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經濟賬戶赤字分析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經濟制裁不僅針對一個國家，而是對多個國家乃至于對國際社會實施的有目標的政策，在國際組織交往時常常會受到資源、空間等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后，世界經濟體系呈現國家化，經濟制裁由于戰爭原因被國際制止，但是國際經濟的風險也隨之增加了。國際法對經濟制裁方面沒有明確的約束，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經濟強國經常利用經濟制裁的方式干涉別國發展。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經常會利用經濟制裁，這違反了國際法發展的基本要求。分析國際法中對經濟制裁方面約束不明確的原因，并分別對國際和美國的經濟制裁進行探討。
關鍵詞：經濟制裁;國際法;法律分析
引言
國家要獲得一定的資金、技術、資源和市場等行為受到其他國的制約，這一行為就叫作經濟制裁。與戰爭相比，經濟制裁采取的手段比較少，不會造成巨大的人力、財力、物力的損失，但是需要國家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目前，經濟制裁已經成為了大國制約本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在西亞戰爭中，發達國家對敘利亞和伊朗發起了多輪的經濟制裁，這種制裁十分罕見并且涉及的經濟面十分廣，這不符合國際經濟法的要求，并且在世貿組織中還會讓我國的經濟局勢更加混亂。
一、國際法中對于經濟制裁方面的約束不明確
1.經濟制裁中沒有規范禁止的內容。在國際法中并沒有將經濟制約列入到禁止的內容中，這就為大國對他國實行經濟制約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在連聯合國的憲法中就規定了國家出現了經濟爭端時不能采用FORCE。而這個單詞的解釋意義比較多，不僅包含了禁止武力競爭，還要禁止強制的經基競爭，但這些都被拒絕了，這就意味著這條法律在聯合國憲法中沒有明確的規定被列入到禁止范圍中去，只是要求各國不能使用物力手段而非經濟制裁手段。特別是在聯合國立法的后期禁止經濟強制手段被大國反對，委員會最終未能將其列入到聯合國憲法的條例中去。
2.世貿組織沒有制定經濟制裁的合法規定。在國際世貿組織的規則中沒有明確的要求經濟制裁是否合理。由于世貿組織的主體關系和對象是特殊的，這就決定了其規則只適用于主權國家中。特別是在規范制衡的情況下，世貿組織可能會與國家主權之間產生一定的沖突。在這個條款中，世貿組織需要保護轉全國的人權、國家安全、資源清潔等權利，并且還要允許成員國進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其安全條款為了維護世貿組織成員的安全，在一些情況下可以不履行義務，一些主權國家可以使用經濟制裁。在世貿組織的條文中規定時間模糊并明確的，缺乏對規則內容的界定和保護。
3.安理會決議模糊對經濟制裁形成縱容。在外交過程中安理會的決議大多是模糊不清的，不僅僅是語言在法律的界定、履行職責、追求義務等方面都缺乏一定的機制，這就意味著歐美國會曲解安理會的意見，將自身的利益提升到最大化。在《聯合國憲章》中規定不能侵犯他國的主權，不能使用物力，但是如果國家內部的事務破壞了世界安全安理會有權利采取一些措施。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采取經濟制裁的措施就是合理的，這也是安理會縱容的結果。伊拉克未經過允許在禁飛區違反國際法，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被采取經濟制裁，這也是安理會決議的結果。不論是烏克蘭危機還是敘利亞戰爭，大國采取的經濟制裁有安理會縱容的因素。
二、分析國際經濟制裁的合法性
1.聯合安理會的制裁。為了保障國際的和平與安全需要采取一些合理的武力措施甚至是經濟制裁，這是聯合國安理會的義務，可以利用經濟制裁，而非利用物力措施對國家施加壓力。一旦某個國家成為了聯合安理會的目標在未來可能會受到安理會的聯合經濟制裁，并且成為一種十分重要的制裁手段。聯合國成立的經濟制裁委員會會對某個國家實行制裁，安理會的決議也會受到國際的普遍認可。目前這種合法的經濟制裁包括貿易、金融、交通的制裁，在安理會制裁的過程中不能進行人道主義的援助。
2.經濟制裁具有報復性。作為受害國在收到經濟制裁之后可能會展開保護性的制裁。由于受害國會受到非武力的制裁。在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占領了烏克蘭的一定土地，烏克蘭對其進行了經濟制裁，這種行為是合法合理的。由于在20世紀的初期根據國際聯盟一些法律條款看，禁止了進行武力報復，于是就出現了經濟制裁的報復情況。美國在國際法中采用的對抗歐式中十分普遍地采用了對抗的策略，并且在這個策略中國際委員會對國家草案進行了重新措辭，保證成員國在受到威脅時可以采用經濟制裁的報復措施這是合法的。
3.外交方面的經濟制裁。經濟制裁時制裁國的不法行為沒有特殊的法律進行制約，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陣營中，許多國家對中國實行了經濟制裁，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制裁等等都存在了一定的違法行為。在敘利亞戰爭期間，它是歐盟國中衛的主要國家之一，為了維護其安全，歐盟對其實行經濟制裁是希望敘利亞成為一個自有民族的歐洲國家，利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敘利亞進行經濟制裁。這次的經濟制裁時間之長，涉及之廣是無法估量的。在這些經濟制約中有干涉他國內政、違背他國政權的意義，因此這次違背經濟制裁本意的敘利亞戰爭是不合理的，其制裁的效果也不明顯。
三、美國對外貿易采取的經濟制裁
美國作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在二戰結束后其運用經濟制裁十分常見。它限制了制裁國家之間相互的交往，并且會利用法律對行為者的經濟活動進行制裁，這會引發一些常見的經濟沖突。在目前發達國家中十分常見，而美國的經濟制裁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的經濟制裁發展十分坎坷，從對國內的管轄到對國外管轄不斷地轉變。尤其是從司法來看，從20世紀前期看，侵占他國領土的行為可以受到經濟制裁。在二戰之后全球化發展越發激烈，傳統的經濟制裁不能制約他國的發展，美國想要保住經濟大國的地位就需要約束本國的發展，與外國合作，配合美國進行經濟制裁，其措施包含出口、再出口、海外銀行美國分行的現金資產、金融交易等在美國禁止融資，以及會遭到罰款等行為。
結語
綜上所述，自冷戰之后發達國家經濟不斷發展，國際上的經濟制裁也在增加。自從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國際格局向兩極化發展，局勢越發緊張，尤其是敘利亞的危機、發達國家對朝鮮的經濟制裁等，這些都對國際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近年來，美國也對我國發起了多次的經濟制裁，對我國的企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面對這種情況，就需要我國參與更多的國際事務，對經濟制裁進行立法，防止發達國家利用經濟制裁干涉他國內政，還要根據國際世貿組織的規則有一些立法，對世貿法中出現的安全條例單獨列出，并且制定一些解決經濟制裁的條例，可以靈活運用世貿組織的規則，觸發一些貿易保護的措施，保證國際經濟合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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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經濟賬戶赤字分析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中危和機同生并存，這給中國經濟從融入世界經濟走向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帶來重大機遇。2035年前中國外部發展環境有望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變，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繼續崛起，構建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成為人類共同需求，“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世界加速互聯互通。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國際關系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博弈更趨復雜，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新危機。同時，中國的綜合國力持續提升，市場規模日益壯大，綜合優勢顯著增強，將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奠定堅實的基礎，但也面臨經濟發展新動能不足、世界級企業和品牌缺乏、能源瓶頸制約加劇和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大等突出問題。
關鍵詞：中國經濟 世界經濟 融合 全球化
作者簡介：
李鋒，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創新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引 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經濟發展完成了融入世界經濟的偉大轉變。未來，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將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推動中國經濟從融入世界經濟走向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新階段。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而言，既充滿機遇，也存在挑戰。如何應對挑戰，抓住機遇，推動變局發展，實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是我們解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題中之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2035年前，中國發展依然存在許多有利條件，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增長帶不斷成長壯大，有條件、有能力實現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在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道路上，將面臨一系列極為復雜的困難和問題，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料的挑戰及風險，有些將是前所未有且相當嚴峻的，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融合的深度與廣度。
一、面臨非常有利的國際大環境
綜合各方面因素分析，2035年前隨著主要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及科技革命的不斷突破，全球秩序將不斷演變，新的地區和國際格局將加速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不斷深入人心，和平與發展依然是國際環境的大趨勢和基本特征。
（一）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
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不斷加深，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日趨平衡，全球和平力量的上升遠遠超過戰爭因素的增長，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大勢不可逆轉。各國經濟往來更加深入，共同利益逐漸增加，維護和平、推動發展是大勢所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逆轉?；ヂ摼W和科技信息革命推動各國之間的伙伴關系和依存關系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追求發展的愿望更加強烈，國際社會越來越希望走出一條“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之路。越來越多的國家追求開放發展，希望發展成果惠及各方，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經濟，實現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全球政治、安全、經濟、文化和生態等領域蘊含深刻洞鑒，贏得越來越多政府、政黨和國際組織的共鳴與支持。2017年3月23日，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第一次寫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2018年達沃斯論壇上，各國領導人競相呼吁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中國的開放愿景、對保護主義的抵制受到普遍歡迎。
（二）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
隨著亞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快速崛起，全球經濟的重心逐漸從大西洋地區向亞太地區轉移。一些機構預測，亞洲經濟規模很有可能在未來超過歐美地區。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印度正進入經濟發展的快速通道，35歲以下的年輕人占總人口的50%。印度尼西亞是具有勞動力價格優勢的人口大國，未來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預計在5%以上。孟加拉已經連續20年保持6%的經濟增速，未來10年平均經濟增速有望達到7%。緬甸啟動改革以后經濟增速是8.5%，菲律賓2012年以來年均經濟增速6.5%，越南近幾年經濟增速年均6%?？焖侔l展的經濟體基本上都在亞洲，將促進全球經濟重心向亞太轉移。亞太經合組織（APEC）21個成員GDP之和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80年的46.3%上升到2018年的59.8%。
近幾十年，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不包括美國）經濟發展迅速，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1980年的16.22%上升到2000年的24.65%，到2018年已達到30.47%。同期，經合組織（OECD）、北美、歐盟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都呈下降趨勢，北美和歐盟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80年的62.60%下降到2000年的59.34%，再下降到2010年的50.89%、2018年的48.36%，已經低于50%。2018年，中日韓和東盟的經濟總量為23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的27.3%。
（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持續提升
進入21世紀以來，具有勞動力、資源和產業基礎優勢的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占全球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極大改變了全球發展格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的發展差距出現縮小趨勢?！缎屡d經濟體發展2019年度報告》顯示，根據IMF的估計數據加權計算，2018年新興經濟體11國（簡稱E11，包括二十國集團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尼、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11個國家）的GDP增長率約為5.1%，不僅高于世界經濟的增速，還高于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增速。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合作取得諸多新進展。從內部合作來看，2018年E11內部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比例由降轉升，并超過2015年的最高水平，各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穩定增長。E11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上升到2018年30%。預計到2035年，E11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將超過40%。近代以來，世界經濟主要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依附地位，形成了極度不均衡的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發達國家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高地，占據著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環節，掌握著核心技術，擁有最高的收入水平，享有最好的生活水準，消耗最多的人類資源，掌控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但是，近些年新興經濟體的總體實力日益增強，有望改變這種格局。
（四）構建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成為人類共同需求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成為各國的重大機遇，有利于充分發揮各國的比較優勢，共同優化全球經濟資源配置，建設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以蘋果的主要產品手機為例，它不僅是蘋果的，還是富士康、瑞聲科技、舜宇光學等企業共同組成的全球化產業鏈的產物。蘋果手機的產品設計在美國，芯片、顯示屏和核心零部件生產在日本、韓國，輔助零部件生產和組裝加工在中國，最后銷售到全球各地。2018年2月，蘋果公司公布的“前200名”供應商名單顯示，49家供應商來自中國臺灣，42家來自日本，41家來自美國，29家來自中國大陸，11家來自韓國，7家來自中國香港，6家來自德國，5家來自新加坡，奧地利、芬蘭和荷蘭各有2家，英國、瑞士、比利時和沙特各有1家，200家供應商在全球范圍內共擁有778家工廠?？v觀人類歷史，科學技術的重大進步都會深刻影響世界格局。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施瓦布2016年出版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轉型的力量》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向我們席卷而來，發展速度之快、范圍之廣、程度之深絲毫不遜于前三次工業革命，將把數字技術、物理技術、生物技術有機融合在一起，并展現影響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
（五）“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世界加速互聯互通
共建“一帶一路”跨越不同地域、發展階段和文明，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公共產品。6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引起越來越多國家熱烈響應，正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世界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將“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納入重要決議。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不斷擴大、相互投資持續增加，為各參與方的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力。據商務部統計，2013—2018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總額為8.3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于同期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速;中國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占中國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從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不斷深化投資領域合作，相互投資加速增長，投融資模式快速創新，合作園區日益增多，攜手推進“一帶一路”不斷向深層次發展。2013—2018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超過900億美元。2018年，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56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共計156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13%。（ 商務部：《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談2018年全年對外投資合作情況》，商務部網站，2019年1月16日。）從發展趨勢看，共建“一帶一路”將促進世界互聯互通，構建新的全球經濟大循環，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世界銀行研究表明，“一帶一路”提出的交通運輸網絡能夠通過減少整體出行時間和運輸成本，為增加投資和GDP鋪平道路，預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將因此增加4.97%。其中，來自沿線國家內部的直接投資增加4.36%，來自OECD國家的直接投資增加4.63%，來自非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增加5.75%。
二、面臨日益凸顯的外部挑戰
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經濟與政治體系很有可能告別過去幾十年的大格局，政治價值觀、意識形態的爭斗可能加劇，經濟競爭和國家戰略利益的爭奪更加激烈，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趨于復雜化。
（一）逆全球化思潮導致保護主義加劇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助推了這一趨勢。全球化在當代社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政治意愿減弱。雖然反全球化很多年前就存在，但之前只是一種社會思潮?，F在，逆全球化成為了政治思潮，在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都存在。部分原因是全球化雖然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巨大財富，但是財富只是流到了少數國家和少數人手中，社會分化、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結構性失業增加、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凸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通過引入國家安全、金融安全、環境保護等手段擴大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監管權力，加強對外資并購的安全審查。近些年，中國多項國內投資并購案在美止步于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核。2018年8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外資安全審查現代化法案》，擴大了CFIUS審查范圍。2019年3月，歐盟理事會通過“歐盟外資審查框架”草案，并于4月1日生效，對外國資本并購歐盟公司采取更嚴格的審查。盡管歐盟外資審查框架將不具備美國外資投資審查委員會那樣的威懾力，但也將強化中國企業赴歐并購的監管壁壘。
（二）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博弈更趨復雜
中美全面進入長期的競爭與合作博弈。在新興國家由大變強的過程中，往往會與守成大國發生激烈的國家利益爭奪，并被守成大國刻意打壓。美國2017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并將中國定位為美國“戰略上的競爭對手”。特朗普就《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表演講稱，中國和俄羅斯是美國的對手國家，挑戰了美國的影響力和價值觀。2018年以來，美國無視前車之鑒、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不顧國內民眾反對，發動了大規模的貿易戰，妄圖通過戰略遏制、利益敲詐來打亂中國發展進程。中美博弈不是短期行為，是中美兩種制度的長期博弈，不僅涉及經貿、制造業、高科技等領域，還涉及地緣政治等領域，具有必然性、長期性和全面性。
大國之間的博弈日趨復雜。世界主要國家都瞄準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制定創新戰略、謀劃未來發展。在創新發展領域，美國2015年發布《國家創新戰略》，英國2014年發布《科學與創新增長規劃》，日本2016年發布《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德國2018年發布《高科技戰略2025》。在數字技術領域，英國2015年發布《量子技術國家戰略》和《英國量子技術路線圖》，日本2015年發布《機器人新戰略》，美國2016年發布《“國家制造創新網絡計劃”戰略規劃》《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規劃》《聯邦大數據研發戰略規劃》，德國2016年發布《數字戰略2025》。這些戰略和規劃大都由各國政府部門研究發布和部署實施，試圖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把握主動。
（三）人類面對的全球性挑戰不斷增加
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能源、糧食、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主義等安全因素持續增強，成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的潛在威脅。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部分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粹主義逐漸抬頭，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國家間沖突，給其他國家帶來不可預測的外溢效應，給地區和世界帶來不利影響。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18年全球風險報告》強調，社會不平等可能是未來十年內構成全球風險的重要因素，在過去30年里53%的國家出現了收入不平等加劇的現象，發達經濟體尤為突出;由于各國關聯性越來越大，網絡攻擊不僅造成突發的影響，也將帶來更加劇烈而且不可逆的系統性沖擊，是未來十年影響全球風險格局的第二大因素。全球挑戰基金會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認為，人類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危險狀態，將面臨氣候變化、流行病、人造病毒以及人工智能帶來的災難性破壞等諸多全球性災難。目前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程度已經超過自然資源的自我更新能力，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已成為當代世界最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也是未來人類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聯合國2015年發布的《世界水資源開發報告》指出，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到2030年世界各地面臨的“全球水虧缺”可能高達40%。
（四）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新危機
當前，美國正在挑戰由自己主導建立起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1929年美國大蕭條打斷了20世紀初的全球化進程，各國在反思大蕭條期間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的基礎上，建立起目前的國際治理體系。二戰結束以來，現有國際經濟治理體系適應了全球化的需要，促進了世界和平與繁榮。但是近幾年美國采取的一系列“退群”行動和諸多單邊主義措施，給全球經濟治理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2017年，美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美國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任以來就不斷“炮轟”WTO，稱其對美國“非常不好”“讓美國幾乎沒法做生意”。二戰以來，美國是其親自締造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主要受益者。目前，美國退出的主要還是一些外圍“群”，尚未退出涉及其主要利益的核心“群”。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外交已從奧巴馬時期的多邊主義轉向“美國優先”指導下的單邊主義，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良性發展造成極大的沖擊。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雖然獲得了完善全球經濟治理規則的重大機遇，但是由于自身綜合實力不強，很難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完善過程中發揮較大作用，依然處于被動地位。
三、國內存在支撐經濟融合的眾多有利條件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存在眾多有利條件，經濟體制活力顯著增強，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物質技術基礎日益強大，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生產要素組合的綜合優勢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和回旋余地加大。
（一）綜合國力大幅躍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取得的成就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中國人民已經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由溫飽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積累了豐厚的物質財富。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90萬億（13.6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66%。從GDP世界排名看，中國已趕超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經濟強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從發展速度看，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40年快速增長的“中國奇跡”。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仍然可以實現中高速增長，促進國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2017年英國倫敦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根據現在各國的年增長率、經濟規模、制造能力、研發潛力、創新指數、人才儲備、國家戰略、市場結構等預測，到2035年，中國GDP為35萬億美元，將超過美國GDP。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預測，到2035年，中國GDP為33萬億美元左右，年均增長率5.3%;美國GDP為30萬億美元左右，年均增長率2.5%;印度GDP為9萬億美元左右，年均增長率7%。綜合考慮上述不同預測數據，中國GDP將在2030年至2035年期間達到30萬億美元以上，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2%（屆時世界經濟總量約為150萬億美元）。
（二）國內市場規模將躍居世界一
中國的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并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將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創造更好的條件。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8.1萬億元（5.75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9%。美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6.0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5%?？紤]到中國國內消費增速明顯高于美國，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2020年將超過美國。預計到2035年，中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是美國的2倍左右。作為發展中國家，當中國真正成為世界第一消費大國時，會給世界帶來巨大市場機遇，也會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提供強大的內生動力。中國市場的優勢不僅在于規模接近美國的水平，更在于世界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所擁有的巨大消費能力，這已成為中國推動新型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內生動力。2019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201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表示，據國家統計局測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人口已經超過4億人。到2035年，預計中國中等收入群體人口將擴大到6億人以上。受益于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口數量以及收入增長，中國的市場規模將持續擴大。同時，中國城鎮化的巨大潛力將推動國內市場規模持續上升。未來十幾年，城鎮化仍是中國社會變遷的主旋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任務，2020年的目標是提高到45%，2035年的目標是提高到60%。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大規模人口遷移將持續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增長，這是推動市場規模擴大的強大動力。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顯著成效
2035年前，中國將通過消除生產要素供給的制度性障礙，逐漸進入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階段，為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2018年，中國研發（R&D）經費支出1.97萬億元，占GDP比重為2.18%。截至2018年底，中國正在運行的國家重點實驗室501個，累計建設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32個，國家工程實驗室217個，國家企業技術中心1480家，有效專利838萬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11.5件。未來十幾年，中國將誕生一批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及尖端產品制造中心，在芯片、通訊設備、高速列車、物聯網等前沿領域，都將具備世界領先的研發和制造能力。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美國康奈爾大學等機構2019年7月發布的《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排名從第17位提升至第14位。
四、國內存在阻礙經濟融合的不利因素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面臨著一系列極為復雜的困難和問題，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料的挑戰與風險，有些將是前所未有的和相當嚴峻的。
（一）中美之間的差距依然較大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變，中美綜合國力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有些差距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從人均GDP看，2018年中國人均GDP約1萬美元，美國人均GDP約6.2萬美元，中國人均GDP為美國的1/6。從勞動生產率看，2018年中國全員勞動生產率（GDP/全部就業人員）為1.6萬美元，美國為11.5萬美元，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為美國的1/7。從中美科技實力看，2018年中國R&D經費支出19657億元（約3千億美元），為美國的1/2;2018年中國的國家綜合創新能力位列世界第17位，美國排名第1位;截至2018年全球共904人獲得諾貝爾獎獲，其中美國362人，中國2人。2018年11月27日，美國科睿唯安公司（Clarivate Analytics）發布的2018年“高被引科學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單顯示，美國高被引科學家數量為2639人次，中國大陸482人次，中國香港50人次，中國澳門5人次，中國臺灣20人次。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發布的第15屆年度世界大學排名顯示，美國共41所大學進入前100強，而中國僅有6所（含中國香港3所）。從營商環境看，世界銀行公布的《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的營商環境世界排名第46名，美國排名第8名。從社會發展看，2018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和指標報告》顯示，中國位列第86位（0.752分），美國位列第13位（0.924分）。
（二）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任務艱巨
從更長時期和深層次來看，中國原有的勞動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優勢逐漸減弱，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新產業、新市場和新業態的形成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總體還處于創新發展的培育期，創新要素的集聚對于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亟待加強。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脫節較大，非實體經濟占用了較多的發展資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經濟發展新動力的形成。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經濟轉型成功的國家和地區表明，創新和延伸經濟價值鏈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式。與世界科技強國相比，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總體不強，短板比較突出。中國的原始創新能力依然不足，高科技產出比較低，部分產業的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中國科技創新的政策和體制還不健全，高端科技人才的比重不高，能實現顛覆性創新的高水平科技創新人才非常缺乏。中國多數企業的創新成果缺乏，只有少數企業具備世界級的創新能力。2018年全球企業研發投入排行榜50強中，美國22家企業上榜，位居第一，德國9家企業，日本6家企業，中國僅有華為1家企業上榜，排名第八。從OECD統計的2016年全球三方同族專利（歐洲專利局、日本專利局、美國專利與商標局共同保護的同一專利）數量看，日本17022件、美國15219件、德國4583件、中國3766件、韓國2671件，占各國當年專利合作條約（PCT）國際專利申請受理量的比例分別為30.1%、26.9%、8.1%、6.7%、4.7%。中國的占比較低，高質量的國際專利相對不足。中國企業創新成果的質量亟待提升，只有少數企業活躍在技術前沿領域。
（三）世界級的企業和品牌缺乏
目前，中國企業在技術、品牌、市場等方面與世界級企業的差距依然較大，缺乏具有全球運營能力的世界級企業?！敦敻弧冯s志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企業上榜數量120家，僅次于美國（126家），但是從近幾年的數據來看，中國企業的銷售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均呈下降趨勢。同時，上榜中國企業中的10家銀行平均利潤高達179億美元，遠遠高于120家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水平（31億美元），上榜銀行利潤總額占111家中國大陸上榜企業總利潤的50.7%。上榜美國銀行的總利潤僅占126家美國企業的11.7%。此外，在2018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僅有的5家房地產公司都是中國企業。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知名品牌較少，世界級的品牌更少。中國的工業產品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們自有品牌在世界品牌100強當中只有華為1個。據OECD統計，僅占全球商標總量3%的知名品牌，占據了全球市場份額的40%和全球銷售額的50%。世界品牌實驗室2019年4月發布的2018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顯示，位居第一的美國擁有185個世界品牌，中國只有38個品牌入選。中國品牌的國際地位與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不相稱，這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短板。多數中國企業在塑造世界級品牌上既缺乏戰略，也缺乏人才，導致中國中低端產品供給嚴重過剩和高質量產品供給嚴重不足。
（四）能源瓶頸制約加劇
長期粗放發展導致中國能源消耗巨大，主要能源對外依存度持續提高。中國2017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之后，2018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天然氣進口國。中國石油進口約占全球貿易總量的20%，石油消費每年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費增量的40%。海關總署發布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進口原油4.62億噸，原油對外依存度70.9%，較上年提高2個百分點;中國進口天然氣9039萬噸（1254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45.3%，其中，進口液化天然氣5378萬噸，同比上漲41.2%，進口金額268.4億美元，同比上漲82.0%。未來，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很可能超過8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很可能超過50%。中石油公布的《2018年國內外油氣行業發展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的原油產量為1.89億噸，同比下降1.3%，連續3年下降。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生產天然氣1610億立方米，同比增長7.5%。2018年，中國原油進口量與生產量之比為2.44：1，天然氣進口量與生產量之比為0.77：1。中國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儲量較低。2017 年，中國石油的探明儲量為35 億噸，約占世界總量的1.5%;天然氣的探明儲量為5.5 萬億立方米，約占世界總量的2.8%。英國石油公司發布的《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9》顯示，2018 年中國占全球能源消費量的24%和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的34%，并連續18年穩居全球能源消費增長第一位。
（五）金融系統性風險加大
當前，中國的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突出、企業債務率過高、居民杠桿率攀升等方面。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累積的金融風險日益凸顯，各類隱性風險不斷顯性化。防控金融風險已經成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重點。財政部2019年1月23日發布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8.39萬億元。其中，政府債券18.07萬億元，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0.32萬億元。加上中央政府債務余額14.55萬億元，2018年中國政府債務的負債率（債務余額/GDP）為36.6%。此外，由中央政府擔保的政府支持機構債券的存量為1.89萬億元。政策性金融債和政府支持債券可以看做政府的間接負債。因此，中國政府的總體債務余額為48.96萬億元。2018年，中國GDP規模為90.03萬億元，政府債務負債率為38.69%?？傮w來看，中國政府債務負債率低于國際警戒線。但是，中國企業負債率和居民杠桿率快速上升。從企業直接融資看，《2018 年度債券市場發展報告》顯示，2018年末中國企業債券總規模為18.18萬億元，其中，企業債券25690.5億元、中期票據54250.2億元、短期融資券18696.1億元、非金融企業資產支持票據1690.71億元、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19412.58億元、公司債58227.19億元、可轉債1904.16億元、可交換債1976.63億元;不包括那些沒資格在金融市場上發債、不得不依賴于各種影子銀行渠道的融資。從企業間接融資看，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8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顯示，2018年末，本外幣非金融企業及其他單位貸款余額89.03萬億元，大體上是中國企業通過貸款而形成的債務規模。據此可估算中國企業的負債（債券+貸款）為107.21萬億元，與GDP之比為119%，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80%）。此外，自2011年以來，中國居民債務規?？焖贁U張。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18年末中國住戶本外幣貸款余額47.9萬億元，同比增長18.2%，與GDP的比率為54.3%;其中，2018年末住戶消費性貸款余額37.8 萬億元，同比增長19.9%。2007年中國居民債務與GDP的比率還不到20%，美國居民杠桿率從20%提升到50%用了40年，而中國居民僅用了11年。
五、結論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中國經濟從融入世界經濟走向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帶來重大機遇。2035年前，雖然國際關系復雜程度前所未有，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博弈更趨復雜，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但是中國外部發展環境有望總體保持和平穩定，國內經濟發展潛力不斷釋放，綜合國力持續提升，市場規模日益壯大，將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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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 蕊
外國經濟賬戶赤字分析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 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是參與方最關注的問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組建區域經濟集團的實踐是頗具爭議和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運用統計數據對東亞和拉美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效應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結論。
關鍵詞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拉美地區共同市場 經濟績效
東亞與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起點不同，拉美是世界上最早探索經濟一體化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地區之一；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則非常滯后，1967年成立的東盟真正開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時間是1976年。然而，經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實踐，兩個地區經濟整合的績效卻表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
區域一體化的貿易績效比較
1、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
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最顯著和直接的效應是由貿易創造效應帶來的區域內貿易量的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是世界上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地區。1980－2009年的30年間，東亞地區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3.7％上升到28.01％；同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這一數值由15.29％上升至2000年的19％，2009年又下降至12.9％，歐盟則從41.4％下降到36.6％。雖然在1980年，東亞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還小于其余兩大經濟體，遠遠低于歐盟，可是到2009年，卻已經超過了NAFTA，目前東亞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約為28％。另一方面，東亞地區也是區域內貿易發展最迅猛的地區。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統計，1980－2009年東亞地區的內部貿易額從773億美元上升到3，48萬億美元，累計增長約45倍，而東亞與區域外的貿易額僅增長了10多倍，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從22.4％穩步上升到44.67％，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額占比則由77.6％降至55.3％?？唆敻衤J為，當地區內部貿易占該地區貿易總量的比重大于或等于50％時，這個貿易區才是有效率的。顯然，按照此標準，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有效率的。
貿易結合／密集度指數是衡量區域內各經濟體貿易關系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根據我們的計算，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指數絕大多數都超過1，一些經濟體之間的指標甚至超過3。而且，從總的趨勢來看，中日韓及東盟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在從1995年到2006年的10多年間基本上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這說明東亞地區經濟體之間的貿易依存關系變得愈來愈緊密。東盟內部的進(出)口貿易結合度也是顯著上升，到2006年兩者都超過了4。在東亞，這四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結合度普遍上升，這同地理上相互接近、簽署FTA以及跨國公司加強了域內分工網絡等有密切關系。
2、拉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創造效應
拉美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對區域貿易發展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隨著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各國之間逐步相互降低關稅、限制非關稅壁壘，以實現區域集團商品的進口自由化，同時成員國還采取提供優惠待遇、將稅收列入貿易自由化計劃、對區域外商品實施共同對外關稅制度等措施鼓勵貿易自由化，促進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以拉美自由貿易同盟(LAFTA)為例，該組織11國在1962－1973年12年內，消除了大部分關稅和其他限制，互惠貿易協定使得拉美各國在LAFTA區域內的出口和總出口都有明顯的增加。LAFTA總出口由1962－1964年的平均82.5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平均753.2億美元，在20年的時間里增加9倍多，各國區域內部的出口總量則從1962－1964年的平均6.24億美元增加到1979－1981年的104.7億美元，更是增加了15倍多。而LAFTA區域內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從1962－1964年的平均7.6％上升到1979－1981年的平均13.9％，提高近2倍。此階段，區域內的出口和區域外的出口都有大量的增加，說明此階段的貿易額主要是因為一體化協定的簽訂而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排斥區域外國家的貿易導致區域內的貿易轉移。安第斯集團內部關稅減免率達75％，相互間的貿易額從1969年的0.78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4億美元，約增長17倍多；1960－1980年期間，中美洲共同市場(五國)地區內出口總額從0.30億美元增至9.94億，增長31倍，中美洲共同市場地區內部貿易額已占該地區出口總額的20％；加勒比共同體地區內出口總額從2130萬美元增至3.5億美元，增長15倍。整個拉美地區內出口總額從7.49億美元增至138.82億美元，增長逾18倍。
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事件和政治動蕩導致了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使得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解體或名存實亡。在80年代債務危機期間，拉美區域內貿易下降了36％，恢復到6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在開放地區主義指導下得到恢復和強化。從1990年開始到2000年，拉美區域內部大部分團體的內部貿易每年的增長率都接近和超過10％。這期間整個拉美區域內貿易占其對外貿易的比重達到19.5％。進入21世紀以來，整個拉美地區的一體化進入良性快速發展的階段。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的幅度超過了對外出口的增長速度，比如2004年拉美區域內出口增長達到34.3％，高于同期區外出口增長17.5％的增速；2006年區內出口增長為25％，也超過了21％的區外出口增長幅度。然而，開放的地區主義在弱化拉美經濟一體化的“封閉性”的同時，也稀釋了區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統計，1997年南方共同市場的區域內貿易額相當于各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而2006年這一比例只有14％。目前整個拉美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員國間的貿易額大約為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5％左右。而東盟2000年區內貿易比重為24.7％，2005年上升為28％，比1990年FFA成立前的18.8％增加近10個百分點。
3、對兩地區域內貿易擴大的比較和解釋
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比重比拉美的區域內貿易比重高得多，但是在區域一體化組織東盟內部，其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卻與拉美一體化組織的水平相近，這說明區域貿易協議并非是推動區域內貿易發展的唯一成因，例如跨國公司的分散化生產也是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鐕緦⒁环N產品的整個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個部分或環節，并根據各部分或環節的不同特點將其配置到最有優勢的區位，其最直接結果是大量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迅速增加。因此，衡量一體化過程的貿易創造效應需要用更加精確的模型進行測算，但從邏輯上看，由于相互之間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措施，兩個地理上相鄰且貿易密切的國家達成貿易協議更有可能產生貿易創造效應，而不是貿易轉移效應。
在實證研究上，鄭昭陽等人(2003)基于引力模型所作的研究表明，截至20世紀末期，東亞區域內貿易水平比普通標準水平高出115％，而與區外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則分別比標準水平低約11％和30％。他們認為這種較明顯的區域內貿易
傾向對日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化具有導向性，區域內貿易和一體化構成了互為因果的聯系。對拉美一體化貿易績效的實證研究則有所差異，Erik Ringborg(2006)采用重力模型測算了南美洲地區貿易協議對貿易的影響，研究發現安第斯共同體和南錐體共同市場等一體化組織對貿易都產生了顯著和正向影響，地區集團內的實際貿易結合度比經濟規模和地理位置等自然稟賦所能解釋的貿易結合度大得多。但也有研究表明拉美地區一體化協議未能增進貿易，區域內貿易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國家總體貿易的自由化措施。如Stein and Wei(1995)，Soloaga and Wingtexrs(2001)的研究認為，南美的區域貿易協議在1980－1996年內，并沒有在總體貿易自由化效應之外增加區域內貿易的廣度。
拉美地區都是以資源為基礎的經濟，生產或出口一些或多或少相似的產品，這限制了相互間產品貿易的增長潛力。只有制成品貿易與工業合作才能為拉美地區內部貿易的長期增長提供源泉。從表1可以看出，拉美區域產業關聯度比較低，區域內產業分工程度遠低于東亞地區，表現在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集團內部零部件貿易比重不僅遠低于東亞地區，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只與南亞國家聯盟相當。這是拉美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比東亞地區遠為遜色的根本原因。
區域一體化的投資績效比較
經濟一體化理論認為，區域一體化組織成立后，由于投資壁壘的平均保護水平上升，或FDI的數量受到一國國內市場最初規模限制的放松，從區域外流向區域內的FDI會增加，更大的市場使區域成為更有吸引力的投資地。也有學者從成本角度考慮，認為一旦若干個國家結成穩定和繁榮的貿易區或簽訂其他經濟協定，由于邊界更加開放、運輸和管理成本更低、并且可能有更廉價的勞動力，外國投資者會增加對這些區域的直接投資。在東亞和拉美的一體化過程中，外國直接投資都保持逐漸增長的趨勢，可以認為這是經濟一體化帶來的積極影響。
1、區域一體化導致FDI增加
東亞的投資政策總趨向是逐漸放寬對投資的限制，從限制性向更為自由化和激勵措施中性化的方向變化，各國和地區繼續向來自外國的直接投資開放自己的經濟，因而，東亞的FDI增長迅猛，吸引了全世界FDI總額的10％－20％。
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例，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使區內保護水平降低，促使現有進口企業尋找更有競爭力、更具效率的合作伙伴。同時，隨著中國一東盟之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撤銷，各成員間的貿易更加便利，整個地區成為一個更大的大市場。這些都對外國投資者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從中國一東盟吸收FDI的情況來看，2000年以后雙方吸收的投資額都有了大幅的增長。從2000－2008年，中國一東盟吸收的FDI從642.56億美元增加到1529.96億美元，增長了2.38倍。中國一東盟雙向投資效應也逐漸顯現。根據統計數據，東盟對中國的投資從1999的32.7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51.06億美元，年增長率達到20％，2008年底，東盟對我國的投資達520億美元，占我國吸引外資的6.08％。中國對東盟投資從1999年的0.63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24.8億美元，從2006年起年增長率超過100％。從1999年至2008年底，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總額為52億美元。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把東盟國家作為主要投資目的地。
拉美國家吸引FDI的歷程則經歷了三個階段。在20世紀70－80年代以前，FDI主要作為規避進口稅的途徑之一，投資在一個產業較為集中，FDI的目標市場是拉美的國內市場；拉美經濟一體化是進口替代政策的產物，所以，在對待外資方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在1969年安第斯條約組織成立后立即通過被稱為“第24號決議”的協議，確立了對待外資的共同規則。決議規定所有外資企業必須在15年過渡到合資企業，即國內企業股本必須占51％以上。這一決議提高了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談判能力，但遭到所有國外投資者和商會的反感。因此，這一時期拉美利用FDI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利用外資間接投資即外債的比重卻上升很快。結果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的債務危機以及長達10年的資本外流時期。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走向市場自由化的進程中，各國都逐漸放松了對外國資本的控制。這一時期的FDI主要投資于拉美的自然資源領域，制造業部門的外資企業進行的生產不再僅瞄準內部市場，而且也以出口為目的。服務業部門和基礎設施部門也出現了大量的FDI。另一個特點是南南之間(區域內和超區域)的投資也在增加?？傊?，90年代以來是跨國公司在拉美急劇擴張的時期。在1990－2000年，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都在拉美國家設立了分公司，在拉美市場占有率空前高漲：它們在拉美地區的銷售額從1990年的27％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41％，其中在制造業的分額高達58％，在服務業的份額占38％，在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初級產品部門，跨國公司的份額也達到17％。在拉美地區最大的200家出口商中，跨國公司的份額從1990年的18％猛增到2000年的50％。從2000年到2008年流入拉美的外資從778億美元增加到1196億美元，年均增長4.88％。這一時期是拉美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外資的重新進入對拉美經濟的恢復增長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2、區域內投資一體化趨勢
東亞地區的FDI在逐漸增加的同時，區域內投資一體化，即區內成員的相互直接投資也呈發展態勢。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東亞10個經濟體間的相互投資年均為271.37億美元，占其引進FDI總額的27.0％，而到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相應的數字進一步增加為351.36億美元和28.6％。其中日本對其他9個經濟體的直接投資同期由104.5億美元增長為135.83億美元，增長了39.98％，亞洲“四小龍”對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也由142.33億美元增長為177.12億美元，增長了24.4％。這里主要以東亞最大的區域經濟組織——東盟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例進行分析。
東盟自由貿易區與大投資區計劃出臺后，隨著區內保護水平的降低和一體化帶來的市場規模效應的逐步顯現，東盟區域內的資本流動也在加劇。1995－2006年東盟接受區內投資總額達到305.13億美元。亞洲金融危機以前，區內總的相互投資量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各國有增有減，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增幅較大；危機之后，投資先減后增，2001年扭轉了下滑勢頭，區內的相互投資流量迅速增加，到2006年達到62.42億美元，比1997年增長了57.5％。東盟區域內的直接投資的一半以上來自新加坡，其次是馬來西亞、印尼和泰國。這是因為在東盟各國中，新、馬、泰等國屬于經濟領先的國家，它們國內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所以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的新成員
國，從而成為新成員國的主要區內投資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新老成員國增進了解提供了一個平臺，東盟投資區將使成員國問的相互投資政策更加開放。
東亞區域內，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相互投資也呈現上升趨勢，從表2和表3中可以發現，東亞區內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東盟和中國的投資基本呈增加趨勢。但是，兩者的FDI主要來源又有所區別，日本對東盟的投資大于對中國的投資，中國香港和臺灣則是中國大陸的最大外資來源地，其對中國的投資遠遠大于對東盟的投資。同時，東盟對中國的投資要多于中國對東盟的投資。
拉美的區域內相互投資在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也逐漸增多。根據John和Jeffrey等人(2007)的研究，拉美國家的FDI政策是拉美區域化和企業全球化的輔助政策，一方面，一體化的目標之一就是推動區域內的FDI，另一方面，拉美國家采取了增進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競爭能力的戰略。數據顯示，1990－1994年間，來自拉美國家的FDI總額在拉美大國中均有明顯增加。在FDI的數額中拉美國家所占部分一般增長2－3倍，在秘魯和委內瑞拉增長5倍，阿根廷則增長10倍。從所占比重來看，拉美國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魯和委內瑞拉的直接投資均有所增長，其中，多數國家增長了1倍以上。2003年以后，拉美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從2003年的70億美元增加至2006年的45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投資發生在拉美區域內。目前，拉美國家的區域內FDI投資比重已經從總投資的5％增加至10％，主要歸因于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國在拉美地區設立了一大批跨國公司。根據拉美經委會發布的投資報告數據，巴西是拉美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投資國，2008年其28％的投資流向美國，25％的投資流向了加勒比金融中心，對拉美地區的投資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的12％，主要流向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智利對南美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占其總投資額的72％，主要投資流向國為巴西和秘魯；哥倫比亞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有40％流入拉美地區之內，主要流向國為巴西、巴拿馬和墨西哥。
3、兩地區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比較
在比較東亞與拉美區域一體化投資效應時，需要回憶一下東亞最早的區域合作組織東盟與拉美的安第斯條約組織早期的工業合作計劃。1976年3月東盟經濟部長制定了第一個工業合作計劃(AIP)，包括印尼和馬來西亞的尿素項目、新加坡的柴油機項目、菲律賓的富磷肥項目和泰國的純堿項目。每個項目投資2，5億至3億美元，由東道國負擔60％股本，其余40％由其他成員國分攤。1977年第二批AIP項目被提交給吉隆坡東盟首腦會議進行審議，包括印尼的高強度橡膠輪胎、馬來西亞的金屬切割工具、菲律賓的新聞紙和電鍍鋅版、新加坡的彩色顯像管，以及泰國的鉀堿礦和魚類養殖。由于這些計劃實施困難，1980年10月東盟簽署了《東盟工業互補基本協定》(AIC)。1981年6月東盟提出一個簡化形式的AIC，即東盟工業合資經營計劃(AIJV)，它是一種生產一個產品的不同零配件的簡單垂直分工計劃，但主要通過私人投資活動來實現。由于引入市場機制并放寬了股本限制以及鼓勵區域外來投資，這個AIJV計劃比AIP計劃簡便易行，因此，被認為是最有希望的工業合作計劃。但其實施進展仍然異常緩慢，效果也不理想。
拉美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制定了一系列地區投資計劃。拉美一開始就試圖通過協議性區域分工解決一體化收益分配和規模經濟效益問題，因為工業發展部門規劃被認為是制訂工業計劃和實現一體化成員國之間利益公正分配的主要直接手段。拉美工業合作計劃以安第斯條約組織最為龐大，它們將可貿易品的1／3納入地區投資計劃。第一個工業發展部門規劃于1972年獲準通過，它包括了冶金、機械部門的一些重要部分(估計1980年約占總需求的1／3)，主要涉及機械工具、采礦設備、電器設備和儀器。爭議最多的是石油化工與汽車制造部門的合作計劃。經過多年談判后，在1975年和1977年分別就石油化工與汽車工業發展規劃達成協議，并在1978年進行了修改。第二個工業部門發展規劃需要巨額資本投入，具有極高的資金產出率，并且只能提供很少的就業機會，主要是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員。但這個規劃因缺乏技術支持和利益協調困難而無法付諸實施。拉美的經驗表明：要按照協商一致的專業化計劃來進行生產，規定什么國家生產什么產品，形成區域內產業分工是有問題的，東盟的地區性行業方案也遭到了失敗。小島清的協議性國際分工理論的有效性似乎難以在發展中國家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中找到佐證。
20世紀90年代東亞和拉美的區域投資計劃更多地轉向能源和基礎設施，為區域內投資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而將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投資則留給了市場力量。但兩者相比仍然可以發現三點差別。(1)拉美國家主要投資于鄰近國家。國際化理論認為，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將比在國內投資承擔更大的風險，為降低風險，企業將投資于地理和文化條件相近的市場。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國家都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并且在一體化貿易協議的作用下，這種投資關系得到了加強。(2)從行業投資來看，目前拉美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自然資源的生產部門，以及石化、肉制品等行業。因此，主要的拉美對外投資在于尋求市場擴大，還有一些拉美地區內投資仍然以保障原材料產品的出口以及保障石油資源的安全等為目的。這一點與東亞區域之間的投資有較大的區別，東亞的區域內投資有很大部分是出于產業轉移和尋求更加低廉的勞動力的目的。(3)拉美區域內投資以產業間投資為主，而東亞區域內投資則經歷了80年代以前以產業間投資為主向90年代后以產業內投資為主的轉變。這反映了兩大地區產業分工與資本積累的差異。東亞地區產業分工程度比拉美地區發達和深化，形成了發達的區域生產網絡；同時東亞地區的資本形成和積累率也比拉美國家高，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對外擴張能力比拉美企業強。
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的深層動力來自資本的擴張性，而經濟一體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當前，生產國際化和資本國際化的重要載體是跨國公司?？鐕臼菂^域經濟一體化的核心推動力量，其推動力量來自資本擴張的本性。由于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不足，沒有形成足以跨國生產和行銷為目的的巨額資本，國內生產多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為主，產業、產品和工藝技術同構性強，生產分工水平低，無法形成緊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關系。這樣，彼此間對對方的產品必然不會產生強大的需求，貿易創造效應很小，難以分享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同時也無法形成旨在提高規模經濟效益的協議性分工。同時，發展中國家都是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不足的國家，對外部投資的需求很大，而成員國彼此間的投資效應必然很小，即使有協議性分工，也難以執行。拉美南方共同市場和東盟有關產業分工規劃和共同投資的計劃最終歸于失敗也就不難理解。
經濟增長與福利增進績效比較
1、東亞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自1955年以來，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始終高于世界的平
均水平和全球其他地區，保持了長達35年的群體性持續高增長，從而被稱為“東亞奇跡”。其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東亞地區持續進行的產業轉移，依托投資和貿易的高速循環，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又把東亞各經濟體緊緊結合在一起。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末，東亞經濟的增長率一直維持在5％－6％的平均水平，遠遠高于當時世界經濟增長2％－3％的平均水平。在這個過程中，日本經濟率先起飛，以近20年的高速增長奠定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基礎；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四小龍”抓住美日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加工業，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從70年代起，東盟四國——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開始吸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產業轉移和投資，發展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工業，大約用了20多年時間改變了落后狀況，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從1978年開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吸收日本與亞洲“四小龍”以及海外華人的投資和產業轉移，也步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軌道，在隨后的30年時間里保持了平均9.8％的經濟增長率，成為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之一。
經濟的高速增長帶來福利的改善，降低了貧困人口的比重。以泰國、越南和中國為例：泰國的貧困率從1990年的27.2％降低到1996年的11.4％，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的貧困率有所回升，但與收入增長一起穩步地趨于下降，目前處于10％左右。如果收入分配趨于改善，泰國貧困率會進一步下降。越南在改革前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貧困率在70％以上。最近10年經濟的急速增長不僅使國家收入增加，也降低了貧困率。貧困率從1993年的50％降至2002年的28％。中國在減少貧困方面成效顯著，貧困人口從1990年至2002年減少了2億人，貧困率從31.5％降低至12.5％。但中國與越南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狀況明顯惡化。中國的吉尼系數從1988年的0.38上升至2002年的0.45，越南的吉尼系數則從1993年的0.35擴大至2002年的0.41。日本學者江崎光男根據CGE世界模型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貧困削減影響的分析表明，東亞FTA一般對區域內各國的經濟具有正向增長效應，收入分配也得到改善，因此貧困削減效果也是正的。但對中國而言增長效果卻不明顯，甚至還有負的可能性，遠不如APEC水平的FTA增長效果大。
2、拉美一體化的福利改進效應
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也是促進拉美工業化和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20世紀50－70年代是拉美一體化蓬勃發展的階段，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合作，有力地推動了拉美經濟的增長。在1950年到1974年期間，拉美主要國家的GDP的平均增長率基本上都是在3％－10％之間，是一個快速增長的過程。特別是在1965－1974年期間整個拉美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其區域國家的GDP平均增長率達到了6.7％。巴西的發展速度更是達到了10％，哥倫比亞、墨西哥的也達到了6.4％和6.6％的平均增長率，被稱為經濟奇跡。1974年到1980年期間的債務危機爆發前，拉美的GDP的增長率也處于相對快速的發展過程，比率基本保持在2％－6％之間，這個時期拉美一體化還在繼續發展，但是相對前一階段速度有所減緩。中美洲共同市場在20世紀60－70年代也保持了強勁的經濟增長，1960—1969年中美洲6國的實際GNP平均增長率達到5.7％，1970－1979年為5.3％。尼加拉瓜60年代實際GDP增長率高達7.4％，多米尼加共和國70年代也達到了8.2％。
20世紀80年代是拉美經濟一體化和增長的停滯階段。據統計，拉美1981－1990年的平均GDP的增長率僅為1.1％，中美洲約為1.2％。這與拉美一體化的停滯和倒退是密切相關的。90年代以來，拉美區域一體化進入復蘇階段，據統計1991－2000年拉美地區的平均GDP的增長率達到3.3％，與整個的80年代相比，其GDP平均增長率提高了2.3％。
進入21世紀，拉美一體化和拉美經濟增長進入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除了2001－2002年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長為－0.5％外，2003年以來整個拉美連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2003年GDP平均增長2.1％，2004－2007年期間，GDP增長率接近或超過5％，其中2004年高達6.2％。有些國家(如委內瑞拉等國因能源價格高漲)有些年份的增長率達到兩位數，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少有的高速增長時期。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2003年以來人均GDP的累計增長幅度已經達到20.6％(平均年增長率達到3％以上，其中2004年高達4.8％)。拉美經濟的穩定增長為拉美一體化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而拉美一體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拉美經濟的增長。
與東亞地區相比，拉美經濟一體化的福利改進與經濟增長效應差距較大。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與一體化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相聯系，即東亞地區各成員通過投資和貿易聯系，促進東亞區域內產業持續轉移和國際生產網絡的形成，同時因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外向型發展戰略始終具有開放性，從而能夠利用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尋求發展。拉美區域一體化戰略是一種進口替代政策，是一種擴大的內向型發展戰略，具有區域保護主義的封閉性。這使它們在實施經濟一體化政策時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中包括以區域內貿易擴散來代替外部貿易中的比較利益。如中美洲共同市場為了保護2300萬貧窮人口的市場，其有效率的出口工業被進口替代工業所取代。社會的精華部分(制造業和公共服務業中的職工)以犧牲農村地區和城市貧民窟中居民的貧困化為代價大量攫取財富。這是導致區域性戰爭及共同市場解體的重要原因。
結論
與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成效相比，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無論在貿易效應、投資效應，還是經濟福利改進方面都不如東亞。究其原因，一是東亞地區一體化是在市場機制或單邊投資和貿易政策改變的驅動下，由區域內私人企業通過貿易和投資來主導的，甚至不需要建立區域性的制度安排。而拉美地區一體化由政府主導，雖然制訂了宏偉計劃，但由于缺乏市場主體——企業的積極參與，區域一體化成效反而不如東亞成功。二是由政府來制定某些產業的國際分工不可取，雖然政府的協調可以避免區域同類產業的惡性競爭。安第斯條約組織和東盟都制訂過一體化工業發展規劃，但因為投資來源和利益分配問題而無法付諸實施。而亞洲區域國際分工是在市場機制驅動下，企業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形成的產業轉移和區際生產網絡，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
這些發展中國家一體化實踐有兩個主要經驗教訓：一是區域一體化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不宜期望過高，也不能急于求成，必須循序漸進，否則欲速不達。這是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是由成員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分工程度決定的，在工業化程度不高時應避免盲目追求經濟關系的高度一體化。二是發展中國家區域一體化不能搞成封閉性集團，必須對世界其他國家保持開放。發展中國家最成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東盟的合作機制有兩個重要特點，即協調一致和開放性。協調一致雖然沒有使合作進展變得更加容易，但卻保證使它不至于因意見分歧而破裂；而開放性則保證其對地區外經濟因素特別是外國投資持開放態度，從而與外部市場聯系密切，避免因自我封閉而窒息。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一體化是在各國實行開放政策，特別是對外資和貿易持開放態度，通過市場機制驅動的貿易和投資所帶動的產業轉移來實現的。
(責任編輯：張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