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范文第1篇
譚雅玲國際金融專論
近期國際金融市場從表象上看，似乎日元匯率的變動焦點突出，呈現美元脆弱性擴大 的 局面，并導致國際金價和國際石油價格上漲明顯。國際金融市場波動性已經明顯地出現市場 心理超越經濟信心影響和技術主導壓制政策效果實施的特點，雖然國際金融關注的焦點似乎 從美國轉向日本，然而，仔細冷靜分析則可以發現，這與我國經濟金融聯系也較為緊密，對 我國潛在風險更值得關注與研究，其中包括匯率、經濟等多層面的潛在壓力。
首先日元升值的內外因素本質，或許依然是壓人民幣升值。從近期日元走勢看，匯率水 平上揚突出，并且擴大，日元兌美元出現110－106跳躍性上漲，幅度之大和速度之快，主要 源于是日本干預政策的變化，并伴隨日本財年臨近而出現日元資金明顯的調整趨勢，日元匯 率波動在所難免。
日元干預策略的轉變。近期突出的變化就是日本央行轉變干預政策，采取放任市場的應 對策略，使得日元急劇大幅走升。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干預舉措的一種調整，先前面對國際市 場投機性風險的上升，日本政府加大干預力度，不僅干預資金規模遠遠超出去年水平，且預 算數據大大增加，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止，日本已經拋售了30萬億日元（2800億美元）。 尤其是財年結束周期的臨近，這種干預似乎對日元具有抵御作用，多數出口商已經完成美元 兌日元的轉換，進而呈現日本政策性的調整，但并不意味日本放棄干預，而是策略技術的表 現。日本企業前段借助日本大規模干預的日元價格“優勢”，借助日元低點匯回資金，有助 于日本投資人獲得豐厚利潤。另一方面則在于日本整體金融改革的反思與思考轉變。日本整 體金融改革觀念和措施已經開始顯示政策策略對日本經濟復蘇的支持作用，特別是去年年底 以來，對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關注與對應的轉變，已經對金融機構效益和經濟基本面具有影 響；而貨幣政策貶值取向的反思，使得日元匯率水平弱中有強，對日本經濟、貿易以及金融 形成“適應”和“順應”效果。尤其是在國際金融競爭激烈的當今，日本一定程度上開始考 慮和關注貨幣作用對經濟金融以及貿易信心心理的作用，這種轉變已經對日本經濟復蘇具有 推助力。因此，面對經濟復蘇相對利好的形勢，以及國際經濟金融、乃至政治環境的波動甚 至動蕩，日本干預策略的突然轉變，以及靈活性的轉變，均對日元走高具有重要影響。
日本財年決算資金的轉流。伴隨日本政府干預匯市的暫停，日本企業資金大量回流，以 應對企業決算的需要，畢竟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經濟實力，特別是資金規模勢力 依然明顯存在，財年企業結帳的集中操作，以及經濟復蘇改善樂觀條件和前景，均減輕了經 濟復蘇對強勁出口的依賴性，而通貨緊縮的緩解也降低匯率波動對物價的影響，市場短期愈 發看好日本經濟復蘇；并伴之股市上漲，日元升值水漲船高。此外，國際金融市場在美聯儲 例會之后保持利率穩定，使美國加息預期弱化，日本投資人超賣外國公債，大量兌回日元， 形成日元資產支撐的多層面反應，日元匯率上揚擴大。
地緣政治和政策心理的轉向。全球外匯市場乃至金融市場由于近期西班牙爆炸事件的影 響，恐慌心理尚未平息，歐洲一些國家接連受到恐怖警告的騷擾，美國也有恐怖因素干擾， 歐美金融市場心理恐慌延續不斷，地緣政治心理干擾性導致美元脆弱、歐元乏力。相比較日 本恐慌避險效應也是形成日元走強的因素之一。雖然瑞郎作為公認的避險性凸顯，英鎊經濟 利好支持擴大，歐元技術性因素扶持有依托，但地緣政治的心理，使這些貨幣有抑制性，匯 率水平跌宕難定。加之，美聯儲3月16日例會保持利率穩定，使其加息預期有所調整，美元 經濟憂慮并沒有消除，經濟不確定因素依然嚴重，美元政策與技術指導對美元投資心理有所 抑制，也致使美元走跌，日元上升。
基于上述因素引發的思考點在于：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貶值擴大，亞洲主要貨幣自去年 以來也持續走升。從表面看，似乎日元變動是內部自身的事情，但聯系周邊和美元狀況，或 許具有美日貨幣政策“默契”的可能，這種可能潛在風險則是更大程度上針對我國人民幣問 題而起。尤其是日本和美國經濟已經有復蘇跡象，相對樂觀凸顯，但未來經濟前景依然具有 較大的不確定性。但美日為了維持各自經濟復蘇的態勢，他們勢必將會創造各自經濟需要的 條件與環境，其中不可否定“嫉妒”我國經濟相對利好的出口和投資吸引力，美歐將會繼續 以我國人民幣升值作為目標，利用周邊環境與條件，繼續干預或指責我國人民幣升值。因此 ，我們對于國際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和風險不可掉以輕心，應有必要的防范準備與措施。
其次是日元兌美元轉換中，美元報價產品的價格風險依然有針對我國的可能。從日本干 預角度看，干預舉措實施力度以及變化有日本國內因素，同時也源于國際因素，但更為重要 的是這種結果直接影響著美元和美元報價相關層面的變化，對日本經濟利益的影響，連帶著 對周邊或我國的影響，依然是不能不顧及和思考的。
經濟復蘇難有定數。目前日本經濟復蘇數據顯示樂觀，特別是去年第四季度的經濟增 長大幅走高1.6％，不僅顯示日本經濟復蘇的持續擴大，而且也在信心心理上刺激投資，日 本股市的上漲，一定作用來源于經濟刺激作用，而更多是政府注資和提振舉措的效率，投資 信心恢復促使股市轉旺。日本經濟復蘇明顯的表現在于自然經濟周期恢復性，外圍環境對比 性，政策轉變態勢明顯，進而出現民間企業設備投資增長，去年第四季度達到5.1％的水平 ，2003年全年為11.1％；同時出口業績明顯，全年4－9月份的經濟增長中有1/3來自出口的 貢獻率。尤為明顯的還在于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狀況的好轉，日本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比 例已經從2002年年底8.1％下降到2003年7月底的7.2％，預計2004年將降到6％，2006年更降 至3％－4％。日本銀行歷時4年的貸款下降現象在2月份已經開始出現緩解的跡象。日本銀行 周一宣布，銀行貸款較去年同期下跌4.4％。這是銀行貸款連續第38個月下跌，但較1月份的 4.6％跌幅微有改善，自2001年1月以來，這一數字逐月向下，顯示銀行也在好轉。日本銀行 一直努力清理上世紀80年代經濟泡沫遺留下來的巨額壞賬，2月份日本銀行和信用合作社總 貸款額為40800億美元，但如果不計算信用合作社和排除證券化等因素，貸款額較去年同期 僅下降1.7％，是2001年6月以來最小的跌幅。日本經濟好轉是銀行貸款改善的環境乃至政策 因素，而貸款的增加也推進了經濟復蘇，兩者具有連帶關系。日本嚴重干擾經濟的不良資產 等金融問題的緩解，從信心心理上給予經濟復蘇希望和動力。但是并非日本經濟已經完全復 蘇，經濟前景依然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經濟問題沉淀時間過長，且結構性問 題突出，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尤其是占經濟總量55％的消費沒有恢復，消費信心和儲蓄 率扭曲表明經濟復蘇缺乏支撐，經濟短期、周期復蘇特征存在。此外，受國際經濟貿易關系 復雜性的影響，特別是貨幣格局競爭性，使日元被動順從明顯，貨幣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制 美元，給予經濟復蘇的不確定因素短期難以消除，使經濟難以確定真實和“虛假”。
防范投機應對緊迫。2003年至今，日本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逐漸升級，干預資金規模 上升幅度之大，是市場所料不及的。日本財務省在去年20萬億日元干預基礎上，今年大幅提 高干預資金的規模，由2003年度的79萬億日元提高到140萬億日元，而今年頭兩個月已經投 入10.5萬億日元（約891.5億美元），阻止日元升值，但從實際結果看微乎其微。目前市場 對日本政府的干預保持警覺狀態，而日本政府對于市場投機具有提防心理，干預主要意義是 應對國際市場投機的推波助瀾，防止因匯率問題影響日本經濟復蘇和政策措施實施效果。
貨幣與經濟反轉思變。今年以來日元升值似乎并不完全是因日本經濟復蘇所帶動，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美國貨幣政策“脅迫”因素，也有日本貨幣政策策略的主旨。一方面美國貨幣 政策需要強勢引導弱化價格，美國主導依然突出，技術技巧運用靈活；另一方面也是日本自 身周期策略的體現，或許是日本政府防范未來財年資金回流的一種準備性策略，防止日元過 度的大起大落的一種鋪墊。面對國際貨幣領域的激烈競爭，日元國際貨幣地位與作用的保留 面臨壓力，有被邊緣化的可能，美歐貨幣的競爭力明顯強于日元，從經濟利益和金融發展角 度看，日本在努力維持日元國際作用與影響，而過去幾年日元弱勢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傷害 了日本貨幣，并對經濟信心心理具有影響。而從日元貶值對日本經濟復蘇的作用看，是十分 有限的。當前日本經濟復蘇中出口的支持也并非日元作用，而是中國以及東南亞經濟相對利 好的發展趨勢，促使日本出口旺盛，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并不大。貨幣政策指導思路 和策略的變化，是日元走勢調整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有應對防范我國地區競爭力的考慮。
從上述分析判斷可以思考的問題在于：日元和歐元一段時間以來的升值并非意味美元反 彈周期來到，與美元貶值相比，目前的美元反彈遠沒有美元縮水快，反之可能預示美元將會 有更大幅度的貶值。理由在于美國經濟利好中有憂慮，經濟政策支持空間具有不匹配和矛盾 面壓力，日本經濟復蘇有不確定因素，很難定論經濟將持續復蘇，因此與美元有聯系的金融 和戰略資源產品的大幅走升，其中金價重上400美元，油價接近40美元，達到13年來的最高 水準。而這些金融或資源戰略產品就全球而言，對國別、區域和世界整體經濟具有重要影響 。但相對而言，美日具有相對“優勢”或主導作用，直接或間接針對的目標，依然可能是我 國。尤其是石油價格的上漲，其中既有石油需求和經濟復蘇增長的需求，同時也與美日、美 俄、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石油生產和儲備戰略策略聯系，而我國石油需求和對國際市場的依 存眾所周知，潛在的風險不可掉以輕心，不能忽視當前和未來油價潛在的打擊與影響，而最 終目的可能依然與人民幣升值具有關聯。
近期標準普爾預測的數據顯示，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存在，流入我國的“熱錢”估計 已經達到500－600億美元，這些投機可能包括貿易結算預期的“炒作”，股市資金的投機， 已放開的相關市場的資金流入等；而從香港股市前段時期的漲幅看，經濟與政策面尚無變動 ，股市中熱錢炒作國企股較為突出，進而推高股價水平，加大人民幣游資的流動面擴大。
外匯投機雖然是金融市場最為常見的一種投機，但基于不同的環境與條件，其所產生的 影響將會有所不同。目前外匯市場投機性因素存在，一方面是力圖從匯率波動中獲利，運用 利差效應獲取利潤；另一方面也有國家利益和政治因素交織，其中包括一些國家或地區政治 需求以及地緣政治風險較為集中，但是無論外匯投機的“空頭”或“賣空”和“多頭”或“ 買空”，都不利于國家經濟政治穩定。尤其是對外開放程度較高、本國經濟發展對外部條件 依賴較強、進出口貿易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較大、外資投入過快過多的國家和地區，匯率的 變動對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越大。因此，為避免受熱錢之害，我國必須制定合理的匯率機制 ，充分運用匯率的經濟杠桿作用，這才是最終解決之道。
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梳理了解釋美國經常賬戶失衡的各類假說，并以美國的情況為借鑒，提出了對中國經常賬戶失衡的幾種解釋思路。文章發現經常賬戶的實際水平與理論均衡水平的差值為穩定序列，但并不收斂于零，表明經常賬戶的失衡具有一定的持續性。然后通過設計兩元選擇模型對導致失衡的機制進行實證分析：結論發現“投資一儲蓄缺口”假說得到了中國數據的支持，同時發現國民收入也是決定經常賬戶盈余或者赤字的關鍵變量。這說明我國經常賬戶的變化更多地內生于其特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對經常賬戶失衡狀態的矯正需要內部經濟結構的改革和理順經濟運行機制措施的配合。
關鍵詞：經常賬戶；投資一儲蓄假說；兩元選擇模型
本文在評析經常賬戶失衡的各種假說的基礎上，發現全球的經常賬戶失衡有著深刻的經濟運行層面的原因，并證實“投資一儲蓄”假說能夠較好地解釋中國的經常賬戶問題，片面地將中國的經常賬戶歸咎于人民幣低估問題是偏頗的，而矯正全球失衡的根本性舉措在于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
一、經常賬戶失衡的理論發展脈絡梳理
首先需要指出，對于經常賬戶可持續性的界定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我們認為，經常賬戶赤字的可持續，是指經常賬戶本身，以及與之相連的國外資本流人頭寸能夠被限制在一定規模，從而避免宏觀經濟變量，如消費、投資和匯率等受到顯著影響。經常賬戶研究的重要政策結論在于，通過研究可以將對經常賬戶赤字的管理納入到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之中。
自從Obstfeld和Rogoff(2000)指出全球經常賬戶的失衡和調整問題的重要性，對國際收支的相關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無論從分析的視角、計量方法，還是理念上都有較大的改觀。Mann(2002)，Ed-wards(2003)，Tille和Wincooo(2010)都較好地梳理了全球經濟失衡的相關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啟示意義的分析思路。如Tille和Wincoop(2010)認為，暫時性的外部沖擊，以及投資和儲蓄變量對外部沖擊的反應能夠較好地解釋經常賬戶的失衡：新近的研究則更多地集中于對經常賬戶向均衡水準調節的速度和方式問題。也即所謂的“均值反轉問題”(mean-rever-sion)，如Stein(2007)，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等。
此外，一些研究則關注于區域內和關鍵經濟體的經常賬戶失衡問題。Bahammshah et al.(2003)研究了東盟國家在1961年至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的經常賬戶的可持續性問題。發現上述國家的經常賬戶處于長期失衡，匯率的估值水平起著關鍵性的影響。Gruber和Kamin(2008)分析了美國和亞洲經常賬戶失衡的鏡像關系；Christopoulos和Leon.Ledesma(2010)則對美國經常賬戶的可持續性問題進行了技術化的研究，發現采用非線性的技術探討經常賬戶的均值反轉問題，要優于線性的方式。Chinn和Prasad(2003)從投資和儲蓄關系的視角，采用跨國數據分析了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常賬戶決定問題，發現開放度、金融深化程度、財政赤字等宏觀變量都是影響經常賬戶收支的關鍵變量。Chinn和Lee(2009)在剖析了有關特征事實后，提出應當從結構視角來審視全球失衡，特別是美、歐、日三大經濟體之間的經常賬戶的失衡問題。Kimetal.(2009)從投資和儲蓄的角度研究了亞洲地區的經常賬戶可持續性問題。
上述研究從不同視角提供了理解經常賬戶失衡問題的若干思路，然而，由于研究視角的差異和應用樣本數據的差異，所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而且其對于中美兩國經常賬戶失衡問題的適用性。仍有待于經驗事實的確認。所以有必要對文獻線索進行梳理，可以發現主要有“結構分析論”、“匯率變化論”、“投資——儲蓄分析法”，以及“財政赤字分析法”等幾種代表性觀點。
首先來看“結構分析論”。顧名思義，其要點在于充分解釋影響進口和出口因素的結構性變化，或者采用結構化的視角剖析影響經常賬戶變量的不同路徑。比如，將影響經常賬戶的因素分為外生擾動(exoge-nous disturbances)和內在驅動因素；后者包括貿易條件變化的因素還有貿易條件隨時間而出現的調整路徑，經濟體的產出結構，消費者的時間偏好等。Lueas(1976)認為上述系數面對外部沖擊具有時變性質。除此之外，類似的觀點來自：Frankel和Goldstein(1991)，將經常賬戶的失衡分為兩類，一類是經濟體對某種沖擊的最優反應，以經常賬戶失衡的角度展現出來；另一類失衡的根源可能是由于錯誤計算，錯誤決策和經濟扭曲造成的，此類失衡需要政策加以調整。循此思路，Tille和Wincoop(2010)將經常賬戶的變動分解為持續變動部分(permanent changes)和臨時變動部分(temporary changes)，并認為后者對于解釋經常賬戶和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時至為重要。
伍戈(2006)在借鑒國外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從產業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美國經常賬戶失衡的原因是結構性的，特別是“豪斯克一麥奇不對稱效應”成為其造成經常賬戶失衡的原因，具體包括移民效應、供給效應、生產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以及國際貿易的組成。Chinn和Lee(2008)采用結構分析法，將影響經常賬戶赤字失衡的因素分別探討。認為美國大部分經常賬戶的逆差應當訴諸于匯率的貶值。而日本經常賬戶的盈余應當訴諸于實際匯率升值的手段。馮蕾等(2008)也采用結構性分析方法，認為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是結構性逆差，不應訴求美元貶值或迫使其他國家貨幣升值等數量性調控手段而加以改善?？梢钥闯?，該類方法區分了匯率價格變量和進出口決定的實體因素變量對經常賬戶不同的影響途徑。
其次，來看“財政缺口”模型。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應當具有協同關系。按照宏觀經濟學中的“雙缺口模型”，國內私人儲蓄+貿易赤字=私人投資+政府預算赤字，如果國內私人儲蓄和私人投資大抵匹配，那么經常賬戶赤字往往同財政赤字相伴而生。在1980年代早期的美國，持續地財政赤字被認為是造成經常賬戶赤字的主要原因，Ito(2009)進一步證實了該觀點。但是這種簡單的判斷容易招致來自宏觀變量作用模式的影響，從而產生偏誤。比如，政府采用增稅，而非對外借貸的方式，來為赤字融資，就會打破國內外利率的互動機制，從而使利率無法對貨幣供求自發調整。
再次，來分析“投資——儲蓄缺口論”。相關研究大都探討投資與儲蓄的缺口會否影響經常賬戶的盈余狀況。因為經常賬戶能夠映射出該經濟體消費和投資的組合模式，如果赤字，意味著本國消費超過自身的產出和積累。劉遵義、斯蒂格利茨(2005)認為美
國的貿易赤字是由于其巨額財政赤字和低國民儲蓄造成的，業已成為全球貿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Feldstein.Horiok的邏輯架構里面，如果一國資本完全不流動，不存在國際借貸時，經常賬戶余額為零，或者完全由投資與儲蓄的余額來決定。Clarida(2008)也認為投資儲蓄的缺口所導致的金融與金融資本賬戶成為促進經常賬戶變化的主導性因素，而持續地儲蓄過剩則是進一步導致金融與資本賬戶變化的因素。Genberg and Swobod(1992)討論了投資儲蓄余額同經常賬戶赤字之間的關系?？紤]上述關系之外，還引入了貿易條件、匯率和財政政策，并認為上述變量的引入大大改變了常規性的跨期投資與儲蓄關系。此外，Ito(2009)基于投資和儲蓄關系視角，分析了中日美三國各自經常賬戶失衡的原因。他認為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很大部分來源于財政赤字，中國的經常賬戶的順差來源于過度儲蓄，而日本的長期順差則是由于投資不足導致。
此外，還存在其他的分析視角，如“不對稱效應”假說。Marquez and Ericsson(1993認為，國民收入和相對價格的變化決定貿易流；相對價格的變化又取決于通脹率的變化，或者各國貨幣的變化。美國的收入的進口彈性要遠比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彈性要高，也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對出口的影響，同世界經濟增長對美國出口有著顯著的不對等效應；那么，經常賬戶赤字可能會有所持續，除非美元持續貶值。類似的觀點還可以參見Krugman and Baldwin(1987)，Obsfld和Rogoff(2000)和其他對收入不對稱效應影響經常賬戶的研究。
實際上，上述幾類分析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連通的。類似的觀點可以參見丁騁騁(2006)，財政政策可以通過儲蓄投資效應、產出——吸收效應以及匯率效應等三種微觀機制共同發揮作用。施建淮(2006)將從微觀角度的貿易分析方法稱為彈性方法，將從宏觀角度的分析方法稱為儲蓄一投資缺口法，認為二者存在密切的關聯。何志強(2007)也認為，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東南亞整體內部投資恢復緩慢、消費不振是形成外部經常賬戶盈余的關鍵原因。這就為我們建立統一的框架，檢驗內部宏觀變量和經常賬戶之間的互動關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經常賬戶失衡的特征事實：與美國的比較分析
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也呈現著結構性的變化。與此同時，全球失衡的格局不斷加深。如下圖所示，進入到2000年之后，除卻中國和中東等石油出口國的經常賬戶呈現順差外。OECD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常賬戶都呈現出逆差狀態。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和日本。與美國之間的經常賬戶余額呈現出了“五補”的鏡像關系。盡管誘因各不相同，美國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及2006年之后經歷了三次顯著外部不平衡，其中1987年的貿易赤字達到1600億美元，占GDP比重3.4％，2006年貿易逆差達到8400億美元，占GDP比重高達6.35％。
事實上，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美國的經常賬戶一直處于逆差周期，有必要找尋出美國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步瓦解開始時，大量而持續的逆差得以存在的共同原因不同。雖然不同時期美國產生經常賬戶赤字的誘發原因，然而這段時期的全球國際貨幣體系都從屬于“美元本位”的整體架構之下。由于美元可能承擔全球貿易結算比例的七成左右，在全球經濟周期上升區間，對美國的交易需求也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如此，美國作為全球流動性的供給中心，不得不釋放出大量的貨幣。所以東亞國家以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造就的“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在以本國資源換取并累積了大量“東亞美元”的同時，也取得了快速的經濟成長。而另一方面，美國以長期的經常賬戶赤字形式向全球釋放了大量的美元。換取了其他各國的經濟資源。不過，結構分析的數據表明，盡管近期中國的出口產品中五分之一流向了美國，但是，在漫長的三十多年中，造成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成分的是日本，而非中國或者亞洲其他國家。盡管這一趨勢在2004年之后有所改變。
另外，從美國經常賬戶與金融資本賬戶的匹配結構來看，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美國的對外凈投資從國外獲取了正向回報，從某種程度上彌補了經常賬戶的赤字。進一步地，可以從中國、美國和全球經濟體的進出口速度的比較來看其端倪。中國的出口速度在進入80年代之后，在高位平穩運行，而美國的出口在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之后，貿易產品的出口出現一輪下降的趨勢。由于美國的經濟總量在全球占據重要位置，并且其經濟具有先導性的特點，從中可以看出，進入到2000年之后。世界平均的出口增長率同美國的出口增長率呈現出同周期性。從進口變量來看，在進入到2000年之后，美國的進口速度和全球經濟體的平均進口增長速度呈現出“協同性”的變化特征。2004年進口的數量有較快上升，從而惡化了經常賬戶狀態。與此同時，次債危機的沖擊使得金融與資本賬戶的盈余有所回落，整體國際收支狀況也有所惡化。從總體趨勢上判斷。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呈現出快速下降的趨勢。
問題是，什么導致了美國經常賬戶長期的逆差?除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需要經常賬戶的逆差輸出貨幣外，儲蓄和投資的缺口是不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上圖顯示出，美國的投資率要高于儲蓄率幾個百分點，而且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二十多年。根據經典的“雙缺口模型”，經常賬戶余額為進出口差額減去經常轉移項，也可以表示為儲蓄和投資的差值加上政府的收支平衡差額(CA=X-M-Tr=-(Sp-I)+(T-G))。這說明，美國的投資和儲蓄缺口可能是導致經常賬戶逆差的主要原因。按照Mann(2002)觀點，經常賬戶逆差的國家往往會伴隨著資本的凈流入，這些資本以購買美國企業、債券、國庫券和貨幣為形式。美國的消費和投資超過本國的儲蓄。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超過了美國持有國外的資產。負向的國際投資頭寸帶來了經常賬戶以及與之相關的資本流人的持續性問題。較大存量的金融要求權意味著收入的外流，以犧牲未來的消費為代價。除此之外，美國的財政赤字也可能是造成經常賬戶逆差的關鍵原因。即便是暫時性增加支出的，政府將在當前增加支出還是在未來事關重要。如果當前增加支出，并以增加稅收的形式獲取資金，預期當前供給相應減少，導致價格相對上升，引致貨幣需求的增加和利率上升，引發私人部門的儲蓄增加。政府部門的財政擴張所帶來的赤字效應被儲蓄增加所抵消。所以，美國的經常賬戶失衡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被內部變量之間的互動機制給出解釋。
那么中國的情況是否也可以借助上述思路進行分析呢?從總量變化趨勢來看，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常項目一直保持著大額的順差，盈余額由1994年的69.08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1.369％，升至2005年的1608.18億美元、占GDP比重的7.197％。下文將
梳理出的幾個假說分別探討中國經常賬戶失衡的根源問題。
首先來看產業結構變遷與經常賬戶失衡的關系。從機制上來看，決定企業產業升級的關鍵力量在于技術變遷的速度和要素類產品的供需結構，如油價高企可能是導致全球和中國經常賬戶失衡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中國而言，由于勞動力供給缺乏足夠的“彈性”，“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重要標志，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國加快了技術引進和創新的速度，出口商品由農產品占據主導的結構性特征，逐步轉變為機電產品占據主導的結構形態。與之相匹配，中國的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例穩步提升，第二產業也維持在一定的比例水平之上。而各產業的開放度不斷加強。無論生產所用的能源要素價格調整，還是匯率價格調整都可能會顯著地影響經常賬戶的水平與結構。
雖然產業結構和技術的變遷能夠較為有利地改變出口的總量和結構，但是作為需求管理轉換的重要變量——匯率水平的變化，可能會使得各國貿易產品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進而引發經常賬戶余額水平的變化。較具啟示性的當屬賀力平(2008)的觀點。他認為，近年來中國出現大量經常賬戶順差的原因是復雜的，人民幣匯率水平的高低只是其中一個因素，甚至不是一個主要因素：將經常賬戶平衡的調整寄希望于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的調整很可能是不現實的。而從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對經常賬戶的影響來看，更多的影響應該體現在結構效應上。
除卻結構性因素和匯率等價格性變量之外，還應該觀察投資、儲蓄與政府財政收支的情況對經常賬戶余額的影響。從上圖4可以看出，中國的投資水平一直處于高位運行，作為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標志性模式，從而成為影響中國經常賬戶總量、結構與動態變化的重要變量。中國的儲蓄／GDP指標一直呈現出穩步上升的態勢。投資與儲蓄的缺口日益拉大，按照前述的“投資——儲蓄缺口假說”，中國由于儲蓄率過旺，遠高于投資的需求力量，而且在近年又有所擴大，按照前文的分析的邏輯，其結果是中國應當擁有經常賬戶的盈余。因為國內的消耗遠抵不上積累的速度，需要強大的外部需求力量才能夠維持內外均衡。圖4的右軸表示中國的財政赤字因素，可以看出雖然經濟增長維持在較高的水平，財政赤字波動也較大，但是能夠控制在較為合理的水平，對經常賬戶的影響不如美國顯著。以上借鑒美國的情況分析了產業結構、匯率價格變量、財政赤字和投資儲蓄缺口因素可能對中國經常賬戶帶來的影響，然而具體的作用渠道，及其對經常賬戶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都需要實證分析給出解答。
三、中國經常賬戶的可持續性分析與決定因素
若要對中國經常賬戶的可持續性進行解析，需要處理兩項問題，首先是對中國經常賬戶的可持續性進行判斷；其次，在此基礎上，判斷經常賬戶失衡的決定因素，并給出經濟學層面的解釋。
(一)有關中國經常賬戶可持續性的判斷
經常賬戶的可持續問題及其決定因素，雖然在理論上存在不同的認知，但是在實證分析層面基本都采用計算理論上均衡經常賬戶(CAO)實際經常賬戶的差值得出殘差序列，判斷上述序列是否平穩，且收斂于零值附近。所采用的原理是：
CAO＝f(cpi，fiscal，gdpgowth，nfa)
即均衡經常賬戶的水平由物價(cpi)、政府財政赤字(fiscal)、GDP增長速度和國外凈資產(nfa)之間的協整關系給出。各變量的取值來自于中經網，其中國外凈資產由作者參考Lane和flesi-Ferretti(2002)的方法計算得出。數據區間為1993年－2010年的月度數據。為了保證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首先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滯后項的選擇依據為AIC準則，結果如表1所示。各變量的群體單位根檢驗表明，各變量為平穩變量。
各變量是平穩變量。以下將采用VEC的方法測度出均衡經常賬戶水平CAO，由宏觀經濟變量的長期穩定關系來決定，并判斷實際經常賬戶與均衡經常賬戶理論均衡值之間的差距。通過VEC模型測度的均衡經常賬戶理論值同實際水平的對比分析見下圖?？梢园l現，由宏觀經濟變量決定的均衡經常賬戶水平同實際數值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
為了進一步驗證二者之間的關系，特別是檢驗二者的差值是否收斂于零。同樣對二者問的差值進行了平穩性檢驗，結果證實二者的差值能夠維持在一定區間，且能夠通過5％顯著性檢驗，但是并不收斂于零。說明從數量關系上，中國經常賬戶的水平并未向理論均衡值收斂，說明存在著更深層的機制使得經常賬戶持續偏離于理論值。
(二)基于兩元模型Probit和Logit模型的計量結果
上文對中國經常賬戶失衡的持續性進行了判斷，也初步討論了影響經常賬戶失衡的幾種代表性假說。然而更多的是基于定性的判斷。若要得出各類變量對經常賬戶水平的較為量化的結論。還需要采用相關數據進行計量檢驗。為此，下文擬采用兩元選擇的Pro-bit、Logil和極值模型(Extreme Value)三類模型對影響中國經常賬戶的各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以期得出富有啟示性的結論。按照前文對經常賬戶影響變量的歸類，并考慮到變量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選取了以下變量來分別測度結構變量、匯率變量、收入變量等對經常賬戶的影響。各變量的符號表示、含義，以及對經常賬戶可能的影響方向如下表所示。
由于經常賬戶的盈余水平往往會伴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而呈現出波動的狀態。本文將經常賬戶的收支盈余看作是被解釋變量，將其定義為一個二元定性變量，即當經常賬戶赤字時，定義為0；當經常賬戶盈余時，定義為1。分別建立prohit模型、logit模型和極值模型，通過一系列解釋變量的觀測值分析經常賬戶盈余或者赤字的決定問題。
計量估計所采用的數據區間為(1981－2007)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為CCER經濟與金融數據庫，作者對數據的處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將經常賬戶余額、金融與資本賬戶余額、投資和儲蓄等宏觀變量用其對GDP的比值來表示；其次，為了較好地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僅保留了投資變量?；貧w的初步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影響中國經常賬戶的赤字或者盈余的關鍵變量在于投資變量和GDP變量。雖然人民幣名義匯率經歷了1994年和2005年的改革，但是總體水平仍然維持在較為穩定的區間，同經常賬戶順差迅速累積的數據特征大不相同。三種不同的計量方法都驗證了GDP變量和投資變量都能夠有力地解釋中國經常賬戶的盈余或者虧損，兩變量都能夠在5％的統計意義上通過顯著性檢驗，即蒙代爾——佛萊明模型中的收入增加對經常賬戶的惡化作用得到了中國實證數據的支持。同時，中國大量增加投資的行業具有較強的外向型的特征，投資的增加能夠推動中國的出口，這也間接的證明了“投資——儲蓄”假說在中國具有一定的適用性。與之不同，財政收支的盈余和產業結構的變化并未能夠充分解釋經常賬戶的盈余變化。所以，造成中國經常賬戶持續偏離于理論均衡值的根本邏輯在于中國特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和體制背景，長期持續的投資——儲蓄缺口，高速的投資增長率使得經常賬戶的順差得以持續。
按照投資——儲蓄分析法，由于經常赤字從屬于經濟體內部的失衡造成的，無論赤字、盈余，還是平衡狀態，都不需要將經常賬戶的失衡作為政策調整的對象。因為理性的經濟主體會處于最優角度的考慮在跨期內使其實現平衡，調節失衡的關鍵在于內部經濟結構和宏觀變量之間作用機制的理順，而非僅僅關注匯率水平，或者外部進出口變量的調整。
四、小結與政策性思考
本文梳理了解析經常賬戶失衡的“產業結構論”、“財政赤字論”和“投資一儲蓄缺口”等假說，并對比分析了美國的情況，認為“投資——儲蓄缺口”假說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通過誤差修正模型，我們發現中國的經常賬戶的失衡具有持續性，采用兩元模型的實證分析結果也證實了中國的“投資——儲蓄”缺口和增長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導致均衡經常賬戶理論水平與實際水平持續偏離的內在原因?！巴顿Y——儲蓄”假說也得到了中國數據的印證。
這也同時表明，高速的經濟增長意味著打破既有的均衡。如果僅僅以外部經常賬戶或者國際收支的平衡為目標，必須對內在的經濟增長方式進行調整；若要維持既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國內的儲蓄累計遠遠高于投資的情形下，持續的經常賬戶失衡便是其快速經濟成長的代價。簡言之，經常賬戶的失衡內生于中國特有的發展模式和宏觀變量的互動機制。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匯率對于經常賬戶的長期順差影響并不顯著，扭轉失衡狀態仍然需要經濟體內部的政革來緩解，通過對投資儲蓄關系的合理優化，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相信中國經常賬戶長期失衡的狀態會有所緩解。
(責任編輯：姜天鷹)
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范文第3篇
201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前夕，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將周石峰先生對中日抵貨經濟最新研究成果《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以下簡稱《歷史困境》），匯編于《民國歷史與文化研究》初編第25、26冊。周石峰先生早年在貴州師范大學師承吳雁南先生、張新民先生研究近現代史，進入新世紀后，師從金普森先生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專治晚清以降至抗戰勝利期間中日之間的抵貨運動，博士論文為《近代商人與民族主義運動（1927～1937）——以津滬為中心》。周先生一直致力于抵貨運動研究，經過持續十余年的研究，研究角度不斷轉換、深入，對抵貨運動歷史困境從其經濟效力，群體差異、地域差異、國民風尚、中日政府態度及各個時期的黨政控制力進行了全面、綜合的研究，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有《民眾民族主義的雙重面相與歷史困境——以天津商人與抵制日貨為例》（《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抵制日貨的計量檢視：1931—1934年》（《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1期）、《民族主義與女性時尚：1934年“婦女國貨年”運動新論》（《婦女研究論論叢》2009年第4期）、《學生民族主義之效度與限度——以1935年“學生國貨年”為中心》（《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7期）、《近代中國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以新聞出版為例》（《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等。十年磨一劍，《歷史困境》一書是周先生對自1908首次抵制日貨運動至1945年日本戰敗期間歷次抵貨運動的歷史困境進行長時段、跨區域、多維度的系統研究?？胺Q近年來該領域的一部上佳之作。
一、對抵制日貨運動全面、綜合的考量
對于抵制日貨問題，海內外學者已經進行了極富意義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果撇去介乎宣傳動員與學術研究之間的諸多文章不談，建國以來，對清末和民元以降中國史的大多數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抵制日貨問題。諸如抵制日貨運動發生的原因、經過、影響，均有或多或少的討論。綜觀國內外已有成果，大體呈現以下兩大特點。一是伴生性研究較多，專題性研究較少；二是個案性研究較多，系統性研究較少?！稓v史困境》結合當下眾多學者對于已進行的抵貨運動與民族經濟發展之間歷史關聯的評估，指出雖然承認抵貨運動對近代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但是，大多抵貨運動的肯定論者，亦不得不承認此種作用的有限性和暫時性，不僅難以估量，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說法。抵貨運動對于國貨企業，也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長的簡單格局。與其將抵貨運動視為經濟民族主義，不如將其視為政治民族主義更為恰當。自1908年“二辰丸”案引發的首次抵制日貨運動至日本全面侵華期間引發的抵制日貨運動，次數頻繁，波及范圍廣，學、工、商、政各個階層均有卷入，但抵貨運動這一經濟武器的政治效果為何相當有限，在歷次抵貨運動中未實現或些微“實現”抵貨運動開始之初的設定目標的意圖，乃至最終陷入困境。周石峰認為大致可將其分為事后報復型、外交后盾型、制止軍事侵略型以及經濟戰爭型四大類別。然而，不論哪一次抵貨運動的最終結果，總與發動運動的目標相距甚遠，亦是落得“五分鐘熱度之識”，長時段來看，抵抗外力入侵的民族主義總是“那么地飽滿而持續，是那樣地全民一致”，而歷次的抵貨運動又總是要靠下一次的運動來完成上次“未竟的事業”。
周石峰在《歷史困境》一書中對抵制日貨運動進行了全面、綜合的考量。在他看來抵貨運動之所以經濟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是因為面臨著六重困境的制約：首為經濟，抵制日貨給中國工商兩業以及民眾生活造成深刻影響，僅能有限抵制而無法全面抵制，注定可暫而不久；二是群體分歧和沖突：抵貨運動內部的群體異差性，極大地制約著抵貨運動的經濟效力，往往成為日方外交抗議的口實，也是中國歷屆政府管控甚至取締抵貨運動的理由之一；三是地域差異：各地抵制行動起迄時間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地域不均衡性為日貨轉移銷售渠道提供契機，從整體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貨運動的經濟效力；四是崇洋風尚：民族主義是抵貨運動賴以勃興和推進的思想資源，崇洋觀念則成為抵制運動經濟效力充分彰顯的觀念障礙；五是日本朝野的強勢應對：日本民眾的強硬訴求，成為日本政府強硬施壓中國政府的社會基礎，日方的反制構成中國政府限制和取締抵貨運動的強大外部壓力；最后是黨政力量與抵貨興衰之間的歷史關聯。晚清以降各界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雖然強弱有別，但至少可以主導抵貨運動的方向和軌跡。絕大多數的抵貨運動的興衰起伏，與政府態度密切關聯。歷屆政府對待抵貨運動的立場雖然不盡相同，但基本上經歷了從默許到打壓的變化過程。
最后，書中指出，抵制日貨運動雖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史不可低估的一環，但顯系近代中國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都無法抗衡日本強權之下的次優選擇，既非救國利器，亦非強國之道。
二、史實詳盡數據信服
抵制日貨運動在中國晚清、近代以來一直持續發生，影響頗巨，當時各界亦對此多有報道、記載，亦有專門研究?！稓v史困境》一書充分依托于當時社會各界關于抵貨運動的第一手史料，并參考近人對抵制日貨運動的研究成果，資料來源豐富、翔實。史料來源覆蓋了各個抵貨運動時期的期刊，報紙，書籍，其中引用建國前發行的報刊114種、中、日、美書籍38本，建國后出版的史料110種、中、日、美、歐學者論著64本，中、美、日論文75份，英語、日語檔案資料58份。綜合考察了1908至1945年這一長時段，跨地域的抵制日貨運動，制成數據分析表格42份，用數據對抵制日貨運動最終之“困境”進行了最好的詮釋。
對抵貨運動保持高度關注的時政類報刊就有《大公報》《申報》《民國日報》《中央日報》及多省份的《省政府公報》。所引材料中，由“五四運動”引發的抵制日貨運動，就利用了上海、天津、湖南省、蘇州、山東省、武漢、江蘇省、河南省、重慶等地的史料選輯。在討論抵貨運動的地域差異時，并沒有以此為切入口，依然將抵貨運動置于一個長時段之下，考量了從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國人“憤于日人之蠻橫無理與政府之懦弱無能”發起的抵制日貨運動，“但未獲粵人同意”的地區差異開始直至抗戰時期經濟絕交運動的地域差異。所引材料的絕大多數來源都是基于各個時期的主要報刊的報告，評論乃至外國之觀點。
對于當時的國貨企業和國貨消費實際狀況亦參考了《紡織周刊》《國貨研究月刊》《中華國貨月報》《國貨月報》《國貨月刊》等期刊的內容。中日兩國之間貿易、外交的有中國的蔡正雅：《中日貿易統計》（中國經濟學社中日貿易研究所，1933年版），國防部最高委員會對敵經濟封鎖委員會：《現行有關對敵經濟封鎖法令匯編》（1941年版）等。日方學者書籍有，佐田弘治郎：《暴日侵華排外之自供錄第7冊：暴日侵略東北非握到統治權不罷手之表白》（該書原名為《吾人終不能發展于滿蒙乎》，陸筱海譯，日本檢討會編輯，1933年版）等書，美國學者韋羅貝的《中日糾紛與國聯》（邵挺等譯，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在考察抵貨運動與經濟效力之時，書中所采用抵貨運動相關經濟貿易數據進行統計的資料來自于研究民國經濟狀況重要參考價值的《銀行周報》《錢業月報》《經濟學季刊》《中央銀行月報》《工商半月刊》《中央銀行月報》《中外經濟情報》《經濟部公報》《經濟評論》《敵偽經濟眾匯報》等多種期刊，同時也有參考建國后新出版的書籍中的新數據，如書中表38，出處為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鄭友揆、程麟蓀所著的《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840～1948年）》，更有數據是從外國人研究著作中引用過來，如表35，資料來源于1966年由臺灣出版的美國人CFRemer的《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一書。經濟史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制作圖表揭示事件發展趨勢是展示史實的重要手段。全書42份圖表，有22份圖表位于第一章《理想與現實：抵貨運動的效力》。除表1是對歷次抵制日貨運動起迄時間的列表外，其余21份都是用來揭示各次抵貨運動的實際經濟效力狀況。同時這些圖表中的數據盡可能的找到原始資料，或進行多方核對，避免以訛傳訛。圖表6“1907～1931年日本對外及對華貿易貨值比較表”為其中典型，此表通過對蔡正雅等編的《中日貿易統計》的（中國經濟學社中日貿易研究所1933年）附表和日本官方出版的文獻Table Showing the Effect of past Boycotts in Japanese Exports to China，（1907～1931）（Anti-Foreign Boycotts in China，Tokyo May，1932年，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檔案B02030454000）進行了核對，兩者完全一致，只不過后者單位為千日元。盡管存在單位差別，但這并不影響我們通過增減額和增減率來理解經濟效力的實際狀況。
作者坦陳，雖然利用的英、日文文獻亦多達數十種，既有民國時期出版的部分英文資料，也包括近期海外的英文研究文獻。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由于未熟諳日語，故而雖然參閱了不少日文文獻，但顯然遠遠不夠。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不過就書中所呈史料而言，已然蔚為大觀，且對史料的正確取舍更為歷史研究所看重。南京大學申曉云教授對此書的史料、史論也頗為認同，認為該書“史料詳實，論證嚴密，辨析到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p>
三、情感交互理智歷史對話現實
中國在2015年9月3日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向世界眾多國家發出了觀禮邀請。日本沒有派人出席再次引發了中日兩國關系的各種討論，中國民間又自發形成了抵制日貨的游行。而早在2012年9月12日，日本對釣魚島“國有化”的舉動引起了中國官方與民間的強烈反彈，各地抵制日貨游行亦紛紛出現。9月15日，西安一李姓日系車車主，被游行人群用U型自行車鎖砸成重傷，引發全國民眾對抵貨運動游行伴隨而來的趁機打、砸、搶行為的批判和反思，自此之后，類似暴力事件便鮮于見諸報端。近年來，公開進行抵制日貨運動的游行雖不多見，但抵制日貨的呼聲與討論則充斥于網絡，關于抵制日貨是否有用的討論帖一搜索便有大量出現。
黑格爾說過，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英國歷史學家卡爾也認為：“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敝腥罩g過往的經濟摩擦當下依然存在，盡管兩國商貿往來一直平穩地進行著。之后的中國與菲律賓因南海問題而引發的民間抵制菲國水果亦持續一段時間，及至2017年初，韓國樂天集團同韓國防部正式簽署“薩德”換地協議，中國的民間對此反應強烈，呼吁抵制樂天。雖然商務部發言人強調：“中國政府重視對韓經貿合作，歡迎包括韓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始終依法保護外國企業在華的合法利益，但前提是有關企業在華經營必須依法合規?！泵癖姁蹏楦信c國家利益理智交互于一起，于各種輿論平臺之上展開了激烈爭論。對于歷史而言，情節總是類似的，僅僅是換了一個對象?！稓v史困境》上下兩冊，從民族情感與經濟理性的交互視角出發，對1908年至1945年歷史抵貨運動的效果及歷史困境做了較為詳盡和系統的研究，指出抵制日貨運動雖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史不可低估的一環，但經濟抵制顯系近代中國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都無法抗衡日本強權之下的次優選擇，既非單一的救國利器，亦非單一的強國之道。但作者也自承：盡管當下中國的社會性質與清末民國完全不同，國際地位亦判然有別，但按照年鑒學派一代宗師布洛赫的說法，“古今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對現實的曲解必定源于對歷史的無知，而對現實一無所知的人，要了解歷史也必定是徒勞無功的?！薄氨M管歷史研究的本質在于求真，但是適度的現實關懷亦為勢所必然。從抵制日貨的現實關照出發對抵制日貨運動史的學術關注，經由抵制日貨運動史之研究而研究理解當下抵制日貨問題的歷史智慧，這正是本書研究的基本思致與最終歸屬?！?/p>
參考文獻：
[1]周石峰抵制日貨運動的歷史困境（1908～1945）（上）[M]. 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5，8
（責任編輯：趙廣示）
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這給中國經濟從融入世界經濟走向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帶來重大機遇。2035年前中國外部發展環境有望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變，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繼續崛起，構建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成為人類共同需求，“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世界加速互聯互通。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國際關系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博弈更趨復雜，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新危機。同時，中國的綜合國力持續提升，市場規模日益壯大，綜合優勢顯著增強，將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奠定堅實的基礎，但也面臨經濟發展新動能不足、世界級企業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頸制約加劇和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大等突出問題。
關鍵詞：中國經濟 世界經濟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簡介：
李鋒，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創新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引 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經濟發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經濟的偉大轉變。未來，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將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推動中國經濟從融入世界經濟走向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新階段。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滿機遇，也存在挑戰。如何應對挑戰，抓住機遇，推動變局發展，實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是我們解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題中之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2035年前，中國發展依然存在許多有利條件，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不斷成長壯大，有條件、有能力實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道路上，將面臨一系列極為復雜的困難和問題，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料的挑戰及風險，有些將是前所未有且相當嚴峻的，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深度與廣度。
一、面臨非常有利的國際大環境
綜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隨著主要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斷突破，全球秩序將不斷演變，新的地區和國際格局將加速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不斷深入人心，和平與發展依然是國際環境的大趨勢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
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不斷加深，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日趨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遠遠超過戰爭因素的增長，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大勢不可逆轉。各國經濟往來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漸增加，維護和平、推動發展是大勢所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逆轉?；ヂ摼W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動各國之間的伙伴關系和依存關系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追求發展的愿望更加強烈，國際社會越來越希望走出一條“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之路。越來越多的國家追求開放發展，希望發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經濟，實現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生態等領域蘊含深刻洞鑒，贏得越來越多政府、政黨和國際組織的共鳴與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第一次寫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2018年達沃斯論壇上，各國領導人競相呼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中國的開放愿景、對保護主義的抵制受到普遍歡迎。
（二）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
隨著亞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經濟的重心逐漸從大西洋地區向亞太地區轉移。一些機構預測，亞洲經濟規模很有可能在未來超過歐美地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印度正進入經濟發展的快速通道，35歲以下的年輕人占總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亞是具有勞動力價格優勢的人口大國，未來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計在5%以上。孟加拉已經連續20年保持6%的經濟增速，未來10年平均經濟增速有望達到7%。緬甸啟動改革以后經濟增速是8.5%，菲律賓2012年以來年均經濟增速6.5%，越南近幾年經濟增速年均6%?？焖侔l展的經濟體基本上都在亞洲，將促進全球經濟重心向亞太轉移。亞太經合組織（APEC）21個成員GDP之和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幾十年，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不包括美國）經濟發展迅速，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達到30.47%。同期，經合組織（OECD）、北美、歐盟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都呈下降趨勢，北美和歐盟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經低于50%。2018年，中日韓和東盟的經濟總量為23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的27.3%。
（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持續提升
進入21世紀以來，具有勞動力、資源和產業基礎優勢的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占全球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極大改變了全球發展格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的發展差距出現縮小趨勢?！缎屡d經濟體發展2019年度報告》顯示，根據IMF的估計數據加權計算，2018年新興經濟體11國（簡稱E11，包括二十國集團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尼、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個國家）的GDP增長率約為5.1%，不僅高于世界經濟的增速，還高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速。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合作取得諸多新進展。從內部合作來看，2018年E11內部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由降轉升，并超過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穩定增長。E11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預計到2035年，E11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將超過40%。近代以來，世界經濟主要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極度不均衡的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發達國家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高地，占據著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掌握著核心技術，擁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準，消耗最多的人類資源，掌控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興經濟體的總體實力日益增強，有望改變這種格局。
（四）構建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成為人類共同需求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成為各國的重大機遇，有利于充分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共同優化全球經濟資源配置，建設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以蘋果的主要產品手機為例，它不僅是蘋果的，還是富士康、瑞聲科技、舜宇光學等企業共同組成的全球化產業鏈的產物。蘋果手機的產品設計在美國，芯片、顯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產在日本、韓國，輔助零部件生產和組裝加工在中國，最后銷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蘋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應商名單顯示，49家供應商來自中國臺灣，42家來自日本，41家來自美國，29家來自中國大陸，11家來自韓國，7家來自中國香港，6家來自德國，5家來自新加坡，奧地利、芬蘭和荷蘭各有2家，英國、瑞士、比利時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應商在全球范圍內共擁有778家工廠?？v觀人類歷史，科學技術的重大進步都會深刻影響世界格局。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向我們席卷而來，發展速度之快、范圍之廣、程度之深絲毫不遜于前三次工業革命，將把數字技術、物理技術、生物技術有機融合在一起，并展現影響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
（五）“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世界加速互聯互通
共建“一帶一路”跨越不同地域、發展階段和文明，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公共產品。6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引起越來越多國家熱烈響應，正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世界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將“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納入重要決議。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不斷擴大、相互投資持續增加，為各參與方的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力。據商務部統計，2013—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為8.3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于同期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速;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占中國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從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不斷深化投資領域合作，相互投資加速增長，投融資模式快速創新，合作園區日益增多，攜手推進“一帶一路”不斷向深層次發展。2013—2018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900億美元。2018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56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共計156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13%。（ 商務部：《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談2018年全年對外投資合作情況》，商務部網站，2019年1月16日。）從發展趨勢看，共建“一帶一路”將促進世界互聯互通，構建新的全球經濟大循環，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世界銀行研究表明，“一帶一路”提出的交通運輸網絡能夠通過減少整體出行時間和運輸成本，為增加投資和GDP鋪平道路，預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將因此增加4.97%。其中，來自沿線國家內部的直接投資增加4.36%，來自OECD國家的直接投資增加4.63%，來自非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增加5.75%。
二、面臨日益凸顯的外部挑戰
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經濟與政治體系很有可能告別過去幾十年的大格局，政治價值觀、意識形態的爭斗可能加劇，經濟競爭和國家戰略利益的爭奪更加激烈，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趨于復雜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導致保護主義加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助推了這一趨勢。全球化在當代社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政治意愿減弱。雖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種社會思潮?，F在，逆全球化成為了政治思潮，在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雖然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財富，但是財富只是流到了少數國家和少數人手中，社會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結構性失業增加、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凸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通過引入國家安全、金融安全、環境保護等手段擴大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監管權力，加強對外資并購的安全審查。近些年，中國多項國內投資并購案在美止步于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核。2018年8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外資安全審查現代化法案》，擴大了CFIUS審查范圍。2019年3月，歐盟理事會通過“歐盟外資審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對外國資本并購歐盟公司采取更嚴格的審查。盡管歐盟外資審查框架將不具備美國外資投資審查委員會那樣的威懾力，但也將強化中國企業赴歐并購的監管壁壘。
（二）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博弈更趨復雜
中美全面進入長期的競爭與合作博弈。在新興國家由大變強的過程中，往往會與守成大國發生激烈的國家利益爭奪，并被守成大國刻意打壓。美國2017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并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戰略上的競爭對手”。特朗普就《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表演講稱，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的對手國家，挑戰了美國的影響力和價值觀。2018年以來，美國無視前車之鑒、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不顧國內民眾反對，發動了大規模的貿易戰，妄圖通過戰略遏制、利益敲詐來打亂中國發展進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為，是中美兩種制度的長期博弈，不僅涉及經貿、制造業、高科技等領域，還涉及地緣政治等領域，具有必然性、長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間的博弈日趨復雜。世界主要國家都瞄準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制定創新戰略、謀劃未來發展。在創新發展領域，美國2015年發布《國家創新戰略》，英國2014年發布《科學與創新增長規劃》，日本2016年發布《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德國2018年發布《高科技戰略2025》。在數字技術領域，英國2015年發布《量子技術國家戰略》和《英國量子技術路線圖》，日本2015年發布《機器人新戰略》，美國2016年發布《“國家制造創新網絡計劃”戰略規劃》《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規劃》《聯邦大數據研發戰略規劃》，德國2016年發布《數字戰略2025》。這些戰略和規劃大都由各國政府部門研究發布和部署實施，試圖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把握主動。
（三）人類面對的全球性挑戰不斷增加
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能源、糧食、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主義等安全因素持續增強，成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潛在威脅。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部分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粹主義逐漸抬頭，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國家間沖突，給其他國家帶來不可預測的外溢效應，給地區和世界帶來不利影響。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18年全球風險報告》強調，社會不平等可能是未來十年內構成全球風險的重要因素，在過去30年里53%的國家出現了收入不平等加劇的現象，發達經濟體尤為突出;由于各國關聯性越來越大，網絡攻擊不僅造成突發的影響，也將帶來更加劇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統性沖擊，是未來十年影響全球風險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戰基金會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認為，人類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危險狀態，將面臨氣候變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帶來的災難性破壞等諸多全球性災難。目前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程度已經超過自然資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為當代世界最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也是未來人類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聯合國2015年發布的《世界水資源開發報告》指出，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臨的“全球水虧缺”可能高達40%。
（四）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新危機
當前，美國正在挑戰由自己主導建立起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1929年美國大蕭條打斷了20世紀初的全球化進程，各國在反思大蕭條期間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的基礎上，建立起目前的國際治理體系。二戰結束以來，現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適應了全球化的需要，促進了世界和平與繁榮。但是近幾年美國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動和諸多單邊主義措施，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2017年，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美國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任以來就不斷“炮轟”WTO，稱其對美國“非常不好”“讓美國幾乎沒法做生意”。二戰以來，美國是其親自締造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國退出的主要還是一些外圍“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外交已從奧巴馬時期的多邊主義轉向“美國優先”指導下的單邊主義，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良性發展造成極大的沖擊。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雖然獲得了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重大機遇，但是由于自身綜合實力不強，很難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完善過程中發揮較大作用，依然處于被動地位。
三、國內存在支撐經濟融合的眾多有利條件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存在眾多有利條件，經濟體制活力顯著增強，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物質技術基礎日益強大，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生產要素組合的綜合優勢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綜合國力大幅躍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人民已經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由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積累了豐厚的物質財富。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90萬億（13.6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66%。從GDP世界排名看，中國已趕超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經濟強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從發展速度看，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40年快速增長的“中國奇跡”。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仍然可以實現中高速增長，促進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2017年英國倫敦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根據現在各國的年增長率、經濟規模、制造能力、研發潛力、創新指數、人才儲備、國家戰略、市場結構等預測，到2035年，中國GDP為35萬億美元，將超過美國GDP。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預測，到2035年，中國GDP為33萬億美元左右，年均增長率5.3%;美國GDP為30萬億美元左右，年均增長率2.5%;印度GDP為9萬億美元左右，年均增長率7%。綜合考慮上述不同預測數據，中國GDP將在2030年至2035年期間達到30萬億美元以上，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2%（屆時世界經濟總量約為150萬億美元）。
（二）國內市場規模將躍居世界一
中國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并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將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創造更好的條件。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1萬億元（5.75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美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6.0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5%?？紤]到中國國內消費增速明顯高于美國，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2020年將超過美國。預計到2035年，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是美國的2倍左右。作為發展中國家，當中國真正成為世界第一消費大國時，會給世界帶來巨大市場機遇，也會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提供強大的內生動力。中國市場的優勢不僅在于規模接近美國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所擁有的巨大消費能力，這已成為中國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內生動力。2019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201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表示，據國家統計局測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人口已經超過4億人。到2035年，預計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人口將擴大到6億人以上。受益于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口數量以及收入增長，中國的市場規模將持續擴大。同時，中國城鎮化的巨大潛力將推動國內市場規模持續上升。未來十幾年，城鎮化仍是中國社會變遷的主旋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任務，2020年的目標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標是提高到60%。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持續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增長，這是推動市場規模擴大的強大動力。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顯著成效
2035年前，中國將通過消除生產要素供給的制度性障礙，逐漸進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階段，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2018年，中國研發（R&D）經費支出1.97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18%。截至2018年底，中國正在運行的國家重點實驗室501個，累計建設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32個，國家工程實驗室217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1480家，有效專利838萬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11.5件。未來十幾年，中國將誕生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及尖端產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訊設備、高速列車、物聯網等前沿領域，都將具備世界領先的研發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2019年7月發布的《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排名從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國內存在阻礙經濟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面臨著一系列極為復雜的困難和問題，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料的挑戰與風險，有些將是前所未有的和相當嚴峻的。
（一）中美之間的差距依然較大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變，中美綜合國力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從人均GDP看，2018年中國人均GDP約1萬美元，美國人均GDP約6.2萬美元，中國人均GDP為美國的1/6。從勞動生產率看，2018年中國全員勞動生產率（GDP/全部就業人員）為1.6萬美元，美國為11.5萬美元，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為美國的1/7。從中美科技實力看，2018年中國R&D經費支出19657億元（約3千億美元），為美國的1/2;2018年中國的國家綜合創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國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獲得諾貝爾獎獲，其中美國362人，中國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國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發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學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單顯示，美國高被引科學家數量為2639人次，中國大陸482人次，中國香港50人次，中國澳門5人次，中國臺灣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發布的第15屆年度世界大學排名顯示，美國共41所大學進入前100強，而中國僅有6所（含中國香港3所）。從營商環境看，世界銀行公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的營商環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國排名第8名。從社會發展看，2018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和指標報告》顯示，中國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國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任務艱巨
從更長時期和深層次來看，中國原有的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優勢逐漸減弱，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新產業、新市場和新業態的形成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總體還處于創新發展的培育期，創新要素的集聚對于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亟待加強。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較大，非實體經濟占用了較多的發展資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發展新動力的形成。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濟轉型成功的國家和地區表明，創新和延伸經濟價值鏈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與世界科技強國相比，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總體不強，短板比較突出。中國的原始創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產出比較低，部分產業的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中國科技創新的政策和體制還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實現顛覆性創新的高水平科技創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國多數企業的創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數企業具備世界級的創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排行榜50強中，美國22家企業上榜，位居第一，德國9家企業，日本6家企業，中國僅有華為1家企業上榜，排名第八。從OECD統計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專利（歐洲專利局、日本專利局、美國專利與商標局共同保護的同一專利）數量看，日本17022件、美國15219件、德國4583件、中國3766件、韓國2671件，占各國當年專利合作條約（PCT）國際專利申請受理量的比例分別為30.1%、26.9%、8.1%、6.7%、4.7%。中國的占比較低，高質量的國際專利相對不足。中國企業創新成果的質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數企業活躍在技術前沿領域。
（三）世界級的企業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國企業在技術、品牌、市場等方面與世界級企業的差距依然較大，缺乏具有全球運營能力的世界級企業?！敦敻弧冯s志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企業上榜數量120家，僅次于美國（126家），但是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中國企業的銷售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均呈下降趨勢。同時，上榜中國企業中的10家銀行平均利潤高達179億美元，遠遠高于120家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水平（31億美元），上榜銀行利潤總額占111家中國大陸上榜企業總利潤的50.7%。上榜美國銀行的總利潤僅占126家美國企業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僅有的5家房地產公司都是中國企業。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知名品牌較少，世界級的品牌更少。中國的工業產品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們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強當中只有華為1個。據OECD統計，僅占全球商標總量3%的知名品牌，占據了全球市場份額的40%和全球銷售額的50%。世界品牌實驗室2019年4月發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顯示，位居第一的美國擁有185個世界品牌，中國只有38個品牌入選。中國品牌的國際地位與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不相稱，這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板。多數中國企業在塑造世界級品牌上既缺乏戰略，也缺乏人才，導致中國中低端產品供給嚴重過剩和高質量產品供給嚴重不足。
（四）能源瓶頸制約加劇
長期粗放發展導致中國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中國2017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之后，2018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天然氣進口國。中國石油進口約占全球貿易總量的20%，石油消費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費增量的40%。海關總署發布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進口原油4.62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70.9%，較上年提高2個百分點;中國進口天然氣9039萬噸（1254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45.3%，其中，進口液化天然氣5378萬噸，同比上漲41.2%，進口金額268.4億美元，同比上漲82.0%。未來，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很可能超過8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很可能超過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的原油產量為1.89億噸，同比下降1.3%，連續3年下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生產天然氣1610億立方米，同比增長7.5%。2018年，中國原油進口量與生產量之比為2.44：1，天然氣進口量與生產量之比為0.77：1。中國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儲量較低。2017 年，中國石油的探明儲量為35 億噸，約占世界總量的1.5%;天然氣的探明儲量為5.5 萬億立方米，約占世界總量的2.8%。英國石油公司發布的《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9》顯示，2018 年中國占全球能源消費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的34%，并連續18年穩居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第一位。
（五）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大
當前，中國的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突出、企業債務率過高、居民杠桿率攀升等方面。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累積的金融風險日益凸顯，各類隱性風險不斷顯性化。防控金融風險已經成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重點。財政部2019年1月23日發布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8.39萬億元。其中，政府債券18.07萬億元，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0.32萬億元。加上中央政府債務余額14.55萬億元，2018年中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6%。此外，由中央政府擔保的政府支持機構債券的存量為1.89萬億元。政策性金融債和政府支持債券可以看做政府的間接負債。因此，中國政府的總體債務余額為48.96萬億元。2018年，中國GDP規模為90.03萬億元，政府債務負債率為38.69%?？傮w來看，中國政府債務負債率低于國際警戒線。但是，中國企業負債率和居民杠桿率快速上升。從企業直接融資看，《2018 年度債券市場發展報告》顯示，2018年末中國企業債券總規模為18.18萬億元，其中，企業債券25690.5億元、中期票據54250.2億元、短期融資券18696.1億元、非金融企業資產支持票據1690.71億元、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19412.58億元、公司債58227.19億元、可轉債1904.16億元、可交換債1976.63億元;不包括那些沒資格在金融市場上發債、不得不依賴于各種影子銀行渠道的融資。從企業間接融資看，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8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顯示，2018年末，本外幣非金融企業及其他單位貸款余額89.03萬億元，大體上是中國企業通過貸款而形成的債務規模。據此可估算中國企業的負債（債券+貸款）為107.21萬億元，與GDP之比為119%，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此外，自2011年以來，中國居民債務規?？焖贁U張。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末中國住戶本外幣貸款余額47.9萬億元，同比增長18.2%，與GDP的比率為54.3%;其中，2018年末住戶消費性貸款余額37.8 萬億元，同比增長19.9%。2007年中國居民債務與GDP的比率還不到20%，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提升到50%用了40年，而中國居民僅用了11年。
五、結論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國經濟從融入世界經濟走向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帶來重大機遇。2035年前，雖然國際關系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博弈更趨復雜，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但是中國外部發展環境有望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國內經濟發展潛力不斷釋放，綜合國力持續提升，市場規模日益壯大，將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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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 蕊
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 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是參與方最關注的問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組建區域經濟集團的實踐是頗具爭議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運用統計數據對東亞和拉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效應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結論。
關鍵詞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拉美地區共同市場 經濟績效
東亞與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起點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經濟一體化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地區之一；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則非常滯后，1967年成立的東盟真正開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時間是1976年。然而，經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實踐，兩個地區經濟整合的績效卻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
區域一體化的貿易績效比較
1、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
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最顯著和直接的效應是由貿易創造效應帶來的區域內貿易量的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是世界上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1980－2009年的30年間，東亞地區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這一數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歐盟則從41.4％下降到36.6％。雖然在1980年，東亞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還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遠遠低于歐盟，可是到2009年，卻已經超過了NAFTA，目前東亞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約為28％。另一方面，東亞地區也是區域內貿易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統計，1980－2009年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額從773億美元上升到3，48萬億美元，累計增長約45倍，而東亞與區域外的貿易額僅增長了10多倍，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從22.4％穩步上升到44.67％，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額占比則由77.6％降至55.3％?？唆敻衤J為，當地區內部貿易占該地區貿易總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時，這個貿易區才是有效率的。顯然，按照此標準，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有效率的。
貿易結合／密集度指數是衡量區域內各經濟體貿易關系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根據我們的計算，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指數絕大多數都超過1，一些經濟體之間的指標甚至超過3。而且，從總的趨勢來看，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在從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基本上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這說明東亞地區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依存關系變得愈來愈緊密。東盟內部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也是顯著上升，到2006年兩者都超過了4。在東亞，這四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結合度普遍上升，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簽署FTA以及跨國公司加強了域內分工網絡等有密切關系。
2、拉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創造效應
拉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對區域貿易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著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各國之間逐步相互降低關稅、限制非關稅壁壘，以實現區域集團商品的進口自由化，同時成員國還采取提供優惠待遇、將稅收列入貿易自由化計劃、對區域外商品實施共同對外關稅制度等措施鼓勵貿易自由化，促進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以拉美自由貿易同盟(LAFTA)為例，該組織11國在1962－1973年12年內，消除了大部分關稅和其他限制，互惠貿易協定使得拉美各國在LAFTA區域內的出口和總出口都有明顯的增加。LAFTA總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億美元，在20年的時間里增加9倍多，各國區域內部的出口總量則從1962－1964年的平均6.24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億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區域內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從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階段，區域內的出口和區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說明此階段的貿易額主要是因為一體化協定的簽訂而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排斥區域外國家的貿易導致區域內的貿易轉移。安第斯集團內部關稅減免率達75％，相互間的貿易額從1969年的0.78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億美元，約增長17倍多；1960－1980年期間，中美洲共同市場(五國)地區內出口總額從0.30億美元增至9.94億，增長31倍，中美洲共同市場地區內部貿易額已占該地區出口總額的20％；加勒比共同體地區內出口總額從2130萬美元增至3.5億美元，增長15倍。整個拉美地區內出口總額從7.49億美元增至138.82億美元，增長逾18倍。
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事件和政治動蕩導致了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使得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解體或名存實亡。在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拉美區域內貿易下降了36％，恢復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在開放地區主義指導下得到恢復和強化。從1990年開始到2000年，拉美區域內部大部分團體的內部貿易每年的增長率都接近和超過10％。這期間整個拉美區域內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的比重達到19.5％。進入21世紀以來，整個拉美地區的一體化進入良性快速發展的階段。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的幅度超過了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達到34.3％，高于同期區外出口增長17.5％的增速；2006年區內出口增長為25％，也超過了21％的區外出口增長幅度。然而，開放的地區主義在弱化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封閉性”的同時，也稀釋了區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統計，1997年南方共同市場的區域內貿易額相當于各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而2006年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個拉美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間的貿易額大約為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5％左右。而東盟2000年區內貿易比重為24.7％，2005年上升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個百分點。
3、對兩地區域內貿易擴大的比較和解釋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比拉美的區域內貿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區域一體化組織東盟內部，其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卻與拉美一體化組織的水平相近，這說明區域貿易協議并非是推動區域內貿易發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國公司的分散化生產也是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鐕緦⒁环N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其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體化過程的貿易創造效應需要用更加精確的模型進行測算，但從邏輯上看，由于相互之間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措施，兩個地理上相鄰且貿易密切的國家達成貿易協議更有可能產生貿易創造效應，而不是貿易轉移效應。
在實證研究上，鄭昭陽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紀末期，東亞區域內貿易水平比普通標準水平高出115％，而與區外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則分別比標準水平低約11％和30％。他們認為這種較明顯的區域內貿易
傾向對日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具有導向性，區域內貿易和一體化構成了互為因果的聯系。對拉美一體化貿易績效的實證研究則有所差異，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測算了南美洲地區貿易協議對貿易的影響，研究發現安第斯共同體和南錐體共同市場等一體化組織對貿易都產生了顯著和正向影響，地區集團內的實際貿易結合度比經濟規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稟賦所能解釋的貿易結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區一體化協議未能增進貿易，區域內貿易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國家總體貿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認為，南美的區域貿易協議在1980－1996年內，并沒有在總體貿易自由化效應之外增加區域內貿易的廣度。
拉美地區都是以資源為基礎的經濟，生產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產品，這限制了相互間產品貿易的增長潛力。只有制成品貿易與工業合作才能為拉美地區內部貿易的長期增長提供源泉。從表1可以看出，拉美區域產業關聯度比較低，區域內產業分工程度遠低于東亞地區，表現在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集團內部零部件貿易比重不僅遠低于東亞地區，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只與南亞國家聯盟相當。這是拉美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比東亞地區遠為遜色的根本原因。
區域一體化的投資績效比較
經濟一體化理論認為，區域一體化組織成立后，由于投資壁壘的平均保護水平上升，或FDI的數量受到一國國內市場最初規模限制的放松，從區域外流向區域內的FDI會增加，更大的市場使區域成為更有吸引力的投資地。也有學者從成本角度考慮，認為一旦若干個國家結成穩定和繁榮的貿易區或簽訂其他經濟協定，由于邊界更加開放、運輸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價的勞動力，外國投資者會增加對這些區域的直接投資。在東亞和拉美的一體化過程中，外國直接投資都保持逐漸增長的趨勢，可以認為這是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積極影響。
1、區域一體化導致FDI增加
東亞的投資政策總趨向是逐漸放寬對投資的限制，從限制性向更為自由化和激勵措施中性化的方向變化，各國和地區繼續向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開放自己的經濟，因而，東亞的FDI增長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總額的10％－20％。
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例，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區內保護水平降低，促使現有進口企業尋找更有競爭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時，隨著中國一東盟之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撤銷，各成員間的貿易更加便利，整個地區成為一個更大的大市場。這些都對外國投資者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從中國一東盟吸收FDI的情況來看，2000年以后雙方吸收的投資額都有了大幅的增長。從2000－2008年，中國一東盟吸收的FDI從642.56億美元增加到1529.96億美元，增長了2.38倍。中國一東盟雙向投資效應也逐漸顯現。根據統計數據，東盟對中國的投資從1999的32.7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51.06億美元，年增長率達到20％，2008年底，東盟對我國的投資達520億美元，占我國吸引外資的6.08％。中國對東盟投資從1999年的0.63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24.8億美元，從2006年起年增長率超過100％。從1999年至2008年底，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總額為52億美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把東盟國家作為主要投資目的地。
拉美國家吸引FDI的歷程則經歷了三個階段。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為規避進口稅的途徑之一，投資在一個產業較為集中，FDI的目標市場是拉美的國內市場；拉美經濟一體化是進口替代政策的產物，所以，在對待外資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條約組織成立后立即通過被稱為“第24號決議”的協議，確立了對待外資的共同規則。決議規定所有外資企業必須在15年過渡到合資企業，即國內企業股本必須占51％以上。這一決議提高了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談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國外投資者和商會的反感。因此，這一時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資間接投資即外債的比重卻上升很快。結果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及長達10年的資本外流時期。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走向市場自由化的進程中，各國都逐漸放松了對外國資本的控制。這一時期的FDI主要投資于拉美的自然資源領域，制造業部門的外資企業進行的生產不再僅瞄準內部市場，而且也以出口為目的。服務業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也出現了大量的FDI。另一個特點是南南之間(區域內和超區域)的投資也在增加?？傊?，90年代以來是跨國公司在拉美急劇擴張的時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都在拉美國家設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場占有率空前高漲：它們在拉美地區的銷售額從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業的分額高達58％，在服務業的份額占38％，在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初級產品部門，跨國公司的份額也達到17％。在拉美地區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國公司的份額從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從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資從778億美元增加到1196億美元，年均增長4.88％。這一時期是拉美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外資的重新進入對拉美經濟的恢復增長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2、區域內投資一體化趨勢
東亞地區的FDI在逐漸增加的同時，區域內投資一體化，即區內成員的相互直接投資也呈發展態勢。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東亞10個經濟體間的相互投資年均為271.37億美元，占其引進FDI總額的27.0％，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相應的數字進一步增加為351.36億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對其他9個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同期由104.5億美元增長為135.83億美元，增長了39.98％，亞洲“四小龍”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也由142.33億美元增長為177.12億美元，增長了24.4％。這里主要以東亞最大的區域經濟組織——東盟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例進行分析。
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大投資區計劃出臺后，隨著區內保護水平的降低和一體化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的逐步顯現，東盟區域內的資本流動也在加劇。1995－2006年東盟接受區內投資總額達到305.13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以前，區內總的相互投資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國有增有減，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增幅較大；危機之后，投資先減后增，2001年扭轉了下滑勢頭，區內的相互投資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達到62.42億美元，比1997年增長了57.5％。東盟區域內的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來自新加坡，其次是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這是因為在東盟各國中，新、馬、泰等國屬于經濟領先的國家，它們國內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所以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的新成員
國，從而成為新成員國的主要區內投資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新老成員國增進了解提供了一個平臺，東盟投資區將使成員國問的相互投資政策更加開放。
東亞區域內，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相互投資也呈現上升趨勢，從表2和表3中可以發現，東亞區內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東盟和中國的投資基本呈增加趨勢。但是，兩者的FDI主要來源又有所區別，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大于對中國的投資，中國香港和臺灣則是中國大陸的最大外資來源地，其對中國的投資遠遠大于對東盟的投資。同時，東盟對中國的投資要多于中國對東盟的投資。
拉美的區域內相互投資在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也逐漸增多。根據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國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區域化和企業全球化的輔助政策，一方面，一體化的目標之一就是推動區域內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國家采取了增進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競爭能力的戰略。數據顯示，1990－1994年間，來自拉美國家的FDI總額在拉美大國中均有明顯增加。在FDI的數額中拉美國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長2－3倍，在秘魯和委內瑞拉增長5倍，阿根廷則增長10倍。從所占比重來看，拉美國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和委內瑞拉的直接投資均有所增長，其中，多數國家增長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從2003年的70億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資發生在拉美區域內。目前，拉美國家的區域內FDI投資比重已經從總投資的5％增加至10％，主要歸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國在拉美地區設立了一大批跨國公司。根據拉美經委會發布的投資報告數據，巴西是拉美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投資國，2008年其28％的投資流向美國，25％的投資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智利對南美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72％，主要投資流向國為巴西和秘魯；哥倫比亞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有40％流入拉美地區之內，主要流向國為巴西、巴拿馬和墨西哥。
3、兩地區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比較
在比較東亞與拉美區域一體化投資效應時，需要回憶一下東亞最早的區域合作組織東盟與拉美的安第斯條約組織早期的工業合作計劃。1976年3月東盟經濟部長制定了第一個工業合作計劃(AIP)，包括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尿素項目、新加坡的柴油機項目、菲律賓的富磷肥項目和泰國的純堿項目。每個項目投資2，5億至3億美元，由東道國負擔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員國分攤。1977年第二批AIP項目被提交給吉隆坡東盟首腦會議進行審議，包括印尼的高強度橡膠輪胎、馬來西亞的金屬切割工具、菲律賓的新聞紙和電鍍鋅版、新加坡的彩色顯像管，以及泰國的鉀堿礦和魚類養殖。由于這些計劃實施困難，1980年10月東盟簽署了《東盟工業互補基本協定》(AIC)。1981年6月東盟提出一個簡化形式的AIC，即東盟工業合資經營計劃(AIJV)，它是一種生產一個產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簡單垂直分工計劃，但主要通過私人投資活動來實現。由于引入市場機制并放寬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勵區域外來投資，這個AIJV計劃比AIP計劃簡便易行，因此，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工業合作計劃。但其實施進展仍然異常緩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區投資計劃。拉美一開始就試圖通過協議性區域分工解決一體化收益分配和規模經濟效益問題，因為工業發展部門規劃被認為是制訂工業計劃和實現一體化成員國之間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業合作計劃以安第斯條約組織最為龐大，它們將可貿易品的1／3納入地區投資計劃。第一個工業發展部門規劃于1972年獲準通過，它包括了冶金、機械部門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計1980年約占總需求的1／3)，主要涉及機械工具、采礦設備、電器設備和儀器。爭議最多的是石油化工與汽車制造部門的合作計劃。經過多年談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別就石油化工與汽車工業發展規劃達成協議，并在1978年進行了修改。第二個工業部門發展規劃需要巨額資本投入，具有極高的資金產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業機會，主要是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但這個規劃因缺乏技術支持和利益協調困難而無法付諸實施。拉美的經驗表明：要按照協商一致的專業化計劃來進行生產，規定什么國家生產什么產品，形成區域內產業分工是有問題的，東盟的地區性行業方案也遭到了失敗。小島清的協議性國際分工理論的有效性似乎難以在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中找到佐證。
20世紀90年代東亞和拉美的區域投資計劃更多地轉向能源和基礎設施，為區域內投資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將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投資則留給了市場力量。但兩者相比仍然可以發現三點差別。(1)拉美國家主要投資于鄰近國家。國際化理論認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將比在國內投資承擔更大的風險，為降低風險，企業將投資于地理和文化條件相近的市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國家都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并且在一體化貿易協議的作用下，這種投資關系得到了加強。(2)從行業投資來看，目前拉美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自然資源的生產部門，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業。因此，主要的拉美對外投資在于尋求市場擴大，還有一些拉美地區內投資仍然以保障原材料產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資源的安全等為目的。這一點與東亞區域之間的投資有較大的區別，東亞的區域內投資有很大部分是出于產業轉移和尋求更加低廉的勞動力的目的。(3)拉美區域內投資以產業間投資為主，而東亞區域內投資則經歷了80年代以前以產業間投資為主向90年代后以產業內投資為主的轉變。這反映了兩大地區產業分工與資本積累的差異。東亞地區產業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區發達和深化，形成了發達的區域生產網絡；同時東亞地區的資本形成和積累率也比拉美國家高，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對外擴張能力比拉美企業強。
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深層動力來自資本的擴張性，而經濟一體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當前，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的重要載體是跨國公司?？鐕臼菂^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推動力量，其推動力量來自資本擴張的本性。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不足，沒有形成足以跨國生產和行銷為目的的巨額資本，國內生產多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為主，產業、產品和工藝技術同構性強，生產分工水平低，無法形成緊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關系。這樣，彼此間對對方的產品必然不會產生強大的需求，貿易創造效應很小，難以分享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同時也無法形成旨在提高規模經濟效益的協議性分工。同時，發展中國家都是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國家，對外部投資的需求很大，而成員國彼此間的投資效應必然很小，即使有協議性分工，也難以執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場和東盟有關產業分工規劃和共同投資的計劃最終歸于失敗也就不難理解。
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進績效比較
1、東亞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自1955年以來，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始終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區，保持了長達35年的群體性持續高增長，從而被稱為“東亞奇跡”。其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東亞地區持續進行的產業轉移，依托投資和貿易的高速循環，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又把東亞各經濟體緊緊結合在一起。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東亞經濟的增長率一直維持在5％－6％的平均水平，遠遠高于當時世界經濟增長2％－3％的平均水平。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經濟率先起飛，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長奠定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基礎；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四小龍”抓住美日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70年代起，東盟四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開始吸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和投資，發展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大約用了20多年時間改變了落后狀況，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從1978年開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吸收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及海外華人的投資和產業轉移，也步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軌道，在隨后的30年時間里保持了平均9.8％的經濟增長率，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國、越南和中國為例：泰國的貧困率從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的貧困率有所回升，但與收入增長一起穩步地趨于下降，目前處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趨于改善，泰國貧困率會進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貧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經濟的急速增長不僅使國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貧困率。貧困率從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國在減少貧困方面成效顯著，貧困人口從1990年至2002年減少了2億人，貧困率從31.5％降低至12.5％。但中國與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狀況明顯惡化。中國的吉尼系數從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數則從1993年的0.35擴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學者江崎光男根據CGE世界模型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削減影響的分析表明，東亞FTA一般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具有正向增長效應，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貧困削減效果也是正的。但對中國而言增長效果卻不明顯，甚至還有負的可能性，遠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長效果大。
2、拉美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也是促進拉美工業化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世紀50－70年代是拉美一體化蓬勃發展的階段，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合作，有力地推動了拉美經濟的增長。在1950年到1974年期間，拉美主要國家的GDP的平均增長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間，是一個快速增長的過程。特別是在1965－1974年期間整個拉美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其區域國家的GDP平均增長率達到了6.7％。巴西的發展速度更是達到了10％，哥倫比亞、墨西哥的也達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長率，被稱為經濟奇跡。1974年到1980年期間的債務危機爆發前，拉美的GDP的增長率也處于相對快速的發展過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間，這個時期拉美一體化還在繼續發展，但是相對前一階段速度有所減緩。中美洲共同市場在20世紀60－70年代也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1960—1969年中美洲6國的實際GNP平均增長率達到5.7％，1970－1979年為5.3％。尼加拉瓜60年代實際GDP增長率高達7.4％，多米尼加共和國70年代也達到了8.2％。
20世紀80年代是拉美經濟一體化和增長的停滯階段。據統計，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長率僅為1.1％，中美洲約為1.2％。這與拉美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是密切相關的。90年代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進入復蘇階段，據統計1991－2000年拉美地區的平均GDP的增長率達到3.3％，與整個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長率提高了2.3％。
進入21世紀，拉美一體化和拉美經濟增長進入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長為－0.5％外，2003年以來整個拉美連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2003年GDP平均增長2.1％，2004－2007年期間，GDP增長率接近或超過5％，其中2004年高達6.2％。有些國家(如委內瑞拉等國因能源價格高漲)有些年份的增長率達到兩位數，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少有的高速增長時期。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2003年以來人均GDP的累計增長幅度已經達到20.6％(平均年增長率達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達4.8％)。拉美經濟的穩定增長為拉美一體化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而拉美一體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拉美經濟的增長。
與東亞地區相比，拉美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改進與經濟增長效應差距較大。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與一體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相聯系，即東亞地區各成員通過投資和貿易聯系，促進東亞區域內產業持續轉移和國際生產網絡的形成，同時因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始終具有開放性，從而能夠利用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尋求發展。拉美區域一體化戰略是一種進口替代政策，是一種擴大的內向型發展戰略，具有區域保護主義的封閉性。這使它們在實施經濟一體化政策時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包括以區域內貿易擴散來代替外部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場為了保護2300萬貧窮人口的市場，其有效率的出口工業被進口替代工業所取代。社會的精華部分(制造業和公共服務業中的職工)以犧牲農村地區和城市貧民窟中居民的貧困化為代價大量攫取財富。這是導致區域性戰爭及共同市場解體的重要原因。
結論
與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無論在貿易效應、投資效應，還是經濟福利改進方面都不如東亞。究其原因，一是東亞地區一體化是在市場機制或單邊投資和貿易政策改變的驅動下，由區域內私人企業通過貿易和投資來主導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區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區一體化由政府主導，雖然制訂了宏偉計劃，但由于缺乏市場主體——企業的積極參與，區域一體化成效反而不如東亞成功。二是由政府來制定某些產業的國際分工不可取，雖然政府的協調可以避免區域同類產業的惡性競爭。安第斯條約組織和東盟都制訂過一體化工業發展規劃，但因為投資來源和利益分配問題而無法付諸實施。而亞洲區域國際分工是在市場機制驅動下，企業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形成的產業轉移和區際生產網絡，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這些發展中國家一體化實踐有兩個主要經驗教訓：一是區域一體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過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須循序漸進，否則欲速不達。這是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是由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分工程度決定的，在工業化程度不高時應避免盲目追求經濟關系的高度一體化。二是發展中國家區域一體化不能搞成封閉性集團，必須對世界其他國家保持開放。發展中國家最成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東盟的合作機制有兩個重要特點，即協調一致和開放性。協調一致雖然沒有使合作進展變得更加容易，但卻保證使它不至于因意見分歧而破裂；而開放性則保證其對地區外經濟因素特別是外國投資持開放態度，從而與外部市場聯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閉而窒息。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一體化是在各國實行開放政策，特別是對外資和貿易持開放態度，通過市場機制驅動的貿易和投資所帶動的產業轉移來實現的。
(責任編輯：張曉薇)
外國經濟建設問題論文范文第6篇
正是學校建校80年之際，我有機會結識這樣一位北國藥苑的學長校友，想借這一機會，尋覓北藥莘莘學子的畢業蹤跡，想尋著母校優良傳統的延續著的血脈，見證我們的校友以北藥精神獻身藥業，借以勉勵我們在讀的年輕學子。 ------------------------- 真是很感謝您!我們還是單刀直入，直接進入主題吧。師兄先做一下自我介紹吧。就是您的一些可以公開的個人情況，您隨便聊聊就好。 -------------------------- (能否請您對大學生活作一個大致的介紹呢?具體可以談一下您當時的學習情況、社會工作、社團參加情況、參與的各類競賽和獲得的獎項，如：參與的科研立項、發表的論文等等，謝謝!)
-------------------------- (您本科畢業以后選擇的去向是什么?考研，出國，還是直接工作?能否請您解釋一下這樣選擇的原因?) -------------------------- 在我們嬌小精致的校園里，那條銀杏路您還記得么?對學校的點點滴滴，您能記起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 從現在來看，我們學校學風特別好，光從自習占座的情況就能看出來，在您上學的那會是什么樣的?有沒有過占座引起的一下糗事? ------------------------- 我們學校雖然只是省重點，但藥學的各個專業也有全國排名前列的。您當時入校選專業的時候有沒有什么考慮?出于就業方面還是興趣之類? ------------------------- 想請您先談談現在的工作狀況?據您了解我們的校友畢業后大致在哪些崗位發揮作用? ------------------------- 在眾多大學中，我們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院校，名氣不如一些綜合大學，但據了解很多藥界的單位是很愿意接受我們的畢業生的，你怎么看?據您的了解，我們的校友在找工作的時候，情況怎么樣?
------------------------- 在就業方面，您能談談我們學校的優勢么? ------------------------- 在北藥幾年的學習，母校留給您影響最深遠的是什么?這在您的工作中產生著什么樣的影響?
------------------------- 那您認為我們的不足又在哪里呢?能提些建議讓我們學校來進一步完善改進。 ------------------------- 為了讓我們現在的學生有一些對未來的規劃，能不能給師弟師妹們一些建議呢? ------------------------- --謝謝您這么好的建議!我想這些建議對所有藥院的同學都是很珍貴和有用的，這會對我們學校將來的培養方向提供很好的指引。
最后，在建校80年之際，您對母校有什么寄語么? ------------------------ --謝謝您的參與這次活動，相信有你們這些有為的校友的經驗及建議，一定會使母校培養出更多優秀的藥學精英。由衷的感謝您的參與，祝師兄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真是很感謝您!我們還是單刀直入，直接進入主題吧。師兄先做一下自我介紹吧。就是您的一些可以公開的個人情況，您隨便聊聊就好。
首先能談談您對大學生活的回憶嗎?具體可以談一下您當時在學習或社團活動中的成就或收獲嗎
離校后有回母?？纯磫?，現在回想起那段求學經歷有沒有讓你特別印象深刻的事情?比如某個老師、某堂課、某幾個同學、某次活動等
再來聊聊現在的工作情況吧，您現在的工作中有什么成功的事跡或成就嗎?您對自己的未來又有何規劃呢?
在南審幾年的學習，母校留給您影響最深遠的是什么?這在您的工作中產生著什么樣的影響?
作為已經成功走上工作崗位的前輩，您覺得以前在學校里學的都是有用的嗎，哪些能力和知識在母校時給了您很好的訓練，哪些沒有給您很好的訓練?您又是如何學習或者說如何提高自己的能力的呢?
在就業方面，您能談談我們學校的優勢么?您覺得南審的就業前景如何?據您了解我們的校友畢業后大致在哪些崗位發揮作用?
聯系您的經歷，您認為學校還有哪些不足呢?能提些建議讓我們學校來進一步完善改進。
為了讓我們現在的學生有一些對未來的規劃，能不能給學弟學妹們一些建議呢?能寫幾句對學弟學妹們的寄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