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投資決策識別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注重科學投資行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企業管理所應有的本質特征。投資決策體現企業的根本利益，是現代企業最高層次的戰略決策，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投資是否科學,決策程序是否民主,決策是否有遠見,將決定企業是否持續發展還是走向失敗的關鍵。無數成功企業都是敏銳地洞察市場,捕捉市場機會,經過科學、民主決策論證,走向成功;不可否認,投資決策失誤不可避勉地導致企業經濟效益下降,拖累拖垮原有(投資)企業,文章通過某公司從投資項目時機選擇、廠址選擇、資金籌措三方面加以說明。
關鍵詞: 企業 投資決策 核心
投資是現代社會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經濟活動，從投資的過程與方式看，可以把現代投資分為實業投資和金融投資，從微觀上看,單位投資又分為對外投資和對內投資。投資決策是指對一個投資項目的各種方案進行分析對比以選擇投資效果最佳的方案。注重科學投資行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企業管理所應有的本質特征。投資決策體現企業的根本利益，是現代企業最高層次的戰略決策，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在市場經濟中,如何把握大局,以科學的態度和民主方法搞好決策是當前提高領導工作水平,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投資是否科學,決策程序是否民主,決策是否有遠見,將決定企業是否持續發展還是走向失敗的關鍵。無數成功企業都是敏銳地洞察市場,捕促市場機會,經過科學、民主決策論證,走向成功;不可否認,投資決策失誤不可避勉地導致企業經濟效益逐年下降,直至拖累拖垮原有(投資)企業。本文通過對某公司的調研，從其對外投資項目的廠址選擇、開工的時機、資金籌劃等方面說明投資決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某縣有一家國有的主營鉛鋅采選的企業（以下簡稱“鉛鋅公司”），鉛鋅公司是20世紀60年代末由省冶金部門投資開采，設計能力為年處理礦石2萬噸，開采年限為12年，歸屬省冶金部門主管。公司國有身份職工主要來自閩南、福州地區，1985年下放給地方主管后，人員結構有所變化，本縣市大中專畢業生陸續配至鉛鋅公司。鉛鋅公司是當地骨干企業，經濟效益在計劃經濟時期屬較好企業，職工人數400多人，產值400多萬元，主要產品為：鉛精礦、鋅精礦，該粗選礦主要由省一家冶金貿易公司調往湖南的株州冶煉廠冶煉，礦伴生金銀返銷回福建，金銀收入有時占總收入的20%。在20世紀80年代末，由于受市場經濟影響，以及受國際有色金屬價格持續走低的影響，并且企業資源儲量的下降、品位降低，采掘成本增加，企業經濟效益在幅度下降。為尋求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管理層采取了一些增收節支的措施，但成效不大。進入90年代，市場經濟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政府對企業的管理也發生了重大變革，企業走向市場，走向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軌道。由于礦山儲貯大量石灰石資源，陸續有中層干部提議充分利用資源建造水泥生產企業，但管理者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選擇時機失誤
1992年全國投資熱一度高漲，有些地方經濟出現膨脹，到處集資辦廠、投資開發、招商引資，一時造成建材市場空前繁榮。當時在整個地區到處興建水泥廠，有礦山資源的地方，大大小小幾十家同時上馬，水泥廠煙囪林立。由于市場需求大，水泥價格突飛上漲?？吹叫星榈幕鸨?，鉛鋅公司管理當局才意識到應該利用本礦的石灰石資源投資興建水泥廠。此時投資面臨基建成本的大幅度提高，這主要是：當時在當地興建水泥廠多，水泥、鋼材等建材價格高，同時，由于水泥設備需求大，價格亦大幅上漲，設備安裝投資成本也加大。經對比，前后二年，同樣建造一個4.4萬噸/年規模的水泥廠增加投資額1.5倍。
二、選擇地址失誤
鉛鋅公司地處該縣東南角，石灰石資源豐富，開采條件亦較好，可利用原鉛鋅礦開采、運輸條件，有一定的采掘優勢。若整條水泥生產線都設計建造在鉛鋅公司，一可以充分利用資源，二投資較少，三便于管理。然而，管理者未進行充分論證，沒有科學、民主的決策，甚至于有地域性偏見，采取了分段選址。在公司所在地投資建成水泥熟料廠，在閩南某地建造水泥磨粉廠，設計為用熟料廠生產的原材料運至磨粉廠加工成水泥成品，就地銷售，但兩地運輸距離有五百公里，大大增加了生產成本；在磨粉廠有一整套管理機構，增加了管理成本；在建造磨粉廠時，花費大量征地費用，又采取先建好福利設施（職工公寓、食堂），由于后勤建設資金占用過多，生產車間較遲建成，造成投資大大超預算，并且嚴重影響生產。
三、資金籌借失誤
由于投資嚴重超預算，造成了資金缺口很大。項目資金主要來源有：銀行貸款，占預算的70%；法人單位投資或借款，由電廠、當地鎮政府、衛生院等單位集資或入股；鉛鋅公司職工入股或借款；自有資金；自然人投股。由于自有資金嚴重不足，銀行借款不能按時到位，大部分資金都是外借，甚至有些以高利貸籌措，例如：XX中醫院向職工借款投股，承諾給予2%～3%的月息，閩南當地政府原投資款后轉為付息借款。職工借款也高于同期銀行利息，時間較短（3年期），還款壓力大。經近二年的建設，熟料廠總算建成，再經半年磨粉廠建成。開始水泥熟料先銷往周邊水泥廠，當磨粉廠需原料時，由熟料廠運至，由于運距的關系，比當地周邊采購成本增加了20%，而且，磨粉廠生產的水泥還未形成品牌，質量也不穩定，銷量少，價格低。因而，磨粉廠處于邊生產邊虧損的境地。由于投資預算的大大突破，熟料廠投資經估算達400多萬，磨粉廠近800萬，一個4.4萬噸/年規模的水泥廠投資近1200萬元，而當時建成一個8.8萬噸/年規模的水泥廠只需八百萬。由于資金短缺，建設資金不足，流動資金缺乏，兩廠一直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后來，都采取承包租賃形式，承包費遠遠不夠支付集資和銀行的利息。
四、投資決策失誤造成的后果
1．時間是金錢，由于投資時機嚴重滯后，造成投資成本的增大，失去了原本應有的市場。鉛鋅公司在1986年有合作投資一家水泥廠，該廠歷年小有紅利分回，對水泥行業有一定的了解。此后幾年鉛鋅公司經濟效益屬頂峰時期，應有一定的盈余。當時興建水泥廠，有礦產資源、資金、技術，融資容易，投資成本也低，這是一個大好時機失去?？吹绞袌鲂星榈幕鸨?，一蜂而上，價格嚴重背離價值，違背了市場經濟規律，不經科學、民主的論證，匆匆上馬，給企業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2．企業投資的根本目的應是為了獲取利潤，取得投資收益，企業投資的目標是以較低的投資風險和較少的投資投資投放獲取同樣多的（或者更多的）投資收益。原本可以在同一地址建成一條水泥生產線，以銷售方便為由，分成兩地投資，分散了大量資金，使本來資金短缺的項目更加造成困難。廠址的選擇應主要考慮經濟、技術、資源等條件。若在當地有一定的品牌、有市場，再建分廠或設銷售機構，是較好的選擇。鉛鋅公司在該地建廠，工資費用、能源消耗、管理費用、基建成本、運輸成本等都比增，難以形成竟爭優勢；而且，由于當時的征地、青苗補償費用高，同時，在基建設計中先建造了高標準的后勤設施，大大增加了折舊費用；再說，由于投產后，未能形成一定的品牌，質量也不穩定，因而只能以質次價低銷售。所以，由于選址的失誤，資金的大量投入，給本來經濟實力并不強的鉛鋅公司背上了沉重經濟負擔。
3．企業籌資的具體目標是在滿足生產經營需要的情況下，以較低的籌資成本和較小的籌資風險，獲取同樣多的（或更多的）資金。鉛鋅公司投資項目沒有按有關政策籌集資金，大部分資金由銀行貸款，受至于放貸時間，以及受還本付的壓力，由于投資項目未能及時產生效益，銀行利息全都有由鉛鋅公司負擔，開始企業還可以支付，隨著項目的進展，投資的無限突破，企業資金越來越緊張，一個響當當的企業就這樣消落下去。
五、經驗教訓
《內部會計控制規范——基本規范（試行）》規定：單位應當建立規范的對外投資決策機制和程序，通過實行重大投資決策集體審議聯簽等責任制度，嚴格控制投資風險。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固然有其內在規律，但投資每一項目必須謹慎，應當建立完善的決策體制，避免投資決策的失誤直接導致企業的衰亡。鉛鋅公司投資失敗導致企業衰亡，表明：企業投資首先要有一定的自有資金，其次，主導產品要有市場，再次，投資要有遠見卓識，最后，企業的經營管理也非常關鍵?！皶r間是金錢，效益是生命”，鉛鋅公司決策滯后，選址隨意性，投資嚴重不足，造成項目建成之日也是其倒閉之日，并且拖跨了一家本來主業經濟效益較好的企業，這值得深思。
參考文獻：
1.萬解秋,貝政新.現代投資學原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2.傅元略.財務管理.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單位：福建省龍巖市北山煤礦 福建龍巖 364021）(責編:賈偉)
企業投資決策識別論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介紹了可以結合各種項目投資決策分析方法的優點而克服其缺點的新方法——熵權評價法，以使企業對項目投資的決策更加科學。
企業項目投資是一個面對未來的非常復雜的決策過程，需要考慮很多不確定的影響因素，有多種方法可供選擇，而目前所采用的項目投資決策的分析方法中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不考慮風險價值要素的決策方法，主要有以投資回收期法為代表的靜態決策方法和以凈現值法、現值指數法和內含報酬率法為代表的動態決策方法；另一類是考慮風險價值要素的決策方法，主要有按風險調整貼現率法和按風險調整現金流量法。但是兩類方法中的每一種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優點，同時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現行項目投資決策方法分析
（一）不考慮風險價值的決策方法
１．項目投資靜態決策方法
靜態決策方法不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將不同時期的等額現金流量作相同處理。投資回收期法是靜態決策方法的代表，該方法需要計算投資回收期指標，即能使方案現金流入量等于現金流出量的時間，并用此指標來衡量方案的優劣。該方法計算簡便，可用以衡量投資方案的變現力，能間接反映投資方案風險的大小，但沒有考慮時間價值和風險價值的影響，沒有考慮方案投資回收期后的收益。
２．項目投資的動態決策方法
動態決策方法考慮了貨幣的時間價值對不同時期產生的現金流量的價值影響，這類方法根據考慮的側重點不同可以分為：凈現值法、現值指數法和內含報酬率法，分別通過計算凈現值、現值指數和內含報酬率指標來確定方案的優劣，決定方案的取舍。該類方法考慮了貨幣的時間價值因素，從而使決策方法建立在符合客觀經濟現實的基礎上，正確反映其價值總量，但沒有考慮風險因素。
（二）考慮風險價值要素的決策方法
１．風險調整貼現率法
這種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對高風險的投資項目采用較高的貼現率去計算凈現值，然后根據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來選擇投資方案。該方法考慮了時間價值和風險價值，比較符合邏輯，理論合理，使用廣泛。但該方法將時間價值和風險價值混在一起，據此對現金流量進行貼現，人為地假定風險會隨時間的推移而加大。但是有些投資項目時間越久遠，風險越小，如果用該方法進行決策，可能會淘汰可行項目。
２．肯定當量法
這種方法的基本思路是用一個當量系數把含有風險的現金流量調整為無風險的現金流量；然后按無風險的貼現率去計算凈現值；再利用凈現值法的決策規則來選擇投資方案。該方法克服了風險調整貼現率法夸大遠期現金流量風險的缺點。但是，如何確定合理的當量系數成為該方法的一個難點，如果當量系數的確定不合理，就會導致決策失誤。
二、項目投資決策新方法——熵權評價法
在上述的比較和分析中，靜態決策方法和動態決策方法沒有考慮投資的風險價值要素。因此，單純采用該類指標做出的投資決策是不科學的?？紤]了風險因素的按風險調整貼現法和肯定當量法雖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進，但兩種方法自身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風險調整貼現率法是采用一個時間價值和風險價值相糅合的貼現率去計算凈現值，必然會使風險隨時間的推移而加大?？隙ó斄糠ㄖ?，準確確定當量系數難度很大，如果采用經驗系數法，即通過標準差率與肯定當量系數的經驗數據確定，則該方法的主觀性過強，說服力差；如果采用換算系數法，即令風險調整貼現率法的凈現值等于肯定當量法的凈現值，從而解出當量系數，該法實質上就是風險調整貼現法的一種變形，沒有實際的意義。因此，這種采用風險調整后的凈現值作為決策標準的方法，如果調整公式設計得不科學，必然會導致風險的歪曲反映，與初衷相違背。
筆者的思路是構建一個項目投資方案決策的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能夠體現方案收益、時間價值、風險價值等各種指標，能夠全面反映影響方案決策的各種因素，然后采用綜合評價方法中的熵權評價法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進而做出決策。項目投資決策方案的熵權評價法具體思路如下：
（一）建立評價指標體系
現行投資決策方法大多采用一個或同一類別的指標直接作為決策方案的判斷標準，這種單指標的決策方案，或只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或雖考慮到風險價值，但由于方法設計中存在缺陷會導致風險的歪曲反映，以此為依據進行的項目投資決策必然不科學、不準確。
項目投資風險決策方案的熵權評價法是建立一種決策方案的指標體系判斷標準，即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建立一個評價體系，以期全面反映貨幣的時間價值和投資的風險價值這兩個重要的影響投資決策的因素。該方法對風險因素的處理與風險調整貼現率法、肯定當量法不同，不是通過計算風險調整后的凈現值作為決策判斷的標準，而是將能夠衡量投資風險的一些原始指標納入指標評價體系，使風險價值作為指標體系中影響投資方案決策的要素。
（二）采用熵權法估算各個指標的權重
基于熵的概念可建立熵權評價模型。即結合待選方案的各個指標所提供的信息量，并融入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力來確定指標的權重，然后計算待選方案所有評價指標與理想指標距離差的加權和，對投資方案進行決策。
三、投資決策方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一）理論依據
貨幣的時間價值和投資的風險價值的評估是投資決策的基礎。貨幣的時間價值是指貨幣經歷一定時間的投資和再投資所增加的價值，也稱為資金的時間價值。從量的規定性來看，貨幣的時間價值是沒有風險和沒有通貨膨脹條件下的社會平均資金利潤率。由于競爭，每個項目都要取得社會平均資金利潤率，貨幣的時間價值成為評價投資的基本標準。運用貼現方法進行投資決策分析時，假定現金流量是確定的，即可以確知現金收支的金額及發生的時間。實際上，投資活動充滿了不確定性。如果決策面臨的不確定性比較小，一般與忽視風險的影響，把決策視為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如果決策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大，足以影響方案的選擇，就要考慮投資的風險價值，進行投資的風險分析。
因此，在選取決策方案指標時，要以貨幣的時間價值和投資的風險價值作為衡量標準，使最終指標體系的組合能體現和涵蓋這兩個因素。
（二）指標選取
在投資方案決策的指標體系中，筆者選取了如下5個指標：
未經風險調整的凈現值、現值指數以及反映方案風險程度的投資回收期、綜合標準差和變異系數。
前兩個指標，未經風險調整的凈現值以及現值指數體現了項目的收益并考慮了貨幣的時間價值。未經風險調整的凈現值是絕對指標，如果投資項目初始投資額不同，絕對指標的可比性稍差，因此又選擇了現值指數這個相對指標，以消除投資額不同的影響。投資方案間的初始投資額數值相近，可以在主觀賦權時，加大未經風險調整的凈現值的權重；若初始投資額數值相差很大，可加大現值指數的權重。
后三個指標，投資回收期、綜合標準差和變異系數體現了投資的風險價值因素。投資回收期雖是靜態投資決策方法的指標，但是它可以間接反映投資方案風險的大小，回收期愈短，不確定性相對減少，風險愈小。而且該指標直觀簡便，成本不高。綜合標準差、變異系數是反映投資方案風險的直接指標。收益的標準差可以反映收益偏離期望收益的程度，因此可以作為風險的度量因素。但由于未來可能的現金流入量不止一期，因此要綜合考慮各年的收益標準差，計算出綜合標準差作為選取指標。綜合標準差是一個絕對數，反映項目風險的大小，如果各方案的投資規模不同，只用絕對數就難以確切比較它們的風險。因此，應將反映項目風險的相對數——變異系數納入決策的指標體系中。
（三）指標的計算公式及示例
１．未經風險調整的凈現值NPV
四、熵及熵權模型的建立
（一）熵及其性質
１．熵的定義
熵的概念源于熱力學，后在工程技術、經濟社會中得到應用，是一種多目標決策的有效方法。熵是系統狀態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當系統可能處于n種不同狀態，每種狀態出現的概率為pi（pi=1，2，3，…，n），則該系統的熵為：
條件熵的定義為：設系統A、B統計相關，則E（A/B）是系統B已知時，系統A的熵或稱為條件熵。
２．熵的基本性質
（１）可加性：熵具有概率性質，從而系統的熵等于其各個狀態熵之和。
（２）非負性：系統處于某種狀態的概率為0≤pi≤1，所以系統的熵總是非負的。
（４）對稱性：系統熵與其狀態出現概率pi排列次序無關。信息熵是系統無序程度的度量，越小表示該系統確定度高，信息量多。系統熵與pi，n有關，n增大，系統熵也增大；pi越接近，系統熵越大，提供給決策者的信息量越大。
（二）建立熵權評價模型
１．求接近度dki
設有n個評價指標，決策評價m個待選方案，Xki是待選方案的k的評價指標i的計算值，Xi*是評價指標i的理想值，Xi*值大小因評價指標特征不同而異，對于正指標，Xi*越大越好；對于負值標，Xi*越小越好。
２．計算評價指標的條件熵Ei
３．計算評價指標的相對熵值
４．確定評價指標的熵權Qi
熵權并不表示決策問題中指標間的實際重要性系數，而是各指標系統提供給決策者的信息量多少的相對程度。熵權越大，提供信息量越多，指標之間競爭越激烈。決策者應重點考慮。
５．賦評價指標的主觀權值ωi
６．計算綜合權重λi
主客觀結合定權，既要考慮決策者對各指標的主觀定權，又要結合各指標提供給決策者信息的多少來綜合考慮，使主觀定權符合實際。
７．計算待選方案所有評價指標與理想指標距離差的加權和Sk
Sk越小，說明待選方案與最理想方案的距離差距越小，方案越優。
五、熵權評價法在項目投資決策中的運用
有5個待選方案分別計算出的5個評價指標值如表２：
表中列示了5個待選方案的各個指標值。按照凈現值最大、現值指數最大原則，應分別選擇4方案，3方案；按照投資回收期最短原則，應選擇5方案；按照綜合標準差最小、變異系數最小原則，應分別選擇2方案、1方案。因此，選擇不同的指標作為判斷標準，會得出不同的決策方案。
投資決策的熵權評價法綜合考慮了反映方案收益、時間價值、風險價值的各個指標，并結合待選方案的各個指標所提供的信息量和決策者主觀判斷力來確定指標的權重，具體決策過程如下：
以未經風險調整的凈現值（NPV）為例，列示dki、Ei、ei、θi、λi的計算過程。
（一）根據熵權模型中公式（1），計算待選方案指標的接近度dki
由表1可知，待選方案4的凈現值最大，NPV=7500，即評價指標的理想值Xi*=7500。則各待選方案指標NPV的接近度計算如下：
方案1.d11=4720/7500=0.6293
方案2.d21=2950/7500=0.3933
方案3.d31=3520/7500=0.4693
方案4.d41=7500/7500=1
方案5.d51=3100/7500=0.4133
PI、PP、D、Q接近度的計算方法與NPV相同。構成的接近度矩陣如下：
（二）根據公式（2）計算評價指標的條件熵Ei
根據公式（3）計算相對熵值ei：
根據公式（4），確定評價指標的熵權θi：
賦評價指標的主觀權值ωi?？紤]到5個待選方案的初始投資額不同，絕對指標較相對指標可比性差，因此，在主觀賦權時，對凈現值、綜合標準差兩個絕對指標賦較小的權重。對現值指數，變異系數兩個相對指標，賦較大的權重。權重矩陣如下：
根據公式（5）計算綜合權重λi：
其他指標PI、PP、D、Q的Ei、ei、θi、λi計算方法相同。
5個指標的Ei、ei、θi、ωi、λi值如表３：
（三）根據公式（6）計算待選方案所有評價指標與理想指標距離差的加權和Sk
以方案1為例，列示計算過程：
其他待選方案Sk的計算方法相同。5個待選方案的Sk值見表４：
由表４可知，方案1為最優方案。
六、結論
筆者將熵的概念引入投資決策中，提出了投資決策的熵權評價法。通過建立一種決策方案的指標體系，全面反映貨幣的時間價值和投資的風險價值這兩個重要的、影響投資決策的因素，彌補了現行投資決策方法多采用一個或同一類別的指標直接作為決策方案的判斷標準的不足；結合熵權評價模型確定各個指標的綜合權重，計算各個方案評價指標與理想指標距離差的加權和，進而對投資決策方案做出決策。該方法適用于多個投資決策方案優劣的比較，尤其在各方案采用不同決策原則、結論不一致的情況下，能更好地完成方案間的權衡比較，實現對投資方案的科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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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投資決策識別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文中使用負二項回歸層次模型，以2011—2015年獲得風險投資支持的214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聯合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以及CEO權力對聯合風險投資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發現：相比于單獨風險投資機構，聯合風險投資更能夠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并且風險投資機構數越多，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越明顯;CEO權力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CEO權力在聯合風險投資和企業技術創新之間起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當CEO權力過大時，聯合風險投資的監督作用會受到抑制，不利于企業的技術S創新。因此公司在積極引入聯合風險投資的同時，需要合理有效地設計CEO的薪酬體系及股權結構，更大程度地發揮CEO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力求風險投資機構和CEO目標統一，共同推動企業技術創新。關鍵詞：技術創新;風險投資;聯合風險投資;負二項回歸;CEO權力
文獻標識碼：A
0 引 言風險投資能夠為初創企業解決早期融資約束問題，但創業企業初期存在很高風險，為了降低投資風險，風險投資機構選擇聯合風險投資方式。并且隨著初創企業數量的增多，風險投資行業的快速發展，聯合風險投資逐漸成為主流的投資策略。研究發現，風險投資機構可以選擇通過辛迪加方式分擔風險和資源互補促進技術創新（Brandeetal[1]，2002）。同時企業的創新投資決策不僅會受到外部風險投資機構的影響，也會受到CEO的影響。CEO作為企業的最高決策者，通過制定企業的投資計劃和資源分配方案，影響企業創新績效。喬朋華和鞠曉峰[2]（2015）研究發現企業的創新投入和創新強度很大程度上受CEO權力的影響。探討CEO權力和聯合風險投資如何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對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關于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研究多從股權性質、持股比例和區域分布等角度，如馬嫣然和蔡建峰等[3]（2018）將風險投資分為政府風險背景和外資風險背景，分析不同投資背景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差異。許昊和萬迪昉[4]（2015）等研究發現風險投資的整體持股比例不影響研發投入，但外資背景風險投資的持股比例與企業創業投入正相關。Fang和Jiawen[5]（2018）實證研究京津冀城市群風險投資對企業創新能力影響的時空差異。近些年來也有文獻探究聯合風險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如詹正華、田洋洋[6]（2016）從股權結構和董事會結構角度分析聯合風險投資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F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文獻很多，但較少實證研究風險投資機構聯合風險投資行為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現有從CEO視角出發探究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往往只關注于CEO學歷、年輕、任期等單一特征，缺乏從CEO權力的綜合視角進行研究。 企業CEO決定企業發展戰略和資源利用方式，CEO權力的大小往往會影響聯合風險投資對于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效果，而現有研究忽視了CEO權力的調節作用。因此，文中試圖做出以下改進：文中以2011—2015年獲得風險投資支持的214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研究聯合風險投資對技術創新的影響。 文中通過引入Finkelstein的CEO權力模型，把CEO權力劃分為組織權力、專家權力、所有制權力和聲譽權力4個維度，綜合考察CEO權力對技術創新的影響。 從CEO權力視角實證檢驗聯合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調節作用，為聯合風險投資利用資源和信息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提供借鑒意義。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聯合風險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 現有文獻主要從分散風險、項目選擇和價值增值等方面分析聯合風險投資對于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一方面，聯合風險投資能夠分散風險投資者的投資風險，提高因投資高風險項目能夠承受的最大損失。Wilson[7]（1968）最早提出風險投資機構能夠通過辛迪加方式共同承擔風險，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聯合風險投資策略充分利用單個風險投資機構的專業優勢和信息網絡，選擇最具有增長潛力的項目。James和Raphael[8]（2000）通過實證研究得出多家風險投資機構的聯合更有利于選擇最優項目決策，更多的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擁有更多的信息資源，更大程度上減少信息不對稱，提高了項目審查的準確性和速度。最后從價值增值角度來看，Brandeetal（2002）認為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有利于企業的價值增值，不同投資機構各有所長，將自己處于網絡關系中能夠獲取的信息資源匯總，加快信息共享速度，同時還可以為企業帶來補充的管理技能，促進企業成長。曾蔚、游達明[9]（2008）從價值增值角度，提出聯合風險投資價值溢出模型，認為風險投資雙方共同提供增值服務，有助于被投資企業獲得正向價值溢出，即通過資源優勢互補，共同管理出現價值溢出。據此，文中提出以下假設H1a：聯合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優于單獨風險投資。H1b：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越多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正向促進作用越強。
1.2 CEO權力與企業技術創新 目前文獻多從CEO學歷、年齡、持股比例、兩職合一和職稱等單一視角探究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國外學者（Wally和Baum）[10]（1994）研究發現高學歷的CEO有著更高的認知水平，繼而影響企業創新水平，也就是說，擁有高學歷的CEO擁有更多的信息獲取渠道和更強的信息處理能力，對創新的認知程度也更高，更愿意進行技術創新;國內學者胡艷華[11]（2018）也發現高學歷的CEO更有意愿技術創新。Barker和Mueller[12]（2002）研究發現，CEO越年輕，對R&D創新投入就越大，企業的創新能力就越強。薛躍、陳巧[13]（2014）認為CEO持股比例與研發投入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黃慶華[14]（2018）、王玉霞[15]（2019）研究表明CEO兩職合一的公司表現為獲得更多發明專利。虞義華[16]（2018）、張琴[17]（2018）等發現擁有高級技術職稱的CEO在企業創新活動投入更大，對技術創新能力提升更顯著。 作為企業運營的核心領導者，CEO所擁有的權力應是不同權力維度的綜合，僅從CEO權力某一維度研究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具有片面性，并不能真正揭示CEO權力對創新績效的影響。Finkelstein[7]（1992）首次提出CEO權力概念，將CEO權力劃分為結構權力、所有者權力 、專家權力和聲譽權力4個維度。后來，有些學者借鑒Finkelstein的權力概念，分析CEO權力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但對于CEO權力能否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尚未有統一的結論。陳收[18]（2014）、王楠[19]（2017）研究表明CEO權力越大，越傾向于投資高風險研發項目，加大研發投入以期獲得高回報，如果CEO權力較弱，內部出現分歧，高風險的戰略投資則難以通過;徐明霞[20]（2018）發現CEO權力越大，企業創新效率越高。周建[21]（2015）卻認為CEO權力越大，越容易出現個人專制，他們由于自己的不理智選擇偏離企業投資戰略的可能性就越大，更容易陷入財務困境，加大整個企業的經營風險。文中認為擁有較大權力的CEO通常有較強影響力來推動創新項目的執行，加大項目的執行力度，解決推行過程中的障礙和矛盾。CEO作為上市公司的“管家”，出于對自己職業聲譽和自身價值提升的考慮，愿意通過對資源的高效配置方式進行創新。因此，文中提出了以下假設H2：CEO權力越大對企業技術創新正向促進作用越強。
1.3
CEO權力對聯合風險投資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調節作用
Chen[22]（2014）通過研究發現，企業董事會和CEO之間存在資源依賴關系，當CEO掌握權力過大，董事會主動獲取更多的資源，這種資源的增多使得企業更有意愿加大研發投入。由于現有文獻沒有整合聯合風險投資、CEO權力與企業技術創新三者關系的分析，文中在Chen（2014）研究基礎上做進一步延伸，認為除了董事會這一內部因素外，外部因素風險投資也應該考慮進去，因為從本質上說外部風險投資和CEO也是一種資源依賴關系。CEO尋求外部融資是對企業自身資源的補充，權力較大的CEO能更大程度地利用聯合風險投資提供的外部資源，做出符合公司的經營現狀和發展戰略的決策。 CEO能夠影響聯合風險投資創新性利用資源的原因主要有2方面：一方面，風險投資機構前期進行風險投資時，出于對創業者的激勵，往往由創業者掌握最多的股權，風險投資機構持有股權較少成為中小股東，最大股東往往是創業者。當大股東和中小股東出現利益沖突的時候，大股東極有可能利用控制權欺詐、打壓持有少量股權的風險投資者，聯合風險投資機構的監督職能受到限制，抑制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看，即使CEO并非股東只是上市公司的“管家”，權力較大的CEO也能掌握公司的主動權，操縱企業決策，與風險投資機構形成對抗，從而抑制聯合風險投資風險分擔、項目選擇和價值增值等功能的發揮。H3：CEO權力在聯合風險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發揮負向調節作用。即CEO權力越大，聯合風險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抑制作用越強。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文中以2011—2015年間具有聯合風險投資背景的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對象。文中數據包括4個方面：聯合風險投資數據、CEO權力數據、上市公司專利數據以及相關財務信息。相關財務信息包括：①在CMSAR數據庫中查找2011—2015年A股上市的企業，其中2013年由于IPO暫停沒有樣本;②查閱上市公司招股說明書，篩選出公司上市時前十大股東;對股東機構名稱中包含“風險投資”的機構可直接認定為風險投資機構;對于機構名稱中包含 “創業投資”“投資”的機構，通過Wind數據庫比對確定是否是風險投資機構;十大股東中含有2家以上風險投資機構的上市公司可確定為具有聯合風險投資背景，僅含有一家風險投資機構支持的上市公司確定為單獨風險投資背景;③上市公司專利數據來自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文中搜集上市公司IPO時發明專利累積數;④CEO信息和上市公司財務信息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文中得到了418家截止到IPO當年年末具有風險投資機構支持的公司，剔除了金融證券行業、數據缺失行業的樣本，刪除了研究區間內ST公司，最終獲得了213家公司研究樣本。文中使用的研究統計工具是stata1 2.0.
2.2 變量定義
2.2.1 企業技術創新 現有評價企業技術創新主要從技術創新投入（Sahaym[23]，2010、葉紅雨和陳恬[24]，2016、尹華和趙雯[25]，2017）和專利數量（Gompers and lerner[26]，2001，賈茹和葛玉輝[27]，2018）2個角度進行。文中認為與技術創新投入相比，專利數量更能反映企業技術創新。企業專利可以分為發明專利、外觀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而企業發明專利不僅提供了技術創新“量”的信息，更包含了“質”的信息。因此，文中使用截止到IPO當年年末企業獲得的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的發明專利數來衡量企業技術創新。
2.2.2 聯合風險投資 借鑒陸瑤和張葉青[28]（2017）對聯合風險投資的衡量方法，文中構建了聯合風險投資啞變量（Syn）和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SynNum）2個解釋變量。當企業IPO時十大股東中僅含有一家風險投資機構，聯合風險投資啞變量（Syn）為0，風險投資機構超過一家，則取1.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SynNum）表示企業截止到IPO時十大股東中含有風險投資機構數量。
2.2.3 CEO權力文中參考Finkelstein（1992）的做法，把 CEO權力劃分為組織權力、專家權力、所有制權力和聲譽權力4個維度;同時，在這4個維度上選取7個指標測度CEO權力。文中首先對衡量企業CEO權力的7個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相關系數較小，表明這7個指標從不同側面評價CEO權力，再對7個虛擬變量進行平均值處理，獲得描述CEO權力強度的綜合指標。CEO權力各維度指標的定義和解釋見表1.
2.2.4 控制變量 文中借鑒吳世農、權小鋒[29]等學者的做法，選擇以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上市當年第一大股東持股數占總股本比例（%）、行業、地域、上市時公司董事會人數、固定資產比例、企業規模、財務杠桿、公司年齡和盈利能力。變量的定義與計算方法見表2.
2.3 模型設計 為了檢驗假設是否成立，文中構建了如下計量模型H1a：聯合風險投資的存在能夠正向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3 實證結果與分析
3.1 描述性統計由于文中解釋變量是聯合風險投資啞變量和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可選擇負二項回歸或者泊松回歸模型，LM檢驗結果顯示alpha=0，不存在過度分散，因此，在估計方法選擇負二項回歸模型。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3，發明專利數（Innovation）最小值0.000 0，最大值為
370.000 0，均值38.970 1，標準差38.970 1，各企業發明專利數差別顯著，表明不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差異明顯。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SynNum）均值1.563 4，表明我國上市公司中，風險投資機構已傾向選擇聯合風險投資策略。CEO權力（CEOpower）均值為0.429 2，表明我國上市公司CEO權力普遍較弱。
3.2 回歸分析結果
表4給出了所有回歸結果，模型（1）中聯合風險投資啞變量與企業發明專利數的回歸系數為0578，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回歸結果表明聯合投資行為對企業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H1a得到驗證。模型（2）中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與企業發明專利數的回歸系數為0.047，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表明企業發明專利數隨著風險投資機構數增多而增加，驗證了H1b，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越多越有助于對企業技術創新。模型（3）中，回歸系數β1為0.401，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表明CEO權力越大，企業的創新能力越強。CEO作為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者，利用職權和自身的影響力來推動創新項目的執行，加大項目的執行力度，解決推行過程中的障礙和矛盾，對資源的高效配置方式進行創新。因此，H2得到驗證。
3.3 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前文所得結論的穩健性，文中進一步采用企業IPO當年及之后2年發明專利數之和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上述負二項檢驗，最終得到的結論不變。 考慮到截面數據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文中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消除異方差的穩健性檢驗，發現結果和前文基本一致。由于篇幅有限，在這里不加累述。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聯合風險投資的存在能夠正向促進企業技術創新，且聯合風險投資機構數越多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促進作用越強。
2）CEO權力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正相關。權力較大的CEO出于自身職業聲譽的考慮，擁有更強的風險傾向，有意愿且有能力推行R&D決策。
3）CEO權力負向調節聯合風險投資與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表明企業CEO權力越大，越容易操縱企業決策，與風險投資機構形成了對抗，削弱風險投資機構的監督功能，不利于企業價值提升和技術創新。
4.2 建議
1）企業應當選擇適合自己的風險投資機構。聯合風險投資機構能夠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在于結合不同機構的專業優勢去彌補新創企業的劣勢。新創企業在引入風險投資機構前，應識別企業內部優勢、劣勢和外部的機會和威脅，確定企業引入風險投資的時機、類別和渠道。不僅使企業融到“資”，更能獲得“智”的幫助，促進企業快速成長。
2）企業引入聯合風險投資機構的同時應當對CEO權力配置做出動態考量。需要合理有效地設計CEO的薪酬體系及股權結構，更大效力地發揮CEO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從源頭上把CEO的資源、觀念、知識和資本等要素有目的地調動起來，力求CEO和投資機構的目標統一，共同促進企業發展。
3）政府應當建立健全風險投資制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相比于歐美國家完善的風險投資體制度，政府應當加強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為推動風險投資促進企業技術創新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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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投資決策識別論文范文第4篇
一、我國中小企業投資問題
我國中小企業的投資主要由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兩部分組成。對內投資是指向企業內部注資, 并形成生產經營性資產。內部投資主要分為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兩種;對外投資是指向其他企業注資以期形成收益。我國中小企業的投資以對內投資為主。由于對內投資中的長期投資主要是針對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進行的投資, 投資價值大、時間長、影響深遠, 是中小企業內部投資的重點。通過中小企業內部長期投資的研究, 本文認為我國中小企業投資主要存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
1. 投資缺乏整體戰略意識
大多數中小企業將精力集中于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上, 強調發展速度而不考慮企業前景方向與戰略定位。由于企業發展較快, 管理層沒有時間指定詳細的戰略規劃。即使有的企業制定了所謂的戰略規劃, 本質上只是企業的長期經營目標, 例如企業利潤、營業額的具體指標等, 而對于自身的經營環境分析, 包括機遇與挑戰、自身的優勢與劣勢以及競爭對手的情況, 大部分中小企業并沒有考慮。
2. 投資人員配備不合理
大部分中小企業的長期投資缺乏合理的人才配置, 只是由若干個技術人員組成企業發展部, 目的在于尋找高回報項目, 而不關注是否需要制定詳細的工作計劃和企業戰略規劃。合理的項目投資人員配備比例應該:市場營銷人員占整個團隊成員的40%;經濟理財人員占30%;技術環保人員占30%。但是, 大多數中小企業缺乏對這三個方面因素的考慮, 也不會考慮到市場營銷人員、經濟理財人員、技術環保人員這三種項目投資人員的合理配置, 因此中小企業的投資決策質量難以提升, 項目投資成功率不高。
3. 忽視項目管理的重要性
對于既定的投資項目, 中小企業缺乏一定的項目管理意識。為了節省成本, 大多數企業不會用專業人員進行項目監督, 只是任意派兩三個人員進行必要的管理。由于企業派出的人員非專業, 缺乏項目管理素養與整體項目規劃思路, 導致項目建設的安排不合理, 出現不該有的延誤與延期, 從而增加了項目的后期投資, 使項目成本進一步增加, 項目建設質量也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4. 投資風險大
對任何企業來說, 投資風險總是客觀存在的。中小企業所面臨的投資風險主要分為市場風險和公司風險。市場風險是企業不可控制的外部宏觀環境變化所造成的威脅, 即不可分散性風險;公司風險是企業內部管理不善、決策錯誤等造成的利益損失, 即可分散性風險。與大企業相比, 中小企業存在著專業人才缺乏、管理人員素質有限、資金有限、投資較隨意等一系列管理缺陷, 企業管理水平較低, 對市場風險和公司風險的應對能力較弱, 這就導致其比大企業面臨更大的投資風險。
二、中小企業投資問題解決對策
1. 企業投資與戰略管理相結合
中小企業缺乏戰略管理意識是投資決策失誤的重要原因。企業戰略管理的形成需要進行企業經營環境分析與行業環境分析。SWO分析法是一種常用的企業戰略分析工具。通過對內部資源和外部環境的關鍵要素進行定性分析, 構建SWOT戰略分析矩陣, 通過對相互影響各個因素間的關系的比較分析, 找出影響企業戰略實施的關鍵因素以及企業的優勢和劣勢所在, 揚長避短, 將外部機會和威脅與企業內部優勢和弱點進行匹配, 進而形成可行的企業發展戰略。
2. 重視項目投資的管理
在投資決策階段, 需要全面收集項目投資信息, 在此基礎上, 進一步優化投資方案, 盡可能使投資決策程序規范化, 做好投資可行性分析工作, 并聘請專家評審可行性研究報告, 從而獲得最佳投資方案, 做好投資風險的前期控制;在投資實施階段, 把握最佳的投資機會, 加快實施投資計劃, 盡快進入投資回收階段;
在投資回收階段, 重點做好整個投資的監理工作, 集中精力關注投資相關信息的反饋, 及時進行投資方案的改進;在投資收尾階段, 主要抓好殘值變現和項目經驗總結兩個工作, 為新一輪投資做準備。
3. 重視投資風險管理
中小企業本身所面臨的經營環境比較復雜, 企業自身管理水平又有限, 導致其面臨的市場風險與公司風險都比較大。因此, 中小企業管理者需要做好投資風險管理工作, 在維持一定的投資收益的基礎上盡可能降低風險, 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資損失。有效的風險規避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重點做中短期投資, 盡量減少長期投資的風險;二是投資決策方式簡單化, 主要使用簡單易行的投資回收期法和投資報酬率法;三是通過投資風險預測小組的建立來及時調整投資策略。
三、結語
中小企業由于自身管理局限性的存在, 在投資決策方面存在投資戰略缺失、項目投資管理意識薄弱、風險應對能力差、投資人才配置不當和投資決策缺乏創新等五個方面的問題。中小企業需要通過戰略管理機制、風險管理機制以及投資管理機制的建立與完善, 實現投資決策的方向明確化、風險最低化和成本最小化, 保證中小企業獲得較高的投資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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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投資決策識別論文范文第5篇
2008年, 長三角地區1內生產總值 (GDP) 總量突破6萬億元, 長三角以全國2.26%的土地面積、11%的人口, 創造了21.9%的GDP、21.3%的財政收入、48.18%的進出口額、53.74%的FDI。長三角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引擎, 成為中國乃至世界重要的地區。長三角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外商直接投資無疑起到了關鍵作用。如何提高FDI的經濟增長效應, 成為現階段急需解決的一個難題。20世紀90年代, 金融發展理論得到了迅速發展, 國內外學者開始研究東道國金融發展水平在FDI經濟增長效應中的作用機制, 實理論和實證均表明, 金融體系發達的國家才能從FDI中獲得顯著正效應;反之, 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 FDI對其經濟增長貢獻率小甚至為負。
2008年, 國務院頒發《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 提出加快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為主的現代服務業發展, 把長江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門戶、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在此背景下, 理清長三角區域內FDI、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 既有助于長三角區域制定科學的金融發展規劃和城市指定合理的利用FDI戰略, 也可為相關區域提供實踐借鑒, 尤其是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區域化步伐加快的新形勢下, 這一研究更具有重要意義。
二、實證分析模型與指標選取
(一) 實證方案
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目前中國最具經濟發展潛力的區域, 就金融業來說, 長三角地區無論是存款規模還是貸款質量都是全國最好的地區[1]。本文在國內外有關金融發展水平、FDI溢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和實證文獻的基礎上, 利用長三角各地1990年~2008年的金融數據及經濟數據開展實證考察, 以揭示出長三角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FDI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為長三角區域提高FDI外溢效應和經濟增長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
(二) 模型的建立
Nie ls He rm e s和Robe rt Le ns ink建立了在一個存在生產者、革新者和消費者的經濟系統里, 金融體系是怎樣通過對技術水平的影響從而和FDI相互作用來影響經濟增長的模型, 成功的將當地的經濟增長率g表示為三個因變量的作用結果:
根據上式, 可以看到當地的經濟增長率g取決于三個要素:L既人力資本、FDI和H即當地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诖? 建立如下計量經濟模型:
考慮到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的構成因素, 我們在方程 (2) 的基礎上, 另外加入對外貿易 (OPEN) 、國內固定資產投資 (DI) 和政府支出 (GOV) 三個變量, 并把它們與前面的人力資本因素L一起放入影響經濟增長控制變量CONTROLS中, 另外, 為了研究方便, 以上被選取的變量 (除FINANCE) 均取自然對數式, 于是最終實證方程表示為:
(三) 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各變量指標選取如下:
1.GDP:每年地區人均GDP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
2.FDI:每年地區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利用額;
3.FINANCE:衡量金融發展水平指標, 分解為規模和效率兩個維度, 本文采用地區的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FIR來反映當地金融發展規模;借鑒王志強、孫剛 (2003) 的做法, 用存款與貸款的比值FE來度量金融發展的效率FE。
由于FIR、FE這兩個指標均用于描述金融市場發展, 因此相互之間存在較大的相關性。倘若放在一個模型之中則會導致共線性, 因此, 本文將選擇每次只使用指標代入。
4.DI:每年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形成額減去來自于FDI的投資額;
5.L:每年年末普通中學在校人數。
6.OPEN:采用各年的進出口總額為指標;
7.GOV:選取政府財政支出額的對數值來衡量。
實證選取的時間段為1990~2008年, 數據來源為歷年《上海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以及《浙江統計年鑒》等相關資料。本文以1978年的數據為基期, 對原始數據進行必要的處理, 所有計量分析都是利用Eviews5.0完成的。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利用上述實證模型和經整理出來的相關數據進行回歸, 得出了長三角地區FDI、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檢驗結果, 這些結果均在表1和表2中列出?；貧w結果表明, 模型整體擬合度較好, DW統計量也說明回歸殘差基本不存在序列自相關現象。
對回歸結果作如下分析:
(一) 金融發展規模指標
從檢驗結果 (表1) 來看, 無論是上海, 還是江蘇及浙江地區, FDI與金融發展規模的交互項系數均為負, 這與王安國 (2008) 等人的對于我國東部九省地區的實證檢驗結果相似[2]。從這一結果可以看到, 長三角地區信貸規模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阻礙了國內企業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吸收。
(二) 金融發展效率指標
從表2可以看出, FDI與FE的交互項系數在上海市、浙江以及長三角整體區域均為正。在浙江省, 交互變量系數為0.3838, 大于上海市的0.2039, 這意味著:金融市場效率的等量改進, 對于促進浙江省吸收FDI技術溢出效應的效果比在上海更為明顯。同時, 我們也看到, FDI與FE的交互項系數在江蘇省呈負值, 說明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對江蘇省經濟增長未起到促進作用。
注:1. () 括號內為t統計值, ***、**、*分別表示在l%、5%以及10%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 下同。2.樣本為上海、浙江、江蘇、長三角各自回歸, 下同。
此外, 要指出的是, 代表國外投資的FDI變量系數在上海和浙江呈現為負值, 而FDI與FE的交互項系數為正, 這一方面表明上海市和浙江省金融市場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其與FDI結合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可能說明上海和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已經擺脫了資金稀缺并過度依賴外資的階段, 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只有在當地金融發展效率水平達到一定門檻值 (-β1/β2) 時才能發揮出來, 否則FDI不但不能推動當地經濟增長, 還可能由于擠出效應的存在而阻礙當地經濟的發展。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檢驗模型的實證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 從長三角整體區域來看, FDI對于該地區經濟增長的資本積累效應是明顯的, FDI的引進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進一步從不同地區看, 我們發現, 除江蘇省外, FDI對于上海市和浙江省的經濟增長的資本積累效應變得不明顯, 甚至產生了阻礙經濟增長的現象。
(二) 從1990~2008年, 長三角地區貸款規模的擴大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長三角FDI溢出效應的提高。這與我國金融體系改革和金融市場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20多年來, 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這種變化并不深刻, 金融改革在使金融總量迅速擴張的同時, 卻未能使金融效率, 尤其是資源的配置效率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倪克勤, 2002[3]) 。從長三角兩省一市來看, 信貸規模的擴張對于江蘇、上海、浙江三大區域吸收FDI技術溢出的抑制作用呈依次遞增趨勢。其原因很可能是各區域信貸市場配置資本能力的差異, 只有當銀行系統配置資本的效率達到一定的臨界值時, 信貸規模的擴大才會繼續對FDI的吸收起促進作用[4]。
(三) 從長三角整體來看, 金融發展效率的改進對于擴大該區域FDI技術溢出效應有著正面的影響。進一步分地區來看, 金融發展效率的改進對于擴大上海和浙江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有著正面的影響, 而在江蘇省卻是負面影響。
基于以上結論,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 進一步深化金融市場的改革, 提高金融發展效率。多方位的引入競爭機制, 繼續加強金融業的對內開放, 放寬民間金融進入的門檻, 建立區域性民營商業銀行2, 使民間融資規范化。這一點對于有大量中小企業資金短缺的浙江省來說尤其重要。
(二) 從前面的實證可以看到, 由于金融發展地區性差異明顯, 上海、江蘇和浙江省金融發展在FDI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趨勢下, 江浙民營經濟迅速發展, 外商直接投資在江浙地區迅速擴張, 對跨區域金融服務具有相當的需求, 因此應當通過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和制度改革從體制上協調區域金融發展, 深化長三角區域金融合作。
(三) 調整區域引資結構。從前面分析可以看到, 在長三角地區, FDI的資本形成已經對區域內的國內資本造成了一定的替代作用[5]。因此, 在長三角地區, 除了加快金融市場發展的同時, 應通過制定相應的引資政策, 提高引進外資的層次, 控制引資規模, 做到有所引, 有所不引, 不斷提高引入FDI的質量, 以促進FDI技術溢出的發生。
摘要：很多研究表明, 金融市場是聯接FDI技術外溢和經濟增長的重要紐帶, 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到FDI技術外溢的效果, 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本文以長三角兩省一市地區為研究主體, 1990～2008年為研究期間, 實證研究了該地區金融發展、FDI溢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進而提出提高長三角地區FDI外溢效應和經濟增長的相應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發展,FDI溢出,經濟增長,長三角地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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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投資決策識別論文范文第6篇
近年來, 安全生產形勢仍十分嚴峻。礦難頻發, 不僅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而且影響社會安定。企業安全投入不足, 固然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 雖然也有相當數量的企業, 每年均有一定的安全投資, 但是投資策略不當。這就迫切需要應用價值高的投資模型來改進現狀。
安全投資是指為了提高企業的系統安全性、預防各種事故的發生、防止因工傷亡、消除事故隱患、治理作業區的全部投資費用, 即為保護職工在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和健康所支出的全部費用。企業進行安全投資, 是為了取得更好的安全經濟效益, 本文引入了Cobb-Douglas生產函數和模糊非線性規劃, 分析了煤礦安全投資及影響安全投資的因素, 安全經濟效益的實現和計量方法, 在最佳投資點的基礎上提出了煤礦安全投資決策、分配模型。通過理論推導、實例驗證等充分保證了模型的科學性, 同時采用非線性規劃的模糊處理使結果更具實用性。
安全投資分析的目的是保障必要安全、減少損失, 以便集中投資, 獲取最大的安全效益。安全生產與實現經濟增長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兩大根本性問題。有人認為, 只要增加安全投入就減少了收入和利潤, 這種觀點比較片面, 安全投入所產生的絕不是一種負效益, 適當的安全投入減少了企業事故造成的損失, 從而增加了企業的利潤。這在安全投資方面業界已有許多研究, 比如采用FTA法, 用其分析安全所具有的功能與所耗成本的關系, 先運用灰色系統理論建立安全投資效益模型, 再運用集對分析理論的方法對某石化企業的安全投資狀況進行評價。但大部分的研究偏理論化, 理論模型不能很好的擬合出實際情況, 本文運用模糊非線性規劃, 更加接近實際且把界限模糊化, 所求得的解與其他模型相比更優。
Cobb-Douglas生產函數的基本的形式為:Y=A (t) LαKβμ。生產函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 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情況下, 生產中所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與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之間的關系。就是一定技術條件下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 生產函數表示在既定的生產技術水平下生產要素組合 (X1, X2, …, Xn) 在每一時期所能生產的最大產量為Q。在經濟學分析中, 通常只使用勞動 (L) 和資本 (K) 這兩種生產要素, 所以生產函數可以寫成:Q=f (L, K) 。生產函數反映的是某一特定要素投入組合在技術條件下能且只能產生的最大產出。
本文希望通過優化投資模型來確定最優的投資總額, 并且指導企業進行制定最優投資方案, 并評價相應投資效果。
二、安全投資指標分類
對與煤炭企業來說, 安全投資項目種類繁多, 在本文中我們參考相關文獻, 將煤炭企業安全投資項目分為五類, 即安全技術投入、衛生措施投入、安全教育投入、勞動保護品投入以及日常安全管理投入: (1) 工業衛生投入指煤礦污染治理費用、改善礦工勞動條件費用等。 (2) 安全教育投入指購買勞動保護書刊、宣傳費用、安全教育培訓費用等。 (3) 輔助措施投入指安全管理部門安全專職人員的配備, 日常辦公費用等。 (4) 安全技術投入指保采礦設備的安全防護費用, 礦井安全通道標志費用等。 (5) 勞保用品投入指保護礦工的防護品費用, 普通職工安全保障品等。
三、建立模型
1. 安全投資策略模型。
假設投資總量為C, 在確定企業投資總額的情況下需要確定各投資額的比例, 即安全技術、衛生措施、安全教育、勞保用品、安全管理費用各需投入多少。
把Cobb-Douglas生產函數引入安全經濟領域, 形式如下:
其中:Y表示該煤炭企業的安全損失, Xi (i=1, 2, 3, 4, 5) 表示該煤炭企業的各項安全投入, C為安全投資總額。
分配安全投資可使得事故經濟損失達到最小值, 通過構造拉格朗日常數來解決, 即:
Y取最值的條件為其對X1, …, X5的一階偏導數為0, 最優解為:
2. 安全投資最優化模型。
(1) 模糊非線性規劃。模糊非線性規劃相對于普通線性規劃來說約束條件帶有彈性, 即資源限量bi可能取 (bi-di, bi+di) 內的某一個值, 這里的di>0, 它是決策人根據實際問題選擇的伸縮指標。這樣的規劃稱為模糊規劃。
一般形式如下:
這里ti (x) =[bi, di]表示當di=0 (普通約束) 時, ti=bi;當di>0 (模糊約束) 時, ti (x) 取 (bi-di, bi+di) 內的某一個值。
同樣, 用ti (x) ≤[bi, di]表示:當di=0 (普通約束) 時, ti≤di;當di>0 (模糊約束) 時, ti (x) 不大于 (bi, bi+di) 內的某一個值。而用ti (x) ≥[bi, di]表示當di=0 (普通約束) 時, ti≥di;當di>0 (模糊約束) 時, ti (x) 不小于 (bi-di, bi) 內的某一個值。
(2) 最優化模型。一般情況下企業增加投資則損失減少, 企業減少投資則損失增加, 對于煤炭企業來說安全投資額與事故損失之和最小時企業投資策略達到最優。
在上面投資策略模型的基礎上, 構建最優化的模型, 利用模糊非線性規劃建立方程如下:
其中C=∑Xi, minY和maxY由煤炭企業歷史數據得到, k取不同的值此方程可以求出相應的投資總量和各投資分量, 并且存在定值k使minL=C=∑Xi+Y在所有k值范圍內最小。
3. 安全投資效果評價模型。
安全投資不是直接投入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過程, 而是投入安全保障過程, 間接起到經濟節約的作用。安全的經濟效益包括“減損”和“增值”兩方面。本文所述經濟效益為最優化模型為企業帶來的額外效益, 即:
安全經濟效益=安全產出量-安全投入量
安全投入=最優化投入-實際投入
安全產出=減損產出+增值產出
安全減損產出為在相同投資總額的情況下, 最優化模型所產生的事故損失與煤炭實際投入所產生的事故損失的差值, 安全減損產出計算了最優化模型相對于企業實際投資產生了減損效益。
安全減損產出=實際投入損失-最優化投入損失
安全增值產出是安全投資對生產產值的貢獻, 由于安全投資除了減少損失之外本身并不產生收益, 所以在相近的損失額度條件下, 投資越少煤炭企業能用來進行生產投資的資金就越充足。
安全的增值產出計算公式為:
安全增值產出=實際安全生產貢獻率×總產值-最優安全生產貢獻率×總產值
安全生產貢獻率=安全投資總額/生產總值
本文采用投資比重來計算安全的貢獻率。安全投資占生產投資的比重作為安全增值的貢獻率系數取值的依據。用煤炭企業實際安全投資所產生的增值與最優投資模型所產生的增值產出差值來計算投資模型所提高的生產產出。用這種處理方法, 使安全的增值產出計算較為簡單、可操作性好。
由上述本定義計算最優化模型為煤炭企業帶來的經濟效益, 若企業經濟效益大于零, 說明最優化模型為企業帶來收益, 相反, 則為企業帶來損失。
四、實例分析
某煤礦企業安全投入及事故總損失如表1所示:
單位:萬元
Cobb-Douglas生產函數:
兩邊分別取對數得:
用Eviews軟件對表中十年數據進行回歸得:
代入最優化模型:
根據不同的k值可求出相應的最優值。利用Lingo軟件對模型進行計算, 將結果繪制成圖表如圖1、圖2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對該企業來說, 如果按照安全投資最優分配投入13.75萬元時, 可將控制損失在17萬元以內, 并實現安全負擔最小化, 即30.606 7萬元, 各分項最優分配比為 (0.104, 0.559, 0.198, 0.051, 0.087) 。從圖2可以看出安全負擔最小時對應一個事故損失, 即轉折點, 這也是最佳投資點。若該企業能夠把損失控制在17萬元左右, 則企業安全負擔可達到最小。
根據表2數據計算企業經濟效益。
其中每年的減損產出差額=相應k值所對應最優化模型所求出的事故損失-實際事故損失。k值取當年事故損失取整數所得的值。
以第一年為例 (單位:萬元) :
減損產出=13.8-13.47=0.33
增值產出= (0.98+2.5+27.3+13.75+20.08) ÷4 516×12 369.59-18.05÷4 516×12 369.59=127.54
安全產出差額=0.33+127.54=127.87
安全投入差額=18.05-64.61=-46.56
經濟效益=127.87- (-46.56) =174.43
以企業事故損失為基準, 根據本文提到的模型計算最優化模型相對于該企業實際投資產生的經濟效益如表3所示:
單位:萬元
從中可以看出本文所建模型得出的最優策略產生的經濟效益均為正, 均優于企業實際投資, 該企業投資無效率。最優化模型會為企業帶來收益。
五、結論
1. 在一定損失的范圍內企業要進行相應額度的投資, 投資額度與分配根據損失的不同而不同, 但是存在最小負擔總額;而對于不同的損失, 相應的最小負擔總額也會發生變化, 不過對于不同的損失也同樣存在最小負擔。
2. 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既要考慮安全投資總額, 也要考慮制定最優的安全投資分配策略, 以達到最好效果。如果企業安全投資分配不夠優化, 沒有達到最優分配, 產生了無謂損失, 就會造成企業經濟效益下降。最優化模型能很好地指導企業進行安全投資。
3. 企業應該加強技術改造, 重視安全的科學技術研究, 運用先進技術在一定的前提之下提高安全投資效果, 使各項投資達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作用, 提高企業安全投資質量和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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