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范文第1篇
【摘 要】招商引資一直是地方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去年下半年以來，受美聯儲決定退出QE和美元加息預期影響，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改變，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有所增加。如何適應產業專移的大浪潮，積極應對可能面臨的外商直接投資減少，甚至是通過不同渠道的撤資或變相撤出，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分析。本文運用計量實證分析，從定量的角度抓取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最主要因素，以期得出外商直接投資變化的合理解釋，并據此給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FDI；影響；因素；匯率；社會融資規模
一、引言
本文全面剖析各類因素對FDI（即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路徑和影響，采用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的研究方法，文章的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均以前文實證為基礎，進行有依據、有論證的定性分析。文章可能的創新之處：一是思路創新。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是多以定性分析為主，并從政府主導的角度提出招商引資的政策建議，而本文以定量解析為主，通過定量分析更加客觀的抓取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方向，并以此為依據，給出更加客觀有效的政策建議。二是指標創新。已有的計量分析，多以貨幣供應量和GDP為衡量金融和實體經濟的重要指標，本文創造性的選取了社會融資規模和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兩個月度指標，以更好的反映社會資金環境和投資趨勢。
二、指標選擇與模型設計
1.定義
金德爾伯格（1985）把跨境資金流動劃分為：貿易性、轉移性、生產性和金融性。其中，生產性跨境資金流動是指通過投資實體經濟，獲取長期股權投資、債權投資、貸款收益等。結合我國實際，生產性跨境資金流動以外商直接投資——即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最為重要。FDI也叫國際外商直接投資，它以控制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是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同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介入的資金。
2.指標選擇
依據現有文獻，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主要包括：通貨膨脹率、利率、匯率波動，經濟增速預期，制度因素，政治環境變化等。綜合考慮我國現狀，本文將從經濟和金融兩大方面選取運行指標，并進行實證檢驗。
中美利差。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資本將從低利率國家（地區）流向高利率國家（地區）以獲取利差收益。從近年來中美兩國的利率變動情況看（以美元3個月LIBOR月均利率和人民幣3個月SHIBOR月均利率為例），2010年中美利差基本在3%以內，2011年以后開始擴大，特別是2011年下半年和2014年初，利差一度超過5%。對利差的分析可以反應兩方面：（1）本幣價格；（2）外幣價格。雖然人民幣利率沒有完全市場化，但其歷史調整同樣會反映在利差的變化中，因而選取利差作為模型指標同樣對利率市場化改革給FDI帶來影響的分析提供重要參考。它是一個聯系了本、外幣市場的優勢指標。
匯率波動。匯率變動通常是造成一國跨境資金流動的重要原因，如在一國本幣匯率升值期間，境外資金會加快流入并結匯，在本國匯率升值結束后，再將先前結匯資金兌換為外匯流出，反之亦然。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走上了長期升值道路，伴隨而來的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但隨著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特別是2014年初人民幣一改單邊升值走勢，出現了較為明顯的貶值趨向，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正在弱化?？梢哉f，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可以很好的體現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進程，它既是分析FDI常用的經濟指標，又是一個重要的改革變量。為剔除通貨膨脹等因素影響，本文計量分析中使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
社會融資規模。社會融資規模是指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及中間業務市場等。它比單獨的信貸指標更為全面，也更能真實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及一國貨幣政策松緊度。人民銀行的研究表明，社會融資規模與GDP具有長期均衡關系，其變化趨勢能反映出GDP的長期走勢，是一個可以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運行情況的指標。其對通貨膨脹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一定時期內社會融資規模的擴張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反之亦然。
制造業PMI走向。采購經理人指數（PMI）是綜合性的經濟監測指標體系，細分為制造業PMI和服務業PMI，可以全面反映商業活動現實情況。50為PMI的榮枯分水線，PMI大于50反映經濟向好，處于發展階段，反之，則說明經濟出現衰退跡象。制造業的繁榮可以帶來上下游和配套服務業以及其他產業的發展，因此現實中多用制造業PMI來反映一國經濟運行的繁榮程度。2010年以來，4萬億經濟刺激影響逐漸消退，制造業PMI逐期回落，2011年10月更是下跌到49的近年低位，可見短期貨幣擴張并沒有促進經濟持續向好。本文將用制造業PMI作為體現國內實體經濟發展繁榮與否的模型指標。
3.模型設計和數據來源
我們運用 Eviews6.0 軟件對影響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對各因素的影響關系和效應進行測度。
在模型選擇上，考慮到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之間存在相互擾動，變量間存在相關、自相關問題，簡單的回歸模型（OLS）難以很好的進行估計。本文建立包括中美利差、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社會融資規模、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外商直接投資5個變量指標的VAR多方程動態模型，在此基礎上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描述系統對于單位沖擊的動態反應過程，并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對FDI的成因結構進行比較分析。數據選擇為2011年1月至2016年6月，共66個月。
（1）外商直接投資月度數據：用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模型簡寫為FDI）表示，從國家外匯管理局獲得。
（2）社會融資規模月度數據：用 SFS表示，從中國人民銀行獲得。
（3）境內外利差月度數據：用I表示，境外利率取自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市場3個月LIBOR月均值，境內利率取自國內銀行同業拆借市場3個月SHIBOR月均值。
（4）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月度數據：用R表示，取自國際清算銀行（BIS）。
（5）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用PMI表示，取自中國國家統計局。
三、實證檢驗
1.數據檢驗與處理
為檢驗模型數據的平穩性，本文將每個時間序列檢驗所得的ADF值與Mackinnon臨界值比較，如果ADF大于Mackinnon臨界值，則時間序列為非平穩序列，反之則為平穩序列。
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SFS、PMI、是平穩序列；在1%的顯著水平上， FDI、 I、R的一階差分（d（FDI）、（d（R）、d（I））是平穩序列。5個變量均可以納入VAR模型。
2.VAR模型設定——階數確定與穩定性檢驗
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不區分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而是把所有變量都看作是內生變量，初始對模型不加任何約束，每個方程都有相同的解釋變量，即所有被解釋變量若干期的滯后值。下面建立包含變量d（FDI）、d（R）、d（I）、PMI、SFS的FDI-VAR模型。在最優滯后階數的檢驗中，為保證充分的自由度，本文選取最大滯后階數為5，檢驗結果顯示，全部5種檢驗準則（LR 、FPE、AIC、SC 、HQ）均顯示FDI-VAR模型最優滯后階數為1階。由此，確定方程的滯后階數均為1，建立包含d（FDI）、d（I）、d（R）、PMI和SFS五個內生變量和常數項外生變量的無約束向量自回歸模型FDI-VAR。
FDI-VAR方程式可表示為：
上圖顯示，所有的5個單位根均落在單位圓以內，由此可以判定兩個VAR模型都是穩定的，可以進行后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分析。
VAR模型輸出的方程式如下：
D（FDI） = - 0.2236*D（FDI（-1）） - 9.4749*D（I（-1）） -2.4049*D（R（-1）） + 3.3572*PMI（-1） - 0.0030*SFS（-1） - 134.3627
注：（- 1）表示相關變量前1期的觀測值。
3.脈沖響應比較分析
對于VAR模型，每個內生變量的變動或沖擊對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內生變量都會產生影響作用，并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刻畫。即一個內生變量的一個沖擊不僅影響到這個變量本身，還通過VAR模型的動態結構傳遞給其他的內生變量，脈沖響應可以刻畫這些影響的軌跡，顯示任何一個變量的擾動是如何通過模型影響其他變量。
下面，本文將考察d（I）、d（R）、PMI 、SFS如何通過VAR模型，對FDI當期值和未來值產生影響。其脈沖響應效果如圖2所示：
FDI的脈沖結果：中美利差增長率、匯率增長率、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的上升，FDI增長率首期均呈上升態勢，第二期開始下跌，第三期趨于穩定；社會融資規模擴大，FDI增長率第二期開始下跌，第三期開始上升，第四期趨于穩定。
4.方差分解比較分析
下面將通過方差分解，區分各信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測算FDI一個標準差大小的預測誤差中， d（I）、d（R）、PMI 、SFS對其貢獻比例探析不同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間的差異性。受篇幅限制，方差分解的表格被略去。
FDI預測誤差的方差分解結果：對FDI一個標準差大小的隨機信息，其自身可以解釋的比例平均在81%左右，即對中長期投資亦具有一定的示范效應和持續慣性。社會融資規模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最重要因素，兩者比例均在8.5%左右，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同跨境資金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效應，其反映一國資金稀缺程度及可能帶來的資本回報率；另一方面，匯率增長率則反因企業投資在未來可能獲得的匯兌收益，是外商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而對人民幣利率及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的考慮則較少。
5.因果關系檢驗
本文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檢驗各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社會融資規模對FDI影響顯著，其他變量對FDI影響效果不明顯。分析結果與前文一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社會融資規模是影響FDI的主要因素。
四、結論與建議
1.主要結論
（1）FDI對社會融資情況高度敏感
對FDI的方差分解顯示，直接投資凈流入對社會融資規模的變化最為敏感。這充分體現國內資金對FDI流入的抑制效應，就像天平的兩端，存在明顯的相互替代。這也佐證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外商投資受地方招商引資影響較大，改革開放初期資金匱乏，外商大量涌入中國，隨著國內經濟的迅速發展和資本的日益積累，外資早已不再像過去如潮水般涌入。
（2）利率市場化改革短期內不會帶來FDI的巨大波動，但依然要高度關注
利率市場化是我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必然選擇，因此其改革進程和結果將如何影響FDI的問題顯得尤為重要。根據實證檢驗，FDI對中美利差的變動不敏感。這可能是因為利率市場化雖然踏上改革進程，但依然屬于有管制的框架下，利率風險總體是有限的。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入，利率的浮動特征將越來越明顯，它對FDI的影響就不那么確定了。所以，我們依然要高度關注這一指標。
（3）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必然會增強跨境資金流動的雙向性和波動性
實證表明，FDI對匯率的變化高度敏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已踏上改革進程，且速度不斷加快，我國的匯率風險不斷累加。自 去年“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貶值，同時，自2015年8月以來，FDI項下已經連續12個月呈凈流出態勢，我國的控流出壓力劇增。一方面，全國范圍的外商撤資、減資及利潤匯出開始增加；另一方面，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開始擴張，資金的避險需求增大。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不斷深入，FDI流動也必然呈現出雙向性和波動性，需要我們謹慎應對。
2.政策建議
（1）拓寬經濟制度邊界，完善招商引資環境
改革開放30余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使得我國的資本存量迅速壯大，社會融資規模日益膨脹。由于社會融資規模和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此消彼長的替代效應，社會融資規模的不斷壯大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抑制效應。一方面，我們要積極適應外商直接投資可能下降的“新常態”；另一方面，我們要積極完善招商引資、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拓展經濟發展的制度邊界，為招商引資工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
（2）深入研究國內社會融資規模對FDI的影響
本文創新的將社會融資規模納入到實證檢驗中，并發現其對FDI有重要影響。但是受篇幅和本課題研究重點的限制，課題組并未對實證結果再進一步的分析，從而探究該指標所蘊含的深刻含義及其與FDI的深度關聯。建議外匯局在對FDI的后續研究中，可以深入探討，同時也要繼續探索其他可能對資金流動產生影響的經濟指標，對FDI異常波動的預警體系建設提供有效幫助。
（3）實時跟蹤匯率波動，重點關注資本項下資金外流風險
研究表明，FDI對匯率的變化高度敏感。因此，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改變，我們要高度關注人民幣匯率走勢，積極適應雙向波動“新常態”。
需要重點關注的，首先是美聯儲已經退出QE，這將帶來全球流動性的緊縮和美元升值及加息預期，尤其是去年8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出現了連續貶值，預估未來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態勢短期難以改變。其次要重點關注直接投資項下的資本流動，尤其自2015年8月以來，FDI項下已經連續12個月呈凈流出態勢，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①要加強對外商撤資、減資、利潤匯出及對外直接投資業務合規性的審查，提高對違規跨境資金的打擊力度。②要加強系統開發運用，特別注重跨境資金流動監測與分析系統的靈活分析和查詢模塊的案例開發，提高非現場監測的準確性，充分發揮系統的靶向作用。③要建立大額利潤集中、頻繁匯出備案制度，對于企業集中大額利潤匯出申請，銀行要特別關注并測算利潤匯出金額的合理性，并及時向外匯管理部門報備。適時制定利潤匯出額度控制政策，建立有序可調的利潤匯出監管制度，降低大額集中匯出對國際收支平衡產生的沖擊。
五、小結
全文以2011年1月到2016年6月共66個月的數據為基礎，精選中美利差、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國內社會融資規模及制造業PMI指數，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實證分析。就實證結果看，一國的資金環境和匯率趨勢對資金的需求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最大。因此，外匯局需要高度關注人民幣匯率走勢和社會資金規模兩大指標。
參考文獻：
[1]魏克賽爾.劉契譯.國民經濟學講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3] 姜波克.國際金融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4]張立光，潘海艷.日韓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利率與匯率、資本流動關系的研究[J].金融發展研究，2011（10）：14-19.
[5]鐘偉，黃海南.利率市場化系列報告之三：利率市場化與資本賬戶開放[EB/OL].http：//www.docin.com/p-527100381.html.
[6]王磊.匯率、利率及其聯動影響國際短期資本流入我國的實證研究[M].海南金融，2008（10）：96-99.
[7]閆樹熙，肖慶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熱錢流量與匯率變動關系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8（10）：62-69.
[8]杜鵬.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現狀與特征分析[J].上海金融，2011（6）：10-14.
[9]杜鵬.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管理研究[D].天津財經大學學位論文，2011.
[10]傅冰.貨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風險與對策研究[D].上海社會科學院，2012年.
[11]丁志杰.人民幣國際化與熱錢[EB/OL]. http：//blog.sina.com. cn/s/blog_4e0f582c0100wttj.html.
[12]Walter Bagehot. Economics Reserch [D].1880：58-82.
[13]Irving Fis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M].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07.
作者簡介：
時偉（1965—），女，安徽泗縣人，會計師，學士，主要研究方向：外匯管理、外匯領域征信管理及風險防范。
張海洋（1982—），男，安徽宿州人，經濟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國際收支分析、跨境資金流動影響因素及風險防范等。
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范文第2篇
一、我國境外投資現狀
1979年, 北京市友誼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在日本合資興建了京合股份有限公司, 這是中國第一家海外合資企業, 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的開始 (張亞軍和彭劍波, 2016) 。但由于當時的中國剛從“文革”時期走出來, 國內經濟并不繁榮, 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 外匯資金短缺, 投資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海外市場經驗不足, 投資規模小。經過30多年的蓬勃發展, 中國境外投資從無到有, 不斷壯大, 目前我國企業境外投資主要存在以下特點:
(一) 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自上世紀末以來, 中國境外投資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聯合國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2018》中指出:雖然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數額減少了36%, 下降至1250億美元, 但僅位于美國和日本之后, 中國對外投資全球排名第三。為響應“一帶一路”政策, 中國企業積極與鄰國合作。用“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的方式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礎上聯系世界, 共同探討, 共同構建“一帶一路”和區域經濟的發展, 分享“一帶一路”建設的成果和利益, 實現互利共贏的目標 (焦越, 2018) 。
(二) 投資主體多元化, 方式多樣化
最早中國主要以國有企業為主, 進行境外投資, 但從上世紀末, 民營資本逐漸活躍, 在境外投資總額的占比逐年上升。以致到2015年民營企業“走出去”躊躇滿志, 海外并購十分活躍, 民營資本輸出已經達到總投資金額的66%。投資方式也趨于多樣化, 除了傳統的新建投資外, 大多數企業選擇以貨幣、有價證券、實物、知識產權或技術等形式的合資或股權投資, 可以形成優勢互補。
(三) 投資行業分布廣泛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涉及領域廣泛, 三大產業均有分布。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統計, 截至2016年底, 三大產業投資凈額占比分別為1.68%、19.83%和78.49%, 三大產業投資存量占比分別為1.10%、23.26%和75.64%。投資存量超過1000億美元有五個行業, 即采礦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上述五個行業累計投資存量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79.64%。各行業投資凈額逐年上升, 投資行業多樣化共同發展。
二、我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所面臨的風險
目前, 中國不斷在擴大自身的能源產品需求和消費規模, 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消費國。其自身的礦產資源已經不能滿足國人需求, 一些稀有礦產對外依賴性明顯提高。根據數據統計, 采礦業已是中國對外投資存量最大五個行業之一。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的數量和金額持續增長, 與之迎來的國際產能合作與“一帶一路”建設給海外礦業投資者帶來了更加不一樣的挑戰 (彭齊鳴, 2017) 。如果我們想要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并取得更大的成功, 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提高自身的經營能力。而提高境外投資的經營能力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如何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達到我們的目標應是所有境外投資企業共同關注的問題。首先我們要明確我國境外礦業投資會遇到哪些風險, 本文將以加拿大礦業投資為例展開分析。
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采礦投資國家之一, 不僅在于它的優質礦產, 加拿大政府還不斷出臺法律法規和政策來吸引外國投資者。正因為如此, 它已成為中國公司在國外投資采礦的重要目的地。然而在投資過程中, 中國企業也經常遇到困難, 吸取了很多失敗的教訓。
(一) 境外礦業投資面臨的財務風險
企業內部存在不規范的財務管理和控制制機。在境外礦業投資過程中, 一些企業也缺少健全的約束機制。境外子公司向境內管理層進行匯報工作時, 沒有編寫詳細的財務報告, 以及對財務報告未經審計或審計不及時, 都將導致境內母公司不能盡快知曉境外投資狀況, 籌集、資本運作和資金分配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增加。境外投資項目不受資金支持, 資金鏈中斷, 導致財務風險, 此類問題頻繁發生。此外, 投資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管, 也因此增加貪污公款的機會, 給企業造成了更大的經濟損失。
融資能力不強, 融資渠道狹窄。對于中國海外投資公司而言, 融資渠道相對簡單, 融資渠道主要基于當地銀行融資和全球授信 (劉明佳, 2016) , 少數企業通過在加拿大金融市場發行人民幣或加元債券進行融資。許多企業在加拿大投資時, 并沒有對其融資環境進行研究分析, 就開始投資。此外, 中國政府對這些企業支持還不夠, 沒有建立更全面的融資支持。國內金融市場融資渠道尚不完善, 無法及時為境外分公司提供血液。
投資決策缺乏風險評估, 不予全面考慮。在加拿大礦業投資的環境下, 收購公司股份是大多數企業的一種直接投資方式。一些企業不了解加拿大投資行情, 對投資目標, 市場環境, 自身能力不能理性評估, 盲目投資。對項目的前景和宏觀環境過于看好, 缺乏謹慎, 導致有關價值區間的判斷最終證明與實際不符。這樣就會造成很多企業因為一些不良的收購而背負債務, 形成高負債率的資本結構, 引起財務狀況惡化或財務成本損失, 大大增加企業的流動性風險。再者收購公司股份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收購資金, 容易導致企業的借貸利息增加或定向增發等股權被稀釋, 這樣無疑又是給企業增加了財務壓力。
(二) 境外礦業投資面臨的法律風險
一些境外投資企業因為不熟悉當地的法律, 而惹上官司。所以要想在境外國家進行產業投資, 必須了解當地的法律制度, 使企業投資處于合法狀態, 利用當地的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加拿大的法律制度跟我國不同, 所以我國企業在加拿大投資時, 要充分熟悉當地法律法規, 降低不必要的損失。
第一, 投資保護和準入的法律風險。
由于主權保護, 對海外投資的范圍和行業有一定的限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產業的保護政策, 但除了要保護本國的一些產業外, 還要鼓勵海外資本投資本國某些產業 (劉海棋, 2016) 。作為世界第三大采礦國, 加拿大的礦業資本市場已經成熟, 吸引了許多外國投資者。一旦外國投資者過多涌入, 將會導致加拿大本國企業被擠壓, 因此加拿大政府必須限制外資數量。規定任何在加拿大投資的項目都需要向當地政府備案, 對于超過一定金額的投資項目, 還需要通過審核。這限制了外國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進入。
第二, 稅法風險。
任何一項投資都離不開稅收, 加拿大對境外企業征收四種稅——企業所得稅、資本利得稅、消費稅和預提所得稅。境外投資企業就其來源于加拿大的收入繳納公司所得稅, 包含聯邦稅和省級稅, 存在二次征稅, 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企業的凈利潤;加拿大對外企一半的資本利得征收資本利得稅 (王珊珊和王炯輝, 2016) ;而在加拿大設立公司置辦的一些設施器具需要繳納消費稅, 且每個省稅率不同;如果企業以間接的投資方式, 加拿大本地企業在向我國企業分發股利股息時需要交納預提所得稅。如果審視不清楚, 企業會存在重復征稅的風險。如果兩國之間沒有雙邊稅收協定, 企業將再次繳稅, 進一步損失企業利益。
第三, 勞動法律風險。
境外投資企業還可能因為觸犯當地的勞動法, 被罰款甚至坐牢。簽訂勞動合同時不能違反加拿大當地的強制性規定, 嚴格按照當地最低的勞動時間及發放勞動工資。招聘外籍員工時, 應該注意人數限制。
三、我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風險防控措施
(一) 應對財務風險的防控措施
企業一般是設立子公司進行境外投資, 首先企業管理者應不斷提高財務會計與管理水平, 采用系統化管理模式, 提高財務核算能力, 建立符合企業境外投資規模的財務管理控制模式。其次還要加強監管, 嚴格控制資金流向, 消除一切腐敗機會。企業進行境外融資方式要有所創新, 不能還是單一的投資方式和狹隘的境外融資渠道。相關部門應加強對企業融資問題的調研, 進而拓寬融資的渠道, 通過一些創新境外投資方式降低融資風險 (傅蕊, 2017) 。企業應該充分利用全球金融資源, 與實力強的國家或企業建立合作關系, 利用當前最熱門的互聯網金融增加融資渠道, 積極吸收海外資金, 將國內資金和國外資金相結合的方式增加企業的可利用資本, 從而降低境外投資財務風險。
為了防止投資失敗, 公司決策者應建立科學的投資決策體系。在投資前, 嚴格考察投資國的環境, 科學評估所投項目的經濟效益。在分析經濟效益時, 對項目的前景和宏觀環境不應過于樂觀, 只有在謹慎評估之后真正有投資效益的項目才能進行出資。另外如果需要收購加拿大企業來達到投資的目的時, 需要綜合考慮被收購企業未來發展情況。對于那些無法挽救, 沒有市場前景的公司, 不能收購, 否則不僅會因此背上債務, 增加財務風險, 未來也會毫無盈利。
(二) 應對法律風險的防控措施
我國企業境外投資可行性評估時, 應將當地的法律制度納入評估方案中一同分析。應該聘請當地的律師了解其投資項目涉及的法律法規, 需要了解加拿大的法律如下:第一, 對外國投資者的市場準入機制包括商業企業法、電信法和加拿大投資法等;第二, 投資所得征稅有高額的紅利征稅、資本利得稅、資源暴力稅等;第三, 勞動法包括工會法、勞動法典和平等就業法等等。企業管理者在熟悉加拿大市場的法律環境后, 再根據中國國內的扶持政策制定相應的方案, 用法律的手段保護企業自身的利益。
在一些發達國家, 勞動保護法相對健全, 嚴格限制企業中外籍人員的數量, 特別是對技術和管理人員的雇傭限制。勞工權益保障法律風險應當主要考慮到三個因素:工會、勞動者分類、用工制度 (徐衛東和閆泓汀, 2018) 。所以中國企業在加拿大投資, 雇傭當地員工時, 人數比例注意控制。與當地雇員簽訂勞動合同時, 應明確規定雇傭、解雇、加班、崗位和工資增長等條件。
此外,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過程中, 中國政府對海外投資法律政策給予了更多支持, 如稅收優惠, 切實的把鼓勵海外投資優惠政策落實到位 (師圣潔, 2018) 。政府應該加強立法, 盡快完善境外投資相關條例, 為企業打造一個公平的境外投資環境。我國政府應該和加拿大政府簽訂一些互惠合約, 減免企業在加拿大投資的部分稅負, 同時完善在加拿大所得稅收抵免規則, 加固企業的法律后盾。
摘要：近幾年, 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外開展投資, 與此同時很多問題也逐漸顯現。本文從兩方面剖析企業境外投資所面臨的問題, 并對相應的防控措施進行分析。本文認為, 企業境外投資所面臨的問題一部分來源于企業內部決策不當, 管理體制存在缺陷, 所導致的財務風險;一部分來源于外部的法律環境, 所造成的法律風險。只有內外兼顧, 熟悉外部法律環境和企業內部運營機制完善并行, 才能保證企業境外投資可持續發展。并且政府號召的“一帶一路”建設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帶來了新的希望, 為境外投資企業做好了堅強的后盾, 提供相應的政策扶持和法律援助。
關鍵詞：境外投資,財務風險,法律風險
參考文獻
[1] 張亞軍、彭劍波.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現狀、法律風險及對策[J].廣西, 2016 (1) .
[2] 焦越.從貿易繁榮走向發展繁榮“一帶一路”的發展寓意闡釋[D].蘭州大學, 2018.
[3] 彭齊鳴.我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的風險之源與防范措施[J].國土資源情報, 2017 (6) .
[4] 李俊鋒、王朋吾.“一帶一路”境外投資風險防范機制研究[J].改革與戰略, 2017 (11) .
[5] 劉明佳.如何有效幫助企業規避境外投資財務風險[J].新經濟, 2016 (9) .
[6] 王珊珊、王炯輝.中國企業投資加拿大礦業實務分析[J].中國礦業, 2016 (9) .
[7] 劉海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法律風險及其防范[J].經貿實踐, 2016 (18) .
[8] 傅蕊.企業境外融資及其風險淺析[J].現代經濟信息, 2017 (14) .
[9] 師圣潔.“一帶一路”戰略下境外投資的法律風險管理[J].中國國際財經 (中英文) , 2018 (3) .
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分析了人民幣跨境流動的現實意義和現狀，并針對人民幣跨境流動的風險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跨境流動；外匯管理；金融監管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經濟金融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但同時也創造了一個發展和調整的難得機遇。我國政府審時度勢，積極而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斷嘗試和拓展人民幣資金流出途徑，加大人民幣跨境流動監管力度，為穩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做出了大量的創新探索。特別是2009年7月初開始試點運行的跨境貿易項下人民幣結算業務，在規避匯率風險，鎖定成本和收益，加快企業結算速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與此同時，隨著人民幣跨境流動規模的不斷擴大，動機日益復雜，途徑趨向多樣化，這對我國金融監管乃至宏觀調控等方面提出了嚴峻挑戰，如何有效監管人民幣跨境流動，防范金融沖擊則顯得尤為重要。
一、人民幣跨境流動的現實意義
(一)有利于人民幣境內、境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
人民幣跨境流動在活躍境外商品交易，促進人民幣跨境結算規模不斷增長的同時，境外機構通過貿易渠道將會積累一定數量的人民幣資金，以人民幣進行境內直接投資的需求將呈穩步上升之勢。境外機構以人民幣在境內進行直接投資，可以減少企業匯兌成本，拓寬人民幣回流渠道。與此同時，境內機構以人民幣在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需求越來越大。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大多以美元進行，如企業直接用人民幣進行境外投資活動，可使投資資金來源更加充裕。
(二)有利于企業規避匯率風險，促進貿易便利化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持續動蕩，國際上美元等主要貨幣的波動性較大，加大了我國企業與境外機構貿易結算的匯率風險。我國外貿企業主要采用美元結算，使得外貿企業承受一定的匯兌損失。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和流通，對于境內企業來說，可以加快結算速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避免匯率風險；對于境外企業來說，人民幣幣值穩定，具有升值潛力，有利于境外企業擴大自身對我國的出口，從而進一步推動和促進國際貿易便利化。
(三)有助于提高人民幣信譽。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
貨幣的區域化乃至國際化是一國經濟實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同時又將促使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廣泛流通后，將使周邊這些國家對我國經濟產生一定的依賴性，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及經濟金融政策的變化將在這些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將使我國在區域經濟乃至世界經濟事務中具有更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同時，我國的經濟狀況和經濟政策變化也將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產生影響，將進一步促進與周邊國家經濟一體化進程，
二、人民幣跨境流動現狀
(一)人民幣跨境流出的主要途徑
1.邊境進出口貿易結算。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邊境小額貿易發展非常迅速，由于人民幣影響力不斷增強，促進了邊境部分進出口貿易以人民幣結算。促使大量人民幣流出國境。也正是在此大背景下，2009年7月國家出臺相關法規選取部分城市開始試點運行的跨境貿易項下人民幣結算業務。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2.人民幣境外放款。外管總局為配合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開展，分別批準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境外人民幣貸款額度20億元人民幣和100億元人民幣，主要用于境外金融機構和企業向我國采購設備、服務及專利技術等貿易類項目。
3.境外直接投資。盡管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貿合作主要以貨物貿易為主，但近幾年來，伴隨著人民幣升值，以政府項目為主的境外投資也有所增加，私營企業也開始向境外直接投資建廠。
4.出境旅游或探親。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境內居民出境旅游或探親訪友的人數和消費能力也不斷增強，對旅游及餐飲住宿費用的支出大量增加，帶動人民幣跨境流出量逐年增加。
5.非法資金跨境流出。在人民幣跨境合法流出的同時，不可避免的會存在非法資金外逃的行為和途徑。比如，賭博、販毒、制造及販賣假鈔、地下錢莊等非法資金跨境流出。
(二)人民幣跨境回流的主要途徑
目前，由于現有外匯管理政策及國家境內境外投資政策的限制，人民幣跨境流出主要是通過經常項下的貿易結算及資本項下的人民幣境外投資來實現，人民幣流到境外除極少部分作為周轉頭寸外，絕大部分回流境內，與其境外流出相對應的主要方式包括：
1.邊境貿易出口以人民幣結算。與之進口人民幣結算方式相對應，邊境貿易越來越多的采取了以人民幣結算的出口貿易。往往是境內企業與境外企業有著較為頻繁的進出口往來業務，雙方為了避免匯兌風險，在各自開戶行采取同一幣別的匯入匯出。
2.境內直接投資。盡管目前現有外匯管理政策對外國投資者是否可以直接用人民幣境內直接投資尚未明確規定，但現有的外商投資企業可以使用本企業人民幣利潤增資、再投資的政策規定為境外機構直接用人民幣境內投資開辟了道路，且直投系統中以明確外資企業注冊資本可以是人民幣，這也為今后的人民幣境內直接投資找到了一定依據。
3.境外人民幣放款的資金回流。國家為配合境外人民幣貿易結算的順利開展，積極推出人民幣境外放款政策。此政策意旨在人民幣“名義”上跨境流出的同時，實現了人民幣“迂回”境內利用的目的。目前人民幣境外放款主要用于境外金融機構和企業在我國境內采購設備、服務及專利技術等貿易類項目。這樣實質上資金還是順利“回流”境內，規避匯兌風險的同時，也避免了境外放款的資金回收風險。
4.非法資金流入。通過地下錢莊等非法途徑回流境內。
三、人民幣跨境流動的風險分析
(一)法律制度風險
就目前現有法律法規而言，人民幣跨境流動監管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而人民幣跨境流動監管制度的建設對于系統化、科學化、精確化地開展人民跨境流動監管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針對當前加強人民幣跨境流動監管的現實需求，跟進和完善工作制度勢在必行。在目前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實行嚴格管制的外匯管理框架下，人民幣資金跨境流動缺乏相應的制度約束，缺乏完整、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對各類性質或動機的資金流動尚未明確規定，監管部門對人民幣跨境資金的性質、貿易背景、合法性等方面由于缺少明確的法規依據而很難做出準確判斷，業務操作上也缺少規范、統一的規章制度。極易造成人民幣無序的跨境流動，對當地金融系統穩定造成一定沖擊。
(二)監測管理風險
當前，針對人民幣跨境流動監測的方式、方法缺乏科學、嚴謹的管理手段?？缇池泿帕鲃颖O測主要指標集中在銀行結算體系內，對于存在的民間市場人民幣跨境結算行為尚未納入到現有的外匯監測及國
際收支體系之中，雙邊銀行本外幣結算體系也尚未有效搭建，口岸現鈔攜帶進出境尚未實行強制性申報，對人民幣結算、跨境流量、境外存量等都無法進行較為全面的統計。無論是貿易項下，還是投資項下的人民幣跨境流動都存在著較為困難的統計申報和監測分析。如目前外債管理系統僅作外匯債權債務統計，尚無人民幣幣種統計。境內機構一旦發生人民幣境外放款，不能進入外債統計監測系統，故而在境外借款方償還境內出借方款項時，監管部門不能進行債務真實性核查，有可能成為境外不明資金流入的通道，即便資金進來也不能結匯，影響業務有效開展及數據統計。
(三)結算操作風險
目前，受國家外匯管制及境內外投資方面政策約束，人民幣跨境流動方式或途徑主要表現在貿易結算及跨境直接投資。其中現鈔結算是較為普遍的，但這種方式脫離了國際收支統計申報體系，且尚未完全納人外匯監管體系，對現鈔結算的流向、規模、渠道很難做到準確和全面的估計，從而造成人民幣現鈔的體外循環。大量的現鈔結算助長了貨幣走私、假鈔、“洗錢”等非法活動，成為影響金融穩定的隱患。
(四)境外流通風險
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結算貨幣。在國際市場上不能完全自由兌換，在當前我國資本項目尚未全面開放，國內缺乏成熟的離岸清算中心和開放的金融產品市場的情況下，人民幣跨境結算在國際市場上的認可度相對較低，使得人民幣在境外順暢流通存在較大難度。境外企業拿到人民幣，除了可用于支付中國國內貨款外，別無其他投資途徑。再加上一些支付操作技術方面的問題。人民幣支付結算方式有可能反而增加成本。
四、加強人民幣跨境流動風險監管的應對措施
(一)建立健全人民幣跨境流動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
自上而下建立人民幣跨境流動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規定人民幣跨境流動的途徑和方式，并針對不同性質的跨境資金流動分別制定一套統一規范的操作規程，完善對監管主體的內控要求，規范業務流程，從制度上控制跨境流動風險，爭取實現監管者有監管依據，執行者有規范依據。
(二)完善人民幣跨境流動的申報及統計監測制度
盡快制定、完善行之有效的跨境流動監測制度，確定監管部門及職責，明確監測工作的內容、方法、頻率及監測指標，確保監測方法統一、科學、有效。修訂并完善對人民幣跨境流動的國際收支申報制度，建議比照內蒙古分局做法，對人民幣跨境轉匯資金的申報實行逐筆申報，加強對人民幣跨境流動背景的真實性審核，通過人民銀行、外管局、海關等部門的橫向溝通，真實、準確地反映賬戶資金變動情況，確保每筆人民幣資金的匯出匯入真實合法，提高跨境資金監測分析與預警水平。此外，建議在爭取總局系統支持方面加大研發力度，完善對人民幣跨境流動的統計監測功能，以實現對跨境資金流動的有效監管。
(三)適時建立與完善人民幣回流與清算渠道，加強人民幣跨境流通監測
根據人民幣區域化進程，在總結國內試點城市人民幣跨境結算經驗的基礎上，區別不同國家和地區，建立人民幣正常的雙向流通機制，積極拓展雙邊或多邊國家銀行間的人民幣流動渠道，有效監控人民幣跨境流動、清算等環節，防止人民幣無序流動。同時，改進跨境金融服務，發展多種方便快捷的資金匯兌方式及工具，積極開發和推廣非現金結算方式，盡量減少現金的攜帶和使用。各相關部門應各司其職、通力配合，將跨境資金流動最大限度地納入合法、有序的資金回流與清算體系，
(四)切實防范人民幣跨境流動對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
一要密切關注和監測境外對人民幣需求的變動。隨時跟蹤監測境外對人民幣需求的動向，及時調整國內貨幣供應量。
二要適當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使人民幣匯率及時調整至適當的水平。如果人民幣經常處于高估或低估狀態，會引起人民幣投機資金頻繁跨境流動。這種投機性的人民幣跨境流動會導致我國貨幣供給量頻繁波動，還會導致人民幣的匯率在短期內出現較大幅度調整，沖擊國內宏觀經濟。
三要適當控制外匯儲備水平。當境外對人民幣的需求持續增加時，人民幣可能會處于持續的升值壓力之中。特別是在人民幣國際化起步階段，境外對人民幣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外貿盈余的不斷增長，人民幣可能會處于雙重升值壓力之中，從而易造成人民幣跨境流動的投資性、盲目性，對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產生較大影響，
(五)加強部門協調和溝通。逐步建立人民幣跨境流動監測預警體系
國家相關部委應嘗試與毗鄰國家相關部門建立相關信息交流關系，加強與境外企業和境外銀行的聯系與溝通，加大與境外監管部門的協作、配合力度，嚴厲查處和打擊地下錢莊、賭博、販毒等違法犯罪行為，嚴防非法資金跨境流動，共同建立健全風險監管體系。定期或不定期的互通情況，形成通暢的信息溝通渠道，從而及時全面分析人民幣跨境流通的環境狀況及未來前景，更好地發揮人民幣跨境流動監測預警作用。
課題組組長：張永春
課題組成員：張莉馬金輝石保軍
執筆人：馬金輝石保軍 (責任編輯秦亞麗)
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范文第4篇
摘 要：當前我國個人參與跨境經濟交往的活動日益增多，境內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意愿日趨強烈。但受到當前國內個人境外投資政策的限制，變相境外直接投資現象時有發生，部分個人跨境資金交易游離于外匯監管之外，存在一定的風險隱患。本文就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的現狀、問題及政策建議進行探討。
關鍵詞：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
一、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的政策現狀
（一）相關的政策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和《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對境內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管理做出了概括性規定，《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作出了具體的限額及其他規定。2014年7月4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匯發[2014]37號）發布實施，雖然擴大了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途徑，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管理的全面放開，境內居民個人境外投資仍需按照2007年2月1日起施行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進行管理。
（二）個人境外投資的意向
個人境外投資意愿強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手中已有部分閑置資金需要通過新的渠道實現保值增值。一旦放開個人境外投資限制，將有六成以上的居民有境外投資的意愿。另外，盡管我國個人境外投資尚未完全開放，但民間個人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悄然出境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民間個人境外實體投資實際上已成為資本“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其投資形式的階段性特征體現了個人資本輸出的規模、方向、形式的變化，反映了個人資本正由小額向大額，由單一輸出向雙向流動，由零散向集中轉化。
二、個人非正規渠道境外投資的方式
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限制迫使一部分境內居民通過非正規渠道或非正規形式實現資金的跨境流動，據調查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應對方式：
（一）利用境內個人購匯年度總額政策分拆購匯
境內個人境外實體投資屬于直接投資范疇，應辦理資本項目下購付匯核準手續，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個人年度總額內的結匯和購匯，憑本人有效身份證件在銀行辦理”，境內個人往往利用年度購匯總額政策采取多人分拆方式進行購付匯，以境外郵購、留學、旅游等名義陸續出境。
（二）采用民間融資方式
其做法是個人境外投資者向境內的親戚、朋友支付人民幣，再由境外的人員將等值人民幣的外匯直接支付給境外有關收款人，此種融資方式較好地解決了投資資金出境、部分投資收益匯回國內的問題。
（三）選擇境外地下錢莊操作
由于個人投資者在資本項下結售匯的操作難度大，相比之下通過境外地下錢莊渠道匯兌資金，雖風險高、成本高，但方便快捷。不少個人境外投資者選擇地下錢莊進行操作。
（四）直接攜帶現鈔出入境
由于現行法規規定境內居民個人攜帶等值2000美元以下的外幣現鈔出境不需申報，因此，有需求境外投資的個人利用其親戚朋友，由其自行攜帶2000美元以下外幣現鈔出境，幾個人自行攜帶的累計資金足以實現在香港等地設立公司。
三、個人非正規渠道境外投資的風險和負面影響
（一）個人非正規渠道境外投資的風險
一是政策風險。當前個人境外投資的資本輸出及資本收益返回主要是通過非正規方式進行，這些方式都涉及變相套匯或逃匯，一旦被發現，將面臨行政處罰；二是信用風險。個人境外投資流出以及投資收益返回大量通過地下錢莊，極易面臨“地下錢莊”自身的信用風險以及“地下錢莊”被查處而產生的資金鏈斷裂風險；三是經營風險。雖然大部分個人境外投資者在境外辦理了營業執照，受所在國法律保護，但由于未獲得我國法律認可，實際上處于“半合法狀態”，使得個人境外投資者在被投資國的國民待遇地位難以得到保障，權益被侵犯事件時有發生。
（二）個人非正規渠道境外投資的負面影響
一是無法對個人境外投資總量及境外投資品種或類別等情況進行監測，也就難以測算個人境外投資對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程度。二是個人境外行為難以通過正常途徑得到反映，影響了國際收支報表信息的準確性。目前，個人境外投資采取了非正規形式，更多地反映在經常項目的非貿易結售匯，而并非資本項目的個人結匯，掩蓋了資金跨境流動的真實背景。三是影響國內金融市場穩定。受利益導向“驅使”，個人為實現境外直接投資，在國際收支申報時有意隱瞞其投資類交易的事實，導致統計數據失真，使外匯局無法準確把握資本類交易的規模。
四、政策建議
（一）適當放寬境內個人境外投資政策限制
可將等值50萬人民幣的審批權限下放到中心支局，提高行政審批效率。同時，適當提高一次性匯出的金額上限并減少甚至取消多次匯出的限制，提高個人外匯資金使用效率。
（二）加大對個人外匯管理政策的宣傳力度
重點加強對新修訂的《外匯管理條例》的宣傳和解釋力度，提高社會對外匯管理法規的認知度，增強涉匯主體守法意識。密切關注境內個人的境外投資動向，必要時以官方名義進行風險提示，樹立正確的社會輿論導向。
（三）加強對境內個人境外投資的風險管理
應充分利用國際收支申報、個人結售匯、反洗錢等信息平臺，加強個人項下外匯收支數據的比對關聯，密切監測個人財產對外轉移狀況。針對可能出現的境內個人境外購房款的匯出，對集中在某個時間點、某網點、收款人集中在某一個人的現象重點關注。同時，加強對銀行臨柜人員執行外匯政策的管理，及時做好信息反饋和異常線索收集，加大對資金非法匯劃行為的查處力度。
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范文第5篇
[摘要]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境外投資企業在比以往更加動蕩多變的環境中進行競爭，面臨的國際投資和經營的風險明顯加大，對其的法律監管亟待加強和完善。本文通過對我國國企境外直接投資的法律監管體制的現狀和缺陷分析，以及對主要貿易伙伴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法律監管體制的比較研究和借鑒，提出我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監管立法的構建和完善的若干建議。
[關鍵詞]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法律監管體制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金融國際化以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對外投資經營的外部環境。新環境、新問題使得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一方面要應對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國內的政策壓力，這不僅不利于境外投資企業的順利運營，而且造成企業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最終將企業拖垮。所以，結合當前的國際形勢出臺相關的政策為我國企業發展境外投資保駕護航，這是我國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國企境外直接投資的法律監管體制的現狀和缺陷分析
1 國企境外直接投資的法律監管體制的現狀分析
我國2000年10月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為此開始了境外直接投資監管體制的深入改革，這個改革始于1999年財政部、外交部、國家外匯管理局、海關總署聯合出臺的《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其目的是維護國家境外國有資產的合法權益，保障境外國有資產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2003年成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并出臺《企業國有資產監管管理暫行條例》。該《條例》堅持政企分開，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有些專家學者認為該條例的出臺，從某種意義上講可謂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新的里程碑。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新監管體制以2004年《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為指導思想，用核準制和備案制替代原有的審批制，強調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的主體地位，政府不再干涉境外投資經濟、技術方面可行性的決策。2004年10月國家發改委頒布《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明確了新的境外投資基本操作模式。商務部2004年10月也出臺了《關于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替代了原來對外經濟貿易部《關于在境外舉辦非貿易性企業的審批和管理規定(試行稿)》，制定了境外開辦企業的新規定。
隨著我國從原先嚴格審批制改為核準制、備案制，以及國資委的建立，我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法律監管體制可以說初步建立，形成了綜合性管理與專業性管理相結合的體制模式，即國有資產綜合管理的以國資委為主，涉及境外直接投資的以商務部管理為主，其他管理機構為輔的管理模式。
2 國企境外直接投資法律監管體制的缺陷分析
(1)多頭管理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目前，雖然初步建立了綜合性管理與專業性管理相結合的體制模式，但是，職能交叉和混淆而形成的多頭管理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有學者指出：“在現行部門職能分工中，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匯管理局、財政部等部門表面上均是對境外投資負責，各司其職，但審批內容重疊，職能交叉，權力的轉移并未使前置程序與內容發生實質性改變。這反映出對外直接投資審批制度的內在缺陷以及改革的迫切性。審批權的橫向轉移并未從根本上解決簡化審批的問題，有時甚至使問題更加復雜化?！?/p>
(2)政企不分的固有弊病并未解決。有學者指出：“商務部負責我國對外投資業務的統一協調管理，但目前境外投資主體中國有企業占主體地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新組建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應當承擔起出資人的角色，負責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國內母體(總公司或者集團)進行管理?！钡?，根據國資委的職能，國資委既是監管者又是出資人，這很難讓國資委有效地行使出資人的職責，實質仍然是政企不分。境外國有企業是境內國有企業的全資、控股或參股的企業，如果作為其股東的境內國有企業政企仍然不分，那么境外的國有企業也就無法做到政企分開。而且境外國有企業既要受到我國的監管體制管理，也要受到投資東道國法律體制管理，如果仍然政企不分，必然與某些法制健全的投資東道國的管理相沖突，無法與國際接軌。因此，未來如何實施有效監督也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3)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不健全，管理人才匱乏。從管理體制上看，一些境外國有資產所屬企業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機制，所有者代表監管不到位，存在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的現象。國有資產所有者在實施跨國經營決策時，也缺乏一定的風險意識。境外企業是在不同的國家背景下活動的，需要全面了解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習俗等方面的情況，并要充分估計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在此基礎上才能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但是，由于企業自身的缺陷，缺乏對風險的識別和評估機制，常常是在對東道國各方面狀況尚未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以及科學論證的情況下，就盲目地選定項目或合作伙伴，結果往往是導致重大決策失誤?！爸泻接汀笔录褪亲詈玫睦C。因此，我國的監管體制應當在借鑒先進國家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完善。
二、主要貿易伙伴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法律監管體制和借鑒
1 美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式監管體制。美國對外開放程度高，對境外直接投資采取相對寬松的政策。但美國非常注重境外投資立法，其境外投資國內立法主要體現在《對外援助法》及其多次修訂法和1970年的《財政收入法》之中。內容涉及境外投資保險，稅收優惠，信貸支持甚至信息服務等內容，并且通過境外投資保險制度中“合格投資和投資者”的規定，對中小企業的境外投資予以多方面的資助，對于不利于美國經濟發展的投資項目或產業采取不予承保和不給予優惠等措施，間接地對本國境外投資進行監管和產業布局的調控。由此可見，美國境外投資國內立法采取了間接性綜合立法的監管體制。
另外，美國對境外投資基本不實行管制措施。美國投資者在國外或國內進行直接投資無須得到批準。美國對居民或非居民由國外匯入或向國外匯出資本，不實行外匯管制。對于一些特殊國家，如古巴、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等進行的交易則受到限制?？梢哉f，美國的貨幣當局對于美國本國貨幣資本的輸入與輸出基本不實行管制措施。它并不鼓勵美國居民將其存款轉移至外國銀行，除非轉移是必要的。
2 日本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有限監管體制。從1969年開始，日本開始推行對外投資的自由化政策，政府不僅放寬了嚴厲對外直接投資的限制，同時也給予了許多鼓勵措施。日本對國有資產的管理職能不是僅靠一個部門來獨立行使，而是通過各個部門分工協作來共同實施的：(1)對企業最高負責人的任命和勞務制度有決定權。(2)制定有關嚴格的制度干預企業財務活動。日本國有資產經營企業的預決算、資產處置、資金籌措、剩余資金的動用等均受到政府的制約。(3)通過制定相應法律來確定國有資產經營企業的權利和義
務。(4)對國有資產經營企業的經營活動實施行政監督。日本國有資產經營企業的開設、業務范圍、投資范圍、業務方式、事業計劃、收費標準和停業等重大事項都受到政府和國會的控制。日本法律規定主管大臣有業務監督權，除軍事工業外，對國有資產經營企業擁有監督、命令、現場檢查的權限。因此，日本國有資產監管與經營治理模式強調政府作為所有者的職能較多，國有資產經營治理主體的自主權較少，
3 對國外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監管體制的借鑒。通過對國外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監管體制的研究，我們可以將其分為開放監管體制和有限監管體制等類型。不管各國采用哪一種監管體制，我國都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借鑒：
(1)加強境外直接投資立法，明確監管范圍。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主要的資本輸出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都制定了一套較為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資法律制度，用以規范和管理本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如美國1948年制定并幾經修改的《對外援助法》，日本1978年修訂的《輸出國保險法》，韓國1978年頒布的《海外資源開放促進法》等。許多國家的境外直接投資立法基本形成了完整的體系。
(2)明確對國有企業的監管范圍。市場經濟國家為避免國有企業妨礙市場的公平競爭，保證市場經濟的規范運行，一般通過立法將國有企業與一般企業在法律上作出界定。市場經濟國家的國會對國有資產以及國有企業的立法管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明確國有資產以及國有企業的法律地位；二是確立對國有資產及國有企業的審計監控及其有關機構；三是確立國會中專司監管國有資產及國有企業的機構。
(3)將綜合性管理與專業性管理相結合。一些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的發展中國家都通過設立專門的境外投資管理機構來統一協調該國的境外投資管理。例如日本的通商產業省，韓國的境外投資事業審議委員會。此外，各國一般都設立了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且明確地劃分國有資產專職管理部門和其他政府部門的職權范圍。在該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涉及境外直接投資的專業時由專門的境外管理機構負責，涉及綜合的國有資產管理時，則由國有資產專職管理部門負責。這種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的優點是使國有資產的監督管理部門獨立于政府的行政系列，直接對議會或國會負責，這樣可避免政府行政管理職能與所有者職能的混淆，以減少行政干預。
(4)按照市場化原則規范國有企業境外投資的行為。境外直接投資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是投資的主體，無論采取何種經營和管理方式，國外政府都是按照市場化的原則賦予國有企業獨立的法人地位，給予國有企業相應的參與境外直接投資的自由權。作為國有資產代理人的政府職能部門，也是以投資者的身份從經營的角度對企業的境外投資發表意見，參與經營活動，而不是行政性的命令和管理。
三、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監管立法的構建和完善
1 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監管立法的若干原則。通過對國外監管制度的比較分析以及對我國監管制度的現狀分析，構建我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監管法律制度，加強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法律監管，應堅持六個基本原則：一是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監管的國內法律與國際條約及東道國法律相互協調；二是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監督管理法律與鼓勵促進類法律相互協調；三是境外直接投資監管法律與國有資產及國有企業監管法律相互協調；四是境外直接投資開辦時的監管法律與開辦后的監管法律相互協調；五是對國有企業實行比民營企業更為嚴格的境外直接投資監管法律制度；六是將司法監管的監督、救濟與制裁功能相結合，盡快建立制裁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違法的機制。
2 加快制訂《境外直接投資管理法》等法律法規。發達國家或新興發展中國家對于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法律監管，都具備較為完備的法律來規范境外直接投資這一法律行為。我國要建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法律監管體系，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根據我國目前的法律發展狀況，我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立法模式的現實選擇應該是先單行法后基本法，單行法與基本法并行。具體內容應包括投資企業開辦項目管理立法、投資出資立法、投資稅收立法、投資保險立法和投資企業運營管理立法等。關于立法形式，無論是單行法還是基本法都可以有三種形式選擇：一是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制訂法律，如制訂《境外直接投資管理法》、《境外直接投資保險法》等；二是由國務院頒布行政法規，如制訂《境外直接投資管理條例》、《境外直接投資保險條例》等；三是由國務院相關職能部門制訂部門規章，如商務部、發改委、國家外匯管理總局等，制訂《境外直接投資管理辦法》、《境外直接投資保險辦法》等。三種立法形式因其不同特點各有利弊，綜合比較來看，法律是最好的立法形式，能夠更好地調整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法律關系。因此，最終應采取法律來完善立法。不能因為法律的立法周期較長而忽視甚至拖延立法工作的進展。
3 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有限監管體制。由于各國歷史文化、政治體制和價值取向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國有企業境外投資管理體制。發達國家資本雄厚，技術優勢明顯，市場經濟制度完善，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相對寬松，更多的是從宏觀上協調經濟的發展，因此多采取投資自由化政策。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薄弱，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市場經濟還不發達，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嚴格監管。因此，除了中國香港等實行自由港政策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實行全面的投資自由化政策。鑒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差異，我國在借鑒別國境外直接投資監管機制的先進經驗時，要立足于本國國情，有選擇地學習和借鑒，不能一味的照搬模仿。
4 重新定位我國行政監管機構的職能。在目前初步建立的綜合性管理與專業性管理相結合的體制模式下，境外投資管理機構的最大問題在于多頭管理的局面沒有得到改變，而又沒有必要專門設立一個針對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法律監管的行政部門。因此，就境外投資的管理而言，需要統一由商務部進行歸口管理，而其他部門進行配合。所謂歸口管理，就是要改變現在的各部門各管一塊的局面。凡涉及境外直接投資的核準、促進、保護、指導與扶持、年檢、統計等后繼監管都應當由商務部進行統一管理，以避免多頭管理的局面。而各部門予以配合，則要求各部門在各自的職權范圍之內做好本職工作，協助和配合商務部對境外直接投資的管理。
對國有資產管理而言，最大的問題則在于出資者與監管者的重疊。因此，要將這兩者的身份予以分離。只要國資委仍隸屬于國務院，仍然作為政府直屬機構存在，就難以有效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因此，國資委的出資人代表身份應予以剝離，應定位為專門的國有資產監督機構。通過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授權，設立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作為專門的國有資產運營機構，以出資人代表的身份，將國有資產投入到各類國有企業中，建立其國資監管部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三級授權經營機制。
綜上研究，在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監管體制方面，一是要盡快形成以商務部為主的統一歸口管理。調整發改委等部門對境外直接投資項目的平行核準職能，改由商務部統一對境外開辦企業和對外投資項目實行核準；二是要加強國資委在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中的監管職能。建議由國資委在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后續監管中發揮主導作用。
[責任編輯：昱文]
企業境外投資管理辦法范文第6篇
過去的一季度里，債券市場一掃近三個季度的陰霾，從嚴冬的蕭條走向初春的綻放。各期限、等級的債券全面復蘇，收益率曲線全面下行。資金面的超預期寬松是本輪小牛行情的內在動力，值得關注的是大量涌入的境外投資者無疑也為債市的春天注入了生機勃勃的活力，成為債市不能忽視的一股新生力量。
目前，主要有3種境外機構可以投資國內股票和債券市場：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和“境外三類機構”投資者。
QFII在一定的條件和限制下，可以匯入一定額度的外匯（美元），轉換成人民幣后投資國內證券市場。RQFII是QFII的一種創新，是運用在境外（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倫敦）募集的人民幣資金在境內開展證券投資相關業務。截至2014年3月31日，總共有241家機構獲得QFII牌照，總額度為535.78億美元；62家機構獲得RQFII牌照，總額度為2005億人民幣。
2010年8月，人民銀行又批準了境外人民幣清算行等三類機構運用人民幣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其中三類機構主要包括：境外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中國香港、澳門地區人民幣業務清算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外參加銀行。三類機構的獲批額度暫時沒有公開，但是估計會遠遠大于QFII和RQFII額度，并且該部分額度的主要投資去向就是國債和金融債。
就像熱播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中的外星人一樣，境外投資者具有淵博的學識、豐富的歷史經驗、專注投資百余年。當他們來到中國債券市場后，將帶來什么變化？短久期國債被一掃而空、收益偏低的超AAA信用債受追捧、信用利差由窄變寬……一季度的很多變化不僅使市場信心迅速恢復，也使市場開始對QFII、RQFII和第三類機構等境外投資者格外關注。從交易員的角度觀察，筆者主要分析境外投資者的積極參與對債市收益率曲線和信用利差的影響。
首先，最明顯的變化就是由于海外投資者對短期限國債的大量需求，使得短端收益率大幅下行，曲線陡峭化。短期限國債是境外機構需求最集中的品種，一是因為短端（3年以內）利率債的境內外利差最大，最有投資價值，二是因為大部分投資者對國內債券市場不是很熟悉，持有短久期債券可以降低投資組合的市場風險，是比較保守的選擇。從2014年初到3月底，1年國債收益率下行了106BP，而10年國債收益率在最低點時也僅下行了30BP左右。一季度末1年和10年國債的收益率利差是120BP，而年初時僅為50BP，過去3年的這一利差均值為70BP。
其次，高低等級信用利差隨著境外投資者對利率債和超AAA信用債的需求增大而擴大。2013年，在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銀行等機構的負債端壓力使其對投資資產的收益要求不斷升高，部分對利率債的需求轉向對信用債，整體投資策略有信用下沉的傾向，導致信用利差不斷縮窄。而境外投資機構對利率債和高評級信用債的需求恰好是對國內債券市場的有效補充。1月境外機構債券配置需求較強，各期限信用利差都有變寬傾向，受境外投資者親睞的短端最為明顯，1年和3年國債和AA中票信用利差分別變寬32BP和40BP，而5年和7年分別變化了21BP和14BP。從2月開始人民幣大幅貶值使境外投資者配置步伐減緩，各期限信用利差又再次回落。
從年初開始的境外投資者快速配置節奏在3月已經開始放緩，一直下行的收益率也像一列戛然而止的列車停在了2月底。從3月份開始，短端收益率開始區間窄幅震蕩，略有上行，但是長端收益率反彈明顯，10年國債收益率和前期高點4.70%僅差20BP。盡管資金面持續寬松，數據顯示經濟增長乏力，中高久期債券投資價值增加，都難以改變市場現在踟躕不前的狀態?？赡苁菍τ谌ツ晷苁械男挠杏嗉?，也可能是對二季度資金面和經濟轉暖的隱隱擔憂，市場在按照它自身的道理運行著。不管現在是“牛市回頭”還是“牛市低頭”，站在一季度末的時點上，2014年債券市場更多的是未知與期待，而對于“來自星星的你”將給市場繼續帶來什么，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作者單位：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部
責任編輯：廖雯雯 夏宇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