現狀分析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在全球積極發展新興服務業的大環境下，廣西發展以金融服務貿易為主的知識型服務業是提升自身經濟實力的新機遇。研究顯示，廣西金融服務貿易的對外開放度和競爭力都不容樂觀。在發展過程中，廣西應通過協調產業發展、培養專業人才及利用互聯網數據補足優勢等途徑有效且高質地提升自身對外開放度和競爭力。
關鍵詞：廣西金融服務貿易;自由開放度;貿易競爭力
引言
近年來，中國互聯網大數據技術發展突飛猛進。在供給側改革政策的要求及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大背景下，我國服務貿易進入快車道，其增速已超過貨物貿易。與此同時，廣西作為中國“一帶一路”黃金通道的重要門戶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前沿窗口，將服務貿易作為核心競爭力是其發展經濟的重中之重，特別是新興服務貿易中以金融服務貿易為主要代表的技術知識型貿易。
一、廣西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一）金融服務貿易發展緩慢且逆差持續擴大
由圖1得知，廣西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出現逐步上升態勢。從貿易額來看，2008—2017年間廣西的進口大于出口，長年處于逆差狀態。2008—2010年廣西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差額相對較小;2010—2017年廣西金融服務貿易差額日益增大，且截至到目前逆差也未呈現縮小趨勢。其次，從進出口趨勢圖可知，2008—2017年廣西金融服務貿易進口的增速先急速后緩慢，而出口增速卻總體趨于平緩，甚至在2014年進口額劇增的同時出現下降趨勢?？傮w來看，進口的年度變化率比出口更加明顯和劇烈，進出口差額增減趨勢由增減明顯的進口趨勢把控。
出現此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相比國內其他沿海地區，廣西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還處于較弱階段。廣西金融企業參與金融市場競爭的時間較短，經濟支撐力度較小，其服務競爭意識都差于大型金融機構，并且其業務多處低端，產品附價值業相對較低。同時，區內機構無法滿足內部需求增長從而選擇進口，由此造成廣西金融服務貿易的進口額遠超出口額。
三、廣西金融服務貿易存在的問題
（一）金融服務貿易產業發展落后
廣西在服務貿易發展過程當中，其產品的單一化是一塊頑石。由于廣西進入貿易領域更多的是靠政府保護，銀行市場競爭相對比較簡單化，所以導致最終的產品比較單一，所服務的企業范圍也相對簡單，導致產品缺乏競爭創新力，這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服務的單一使廣西現階段金融服務的資本規模相對狹窄，由此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就相對較小，尤其是在以金融貿易為代表的新興服務業。
（二）金融服務貿易行業人才匱乏
在互聯網大數據的應用下對于服務貿易金融技術的要求也逐步提高，但是許多服務貿易金融的從業人員雖然進行過金融相關知識的培訓，可是對于新形勢下的服務創新產品開發經營理念缺少正確認知，因此創新能力相對較差;而且在金融服務貿易中存在的人才崗位不匹配、復合型人才匱乏，甚至現有人才流失等問題。這些是影響廣西現階段發展金融服務貿易的主要因素。
（三）自身各項條件基礎較差
關于國際上金融服務貿易水平的比較，主要是從經營規模、貿易結構，以及市場機制適應國際貿易的角度考量。這些因素都是制約廣西發展金融服務貿易的難題。廣西許多企業資本規模還比較脆弱，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企業較少，其信用擔保以及符合國際要求的服務不符合國際金融服務貿易標準。這些之所以成為廣西現階段發展金融服務貿易的主要問題，是因為政府出臺的相關扶持政策與金融服務提供進出口限制程度相比來說遠遠不夠。
四、有效發展廣西發展金融服務貿易的建議
（一）大力協調發展產業聯系作用
在全球積極發展服務貿易的大環境下，廣西在促進貨物進出口貿易提升地區生產總值的同時，也要握緊新一輪產業轉移的升級機遇，大力發展金融服務業。然而，發展服務業需要各產業間的相互協調和鼎力支持，金融服務貿易更是如此。國際貿易中涉及到的外幣結算、運輸及投保等都屬于金融服務貿易，而廣西作為邊境地區和西南沿海區，貿易優勢毋庸置疑。同時，旅游業也會帶動金融服務業務的需求，因此打造以桂林市為主的區內國際旅游業也可助力金融服務貿易發展。
（二）全方位多角度培養專業人才
對于金融服務貿易來說，其有效競爭力是具備高素質的專業金融人才，因此培養專業理論扎實且實踐經驗豐富、勇于創新、語言多樣的綜合型高素質金融人才時不我待。首先，對于高校來說，要多角度全方位培養復合型專業人才，就要設置與社會金融機構需求相匹配的課程，重視金融與其他學科內容的相互交融。其次要緊抓社會相關從業者再培訓，使其長時間鞏固、熟練從業技能，提高金融服務貿易人才最低標準。
（三）利用互聯網促進金融服務貿易開放，補足自身優勢
積極貫徹“走出去”戰略，逐步實現金融業的高質量對外開放。從數據來看，廣西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遠低于進口，長期來說會對本區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因此，政府應通過建立特色自貿區增大貿易出口額，逐步實現金融市場的自由化以及金融服務貿易的高質型對外開放。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數據的基礎上，因此，廣西要同時做好數據統計和數據公開共享工作。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的統計分析及共享傳播的優勢，集合區內公私兩者平臺，實現廣西經濟數據指標清晰準確，為中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學術部門進行相關研究提供準確信息和可靠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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