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準則處理問題論文范文第1篇
(一) 綠化工程項目苗木收發存制度不完善
園林公司綠化工程項目的苗木使用數量是非常巨大的, 處于新時期背景下, 園林公司推進綠化工程建設時必須建立苗木零庫存, 減少苗木的盤虧和盤盈, 從而有效控制管理費用。然而在項目實際施展過程中, 大多數園林公司并沒有建立完善的收發存制度, 在苗木的采購、驗收與領取過程中相關入庫和出庫手續管理不能及時到位。在會計處理工作中, 也沒有建立完善的相應存貨制度, 這使得園林公司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很容易出現虛假采購苗木和虛假領取苗木等問題, 再加上苗木栽種環節無法避免的產生死亡和補栽, 從而給企業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 也十分不利于園林公司的管理和發展。
(二) 綠化工程項目完結后結轉收入不及時
結合實際操作情況進行分析, 完工程度和成本投入并屬于非常嚴謹地對應關系, 將成本投入當作完工程度參考依據并不科學, 比如工程事故引起返工, 原材料單價上調均會提高成本, 可是工程進度并沒有增加, 使得完工程度和成本不對應。目前, 我國大部分園林公司在內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問題, 企業按照完工百分比這種方法確認收入以及按照收入計提相應稅金, 在工程款的收入滯后工程實際進度的情況中, 建設方不得不墊付資金用于賦稅, 加重了付現成本壓力。
(三) 土地租賃費計費方式不合理
園林公司綠化工程項目具有施工周期長且施工項目繁多等特點, 當園林公司利用苗圃基地完成苗木安置工作后會產生一筆土地租賃費用, 且租賃費用基本以兩年為一個租賃期進行結算。如果按照傳統建筑工程項目的結算方法, 雖然每月都會按照期間費用分攤, 可是真正繳納時間卻需要等待撥款, 使得應交稅費結平周期過長, 工程完全清算之后才可以結平, 進而影響園林公司會計工作的準確性。因此, 站在收入核算規范性角度進行分析, 如果綠化工程施工周期在一年內, 會計人員需要先歸集成本, 直至結算時確認收入。針對施工周期超出一年的, 則按照完工百分比這一方法進行收入的確認。
二、園林公司綠化工程項目會計處理中存在問題的有效解決策略
(一) 建立完善的苗木收發存制度, 確保會計處理的準確性
苗木的收發存制度嚴重影響著綠化項目會計處理工作的準確性, 因此, 園林公司應建立完善的苗木收發存制度, 從而確保苗木的采購、驗收以及領取等各個環節的準確性, 有效避免隨意采購苗木和積壓苗木現象的發生。針對項目施工方為一般納稅人的, 施工整體分包, 不需要采購, 也能夠抵扣10%稅金;針對小規模施工而言, 苗木采購能夠抵扣10%稅金, 應該比價入庫。具體的實施過程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制定完善的苗木采購制度, 在苗木采購時, 要確保由公司的采購經理以及財務管理和項目管理人員簽字后在進行;其次, 在完成苗木采購工作后, 要確保苗木驗收的準確性, 必須由相關采購員和驗收員簽字后再入庫, 從而方便日后核查工作的開展;最后, 還要建立完善的苗木存貨盤點制度, 做好苗木的盤盈和盤虧工作, 并及時查明原因以及交給財務部進行處理。
(二) 提高企業人員的成本意識, 降低企業經營壓力
園林苗木的成活率并不能達到百分百, 并且, 園林的后期養護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因此, 園林公司的財務人員必須提高成本節約意識, 從而降低企業經營壓力。持續完善和創新結算管理制度, 具體來講, 財務人員首先要全面掌握綠化項目的實際情況, 依據以往的經驗制定合理的苗木價格統計表, 并配合采購人員做出苗木采購預算, 同時也要對采購人員上報的異常采購價格進行核實, 并且盡量降低采購成本;其次, 要聘用有經驗的綠化工進行苗木移栽, 從而降低苗木的死亡率, 降低綠化項目成本;最后, 財務人員還要合理控制人工費用的支出, 合理安排工期, 實時了解財務項目的具體情況與進度, 提高工作效率, 盡量減少人員開支。
(三) 提高財務人員的職業素養, 降低企業財務風險
為減少綠化施工項目的成本費用, 確保會計工作處理的準確性, 一定要嚴格考核財務人員的職業素質, 確保財務人員對園林綠化項目知識有充分的了解。同時, 也要定期開展人員培訓工作, 提高財務工作人員思想意識, 提高財務人員專業能力。定期進行項目管理與會計知識的培訓, 提升公司員工的職業素養, 確保財務工作并不局限于會計核算層面, 從而促進公司綠化項目可持續發展。
三、結語
綜上所述, 園林綠化工程對改善我國城市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促進我國園林綠化工程項目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園林公司相關管理人員應加大對園林綠化工程的研究力度, 堅持事實就是的原則, 及時發現園林綠化工程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并采取科學合理有效的措施進行有針對性的解決, 立足于生態林業發展理念, 在保證經濟效益的同時, 兼顧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實現, 從而促進生態、社會以及經濟效益協調發展, 推動我國園林綠化建設不斷發展和進步。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 城市園林綠化建設也應運而生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對促進城市綠化和改善人們生活居住條件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園林公司綠化工程項目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問題, 尤其是在會計管理工作方面, 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 也十分不利于我國城市園林建設的推進。因此, 本文分析了我國園林公司綠化工程項目在會計處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并探討了有效改進綠化工程項目在會計處理中存在問題的對策, 從而為相關工作人員提供參考, 不斷推進我國園林綠化工程項目發展。
關鍵詞：園林,會計處理,園林綠化
參考文獻
[1] 徐媛媛.園林綠化工程成本核算問題探討[J].中國鄉鎮企業會計, 2014 (6) .
[2] 馬榮春.淺析園林綠化公司工程項目的成本核算管理[J].中國經貿, 2015 (11) .
會計準則處理問題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隨著上市公司不斷出現商譽減值“爆雷”現象， 商譽減值成為商譽會計研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通過梳理國內外文獻， 分析商譽減值的原因、測試方法的合理性以及減值準備計提的準確性等問題。 并購產生的高溢價和業績補償承諾未實現是商譽減值的主要原因， 應繼續僅采用減值測試法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 但該方法存在操作復雜及成本高、商譽減值損失的確認不及時、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等缺陷， 應進行改進和完善。 此外， 商譽減值測試相關計量中， 對資產組（或組合）的劃分以及資產組（或組合）賬面價值和可收回金額的確定也存在一些問題。 未來可針對以上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商譽減值;減值測試法;資產組;可收回金額
一、引言
Wind資訊中我國上市公司數據顯示， 越來越多的企業確認商譽， 商譽總額大規模增長， 商譽減值頻繁出現“爆雷”現象， 給市場帶來波動， 嚴重影響市場的穩定和發展。 隨著巨額商譽減值準備的計提， 學術界對商譽減值的研究不斷深入， 研究范圍也越來越廣， 包括但不限于： 商譽減值的原因、商譽減值測試方法的合理性、是否需要重新引入攤銷法， 以及商譽減值準備計提的準確性。 對于這些研究， 有必要進行系統的梳理。
由于2018年及以后我國不斷出現商譽巨額減值現象， 因此本文以商譽減值測試為主線， 以“商譽減值”“商譽后續計量”等為關鍵詞搜索中文文獻， 以“Impairment of goodwill”“Follow-up measurement of goodwill”為關鍵詞搜索英文文獻， 檢索2018年及以后發表在國內外期刊上有關商譽減值測試的文獻， 從不同角度對相關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 并探討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意義在于： 就會計準則制定者而言， 通過對商譽減值測試相關文獻的梳理， 發現商譽減值測試方法存在的不足， 有利于其對該方法的修訂與完善; 就監管者而言， 指出在商譽減值測試過程中哪些方面需要重點監管， 有利于其把握監管重點， 規范商譽減值計提行為; 就學術界而言， 有利于學者們進一步了解該領域的研究現狀， 明確該領域未來研究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從而豐富商譽減值相關研究。
二、商譽減值的原因
現有文獻認為商譽減值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并購產生的高溢價、業績補償承諾未實現、管理層出現變更， 以及缺乏監管約束和追責機制。 其中， 并購產生的高溢價影響商譽的賬面價值， 業績補償承諾未實現影響商譽減值測試中可收回金額的評估， 這兩個方面決定了商譽減值結果的準確性。 因此， 本文主要從以上兩個方面進行綜述。
1. 并購產生的高溢價。 企業在并購前、并購時往往受多種因素的影響， 傾向于高溢價并購， 會增加商譽減值的風險。 并購前， 并購企業對市場前景判斷不清， 對被并購企業所處行業認識不夠， 并購時， 企業傾向于采用容易產生虛高定價的股份支付方式， 加之并購企業盡職調查存在缺陷， 往往對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優勢、客戶資源優勢、高端技術優勢形成的協同反應做出最佳評估假設， 從而產生高溢價并購。 當被并購企業并購投資效率下降時， 并購產生的協同效應收益不及支付的并購溢價， 將出現巨額商譽減值。 此外， 高溢價并購使得企業確認的商譽不符合商譽的本質。 高溢價并購使商譽包含太多的“雜質”， 成為合并價差的“容器”， 這部分商譽不能提升企業業績， 而是包含未來不能帶來超額收益的非商譽本質因素。 如果按照超額收益論的真實價值計量商譽， 將產生巨額商譽減值。 因此， 并購產生的高溢價是我國商譽減值出現亂象的原因[1] ， 且并購溢價率越高， 商譽減值的可能性越大[2] 。
2. 業績補償承諾未實現。 企業并購時， 并購雙方簽訂業績補償承諾的現象較為普遍， 業績補償承諾對商譽減值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企業并購時， 并購雙方簽訂的業績補償承諾傳遞了被并購企業未來發展前景良好的信號， 導致并購方往往輕易相信其簽訂的業績補償承諾。 在協議結束后， 被并購方難以繼續維持高效的經營能力， 未來收益能力下降， 但是并購方對盈利的預期仍然高于被并購方所能實現的經營成果， 商譽超額收益能力下降， 從而確認商譽減值損失。 此外， 企業簽訂業績補償承諾時， 財務報表外部使用者可以通過企業披露的信息對商譽減值進行監督， 一旦業績補償承諾未實現， 企業將不可避免地確認商譽減值損失。 所以， 簽訂的業績補償承諾未實現將導致并購方大額計提商譽減值準備[3] ， 且標的方實際經營業績與業績承諾中承諾的利潤偏離越大， 并購方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的金額越大[4] 。
上述研究分別從并購產生的高溢價以及業績補償承諾未實現兩個方面分析了商譽減值的原因。 學者們普遍認為： 企業高溢價并購時， 確認的商譽價值偏高， 違背了商譽的超額收益論本質， 導致商譽在初始確認時就隱藏減值風險; 業績補償承諾是否實現是確定可收回金額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 也是投資者監督企業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的工具。 然而， 大部分文獻側重于研究企業在并購時存在哪些因素會導致高溢價， 而關于高溢價對商譽減值產生的影響的研究過于淺顯。
三、商譽減值測試的方法
2006年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規定， 商譽的后續計量方法由攤銷法變為減值測試法， 這給企業股價帶來了一定的波動， 不利于市場的穩定發展。 尤其是2018年上市公司集中計提巨額商譽減值準備導致股價暴跌后， 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商譽減值測試法的合理性展開了激烈討論。
1. 操作復雜及成本高。 減值測試法特別復雜， 需要測算潛在減值的現金產出單元的所有資產負債的公允價值， 費用高、耗時長， 尤其是當資產組（或組合， 下同）的規模較大時， 基于資產的預期收益估計的可收回金額的判斷將導致較高的成本[5] ， 該成本甚至超過商譽減值信息的收益。 因此， 應簡化商譽減值測試法， 提升商譽減值測試的有效性。 為此，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于2020年3月發布《企業合并——披露、商譽和減值（討論稿）》， 提出可以取消部分限制內容， 以及允許使用稅后現金流量和稅后折現率; 李玉菊[6] 認為， 可以在商譽減值測試前使用定性分析方法， 對企業的環境因素、成本因素等進行定性評估; 魏星宇[7] 認為， 應明確商譽減值的跡象和測試時點， 當企業經營出現較大變化時， 對商譽進行減值測試。 此外， 還有學者建議， 去掉商譽減值測試的第一步， 直接進入第二步[8] ， 從而提高商譽減值測試法的可操作性。
上述措施理論上可以達到簡化的目的， 但是事實上， 這樣做無疑又進一步增加了商譽減值測試的主觀操作性。 因為管理層更有機會主觀決定商譽減值測試的時間及商譽減值的金額， 而財務報表外部使用者更加難以對商譽減值測試過程及結果形成有效監督， 反而增加了監督和核實成本。
2. 商譽減值損失的確認不及時。 由于商譽減值測試是一種間接測試， “凈空高度”使得商譽減值損失無法及時確認。 現行方法未充分考量合并方自創商譽， 資產組的賬面價值被低估， 資產組中包含的未經確認的內部商譽等因素對其外購商譽減值起到庇護效應。 此外， 當企業受到的監管較弱時， 其對市場經濟的反應較慢， 尤其是對商譽經濟價值下降反應遲鈍。 在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時， 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企業根據減值跡象確認商譽減值損失， 大部分企業往往等業績真正滑坡時才計提商譽減值準備。 商譽減值測試更多流于形式， 而沒有對企業減值風險進行有效識別， 有些商譽減值準備的計提甚至是在企業經濟狀況下滑后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后才進行的， 對商譽的賬面價值和財務報表的可信度產生不利影響。
為了提高商譽減值測試的及時性， 有學者認為， 可以考慮“凈空值法”， 即在并購日將現金產出單元的可收回金額高于其賬面價值的部分計入未確認凈值， 在減值測試日將未確認凈值與現金產出單元的賬面價值相加， 與當日可收回金額進行比較， 進而確定商譽減值金額[8] 。 但是， 也有學者認為“凈空值法”值得商榷， 因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凈空值的掩護效應， 需要準確識別并合理計量企業未確認的無形資產， 這將導致無形資產計量在理論和操作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9] 。 更重要的是， “凈空值法”不易被財務報表編制者和使用者理解， 更多地依賴于會計人員的主觀判斷， 進而增加商譽減值測試的復雜性和主觀性。 此外， 有學者提出一種新的商譽減值會計模式， “用現在檢驗過去對未來的預期”， 即基于并購后企業現在的實際業績與購買日預期業績的比較計算商譽減值數額[10] 。
由于并購前企業的自創商譽和不符合確認標準的自創無形資產等價值未計算在減值測試日資產組的賬面價值中， 以及在監管力度較小的環境下， 企業未及時反映減值風險， 導致商譽減值損失的確認不及時。 在理論上可以采用“凈空值法”， 但是實務中如果引入“凈空值法”， 不僅需要考慮“凈空值法”包含的會計估計和主觀判斷有降低減值結果可靠性的風險， 會增加商譽減值測試的成本， 而且需要考慮并購時計算的未確認凈值是否會在以后期間發生變化， 是否每次在商譽減值測試日都需要重新計算其價值， 以及如果需要重新計算， 應如何計算未確認凈值的價值。 因此， “凈空值法”目前尚不完善， 盲目引入可能導致“弊大于利”的結果。
3. 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商譽減值測試不僅需要綜合考慮商譽所在資產組的宏觀環境、行業環境等不確定性因素， 而且包括許多假設條件， 使得商譽減值結果不可驗證， 財務報表外部使用者很難判斷商譽減值相關信息是否正確， 一旦理解或計算不準確， 將影響會計信息的可靠性。
對于商譽是否減值、何時減值、具體減值金額為多少， 企業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 其往往會根據自身利益最大化確定商譽減值測試的參數值， 傳達對企業業績的期望。 例如： 在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時， 管理層增加或者減少一個百分點的折現率， 可能導致估計的資產組可收回金額減少或增加10%以上。 對于徘徊在虧損邊緣的企業而言， 其將有強烈的動機利用商譽減值測試進行盈余操縱[11] 。 管理層通過擇機計提商譽減值準備， 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5] ; 或通過選擇商譽減值準備計提時機和計提規模， 使計提的商譽減值金額對企業未來業績的影響最小[12] 。 例如， 當企業扭虧無望時， 其可能采取“破罐子破摔”的方法， 在虧損年度計提大量商譽減值準備[13] 。 又如， 企業商譽減值準備的計提成為與其他資產減值互為補充的盈余管理手段， 當商譽減值將導致資產總額減少、資產負債率提高時， 為了避免出現技術性違約， 企業將利用商譽減值進行盈余管理[14] ， 往往傾向于選擇不確認已經發生的商譽減值損失。
上述文獻分別從商譽減值測試方法本身存在較多人為估計和主觀判斷， 以及管理層在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時存在盈余管理動機兩個方面研究商譽減值測試的自由裁量權， 但是對于如何采取措施降低商譽減值測試的自由裁量權仍然未引起廣泛關注。 例如， 可以增加商譽減值測試過程中的信息披露， 明確應披露的內容， 引入更加規范化的商譽減值操作流程， 降低商譽減值測試過程中的主觀判斷， 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 減少其利用商譽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機會， 從而降低自由裁量權。
四、減值測試法與攤銷法的抉擇
基于上文提出的商譽減值測試方法的局限性， 有學者認為可以在現有商譽減值測試法的基礎上重新引入攤銷法， 但也有學者認為應該繼續僅使用減值測試法， 并對該方法進行了完善和改進。
1. 重新引入攤銷法。 有學者建議重新引入攤銷法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 逐步降低高額商譽的賬面價值， 促使管理層對并購承擔責任[9] 。 由于合并商譽將最終成為企業自創商譽的一部分， 應在有限期限內攤銷， 減少企業對利潤的操縱， 因此現階段可單獨使用攤銷法。 也有學者建議采用攤銷法與減值測試法并用的模式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5] 。 以上兩種方法各有利弊， 僅使用一種方法過于專斷。 考慮到商譽后續計量的實踐問題和目前會計準則處于從以利潤表為中心向以資產負債表為中心過渡的混沌階段， 應該把商譽視為一個“費用庫”進行分年度攤銷， 同時進行減值測試。 還有學者對商譽攤銷的具體時間進行了研究， 認為可以選擇在合并后前3年攤銷、3年后攤銷和減值并行的方法[11] 。 此外， 由于目前無法準確計量商譽的真正價值， 商譽的后續計量也可采用“沖銷業績+攤銷+減值測試”的方法。
總之， 商譽減值是“加速” 釋放風險， 而攤銷是“均勻”釋放風險， 重新引入攤銷法不僅可以使結果更穩定， 而且可以提高商譽的信息質量， 減少商譽減值的自由裁量權， 降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彌補單純減值測試法的不足。 對于攤銷年限， 有學者認為可以規定商譽的最低攤銷年限[15] ， 從而逐步消除高額商譽產生的不良后果。
2. 繼續僅使用減值測試法。 理論上， 減值測試法與我國現階段的會計環境相適應， 可以提供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 體現資產負債表觀的立場。 實務中， 企業單純采用減值測試法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可以提高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 反映商譽的潛在經濟價值。 至于商譽減值測試在操作中存在一定難度， 可以對其進行進一步修正， 從而提高實際可操作性。 此外， 有學者認為， 在處理會計問題時， 會計準則應給予企業更多的判斷權力， 對于商譽減值的問題， 可以通過進一步完善商譽減值測試法來克服其局限性[16] 。 也有學者從商譽的屬性角度出發， 支持繼續僅使用減值測試法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 因為商譽作為一項資產， 其價值并不必然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出現衰減， 從而導致難以準確估計其使用壽命和耗減模式[17] ， 因此采用攤銷法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存在不合理之處。 還有學者之所以質疑商譽減值測試法， 是因為現階段沒有提供“好的”商譽減值會計處理方法[18] ， 導致現階段采用該方法產生負面后果， 而不是在于商譽減值測試法本身的優劣。
綜上， 學者們對減值測試法與攤銷法的抉擇各執己見。 支持引入攤銷法的主要原因是： 攤銷法每年攤銷部分商譽價值， 對企業利潤產生影響， 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的盲目并購活動， 減少管理層操縱盈余的機會。 而支持減值測試法的主要原因是： 商譽減值提供的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 可以通過披露的減值信息更好地反映企業的經營風險， 有利于投資者決策。 根據我國目前的市場環境， 結合商譽的本質進行分析， 單純采用減值測試法更合理。 雖然商譽攤銷可以降低成本， 減少主觀性， 但其難以真實反映商譽價值， 會降低會計信息的有用性。 在目前上市企業普遍擁有巨額商譽的情況下， 采用攤銷法將會嚴重影響企業利潤， 甚至產生退市風險。 因此， 建議目前仍僅采用減值測試法對商譽進行后續計量， 但針對減值測試法的不合理之處， 應該進行改進和完善。
五、商譽減值測試的相關計量
商譽減值測試相關計量中最為關鍵的兩個部分是合理劃分資產組， 以及在此基礎上確定資產組的賬面價值和可收回金額。 因此， 本部分主要從資產組的劃分、可收回金額的計量兩方面進行綜述。
1. 資產組的劃分。 《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CAS 8）規定， 資產組的認定應當以資產組產生的主要現金流入是否獨立于其他資產或者資產組的現金流入為依據。 在實務中， 大部分企業對獨立產生現金流的理解不一致， 導致對資產組管理混亂。 企業對商譽相關資產組是否包含營運資金存在不同的處理方式， 確定資產組的范圍不一致。 對資產組的認定存在困難， 相關認定不符合資產組的概念。 對資產組未進行充分辨識， 確定的資產組不符合會計準則的要求， 對于相同的資產， 往往進行不同資產組的劃分， 導致商譽減值金額不一致。
針對以上問題， 應以企業合并時的交易目的為出發點， 圍繞經濟實質確定資產組， 并與商譽初始計量時保持一致。 CAS 8提出， 商譽相關資產組是能夠從企業合并的協同效應中受益的資產組。 因此， 資產組的認定應考慮的協同效應除了包括與收購方和被收購方有直接業務關系而產生的業務協同效應， 還應該包括管理協同效應、品牌協同效應等。 此外， 可以擴大商譽減值測試時資產組的認定范圍， 將保持原有業務不變的子公司當作一個資產組， 根據企業內部管理狀況對資產組進行合理認定， 也可以考慮把企業所有相關資產整體作為商譽減值測試對象。
2. 可收回金額的計量。 CAS 8規定， 資產組的可收回金額應按照該資產組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與其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之間較高者確定。 實務中， 可收回金額的計量更多依賴于市場的完善程度和財會人員的職業判斷。 在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時， 企業對現金流等參數的估計有很大的主觀性， 可通過選擇和收購時不一致的估值技術達到人為調節減值測試結果的目的， 可以通過削減研發支出、加快收回應收賬款等措施增加企業當期的現金流， 達到延遲確認商譽減值損失的目的。
一方面， 在計算資產組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后的凈額時， 由于公允價值難以準確核實[19] ， 具體數值存在不確定性， 企業可能對公允價值隨意估計， 加之會計準則對商譽的價值判斷包含人為誤差， 使得對于資產組是否包含商譽價值的判斷難度高， 容易出現減值金額不準確的情況。 企業可能忽略一些凈資產非經營性變化因素對資產組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產生的影響， 如在進行商譽減值測試前進行分紅， 將應減值的商譽變為不減值[17] 。 另一方面， 在計算資產組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時， 由于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測是在未來決策以及未來宏觀經濟狀況的基礎上決定的， 企業對未來現金流量預測使用的關鍵數據與外部信息存在較大的偏差， 沒有充分考慮企業經營變化等方面的影響。 對稅前折現率的計算方式不統一， 同行業不同企業采用的折現率差異較大， 在企業經營未發生重大變化時， 同一企業在不同會計期間采用的折現率差異也較大。
針對以上問題， 應合理確定影響可收回金額的參數， 提高商譽減值會計信息的謹慎性和可靠性。 就折現率而言， 其應當反映當前市場貨幣時間價值， 且與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的估計基礎相一致， 因此確定的折現率應當與特定資產組相關的風險報酬率保持一致， 還要考慮折現率受對賭協議的影響， 調整協議期間的折現率。 就現金流量預測而言， 可以按資金占用環節預測營運資金， 以資產當前狀況為基礎， 考慮資產在持續使用過程中預計產生的現金流入、所必需的預計現金流出以及資產使用壽命結束時的處置價值， 并結合企業最近的財務預算或預測數據， 預測資產組未來現金流量[17] 。
在商譽減值測試相關計量中， 合理劃分資產組是基礎， 準確確定資產組的賬面價值和可收回金額是關鍵。 在資產組的劃分方面， 學者們分別從緊扣資產組的定義、圍繞并購交易實質、考慮并購協同效應以及擴大認定范圍等角度展開分析。 在可收回金額的計量方面， 學者們分別從折現率和現金流量預測等角度進行研究。 但是， 提出的改進措施僅停留在理論層面， 沒有給出實務中具體的操作方法。 此外， 相關研究未涉及如何在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時合理確定資產組的賬面價值， 這將影響商譽減值測試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六、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盡管商譽減值相關研究越來越豐富， 但是還需要進行進一步拓展與完善。
1. 確定商譽是否是資產以及商譽是否具有消耗性是研究的基礎。 應明確商譽的本質屬性， 解決隨著時間的流逝， 商譽價值是否一定出現消減、是否有出現增值的可能， 以及商譽的使用壽命是否有限等問題， 以為商譽初始確認及后續計量奠定基礎， 未來可以對上述方面進行深入分析。
2. 研究商譽減值測試方法是重點。 針對商譽減值測試法存在的高成本問題， 在不影響商譽減值信息可靠性的基礎上， 可以規定具體的定性評估程序， 加強定性評估相關披露， 有效地簡化商譽減值測試。 針對減值測試法與攤銷法的抉擇， 大部分研究僅僅是羅列攤銷法和減值測試法的優缺點， 而未更深入地研究兩種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在具體實施中過程產生的問題， 這也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3. 研究商譽減值測試中的計量問題是難點。 如何更準確地計提商譽減值準備、提高商譽減值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至關重要。 只有準確確定資產組的賬面價值， 商譽減值測試的結果才更加可靠。 因此， 還可以對商譽減值測試中資產組賬面價值的合理確定進行研究。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張為國，解學竟.商譽會計準則：政治過程、改革爭議與我們的評論[ J].會計研究，2020（12）：3 ～ 17.
[2] 劉喜和，王潔遠.溢價并購、商譽減值與股票收益率波動效應[ J].金融經濟學研究，2019（3）：83 ～ 93.
[3] 李晶晶，關月琴，魏明海，謝素娟.商譽、準則與制度：萬億商譽資產之謎[ J].經濟管理，2020（12）：151 ～ 167.
[4] 田國雙，古曼佳.業績補償承諾對商譽減值的影響研究[ J].會計之友，2020（13）：58 ～ 63.
[5] 宋建波，張海晴.商譽后續計量方法的探討：預期導向還是經濟后果導向[ J].財會月刊，2019（3）：3 ～ 8+178.
[6] 李玉菊.商譽會計準則：存在的問題與改進建議[ J].證券市場導報，2018（3）：34 ～ 40.
[7] 魏星宇.加強我國上市公司商譽減值管理的建議[ J].財務與會計，2019（8）：79.
[8] 王丹，王璨，孫自愿.中外商譽減值核算模式差異性比較[ J].財會通訊，2020（7）：152 ～ 155.
[9] 李明，彭川.商譽理應減值還是攤銷？——兼評IASB《討論稿》[ J].會計研究，2021（1）：26 ～ 43.
[10] 謝紀剛，張秋生.上市公司并購的價值構成與商譽減值會計新模式——兼論《企業合并：披露、商譽與減值（討論稿）》[ J].會計研究，2020（12）：18 ～ 28.
[11] 任永平，鐘潔晴.我國企業商譽后續計量方法探析[ J].財會月刊，2020（3）：54 ～ 59.
[12] 何瑛，李雯琦.基于管理者行為的掌趣科技商譽減值剖析[ J].財會月刊，2020（1）：10 ～ 18.
[13] 陶曉慧，林子昂，錢淑瓊.商譽減值政策的市場反應研究——以創業板公司為例[ J].會計之友，2020（23）：96 ～ 102.
[14] 陸正華，戴其力，馬穎翩.上市公司合并商譽減值測試實證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視角[ J].財會月刊，2010（11）：3 ～ 6.
[15] 毛新述，岳新瑜，李紫陽.商譽后續計量方法的選擇：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 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21（4）：49 ～ 62.
[16] 陸正飛.商譽減值與攤銷：該選擇誰——基于準則演進與文獻回顧的認識[ J].財會月刊，2021（7）：8 ～ 12.
[17] 王仁平，張旻逸.商譽減值測試探究[ J].中國注冊會計師，2019（4）：91 ～ 93.
[18] 張金若，陳秋碧.信息披露視角下的商譽減值會計準則改革[ J].財會月刊，2020（24）：51 ～ 58.
[19] 苑澤明，李萌.并購商譽的后續計量：減值抑或攤銷——基于股票市場“黑天鵝”事件的思考[ J].財會月刊，2019（12）：3 ～ 9+178.
（責任編輯·校對： 陳晶 喻晨）
會計準則處理問題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以真實活動操控的盈余管理為研究視角，傳統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的會計處理在彈性原則的基礎上比較。本文通過真實活動操縱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提出真實活動操縱的會計處理方法的幾種選擇。
【關鍵詞】真實活動；盈余管理；會計彈性
傳統的盈余管理是公司經營者利用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選擇空間來實現的，它是基于應計項目操控的盈余管理。真實活動操控的盈余管理在最近幾年才開始受到國際學術界青睞，但國內關于真實活動操控的研究極少，張俊瑞、李彬等（2008）首次驗證了微盈公司相對于非微盈公司存在利用銷售操控、費用操控和生產操控來實現保盈目的的真實活動操控行為。當前國際學術界關于真實活動操控的盈余管理的有限研究主要包括真實活動操控盈余管理的方式識別（經營活動、投資、財務活動）、影響因素（董事會獨立性、CEO執業觀念等）、經濟后果（極大地降低長期獲利能力、改變公司資本結構、相互影響、對公司未來績效的長遠影響、潛在成本）、投資者對真實活動操控盈余管理的反應、應計項目操控與真實活動操控的相互影響及管理者對之選擇的“啄序”理論等幾個方面。
一、傳統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的會計處理不同
（1）基于應計項目的盈余管理與會計處理。從Healy
（1985）、DeAngelo（1988）等學者以總應計項目為視角研究盈余管理以來，基于應計項目的盈余管理研究得到了蓬勃發展，成為會計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McNichols，2000）。應計項目操控是通過會計政策選擇、會計估計變更等會計方法（例如少提壞帳費用、推遲攤銷費用等等）來管理盈余。由于應計項目有回轉的特性，企業調整應計項目而管理盈余的能力是有限的，會計彈性制約著管理盈余的程度。作者認為當期盈余操控可能受到前期應計項目調整的限制，并研究了在前期調整應計項目而在后期又轉回時對盈余目標（平滑利潤、降低債務成本和最小化所得稅）的影響。Jiambalvo（1996）在評論中認為，對盈余管理的研究一定要關注以前會計政策的選擇，因為前期的會計處理會對后期的盈余管理產生影響。（2）基于真實活動的盈余管理與會計彈性處理。Schipper（1989）是最先把真實活動操控包含在盈余管理內容中的學者之一，她提出盈余管理是“一種有目的地干預對外財務報告而獲取某些私有收益的行為，并認為‘真實’盈余管理通過適時性的財務決策來改變報告盈余，它也是盈余管理的范疇”。國外對公司利用真實活動管理盈余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投資行為操控上。Bens等（2002）發現公司為了減緩因行使股票期權而對每股盈余的稀釋時，經理人員會減少研發開支和資本性支出。Roychowdhury（2006）認為公司通過降低研發開支和利用價格折扣等真實活動的操控方式來管理盈余，并構造了真實活動操控的評價模型，得出微盈公司通過操控真實活動來避免虧損的結論。作者在借鑒Barton和Simko（2002）的度量會計彈性方法的基礎上，發現當會計彈性高時，經理更可能利用應計項目而不是削減研發費用開支（R&D）管理盈余；當會計彈性低時應計項目調整受限，經理更可能削減研發費用（R&D）管理盈余同時，會計彈性的量化仍顯不足，因為會計彈性可能與行業特征高度相關DeFond（2002）。本文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考慮行業特征對會計彈性影響的基礎上，以我國A股市場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揭示會計彈性與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關系。
二、真實活動操縱的原因和方式
（1）由于會計準則的日益完善和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強，利
用會計處理方式（會計造假和應計利潤管理）來管理盈余的空間將越來越小，風險也越來越大。（2）公司操控應計利潤的能力可能受到公司經營和以前年度的應計利潤的限制。因為從長期來看，公司的應計制會計利潤等于現金制會計利潤，應計利潤的操控能力存在此消彼長的現象。（3）應計利潤管理一般發生在年末至盈余公告之前，公司不能確定對應計利潤的管理是否被外部審計師發現及認同。真實活動盈余管理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幾種：一是費用操控，例如減少研發開支、廣告開支和員工培訓開支等等；二是銷售操控，例如異常地削價促銷和放寬信用條件等等；三是生產操控，例如利用規模效應，大量生產產品降低單位產品成本，提高收益；四是出售固定資產和證券投資等；五是股票回購，提高每股盈余。
三、真實活動操控的會計處理方法的選擇
通過日常經營與投資活動操控盈余：（1）降低可操控費用。Baber等（1991）以1977～1987年的438家美國工業公司超過銷售收入1%的R&D研發費用為樣本，研究發現公司通過降低研發費用來增加盈余。Dechow和Sloan（1991）以1974～1988年的405家美國制造類公司每年的巨額R&D研發費用為樣本，指出高管恰好在任職末年的公司且同時R&D研發費用比上年顯著下降，就可確認該公司存在潛在操控研發費用的盈余管理行為，研究證明CEO在他們任職末年會投入更少的研發費用以增加短期盈余。Perry和Grinaker（1994）以1972～1990年的99家存在R&D研發費用的公司為樣本，用一個R&D研發費用期望模型估計出了研發費用的正常水平，然后用公司實際發生的研發費用減去估計的正常水平以得到異常研發費用，以此測度研發費用操控活動。（2）長期資產銷售。Bartov（1993）以1987～1989共653家以資產銷售收入作為主營業務收入的公司年度為樣本，檢驗了長期資產銷售收入、資產配置與資產銷售前當期稅前收入變更的關系，研究發現公司會相機安排長期資產銷售與投資活動，以期平滑盈余和減輕債務契約的壓力。Black等（1998）以1985～1995年存在長期資產銷售業務的共503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公司年度和696家英國公司年度作為樣本，同樣檢測了公司當年度長期資產銷售收益（或損失）及資產銷售收入與售前當期稅前盈余變更的關系，結論與Bartov（1993）相反，并無證據證明在這些國家的公司中存在通過資產銷售操控來評價盈余的情況，這可能與這些國家屬于英美法系（習慣法）有關。（3）對經營與投資活動通過可供選擇的靈活會計處理方法實施分類操控。Healy和Wahlen（1999）提出“當管理層在財務報告過程中使用會計自由裁量權以及通過組合交易以期改變財務報告結果時，盈余管理便會發生”。Dye（2002）將組合交易描述為“分類操控”。已有一些文獻證實了管理層會通過對多樣化的商業交易分類組合操控來增加報告盈余或提高財務杠桿比率的實例。
四、結論與局限性
在考慮行業特征對會計彈性處理影響的基礎上，通過對比分析在不同的會計彈性下真實活動操控程度的差異，驗證了會計彈性處理與真實活動操控程度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拓展和豐富了盈余管理的研究方向和內容，另外真實活動操控盈余管理的方式選擇和識別體現在其特征上管理層通過實際商業活動操控來管理盈余，這都將對公司經濟后果和獲利能力，改變公司資本結構和相互影響，對公司未來績效的長遠影響、潛在成本、投資者對真實活動操控盈余管理的反應都將產生長遠影響。雖然本文借鑒常用的幾種會計處理方法來度量真實活動盈余管理，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對其他真實活動操控的行為還未全面考察和分析，需有待進一步研究。
參 考 文 獻
[1]陸正飛，魏濤.配股后業績下降：盈余管理后果與真實業績滑坡[J].會計研究.2006（8）：52～59
[2]Daniel A.Cohen，Aiyesha Dey，Thomas Z.Lys.Real and Accru
-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 Oxley Peri
-ods.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efm？abstractid=813088.
2007（6）
[3]張瑞俊，李彬，劉東霖.真實活動操控的盈余管理研究——基于保盈動機經驗證據[J].數理統計與管理.2008（5）
[4]李國朝.我國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產生的原因及對策[J].企業導報.2010（12下）
會計準則處理問題論文范文第4篇
摘 要：2006年2月15日頒布的新會計準則，使我國的會計準則在與國際會計準則趨同方面又前進了一大步，為我國各類企業現有的經濟業務提供了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的新標準，并對我國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和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發布的企業會計準則中，長期股權投資方面也有較大變化。本文通過新舊準則下的長期股權投資的比較，對其變化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分析，并對其指導實踐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闡述，以便于會計人員更好地理解和運用。
關鍵詞：長期股權投資 會計準則 權益法 成本法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不斷完善，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之外，投資活動也日益成為企業極為普遍和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在實際工作中關于“長期股權投資”的會計處理一直是重點，難點。長期股權投資是指通過投資取得被投資單位的股份。企業對其他單位的股權投資，通常是為長期持有，以及通過股權投資達到控制被投資單位，或對被投資單位施加重大影響，或為了與被投資單位建立密切關系，以分散經營風險。股權投資通常具有投資大、投資期限長、風險大以及能為企業帶來較大的利益等特點。長期股權投資依據對被投資單位產生的影響，分為以下四種類型：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響、無控制。
一、新舊準則下的長期股權投資的比較
1.適用范圍變化。CAS2（2014）明確規范權益性投資包括：對被投資單位實施控制、對被投資單位重大影響的權益性投資，對被投資共同控制的權益性投資。原持有的對被投資單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并且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的權益性投資按照適用《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2.風險投資機構、共同基金以及類似主體持有的、在初始確認時以公允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投資性主體對不納入合并財務報表的子公司的權益性投資，以及本準則未予規范的其它權益性投資，適用《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3.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成本確定。第五條 企業合并成本的長期股權投資，應當按照下列規定確定其初始投資成本：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合并方以支付現金、轉讓非現金資產或承擔債務方式作為合并對價的，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作為合并對價的，應當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在最終控制方合并財務報表中的賬面價值的份額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
4.刪除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時按照權益法調整對子公司投資的要求。
5.整合各項準則解釋的相關內容。
二、主要變更內容及難點
1.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長期股權投資初始計量。
1.1合并方以支付現金、轉讓非現金資產或承擔債務方式作為合并對價。借方記入長期股權投資（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在最終控制方合并財務報表中的凈資產的份額+最終控制方收購被合并方形成的商譽）貸方記入負責（承擔債務賬面價值）、 資產（投出資產賬面價值）、資本公積——資本溢價或股本溢價（差額，可能在借方）。長期股權投資（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在最終控制方合并財務報表中的賬面價值的份額）兩種情況：
1.1.1子公司賬面價值*購買股權比例。
1.1.2首次非同一控制取得子公司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持續計算*購買股權比例+商譽。
1.2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作為合并對價的。借方記入：長期股權投資—投資成本（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權益在最終控制方合并財務報表中的凈資產的份額+最終控制方收購被合并方形成的商譽）貸方記入股本（發行股票的數量*每股面值）、資本公積—股本溢價（差額）。權益性證券發行費用記入資本公積—股本溢價
2.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購買方應當按照確定的企業合并成本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一次交換交易實現的企業合并：合并成本包括購買方在購買日為取得對被購買方的控制權而付出的資產、發生或承擔的負債以及發行的權益性證券的公允價值。購買方為進行企業合并發生的各項直接相關費用應當計入當期損益，該直接相關費用通常是指購買方為企業合并發生的審計、法律服務、評估咨詢等中介費用以及其他管理費用，不包括為企業合并中發行權益性證券發生的手續費、傭金等費用。企業合并發行的債券或承擔其他債務支付的手續費、傭金計入負債初始確認金額；發行權益性證券發生的手續費、傭金等費用沖減資本公積（股本溢價），資本公積（股本溢價）不足沖減的，沖減留存收益。無論是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還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形成的長期股權投資，實際支付的價款或對價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發放的現金股利或利潤，應作為應收項目處理。
2.1合并方以支付現金、轉讓非現金資產或承擔債務方式作為合并對價應在購買日按企業合并成本，借方按購買日企業合并成本記入長期股權投資并按支付合并對價的賬面價值記入有關資產貸方。相關審計、法律服務等相關費用記入管理費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投出資產為非貨幣性資產時，投出資產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額應分不同資產進行會計處理：
2.1.1投出資產為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其差額計入營業外收入或營業外支出。
2.1.2投出資產為存貨，按其公允價值確認主營業務收入或其他業務收入，按其成本結轉主營業務成本或其他業務成本。
2.1.3投出資產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其差額計入投資收益?？晒┏鍪劢鹑谫Y產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其他綜合收益”也應一并轉入“投資收益”；交易性金融資產持有期間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也應一并轉入“投資收益”。
2.1.4投出資產為投資性房地產的，應區分其后續計量模式：若采用成本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應按公允價值確認其他業務收入，按其賬面價值結轉其他業務成本；若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計量的，應該按公允價值確認其他業務收入，按其賬面余額結轉其他業務成本，同時結轉持有期間確認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和轉換時形成的其他綜合收益。
2.2合并方以發行權益性證券作為合并對價的。按發行股票的數量*每股市價記入長期股權投資—投資成本科目并按發行股票的數量*每股面值記入股本科目貸方差額記入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科目。權益性證券發行費用記入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科目
2.3后續計量。成本法的核算。被投資單位宣告發放現金股利按照持股比例計算享有被投資單位宣告發放的現金股利或利潤借記應收股利貸記投資收益權益法，是指投資以初始投資成本計量后，在投資持有期間根據投資企業享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份額的變動對投資的賬面價值進行調整的方法?？颇吭O置
長期股權投資—投資成本（投資時點）
—損益調整（持有期間被投資單位凈損益及利潤分配變動）
—其他綜合收益（持有期間被投資單位其他綜合收益變動）
—其他權益變動（持有期間被投資單位其他權益變動）
按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變動調整7項：調整后的凈利潤、調整后的凈虧損、發放現金股利、其他綜合收益增減、資本公積增減。其他綜合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長期股權投資權益法、自用資產轉換成公允價值模式投資性房地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轉換持有至到期投資、以后會計期間在滿足規定條件時將重分類進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項目。采用權益法核算的長期股權投資，在確認應享有或應分擔被投資單位的凈利潤或凈虧損時，在被投資單位賬面凈利潤的基礎上，應考慮一下因素的影響進行適當調整：
2.3.1以取得投資時被投資單位各項可辨認資產等的公允價值為基礎，對被投資單位的凈利潤進行調整。
2.3.2投資企業在采用權益法確認投資收益時，應抵消與其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之間發生的未實現的內部交易損益。投資企業在采用權益法確認投資收益時，應抵消與其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之間發生的未實現內部交易損益。
會計準則處理問題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采用我國2005-2010年77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檢驗了現金流不確定性與現金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在控制了股利政策其他主要影響因素的情況下，現金流不確定性與現金股利支付傾向呈正相關，而與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呈顯著的負相關。
關鍵詞：現金流不確定性 現金股利的支付傾向 現金股利的支付力度
自Lintner（1956）在《公司在股利、留存收益和稅收中的收入分配》一文中提出股利政策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長期成長趨勢有關，并推斷現金流的穩定性是股利發放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Brav等和Michaely（2005）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CFO認為現金流不確定性是股利發放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且公司采取回購股票方式以改變股票被低估的現狀。迄今為止，學術界從實證角度對股利政策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然而對現金流不確定性關注不夠?；诖?，本文利用我國2005-2010年77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分析現金流不確定性對公司股利政策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國外學者對股利政策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信號理論和代理理論是兩大主流觀點。信號理論認為股利政策的變化代表著公司經營狀況的變化，當公司現金流的不確定性大時，股利支付率將變小，從而傳遞出公司未來的風險大的信號?，F金股利信號的研究始于Lintner（1956）對美國1945-1953年28家上市公司關于公司在股利、留存收益和稅收中的收入分配問題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表明股利變化與公司長期的凈收益呈正相關。但正式提出股利信號的概念是Miller和Modigliani（1961），其指出股利的任何變化都會被投資者作為未來獲利能力的信號進行評估。Saeid等通過對德黑蘭證交所（TSE）2006—2010年上市公司數據進行研究，得出結論是現金流的不確定性與股利政策之間的關系成負相關。代理理論認為當現金流的不確定性大時，股東為了防止管理者過度浪費資金或者納入己馕，減少代理成本，公司應該多發放股利。代理理論最早被用來解釋股利政策的是Rozeff（1982），其通過對64個行業1000家上市公司連續五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得出代理成本對股利支付率有顯著影響。Jensen（1986）認為自由現金流量應完全交付股東以降低代理人可支配的現金流，同時在資本市場上更新籌集再投資計劃所需的資金將受到控制，由此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二）國內文獻 相比國外兩種股權結構模式，我國在經濟體制建設的過程中，經股權分置改革后，存在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就必然存在著信號傳遞和代理問題。姜秀珍等（2004）結果表明現金流不確定性與每股股利的支付成負相關。王愛蓮（2010）研究表明，現金流不確定性越大，公司越傾向于不支付或支付較少股利。白楊（2011）運用同樣的測量方法研究2009-2010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數據，結果支持上述觀點。閆榮城等（2011）研究表明，現金流不確定性與上市公司支付傾向具有顯著相關，但是與支付力度不相關。王珊珊和鄧路（2009）研究表明現金流不確定性高的公司發放現金股利的傾向較低，隨著現金流不確定性的增加，公司削減股利的可能性顯著增加，如果現金流不確定性增大，現金流減少，公司增加股利的可能性顯著下降。因此，已有文獻以現金流不確定性為切入口研究其對股利政策影響的文獻均反映出現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政策支付力度成負相關，符合信號理論。晏艷陽和陳共榮（2001）、陳洪濤和黃國良（2006）研究均表明股利支付可以減低代理成本。魏剛（2000）提出股利政策既可以減少代理成本，又可以作為一個信號，向投資者傳遞公司持久盈利的信息。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從信號理論角度出發，上市公司股利發生變化意味著公司預期業績及盈利能力將變化?，F金流不確定性較高意味著未來風險較大，公司的價值將降低，公司將減少股利的發放。同時，外部融資受到金融約束的影響，公司將增大內部融資，從而降低股利的發放。投資者認為公司具有足夠的實力并能產生足夠量的現金流才選擇發放現金股利，股利支付力度增加意味著管理者對公司可持續發展能力充滿信心，且存在足夠的現金流以滿足預期資金需求。同時，財務保守行為通過采取措施提高公司現金流持有量的充足性，以應對外部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當現金流不確定性增加時，管理者將減少現金股利的發放額，增加利潤的內部留存額以緩解未來資金困境。另外，從代理理論角度出發，我國上市公司的代理問題主要是因為投資者和管理者利益不同，投資者希望管理者發放現金股利以獲得紅利，管理者偏好于公司可支配現金流增加而不以現金股利方式發放于投資者。高股利政策可以減少代理成本，同時現金股利的發放將會減少內部融資，從而使外部融資成本增加。根據以上理論回顧與分析，信號理論認為現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政策成負相關，代理理論認為現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政策成正相關，兩種理論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學術界對現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政策影響的實證研究起步較晚，研究較少。但國內外學者的實證研究結論表明現金流不確定性對股利政策的影響更符合信號理論的解釋。本文認為公司面臨現金流不確定性大時很可能不支付股利或支付較低股利，并將公司的收益留在公司以應付預期的資金短缺。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現金流不確定性與現金股利支付傾向負相關
假設2：現金流不確定性與現金股利支付力度負相關
（二）數據來源及樣本選擇 本文以深滬兩市2005-2010年共6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并做出了如下處理：剔除了ST和PT類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財務狀況異常且不一定具備所需的真實特征，不能反映真實情況；剔除金融行業，因為金融行業的經營業務與其他行業存在較大差異且較為特殊；剔除新股（2004之后發行的股票），因為新上市股票初入市場，IPO效應會對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造成影響，在本文中不具有可研究性；有些數據不全的公司通過巨潮咨詢網補齊，剔除數據不全的公司。因為在研究期間無交易，導致無連續性，缺乏可研究性；去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和凈資產小于0的異常數據。經過篩選后，最終得到770家非金融類上市公司6年的財務和交易數據組成的面板數據見表（1）。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自于國泰安數據庫。
（三）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國內學者對股利水平測定選取的變量一般為每股股利、每股現金股利/每股收益或每股現金股利/每股凈資產。但是單獨使用這幾個變量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首先，使用每股股利會因為公司規模而沒有可比性。其次，我國上市公司中存在較為嚴重的盈余操縱問題，EPS難以反映真實情況。因此每股股利和每股股利/每股收益都不能反映股利支付程度的實際情況。本文從現金股利支付傾向和現金股利支付水平兩個層面測度現金股利政策。其中，現金股利支付傾向采用啞變量（DD）衡量，現金股利支付水平采用股利支付率（DPR1）即每股現金股利/每股凈資產（2）解釋變量。本文采用現金流不確定性作為解釋變量。由于現金流不確定性無法直接觀測，必須構建一個替代變量。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指標衡量現金流不確定性：近兩年的股票收益的標準差作為現金流的不確定性的變量。已有研究以股票收益的波動性、規?；蛘哔Y產負債率來衡量現金流不確定性易產生內生問題。我國上市公司一般使用經營現金凈流量（ONCF），凈現金流量（NCF），公司自由現金流（EFCF）三個變量來反映現金流，由于本文探討的現金流為公司全部活動產生的現金流，且經營現金凈流量（ONCF）與凈現金流量（NCF）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所以本文用凈現金流量（NCF），公司自由現金流（EFCF）兩個變量最近三年的標準差來反映現金流的不確定性。（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了公司規模（SCALE）、資產負債率（LEV）、盈利能力（ROE）、流動性水平（QR）、系統風險（BETA）、公司成長性（RT）、股權集中度（L1）和（HERF）以及股份流通性（CRT）、資產專用型（AST），資金的充足性（CR）作為控制變量，以控制相關變量的影響。變量定義如表（2）所示。
（四）模型構建 本文對現金股利政策的兩個測度層面分別構建面板數據回歸分析模型，采用probit二元選擇模型探討現金流不確定性對現金股利支付傾向的影響見模型（1）；采用OLS、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探討現金流不確定性對現金股利支付力度的影響見模型（2），
F-1（P）= ？琢i+？茁iXit+？酌iYit+？著it （1）
F是累積的標準正態分布函數，所以F-1就是累積標準正態分布函數的逆函數或反函數。P為發放現金股利的概率，即現金股利發放為1的概率值，？琢i為截距，？茁i、？酌i為回歸系數，Xit為自變量，Yit為控制變量，？著it代表隨機誤差項。
DPR1=？琢i+？茁iXit+？酌iYit+？著it （2）
其中DPR1表示每期現金股利/每股凈資產，？茁i、？酌i為回歸系數，Xit為自變量，Yit為控制變量；？琢i代表截面數據的個體效應，如果認為個體之間不存在差異，？琢i為常數；如果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是系統的，則？琢i為與Xit相關的隨機變量，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如果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是隨機的，則？琢i為與Xit無關的隨機變量，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實證過程中根據Hausman檢驗的結果選擇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模型；？著it代表隨機誤差項。本文的自變量包括STNCF和STEFCF。首先將現金流不確定性指標（STNCF、STEFCF）代入模型1形成模型1.1、模型1.2和模型1.3，具體如下：
F-1（P）= ？琢i+？茁iSTNCF+？酌iYit+？著it （1.1）
F-1（P）= ？琢i+？茁iSTEFCF+？酌iYit+？著it （1.2）
F-1（P）= ？琢i+？茁iSTNCF+？茁iSTEFCF+？酌iYit+？著it （1.3）
其次將現金流不確定性指標（STNCF、STEFCF）代入模型2形成模型2.1、模型2.2和模型2.3，具體如下：
DPR1=？琢i+？茁iSTNCF+？酌iYit+？著it （2.1）
DPR1=？琢i+？茁iSTEFCF+？酌iYit+？著it （2.2）
DPR1= ？琢i+？茁iSTNCF+？茁iSTEFCF+？酌iYit+？著it （2.3）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文首先對主要變量進行了一般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的每股現金股利（DPS1）均值為0.09元，每股現金股利與凈資產比（DPR1）均值低至2.4%，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平均現金股利支付率處于較低的水平。另外，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存在“群聚”現象， 8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每股股利在0.2元以下（黃娟娟，2009）。這說明我國存在上市公司發放低股利迎合投資者對股利的偏好的一種普遍現象。
（二）回歸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數據分別運用二項probit回歸模型、OLS回歸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對現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政策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其中隨機效應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是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對其進行選擇?，F金流不確定性與現金股利支付傾向及現金股利支付水平的回歸結果分別如表（4）和表（5）所示。從表（4）中可以發現：STNCF在模型1.1中在遠小于1%的水平上與現金股利支付傾向正相關，STEFCF在模型1.2中在遠小于5%的水平上與現金股利支付傾向正相關。雙因素回歸中STNCF在模型1.3中在遠小于5%的水平上與現金股利支付傾向正相關。表明公司現金流不確定性程度越高，公司越傾向于支付現金股利，這與假設1不相符。一方面是因為我國存在一種股利迎合現象，即管理者通常迎合投資者偏好制定股利政策（Malcolm Baker&Jeffrey Wurgler，2004），在我國資本市場中存在投資者對股利的特殊偏好會驅動公司的股利政策變化的股利迎合行為（黃娟娟，2009；尹建海，2007；熊德華，劉力，2007）。另一方面當現金流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時，管理者為了增強投資者對公司的信心或吸引潛在投資者，公司堅持發放股利以傳遞出公司良好發展的信號。因此，股利支付傾向和現金流不確定性呈正相關。從表（5）中可以看到，F統計值表明所有回歸模型都在遠小于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擬合的整體效果較好。在模型2.1和模型2.2中，現金流不確定性（STNCF、STEFCF）與每股股利/每股凈資產（DPR1）均在遠小于5%的水平上呈顯著負相關，在雙因素回歸模型2.3中，現金流不確定性（STEFCF）與每股股利/每股凈資產（DPR1）在遠小于10%的水平上呈顯著負相關?；貧w結果表明公司在制定股利分配決策時會考慮現金流不確定性的影響?，F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支付率成負相關，這與假設2一致。當公司面臨的現金流不確定性越大，公司會發放越少的現金股利，以維持公司經營所需的現金流。
四、結論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結論：中國上市公司發放的股利少，均值僅為0.09元，遠遠低于美國等國家的股利支付水平?，F金流的不確定性與股利支付傾向成正相關，與股利支付力度呈負相關。即當面臨的現金流不確定性較大的情況下，公司仍然會發放股利，但是在原來的基礎上會減少股利發放的量。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我國股利市場存在股利迎合現象，現金流不確定性大時，公司堅持發放股利且股利發放低。由于中國資本市場退市制度的不完善和現金股利政策受到再融資意圖和監管層因素的嚴重影響，上市公司管理者為了迎合投資者對股利的偏好制定支付現金股利的政策，因此現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支付傾向成正相關，符合代理理論的解釋?，F金流不確定性與股利支付力度成負相關，支持信號理論，現金股利可以傳達公司發展狀況及盈利能力的信息，可為投資者考量公司發展狀況及未來投資意愿提供依據。
參考文獻：
[1]姜秀珍等：《現金流量不確定性對股利政策影響的實證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2]王珊珊、鄧路：《現金流不確定性、公司特征與現金股利決策》，《第十六屆中國財務學年會》2009年。
[3]閆榮城等：《上市公司現金股利政策影響因素分析——兼論現金流不確定性對現金股利政策的影響》，《社會科學家》2011年第10期。
[4]魏剛：《非對稱信息下的股利政策》，《經濟科學》2000年第2期。
[5]楊熠、沈藝峰：《現金股利：傳遞盈利信號還是起監督治理作用》，《中國會計評論》 2004年第4期。
[6]J.B.Chaya， Jungwon Suhb.Payout Policy and Cash-flow Uncertainty，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
[7]SaeidJabbarzadehKangarlouei，MortezaMotavassel，Asgharazizi，MahdiSarbandi Farahani.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dend Policies，Cash-flow Uncertainty，Contributed Capital Mix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e Case of Emerging Marke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2012.
（編輯 梁 恒）
會計準則處理問題論文范文第6篇
近年來，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快速發展，同時也風險顯現。本文通過對海南瓊海、萬寧和陵水三個縣市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調查顯示：個人及機構理財產品占據主導地位，非保本浮動收益產品成為主流，權益類投資比重上升明顯，理財產品成攬存重要手段，資金投向規避監管，投資信息披露缺失。對此，經綜合分析當前三縣市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促進商業銀行理財業務規范發展的建議。
一、三縣市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的總體特征
（一）業務總體發展：業務規模增長較快，個人及機構理財產品占據主導地位
截至2014年10月末，三縣市銀行機構累計發行理財產品5253只，募集理財資金本外幣671026.5萬元，同比增長2.5%。其中，個人理財產品募集資金總額為416516.5萬元，占總募集金額的比例（以下簡稱“占比”）62.1%；機構理財產品募集資金總額為238010萬元，占比35.5%；私人銀行專屬理財產品16500萬元，占比2.4%。人民幣理財產品募集資金總額為671026.5萬元，占比100%；尚沒有發生外幣理財產品業務。從三縣市的資金募集情況來看，瓊海和萬寧的資金募集主要集中在個人理財產品，所占比重分別為88.7%和73.7%，陵水的資金募集主要集中在機構理財產品，比重占比為75.5%。
（二）產品期限結構：固定期理財產品為主導，開放式和期次滾動型產品日漸突出
從募集金額來看，截至2014年10月末，三縣市銀行機構開放式、期次滾動型、固定期次型理財產品累計總募集金額分別為188886萬元、22679萬元、459461萬元，同比分別增長9.2%、123%、-2.5%，占比分別為28.1%、3.4%、68.5%。從期末余額來看，8月末開放式、期次滾動、固定期次產品的期末余額分別為11728萬元、5304.1萬元、87249萬元，占比分別為11.2%、5.1%、83.7%，同比分別增長21%、172.8%、-20.2%。從三縣市的理財產品募集結構來看，瓊海的理財產品募集以固定其次型和開放式為主，兩者占比為50.9%和47.1%；萬寧和陵水的理財產品募集則以固定期次型為主，各自占比分別為75.6%和87.1%。如果用總募集金額與期末余額的比值來近似反映不同期限理財資金的月度周轉率，開放式、期次滾動型、固定期次型產品的這一比值分別為16.1、4.3、5.3，說明開放式理財產品的資金周轉速度較快。導致理財資金期末余額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理財產品正常到期贖回；二是“沖存”目的下人為操控導致的特殊時點（如月末、季末、年末）余額波動?？焖俚馁Y金流動，特別是特殊時點的加速流動，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提出了嚴峻挑戰。
（三）產品資金投向：流動性理財產品占比較高，權益類投資比重上升明顯
從募集資金投向來看，三縣市銀行機構理財資金主要投向為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存款、信貸類投資和權益類投資，金額分別為368909.5萬元、220187.8萬元、13995.9萬元和67933.3萬元；占比分別為55%、32.8%、2.1%和10.1%；同比分別增長-4.9%、15.8%、-15.1%和13.3%。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和存款二項合計占理財產品投向的87.8%，表明銀行機構理財資金投向中近九成為高流動性資產，顯示銀行機構在關鍵時點面臨的理財資金流動性風險壓力不大。從三縣市的理財產品資金投向來看，三縣市銀行機構的投資風險偏好不同。瓊海的銀行機構更加青睞于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占比高達79.8%；萬寧銀行機構的理財資金主要投向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和存款，占比分別為41.3%和28.9%；陵水銀行機構的理財資金投向最為保守，全部投向存款和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占比分別為69.9%和30.1%，沒有權益類和信貸類的投資。
（四）產品收益結構：非保本浮動收益產品為主流，保本和保證類收益產品增長較快
截至2014年10月末，三縣市銀行機構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保本浮動收益類和保證收益類產品累計總募集金額分別為234059萬元、237726.2萬元、199241.2元，占比分別為34.9%、35.4%、29.7%，同比分別增長-13.6%、14.5%、10.2%。從期末余額來看，8月末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保本浮動收益類和保證收益類產品余額分別為53675萬元、37270.9萬元、11563.5萬元，占比分別為52.4%、36.4%、11.3%，同比分別增長-31.4%、17%、26.4%。非保本浮動收益類理財產品持續占比較高，主要原因在于這類產品在會計核算上屬表外業務，既可以節約資本金，也較少受到外部監管。從三縣市的理財產品收益募集結構來看，瓊海銀行機構較為追求資產或收益的高度成長，非保本類理財產品與保本保證類理財產品之比為54：46；萬寧銀行機構對資產或收益的回報追求介于瓊海和陵水之間，非保本類理財產品與保本保證類理財產品之比為36.1：63.9；陵水銀行機構更注重于對資產的保全，非保本類理財產品與保本保證類理財產品之比為29.2：70.8。
二、當前三縣市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人為操縱理財資金流向季末“沖存”，虛增業績并規避存貸比等監管指標
在同業市場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規?；己酥笜?，特別是存款考核指標仍在銀行整體考核體系中占據突出的地位，加劇理財業務的異化，導致理財產品成為銀行季末“沖存”的工具，主要方式包括：一是人為控制理財資金池資金流向存款；二是巧設理財產品募集期鎖定存款。
（二）高凈值客戶認定執行標準不嚴格
《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管理辦法》對理財業務中的高資產凈值客戶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實際操作中，有些銀行在銷售高凈值客戶專屬理財產品時，不對客戶是否符合相關標準進行核實，只讓客戶簽名證明已達到相關標準，將普通客戶資金投向股票市場、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以獲取更高收益的目的，導致投資者購買的理財產品與其風險承受能力不匹配，違反有關產品銷售適合性原則的規定。
（三）季末“沖存”與資金池期限錯配對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提出嚴峻挑戰
部分銀行在季末加大高收益短期理財產品銷售，利用產品募集開始日至起息日、產品到期日至清算日兩個“資金沉淀期”，將客戶資金計入存款科目，滿足時點考核要求。當存在理財計劃與投資標的期限錯配時，理財計劃到期兌付時就可能出現資金流動性缺口。銀行管理理財資金流動性缺口的各種方法帶來不同的風險：一是兌付風險。通過續發理財產品，以不同理財計劃的承接確?？蛻糍Y金到期兌付。后續理財計劃發行失敗，則帶來理財產品的兌付風險。二是利率風險。以未到期的可交易資產提前變現滿足流動性缺口，銀行將面臨利率波動帶來的市場風險。三是兌付風險。通過自營業務項下的正回購交易等方式在同業市場融資先行兌付客戶資金，若理財產品投資標的到期發生違約風險，將影響到銀行自有資金的安全。四是聲譽風險。在季末出現大額贖回時，啟動“巨額贖回條款”，拒絕客戶的資金贖回要求，使銀行陷入聲譽風險的危機。
（四）隱性的“剛性”兌付可能危及銀行風險抵御能力
一是客戶誤將理財產品“視同”銀行存款。市場上投向包含信貸類資產組合的理財產品，大多在名義上為非保本浮動收益產品，但在實際操作中，銀行一直延續著按預期收益率水平剛性兌付的行業規則，一些客戶也將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視同定期存款來看待。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機構實質承擔了相關理財業務的全部投資風險，違背了代客理財不危及銀行自身資本金安全性的中間業務性質，也使得銀行自營業務和代客理財業務的風險隔離失去了實際意義。二是銀行“有意”掩蓋風險。在會計處理上，非保本浮動收益產品作為表外業務不計或少計資本金及風險撥備。這種實質風險承擔與資本計提的錯配掩蓋了銀行機構的風險暴露，可能危及銀行機構的風險抵御能力。
（五）投資管理信息披露不到位
一是產品說明書“霧里看花”。理財產品發售的產品說明書未詳細披露理財產品的資金投向及資金配置比例。特別是對于涉及信托計劃及其他資產管理計劃的，未披露各類計劃背后對接的實際資產。二是投資標的“模糊不清”。理財投資資產配置到位后，未公布募集資金的實際資產組合配置情況。三是投資收益“暗箱操作”。理財計劃到期后，僅披露客戶端到期收益的實現及兌付情況，投資標的收益及銀行端實現的超額收益均處于黑箱狀態。
三、促進商業銀行理財業務規范發展的建議
近年來，商業銀行理財產品業務發展迅速。較好滿足了社會大眾財產性收入增加的需求。但同時，處于初期高速發展階段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市場也存在諸多問題，亟須正本清源、加以引導，回歸代客理財、資產管理、風險隔離、服務實體經濟等四項本質。
（一）促進投資者和商業銀行在信息掌握、風險責任、利益分配上的有效對稱
一是加強信息披露，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細化理財信息披露內容、頻率和方式，建立定期理財報告制度，由社會中介審查銀行理財報告并公開審計報告。二是明確雙方責任，解決責任不對稱問題。銀行要強化“賣者有責”意識，履行好代理人責任。投資者要培養“買者自負”的良好文化，依法維護合法權益。三是完善收益分配，解決利益不對稱問題。
（二）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管理
一是切實規范資產通道，防止監管套利。商業銀行要把控好通道業務總量與結構風險，確保任何時點“非標”理財資產都不超過理財產品余額的35%與總資產的4%。對達不到規范管理要求的，要比照自營貸款，進行風險加權資產計量和資本計提。二是防止異化為負債工具，產生流動性波動。對部分銀行在月末、季末加大高收益短期理財產品銷售計入存款科目的客戶資金剔除或單獨列示，防止對存貸比等流動性指標的套利。對資產池業務“非標”理財與所投資產單獨管理、單獨建賬和單獨核算，防止流動性風險后移和有意掩藏。三是以客戶為中心，規范銷售行為，促進理財產品轉型發展。
（三）建立有效防火墻機制，切斷風險傳導途徑
一是與自營業務風險隔離。防止違規將表內優良資產置換掉資產池中劣質資產，以保證理財產品的收益率；防止違規轉移內部收益，通過其他渠道盈利填補或墊付理財收益缺口；防止違規關聯交易和利益輸送，防止自營賬戶與理財賬戶或者不同理財賬戶之間不當交易。二是與交易對手風險隔離。三是與合作機構風險隔離。
（四）引導理財資金投放到實體經濟、綜合效益較優領域
一是推動形成合理的社會融資成本機制。發揮理財價格對金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提高理財資金使用效率，推動銀行商業回報與客戶收益、企業成本合理均衡。二是理財資金投向要符合產業政策導向。商業銀行要恪守服務實體經濟本質，加強理財資金流向管控，嚴控理財資金投向高風險領域或限制性行業，主動與國家宏觀調控和審慎監管政策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