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本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對教育的重視程度逐漸增高。我國也將教育事業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問題是高校教育中的重要環節之一。然而，當前我國在教育成本核算方面還不太成熟，并沒有出臺統一的政策和方針。并且在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所以，應當對我國高校教育中存在的成本核算問題進行分析，并根據產生問題的原因，提出具有針對性的、行之有效的方針和策略，以此來促使高校教育成本核算體系更加的完善，當遇到成本核算的問題時，能夠更快的進行解決?；诖?，本文首先分析了當前我國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現狀及其所存在的問題。然后，根據當前存在的問題，對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問題提出建議。以此來供相關人士交流與參考。
【關鍵詞】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問題;分析
引言：
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目前的教育也處于持續發展的階段。將市場經濟與高等教育相結合，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的進步。因此，高校及時樹立教育成本核算的意識，找尋當前教育核算成本中存在的問題并進行解決是十分重要的。
一、高校教育成本核算中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全國高校統一的教育成本核算標準
當下，我國并沒有實施統一的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方法，而是從兩個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其中一個是國家發改委指出的“高等教育培養成本由人員支出、公用支出、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支出和固定資產折舊共四部分構成?！边@種方法注重根據高校會計核算體系來進行成本核算;另一種方法是教育部指出的將學生標準培養成本分為：標準教職工人員成本、標準學生資助成本、標準日常教學維持成本以及固定資產使用成本，該方法的計算目的是確定高等學校之間撥款標準、收費標準存在的差異。這兩種方法各有各的重點，但是卻缺乏全國高校統一的教育成本核算標準[1]。
（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工作并不能發揮合理效果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工作應當既能做到為國家提供會計信息，來配合國家宏觀管理的需要，又能夠為高校自身提供有效數據，來滿足學校微觀管理的需要。但遺憾的是，當下的高校會計并不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他們的工作往往是單一的。根據當下的《制度》規定：高校應當根據國家所規定的預算收支科目組織會計核算，還要定期按照統一的規格來進行會計報表的編制與報送。在進行收支核算的過程中，只進行了經費支出的核算，卻沒有核算教育成本。在對國家分撥的教育經費進行核算時，高校方面往往只是簡單地對學生平均經費支出數目進行核算，借此來作為向國家申請更多預算的依據，而對經濟考核選擇忽略不計。即使國家依舊對高校實行既定的預算管理方式，但是，由于其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從而造成不能真正實行有效合理的教育成本核算的問題，這便會使得高校降低教育成本，同時也將提升教育效益變成了紙上談兵[2]。
（三）教育成本控制不到位
當前的高校在教育成本的控制方面工作并不到位，學校僅僅是從印刷費用、辦公費用、招生費用、就業費用以及實習費用等等方面來對經費進行控制。但是，這些費用僅僅是高校教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而占據大部分成本的固定資產建構支出，實際并沒有被采取相關的成本控制措施，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另外，由于對于固定資產的監管制度的力度不夠大，導致了固定資產的使用效率很低，最終導致高校教育成本增加。
二、關于應對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問題的建議
（一）強化教育成本核算意識。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對于高校的健康發展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是一種節約教育支出并提升教育效益的重要工作，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高校的科研工作水平的提升做出很大貢獻。高校方面應當注重在全校范圍內進行教育成本核算工作重要性的宣傳，從而有助于相關核算人員提升自身對于高校教育成本核算的重視程度，并逐漸提高其成本核算工作能力。
（二）強化預算管理，增強預算約柬力
高校教育成本的預算問題既是整個教育成本核算的首要環節也是重要的。它能夠控制著整個教育成本的開支。預算管理的存在是高校完成學年計劃和任務的財力保障，高校每一項支出都要進行一定的考慮。要堅守收支平衡，量入為出的原則，將經濟效益作為考慮的重點，這樣可以增強預算的約束，減少不必要的經濟浪費。
（三）建立健全適合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制度
健全且適合的成本核算制度的建立，能夠大大增加高校的成本核算意識，用健全且適合的教育成本核算制度來代替傳統的核算體系。將高校教育成本資金透明化，能夠充分提高學生及學生家長對于學校的信任，也能夠促進高校更好的發展，為高校增加潛在的經濟效益。
三、結束語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問題是當前各個高校中的一項重要問題。以往所使用的教育核算體系以及方式基本上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下的社會，不利于社會與高校的發展。因此，針對當下市場經濟與教育成本核算中存在的問題，高校應當提出相應策略，對核算體系進行創新和改善，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不必要的教育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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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作為發展中國家,實行高等教育成本由各方收益人共同分擔,是推動高等教育體制改革、促進高等教育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目前私人承擔的高等教育成本已經成為低收入家庭來的沉重負擔,若不采取相應的配套措施加以完善,高額的學費很可能成為不少寒門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礙,造成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這一問題應該在高等教育成本合理負擔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創新綜合解決。
關鍵詞: 高等教育;辦學成本;成本分擔
從資金來源方面界定,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主體包括政府、家庭、學生及社會捐助者。面對高等教育規模不斷擴大、國家財政壓力日趨增大的情況,世界各國普遍采取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政策,一是減輕政府財政壓力,二是擴大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使公共教育資源在不同階層間的分配更加公平,通過競爭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率,以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本文主要基于黑龍江省的數據,從高等教育機會均等角度分析我國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政策,探討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高等教育成本分擔制度。
一、成本分擔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主要理論依據是成本負擔有利于高等教育公平,符合高等教育的準公共產品性質。教育經濟學理論和國內外實證研究證明,在基礎教育公平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免費高等教育是既不公平也無效率的。由于基礎教育發展不均衡,不同群體之間就學機會存在不均等現象,社會強勢群體和富家子弟相對于弱勢群體和貧困家庭子弟來說,具有更大機會和能力接受高層次、高水平教育。若實行免費高等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納稅人的錢資助社會強勢群體和富家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人力資本投資。
由于教育的社會收益率隨教育的等級層次提高而不斷下降,在國家教育經費總量一定的情況下,政府增加高等教育投資就意味著基礎教育經費的減少,免費高等教育就會擠占應該用于基礎教育的公共投入,教育的社會收益率就會降低;同時,免費高等教育還導致高等教育需求過度膨脹,受教育者缺乏內在預算約束和經濟驅動力,也會造成高等教育資源浪費和低效率。因此,在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成本由各方收益人共同分擔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重要改革舉措,是推動教育體制改革、促進高等教育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成本分擔有利于擴大國民高等教育的總體受教育機會,有利于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推動教育體制改革進程和高等教育制度創新,有利于提高教育投資效率,更好地激勵大學生努力完成學業,不能因為在具體操作方法上存在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就加以否定。
二、黑龍江省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現狀及其問題
自1997年始,我國高等教育開始全面實行教育成本分擔制度,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由政府財政單一化負擔轉向社會各方多元化分擔的新格局從分擔比例結構來看,現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擔體系中社會分擔能力太弱,社會團體和公民辦學經費,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費所占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低于西方發達國家水平。
(一)黑龍江省高等教育辦學成本分擔的現狀
黑龍江省高等教育辦學成本分擔受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學校隸屬關系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全國經濟發達地區普通學校教育經費中財政撥款占教育經費支出比例的平均水平,明顯高于黑龍江省等經濟欠發達地區普通學校教育經費中財政撥款占教育經費支出比例的水平。從目前全國學校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央隸屬學校、發達地區學校在財政撥款占教育經費支出比例較高的同時,其學生學費標準也遠遠高于同類型且生均成本大體相當的地方屬學校。黑龍江高等學校的學費標準水平相對偏低,而黑龍江省高校的平均培養成本卻遠遠高于國家撥款和現行該校收費標準的差額部分。
(二)黑龍江省高等教育辦學成本分擔的問題分析
1.地方經濟欠發達制約辦學成本的分擔比例。高等教育辦學成本分擔因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和學校隸屬關系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受地方經濟欠發達因素影響,黑龍江省高校的財政撥款占教育經費總支出比例同比經濟發達地區明顯偏低。同時,黑龍江省高等院校的學費標準水平相對偏低,而我省高校的平均培養成本遠遠高于財政撥款和現行收費標準。目前,我省相當數量高校的基本建設主要依靠銀行貸款來維持,但如果長期在高成本、高貸款、高風險的警戒線上運行,要保證穩步推進高等教育發展進程顯然是舉步維艱。
2.政府分擔教育成本的相對比例逐年下降。財政收入決定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負擔能力,黑龍江省受地方經濟影響其辦學成本負擔能力明顯不足。多年來,黑龍江省地方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財政收入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呈逐年下降趨勢,導致政府分擔教育成本的相對比例逐年下降。政府負擔高等教育的能力相對下降,而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卻相對增長,這使得高等教育經費需求和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有限財力之間形成強烈矛盾。
3.以學費為主的預算外收入占成本分擔比重過大。1998到2008年間,黑龍江省高等院校學費增長速度高出全國平均水平0.82%。一般而言,學費標準不應超過生均成本的25%,考慮到黑龍江省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承受能力,現階段黑龍江省的學費標準已經較高,今后學費上漲的空間十分有限。如果再大幅提高學費標準,將導致我省普通高等教育的學費水平與本省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不協調,致使教育不公平現象發生。在高校招生日趨飽和的形勢下,省屬高校以學費為主的收入格局將難以支撐學校長期發展。
4.個人分擔教育成本比重過大將引發教育不公平。我國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中,個人學費分擔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國家。黑龍江省作為經濟欠發達省份和農業大省,個人分擔教育成本比重過大,這將引發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問題。一是違背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能力支付原則,即年均5 000元的學費及其他費用已遠遠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二是學費與助學貸款政策不配套,導致不少家庭困難學生放棄升學機會,使通過繳費上學政策來調整教育公平無法實現。三是由于學費負擔過重,使得各高校特困生比例越來越高,欠繳學費的數額也越來越大,高等學校經費短缺的狀況更加嚴重。
5.社會捐贈對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擔能力較弱。黑龍江省高校通過社會捐贈籌措辦學經費還處于起步階段,分擔高等教育辦學成本的能力偏弱。面對大眾化高等教育帶來的經費壓力,社會分擔能力有限的現狀導致政府與個人的成本分擔壓力越來越大,這極大影響和制約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續發展。同時,社會捐贈者為了實現捐贈效用最大化,他們偏好捐贈名牌院校,而對其他普通高校的捐贈幾乎是無人問津。但總體而言,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的逐步重視,企業與社會合理分擔高等教育的辦學成本已呈上升趨勢。
6.市場機制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擔中的調控能力不足。從黑龍江省本科教育收費標準的現狀來看,一方面從高校類別上分析,國家重點大學、“211工程”建設大學、中央直屬院校與省級一般大學的同一專業收費標準相差無幾,而國家不同類別院校的教育成本分擔比例卻大不相同。另一方面從專業類別上分析,不僅存在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所消耗的教育資源差別,而且還存在著熱門專業與基礎性冷門專業之間在就業機會、就業區域、就業崗位以及工資待遇上所形成的巨大差距。因此,成本分擔的不合理因素和價格機制對供需矛盾的調節乏力,直接影響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合理性。
7.高校利用科研優勢彌補教育經費的創收能力匱乏。近年來,黑龍江省高等院校充分利用產學研等自身優勢,積極開展對外服務。雖然通過科研成果轉讓、銷售收入、服務收入和校產經營收入等彌補教育經費短缺已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額度非常小,即使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的院校,這部分收入占學校經費開支的比重也很低。一般普通院校,特別是科研能力不足的高校,這部分收入更可謂是少之甚少、微乎其微。
三、黑龍江省高等教育辦學成本分擔的對策建議
(一)加大省級投入以保障教育經費的穩步增長
一是爭取中央財政對我省高等教育的投入支持。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相對較高,每年大量高水平教師和優秀畢業生流向南方經濟發達地區,這種人才流失造成我省高教投入的回報率降低,中央財政應根據我省效益外溢性特點增加財政的轉移支付。二是申請國家對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給予單項補貼,合理分擔因地域屬性和氣候屬性所造成建筑成本、取暖成本等過高的辦學成本。三是逐步加大省級財政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認真落實好黑龍江省高教強省的各項政策,保證財政性教育經費和預算內教育經費的穩步增長,促進我省高等教育的良性發展,實現教育公平。
(二)調整學校布局,優化教育結構,減輕辦學成本的財政負擔
一是調整省內高校布局,通過優化整合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成本分擔比例,減輕省級財政分擔高教辦學成本的壓力。黑龍江省高教資源較發達,但存在省屬院校眾多、部屬院校甚少的特點,加重了黑龍江省高教財政負擔,這與江蘇、四川、湖北等部屬院校較多省份的財力分擔情況形成鮮明反差。所以,由政府推動,對部分省屬高校進行優化整合,調整布局,提升實力,力爭得到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二是優化學校層次結構,大力發展高職教育,減少高等教育的投入負擔,提高財政投資的使用效益。三是結合黑龍江省區域特點,優化專業結構,著重加大工學、農學等學科的投入力度,堅決避免有限的教育投資被浪費在過?；蛐枨蠛苄〉目祁惿?充分保證教育投資支出的效益最大化。
(三)加強成本控制,優化資源配置,發揮有限資源的最大效能
黑龍江省高等教育的良性發展有賴于高校自身的科學管理,加強成本控制,降低辦學成本,這是全面提高辦學效益的必要手段。一是要完善投入機制,強化預算管理,嚴格項目論證的可行性,提高項目決策的科學性,最大限度發揮資金的使用效益。二是科學合理地配置教育資源,建設共享平臺,降低教育成本,使學校人財物資源利用率得到充分發揮。三是建立資源使用效益評價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健全制度保障體系,全面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益。四是加快高校內部管理體制改革,降低管理成本,優化支出結構,提高工作效率。五是推進后勤社會化改革,有效減少高等院校的非教育性成本支出。
(四)立足教育成本,結合個人回報,建立科學可行的收費制度
首先,根據黑龍江的省情,按照教育成本的不同確定不同的收費標準。只有切實在高等教育收費上將不同層次的大學拉開距離,通過收費的不同充分體現教育質量的差距,使高等教育收費顯性化、等級化,才能真正使高等教育市場形成重點發展和共同提高的全面進步。其次,用個人回報率來確定收費的高低,因為不同行業和職業的個人回報率不同,相同的投入帶來明顯不同的收益是不公平的。所以,應根據不同專業的回報率實行不同的收費,用學費進行高等教育內部學生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學費來平衡社會需要、國家意志與專業回報率的反差。
(五)利用科研優勢,做好校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的校企雙贏
黑龍江省高?？萍汲晒D化能力相對較弱,類似工大集團這樣依托高校發展起來的成功企業可謂屈指可數。所以,我省要大力推進高校實行產學研一條龍,做好校企間的互惠合作,這不僅有利于高校將科研成果轉化為企業效益,更有利于高校拓寬自身發展的籌資渠道。如果各大院校能將自己獨有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市場開發,既可以較大限度避免競爭,獲取最大經濟效益,又可在社會的各行各業形成百花齊放的可喜局面,促進社會生產力進步,同時為高校發展提供廣泛的資金來源。
(六)爭取社會捐贈,拓寬籌資渠道,優化教育經費的合理分擔
近幾年社會對高校的捐贈力度和規模逐漸增大,但高校對社會捐贈的管理依然存在著嚴重的“瓶頸”限制,如管理體制不規范,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等。目前社會捐贈資助已成為我省高校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補充力量,一方面就高校自身而言,要積極采取良性舉措,強化管理,擴大宣傳,主動出擊,爭取更多的社會捐贈。另一方面就政府而言,要積極建立科學規范的管理制度,完善相應法律法規和納稅制度,促進社會捐贈管理的良性發展?？傊?積極探討和研究社會捐贈的理論和實踐,對促進我省高等教育經費來源渠道的多元化、市場化具有深遠意義。
(七)設立教育彩票,廣納社會資源,促進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
為解決高校教育成本分擔問題,完全可以考慮發行教育彩票,將彩票發行收益用于高等教育。數據顯示,2006年我國彩票銷售額819.3億元,比2003年400億元翻了一番;2007年我國彩票銷售額突破1 000億元,未來發展潛力巨大。由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的發行經驗可知,教育彩票能夠為高等教育提供穩定而龐大的資金來源。同時,可以考慮發行“低稅教育彩票”,提高國民購買教育彩票的積極性,把社會直接捐贈變為社會間接捐贈,拓寬捐贈面,擴大捐贈來源。從我國的國情來看,發行低稅教育彩票是可行的,是解決教育經費不足的良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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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關立新)
教育成本論文范文第3篇
1978年年底開啟的改革開放沖破了束縛生長力發展的體制障礙，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形成了對外開放的全新格局。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浪潮下，原有的依托于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事業單位的社會職能，例如教育職能被逐漸剝離，再加上國家法律政策的許可以及伴隨著多元經濟發展而日漸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個人，為社會力量辦學提供了可能、空間與條件。學前教育屬于非義務教育，國家投入的長期不足也為民辦學前教育發展留下了更大空間。自改革開放以來，民辦學前教育歷經重生、穩步發展、快速增長，自2004年尤其是2012年以來（2004年民辦園數占全國幼兒園總數的比例超過一半；2012年，民辦園數、民辦園在園幼兒數、民辦園教職工數、民辦園專任教師數占全國的相應數據比例均超過50%。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94-2016年）相關數據計算得出。），成為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主體力量。本研究在概要回顧民辦學前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剖析其發展特點，以期形成對民辦學前教育發展較清晰的認識。
改革開放40年
我國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概覽
我國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40年來，根據不同時期國家對民辦學前教育的認識和其發展狀況，將民辦學前教育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②。
1.恢復發展與公辦補充階段（1978～1992年）。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指出，“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各種教育事業”，為民辦教育崛起提供法律依據。1987年原國家教委頒布《關于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暫行規定》，指出“社會力量辦學是我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是國家辦學的補充”。1989年原國家教委發布的《幼兒園管理條例》指出，鼓勵和支持企事業單位、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和公民舉辦幼兒園或捐資助園。在政策的許可、支持下，民辦學前教育重啟發展。
2.共同發展與快速增長階段（1993～2002年）。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是我國第一個關于民辦教育的行政法規，重申“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民辦教育發展的十六字方針。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提出，要“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格局”，這是對前一階段民辦教育作為“國家辦學的補充”地位的較大提升。民辦學前教育也因此快速發展起來。
3.激勵規范與主體發展階段（2003～2009年）。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以下簡稱《民促法》）實施，進一步明確民辦教育的性質與地位，指出“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并為規范民辦學前教育發展提供依據，而第51條提出“出資人可以從辦學結余中取得合理回報”，對公民個人和私人部門辦園則發揮了極大的激勵作用。2003年《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2003～2007年幼兒教育改革的總目標是“形成以公辦幼兒園為骨干和示范，以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為主體的發展格局”，更是直接促進了民辦學前教育穩定、快速、主體發展。民辦幼兒園（民辦學前教育的主體是民辦幼兒園，本文以民辦園的相關數據來說明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狀況。）數、民辦園教職工數和專任教師數占總比分別于2004年、2006年、2007年超過50%。
4.大力扶持與分類引導階段（2010年——）。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提出“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促進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這是國家對民辦教育價值的進一步肯定，并提出要“積極探索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分類管理”。2016年《民促法》修訂完成，2017年9月實施，自此民辦教育實施非營利性、營利性分類管理有了國家層面的法律依據。學前教育領域，2010年《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指出要“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特別是面向大眾、收費較低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發展”，具體措施如保證合理用地、稅收減免、政府購買服務、減免租金、以獎代補、派駐公辦教師等，其實質是通過對民辦園的分類大力支持與引導促進民辦學前教育規范發展，擴大公益、普惠學前教育資源受益范圍。
我國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40年來，民辦學前教育歷經平穩發展、快速提升，到2004年民辦園數占全國幼兒園總數的比例超過50%，2011年達到頂點為69.21%，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民辦園專任教師數歷經穩步增長、快速擴充，2013年占總比稍有下降，之后逐年小幅提升；民辦園在園幼兒數則一直穩步提升，到2012年其占總比超過50%，民辦學前教育成為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絕對主體。（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94～2016年）相關數據計算得出。1994年之前民辦園發展數據欠缺，故改革開放40年來民辦學前教育發展的相關數據從1994年開始計算、呈現。）具體見下圖。
改革開放40年
我國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特點
縱觀改革開放40年來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歷程，圍繞民辦學前教育何以發展，發展將何去何從，也即發展動力、發展定位、發展取向三方面剖析其發展特點。
發展動力：經濟體制與教育改革釋放活力，市場需求直接助力
首先，民辦學前教育在經濟基礎變革的背景下獲得重生與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教育的社會屬性是上層建筑。②隨著農村生產關系由人民公社時期的“土地公有、平均分配”調整為“分田到戶，自負盈虧”，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隨后鄉鎮企業、國有企業轉變生產方式，試行自主經營、自主調控市場，中國逐步由高度集中、忽視市場作用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基礎的轉變逐步引發整個社會解放思想，隨之帶來教育觀念、教育機構和教育制度的變革。民辦學前教育正是在人民公社解體、國有企事業單位社會化改革的浪潮中獲得重生，又因著對民辦教育性質、地位認識的轉變，以及教育政策制度、教育體系變革，而獲得快速、穩步發展。
其二，民辦學前教育隨著教育政策的重大調整而獲得轉折性發展。教育政策法規是國家對教育事業發展方針、發展任務、發展路徑等做出的規定，是國家政治意志在教育領域的體現，是推動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關鍵要素，甚至是決定性要素。有研究者認為，民辦教育政策是“推動民辦教育實踐的決定性因素”③。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有三次比較大的轉折點。一是2001年民辦園數、民辦園教職工數占總比獲得了史無前例、甚至空前絕后的快速發展。與2000年相比兩個指標的增長率分別為14.66%、13.23%，這應該與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有關，其提出“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這是對前期民辦教育是國家辦學的“補充”地位的極大提升，因而刺激了民辦學前教育的高速發展。二是2004年民辦園數占全國幼兒園總數的比例首次超過50%，成為學前教育事業的主體。這與民辦學前教育的持續發展有關，但應該也與2003年頒布的《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有關，其提出五年內“形成以公辦幼兒園為骨干和示范，以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為主體的發展格局”。三是2012年民辦園數占全國幼兒園總數的比例首次下降。隨著2011年第一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的實施，地方政府大力建設公辦幼兒園，因而2012年開始民辦園數占總比開始下降，此后逐年下滑，這應與一至三期學前教育行動計劃中大力建設公辦園的行動相關。
其三，學前教育供需矛盾突出直接推動民辦學前教育發展。從現有數據來看，1987年我國學前三年入園率為25.9%，1995年達到41%。④1997年國家原教委下發《全國幼兒教育事業“九五”發展目標實施意見》，提出到2000年我國學前三年幼兒毛入園率達到45%以上，但到2001年學前三年毛入學率才為35.9%⑤，至2009年該數據首次超過50%，為50.9%⑥。2017年學前三年毛入園率為79.6%，達到歷史新高。⑦可見，我國學前教育事業多年積貧積弱，即便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供需矛盾仍然突出，這直接為社會力量辦學提供了廣大空間與推力。
發展定位：從“補充”到“主體”“公辦民辦并舉”
民辦學前教育伴隨著時代經濟體制、教育體制的改革，在學前教育多年來突出的供需矛盾的推動下獲得了發展的空間與動力，在此過程中，其發展定位也呈現出了清晰的路線。第一階段，1978～2002年民辦為輔、公辦為主。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社會力量辦學是“國家辦學的補充”，1999年調整為“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但不論是“補充”還是“共同發展”，都不能動搖“政府辦學為主體”的地位。第二階段，2003～2009年民辦為“主體”，公辦為骨干和示范。第三階段，2010年后“公辦民辦并舉”。此期的公民辦“并舉”與20世紀末的公民辦“共同發展”不同，它的前提是“政府主導”，社會僅為“參與”?？傊?，改革開放40年來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定位呈現出弱——強——次強的態勢，與此同時，國家對民辦教育性質的認識進一步明確、提升，到2002年《民促法》中指出其是“公益性事業”。
發展取向：從非營利性到取得合理回報再至分類發展
辦學是為了謀求利潤嗎？不同時期民辦園舉辦者的取向不同。同時，國家相關政策的引導、規制不同，也使得民辦學前教育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取向。其一，在恢復發展與公辦補充階段，民辦園以非營利性為主。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受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和辦學者社會價值觀的主導，社會上所創辦的民辦園、小學和中學等，基本上都是非營利性的。民辦教育的舉辦者和投資者對獲取經濟回報表現得十分淡薄，更多地體現出對社會、對人民的無私奉獻精神。⑧例如，全國三八紅旗手山西省霍縣南城區喬板秀自籌資金創辦康樂幼兒園，為了降低成本，她騰出一孔窯洞作教室，用自己準備做家具的木料做了黑板、桌凳，還購買教育書籍，按正規幼兒園的課程教孩子，學費低于公辦幼兒園。⑨其二，1993～2016年民辦園多是營利性取向。我國民辦教育是在民間資本尚不發達、公益性捐贈行為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主要依靠市場化的資本運作獲得初始投入，多數辦學主體期望通過投資獲得回報。根據二十世紀末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10%投資辦教育的機構或個人是出于公益性，90%是要有營利回報的。⑩2003年實施的《民促法》也明確規定出資人可以“取得合理回報”。此期民辦學前教育發展的營利性取向既是舉辦者的主動選擇，國家政策也為其提供了許可與保障。其三，2017年以后民辦學前教育逐步走向分類發展。隨著新《民促法》（2016年修訂）的實施，民辦學前教育的舉辦者或主動或被動要在“營利性”或“非營利性”之間做出選擇，實現分類發展。盡管各地實施分類管理的過渡期、時間節點、獎補政策、差異化扶持政策等不盡相同，但引導民辦學前教育分類發展是大勢所趨。
改革開放40年來，民辦學前教育重啟發展、穩步增長、快速提升，逐步成為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的主體力量，為彌補國家長期以來的學前教育財政投入不足、學位供給有限作出了重大貢獻，為滿足家庭和適齡兒童基本的入園需求甚至個性化需求提供了一定保障，并為學前教育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為服務型政府構建提供了不少有益啟示。雖然當前民辦學前教育發展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如師資隊伍和保教質量等，但相信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和分類引導下，民辦學前教育會繼續駛入可持續健康發展的軌道！
教育成本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隨著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的全面深入,面向市場開放辦學、校企合作的政策環境、工學結合中的地方政府作為、宏觀調控下的自主辦學機制、教育產品的社會認同等問題,一直制約著高職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文章將就這些問題及影響因素作深入剖析,并探討解決問題的策略。
[關鍵詞]高職教育 發展問題
[作者簡介]周旺(1966- ),男,廣西博白人,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教務科研處處長,教授,研究方向為高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廣西南寧530008)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發展已經占據中國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為更好適應經濟社會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以100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為龍頭,輻射中國高職教育快速發展的一場全面深化高職教育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是隨著改革的推進,高職教育發展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中國高等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
一、面向市場開放辦學的觀念問題
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文件提到高職教育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學結合發展道路”,其本質就是開放辦學。高職教育要實現為區域經濟發展服務的辦學宗旨,就必須面向市場。人們所顧慮的是市場的商品意識及功利主義和人才培養的公益期望相悖,把教育的公益性與市場的商業性視為對立體,或簡單地把教育市場化理解為一種狀態和商品交易,忽略了其市場過程與生產形式,這是對教育市場特征的曲解。高等職業教育要適應市場的發展需求,就要充分運用市場的調節作用,以此來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教育要讓市場在其生產過程中發揮其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從而保證教育供給的有效增長,以提高教育運行效率,即“專業建設適應市場、課程改革跟蹤市場、實踐教學鏈接市場、人才培養服務市場”。其現實內涵包括三方面:一是辦學體制多元化,如學校企業聯合辦學、學校與社會團體或個人聯合辦學等;二是服務面向勞動力市場并受其調節;三是通過市場調節教育資源配置,即由社會全面參與辦學(非全政府體制),根據市場需求確定招生規模、專業設置、層次結構、教學內容和實訓模式等。同時,有相當一部分師資(尤其是專業的實踐教學師資)、教師、教學設施、圖書、學校建筑、后勤服務等生產要素也通過市場競爭獲得。
高職教育進入市場經營,是對教育制度的一種完善,是調節教育與社會政治、文化經濟關系的良策,其意義在于:通過市場實現其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的辦學宗旨和自身發展的價值;通過市場運作實現教育的供求關系和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市場檢驗學校的教育教學產品的質量及其適應性;通過市場來調節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能力和提高教育質量與學術競爭力;通過市場來解決建設資金問題;通過市場來不斷完善自身制度,等等。
二、企業參與高職教育的政策問題
時下在100所國家示范性建設院校的輻射帶動下,全國不少院校都在大力推行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如校企合作(Cooperative Education)、共同開發課程、建設實訓基地、培養師資隊伍等。但實際執行中,由于區域在體制、政策、環境、資源等諸多方面的差異性和局限性,發達地區的高職院校做得較有成效,但在欠發達地區,不少院校的產學合作、工學結合的實踐并未出現預期的成效。有相當一部分院校的校企合作由于受到社會意識、合作資金、政策環境等諸多因素限制,更多的只停留在接受學生實習的層面上,真正成效顯著、輻射作用廣和具有變革推行意義的典型寥寥無幾,校企合作共同培養人才更多的還只是停留在理論探索階段。
從促進校企締結聯合辦學的動因來看,校企深度合作的原因首先是市場需求。目前有些地方出現的校企合作“一頭熱一頭冷”(學校積極、企業冷淡)的現象不少,其主要原因不是企業缺乏需求,而是學校沒有及時轉變觀念與做法去迎合企業的需求。實際上由于產品的更新換代和技術的發展,不少企業對高技能人才需求和與高校合作的愿望也很迫切,因此校企合作并不缺少市場環境,缺乏的還是完善的法規和得力的政策實施監督。
從各國解決有關問題的辦法看,用得最多的首先是政策驅動。不少國家有鼓勵產業接受學生實踐的相關政策,用人單位能享受政府的惠稅鼓勵,把參與人才培養視為一種制度。從企業的角度看,接受學生實習的動力來源于廉價勞動力的誘惑,用人單位讓學生承擔一些風險系數不高的崗位,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而不影響生產。用人單位從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出發,希望在人才支持、技術改良、文化建設等方面能共享院校資源等。這樣,企業參與辦學的動力,來自企業對政府相關政策的信心和從校企合作中得到實惠。因此,校企合作的前提是政府先建立相應的政策機制,尤其是能形成校企“雙贏”的運行機制與保障機制。美國早在1971年就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法規,但我國迄今還缺乏相應法律制度。
其次要解決政策障礙。政府、學校、企業要積極應對市場需求,在政策和機制上實施三方聯動,搭建發展高職教育的工學結合的“政校企合作橋”(見下圖),政府的立法保障、職業準入、投資機制和惠稅政策是“橋墩”,合作的內容是橋梁。其任務包括:第一,立法確定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職責與任務,通過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規確定企業與高職教育之間要相互履行的職責和任務;第二,制定職業教育的特別稅收政策,對進行校企合作的企業,政府參照國家規定企業用于培訓職工的教育培訓費1.5%～2.5%標準計算征收優惠稅或免稅;第三,完善教育、勞動、人事、行業四者統一的職業資格制和就業準入制,對企業和院校依法實施產學合作的積極性和消極性進行獎懲;第四,建立并完善多元化辦學的市場投資收益與資源共享機制,使企業承擔最小的體制風險和避免政府的非市場化干預風險。
三、工學結合中地方政府的作為問題
國家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十分重視,并把該項工作納入政府干部的政績考核指標。從高職發展的二十多年時間看,地方政府在推動高職教育發展中發揮了政府作為(governance model)的重要作用。但是與適應高職教育快速發展的要求相比,有不少地方政府(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對高職教育發展還缺乏深入的認識,在高職教育的統籌規劃建設、政策的制定實施、外部環境的優化、教育投資機制的完善,或是協調高職教育與行業、企業的合作關系等方面,沒有將投資者、管理者、監督者、協調者、指導者的角色扮演到位。如高職教育因先天不足而形成的土地少、經費少、辦學條件差、科類結構不合理、特色不鮮明等老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國家規定的生均經費要求不能及時落實到位;因缺乏對高職發展的規劃布局與統籌而造成資源重復浪費和無序競爭;政府部門條塊分割和職能交叉,造成職業資格準入制度的混亂;因高職教育法制模糊,各校只能各自為政,與社會行業及教育市場難以接軌,社會資源因此無法或難以進入高職教育市場等。
現行國情下高等職業教育的本質決定了它既具有事業屬性,又具有產業屬性,是計劃與市場的統一體。在政府、學校、市場三者關系上,政府是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教育生產者,除了通過撥款、立法、評估等方式實現監控外,更有效的途徑就是利用市場來調控他們的生存和發展。因此,地方政府在推進高職教育發展中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多元化辦學體制,為高職教育市場化創造環境和條件。政府對高職教育發展的“作為”至少體現在四方面:第一,以政策規定政府在發展高職教育中的具體責任和確切任務,包括投資高職教育的GNP比例。第二,建立教育信托基金、教育股票、教育債券、教育彩票制等教育儲蓄制政策。第三,完善教育立法和嚴格執法,《高等教育法》的69個條文中僅有一處提及職業教育,迄今未見有高職教育的專門法律,現行相關法規多為目標性、原則性或決定之類文件,欠缺操作性與實施細則,且因法律效力低下而使政府面對高職教育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無所適從。立法保障是政府規范管理職業教育的關鍵,特別是多元投入體制、多元產權制度、職業準入制度、教育稅收制度、教育金融制度、教育資源的社會化制度、校企合作制度、管理監督制度等。第四,解決勞動職業準入制度的統一問題。目前我國尚未真正推行統一的職業資格準入制度。勞動部雖已制定了1800多個職業崗位規范與考證要求,但嚴格執行持證上崗的不足100個崗位。此外,還有人事部門和一些行業協會也推出自己的準入資格證,近年來還有學校掛靠有關部門推出的職業證書。這些證書的考核認證和使用陷入一片混亂狀態,究竟由誰來管理和監督并不清楚。政府應該進行整頓,制定全國統一的職業準入制度,并嚴格監督管理。
四、宏觀調控下的自主機制問題
從政府的有關職能來看,政府是高職教育的最大“股東”,也是大“買家”,但不是最高統治者。在管理高職教育問題上,政府應“重心下移”,偏向于市場調控而非計劃調控。因為學校應是市場的獨立體,只有這樣才符合產業化和市場化規則。政府可通過投入、立法、委托評估等手段進行宏觀管理,而不是目前實施的嚴格統管。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費里德曼認為“政府壟斷教育導致效率的低下和資源的浪費,唯一的出路就是教育市場化”。而辦學市場化的前提,就是學校要有足夠的自主權以使其在市場中保持獨立性。因此,政府應在辦學體制、管理體制、投資體制、招生與收費體制、專業設置制度等方面給予學校足夠的自主權(autonomy)。
首先是放寬招生自由度。目前由政府計劃調配招生指標而不是由市場需求定指標的做法與教育產業化和市場規律相悖。一個學校的招生規模應由市場需求和其教育生產能力決定而非政府確定。改革的方向不妨分兩部分:小部分由政府計劃調控,從全國統一高考中招生;大部分應由學校依據市場需求自主設定,由學校自己組織命題考試,進行擇優錄取。
其次是給足學校專業設置權。目前高職專業設置按教育部的統一目錄執行,少數新專業也可冠地方字號,但必須通過教育部批準。這種做法肯定會加大專業的重復建設,目前我國高職高專的專業設置的重復率超過80%,其中有地方特色的專業不足10%。不少專業的布點在一個省區就高達四十多個,在全國的布點還更多。這種重復設置造成教育資源極大浪費的同時,還把各校引入一種混亂的無序競爭狀態,并使“產品”供求失衡,結果是畢業生就業難、企業招人難,教育特色無法體現。專業設置應緊扣地方經濟發展需求,國家可以設一定比例(如30%～40%)的目錄專業,提供導向指南和管理政策,其余專業(如60%～70%)應由學校按市場需求設定。
再次是改革文憑管理制度。高職教育進入市場后,作為學生接受教育的憑證——文憑與學位(高職尚未有學位),其“含金量”取決于學校的質量、聲譽和品牌影響力,而非政府的統一標識和防偽碼。尤其是隨著教育市場的成熟,學校的品牌標識要遠遠蓋過政府的政策符號。政府應該相信學校對市場的忠誠和對自己的文憑的責任。為此,文憑管理制也應做適度改革?？煞謬椅膽{和學校文憑兩種,其中學校文憑應由學校自主管理,在使用上兩者的文憑效能不應有任何區別,為方便監督可備案給地方教育行政部門。政府不必擔心因此出亂,相反,學校出于聲譽和品牌建設需要會更加珍惜這種自主權力,何況還有社會在作判斷和監督。
最后是引入市場收費制。高職教育與其他產業一樣,應該進入市場接受市場定價。目前由政府確定教育價格的做法,既違背市場價值規律,又抑制教育資源的開發與再生性發展。教育統一定價無法甄別教育質量差異。政府要實施教育價格監控,可引入社會認證制度,并建立教育合格和優質評價機制,遵循優質、品牌、名牌商品的附加價值規律,實施以質論價、按品牌定價的管理辦法。政府可根據學校的“產品”質量、聲譽、品牌影響力等分類分級,然后按類、按級定價收費。教育亂收費現象屢禁不止,根源在于沒有完善辦學體制和管理法制。
五、高職教育產品的社會認同問題
2007年高職教育的畢業生就業率首次超過本科,這說明用人單位對高職教育質量有了認同。但社會對高職教育的認同度(approbation)有地區差異。其中肯定意見不少,但整體滿意度還偏低,視之為次等高教者居多。家長、學生視之為一種無奈的選擇,用人單位喻之為“夾生飯”,相當多的單位非到應急之時不能接收高職生,高職教育在現實中遭遇了苦命運。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是政府在政策上不能一視同仁。表面上從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視高職教育,文件也提到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但實際操作時,在財政撥款、招生批次、文憑管理等問題的處理上還是視為“層次”。另外,前面談到的國家對高職教育的專門法律法規少之又少,使高職在發展中遇到許多問題因缺乏法律依據而無從落實。其次是受傳統思想和社會消極輿論的影響。迄今還有不少地方政府官員對發展高職教育的認識也僅停留在解決“落榜生”讀書、延緩就業壓力、支持社會穩定的層面上。另外,受傳統“讀書做官”思想影響,大學生認為做“藍領”讓人低眼相看,加上工資待遇的差異,高職教育的身份自然要低人一等了。最后是高職教育自身的問題。盡管高職教育歷經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但總體仍然缺乏質量與特色。在辦學定位上,功利主義過重,未處理好職業性與學術性的問題。加上近年來規模的急速擴張,教學質量參差不齊,嚴重影響了高職教育的聲譽。高職教育從規模到內涵、質量、特色和效益的發展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也正是社會對高職教育認同度和滿意度偏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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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以重慶市普通高校為例，采用綜合效益和人才效益兩個指標對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效益進行了實證分析，最終發現公務消費極大地拉高了重慶高校的辦學成本，是影響效益的重要因素，并對此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高等教育經費；效益；公務消費
從1999年高校擴招51萬人開始至今，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發展實踐著高等教育從“精英化”培養到“大眾化”的過程。2010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26.5%，成為同等經濟水平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的領頭羊。然而，面對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教育經費緊張已是客觀事實，同時高校教育經費利用效率不高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下，以重慶市普通高校為研究對象，對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效益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使用情況
1999年以來，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逐年增長，教育經費總量從1999年的13 051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1 170 631萬元，年均增長速度為29%（見表1）。
1.高等教育經費總量分析。事業性經費支出由1999年度的106 366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1 103 136萬元，增加了996 769萬元，平均每年遞增30%；其中個人部分由1999年的51 978萬元增加到2008年度的511 230萬元，年均遞增30%；公用部分由1999年的54 388萬元增加到2008年度614 044萬元，年均遞增32%?；ㄖС鲇?999年的24 685萬元增加到2008年的40 494萬元，平均年遞增15%?？傮w而言，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各項經費支出是逐步增加的。
2.高等教育經費結構分析。事業性經費支出趨于上升，由1999年的81%上升到2008年的94%左右，其中，個人部分的支出占教育經費支出由40%上升到44%，而公用部分上升較快，由1999年的41%上升到2008年的52%?；ㄖС鲭m然逐年在增加，但在總費用支出中的比重卻在明顯下降，由1999年的19%下降到2008年的3%左右。
二、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效益分析
高等教育資源使用效益作為高等教育支出效益的衡量指標，表現為高等教育投入與產出的對比關系。其效益衡量的指標有很多，但總體來看，用綜合效益和人才效益兩個指標來衡量，基本上可以從宏觀角度描述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效益狀況。
將高等教育經費支出所帶來的“產出”（效益）定義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加值和每學年高等學校畢業生總數，可以得到以下兩個衡量指標 [1]：
B1=ΔGDP/E （1）
B2=P/E （2）
式中，B1表示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綜合效益；B2表示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人才效益；Δ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值；P表示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E表示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總額，本文主要采用上述兩個指標來描述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效益狀況。運用（1）式和（2）式進行處理，計算出重慶市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綜合效益B1和人才效益B2，并和全國平均水平比較（見圖1和圖2）。其中，重慶及全國教育經費支出均來自2000—2009年的《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重慶國內生產總值和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來自2000—2009年的《重慶統計年鑒》，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和高等學校畢業生人數來自2000—200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圖1 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綜合效益的重慶和全國平均水平比較圖
圖2 高等教育經費支出人才效益的重慶和全國平均水平比較圖
從綜合效益看，高校擴招后，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綜合效益出現一定波動，總體趨勢小幅上升，但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04年前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不是太大，但2004年后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2004年后全國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綜合效益基本維持在每1萬元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帶來ΔGDP是12萬元左右，而重慶基本維持在8.4萬元左右。
從人才效益看，隨著高校的擴招，重慶高等教育經費支出大幅增加，特別是2001年，增加幅度達50%，從而影響了人才效益，之后經費支出小幅上升，2003年后擴招效益顯現，畢業生逐漸增多，人才效益小幅上揚。但是，不管是重慶還是全國平均水平，隨著高等教育經費支出規模較大幅度提高，人才效益均呈現低水平現象，每1千元教育經費支出帶來的畢業生人數不到0.02人。重慶和全國平均水平比較，略微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變化趨勢基本一致，但2008年后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三、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低效益成因分析
重慶直轄后高校擴招以來，GDP的增長速度均高于同期全國水平（見表2），但是，根據統計數據顯示，擴招以來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增長速度平均為29%左右，而同期全國為21%左右，由此影響了重慶的綜合效益。同時，重慶同期高校畢業生人數平均增長率為20%，高教經費支出與高校畢業生人數增幅不對稱，人才效益低。兩個效益指標都反映出重慶市高校辦學成本較大。下面從成本角度繼續分析低效益的原因。
從前面的分析知道，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增長最快的是事業性經費支出里的公用部分，下面通過數據來說明重慶高校擴招后公用部分的經費支出情況。根據2000—2009年《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統計指標出現前后不連貫的現象，2000—2005年的年鑒中公用部分包括公務費、業務費、設備購置費、修繕費、業務招待費和其他費用等六項。而2006年和2007年的年鑒中沒有了業務招待費，取而代之的是列出了修繕費里的校舍建設費。到了2008年和2009年的年鑒，沒有了以上的六項細分，僅有商品和服務支出、其他資本性支出兩項籠統項目，只是在其他資本性支出里列出了另兩個更加籠統的專項公用支出和專項項目支出。因此，一方面考慮到數據的可比性，另一方面作者認為，2005年后沒有重大的教育改革，數據不會出現結構性變化，于是本文僅對2000—2005年年鑒里的公用部分數據作分析（見下頁表3），不會影響最終結論。
從表3中可以看出，1999—2004年公用部分支出的平均增長速度為27%，高于平均水平的依次是其他費用、業務招待費、公務費和設備購置費，分別增速為66%、57%、41%和32%。這些項目分別是什么呢？根據國研網對中國教育經費統計數據庫指標的解釋，“其他費用”指國家一般預算支出目級科目的“培訓費”及公用支出中的“其他”；“業務招待費”指國家一般預算支出目級科目的“招待費”；“公務費”指國家一般預算支出目級科目的“辦公費”、“勞務費”、“水電費”、“郵寄費”、“取暖費”、“物業管理費”、“交通費”、“差旅費”、“租賃費”、“會議費”；“設備購置費”指國家一般預算支出目級科目的“辦公設備購置費”、“專用設備購置費”、“交通工具購置費”、“圖書資料購置費”。一般情況，在學校的正常教學規模增長狀態下，“辦公費”、“勞務費”、“水電費”、“郵寄費”、“取暖費”、“物業管理費”、“交通費”、“租賃費”、“辦公設備購置費”、“專用設備購置費”、“交通工具購置費”、“圖書資料購置費”等費用基本和學校辦學規模維持在正常的增長速度，而不定的是培訓費、招待費、差旅費、會議費等等，這幾項在重慶恰恰反映出高增長的態勢。
如果說培訓、會議等本意是著眼于提高教師的教學科研水平，那么招待和差旅以及偏離了本意而設在各個風景名勝區的培訓和會議等，與讓人深惡痛絕的政府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具有殊途同歸的性質，這些所謂的公務消費都極大地拉高了重慶高校的辦學成本。因此，在財政教育撥款不足、預算內教育經費不能完全解決學校實際支出的情況下，如何遏制高校的公務消費、加強學校教育成本管理、監控和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應成為重慶市普通高等院校管理工作的重點。
四、提高重慶市普通高等教育經費支出效益的對策建議
1.加強學校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古人云“德教為先、修身為本”，公務消費人員要強化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自己的受尊重程度、重要程度以及自身的價值是根據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中體現出來的，不是由公務消費水平來衡量的。因此，必須加強對高校黨員干部的警示教育，構筑牢固的思想防線。
2.合理界定公務接待范圍。要對現有公務接待項目分類、分項進行清理，不合理的堅決取消，合理的則予以保留并加以規范。要根據職務、分工、實際工作量和崗位特點以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區別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不同職務、不同崗位，制定不同等級，既合理拉開差距，又保證各層次公務人員工作的順利進行。
3.加強公務消費的制度建設。小平同志說過，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公務消費的各項制度，依靠制度對公務消費進行制約性監督和管理，是當前公務消費的迫切需要。一是深化公務消費公開制度。對單位人均接待費、會議費、差旅費、出國費、車輛燃修費前十名的部門（單位）每半年在全校范圍公布一次，前五名的單位主要負責人要向校務會議作出說明，或通過發“提醒函”形式向單位予以通報；二是編制預算要具體細化。在編制預算時細致入微，不給過度公務開支預留制度暗門。對于接待費、差旅費、考察費等公務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在其科目下再按具體支出項目編制款、項、目級明細預算。
4.強化公務消費監督。有效的監督是規范公務消費的應有之義。為了強化監督，首先要大力推行公務接待公示制度，以公開、透明來驅逐公務接待的“暗箱”。同時要重視社會監督，完善舉報制度和輿論監督制度，鼓勵、發揮和調動新聞輿論對公務消費進行監督的積極性。
5.加大懲戒力度。對于公然違規的超標行為，要受到嚴厲的法律和行政制裁，決不能姑息遷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于弄虛作假、虛報浮夸的公務消費行為，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嚴格控制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進行高消費娛樂的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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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