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研究生德育教育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目的]利用知識圖譜工具對國內信息素養研究的內容、層次和熱點進行可視化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軟件對中國知網數據庫刊載的2000-2016年信息素養研究文獻進行知識圖譜分析。[結果]研究發現，國內信息素養當前處于平穩發展階段；呈現出4個主題聚類和5個熱點研究方向；已有研究處于“小部分集中，整體分散”的狀態；不僅各級學校要注重信息素養教育，針對社會弱勢群體也要展開信息意識、信息能力的引導和培育。[局限]由于技術局限問題，未能對文化產業研究的共被引情況進行解析，在演進路徑研究方面存在不足。[結論]研究過程和結論為信息素養研究提供整體性的描述，為后續研究定位提供有益的參考。
〔關鍵詞〕信息素養；可視化；知識圖譜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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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information literacy；visualization；knowledge mapping
在當今信息社會，無論是簡單的日常生活還是復雜的藝術設計，幾乎所有的領域都越來越離不開信息化活動。信息獲取、信息理解和信息綜合應用的能力成為人們在生活中獲得進步的關鍵能力，信息素養成為民眾在信息時代走向成功的關鍵[1]。
信息素養最早由美國信息產業協會主席保羅·澤考斯基（Paul Zurkowski）[1]于1974年提出，40多年來一直處于不斷的發展之中。保羅·澤考斯基把信息素養定義為“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問題得到解答的技術和技能”，而后也有許多學者對信息素養定義不斷進行補充和完善，并出現幾個廣為流傳的信息素養模型。如James Herring[2]的旨在培訓學生思維技能和自我評價能力的“PLUS模型”；Eisenberg[3]提出的解決信息問題的六階段（Big6）模型；SCONUL[4]提出的信息技能“七柱模型”以及Christine Bruce[5]提出的信息素養教育的“六框架模型”。后來，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ACRL，2000）[5]在《高等教育信息素養能力標準》中對信息素養做出的定義得到較廣泛的引用和認可，即“個體能夠認識到何時需要信息，并檢索、評估和有效地利用信息的綜合能力”。2015年，ACRL發布了最新版的《高等教育信息素養框架》，指出要“站在信息生態環境的角度，用新眼光審視信息素養”，并對信息素養的內涵進行了新的發展，即“包括對信息的反思性發掘，對信息如何產生與評價的理解，以及利用信息創造新知識并合理參與學習社區的一系列綜合能力”，框架內容得到全球學術的廣泛學習和解讀。
國內信息素養研究相對較晚一些。通過“主題檢索”的方式，在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檢索發現，與信息素養研究相關性較高的文獻出現于1986年，研究主題為“領導者的情報素養”（張應吾，1986）[6]，從時間分布上看，2000年之后信息素養相關研究才明顯增多。陳文勇（2000）[7]設計了包含40個評價指標的高校學生信息素養能力標準；馬費成（2008）[8]對武漢高校學術信息素養狀況進行了調查分析；張東？（2014）[9]以深圳大學為對象進行了信息素養教育的評價研究。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國內信息素養研究處于何種狀態？經歷了哪些階段，有何特點？有什么樣的熱點主題和研究前沿？本文期待利用CiteSpace等知識圖譜工具對信息素養相關研究進行可視化分析，回答以上問題，為相關研究提供有益啟迪。
1數據采集與研究方法
2016年6月1日，以中國知網期刊數據庫作為文獻來源，首次以“主題=信息素養”為條件進行精確檢索，共得到檢索記錄19 406條。發現，最早的文獻記錄出現于1980年（1篇），但相關性不大，并且由于總數據總量龐大，且存在許多質量不高的論文。因此，筆者選擇以中國知網核心期刊和CSSCI來源期刊為對象進行二次主題檢索，得到檢索記錄2 149條，將通知和啟示等無意義數據進行剔除，得到有效文獻數據2 130條，最早文獻出現于1992年（1篇），由于2000年以前文獻累計只有11篇，文獻數量少且時間分布不連續，處于的探索研究階段。因此，本文選擇對2000年開始至今的2 119個文獻進行計量分析和可視化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兩個知識圖譜軟件進行可視化分析。知識圖譜是指通過數據挖掘、信息分析、科學計量和圖形繪制等手段可視化地展現某一學科領域的知識的方法，具有知識導航的作用，是科學計量的范疇[2]。Citespace軟件是由美國華裔學者陳超美教授開發并引入中國，在多個學科領域均有一定的應用[3]。VOSviewer[4]是雷登大學CWTS研究結構開發的用于科學知識圖譜繪制的有效工具。
2研究內容
21信息素養文獻的時間分布
根據文獻數據可以繪制出國內信息素養研究的整體趨勢（圖1），文獻數量的變化能夠反映出該領域總體研究的進展情況，以及研究的基本成熟度狀況。從圖1中能夠比較直觀的看出，從2000年至今，國內信息素養研究呈逐年上升趨勢，以全部期刊的載文數據為例，2007年以前增長速度較快，平均增長速度接近35%，為快速增長階段。這段快速發展階段與國外和國內教育部門出臺的信息素養教育指導政策息息相關，比如美國（1998）、英國（1999）、澳大利亞（2000）、丹麥（2003）、挪威（2004）等西方國家在2000年附近相繼出臺“國家信息素養標準”、“高等教育信息素養能力標準”等類似的政策對國內信息素養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教育部在2000年頒布《中小學信息技術課程指導綱要（試行）》對小學信息素養教育確定了明確目標，進一步推動了國內信息素養教育研究和實踐活動。期刊文獻的增長趨勢與利用CiteSpace軟件得到的“信息素養”關鍵詞的詞頻分布趨勢基本保持一致，即由2007年之前的快速增長逐漸過渡到平穩發展的階段，而“信息素養教育”相關研究仍處于整體上升階段。
之后在2007-2012年，平均增長速度約為15%，為緩慢增長階段；2012年至今，增長速度約為5%，為平穩發展階段，信息素養研究進入成熟期，學術期刊載文量相比之前有所下降，并保持穩定。
3結論
本文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知識圖譜軟件對中國知網2000-2016年信息素養領域研究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1）國內信息素養研究經歷了探索研究、快速增長、緩慢增長階段，當前處于平穩發展階段，學術研究與實踐的速度基本穩定了下來。借助軟件工具，提出國內信息素養研究的4個主題聚類：高校圖書館服務與教育信息化、信息素養教育及模式創新、大學生信息素養、信息素養理論與實踐。
（2）綜合突現詞、詞頻分析、關鍵詞聚類分析，發現包括Mooc、翻轉課堂以及在線課堂在內的信息素養教育改革研究，數字素養與媒介素養研究，弱勢群體信息素養研究，大數據環境下信息素養研究、以教師和研究人員為主體的信息素養研究等5個方面是當前國內信息素養研究領域的熱點方向，信息素養教育研究的創新與實踐仍然屬于熱點話題。
（3）國內信息素養研究的專家學者和專業機構多分布于圖書情報專業領域，以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黃如花、張曉娟為代表的研究團隊在信息素養理論與實踐研究領域具有較強的研究力量，且學術合作比較廣泛。另外，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吉林農業大學圖書館的相關學者也多有建樹。溫州大學王佑鎂研究團隊在信息素養教育、教育信息化領域具有比較廣泛的學術影響力。整體而言，國內信息素養研究學術合作少，未形成核心研究學者群體，處于“小部分集中，整體分散”的狀態。
（4）隨著信息社會的更深入發展，信息素養問題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不僅各類學校要注重信息素養教育，在社會中，尤其是針對弱勢群體也要展開信息意識、信息能力的引導和培育，培養信息行為的自由性、準則性和道德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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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任編輯：馬卓）
國內研究生德育教育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應急決策是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核心，離不開情報的支持。文章從3個方面對國內外文獻作回顧與梳理：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研究、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研究、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情報研究，以揭示現有研究現狀。最后總結現有研究的不足并展望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詞〕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應急決策；決策情報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5.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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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近年來，從“9·11恐怖襲擊事件”、亞航客機失事到中東呼吸綜合癥暴發，從禽流感、汶川地震到最近的“東方之星”長江沉船事故，各類突發事件的頻繁發生對社會穩定造成重大影響，對經濟造成重大損失，甚至嚴重威脅人類生存和生活。
我國于2005年1月26日通過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將突發事件定義為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生態環境破壞和嚴重社會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緊急事件，主要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事件4類，按照其性質、嚴重程度、可控性和影響范圍等因素分為4級：Ⅰ級（特別重大）、Ⅱ級（重大）、Ⅲ級（較大）和Ⅳ級（一般）。由于突發事件兼具突然性、嚴重性、破壞性、復雜性、社會性等特征，使得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成為各級管理者一項不容忽視的使命，也使得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研究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2007年8月30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明確規定國家建立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應急管理體制，并提出突發事件應對工作實行預防為主、預防與應急相結合的原則。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使得突發事件的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后恢復與重建等應對活動有了具體的法律依據和指導?？焖夙憫话l事件，不斷提高應急管理和應急決策工作能力，將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害盡力降低，事關公眾安危及國家安全。不少中外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
2數據來源
國內方面，使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應急決策”與“決策情報”等檢索詞組合構造檢索式，分別從題名、主題、關鍵詞等字段進行檢索，共檢索了“中國知網（CNKI）”、“萬方數據庫”、“維普期刊資源整合服務平臺”、“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讀秀知識庫”6個中文數據庫。
國外方面，另用“Emergent Events”、“Emergency Management”、“Emergency Decision”、“Decision Intelligence”等詞進行組合構造檢索式，共檢索了“Web of Science”、“EBSCO”、“ScienceDirect電子期刊庫”、“Springer Link現刊庫”、“Emerald管理學期刊庫”、“ProQuest博碩士論文庫”6個外文數據庫。
通過以上檢索，剔除部分相關度不高的文獻，按相關度排序后最終對前40篇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總結發現，鮮有專門論述“突發事件驅動的應急決策情報研究”的文章或專著，為數不多的6篇高度相關的文獻都是最近兩年發表，而檢索所得大部分典型論述相關內容的文獻主要集中在應急管理與應急決策等領域，研究范圍較分散，其中研究焦點主要包括應急管理與應急決策的模型、方法及系統。本文重點對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情報3個方面展開論述。
2015年8月第35卷第8期現？代？情？報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Aug，2015Vol35No82015年8月第35卷第8期國內外突發事件驅動的應急決策情報研究現狀及展望Aug，2015Vol35No83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研究
應急管理是政府及其他公共機構在突發事件的事前預防、事發應對、事中處置和善后恢復過程中，通過建立必要的應對機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應用科學、技術、規劃與管理等手段，保障公眾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有關活動。應急管理專家Wallace和Tufekci認為應急管理本質上是一個復雜的多目標優化問題[3]。更廣泛意義來說，各種社會組織如企事業單位、基層社會自治組織甚至每一位公民也應在應急管理中發揮一定作用。
美國在應急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早，特別是“9·11”事件后，美國對危機管理和應對突發事件的組織機構建設更加重視，形成了比較健全的應急管理體制。日本是一個地震多發的國家，臺風等自然災害時有發生，因此日本具有非常強烈的危機意識，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防災救災體制[4]。通過對檢索所得文獻分析可知，應急管理工作在我國只是近幾年才興起，我國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而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方法與模型研究、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系統研究、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實踐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熱點。
31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方法與模型研究
目前，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研究熱點之一即應急管理方法與模型。司強[5]在建立應急管理流程體系，識別、確定流程關鍵活動的基礎上構建了基于流程的應急知識管理方法。肖花[6]等認為應急信息資源建設是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快速響應的應急管理工作能力，為此對應急資源信息框架和應急邏輯信息模型展開研究，以滿足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工作信息化的發展需求。高楊[7]根據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協同處置過程，構建了基于規范的應急處置過程云計算服務框架、基于組織規范的多核心任務規劃和協同邏輯推理模型以及基于情景和語義的邏輯推理模式匹配方法。目前對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方法與模型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對模型和方法的有效性缺乏評估和實證研究。
32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系統研究
此外，另有不少學者研究應急管理系統的搭建問題。Jintae Lee[8]等提出了一個基于模板的災害管理信息系統方法用于災害救援運作。Armanda SRodrigues[9]則針對洪水潰壩這項突發事件研究如何構建應急管理系統。王肅[10]對突發事件的信息采集、處理、跟蹤、分析等關鍵技術進行研究，并將這些技術在擴展的JADE平臺上進行了基于Agent的實現，使突發事件的信息監測系統具有自動化、分布化和智能化的特點。但這些應急管理系統主要針對某種突發事件或某一特定地區進行，不具普遍意義。
各種突發事件的頻發嚴重考驗著政府的快速響應能力，需要多個部門緊密聯系綜合協調。國內外學者針對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廣泛研究為應急管理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有利于管理者不斷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控制、減輕和消除突發事件引起的嚴重危害。
33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實踐
國際上自1980年以來，逐步建立了多個以災害應急事務處理為目標的災害信息系統，如加拿大應急管理署主持的全球危機和應急管理網絡，美國聯邦應急管理署主持的全球應急管理系統，聯合國國際減災十年辦公室主持的國際災害信息資源網絡，美國聯邦應急管理署主持的緊急響應系統，日本的災害應變系統、信息傳達系統和快速評估系統[11]。國內部分城市也已經繼建立了城市應急管理信息系統，例如上海城市綜合減災體系、南寧市社會應急聯動系統、深圳緊急事務管理體系、廣州110社會聯動系統[12]等。這些應急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有利于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中的信息交流與共享，有利于跨部門的溝通協調及合作，但這些系統主要面向內部業務部門提供服務，服務面窄，而且常以執行型應急指揮系統代替決策型應急指揮系統，在輔助決策方面作用有限。
4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研究
應急決策是應急管理的核心，是涉及多領域的動態綜合決策過程，不同決策行為往往導致截然不同的應急管理結果。應急決策指在時間緊迫、資源有限且信息不充分的形勢下，決策行為主體為了減少和抑制事件造成的損失和負面影響，制定系列應急活動行為規程并選擇應急行動方案的過程[13]。突發事件的突然性、嚴重性、破壞性、緊急性等特征，決定了應急決策行為的復雜性、動態性。梳理現有相關研究文獻得知，國內外學者對應急決策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方法、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模型、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系統等領域。
41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方法研究
美國管理學者貝恩（Robert DBehn）和沃普爾（James wVaupel）[14]于1982年提出了快速決策分析法，它從決策問題的整體出發，充分運用決策者的主觀認識能力和經驗直覺等指導決策過程，是在時間和信息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迅速做出決策的有效方法。Pauwels[15]將效用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方法應用于突發事件發生后人員撤退的決策過程。張英菊[16]等在分析了應急案例特征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基于“概念樹——突發事件本體模型——事件元模型”三層架構的應急案例通用的案例描述與組織方法，以及基于結構相似度和屬性相似度雙層結構的案例全局相似度計算算法。翟丹妮、黃衛東[17]認為應允許決策者利用對以往類似事件的決策經驗來應對突發事件，在應急管理過程中可參照以往的應急案例，并對應急案例進行分析、描述、整理、檢索，以輔助生成應急決策方案。此外，應急案例和案例推理也是應急決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Liu Jingfang[18]對基于本體理論的案例推理中的面向任務的能力需求分析問題展開研究。Wang Dong[19]研究了案例推理中的案例標引問題。FRicci[20]等利用案例推理方法制定了森林火災救援計劃。真實突發事件的發生發展每次都有其獨特性，以往的案例雖可借鑒，但突發事件的復雜性決定了以往案例的推理和借鑒作用十分有限。
群體決策方法是應急決策的另一種有效方法，不少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張云龍[21]等則針對應急決策中許多信息無法定量描述的問題，運用模糊集合理論，建立了在事故災難復雜環境下對應急決策進行動態調整的模糊群體決策方法。Graber[22]等據此研究毒氣泄露的問題并提出即時模擬模型；YIkeda[23]等研究核工廠在緊急狀態下進行應急決策的問題，探討利用多媒體技術在多部門專家組之間進行信息交流；Nils Rosmuller[24]等運用群體決策方法研究地鐵等地下建筑的安全性能和安全評價方法。盡管每種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及相應的模型，但因各方法本身存在的問題及突發事件的復雜性，會導致各種方法考慮的因素不夠全面，需要對突發事件的發生發展進行深入研究提供方法的實用性。此外，實際工作中突發事件的演化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任何一種決策方法的使用都有其局限性，需要聯合采用相對合適的方法來研究突發事件應急決策。
42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模型研究
舒其林[25]認為“情景——應對”決策模式比“預測——應對”的決策模式更適應應急決策需要。靖可[26]等針對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的復雜性特征，提出專家基于領域知識對應急方案集合進行局部評價的群決策模型。此外還有應急設施的多目標選址規劃模型[27]、非常規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系統的因果關系圖模型[28]等。針對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模型的研究有利于真實突發事件中應急決策的執行，為實際決策過程提供理論指導。但目前對于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模型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應急決策由于受到多方面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對其進行準確地模擬比較困難，且需視具體情況的不同對決策模型進行不斷修正?？傮w上講，上述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模型還不夠精確，參數的確定帶有主觀偏向性，這也是在今后研究中要深入探索的問題。
43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系統研究
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系統的建設要求能夠跟蹤和處理突發事件的全過程，實現相關數據的采集、危機判斷、命令部署、方案選擇、聯動指揮等功能，以便對危機事件作出最迅速、最有效的應對。Giovanna Adorni[29]研究實現了洪水危險評估和危機管理的決策支持系統，用以分析和預測洪水災害。Suleyman Tufekci[30]利用模擬仿真技術、網絡優化模型開發了臺風災害管理決策系統，并集成了基于PC的臺風快速減退規劃系統和臺風城市撤退模型系統以應對臺風災害。Kuwata[31]和Mendonca[32]等分別利用過程模擬方法和博弈模擬方法來衡量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系統的有效性。國內方面，韓傳峰、王興廣、孔靜[33]依據系統科學原理和決策執行過程，將非常規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系統分為決策目標、約束、中樞和實施等4個子系統，但沒有對這4個子系統的詳細設計和實現方法進行闡述?？抵龠h[34]等運用計算機技術、信息科學和系統科學方法，建立了一個有助于災害管理決策的咨詢信息系統，它包括“災害文獻數據庫管理系統”、“災害事實數據庫管理系統”和“中外減災法規超文本檢索系統”3個主要子系統，但該作者并未介紹該系統的具體設計過程和方法?，F有的應急決策系統研究多為針對某種突發事件或某一特定地區進行，普適性和推廣型比較差；對應急決策系統的有效性缺乏評估和實證研究?？傊?，目前對應急決策的理論模型、方法及應急決策系統的探討還比較有限，應急決策的普遍原理和一般理論尚未形成。
5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情報研究
51應急決策與情報關系
情報是為一定目的而搜集的有實用價值的知識或信息。約維茨（M·C·Yovits）以定量的方式嚴格定義情報，認為情報是對于決策有價值的資料，并提出情報取決于決策，決策者依靠可獲取的情報來進行決策的觀點，將情報與其使用和價值聯系起來。情報與決策關系密切，情報是決策的前提與重要依據，為決策者提供指導與參考；決策活動則使情報產品實現自身價值[35]?，F代突發事件的復雜性對應急決策的科學性要求越來越高，而科學決策離不開有效的情報支持。情報是決策所需要的知識和智慧，情報收集、整理、分析、檢索、傳播是決策活動的關鍵環節，人才是決策情報服務體系構建的關鍵性因素，是重要的智慧資源。
52應急決策情報研究
決策活動有著多樣性特征，根據決策的影響范圍和重要程度不同，可分為戰略性決策和戰術性決策，其中戰略決策是為領導服務的，要考慮政治、經濟、文化等很多因素[36]，應急決策主要為領導即情報決策者服務，屬于戰略性決策的一種。目前，專門針對應急決策情報的研究并不多，但學者們從應急決策的情報來源、情報分析、情報服務、情報融合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情報來源是應急決策情報研究的重要內容，黃小燕[37]提出情報機構應把網絡輿情分析作為決策情報服務工作的重要新方向，基于此認為網絡輿情分析的決策服務流程應包括輿情需求分析、輿情信息抓取、重要輿情分析與發布等環節。要充分發揮情報的價值為決策服務，需要先對情報展開整理與分析，情報需求分析是情報工作的重要環節。鐘宏偉，韓雪[38]認為要加強對決策情報來源和需求分析，認真研究加工處理過的情報，提供可行性分析報告，才能真正做到服務應急決策。宮宏光和許儒紅[39]對決策情報服務理論的定位、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進行了初步的界定，為決策情報服務理論的發展奠定重要基礎。情報融合應急決策方面，袁莉、姚樂野[40]認為突發事件應急決策需要情報體系的支撐，跨部門的應急管理情報交換和共享建立在有效的情報融合模式基礎之上，因此分析了基于Web的3種應急管理情報融合模式框架，并提出我國應急決策情報融合的建議。
現階段國內外學者對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情報的研究還十分匱乏，國內的相關研究主要源于近兩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扶助與支持，研究成果十分有限，還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我國的專業情報機構如圖書館、文獻情報中心等很少參與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決策，在這種突發事件頻發，信息短缺與信息爆炸同時存在的情況下，這些專業情報機構極少被納入應急管理和應急決策體系中，既是對專業情報資源的浪費，也不利于應急管理和應急決策活動的科學開展。
6結論與展望
綜上，目前學術界對面向突發事件的應急決策情報研究還比較少，而針對突發事件的應急管理研究由來已久，對突發事件的應急決策也已展開了廣泛研究，其中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應急管理與應急決策的模型、方法及系統等領域，但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不足：（1）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系統主要用于信息共享和多部門聯動，在輔助決策方面仍存在欠缺；（2）現有研究對應急決策系統的有效性缺乏評估和實證研究，不能有效支撐現實突發事件的應急決策；（3）對突發事件應急管理與決策的研究及實踐主要針對某種突發事件或某一特定地區進行，不具普遍意義。
隨著交叉科學的興起，結合其它學科來研究突發事件應急決策是該領域的研究熱點，例如應用計算機科學、運籌學、心理學等學科的理念與方法來研究決策理論。相比之下從情報學角度展開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也是該領域的一個新興研究方向。目前從情報學視角開展的面向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的研究主要圍繞如何利用情報學的相關理論與技術，例如情報甄別、情報獲取、情報加工、情報挖掘等來處理某類具體突發事件，但對突發事件驅動的應急決策的情報模式、情報系統、情報人才、情報咨詢等方面的研究較為欠缺。本文通過對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與梳理，旨在總結前人經驗，為加強面向突發事件應急決策的情報研究作鋪墊，為提高我國應急決策能力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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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生德育教育論文范文第3篇
1農村學前教育普及現狀
農村學前教育是城鄉教育均衡的起點,是教育公平的晴雨表。雖然在近幾年獲得長足發展,但農村與城市始終存在的客觀差距導致其學前教育發展難以均衡,有很大一部分農村孩子無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機會,這嚴重背離目前我們所遵循的教育公平價值取向?！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指出要基本普及學前教育、明確政府職責 、重點發展農村學前教育。但據統計,2009年全國學前年毛入園率僅為50.86%,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且 ,城鄉學前教育發展差距顯著 ,2007年全國城 鎮學前3年毛入園 率為55.6%, 農村僅有35.6%。[2]分布稀少的農村幼兒園無法保障大多數農村兒童平等受教育的權利, 農村學前教育問題已然成為提高國民素質,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民生問題。
2農村學前教育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2.1 農村幼兒園條件差和數量少
農村幼兒園辦園條件是指幼兒園辦學的硬件設施和軟件實力,主要受到當地歷史因素、經濟發展水平低和辦園經費短缺的制約, 同樣也受到政府相關部門對農村學前教育重視程度、政府舉措是否得當的影響。普遍而言,農村由于經濟實力整體落后,辦園條件均十分落后。
數量方面,近年來在國家政策大力扶持下,辦園數量穩步上升,就某省的數據來看,農村學前教育機構共有5743個,其中鄉鎮中心幼兒園834所, 占鄉鎮總數的76.9%; 村幼兒園2925所 , 覆蓋率為29%; 小學附設的學前班3710個 , 非正規的學前教育點1527處,基本滿足農村學前教育的發展。不過,仍有23.1%的鄉鎮無中心幼兒園,村幼兒園(班)的布局和數量遠不能滿足幼兒就近入園的需要。[3]
2.2 學前教育質量堪憂
農村學前教育由于教育觀念落后、教師整體素質差,加之多以小學附設學前班為主,教學理念與內容深受小學教育思想影響,造成其發展過程中存在嚴重的小學化傾向。周棘在《我國貧困地區農村兒童早期發展與學前教育質量思考》一文中尖銳指出:大多附設在小學里的學前班并沒有為農村兒童提供真正意義上的學前教育,未圍繞學前兒童發展的核心幫助兒童做好入學準備。將學前班簡單地視為小學預科班,或者讓一群學前兒童在小學一年級里混讀三年,這樣的“學前教育”危害甚大。[4]
2.3 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低
農村學前教育師資是影響農村學前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主要集中在教師數量、教師待遇、教師專業素質等方面。據調查,農村幼兒教師的學歷層次仍以中專及高中學歷為主, 占總數的56.3%,大專及以上學歷有33.6%, 初中以下學歷有10.1%。其中,52.88%的園長和教師沒有取得任職資格證書。[3]究其原因,一是有限資金僅供顯性硬件的投入;二是教師工資待遇差,教師流動性大。
3農村學前教育發展的對策
3.1 堅持以政府投入為主的農村學前教育發展模式
學前教育較其他各類教育具有更強的公益性, 而資金匱乏是我國農村學前教育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5]所以,政府一方面應不斷投入資金擴大公辦幼兒園的規模, 增加農村適齡兒童的入學機會;另一方面應通過各種獎勵形式鼓勵、扶持公民個人舉辦幼兒園(班),多渠道擴大農村學前教育資源,讓更多的適齡兒童從“有學上”到“上好學”。
3.2 加強政府部門對農村學前教育的管理
以目前政府對農村學前教育管理的形式來看, 農村學前教育發展要以遵循政府為主導,法律為后盾的方針。首先政府要增強主管意識,因地制宜制定學前教育發展的目標和計劃,其次要對學前教育要專門的機構和人員進行有序化管理。
3.3 合理規劃和建設農村學前教育機構
首先,在學前兒童比較集中,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鄉(鎮)至少建設一所標準化中心幼兒園。一是滿足當地居民子女入園的需求;二是依托中心幼兒園對所轄地區各類幼兒園進行管理、指導和業務培訓,充分發揮其示范、輻射作用,以彌補農村學前教育管理力量的不足。其次,充分利用周邊可用資源,鼓勵以村落為單位開設幼兒園(班),以方便廣大適齡幼兒就近接受學前教育。三是部分比較偏遠、適齡幼兒少的鄉村應結合新農村建設,在村公共場所設立學前活動室,由鄉(鎮)中心幼兒園組織開展靈活多樣的教育活動,同時對家長進行家教指導。
3.4 建設高素質農村幼兒教師隊伍
幼兒教師隊伍的穩定和素質的高低是農村學前教育事業發展水平與質量的瓶頸所在。因此要想保障和提高農村學前教育質量,應著重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一方面要給教師創設良好的教學環境和生活條件,建立幼兒教師工資保障機制,由縣(區 )或鄉鎮統籌 ,保證城鄉教師待遇同等 ,并積極解決農村幼兒教師社會保障問題, 避免教師流失所帶來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政府應堅持職前培訓和在職培訓相結合、長期培訓與短期培訓相結合、幼教理論與農村實際相結合、理論學習與實踐提高相結合的原則健全學前教育師資培訓體系,加強在職培訓,以滿足農村幼兒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升教師隊伍整體素質。
摘要：農村學前教育普及是滿足社會多樣化需求、鞏固義務教育成果、均衡城鄉教育發展的國家教育戰略舉措。本文通過綜合分析我國當前農村學前教育研究現狀,發現其中問題,試圖闡述問題產生原因,并提出相應解決策略。
國內研究生德育教育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近些年來，對社團罰求告無門的事例時見報端，學者們大多主張依據法律法規授權的規定，將這類糾紛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但實踐表明，傳統授權理論在社團罰的受案標準問題上存在諸多局限，而完全摒棄這一理論又不現實。故有必要結合司法實踐的需要，在協調權利保障與社團自治之間矛盾的基礎上，對授權理論作必要的補充和完善，為法院審查社團罰提供可行的標準。
關 鍵 詞：社團罰；受案標準；授權理論；授權規范體系
收稿日期：2012-08-25
作者簡介：趙延聰（1986—），男，山東日照人，山東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憲法與行政法。
本世紀初的幾個熱點事例，特別是長春亞泰、廣州吉利訴中國足協兩例，使人們認識到對社團罰加以監督和制約的必要性。但在長春亞泰訴中國足協案中，盡管學界和輿論一再呼吁，法院的結論卻是該案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不予受理。那么，法院判斷受案范圍的標準何在？傳統授權理論在社團罰問題上有何不足？如何完善？這些問題便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是在廣義上使用社團罰這一概念?！吧鐖F”可以是任何依據章程設立的社會組織，“罰”可以是罰款、警告、內部通報、行業曝光、集體抵制、市場禁入、開除會籍等多種形式。因而在性質上，社團罰既可以是社團依據法律、法規、規章授權實施的行政處罰，也可以是一般的懲戒行為。
一、授權理論的局限及相關研究
在我國，有關社團罰受案標準的通說是授權理論。該理論主要內容為：“從被授權組織形態上看，包括各種公益機構（如社會團體、協會、學校） 、事業與企業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行政機關的內設機構、派出機構；從被授權組織權力來源上看，它是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或規章直接授予，即來源于國家；從被授權組織行使行為性質上看，它行使所授權力的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從被授權組織法律地位來看，當它在行使法律、法規和規章所授行政權力時，具有與國家行政機關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能夠發布行政決定和命令，承擔行政法律責任?！盵1]
授權理論的規范主要依據《行政訴訟法》第25條關于法律、法規授權組織之行政訴訟被告資格的規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第25條又補充了規章授權的情形，且明確了被授權組織的主要類型，即行政機關的內設機構、派出機構和其他組織。①社團屬于其他組織的范疇，但誠如有學者所言，與行政機關的內設機構、派出機構相比，社團在組織性質、管理對象、行使權力的依據、管理目的等方面都具有其特殊性。[2]實踐中，法院一旦受案，在司法審查過程中將不得不面對許多與一般行政訴訟不同的問題，如排除法院管轄的約定、社團內部規范的效力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授權理論顯然沒有能夠給予足夠的關照。因而，籠統地將它們歸于一類，適用相同的受案標準，顯然缺乏針對性。
另外，傳統授權理論還存在授權標準不明確的問題。盡管學界對行政主體理論和行政授權的討論由來已久，但由于缺乏足夠的規范支持，至今仍無法對于何為“授權”、“授權”應滿足的條件、遵循的程序等基本問題形成共識，這使得法院在實踐中難以把握授權的具體界限。以長春亞泰訴中國足協案為例，傳統授權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以下簡稱《體育法》）第31條第3款的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敝袊銋f是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主體，而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關于對四川綿陽、成都五牛、長春亞泰、江蘇舜天和浙江綠城俱樂部足球隊處理的決定》本質上是國家行政管理行為，系具體行政行為，故人民法院應予受案。[3]
這一思路看似簡單明了，可操作性強，但實際是過于牽強和不切實際。因為，中國足協的管理權限相當寬泛，成份也十分復雜。在司法資源有限的情形下，法院對其管理行為不可能不加甄別地一律加以審查，這也有違社團自治的基本原則。而在“授權”標準不明晰的情況下，法院又很難判斷社團的哪些行為應受審查，一旦受案，很難在國家法律體系內找到充足的法律依據來判斷社團罰的合法性。因為，社團作出處罰的直接依據往往是其內部的規定，如此例中足協處罰的依據都來自于《中國足球協會章程》、《中國足球協會紀律準則及處罰辦法（試行）》等內部規范。
對此，有學者試圖摒棄傳統的授權理論，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探索新的社團罰受案標準。如戚建剛主張借鑒英國的經驗，以公共職能為視角，對中國足協管理性行為的行政可訴性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三條具體的審查標準。[4]林峰則通過比較蘇格蘭、英格蘭和美國法院關于自治組織的行政可訴性之判斷標準，并對他們的經驗予以總結后，認為蘇格蘭模式對我國更具借鑒意義。[5]（p29-52）不過，由于缺少對本土實踐的關注，其提出的標準往往可行性不足。如戚建剛提出如果有事先約定的其他有效救濟途經時，則司法不得干預，這一標準就忽視了約定的合法性。中國足協排除司法審查的“約定”見于《中國足球協會章程》第62條，但了解中國實際的人都知道，足協章程的民主性和正當性是很值得商榷的。而且，賦予足協內部的仲裁委員會以最終裁決權，其公正性也難令人信服。
應當說，西方國家這方面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域外經驗，為社團罰受案標準的討論提供了橫向比較的坐標。一方面，授權理論是依據現行立法構建起來的，且已經融入了司法實踐；另一方面，它也是我國行政法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與行政主體等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系。所以，我國法院不可能完全拋棄以立法為基礎的授權理論，像英、美國家那樣依據判例獨立發展出有關受案范圍的標準。比較可行的思路應是：對現有授權理論的框架作必要的修正，以加強司法審查的可行性。而上文的分析顯示，授權理論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適當地界定“授權”，以清晰地厘定法院對社團罰的審查范圍。
二、“授權”的嚴格限定
要徹底解決授權模糊的問題，顯然需要立法上對授權作更明確和具體的規范。但由于授權主體和授權規范層次的多樣性，短期內在整體上很難有可觀的改變。這種情況下，從權利救濟和有效利用司法資源兩方面考慮，人民法院既不應如理論主張的那樣一律受理，也不應目前實踐的做法那樣概不受理。合理的思路應該是，確定切實可行的標準，選擇性地提供救濟。本文即沿襲這一思路，試圖對授權規范體系作進一步的梳理，并設定其應符合的必要條件，以期為法院針對社團罰的行政訴訟受案提供可行的參考。
一般論及授權規范，即指社團罰的法律、法規和規章依據，如長春亞泰訴中國足協案中依據《體育法》第31條第3款。但上文的分析表明，若使對社團罰的行政訴訟得以順利進行，僅有此抽象和概括的規范依據，顯然遠遠不夠。此種情形下，構建更充分的授權規范體系即顯得十分必要，而所謂“授權規范體系”即指社團罰的規范依據的總和，也可理解為針對社團罰行政訴訟的依據。本文所理解“授權規范體系”，大致由原始授權規范、輔助授權規范和社團規范三類規范組成，下面對其分別作簡要的介紹：
所謂原始授權規范，即指社團罰的最初規范依據，是賦予社團懲戒權的法律、法規或規章的規定。這也是通常意義上所言的授權規范，區別于后兩類規范的最大特點是賦權性，即是授予社團一定的權力，如《體育法》第49條規定：“在競技體育中從事弄虛作假等違反紀律和體育規則的行為，由體育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此條即賦予了體育社會團體處罰競技體育活動中違紀違規行為的權力。但對于其處罰權的具體內容、行使方式、程序等諸事項則由后兩類規范來明確，故源規范的另一特點即是其抽象性和概括性。另外，原始授權規范的法律位階一般較高，目前而言，只有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才可構成。
輔助授權規范是指國家法律體系內源規范以外的有關社團罰的法律規范。輔助授權規范是對原始授權規范的進一步落實，故其位階一般較原始授權規范低。在內容上主要體現為“授權”內容具體化和明確化、社團處罰權行使的具體規范等。輔助規范內部的成分亦可能很復雜，位階上或差別很大，法院在判斷時需作適當的考量和梳理。
社團規范，即社團為具體實施社團罰而制定的各類規范，包括社團成立時制定的章程，也包括此后的各種管理規定，如長春亞泰案中的《中國足球協會章程》、《中國足球協會紀律準則及處罰辦法（試行）》等諸規范。這類規范雖不屬于國家法律體系，但卻往往是社團懲戒權行使的直接依據，故對法院判斷此類案件同樣不可或缺。不過，法院在具體審查懲戒權時，對于相關社團規范的適用與否應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筆者認為，包括以上三類規范在內的授權規范體系，只有明確以下相關事項，才可使“授權”成立：一是授權的對象，即被授權的社團必須明確單一，如《體育法》第49條中的“體育社會團體”即為授權對象要素；二是授權的事項應盡可能明確具體，如《體育法》第49條中處罰在競技體育中從事弄虛作假等違反紀律和體育規則的行為即是此方面的內容；三是懲戒措施應有一定的限度。如限制人身自由的懲戒措施，社團原則上不能實施，對勞動權的限制也應有一定標準等。
當然，在不同的領域對授權規范的要求也會有所差異，可行的途徑是通過司法實踐的探索和經驗總結來完成標準的確定，這個過程中司法解釋發揮著十分關鍵的作用。而且，標準也必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授權”的嚴格限定也是相對的，隨著授權規范化程度的提高，這一標準對于法院審查社團罰，將逐漸不再成為障礙或擋箭牌。因而，本文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思路的闡釋，而不是憑空創造標準。
授權規范體系的另一功能在于為法院審查社團罰提供規范依據。當然，在具體審理案件時，法院對上述三類規范適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原始授權規范和輔助授權規范均屬于國家法律規范體系，法院對其中的法律、法規規定須“依據”；而對于規章則可“參照”；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則可審查使用。尚不明確的是社團規范的適用問題。從法理上講，社團規范不屬于國家法律規范體系，其效力自然又下位于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但是，考慮到維護社團自治和有效處理糾紛的需要，建議法院可以選擇性地參考社團規范。尤其應當尊重社團章程的規定，因為章程是一個社團的“憲法”，是社團自治的保障和象征。對于與相關法律規定或者基本法律原則相抵觸的社團規范，法院可完全不予考慮。
三、補充標準和說明
為使法院在審查社團罰時有充分的依據，筆者對“授權”作了十分嚴格的限定。這會使許多社團罰因不具有完備的授權規范而“幸免于”法院的審查，從而可能導致司法救濟的真空。為此，設置相應的補充標準十分必要，同時這也有助于解決授權理論對社團缺乏針對性的問題。
一是重要性標準，即如果是對公民基本權利或公民、組織的其他重大權益有重大影響的社團罰，則雖不具完備的授權規范，亦仍有司法審查之必要。如有學者主張：“如果公益機構的行為侵害了其內部成員重要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和其他基本權利，如重大數額的罰款，剝奪內部成員的勞動權、休息權和受教育權，開除會員資格等，法院就要考慮該行為應受司法審查?！盵6]這一標準是從社團罰所加諸對象的角度確立的，與權利救濟的價值取向相一致。當然，這一標準的具體實施，仍然要以尊重社團自治權為前提。
二是從社團角度看，如果是官辦的、具有壟斷性質的組織，如我國的足球協會、律師協會等，法院對其社團罰更有審查的必要。因為壟斷性可能會使同樣的處罰措施具有懸殊的嚴厲程度，如開除會籍在非壟斷性社團中對被懲戒者導致的至多是重新選擇社團的不便，而在壟斷性社團中則可能意味著他短期甚至終生失去了從事某一行業的自由。這一標準在國外已有實踐，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對那些占壟斷地位的大型社團以及那些在經濟和社會領域中有著相當重要地位的社團和協會與一般社團的區別原則”，對前者壓縮其自由裁量的空間，并適用更為嚴格的審查標準。[7]
三是如果社團內部已經存在較為完善和有效的救濟機制，而相對人（包括被懲戒者和利害關系人）棄之不顧，或者在內部救濟沒有顯失公正的情形下，仍尋求司法的介入，法院可援引窮盡內部救濟的原則拒絕審查。這主要是出于對社團自治的尊重，尤其在目前社團因過多依賴政府而導致獨立性不足的情況下，很有強調的必要。
不過，在適用上述標準時，應注意區分社團成員起訴和非成員起訴的情形，因為社團內部的救濟機制一般只適用于其成員，故前者較后者能夠獲得更多的司法之外的救濟。因而，非成員對社團罰提起的訴訟，法院應適當降低受案的門檻，尤其是窮盡內部救濟原則，其適用應受限制，甚至不予適用。因為社團對外實施的懲戒，或者內部懲戒對外部的影響問題已經無涉社團自治的核心利益，或者此種情形下，社團自治本來就應受到更多的限制。
以上幾個標準只是參照學者的研究總結而得，實踐中則可能需要根據具體情形作相應調整，或應用新的標準來審查社團罰，這其中司法解釋的作用仍然值得強調。而且，標準之間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和排斥的，實踐中需要綜合考量和運用。
補充標準擴大了“授權”的范圍卻沒有提供相應的審查依據。此時，法院可參照適用行政處罰的相關規定，或者運用相關法律原則解決相關爭議。因為按照授權理論，社團罰若被確定為依授權而為，則其在性質上即為行政處罰。但因其主體的特殊性，所以不宜直接適用針對行政機關設置的行政處罰法律規范。當然，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運用司法的自由裁量權。
構建多元救濟機制才是解決社團罰的途徑。由上文的論述可知，對待社團罰，本文秉持的基本態度是司法的審慎主義，不主張不切實際地擴大法院的受案范圍。這是社團自治的需要。司法需要對社團罰采取審慎的態度，那么權利救濟上的不足如何彌補呢？筆者認為，構建包括內部申訴和裁決、第三方仲裁、行政訴訟等在內的多元救濟機制，才是治本之道。尤其是第三方仲裁機制，與內部救濟和司法救濟之間可形成良性互補，既可避免內部救濟在公正性上受到的質疑，又可克服司法在專業性和效率方面的不足，如與各國體育協會并立的體育仲裁委員會等?？上驳氖?，國內已有學者開始關注社團內部糾紛解決機制和第三方仲裁的相關問題。[8]
總之，以社團為代表的第三部門的發展和成熟必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在自治傳統和實踐均不甚見長的我國尤甚，它們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磨合、調適的任務也不會在短期內完成，權力再分配的過程極可能是一場艱苦的拉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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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徐 虹）
Research on Cognizable Standard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Zhao Yancong
Key words：corporal punishment；cognizable standards；authorization theory；provisions about authorization
國內研究生德育教育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在我國經濟與社會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國農業生產也實現了較為長足的進步，而對于現代農業生產來說，播種機械式最為重要的機械設備之一，為此本文就國內外播種機械的技術現狀及發展趨勢展開了具體研究，希望這一研究能夠使更多人將目光集中在我國農業領域。
關鍵詞：播種機械；技術；發展趨勢
在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中，國內外播種機械的科技水平都在不斷提升，作為一名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孩子，筆者本人對于播種機械存在著較高的熱情，自初中以來自發進行的播種機械研究就是這一熱情的最直觀體現，而在本文就國內外播種機械技術現狀及發展趨勢展開的研究中，這一研究的內容主要源于筆者對日常積累，希望這一積累能夠為播種機械相關信息的傳播帶來一定幫助。
1 國內外播種機械的技術現狀
1.1 國內播種機械的技術現狀
在關于播種機械展開的研究中，我們首先需要明晰國內播種機械技術現狀，在筆者查閱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的調查中發現，產品結構齊全、機型品種繁多、排種器結構原理多樣、部件結構型式繁多、仿形限深機構技術落后、傳動變速結構落后、風機傳動系統可靠性差、播種機的化肥排施技術落后、機型雜亂等都屬于我國國內播種機械技術現狀。具體來說，在仿形限深機構技術落后這一現狀中，精度低、剛性差、不可靠是這一問題的具體表現；而對于傳動變速結構落后這一現狀來說，播種機械采用鐵制剛性地輪驅動、普通軸承、采用更換鏈輪方式傳動變速是其具體表現；而對于機型雜亂這一技術現狀來說，播種機械型號過多、自成系列、自成品牌是引發這一情況的具體原因，這對于用戶的使用帶來了較為負面的影響。當然除了剛剛詳細介紹的國內播種機械負面現狀外，產品結構齊全、機型品種繁多、排種器結構原理多樣等屬于國內播種機械發展的成果，這點需要我們予以重視[1]。
1.2 國外播種機械的技術現狀
在了解了國內的播種機械技術發展現狀后，我們還需要了解國外播種機械技術的發展現狀，由于國外諸多發達國家播種機械應用較早，這就使得國外的播種機械技術發展較為成熟，結合相關文獻資料筆者將國外播種機械技術現狀概括為氣力式播種機逐漸取代了機械式播種機、高速且生產效率高、“三化”水平高、通用性與適應性強、掛接型式多樣化、應用液壓折疊機架、聯接方式簡單、智能化播種、廣泛采用新材料、采用過載保護裝置、采用液壓馬達驅動等多個方面，結合這些信息我們不難發現，國外播種機械技術遠遠優于國內播種機械技術水平，這也意味著我國現代農業想要追上世界先進腳步還有很長一段道路要走[2]。
2 國內外播種機械發展趨勢
2.1 國內播種機械的發展趨勢
在了解了我國國內播種機械技術現狀后，我們還需要深入了解國內播種機械發展趨勢，結合相關文獻資料與實際調查，筆者認為精密、高速、精準、自動化將是我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播種機械的發展趨勢，之所以會出現這類發展趨勢除了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外，近年來國際農業機械相關學術交流的頻繁，先進技術的大量引進等都能夠引發這一系列農業機械的發展趨勢。
在近年來的新聞報道中不難發現，我國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將工作的重心集中在農業領域，可持續農業、效益型農業、創新農業近年來在我國各地的蓬勃發展就是這一工作重心的最好體現，而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國播種機械的科技含量、應用范圍自然能夠得到較好提升，機電一體化與自控化等新技術也必將在短時間內廣泛應用于播種機械領域，這些都將大大提升播種機械本身的功能與結構先進性，我國農業也將由此實現更為突出的發展[3]。
2.2 國外播種機械的發展趨勢
在了解了國內播種機械發展趨勢后，我們還有必要了解國外播種機械的發展趨勢，由于國外發達國家在播種機械上早已實現了衛星定位系統、地理信息系統等多種高新科技的應用，這就使得國外的播種機械發展趨勢勢必與國內不同，結合相關文獻資料，筆者認為國外播種機械的發展趨勢主要體現在精準、變量、高效和高度智能化方向，這一方向乍一看與我國國內播種機械的發展趨勢類似，但二者存在的天然技術差距卻必須引起我們重視。結合國外農業需求我們不難發現，組配式聯合作業機是當下國外播種機械的研究重點，這類組配式聯合作業機需要實現可分可合，還需要具備機具質量較輕、強度突出、使用壽命較長等特點，而想要實現這些特點，輕型冷彎鋼材的使用、含稀有金屬合金的符合材料使用、采用先進表面涂層與精密模鍛技術就顯得很有必要，而這些高新技術的采用也將進一步拉開國內外播種機械的科技含量差距，這使得國內播種機械追上發達國家水平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努力[4]。
3 結論
在本文就國內外播種機械現狀及發展趨勢展開的研究中，筆者詳細論述了國內外播種機械的技術現狀與國內外播種機械發展趨勢，結合這一系列論述我們能夠清楚認識到我國播種機械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的差距，如果能夠將這種差距盡可能縮小，我國的農業領域就將實現更進一步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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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生德育教育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知識集成是知識創新的基礎，是各類組織擁有持久競爭優勢的重要條件立足于詳實的文獻資料，對國內外主要的知識集成研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介紹了知識集成的含義，分析了計算機科學領域和管理領域對知識集成的研究情況，在此基礎上，指出當前知識集成的研究熱點、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這對進一步深化理論研究具有更好的針對性和借鑒意義，對于豐富和完善知識管理理論和集成理論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關鍵詞：知識集成；知識管理；綜述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企業成長的關鍵性資源，創造、運用知識的能力成為企業取得優勢的重要源泉，知識集成則為企業發展知識資源并創造適應于市場變化的新產品提供了途徑，一些先進技術及系統集成方法的使用和發展的關鍵都是以知識集成為核心，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各種知識要素的集成是保障技術創新成效的重要條件；知識集成的目標是實現有效的知識利用，提高科技創新能力，近年來，隨著知識集成實踐廣泛而深入的發展，知識集成理論研究因其對實踐的重要意義而日益成為研究的熱點，對知識集成開展系統研究，對提高我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實施跨越式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于知識集成開展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文獻呈現逐年遞增趨勢，這些文獻頻繁出現在經濟和管理類的各類期刊，縱觀這些研究文獻可以發現，對知識集成的研究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①知識集成是作為產品開發創新的策略、克服組織系統管理界面障礙的重要方式、提升用戶服務價值的重要手段而進行研究的；②知識集成被提升到了構建和發展組織能力的戰略高度而進行研究，但是，目前關于知識集成的研究內容和成果還是較為零星、沒有形成系統，為能比較全面地反映國內外學者們的研究成果，本文對知識集成的研究文獻進行歸納梳理，總結當前知識集成研究的熱點，指出當前研究存在的問題和研究趨勢，這對進一步深化理論研究具有更好的針對性和借鑒意義，對于豐富和完善知識管理理論和集成理論起到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1、知識集成的概念
知識集成是Grant在1996年正式提出的，他認為，“企業的第一角色，以及企業能力的本質，就是知識的集成”，Teese和Gary從組織能力的角度認為知識集成是組織的基本職能和組織能力的本質，顧新建和祁國寧區分了知識集成和信息集成，和延立等在文獻[3]的研究基礎上指出知識集成是信息系統集成的最終目標，因為系統之間交換的數據和信息都是知識的載體，因而知識集成也最具潛力和最難于實現，陳力和魯若愚認為知識集成(整合)是企業對其內部知識重新整理，摒棄無用的知識，并將企業中員工和組織的知識有機地融合起來，使之具有較強的柔性、條理性和系統性，必要時需對原有知識體系進行重構，并以此形成企業的新的核心知識體系，王娟茹等強調知識集成是運用科學的方法對不同來源、不同層次、不同結構、不同內容的知識進行綜合，實施再建構，使單一知識、零散知識、新舊知識、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經過集成形成新的知識體系，劉興城認為知識集成是指通過對不同層次的知識與知識、知識與人、知識與過程的整合，實現知識創新，最終提升組織核心競爭力的動態過程。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給出知識集成的概念，但是迄今為止，知識集成仍然沒有統一的定義，從概念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知識集成越來越被賦予了更為深刻的內涵，早期的定義主要局限在知識集成的重要性、過程和目標的表述，近期則強調了知識集成方法、本質等要素對知識集成的重要性，綜合分析上述定義，主要包含以下幾個要點：①知識集成的對象包括組織內部各類人員、各協作單位以及不同組織之間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知識，這里包含了兩個維度，一個是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間的集成，另一個是個人知識、群體知識、組織知識和組織間知識的集成；②知識集成活動包括識別、獲取、共享、綜合組織內外部知識，并形成新的知識體系；③知識集成的本質是知識創新的動態過程，知識集成不是最終目的，而只是自主創新中的一個重要步驟；不能為了集成而集成，必須充分利用知識的集成成果來推動自主創新活動，并創造一定的經濟、社會效益以促進新一輪知識集成過程；④知識集成強調集成主體發揮主動性、創造性，是一個復雜的組織、技術、人力資源管理過程；⑤知識集成的目標就是打破知識壁壘，滿足用戶對知識及知識處理系統共享和互操作的要求，加強系統的問題求解能力，從而提高組織應變和創新能力，知識集成的最終目的是構建組織核心競爭力。
2、關于知識集成的研究內容
對知識集成進行研究的學者們有著不同的學科背景，因此研究的角度也不一樣，歸納起來，研究知識集成的領域主要包括計算機科學和管理。
2.1 計算機科學領域對知識集成的研究
知識集成每前進一步都與信息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信息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信息加和的效率，計算機科學領域對知識集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知識集成工具，包括：①知識庫管理系統，對顯性知識進行有效的管理；②知識轉化工具，通過集體協作、過濾和語義技術，將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③知識挖掘工具，從數據庫挖掘有用的知識并進行整合；④知識集成平臺，能利用多媒體技術、中間件等，通過各種表達方式進行知識交流，Intranet的迅速發展為知識集成的實施提供了較理想的條件。
近年來，運用知識集成工具開展應用研究的文章逐漸增加，徐琪等運用領域本體論、多Agent、資源描述框架模式等技術研究供應鏈系統異構知識集成方法，為供應鏈知識集成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技術解決方案，楊瑾等研究了基于對等聯網的知識集成機制，知識聯網為流程的知識集成提供了媒介條件，供應鏈流程為知識共享和集成提供了組織機制，它們相互補充，不可拆分，劉聞韜等提出一種基于本體的航空制造知識集成方法，初步的原型系統驗證了基于本體的企業異構知識集成的可行性，傅湘玲等從企業知識產生的環節入手，提出了一個基于知識源、知識過程和知識應用三維的企業知識集成體系結構-胡沙和李建軍針對模具企業的特點及其知識共享與重用的需求，研究了基于本體的知識表達、規則推理和異構環境知識獲取與重用等關鍵技術，實現了知識集成系統原型。
以上這些研究涉及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組織形式，包括單個組織內部、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知識集成，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供應鏈企業之間、產業集群內各企業之間的知識集成逐漸成為主要研究對象，對于這些對象的知識集成主要應用本體論、多Agent、小世界網絡、資源描述框架模式、可擴展標記語言(exten－sible markup framework，XML)和語義網等技術。
2.2 管理領域對知識集成的研究
目前管理領域對知識集成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單個組織的知識管理層面，研究內容包括知識集成的重要性、知識集成模式、知識集成與創新、知識集成能力與評價、知識集成應用等方面。
2.2.1 知識集成的重要性各個學派對于知識集成的重要性表述各不相同，能力學派認為集成知識是
“組織中豐富的積累性學識”，資源學派認為集成知識是“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資源”，但是，兩者都強調了知識集成在構建組織競爭優勢中的重要作用。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1994年提出了定性和定量綜合集成的思想，其核心是專家群體、數據和各種信息與計算機仿真有機地結合起來，把有關學科的科學理論和人的經驗與知識集成起來，發揮綜合系統的整體優勢，解決諸如大型項目的綜合論證、評估、決策、進度和風險的綜合分析等復雜巨系統問題，陳力和魯若愚認為知識集成的任務伴隨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企業為了擁有持久的競爭優勢，必須持續吸收和創造新的知識，因而需要不斷地對知識進行集成，李軍曉和黃文馨認為集群企業在網絡中互動學習，對知識進行有效集成將對企業的長遠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魏江等認為，企業將知識轉化為產品或服務以及產生新知識的關鍵取決于企業的知識集成能力，彭小寶和宋偉指出在科技創新中，各知識要素的集成是保障技術創新成果的重要條件。
學者們研究了知識集成在各領域的應用以及知識集成對這些領域的重要意義，歸納起來，知識集成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①具有整合效應，整合使系統形成新的功能，整體功能向著實現系統目標的方向進行有效運作；②具有共享效應，在知識資源整合的基礎上，將整合后的知識充分共享，在機構內外進行交流，達到知識推廣的目的；③具有協同效應，由于企業知識交流和共享的實現，有利于企業各類知識的協調發展，促進系統有序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創新目標的實現；④具有聚集與倍增效應，知識集成將各類知識融合在一起，可以形成優勢互補，從而產生“1＋1＞2”的規模效應。
2.2.2 知識集成模式知識集成模式主要用來描述知識與知識之間、知識與人之間、知識與過程之間的關系，是對如何進行知識集成的指導，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出發，得到五種知識集成模式：基于知識內容的SECI(socialization，externalization，combination，internalization)模式；基于知識主體ITOI(individual，team，organization，mter－organlzatlon)模式；基于知識活動的MSSI(mining，sorting，sharing，innovation)模式；基于認識論、本體論和知識范圍的知識集成三維模式；基于知識生命周期的知識集成模式，另外，劉興城和安小米認為知識集成模式應該是一個多維度和多層次的集成模式體系，而不僅僅是對知識這單一角度劃分而得出的集成模式，知識集成模式還可以從知識管理、知識集成手段、知識集成效果等角度總結出知識集成的不同模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創新模式逐漸升級為基于模塊化設計的網絡化創新模式，這種網絡化創新模式一般是在一個集群環境，通過對企業間知識的有效集成來提高集群的創新潛能，駱品亮和劉明宇研究了模塊化創新的網絡化知識集成模式。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SECI模式屬于知識創造模式，但對于知識集成來說，該模式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ITOI模式考慮個體、團隊、組織和組織間知識在同一層面和不同層面的集成，在組織中，這種層次性是與生俱來的，因此，ITOI模式更具有實際意義；知識集成三維模式是在認識論、本體論和知識范圍這三種理論基礎上進行設計的，與SECI、ITOI對比，三維模式增加了知識的范圍，三維模式一個重要環節是知識共享，鼓勵組織內部無償地知識共享，這樣才能克服知識的“本位主義”和“利己主義”，因此，知識集成三維模式較實用，也比較成熟；SECI、ITOI、MSSI和知識集成三維模式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模式，基于知識生命周期的知識集成模式是知識集成模式的發展趨勢，傳統的知識集成模式只考慮了知識轉換這一環節，而忽視了知識生命周期的其他環節，基于知識生命周期的知識集成模式則考慮了對知識的全生命周期的支持。
2.2.3 知識集成與創新按照知識集成理論，創新不是一個孤立的活動，而是與組織內外部的各種知識要素和各種知識運動有著密切聯系的一項活動，組織創新所需要的知識，并不完全來自于組織內部，通過協作、移轉等來集成外部知識資源已成為業界相當關注的做法，通過知識的共享和集成，對企業知識資源進行創造性的融合，實現知識創新，進而實現企業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顧新建和祁國寧認為知識集成正在成為企業實現其戰略目標的主要手段，是企業創新能力中的關鍵，陳劍鋒等提出集群內企業之間的知識集成能力是技術創新集群存在和發展的關鍵因素，通過對企業間知識的有效集成，可以提高技術創新集群的創新潛能，為技術創新集群的發展提供豐富的知識資源，徐杰分析了我國自主創新中亟待提升知識集成能力的三個主要原因：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彌補產品創新中“知識缺口”，史憲睿和林莉在分析知識集成內在機理的基礎上，探討了知識集成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進而提出建立知識集成系統應包括知識集成的要素、主體、工具和組織管理機制等方面，李默妮和吳秋明探討了知識集成和集成創新之間的互動關系，提出基于知識集成提升集成創新能力的管理機制。
綜上可知，學者們分別從企業、集群、國家等角度分別研究了知識集成與創新的關系，關于知識集成對創新的意義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即知識集成過程輸入分散的專業知識，輸出系統、具體的知識，通過集成把分散的專業知識整合成統一、連貫形式的知識體系，并進一步服務于自主創新，知識集成是企業的主要功能，創新則是有效率地執行此功能的結果，我國企業在實現自主創新過程中急需提升知識集成能力：一方面，企業知識集成不僅是形成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基礎，而且能夠促進企業創新能力最大化地提高和持續；另一方面，也是服務于建設創新型國家、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創新能力方面的差距、構筑起良好的自主創新基礎的需要。
2.2.4 知識集成能力及其評價知識集成是組織創新的一個重要途徑，知識集成能力便成為影響組織創新的一項重要因素，近年來不少學者圍繞知識集成能力及其影響因素、組織知識集成能力評價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這為評價組織開展知識集成所能帶來的商業價值提供了可能。
王娟茹和楊瑾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從知識型企業中收集數據，驗證了關系資本、知識共享水平和吸收能力對知識集成能力影響顯著，計國君認為知識集成能力是一種獲取并應用個別知識的綜合能力，吸收能力與協作能力是知識集成能力的兩個重要影響因素，肖玉蘭和吳秋明在王娟茹等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了企業知識集成能力二級評價指標體系，王娟茹和楊瑾還從社會化能力、外部化能力、組合化能力和內部化能力四個方面設計了知識集成能力評價指標體系，Kenney和Gudergan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組織的知識集成的效率受組織結構和合作能力的影響，組織結構為知識集成過程提供基礎環境，合作能力決定了獲得、綜合、應用當前和原有知識的效率、范圍等問題，張小娣和趙嵩正研究了組織文化、組織學習和企業知識集成能力之間的關系，并且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實證研究，知識集成不僅
是一項智力性活動，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其實施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關于影響知識集成的因素，學者們視角不同，各有側重，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組織結構：知識的獲取、綜合、共享都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組織結構，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傳統的職能制的缺陷日益顯現出來，它對橫向交流缺乏協調和統一的控制機制，不利于上下游之間的知識和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扁平組織結構由于等級減少，增強了組織的適應性，提升了組織效率和柔性，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知識集成已經超出時間和空間上約束與限制，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充分柔性、靈活性以及敏捷性的集成組織形式，如虛擬組織、虛擬團隊、網絡團隊等。
2)組織資源：知識集成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組織成員能夠有效地溝通、協調和共享知識，這一點與組織網絡化程度、信息技術水平、溝通渠道的豐富性、研究開發投入情況等息息相關，豐富的組織資源可以滿足人們對工作的群體性、交互性、分布性和協作性的要求，為組織成員提供一個虛擬的共享和交互磋商環境，為實現知識集成提供了一種重要手段。
3)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是關系到知識集成效果的“軟”環境，員工們往往視知識為個人競爭的秘密武器，在這種觀念下，知識集成是無從談起的，因此，管理層必須采取一些措施，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圍，轉變員工們的傳統觀念，促進員工知識共享和交流，充分發揮文化的導向、凝聚和激勵功能，
2.2.5 知識集成應用對研究知識集成較多的是知識集成在各領域的應用，王紅霞針對項目管理的特點，對項目管理運作過程中的知識集成對象進行了概括，在此基礎上探討了項目管理中知識集成的SECI模型、ITOT模型和三維模型，張新元和梁麗雅參照WfMC(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基本T作流模型，提出了知識集成的工作流系統框架，并從知識集成的角度研究了工作流系統在項目管理中的應用，楊瑾等研究了供應鏈流程管理中的知識集成，供應鏈流程中知識的集成分為5個階段：知識獲得、知識選擇、知識生成、知識內化和知識外化，供應鏈流程中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縱向留動及不l司主體之間的橫向流動，以及橫向流動與縱向流動的互動性，形成了知識在流程中的集成與配置，楊瑾等還指出產業集群和供應鏈系統集成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能夠實現知識的集成，魏穎輝和陳樹文構建了一個基于知識集成的人力資源價值鏈管理模型，歐光軍從產品創新的角度研究知識集成模型和機制問題，為了改善決策智能水平和提高問題求解能力，唐志杰和楊保安探討了基于管理決策問題異構知識的集成推理及應用，構建了一個在推理策略控制下，以元推理機為核心，四種功能推理機協調工作的推理系統。
除了在以上領域外，知識集成還在教育管理、數字圖書館、情報研究等各領域開展了應用研究。
3、當前知識集成的研究熱點
從現有的文獻綜合來看，目前知識集成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3.1 異質知識源的集成
知識源的異質性普遍存在，這已經成為知識集成的最大障礙，知識源有各種，包括文本文件、數據庫、ontology(本體)庫、規則庫、知識庫等，知識源的異質性主要表現為知識的結構化程度、知識表示方法的不一致，知識源有多個，相互之間不能夠進行互操作。
由于面臨分布動態的異構網絡計算環境和復雜的計算內容，傳統的信息表達方式和處理模式已無法適應現代企業的需求，關于知識集成研究的一大熱點就是如何集成異質知識源，研究內容包括：①如何建立統一的概念模型，使之成為有效的組織知識源的基礎；②知識源之間的知識共享和互用的平臺和機制研究；③如何挖掘、表示已有知識源中的隱性知識；④如何消除已有知識源中的不一致性，保證問題求解的準確性等。
關于異質知識源集成的方法，目前國內外學者較為集中的研究包括知識網格、本體論等，知識網格是一個異構知識源互操作平臺，方便異質異構知識資源之間的語義交流，知識網格有賴于語義網的建立，而語義網又依賴于三項前沿技術：可擴展標記語言(XML)、資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和本體(ontology)，隨著人工智能領域本體論研究的興起，引入本體論的思想與方法表達知識，使得知識的表示從以語法格式為中心轉到以語義信息為中心，本體對語義具有強大的支持能力，提供了強大的知識表示、存儲和交流能力，為組織內各部門之間以及各組織之間充分利用現有知識，并實現知識的增值提供了良好的基礎，采用本體描述各分布式知識源，通過對本體的操作實現分布式異構知識源語意互操作，進而達到知識的集成。
3.2 知識集成的實現方法
近年來，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們從不同角度研究了知識集成的實現方法，包括文化環境、能力、組織和技術等角度，顧新建和祁國寧認為知識集成包括不同的方法，從改變管理觀念、建立支撐技術，到開發知識集成工具，這些實現方法涉及制度規范、約束激勵、溝通交流、知識轉化、資源分配、企業文化、人力資源開發和知識集成工具等一系列問題，知識集成強調知識與業務流程的集成，岳昆等從流程角度提出知識對象的集成方法，陳勁從戰略集成的角度提出實現知識集成的主要措施是要加強戰略集成，他還指出組織集成是落實知識集成的關鍵，包括進行跨職能的充分交流和溝通協作的內部組織集成、加強和用戶及供應商等外部組織的集成，知識集成及建構其模型的一大困難在于員工對于個人的隱性知識難以有共享的意愿，知識集成的實現方法之一是塑造知識共享的軟環境，促進員工的知識共享與交流，Ti－wana和Amrit從集成文化環境的角度提出知識集成方法，主要表現在強化團隊關系資產，為了實現知識集成及其模型共享，企業需建立起一種有利于知識交流和獲取的組織結構，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企業擁有的知識和盡快獲取新知識，學習型組織就是這樣一種組織，高巍和倪文斌研究了學習型組織促進知識集成的方法，Alavi和Tiwana提出了虛擬團隊組織實現知識集成的方法，知識集成實施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個好的知識集成模型及其模型平臺，陳力和魯若愚從技術視角提出建立知識集成的系統支持平臺和重視知識挖掘的信息技術實現知識集成。
3.3 關于知識集成的評價
關于知識集成的評價包括知識集成績效評價和知識集成能力評價，知識集成績效評價是知識集成活動必不可少的環節，對于知識集成活動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較一致的觀點認為：組織自身的實踐、以往的集成經驗和社會資產將成為影響知識集成績效的關鍵因素，影響知識集成績效的因素是多層次的動態系統，涉及評價績效的因素眾多，結構復雜，只有從多個角度和層面來設計指標體系，才能準確反映知識集成的績效。
知識集成能力是組織整合和應用知識的動態能力，是反映知識動態效率的指標，研究知識集成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對知識集成能力進行評價，有助于反映企業知識集成能力和知識創新程度，進而促進企業知識管理水平的提高，關于知識集成能力的研究熱點集中在反映知識集成能力的評價指標
體系的建立以及評價方法的選擇上，已有的研究在評價指標的選擇上有較大差異，所采用的評價方法包括模糊綜合評價方法、灰色多層次評價、問卷調查與建立回歸模型進行分析等。
4知識集成研究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4.1 存在的問題
1)現有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企業知識管理層面，組織間知識集成討論較少，尤其如何將知識集成的相關理論、方法、工具應用于新興組織形式，如虛擬組織、鏈式集群等方面的研究仍較為缺乏，在鏈式集群系統中，合作伙伴不僅帶來管理技術、專利技術、市場開拓、產品開發和技術創新的知識，還能方便地把個人知識加入到系統中，對知識的有效集成和管理正是鏈式集群模式在知識經濟時代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和生命力的表現。
2)對實施知識集成的途徑、策略、具體措施仍缺乏深入研究，大部分有關知識集成的討論，都涉及了知識集成的概念、意義和集成內容等問題，它們的側重點都在一些哲學的、寬泛的主題以及概括的表達上面，而不是針對那些實踐性的細節。
3)在技術上如何解決知識及知識系統的異構性，如何實現知識系統的重用、共享、互操作，如何進行有效的通信、合作等方面的研究仍然較欠缺，隨著動態聯盟、供應鏈等企業運作模式的出現，原遺留系統的重構、重用成為有待解決的主要問題，由于專業領域以及使用技術的不同，知識表達方式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標準，這給知識集成造成很大的困難，組織內部及組織之間要實現知識共享，不能只是從語法上(結構上)表達知識，還應該加強從語義上表達知識的研究。
4)多數研究者局限于自身的專業領域開展對知識集成的機理或實施等問題的研究，對知識集成的原理與理論體系沒有進行系統研究，沒有形成知識集成的一般性邏輯過程與模式的研究結論，尤其是對組織層面的錯綜復雜的知識集成的研究還沒有形成研究框架體系。
5)已有研究對知識集成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未達成共識，各種因素對知識集成影響程度的研究也缺乏，各種評價方法得到的結論是否一致以及定量評估IT在知識集成中的作用有待加強。
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組織結構對于知識集成效率具有重要的影響，然而，關于組織結構的改變會導致知識集成效率、知識集成范圍發生變化的研究成果僅僅局限在理論方面，實證研究不足。
6)雖然知識本體在知識集成系統開發中的應用在近兩年已引起人們的重視，但目前仍然缺乏比較方便實用的知識本體開發工具，知識本體驅動的理論研究比較活躍，但缺乏實際的支撐性應用，這一方面體現了理論研究與實際應用的脫節，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技術理想與現實環境之間仍有差距。
4.2 研究方向展望
組織知識集成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還有許多研究有待進一步加強。
1)構建良好的知識管理環境，組織知識集成的最高層次是知識管理，只有通過知識管理，才能使組織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知識，提高產品設計的質量和速度，提升組織的競爭力，知識集成只是知識管理中的一個環節，要讓集成后的知識轉化為生產力，還要使盡可能多的員工共享這些知識，并在應用的過程中創造新的知識，必須針對企業的特點，結合其管理模式，設計開發實用的知識管理系統。
2)加強完善知識集成原型系統的功能，多數學者對知識集成原型系統只是涉及一些關鍵子系統的開發、測試工作，對于知識集成完整的原型系統開發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3)將知識集成從單個組織擴展到不同組織間，知識集成一方面是對分散在組織內員工大腦中的意會性知識和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知識進行集成；另一方面也是對分散在不同協作單位間的知識進行集成，正如彼得·德魯克于1995年所指出的，工商業正在發生最偉大的變革，不是以所有權為基礎的企業關系的出現，而是以合作伙伴關系為基礎的企業關系的加速發展，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以及企業對外依存度的增加，分散在不同協作單位和人員的知識對推動科技創新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越來越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知識集成不應局限于單個組織內部，應該延伸到相關組織之間。
4)知識集成對提高創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兩者之間的這種關系正是促進人們研究知識集成的主要動因，但知識集成與組織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關系研究仍有待于進一步加強，這對于發展知識集成創新機制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5)強化本體論的應用研究，基于本體技術的知識集成，突破了原有數據庫集成的瓶頸，對組織實現知識管理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對本體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處于實驗室階段，較少結合具體的企業，為使理論上關于本體論的表示方法和建立方法得到實際應用，產生實效，應該加強本體論的應用研究。
此外，關于使用功能更加強大的OwL(web Ontolog)，Langauge)進行知識表示、語義查詢語言、知識的相似性與相關性定量計算方法、知識推理技術等方面的研究也需進一步加強。
系統研究知識集成，對提高組織創新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學者們對知識集成的概念和相關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并在一些領域展開應用研究，但從總體上看，知識集成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理論研究與實踐還有一定的差距，針對知識源的異構性，知識系統的不可重用、不可重構、不可互操作，組織間知識表達方式不統一等問題，人們試圖通過知識網格、語義網、可擴展標記語言、資源描述框架和本體等技術提高知識集成的效果，但是不同的技術或解決方案有不同的側重點，因而在滿足人們的需求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隨著信息化應用的不斷擴展，各部門借助網絡實現業務協作的需求越來越多，迫切地要求數據的重用和知識的共享，知識集成實踐的發展不斷地為知識集成理論研究提供新的課題與契機，僅僅采用現有的一些方法、模型還遠遠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只有不斷開發新的知識集成工具，從多個角度綜合運用多種集成方法，同時對知識集成機理、策略、具體措施充分認識，才能真正有效地實施知識集成，從而提高組織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