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學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黨內政治文化作為黨組織內部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文化，既具備文化的一般屬性，又具有政治文化與組織文化的結構特征。從理論層面審視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意蘊，需要從文化、政治文化、組織文化三重維度認識黨內政治文化的一般本質、政治屬性與組織特質，從而增進對黨內政治文化概念內涵的科學認知，夯實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認知基礎。
關鍵詞：政治文化;中國共產黨;組織文化
概念是界定事物本質、分辨事物特征的重要工具，也是展開一切分析推理與研究考察的基本前提?！叭绻M行討論，就必須把概念弄清楚?！盵1]無論是在理論上開展黨內政治文化研究，還是在實踐中推進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科學認識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內涵，正確回答黨內政治文化“是什么”，都是十分重要的環節。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們的黨內政治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革命文化為源頭、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主體、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黨性的文化?！?[2]準確把握黨內政治文化內涵實質，不僅需要深刻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內政治文化的重要論述，還要從學理層面研究黨內政治文化的理論意蘊，進而科學界定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內涵。從黨內政治文化的詞組結構來看，黨內政治文化無疑是文化的一種，有著文化的一般性特質。然而，黨內政治文化還是一種特殊的文化，既是一種有著組織形態的政治文化，又是一種有著政治色彩的組織文化，它是政治文化與組織文化的交集。因此，要準確掌握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內涵，有必要從文化、政治文化和組織文化三個理論維度進行審視。
一、從文化之維看黨內政治文化的一般本質
“文化創造比我們迄今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廣闊和更加深刻的內涵。人類生活的基礎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習慣。正如我們歷史地所探究的，沒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盵3]可見，文化是人類獨有之物，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然而，當論及文化究竟是何物時往往語焉不詳難以切中實質。這是因為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內涵與外延十分宏大繁雜的概念范疇，從不同的視角去觀察都可以得出對文化概念內涵的不同認識。1952年，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魯伯和克魯柯享在《文化：關于概念和定義的檢討》一書中，列舉的1871年至1951年80年間西方學術界關于“文化”的定義有164種。[4]經過不同研究領域學者的精進探索，關于文化的定義詮釋也在不斷完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為什么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一文中指出：“世界上給文化下的定義有500多個，一個名詞有500多個定義，就證明了這個定義不好下?！盵5]無獨有偶，錢鍾書也說：“文化這個東西，你不問嘛，我倒還清楚;你這一問，我倒糊涂起來了?！盵6]可見，對文化內涵實質的把握并非一件易事。雖然關于文化概念內涵的理解繁多且難以達成共識，但可以通過權威性、代表性的概念界定以增進對文化內涵本質的認知，進而由文化的一般性出發去考察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實質。
在英語中“文化”一詞即“culture”，來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和“colere ”，原義指農業耕作和對植物的培育，主要包括五種內涵：“1.耕作;2.居住;3.練習;4.留心或注意;5.敬神?！盵7]這是西方學界關于文化內涵的一般詮釋，主要集中于對農業耕作與培育的物質層面。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將文化定義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其他的才能和習慣在內的復合體?！盵8]這一概念界定受到了西方學界的普遍認可，為后續文化的一般性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人類社會的進步。特別是在工業革命之后，文化的概念逐漸被引申到精神領域，泛指人們關于道德品質、能力素養、生活習慣等的培塑。如英國文化史學者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所指：“‘文化’也在同一關鍵時期發生變化。在此之前，這個詞基本上是指‘培育自然的成長’，此后類推為指人類訓練的過程。后來這個用法，在18世紀到19世紀初期卻變成了自成一義的‘文化’，通常是指某種事物的變化，這是它的第一個意思是‘心靈的普遍狀態和習慣’，與人類追求完美的思想觀念有密切關系。第二個意思是‘整個社會里知識發展的普遍狀態’。第三個意思是‘各種藝術的普遍狀態’。其后，又有第四個意思：‘文化是一種物質、知識與精神構成的整個生活方式’?！盵9] 此時，文化的內涵已從原初泛指農作物的耕作及物質層面培育，發展到概指對人類生活方式、習慣等精神領域的培塑。而后者則是現代意義的文化內涵，可簡單概括為人類活動產生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如《劍橋百科全書》中的文化定義：“人類學指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其內容包括后天的行為類型以及逐代相傳的思想，諸如群體的信仰、價值觀、語言、政體、經濟活動以及器具、技術和藝術形式（后三項為物質文化）?！盵10]
漢語中“文化”作為完整的名詞是近代從西方翻譯而來。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指出：“我們最早譯西文civilization為‘文明’，譯西文culture 為‘文化’?！盵11]（P68）然而“文”“化”二字在中國古已有之。從文獻記載看，“文化”最早是單獨的兩個詞：“文”的本義指紋理，如《禮·樂記》中所指：“無色成文而不亂?！薄盎钡谋玖x為變化，如《莊子·逍遙游》中所指：“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鳥，其名為鵬?！弊钤鐚⑽幕致撓翟谝黄鸬氖恰吨芤住べS掛》：“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边@大概是中國人論述‘文化’的開始。[12] 錢穆先生將“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理解為中國古人的文化觀。他解釋道：“‘人文’即是人生的花樣，人既然能在花樣百出的人文中相安相處，就拿這個道理放大，就可以‘化成天下’。這個天下是各色人可以相安相處的天下?！盵11]（P70）這里“文”“化”就包含了“以文教化”的意思。即用人倫秩序教化世人，使之自覺按規范行動，這便是中國傳統的“文化”一詞的基本含義。[13]時至近代，鴉片戰爭打開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傳統意義上的“文化”才有了現代的內涵。文化“通常指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并隨著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盵14]馬克思主義者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角度提出了關于文化的見解。例如毛澤東曾指出：“一定的文化（當做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了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盵15]
可見，東西方學者對文化概念的界定與內涵的解釋莫衷一是。雖然沒有達成統一認識，但可以從眾多的定義詮釋中窺見關于文化的一般本質。而這些一般本質則是認識黨內政治文化內涵本質的重要參照。
首先，從文化的結構來看，文化一般分為人類活動產生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文化兩大部分。此為廣義的文化，而狹義的文化則專指精神財富，如道德、信仰、價值、習俗等。黨內政治文化理論上也存在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之分，但是在長期管黨治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更多的是在精神層面強調與使用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所以，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應該限定在狹義的文化范疇，指的是黨組織內部一種無形的客觀存在，屬于精神文化的一種特殊。
其次，從文化的主體來看，文化是整個社會或者是整個群體所共同具有的普遍之物，是在一定區域內生活交往的人們所產生的一種精神共識。文化的主體只能是具有一定人員數量的社會群體，如團體、民族等。單個人或少數人所具有的觀念、思想不能稱之為文化。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政治文化必然是一種集體所共有的精神結構，也就是黨組織內部一定數量黨員群體所共同持有的心理積淀。因此，黨內政治文化的主體是融入黨組織這一集體的黨員，而且是具有一定數量規模的黨員。單個或少數黨員所獨有主觀意識并屬于黨內政治文化范疇。
再次，從文化的形成與傳遞機制來看，不同的社會實踐必然產生不同的社會文化，文化在人們的實踐進程中得以傳遞。文化的誕生總是基于人類社會實踐的長期積累與積淀，是社會實踐的歷史性產物，具有鮮明的實踐性與積累性。其中實踐性主要指文化形成過程中的特征，累積性則是文化傳遞過程中的特點。黨內政治文化形成是歷史實踐進程中精神產物不斷積累沉淀的結果。黨內政治文化不會在短時段內一蹴而就，也不會在短時段內徹底消失。另外，文化的橫向傳播與縱向傳承從根本上依賴于實踐中人與人的互動溝通，黨內政治文化的傳播與傳承則必然離不開政治實踐中黨員之間的互動交流。從縱向傳承來看，老一輩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對新一代共產黨人的影響，是黨內政治文化賡續傳承的重要途徑;從橫向傳播來看，每一個共產黨人在政治實踐中所展現的行為作風，都是對黨內政治文化最生動的展示與最有效的傳播。
二、從政治文化維度看黨內政治文化的政治屬性
黨內政治文化作為黨組織內部的政治文化，屬于政治文化的特殊一支。把握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實質，有必要從政治文化的理論視角認識黨內政治文化的政治屬性。政治文化是興起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學研究領域的現代政治學概念，是西方政治學界對行為主義政治學反思與復興價值研究的結果。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1956年發表在《政治學期刊》上的《比較政治系統》論文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認為：“政治文化是指每一種政治制度得以存在的價值依托，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中形成的?！盵16]經過對五個國家的調查研究之后，他在《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一書中指出：“‘政治文化’這個術語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對于政治體系及其各個部分的態度，對于在該系統中自我角色的態度。我們談論某一種政治文化，正如我們談論某一種經濟文化或宗教文化一樣，它是對于一系列特別的社會客體和過程的一組取向?！盵17]阿爾蒙德主要從政治社會心理學的視角，把政治文化理解為公民對政治客體的心理取向，主要包括對政治客體的認知、情感、評價等三個層面。他還根據這三個層面的差異把政治文化劃分為村民型、臣民型與公民型三大類。政治文化概念的出現，從理論上回答了“一些國家為什么走向了民主政治？是什么使得民主政治運作良好或者不好？”[18]同時也揭示了政治文化對于政治制度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與關鍵作用。
隨著政治文化研究熱潮在西方的興起，政治文化作為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范疇被引入中國。中國學者結合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特殊國情，科學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西方政治文化理論、研究成果進行了合理修正，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概念。王滬寧在《比較政治分析》中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動中的一種主觀意識領域，包括了社會對政治活動的態度、信仰、情感和價值。具體來看有政治認識性成分，即對政治體系和政治活動的認識;政治情感成分，即對政治體系和政治活動的感情;政治價值性成分，即對政治體系和政治活動的評價、意見、觀念;政治理想性成分，即對政治體系和政治活動的寄望和未來發展的設計?！盵19]俞可平則提出：“政治文化是人們通過政治社會化過程在現實生活中自發形成的情感取向，是對社會政治現實的不自覺、不系統的和不成熟的反映?！盵20]還有學者提出：“政治文化是客觀政治過程在社會成員心理反應上的累積，包括政治認同、政治信念、政治感情等?！盵21]可見，中國學者普遍將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系、政治活動運轉的主觀意識領域，這與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政治意識，即政治文化，是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由現實的經濟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關系決定，并反映它們?！盵22]質言之，政治文化屬于主觀意識領域的概念范疇，作為對政治活動的主觀抽象是社會意識的重要構成部分，對政治體系、政治活動的運作與開展具有巨大反作用。
從中西學者對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來看，雖然對政治文化概念內涵的界定多種多樣，但都離不開政治主體、政治對象或政治客體、政治取向或心理取向三大核心要點。正如《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解釋道：“‘政治文化’被定義為針對客體的‘取向性模式’，這些客體包括政黨、法院、憲法、國家歷史等?！盵23]這種關于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邏輯進路，對黨內政治文化概念內涵的界定具有重要啟發性。
首先，政治文化屬于主觀意識領域，黨內政治文化應該界定在主觀意識領域范疇。黨內政治文化是存在于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的主觀意識，需要一定載體才能具化與顯現。所以，黨內政治文化并不涵蓋黨內規章制度。黨內規章制度只是對黨內政治文化的有形反映，或者說是黨內政治文化得以彰顯、具化的一種載體。
其次，政治文化是對客觀政治實踐的主觀抽象，黨內政治文化則是政黨政治實踐的主觀抽象。作為政黨政治實踐的一種主觀抽象，黨內政治文化必然隨著政黨政治實踐的發展而發展。所以，黨內政治文化必然是政黨政治實踐的歷史性產物。也許在發展進程中，黨內政治文化會相對滯后或者領先于政黨政治實踐，但政黨政治實踐決定黨內政治文化的根本規律不會由此改變。這里的政黨政治實踐主要包括黨組織與黨員的政治實踐。
再次，政治文化是一種政治主體對政治客體的取向性模式，這決定了黨內政治文化必然也是一定政治主體對一定政治客體的取向模式。黨內政治文化的主體可以是作為個體的政黨組織成員，也可以是作為集體的黨組織，但歸根到底政黨組織成員是黨內政治文化的主體。黨內政治文化的客體可以是黨組織、黨的領導機構、領導人、黨組織的政治系統等。由此，黨內政治文化則可以理解為政黨組織成員普遍所具有的關于政黨政治體系、政黨政治實踐的一種政治取向與行為模式。
三、從組織文化維度看黨內政治文化的組織特質
政黨作為現代政治舞臺上最活躍的政治主體，是一種以獲取和維持政權為目標的政治組織。雖然政黨組織與其他社會組織有著眾多顯著的不同，但是不容否定的是政黨首先是一個有著自身結構體系、組織邊界的社會組織。所以，從組織學的理論視角看，黨內政治文化屬于政黨組織內部的一種組織文化，黨內政治文化必然具有鮮明的組織文化屬性。因此，考察組織文化的概念內涵，對理解黨內政治文化本質屬性與界定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內涵同樣具有重要作用。
組織文化是組織理論中一個重要的分析范疇，是文化學與組織理論相互融合而誕生的綜合性概念，它既具有組織理論的特質，又具有文化學的基因。一般而言，組織文化旨在說明組織所具有的文化屬性，闡釋組織發展進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內在驅動與深層緣由。著名管理學家W·理查德·斯格特在《組織理論》中指出：“‘文化’一詞表現了一個集團內部的特征或品質。我們談的是組織文化或亞文化。就這一點看來，文化是一種擁有相當穩定的一組想當然的假設，被分享的信仰、含義以及行為背景的價值觀?！盵24]（P297）此外，“組織是意圖尋求具體目標并且結構形式化程度較高的社會結構集體?！盵24]（P24）這揭示了組織的兩大特點：有明確的目標、有規范的結構。美國學者達夫特更是將組織的共同特征總結為：“（1）社會實體;（2）有確定的目標;（3）有精心設計的結構和協調的活動性系統;（4）與外部環境相聯系?！盵25]通過對照以上四條組織的基本特征，政黨無疑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組織：政黨本身就是由具有共同目標的成員組成，并按照自身的綱領、章程，建構起一定的組織機構實現政黨自身的運轉與發展。政黨在社會結構中始終處在聯系國家與社會的關鍵位置。所以，完全可以斷定黨內政治文化就是政黨的一種組織文化，組織文化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與遵循的基本規律，必然也適用于黨內政治文化。通過認識組織文化的基本概念內涵，不僅有助于增進對黨內政治文化組織文化屬性的理解，還有利于準確界定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涵與外延。
組織文化的概念最先興起于20世紀70、80年代美日管理比較研究之中。自1979年Pettigrew在《管理科學季刊》發表《組織文化研究》、Pondy與Mitroff在《組織行為研究》發表《跨越組織的開放系統模式》之后，組織文化這一概念就開始在組織管理、企業管理領域流行起來。組織文化研究也成為了組織理論中重要議題。在眾多組織文化的定義中，沙因對組織文化的界定影響最為廣泛。沙因從組織文化形成過程的維度提出，組織文化是“一個群體在適應外部環境和進行內部整合時，在不斷解決各種問題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為所有成員所認同的一套基本假設，這些假設已經在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而傳授給每位新成員。最后這種假設變得根深蒂固，滲入員工的潛意識中，后來每一位新員工經過耳濡目染就會被潛移默化?！盵26]這一定義不僅清楚地表明組織文化形成與傳承的過程，還深刻揭示了組織文化的深層本質，即一套基本假設。在提出組織文化概念的基礎上，沙因對組織文化的層次結構進行深入探索。他認為組織文化不是一個單一均勻的結構，而是有著三個明顯區別的層次結構所組成：“（1）深層的默認假設。這是文化的精髓;（2）價值觀。這是組織的理想目標，也是它希望呈現給公眾的形象;（3）日常行為。這體現了默認假設和價值觀與現實情境的需要之間的復雜妥協或折中?！盵26]因為組織文化的層次結構，沙因認為只是單純觀察組織成員的行為無法真正認識和把握一個組織的文化。因為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權變的因素導致組織成員的行為與組織深層默認假設和價值觀念所不一致的情況發生。所以，要了解一種組織文化不僅僅要花大量時間去觀察其成員的行為，還要深入探究組織成員認識和思維所遵循的默認假設或者價值觀念。
從以上關于組織文化的概念分析來看，組織文化所具有的結構性特征與在發展演進中所遵循的一般規律，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黨內政治文化的組織特性與結構層次，也是科學界定黨內政治文化內涵意蘊的重要前提。
首先，從組織文化的生成視角來看，組織文化是在適應外部環境與實現內部整合的過程中形成的。黨內政治文化的生成與發展必然也面臨適應外部環境變遷與實現內部整合的重要議題。適應外部環境是黨內政治文化得以與時俱進的基礎，內部整合與團結則是黨內政治文化在黨組織內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其次，從組織文化的內部構成來看，組織文化有著鮮明的層次結構。這意味著可以從層次結構的視角去分析黨內政治文化的內部構成。將黨內政治文化理解為具有一種由淺至深的層次序列結構，不同層次的結構元素有著不同的功能效用。要準確把握黨內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與屬性，就不能僅限于對其表層元素的了解，要深入到對其內核構成元素的認識。因為，黨內政治文化的內核結構往往是區分于其他政黨黨內政治文化的根本標識。
最后，組織文化主要是在組織內部經過長期實踐積淀而成的行為模式和組織風格，其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有著顯著的穩定性與持續性。黨內政治文化的形成必然也是政黨組織內部長期實踐經驗累積的歷史過程，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對穩定性和持續性，能在較長歷史時段內影響政黨組織發展與規范黨員行為。
四、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內涵
透過文化、政治文化、組織文化的三重理論維度考察黨內政治文化，不難發現黨內政治文化有著文化的一般屬性，同時既具備組織文化的特征，又有著政治文化的色彩。因此，絕不能簡單地將黨內政治文化歸于組織文化或政治文化，而必須要從二者有機融合的角度去把握。黨內政治文化概念內涵的界定則很有必要立足文化的一般本質，結合組織文化與政治文化的特殊結構與屬性，充分體現黨內政治文化既是一種有著強烈政治色彩的組織文化，又是一種有著鮮明組織特征的政治文化的特殊結構。那么，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就可以理解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下，經過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的政治實踐，在黨組織內部沉淀而成的，為中國共產黨員所廣泛認同的，并且深刻影響黨組織發展取向與黨員政治行為選擇的精神元素的總和。為了進一步認識黨內政治文化的概念內涵以及把握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本質屬性，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黨內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下形成，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前提賦予了黨內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是政黨政治活動的基本前提，這一基本前提的不同必然導致政黨活動目標、行為方式的不同，從而決定了處于不同國家的政黨有著不同的黨內政治文化。因此，黨內政治文化必然會因為政黨所處的歷史傳統、社會現實、文化傳承所呈現出的民族性，而渲染上鮮明的民族色彩。那么，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實踐中與中國獨特的歷史社會文化互動融合，必然會形成帶有中華民族特色的黨內政治文化。尤其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其黨內政治文化必然具有強烈的中華民族特性。
其次，黨內政治文化是經過長期的政黨政治實踐積累沉淀而成的精神結構。這決定了黨內政治文化必然依靠一定載體才能顯現與具化。同時，這也決定了黨內政治文化的演變具有明顯的緩慢性。黨內政治文化的形成同其他文化的形成一樣，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性過程。這一特性決定了黨內政治文化變遷是一個緩慢過程。而黨內政治文化的新陳代謝則是政治實踐不斷推動的結果。黨內政治文化本質上是屬于主觀意識領域的精神產物，所以，黨內政治文化不包括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屬于源自外部的強制約束，而黨內政治文化則是源自內部的柔性規范。制度本身并不是一種文化，而是文化的一種載體。政治制度是對某一種政治價值的體現和維持，而黨內政治文化則是制度有效運轉的精神性支撐。
再次，黨內政治文化是被廣大黨員所認同的政治取向，是一種集體共同擁有的精神狀態。黨內政治文化作為政黨組織內部的政治文化，其主體必然是全部政黨成員，單個黨員所具有的主觀意識并不屬于黨內政治文化。不容否定的是，由于教育程度差異與信息不對稱等客觀因素，造成政黨成員自身對黨內政治文化理解程度不一，有的政黨成員可能因為身處政黨組織的領導崗位而對黨內政治文化有著深厚認同，有的黨員則有可能因為長期疏遠黨組織活動而成為黨內政治文化的邊緣人。這不僅決定了身處黨組織結構關鍵位置的黨員干部對黨內政治文化有著重要影響，還決定了黨內政治文化的發展有著一個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也就是讓更廣大的黨員群體甚至是人民群眾增強對黨內政治文化的認同。
最后，作為一種特殊的組織文化，黨內政治文化并非是一種一元均質的簡單結構，而是一種有著明顯結構分層的復雜機體。組織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交匯碰撞的多元結構，有著顯著的差序層次結構。從組織文化的結構視角看，黨內政治文化也有著明顯的三層差序結構：第一層為黨內政治文化的基本內核，是決定黨內政治文化整體性質的基本內核，具有超強的穩定性，能在政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保持結構和性質的不改變。這是區別政黨與政黨不同的根本標識，一般在政黨誕生初期就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結構，同時也是黨內政治文化其他層次結構得以形成的根本前提。第二層為黨內政治文化的中層結構，是在黨內政治文化基本內核與一定歷史傳統、社會現實、文化傳承相結合之后形成的具有較強穩定性的精神產物，具有較強抗流變性，若非遭遇重大政治沖突或政黨政治系統的歷史性變革，中層結構能在較長歷史時段內保持性質穩定。第三層為黨內政治文化的表層結構，是黨內政治文化有機體的最外層部分。與中層結構與基本內核相比，黨內政治文化表層結構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具有流變性，是政黨在一定政治實踐中形成的不夠成熟、不成系統的精神產物。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內涵的重要論述，不僅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實質內容，還證實了上文關于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學術概念界定的可行性與合理性：第一，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始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發展，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本質屬性，即為黨內政治文化的基本內核;第二，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發展的結構，中華文明悠久歷史傳承中流傳下來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形成的革命文化與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第三，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文化的顯著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黨性。黨性是黨內政治文化的外顯特征，也是黨內政治文化內部結構所決定的必然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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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學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 參與型政治文化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層面，沒有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建立，就沒有民主政治的發展。參與型政治文化發揮著催生、支撐和保障民主政治的作用，因此是政治文明建設的推動力量和內在要求。當代中國社會的參與型政治文化較為薄弱，它是民主政治發展的主要障礙，由此也成為政治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通過提高政治社會化的有效性，加快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才能切實促進政治文明的發展。
[關鍵詞] 參與型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社會化
一、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內涵及特點
參與型政治文化是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和弗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一書中提出的概念，隨后成為政治學的重要概念而被廣泛使用。
阿爾蒙德和弗巴根據社會公眾對社會政治體系、政治制度、政治權威以及自己在體系的決策、執行中的作用等層面上的認知、情感和態度取向為標準，把社會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分為三種類型：(1)參與型政治文化，也稱為公民文化，是指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以及體系的輸入方面和輸出方面都有強烈而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并對自己作為政治體系成員的權利、能力、責任以及政治行為的效能具有積極的認識和較高的評價。在政治民主化水平較高的政治體系中相伴生的就是這種政治文化；(2)臣屬型政治文化，也稱為臣民文化，是指政治體系的成員對政治體系的角色、結構、權威、規范以及自己在體系輸出方面的責任等有較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而對于政治體系輸出方面的取向以及社會成員作為政治參與者的自我取向卻非常低，集權型政治體系中彌漫的都是這種臣屬性政治文化；(3)狹隘型政治文化，是指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中權威、制度、規范等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處于十分模糊狀態，人們沒有影響政治決策及其實施的能力，如一些國家邊遠地區的村落中存在的政治文化就是狹隘型政治文化。
阿爾蒙德和弗巴認為，狹隘型政治文化是一種落后的政治文化，是與傳統的專制政治體系相伴生的；臣屬型政治文化也是一種較落后的政治文化，它往往是集權政治體系的政治心理基礎；而參與型政治文化，則是一種先進的政治文化，這種先進的政治文化既催生和促進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又有力地支撐著民主政治的有效運行。
參與型政治文化有自己特定的規定性：
(1)強調“理性的國家認同”。所謂理性的國家認同是指社會公眾都自覺把國家團結和統一當作至高無上的價值追求，都自覺地遵守國家法律，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存在著強烈的義務感、責任感、使命感和效忠感。簡言之，就是社會公眾廣泛具備“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國家法律高于一切、國家的統一高于一切”的自覺意識。
(2)強調“政權合法性來源于民主授權”?！爸鳈嘣诿瘛笔乾F代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石，認為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來自于人民的授予，民主選舉是最佳的授予方式，只有經過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權才是合法的。這種政治理念是對傳統“君權神授”觀念、血緣世襲觀念的徹底否定和批判，也是對“魅力權威”的合理揚棄。
(3)強調“理性的政治參與”。所謂理性的政治參與是指基于維護和實現公民利益為目的的、積極的、有序的政治參與。理性政治參與是政治民主的前提和基礎，沒有理性的政治參與就沒有政治民主。理性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越大，則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越高。人們的理性政治參與行為是受正確的政治參與理念支配的，正確的政治參與理念越深入人心，則人們的理性政治參與程度越高，進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就越快。
(4)強調“開放、合作與寬容”的政治心態。這種政治心態是指政治活動過程中，在一個政治集團內部，或者一個政治集團對其他政治集團存在著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熱情的而不是冷漠的、支持的而不是逃避的、寬容的而不是苛求的政治互信。這種政治互信對國家政治體系的安全運行與穩定發展至關重要。缺少開放、合作和寬容的政治心態，可能造成政治個體或政治集團之間的相互猜忌、相互指責和相互誤解，有可能演化成為激烈的政治矛盾或沖突，進而帶來政治不穩定。
(5)強調“政治輸入與政治輸出并重”的價值取向。政治輸入和政治輸出是政治體系與環境相互作用中所表現出來的兩個環節，輸入主要是公眾對政治體系的要求和支持，而輸出則主要包括政策制定、資源提取、產品分配、行為管制等。政治學家們研究發現，在傳統政治形態中，人們關注政治輸出遠勝于政治輸入，而在現代民主政治形態中，人們不僅關心政治輸出，更關心政治輸入。認為要推進政治民主化，就必須提高人們對政治輸入的關注程度，確立起強烈的政治輸入價值取向。
(6)強調“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理念?！懊裰鳌?、“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是現代政治生活中被普遍尊重的價值準則，是人類先進的政治認識成果。社會公眾只有正確認識、牢固樹立、有效踐行這些價值準則，才能促進政治文明的建設和民主政治的發展。
二、參與型政治文化在政治文明建設中的作用
1956年阿爾蒙德第一次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時，就指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歷史以及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過程之中。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睆陌柮傻聦φ挝幕慕缍梢钥闯?，政治文化是人們對政治體系、政治過程、公共政策的主觀取向，是一套新的政治規則、政治制度、政治程序、政治行為等形成和維持的社會心理根據，存在什么樣的政治文化就會形成什么樣的規則、制度、行為等。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推演，社會中一旦存在先進的政治文化，即參與型政治文化，它對政治文明建設的作用就顯而易見了。
參與型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形成和發展的條件，也是政治文明進步的推動力量。民主政治不可能五條件地生長起來，它必然有一個啟蒙和啟動的過程，參與型政治文化正是這個啟蒙者和啟動者。也就是說，只有社會中參與型政治文化得以普遍發育和廣泛傳播，才可能催生出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制度、程序和行為等。譬如，正因為有了17、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先進政治文化的廣泛傳播和普及，才促進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產生和發展。政治文明“是人類社會自產生以來，以民主為主旨，包含自由、平等、正義、法治等思想、制度和行為的形成及其不斷發展而呈現出的進步狀態?！薄罢挝拿鞯奶刭|在于先進的制度，特別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笨梢?，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文明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民主政治建設。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成長不僅促進了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也推動了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參與型政治文化建設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前提，建設現代
政治文明必須以參與型政治文化建設為起點。
參與型政治文化對民主政治的存在和發展發揮著支撐和保障作用，是鞏固政治文明成果的重要工具。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實質就是人們對民主政治的目標、制度、規則和程序等所保持的堅定信念、高度認同和積極支持。社會中的人們一旦對民主政治保持這樣的態度和情感，則民主政治體制的權威性就是不可動搖的?！爱斈撤N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演化為一種政治文化時，那么這種政治制度就獲得了普遍的合法性。也就是說，它不僅在法律規定上和國家機器的保障中具有合法性，而且在公民的心理中也具有合法性，人們普遍認同和接受了這種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任何個人意志和集團的意愿都必須與它相一致才能被納入到這個政治體系中來?！笨梢?，正是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普及，才能使民主政治得以鞏固。另一種情況是，如果整個社會充斥的主要是臣屬型政治文化，即使建立了民主政治體制，由于沒有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支撐和保障，這個體制不過是一個花架子而已，實際政治過程仍然按照集權或者威權政治的規則運行?！爱斦挝幕瘺]有變化，而強行進行政治制度的變革時，其結果只能導致人們對新制度的認知能力低下，從而使其無法正常運行?！币虼?，在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同樣必須傳播和普及社會主義的參與型政治文化。
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發展和普及直接促進了政治意識文明、政治行為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積累和進步。從結構上來說，政治文明系統由四個層面構成，即政治意識文明、政治行為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技術文明。由于社會成員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是直接受政治文化決定和支配的，所以建設具有先進性的參與型政治文化，能夠直接地促進政治意識文明、政治行為文明的積累和進步。另外，前面論及過參與型政治文化對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鞏固和發展更具有先導性、支撐性、保障性功能，所以，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發展和普及，還促進了政治制度文明的積累和進步?？傊?，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發展和普及不僅直接推動政治文明建設，而且其本身就是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體現。
三、當代中國參與型政治文化發展的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社會化措施，進行了廣泛的現代政治文化的宣傳和教育。在政治實踐層面，也在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而努力。但由于我國社會背負的歷史包袱較重，加上市場經濟遠未發展成熟，公民社會的發育剛處于起步階段，致使社會公眾從歷史上承襲下來的保守和落后的政治文化仍然保持著較大的影響力?！叭绻覀兩钊胗^察中國人的內心，就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變化很少?！?/p>
有很多學者對我國社會公眾的政治文化狀況進行過實證研究，我們汲取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調查結果來研究分析當代中國參與型政治文化的發展狀況。
對社團的態度。社團是公民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核心，而公民社會是參與型政治文化產生和發展的基礎。肖唐鏢對地方官員的調查中顯示：對“團體太多，會影響安定與和諧”這一說法，37．9％的人表示同意，45．4％的人表示不同意，5．8％的人說不清；“各種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會傷害所有人的利益”這一說法，36．1％的人表示同意，43．5％的人不同意，8．1％的人說不清?？梢?，很大一部分政府官員對社團的存在和發展持否定態度，這是參與型政治文化發展緩慢，而臣屬型政治文化仍然廣泛影響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因。
在政治信任方面。據肖唐鏢對地方官員的調查中顯示：對“不要隨便議論政治問題，以免被人抓小辮子”這個問題，有18．4％的人同意，67．4％的人不同意，4．4％的人說不清。官員中都有近兩成的人存在著政治不信任心理，在公眾中的政治不信任心理會更嚴重。
在政治游戲規則的取向方面。據肖唐鏢對地方官員的調查中顯示：67．3％的人認為“民主體制總是要比其他政府體制要好”，14．7％的人認為“在有些情況下專制政府比民主體制要好”，4．2％的人認為“民主體制與專制體制都一樣”，還有8．9％的回答是“說不清”。據徐增陽對城市農民工的調查：“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發生自己處理不了的問題時，通常會向誰求助?”選擇最多的為“朋友、熟人”、“同(老)鄉”和“家人、親戚”，比例分別為57．2％、47．9％和40．4％，而選擇求助法律的僅占10．4％。這表明中國公眾對政治游戲規則缺乏正確的認識。
在政治輸入輸出取向方面。據張明澍的調查，當被問及“你是否想當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時，回答“如果可能就爭取”的，占調查對象的22．4％，“如果群眾選我當也無妨”的占33．6％，“不想當”的人占35％。這說明“中國公眾心理指向的側重點都是‘輸出’，而不是輸入，說明中國公眾的參與意識不強。從本質上看中國公民尚未走出臣民的框框?！?/p>
在政治參與方面。據郭振林的調查，64％的農民從來沒有參加過人大代表的選舉；只有30．1％的農民想參加村委會主任或委員的選舉，剩下的不感興趣?？梢姰敶袊姷恼螀⑴c仍處在較低水平上。
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據馮伯麟的調查，在“對于政治的決策我一點影響力也沒有”這項調查上，“很同意”、“較同意”和“不知道”三項態度的總和占總人數的58．8％。這說明當代中國公眾政治效能感偏弱。
從以上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在中國社會中同時并存著臣屬型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但對公眾的政治心理、政治態度、政治情感和政治行為等，影響最深遠的是臣屬型政治文化，而參與型政治文化已經萌芽，并且隨著市場化、現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動，在漸漸地發育和成長。中國公眾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更多地是受臣屬型政治文化的支配，表現為：習慣于借助傳統的習俗和方式來解決各種經濟社會問題，而不習慣通過現有的政治法律方式解決這些問題；具有強烈的等級觀念和特權意識，尊長貴官，重言輕法，政治盲從突出，容易偏執；宗法觀念嚴重，人身依附突出，缺少政治信任和政治寬容，容易結成各種非正式的政治團體；缺乏權利意識和參與意識，對政治有疏遠和逃避傾向，容易產生過激的政治行為等。在這樣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即使各項民主政治制度都建立起來了，由于缺少足夠的政治文化資源的支撐，制度的運行都會流于形式，從而出現畸形化發展態勢。
目前，中國民主政治的進程較緩慢，這與臣民文化盛行，參與型政治文化匱乏有直接的相關性。參與型政治文化匱乏已經成為制約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政治文明建設的主要障礙。所以，加快傳播和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驅散和消解傳統落后、封閉、僵化的臣民文化，成為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
四、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須提高政治社會化的有效性
既然參與型政治文化對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須尋求有效傳播和普及參與型政治
文化的方法和路徑。盡管參與型政治文化可以在臣屬型政治文化的夾縫中慢慢生長起來，但是，我國迫于國內外形勢的壓力，必須采取經濟社會發展的趕超型戰略，以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協調型發展戰略，這兩項發展戰略都不允許政治文明建設的步伐是緩慢的。這是因為，政治文明建設可以為中國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提供強大政治動力和政治保障。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諧社會等四者之間的辯證關系有力地說明：如果沒有政治文明的有效進步，那么，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也將受到制約。政治文明建設的繁重任務，要求我們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有效傳播和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加快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的關鍵在于提高政治社會化的有效性。
推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以經濟活動方式的改變促進政治觀念和政治活動方式的改變。市場經濟是參與型政治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根基，也是參與型政治文化得以生成的最原始的動力。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同時也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它在促進社會生活方式改變的同時，也以其廣泛和深刻的滲透力，影響著社會公眾的政治文化，孕育著社會公眾的民主、平等、權利、法治等意識和觀念。馬克思說得好，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可以通過統一的市場將分散封閉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而且促成人們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反映著商品生產關系的概念”的形成。
培育公民社會，以公民社會的成長帶動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普及。公民社會是指不受國家公共權威于預和支配，卻有權參與公共政策過程、過問國家事務的，具有自治性、自律性和自主性，公私兼顧的公共領域。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公共領域“首先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就是說公共領域是不受公共權力于預，而由私人組織起來討論政治問題的領域?？梢姽差I域是具有強大政治社會化功能的領域。社會自組織是公民社會的核心。公民社會是參與型政治文化得以產生、發展和傳播的社會根基，公民社會的成長，必將帶動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普及。目前中國公民社會還處于萌芽期，由于政府對公共領域控制較嚴，使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極其緩慢，公民社會的政治社會化功能還沒有得到開發。所以，政府應該放松對公共領域的管制，把工作的重心從限制和控制公共領域，轉移到對公共領域的積極培育，科學引導和依法管理上來。
引導社會公眾進行有序的政治參與，是傳播和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最有效的途徑。公眾直接、普遍地參與政治實踐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政治社會化機制。通過直接參與可以使公眾以最直觀的方式感受和了解政治的運作過程，獲取有關的政治知識和政治信息，增強對政治體系的認同；特別是通過長期的政治實踐，可以提高公眾的政治技能，并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和確立民主政治的競賽規則、價值取向，強化對國家和政權的認同感。目前，我國正在推進的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等都是重要的政治參與形式，應該以此為契機，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盡快推進鄉鎮黨委和政府的直接選舉，以拓展公眾直接參與政治實踐的渠道和方式。不僅把基層直接民主實踐變成維護群眾權益的重要制度安排，而且也成為提高公眾民主素質、民主能力、傳播和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的有效途徑。另外，要不斷完善各項民主制度，開辟更為廣闊的參政議政的渠道，使社會公眾的政治技能、政治知識和參與型政治文化在整個政治參與活動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強化學校教育的政治社會化功能。學校是最正式、最重要的政治社會化機構，每個政治體系都很重視學校在培養人們政治情感和形成基本價值觀念方面的作用，都力圖通過學校來傳播有關的政治知識和倡導的政治觀念和情感。我國各級各類學校應該針對當前我國公眾政治文化的現狀，切實改進學校政治教育的方式和內容。一是加強學生的國家認同教育，強化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忠誠感；二是加強對我國政治體系基本知識的灌輸和傳播，使學生具備必要的政治知識，培養對政治體系的情感，樹立正確的政治觀念，提高他們對政治體系的理性認識能力；三是加強學生的民主法制教育，使他們樹立正確的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法制觀、人權觀等。通過教育方式的多樣化和參與型政治文化的傳播，使學生逐步形成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人格。
提高大眾傳媒的普及水平，充分發揮它的政治社會化功能。大眾傳媒的出現是現代科技高度發展的產物，它以廣播、電視、電影、報刊、雜志、書籍、互聯網等為載體，傳播著大量的信息，政治信息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眾傳媒的出現和不斷普及，以及其傳播方式的不斷多樣化，使它在政治社會化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效果也越來越明顯。在政治文明建設中，必須充分認識大眾傳媒對傳播和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引導公民政治傾向，培養公民政治情感的重要價值。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由于中國城鄉差距太大，對農村社會事業的投入長期不足，廣大農村地區大眾傳媒的發展較為緩慢。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70％以上，廣大農村地區較城市來說大眾傳媒的普及率還很低，傳播的技術水平和手段都很落后，這限制了它在政治社會化方面作用的發揮。因此，盡快發展和普及農村地區的大眾傳媒，提高對公眾進行參與型政治文化傳播的覆蓋率是政治文明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另一方面，應該注意保持各種傳媒所傳播政治信息、政治知識的一致性和協調性，以增強政治社會化的效果。
要重視傳統政治教育系統的發展建設，充分發揮這個系統的政治社會化功能。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創建和發展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統，這套系統在意識形態工作上曾發揮了出色的功能。只要對這個系統的工作理念、工作機制、工作方法等進行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創新、調整，就可以把它建設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工具和渠道，成為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徑。
以上闡述了中國政治社會化的幾個主要方式和途徑。應該說，政治社會化是一個極其復雜而又具有連續性的過程，社會化的手段也較多，有家庭成員間的相互影響，也有同輩群體成員間的相互影響，還有學校教育、大眾傳媒施加的影響等等。這些方面有些是自發形成的，且不可控的，有些則是可以控制和施加影響的。上述都是政治體系可以直接控制、直接施加影響的方式和途徑。政治體系既然要推進政治民主化，首先就該認識到這些方式和途徑對政治文明建設的重大價值，充分利用其所具有的可控性，有針對性地開展政治社會化活動，集中利用社會化的所有可控手段，形成整體合力廣泛傳播參與型政治文化，漸次地排擠和消解傳統政治文化的生存空間，實現政治文化的轉型，促進當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
文化政治學論文范文第3篇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指出：“要注重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這是我們黨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這一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黨內政治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革命文化為源頭、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主體、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黨性的文化?！闭挝幕鳛橐粋€政黨的重要精神支撐，對黨內政治生活開展和政治生態的轉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靈魂，對政治生態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边@一論述揭示了黨內政治生活、政治生態、政治文化的內在關系，闡明了黨內政治文化的地位作用，賦予了深化全面從嚴治黨的新任務。那么，當前加強黨內政治文化主要應該從加強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抓好選人用人的導向和以上率下發揮“關鍵少數”的帶動作用著手，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一、固本培元，用理想信念教育塑造領導干部靈魂
政治文化是指一個社會關于政治體系和政治問題的態度、信念、情緒和價值的總體傾向。魯迅先生曾說：“文化是骨髓里的東西?！秉h內政治文化作為黨的“骨髓”需要流淌于每一位共產黨人的身體，貫通于每一位共產黨人中間?！坝铝?，須是心立?！币虼?， 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和理論武裝，是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共產黨員思想、行動一致的關鍵?；厥孜覀凕h96年來取得的輝煌成就靠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靠科學的理論指導，堅定的理想信念支撐和崇高的理想追求，而這些都屬于政治文化的范疇。英國一位作家曾說過：“能夠激發一顆靈魂的高貴和偉大，只有虔誠的信仰?！币虼?，固本培元，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強我們這8800多萬名黨員的理想信念教育。
如何加強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呢？首先，要培育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在政治文化體系中核心就是政治價值觀，其對良好政治生活的開展和政治生態的營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影響著每一名共產黨人的靈魂和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六中全會上將當代共產黨人的政治價值觀概括為忠誠老實、光明坦蕩、公道正派、實事求是、艱苦奮斗、清正廉潔。這短短24個字就是我們共產黨人需要時刻銘記于心、內化為修養、外化為行動的準則。其次，要處理好“六對關系”。即“真與假、是與非、公與私、實與虛、儉與奢、親與清”，這“六對關系”值得我們每一位共產黨人細細琢磨，深入思考?！罢媾c假”衡量的是一名黨員黨性強弱的標尺，“是與非”衡量的是一名黨員原則和立場的標尺，“公與私”衡量的是一名黨員公道與正義的標尺，“實與虛”衡量的是一名黨員工作作風的標尺，“儉與奢”衡量的是一名黨員生活作風的標尺，“親與清”則是衡量一名黨員清廉與否的標尺，它們就像是一個個關卡考驗著我們每一位共產黨人的意志和底線，這就要求我們的黨員干部在日常的學習教育中要重視理論的武裝、加強黨性的培養、增強道德的教育，堅持以“四個意識”“四個自信”為目標導向，堅持以解決“學而不信、學而不化、學而不行”為問題導向，以“兩學一做”為基礎，不斷打牢自己的思想根基、文化根基。
二、抓好導向，用管牢選人用人營造干部隊伍純潔
作為黨內政治文化的踐行者，黨員領導干部發揮著風向標的作用，所以選人用人的導向如果出現問題，就會帶動政治文化出現偏差。從我們黨內政治生活的狀況來看，由于一個時期以來，黨內管黨治黨出現寬、松、軟，所以黨內的政治生活中出現了種種的亂象。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一些人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了自己的所謂仕途，為了自己的所謂影響力，搞任人唯親、排斥異己的有之，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有之，搞匿名誣告、制造謠言的有之，搞收買人心、拉動選票的有之，搞封官許愿、彈冠相慶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陽奉陰違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的也有之?！绷暯娇倳泴Ⅻh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亂象用“七個有之”做了高度的、鮮明的概括?？梢?，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對政治文化的影響最重，對政治生活的危害最烈，對政治生態的沖擊最大，所以，要充分發揮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對改變目前不良政治生態的作用，把黨內政治文化倡導和弘揚的政治價值觀與習近平總書記之前提出的好干部標準、忠誠干凈擔當、“三嚴三實”等要求相結合，以選人用人的風清氣正換得政治生態的山清水秀。
如何確立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呢？《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專門把“堅持正確用人導向”單列出來，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而在這些選人用人的要求中最根本的一個體現就是政治標準，正如全會指出：考察識別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首先看是否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對政治不合格的堅決不用，已在領導崗位的要堅決調整。十八大以來查處的大部分落馬官員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兩面人”，可見信仰、靈魂深處的東西檢驗起來很困難，這就需要我們堅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由表及里、由內而外，透過現象看本質，抓住干部的內心世界，及時識別其政治立場和政治定力。第二，就是要做到精準科學的選人用人，要將精確了解與準確評價相結合、政治素養與專業素養相結合、事業發展需要與干部成長需求相結合來選拔任用干部，讓實績突出、奮發有為的干部得到重用。第三，就是要正向激勵與容錯糾錯相結合，從制度上防止干部出現松勁兒思想、畏難情緒等心態，引導廣大干部保持良好精神狀態、奮發有為，敢于擔當。
三、以上率下，用“關鍵少數”示范引領黨員干部看齊
所謂身先士卒，就是要發揮“關鍵少數”的示范作用?！叭瞬宦蕜t不從，身不先則不信?！睆倪@些年來查處的大案要案以及落馬官員的職位來分析，一些“關鍵少數”尤其是高級干部發生的問題往往會成為所在地方和單位發生嚴重問題的主因。2012年底至2015年9月，全國共查處省市縣三級黨委書記306人；遼寧拉票賄選案、衡陽破壞選舉案、南充拉票賄選案涉案人員之廣、金額之大，性質之惡劣，讓我們震驚的同時也看到了“關鍵少數”亂作為或不作為對一個地區政治生態的影響作用之大。因此，基于“關鍵少數”在黨內所處的重要位置，執掌著重要權力，不僅對其要嚴抓嚴管嚴教育，防止出現“燈下黑”的問題，更要讓其承擔起發揮示范作用的特殊職責。尤其是黨內政治文化建設，觸及到黨的理想信念、政治倫理和價值認同，事關每一位共產黨人的價值觀，更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肩負起這項政治責任。
如何發揮“關鍵少數”的表率作用呢？首先，要讓“關鍵少數”有一個清醒的政治站位，切實將“四個意識”扎根于心尤其是要將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深入骨髓，做到忠誠于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時刻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維護黨的團結。做到堅守政治信仰、站穩政治立場、把準政治方向。其次，要讓“關鍵少數”做到履職盡責。要認清自己的崗位對黨和國家的重要性，自覺按照黨提出的要求和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磨練自己，凈化自己，做任何工作都要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時效導向相統一，以釘釘子的精神狠抓落實，努力成為一名黨和人民信賴的好干部。第三，要讓“關鍵少數”做到以上率下，要清醒認識自己崗位的特殊重要性，增強自己標桿意識，表率意識、模范意識，認真踐行政治價值觀，自覺做堅定理想信念的表率、做弘揚優良作風的表率，做對黨忠誠、敢于擔當的表率。從自身做起、從凈化身邊的朋友圈做起，逐步拓展到帶動一個單位、一個地區的政治生態的凈化。
（作者單位：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
責任編輯/郭存發guocunfa@fendouzazhi.cn
文化政治學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魏蜀吳、東漢、西晉的統治者所處的社會階級以及其政權組織模式是不同的。蜀國為高度集權政體，西晉、東吳為世家壟斷政體，曹魏是先法家寒族族群再到世家壟斷的過渡政體。他們的政權組織模式都是由其統治階級集團的性質決定的，而漢魏晉時期晉族群與階級集團的反復對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魏晉 階級 儒門豪族 寒族
在下劉元之，成都人氏，生二十世紀末，字子之，好中古史、好古文、好漢學，其所好者非為顯學，卻致力于此，其所愿者，修史也，不敢當于太史公，然無論習鑿齒、陳承祚諸人愿比之哉，慕張子之為學論，仰孫盛之不屈，尚陳寅恪之治史學，崇太史公之修史法。尚幼弱，為學之路甚長，當勉行之哉。
某對于漢魏晉族群與階級集團的反復及對政治文化的影響有如下觀點：魏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差異巨大。如晉室河內司馬氏，為地方豪族，服膺儒家；而魏皇室沛國譙縣曹氏則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魏晉的興亡嬗遞，不是兩姓勝敗的問題，而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寒族兩大集團的反復。
一、儒門豪族與寒族
東漢官學沒落，學術文化家學化，學術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與地緣有重大關系。例如司馬氏是河內郡的豪族，這個家族祖先為楚漢時期殷王司馬卬（元之案：卬為趙將，功封殷王，都朝歌，后漢王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于是卬入漢），而家族興起，則是東漢司馬鈞以來，世代為將軍、守、尹之職，是為武人。而懿祖父儁，官至潁川太守；父防，歷官洛陽令、京兆尹。因司馬鈞征西羌而敗死于獄中，所以司馬家便棄武從文。從司馬儁開始，司馬家完成了從武人家族向文人士族的轉變，且“博學好古”，至后來，便成為儒門階級的望族。司馬防有八子，懿為次子（元之案：所謂司馬八達蓋朗、懿、孚、馗、恂、進、通、敏。凡八子，字為伯達、仲達、叔達、季達、顯達、惠達、雅達、幼達）。
在東漢，服膺儒學是一種普遍現象，儒門豪族并非河內司馬氏一家，另有數家豪強與之相同。而司馬家相比門生故吏遍天下的汝南袁氏、弘農楊氏等相差甚遠，亦比不上家族盤根錯節的潁川鐘、荀、陳、韓、郭等家族，這些家族皆是東漢信奉儒學的名門望族。漢魏主要的士大夫，其出身大抵為地方豪族，而豪族往往便是重孝、重禮的儒門世家。與之相異的是魏統治者曹氏出身于寒族，且與閹宦有關，其出身便來自寒族階級，與豪族服膺儒學不同，曹操的思想與當政后實施的政策，即由他的階級出身所決定。曹氏尚儉，且有嚴格的規章制度，違者將受嚴厲的制裁。如曹植之妻身穿錦衣，被曹操登臺發現，遂以“違命”還家賜死（或與爭儲有關，崔氏亦清河崔氏之女，崔琰已死，曹操亦不想留下禍根有關，但仍可體現出曹氏尚儉）。曹操如此厲行節儉，與他出身寒族有關，但更重要的在于，與儒門豪族的奢侈風尚劃清界限，并打破儒家豪族的桎梏——漢代董子儒家思想，然后才能穩取劉氏皇位而代之。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九年（公元214年）、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曾分別下達求賢令，史稱“三令”，其中第三令的內容有“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軍，負侮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名舉所知，勿有所遺”。
曹操的“三令”，旗幟分明地向世人表示了他的選官標準是唯才，而非唯德，這便是向儒家正統思想宣戰。就曹操的出身和政治地位而言，若不摒棄儒家經典教義則無以立足，更不能與儒家豪族代表人物，如袁紹之輩競爭取勝。
曹操信奉法家，所以他特別注重刑罰。因此，陳琳在討曹檄文中說“細政苛慘，科防互設”。重刑罰可以說是曹操摒棄儒術的一種必然結果，這就勢必形成了儒家豪族與寒族階級的根本對立，而這種對立最終的結局是勢力消長，政權嬗變。
二、曹、袁之爭——寒門崛起，儒門豪族的暫時衰落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一戰決定了東漢后期掌握政權的寒族與勢力巨大、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儒家豪族兩大階級的勝負。在官渡一戰中，雖然袁紹前線戰敗，回鄴不久后便病逝，但河北割據的袁氏仍然強大，曹操用了諸多計策與較強硬的軍事、政治實力，花了五年才控制住河北。而事實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東漢儒家大族的潛在勢力之大令曹操無法想象。袁紹敗了，豪族大族不得不暫時隱退。袁氏在河北統治背后的許多豪族，如審、郭、陰等成為袁氏的陪葬，但清河崔氏、潁川辛氏、鄴縣甄氏等反而投靠曹操，獲得了生息的機會。令曹操始料不及的是，其統治下的儒學豪族僅是暫時屈服于寒族建立的曹魏政權之下，他們一直在伺機而動。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征馬超，曹丕留守鄴城。曹丕留守期間，河間郡田銀、蘇伯反，幸有將軍賈信、程昱等人，方才平定。雖然這只是一個小小的農民起義，但實際上是儒學豪族以低調的方式重新興起于河北。袁紹敗后，三子敗家，終至家族落魄，但攻破袁氏城池，非袁氏死忠者自然投降，所以之前袁氏統治下的河北、儒學豪族們仍然基本保留了下來，僅有審配、沮授、郭圖（元之案：郭公則死后，郭家尚有旁系任職魏朝，而審、沮等皆盡落沒）為袁家陪葬，尚有清河崔氏、潁川辛氏、潁川荀氏（元之案：荀氏于曹、袁皆有勢力，從曹者荀彧、荀攸等，從袁者荀諶）等這些豪族在袁氏滅亡之后依舊保留了下來，令曹操也無可奈何。于是某些家族繼續兼并田產、剝削佃戶，最終導致蘇伯、田銀叛亂，而這場危機還導致了曹丕的信任危機——曹操開始懷疑他的能力，幸好有程昱等人相助，否則曹丕難以保住世子之位。
三、曹丕、曹植的奪嫡之爭——豪族與寒族階級的對抗
曹丕、曹植的奪嫡之爭，也可看作豪族與寒族階級的對抗。
曹丕圈子的內部有他的四友，陳群、司馬懿、吳質、朱鑠及曹休、曹真、夏侯尚等宗親，外圍圈子有崔琰、徐奕、邢颙、桓階。陳群出自潁川陳氏，儒門大家陳寔（仲弓）之孫，陳紀（元方）之子，曹丕登基后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改變了曹氏的選官制度，將選官之權歸于豪族，他是豪族階級的一個代表；司馬懿出自河內司馬氏；吳質出身寒族，以文才、智慧為曹丕所重用，但在高升后并未替其階級做任何事，而是一夜暴富，開始享樂；朱鑠僅一家奴心腹爾，他與吳質兩人并不能代表寒族階級。曹休、曹真、夏侯尚等宗親卻是武人，不能在政治暗斗中起多大作用。崔琰，清河崔氏人，豪族代表；毛玠，出身卑寒，雖服膺儒家，奉行唯德是舉制，選官尚儉。而其余幾人完全服膺儒學，家族力量雖不算大，卻不屬于寒族階級。
曹植這邊，內外僅有丁儀、丁廙、荀惲、楊俊和一個兩邊皆有交情的弘農楊修等人，以及一群出自寒門的文人。丁儀、丁廙所處的丁氏，僅是沛國一豪強罷了，不可一提；荀惲所處的潁川荀氏、楊修所處的弘農楊氏，在當時的大豪中較為破?。ㄜ魇显谲鲝獮椴懿俦扑乐?，家族在一段時間內較為落沒），而他倆又年輕，自然沒有什么話語權；楊俊出自陳留，亦為豪族，但因受學于邊讓（兗州時為曹操所殺），出仕又晚，故人輕言微。
由此可見，曹丕的支持者，除了心腹以外，便是來自恪守儒學禮法的豪族大族；而曹植這邊則是一群年輕的寒族文人，這便又是一次儒家豪族與寒族階級勢力的消長，且來自豪族的支持直接影響了曹丕日后的執政方針。在塵埃落定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身居鄴城中樞的一群荊州寒門書生準備謀逆，為首之人魏諷為沛人，其余多是荊州人，而且基本上出于寒族，雖然這起謀逆在發生前就被陳祎告發，魏諷等人迅速被抓。但曹丕在處理此事時竟黨同伐異，擬就了一份上百人的名單，上面包括了幾乎所有的荊州派仕人。因為曹丕所依仗的乃是中原豪族諸家，若能將荊州一派勢力連根拔起，等于去除了一個“搶飯碗”的人，不僅可以穩固己黨，還能打擊楊俊等自己不喜之人，以及張泉（張繡之子）等曹操不喜之人。所以說，曹丕在后來已完全成為豪族的代表，令曹操這個寒族的代表始料不及。
四、曹魏取仕原則的轉變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西曹掾徐奕為丁議所譏罷官，丁儀成為西曹掾，與東曹掾何夔共掌選官之事。何夔字叔龍，陳郡望族，早年被袁術脅迫，后逃歸曹操，此人名氣雖大，但很少對時政發表見解，對曹丕、曹植之爭也置身事外，身處中臺，卻不顯山不露水，但起居奢侈，日食萬錢的何曾便是他的兒子。在提倡節儉的曹操麾下竟有這么個大臣，并與袁渙、毛玠等清貧之官多年相安無事，簡直無法想象。在丁儀剛任西曹掾不久，丁、何二人便被曹操召見，叮囑選官之事，何叔龍當著曹操的面提議改變唯才是舉的選官標準。史書上只記載了何夔的建議和曹操“稱善”的態度，何夔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在曹操面前提議改變唯才是舉未被斥責，反而被稱善的人。稱善一詞或許有點不恰當，但不得不說曹操是默許了他的建議，口頭微微不情愿贊了兩句。史書上只記載了何夔提出建議的那段話，并未寫他是如何勸服曹操的，但他的傳記里有一句話：“太祖性嚴，櫞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蓄毒藥，誓死不辱，是以終不見及?！笨峙麓蟮秩绱?。選官標準的改弦易張，便是向高門士紳的妥協，也使整個中樞大換水。崔琰下獄、毛玠氣死便是最好的例子。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2年），曹操第三次下令求賢，頒布《舉賢勿拘品行令》。表面上看，曹操似乎是在重復前兩次“唯才提舉”的選官標準，但細細琢磨，頗值玩味。何夔之意是選官當慎德與興功并重，甚至主張要恢復鄉舉里選。曹操在這道教令中把“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之術”相提并論，其實與何夔之意毫不相悖。他早年曾提倡“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建安八年《論吏士行能令》），如今魏國已穩固，漢室權力也基本蠶食空了，雖然天下還沒有統一，但該辦的“事”已經辦了一半，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似乎該考慮治平了。更有趣的是，曹操大喊“不仁不孝而有治國之術”，那么也就挑明了為官者是不仁不孝之徒，即便當上官，也難免被人戳脊梁骨?？磥怼拔ú攀桥e”不是主流，倒像是個案，曹魏的取仕原則已在不知不覺間轉變，開始向世家大族妥協。
黃初元年，曹丕即位不久，太子四友之一，家族地位最高、當朝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陳群上書建議改易選官制度，提出九品中正制。這是歷史上選官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亦使之前在豪族與寒族之間徘徊的選官制度終歸豪族。陳群字長文，儒門大家陳寔之孫，陳紀之子，潁川陳氏之人，其家門生故吏、家族世交遍布天下。昔日奪嫡之時，陳群出力不少，更是組織了四十多位前家族門生的實權官吏支持曹丕，說服了許多儒族人仕拜訪曹丕，甚至還有連曹操都不一定能夠請得到的儒門大家鄭玄之子鄭小同等人。因其在奪嫡之爭中出力許多，曹丕成為太子后，便請封他為尚書、昌武亭侯，后遷尚書仆射，加侍中，徙尚書令，晉爵潁鄉侯，主導選官之事。陳群為了維護儒門豪族的利益，發明了九品中正制。
何謂九品中正制？所謂九品，是由當地長官及德高望重之輩對青年學士進行評議，等級分九品，依次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每一品對應一個官階，對青年的評議結果表示他是幾品人才，最終最高能榮登幾品官位，然后令其由低品官做起，步步歷練。然而所謂德高望重之輩，皆為儒家豪族之人，州郡官員的評議，也充滿門第之見，所以選官制度與方式皆由儒家豪族壟斷，寒族階級為官的機會非常小。
五、魏末寒門與儒家高門的權力角逐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曹叡登基，是謂魏明帝。曹叡是歷史上被詆毀得最厲害的皇帝之一，很多人都說他庸懦，導致司馬懿乘機篡權。但事實上，他可以算是一個文韜武略皆強的皇帝，被劉曄譽為“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連品人刻薄的裴松之也如是說“魏明帝一時明主”，而陸遜也感嘆他“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若非曹叡乘其父祖之陋，子盡早夭，自己也早逝，否則司馬懿定無機會。曹叡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集權且重用寒族，以遏制豪族，削權歸己，分權于眾，又絕浮華之端，服百官。而景初元年，借公孫淵反叛，將司馬懿調往遼東，遠離其治理十余年的關中?？上Ь俺跞昙床∈?，僅36歲。將死前，由于劉放、孫資的蠱惑，最終廢掉曹宇等人，令司馬懿和曹爽輔政。
曹爽輔政，他所代表的其實就是寒門階級。初時，曹爽銳意改革，重寒族、抑豪族。于是，被打壓的豪族大臣皆盡投入司馬氏門下。不得不說曹爽還是太年輕，歷練太少，司馬懿辭官之后，他放松警惕、胡作非為，最終還是被司馬懿及眾豪族如高柔、盧毓、王觀等輩消滅殆盡，這便又是儒家豪族與寒門階級的一次反復。在這次反復之后，寒族并未再有實質性的斗爭。夏侯玄等人意圖廢司馬師，最終被殺，并且曹芳被廢。后來，曹髦的斗爭應該只是皇帝為了奪回皇權殺死權臣的斗爭罷了。
當然還有淮南三叛。首叛王凌出自落沒豪族世家（太原王氏之后），入仕之初便與司馬朗、賈逵為友。司馬朗為司馬懿之兄，典型豪族?！段郝浴酚涊d：“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笨梢娝彩锹錄]豪族之后，不過據《三國志·賈逵傳》記載，賈逵為刺史，主張刺史及二千石以下，應具“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而不主張“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他奏免過許多他所考察到的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這是曹操的主張和政策，所以賈逵應該屬于典型的法家代表。故而王凌其實是夾在兩個階級中間的，他本是太原王氏之后，服膺儒學，但后來因故成為將軍，靠軍功起家而非儒學或政績，之后又成為一方軍閥式的實權人物，所以他所代表的階級是很混亂的。不過據他的遺言及《晉紀》記載，他忠于魏庭。為什么會因為忠于魏庭，然后發動軍事反叛呢？原因很簡單，忠于魏庭，他便能有機會掌權，畢竟他是一個叛離儒學正統道路的人，如果是豪族掌權，王凌也會被逐漸架空，因為他不是他們體系內部的人。儒門豪族最大的缺點就是區分自己圈子內部的人，而寒門階級則是涵蓋了服膺法家、道家乃至玄學等被豪族階級剔除的人群，故而王凌才有此一反。至于毌丘儉與諸葛誕這兩位將軍的反叛，則具有許多非階級性質的因素。毌丘儉系曹叡親信，又有擊高句麗之功，而后躍居幽州刺史，又調任鎮東將軍督揚州軍事。因天子廢立引起擁曹派不滿，擅殺大臣夏侯玄、李豐，又引起擁曹派驚慌，故而毌丘儉與將軍沛國文欽發動政變。諸葛誕則是平定毌丘儉之叛元勛，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后，寒族法家之人，并與被誅的夏侯玄、鄧飏交厚，見到王淩、毌丘儉等人的覆滅而心不自安，于257年起兵，次年即遭鎮壓。因此，后兩叛更多的是反對司馬氏篡權的斗爭，與階級傾軋關系其實不大。雖然毌丘儉、諸葛誕皆是寒族階級之人，但他們的起兵與階級關系不大，雖然可以說擁曹是為寒門階級斗爭，反司馬是對儒門豪族斗爭，然而曹芳及后來的曹髦皆無法像前三位那樣代表一個階級了，因為曹芳被廢大局已定，曹家之天下幾乎歸于豪族階級所有，故而此后階級傾軋便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西晉政權的出現，表明了儒家貴族最終戰勝了非儒家的寒族。司馬晉與曹魏的政治取向與政治手段大不相同的關鍵在于統治者本身的社會階層。晉統治者是豪族階級，他們貪權愛錢，最終導致晉朝權貴恣肆，形成門閥政治，官場潰爛，然后在晉惠帝司馬衷時代發生戰亂，晉朝由此崩潰蕭條。
魏晉時期，勢力只能達到郡一級的世家大族，叫做豪右，而勢力能滲透到中央的，則可以稱之為士族或者門閥。九品中正制使得人事選拔權利逐漸蠶食了曹魏政權，皇帝無為于上，豪右憤懣于下，平民階層無依。
六、魏、蜀、吳三國政權的階級屬性
縱觀魏、蜀、吳三國及漢末最有實力的軍閥袁紹與晉朝的政治狀況，魏、蜀略同，而吳、晉及袁紹則皆盡相同。劉備雖自云漢朝的宗室，可是家早已落寞，并且是否為漢宗還有待考證，實際亦等于寒族。諸葛亮為諸葛豐的后代，是世家相傳的法家，并且《三國志》裴松之注：“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接一通已畢?！边@與曹操“擎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正相似。因此，蜀漢與曹魏施政之道相同，只是蜀漢境內無太多實力豪強，寒族和豪族互相傾軋事件很少，不似曹魏方面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元之案：僅有少量少數民族豪強，如爨習、雍闿之類。雖為豪強，但在劉備入蜀前，即遭劉焉、劉璋父子打壓，劉備入蜀之后，先后遭到法正及諸葛亮的鎮壓，也無法像魏后期與晉朝一樣豪族干政了。此外，劉備旗下還有很嚴重的益州派與荊州派之爭，不過在后來孟達逃走及李嚴罷黜之后，整體便團結了。而曹魏內部則示兗豫寒族、譙沛武人、河北及汝潁世家及荊州并州揚州少部分官僚，地域之爭早在曹操時代基本化解，韋晃一案解決并州士人，魏諷一案解決荊州士人，揚州人本來就少，所以起不了風浪，最終大權盡歸中原士人）。
蜀漢的基本國策為“收復中原、光復漢室”，然而這個偏安的國家畢竟資源實力有限，所以蜀國實施了高度的集權專治，把政治軍事權利收歸中央，地方礦產也由中央壟斷，厲行“名法之治”，打擊異己分子。如諸葛亮都是“二十杖以下親理之”，最后活活累死。唯有高度集中，才能做到社會高度同質化，從而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國力，有實力北伐，并對魏國造成巨大威脅。
吳國的情勢則大大不然，孫吳政權是由漢末江東地區的強宗大族擁戴的江東地區，是具有戰斗力之豪族，孫氏利用自己及地方豪強曲部的武力，并借助地方儒門豪族，如張、陸、朱、顧、虞等多族支持，組織起政權。所以說，孫吳政治社會的勢力基本操縱在地方豪族之手，寒門僅有部分親信元老擔當重任，并且多是中等文職或擁有少量曲部的武職。因此，孫吳與西晉施政之道又有類似之處。不過東吳與西晉不同的是，西晉統治者本身就是豪族階級，而東吳統治者則是主動將自己綁在世家大族這一階級戰線上。江東的大家族不僅占據了東吳的經濟資源，還占據了軍事資源，幾乎每個大家族都有著相當數量的私兵。擁有經濟、軍事兩大資源的大家族，就有實力向統治者要求相應的政治地位，且東吳幾大家族皆有姻親聯系，不似西晉時期幾大家族的攀比敵視。由于東吳世家基本都是本地世家，所以東吳國內一直反對北伐擴張戰略。一直執行擴張的僅僅只是孫家人、心腹武人以及北來士族，如諸葛瑾等（所以孫權在石亭擊敗曹休以后，立即聽從陸遜的建議撤軍偏安稱帝，諸葛恪在后來北伐失敗后即刻被政變殺死）。因為各種矛盾，孫氏也一直謀求限制吳會豪族，如孫權先后借暨艷、呂壹等人來懲治污蔑世家權臣，逼死陸遜、將朱據下獄等事；孫綝先后借政變、軍敗為名，處死將軍呂據、朱異；后來的孫皓也一直伺機對陸凱等人下手，可是礙于形式只得作罷。
相比于吳蜀，魏國階級性質雖然和蜀國相似，但魏國畢竟面積龐大，內部情況也要復雜得多。曹魏內部既有掌握軍事政治權力的譙沛寒族，又有壟斷社會資源與輿論導向的汝潁世家，因而曹操在魏國建立后不得不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點。
袁紹是漢末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其實力深厚是非儒家的寒族代表人物曹操所能比擬的。然而，袁紹“繁禮多儀”“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三國志·郭嘉傳》裴松之注引《傅子》）。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儒家豪族是與寒族出身的曹氏相對立的。官渡一戰，曹氏勝，袁氏敗，儒家豪族階級不得不暫時隱忍屈辱，但乘機恢復的想法從未放棄。袁紹的失敗只表明儒家豪族暫時受到了挫折，他們在后面通過司馬懿父子之手，終于把政權奪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后世評價晉朝，大多相同：“得國不正，立國不正?！彼抉R懿的堅忍陰毒，遠非漢末同時儒家迂緩無能之士所能比擬。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可見其本性之殘忍，手腕之毒辣?！妒勒f新語》寫道：“東晉王導、溫嶠往見明帝，明帝問溫嶠：‘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瘻匚创?。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跄司邤⑿鮿摌I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司馬懿父子的堅忍陰毒，連子孫也感到羞恥，以至于懷疑晉祚能否長久保持下去。漢末儒門衰敗，曹操等寒族士人迅速掌權，令儒門豪族不快，他們亟須一個能夠對付這些寒門人士并且能夠承擔非議之人。于是，司馬懿應運而出，擊垮了寒族，承擔了所有的非議。所以說，司馬懿父子可以說是儒門豪族在歷史非議前的擋箭牌，所有的指責都朝向他們，而后方掌權的儒家也在腐朽著司馬氏獲得的天下。故西晉短短51年的在位史，不僅是因為后人所說的司馬懿身前品行問題導致子孫悲劇，更多的應該是儒門豪族需要一個人來幫助他們恢復地位，而在恢復地位之后，因為這塊擋箭牌已經布滿污穢，愛惜羽毛的儒生們便鄙夷地舍棄了為他們階級打天下的家族?？梢哉f，司馬懿身前飛龍在天，死后亢龍有悔。他也應該想不到，愛干凈的儒生們會那么迅速地腐蝕和拋棄了他的王朝。以前，某一直以為司馬懿是一個成功的典范，現在看來，他其實就是一個被利用，且利用完之后被拋棄的悲劇玩偶。
七、結語
綜上所述，魏晉統治者分屬于兩個不同的階級。魏統治者的社會階級為寒族，非儒家。與之相近的是蜀國的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為服膺儒學的豪族，與之相同的是東漢、孫吳統治者的社會階級，以及袁紹。東漢、袁紹、孫吳、西晉統治者的社會階級是相承的。魏、蜀的出現與滅亡，反映了豪族儒門統治的動搖與穩定。社會階級的不同，決定了魏、 蜀與東漢、袁紹、孫吳、西晉不同的政治特征。
因此，三國并非簡單的三個國家之意，而是指涉三種政權組織模式，以及其附著的文化經濟模式。蜀國為高度集權政體，東吳為世家壟斷政體，而魏國是于兩大階級中尋找平衡點而產生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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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田家炳中學高三10班學生）
文化政治學論文范文第5篇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過程中，發現了戰國時期至清代墓葬千余座，以及漢代城址、漢唐窯址等遺跡，將通州繁盛歷史時間節點從隋唐大運河開通時期推溯到戰國時期。這一發現備受世界矚目，引發境內外媒體持續關注。北京市新聞辦抓住時機，傳播北京文物保護和城市副中心建設與歷史文化交融成果，展示首都文化中心影響力。
一、快速回應外媒需求，抓住傳播北京文化中心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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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心策劃外媒通氣會，講好北京文物保護新故事
首先，精心策劃主題。我們對發布內容進行了細心研究，從文物保護和考古發現角度切入，講述北京貫徹文物保護方針，文物保護與工程建設相互支持、協調配合取得的成果。其次，精選境外媒體。通氣會主題并非突發事件，媒體報道不會側重于消息類新聞，我們在外媒選擇上精選信息覆蓋面廣、時效性強、影響力大、善講故事、偏愛文化主題、關注北京文物保護的境外主流媒體，美聯社、法新社等受邀媒體高度重視，相關文字、攝影、攝像記者均對這次通氣會表現出極大熱情。第三，精心設計發布形式。2016年12月8日，外媒通氣會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舉辦，現場擺放十多件新出土的珍貴文物，濃郁的文化蘊味立刻把記者帶入北京的歷史長河中。市文物局副局長于平講述發掘故事、漫談文物歷史，生動展示2000多年前通州的人文畫卷和繁盛景象，為境外媒體提供了新鮮、生動、獨特的一手資料。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駐北京首席記者帕雅拉先生說，“這個地方太有歷史感了，它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挖掘報道的北京故事”。
三、媒體通氣會氣氛熱烈，會后報道引發二次傳播
通氣會上，外媒記者與發言人近距離交流互動，親切問答，攝影、攝像記者從不同角度拍攝文物，現場氣氛輕松、友好坦誠，互動良好。會后，受邀媒體紛紛通過多種形式進行報道，內容重頭且積極正面。美聯社以“中國首都未來行政樞紐早在2000年前就是繁華之地”為題刊播了文字、圖片和電視報道。還被英國《泰晤士報》等國際主流媒體轉載。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將采訪內容納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發展”專題片，并在意大利國家電視臺第一頻道早間節目播出三分鐘新聞。俄塔社也做出相應報道，法新社、共同社均表示，本次采訪內容很豐富，要留作資料，用于制作北京相關專題片。一位常年為《泰晤士報》供稿的在京自由撰稿人看到相關報道后極為興奮，希望就此專題進行采訪，并要求建立固定聯系，參加類似活動，通氣會二次傳播效果明顯，顯現外媒報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