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失業統計問題論文范文第1篇
2020年將近過半，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仍在持續。
關稅壁壘、技術封鎖、全球供應鏈局部斷裂，多國經濟面臨“脫鉤”;中國經濟失速，隱性失業增加，民間投資萎縮，企業經營舉步維艱。中國經濟今年能否實現托底與復興？
2020年全國“兩會”首次沒有提出具體的增長目標。然而，通貨膨脹率、財政赤字、新增就業等一系列指標與經濟增長目標都具有內在的邏輯，實際上內生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錨定。中國“兩會”釋放的明確信號——新的治理方案和新的調控維度正以一種隱忍，在托底、堅守的原則下，尋找復蘇、復興的新動能。
中國經濟形勢發生過什么階段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有何影響？怎么看2020年中國經濟的隱含增速？在未明確提出GDP增長目標的同時，政府提出了900萬新增就業的目標。怎么看待就業目標和增長的關系？
就相關宏觀經濟問題，《財經》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
如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
《財經》：去年12月1日您在《財經》雜志發表題為“經濟增速已滑至6%，該剎車了”的文章，在經濟學界引起了一場爭論。目前從“保六”已經變成“六?！?，您怎么看這一變化？
余永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是一件典型的“黑天鵝”事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保六”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我當初提出應該“保六”的基本邏輯并未改變。目前中國的經濟活動已經全面恢復，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角度來看，盡管程度不同，我們面臨挑戰的性質同當時基本是一樣的。
《財經》：在您看來，自2019年底以來，中國經濟形勢發生過什么階段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有何影響？
余永定：中國經濟從去年底到現在大致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可以稱為前疫情階段。當時的政策選擇是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有效需求，遏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降，抑或接受低于6%的經濟增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改革上;第二階段是抗疫、紓困階段。隨著武漢封城，中國經濟進入抗疫紓困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供給側受到沖擊，產業鏈中斷、生產停頓。在這個階段，需求沖擊也是嚴重的，但同供給沖擊相比是次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供給沖擊的結果。在這個階段，無論實行何種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產出水平也難以增加。政府政策目標是保全生產能力，不使供給沖擊對供給能力造成永久性損害，比如：企業倒閉、失業、甚至喪失生命。
第三階段，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經濟開始恢復增長。盡管受到破壞，供給能力基本得到保全，有效需求不足重新成為主要問題。在此階段，政府需采取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使實際產出水平等于潛在產出水平。由于疫情的破壞，此時的潛在產出水平可能低于疫情暴發前的水平。盡管如此，由于總需求中的內生部分（如消費需求和投資）受疫情沖擊而過度萎縮，政府只有執行更具有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才能使經濟實際增速等于潛在經濟增速。
《財經》：現階段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已經轉向恢復經濟增長，您怎么看2020年中國經濟的隱含增速？
余永定：看上去，中國政府沒有為2020年設立經濟增長目標，但正像國家發改委何立峰主任所指出的，“客觀上它的內容已經融化到相關指標當中，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當中了”。2020年中國計劃財政赤字是3.76萬億元，計劃財政赤字率3.6%（以上）。這樣很容易知道，隱含在這兩個數據中的名義GDP的增速是5.4%。
2020年6月25日，江蘇海安市一大型城市綜合體開業，吸引了本地及周邊地區的眾多市民前來購物休閑。圖/IC
盡管2020年國內外經濟的不確定性很大，對于經濟決策者來說，無論公布與否，經濟增長目標是必須有的。否則，所有重要經濟指標都無法確定，不同層級和部門之間的協調也都無從談起。如果不事先確定名義GDP增長目標，甚至連財政預算都無法制定。
另一方面，中國的增長目標是意向性的、可以調整的。事實上，由于疫情造成的不確定性，GDP增速目標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調整也是正常的。2008年國務院就曾多次調整當年的經濟政策。今年5月底全國“兩會”期間，政府隱含地把中國名義GDP增速確定在5.4%。如果后續經濟增長勢頭弱于預期，如果政府對2020年GDP名義增速目標再做調整是不會令人吃驚的。
根據1月-5月的經濟統計數據，市場的普遍看法是第二季度實際GDP同比增速應該是3%左右，比較悲觀的看法則是1%左右。以上述兩個數字作為下限和上限，并進一步假設2020年第三、四季度有效需求的同比增速達到與潛在增速持平的6%，容易算出，2020年實際GDP的增速應該在2%和2.4%之間。
在假設2020年消費增速大致等于GDP增速、凈出口對GDP增速的貢獻為零、第二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為零、2020年通貨膨脹率為1%的前提下，可以發現為實現實際GDP2.4%的或名義GDP3.4%的增長目標，2020年下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需要實現雙位數的增長。不僅如此，考慮到2020年下半年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和“其他”投資的增速都不可能很高，為實現固定資產投資的雙位數增長，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還必須顯著高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不難看出，實現實際GDP增速2%到2.4%的目標難度很大，遑論實現GDP名義增速5.4%的隱含目標。
民生保障如何紓困托底？
《財經》：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業問題被提到最突出的位置，在未明確提出GDP增長目標的同時，政府提出了900萬新增就業的目標。您怎么看待就業目標和增長的關系？
余永定：2015年到2019年就業人口大致都是7.7億左右，城鎮就業都是4億多，變化不大。疫情暴發對中國就業形勢的沖擊是嚴重的。對比2019年底4.4億的城鎮就業。2020年4月份城鎮就業是4.23億;根據統計局數據，同期調查失業率為6%，也就是說失業人數是2700萬。值得注意的是隱性失業的增長。許多人沒有失業，但也沒上班，或者上班沒活干。這些都是隱性失業。2020年3月份隱性失業人口一度達到7611萬，失業加上隱性失業的人口更是高達1.022億。令人寬慰的是，失業和隱性失業人口的急劇增加，是疫情沖擊的結果，一旦生產恢復，形勢就會很快好轉。事實上，隱性失業人口在4月份一下就降到1480萬了。
把解決失業問題作為重要政策目標是完全正確的，反映了政府對民生的關注。但也不必把經濟增長目標和就業目標對立起來。認為不應強調經濟增長，而應強調就業的觀點則值得商榷。從就業增長目標出發來確定其他目標是十分困難的。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中國，就業統計是所有經濟統計中準確性最難掌握的，例如，2020年一季度登記失業率竟然低于2019年同期。這不可能。中國存在大量的流動性很強的農民工，你很難把他們統計上去。僅僅因為統計方法的不同，2019年城鎮登記失業和調查失業就差出了765萬。在不提增長目標的情況下，單提就業增長目標，很容易導致工作出現偏差。
脫離經濟增長談穩就業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就業問題變成失業救濟和降低勞動效率問題。沒有增長的新增就業只能新增隱性失業，是人均收入的下降?？藦娍偫碚f得非常對，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沒有發展，沒有經濟增長，其他所有問題，包括就業問題，都無法解決。
余永定。圖/IC
《財經》：目前盡管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恢復增長階段，但疫情的后遺癥依然存在，除了盡快恢復生產創造就業，依然會有相當數量的勞動人口處于失業或隱性失業狀態，依然存在大量紓困工作要做。您如何看待紓困問題？紓困和刺激消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余永定：在抗疫紓困階段，中國老百姓主要靠三件東西渡過難關。第一是靠儲蓄。在疫情期間，許多失業人是靠動用儲蓄維持生活的。第二是靠中國的社保體系。我們的失業保險、低保、農村低保、精準扶貧政策等都發揮了一定作用。政府也發放了一定數量的臨時性紓困資金。第三是農村的蓄水池作用。疫情期間恰好是春節長假期間。春節期間農民工回到了農村和家人共度時艱，對緩和抗疫期間的失業問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2020年一季度，2600萬-2700萬城鎮勞動人口失業，按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說法，在這期間領取失業保險金和一次性生活補助金的人員合計只有237萬人。這些情況實屬匪夷所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指出，中國失業保險體系存在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失業受益率”過低，也就是領取失業金人數占失業人數的比例太低。第二個問題是參保的受益率也很低。領取失業金人數占參保人數的比例持續下滑。第三個問題，失業保險基金累計結存越來越多?，F行失業保險制度下，交錢的人越來越多，領錢的人群規模變化不大，于是失業保險基金累計結存逐年增加。如何進一步完善社保體系，特別是失業保險體系是現在面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協同配合
《財經》：目前經濟學界在實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問題上的分歧似乎明顯減少了。您認為2020年下半年執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余永定：宏觀經濟政策必須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調整。在2019年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在武漢封城之后主要問題是供給沖擊。目前我們又回到原點：有效需求不足。
在紓困階段，政府采取的財政措施包括：減稅降費，三項社保繳費階段性免征、半免征、緩征，財政貼息，兜底采購雙重政策，鼓勵重點醫療物資生產，安排疫情防控資金，安排救助補助基金，等等，這些政策都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在現階段，除繼續紓困之外，政策重點應該轉向刺激經濟增長。而重點的重點應該是為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貨幣政策則應該支持財政政策，為擴張性財政政策創造寬松的貨幣環境。
根據政府所公布的數字，2020年計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21.03萬億元，包括三塊，一個是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還包括一塊是調入、結轉資金。這三塊數字加起來是21萬億元，是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看一般公共預算入不敷出量就是3.76萬億元。但實際上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還包括了調入、結轉資金一項，過去幾年的結余轉到今年了。如果扣除3萬億元調入、結轉資金，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只有18.03萬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減當年全國實際財政收入是6.76萬億元。財政部長劉昆先生特別強調了這點。財政收入是通過稅費等方式把購買力從社會中提取出來，會起到抑制經濟增長的作用。財政支出是花錢買東西，對經濟增長有刺激的作用。赤字代表了凈刺激，由于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有3萬億元并不是從今年的購買力中抽出來的，所以今年財政預算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應該是6.7萬億元，不是3.76萬億元。政府性基金里有些入不敷出的差額實際上也是財政赤字。
按中國的財政赤字定義，中國財政赤字由2019年的2.8%上升到3.6%;按世界銀行的廣義財政赤字定義，中國2020年財政赤字由2019年的7.3%上升到11%。對比2009年執行“四萬億刺激計劃”時2.7%的財政赤字率，不能不說2020年中國財政刺激的力度是很大的。當然，也應該看到，2009年“四萬億刺激計劃”資金的主要來源是銀行貸款，當年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來自貨幣政策而不是財政政策。
赤字率是財政擴張程度的最重要量度，但同樣的赤字率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同的刺激作用。而這種刺激作用的大小同財政預算結構密切相關。同樣的赤字，增支同減收（稅收）效果不同。同樣的支出和收入，特別是支出，如果結構不同，效果也不同。根據財政部的說明，2020年赤字比上年增加了1萬億元、同時新增特別國債1萬億元。其中新增赤字中的9500億元是中央給地方的轉移支付，主要用于解決抗疫紓困問題。新發行1萬億元特別國債也是主要用于抗疫紓困。中國現在已經基本度過了抗疫、紓困階段。雖然依然存在紓困問題，但紓困應該通過發揮社保體系的作用來實現。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主要目的應該是支持基礎設施投資，創造“擠入”效應，帶動企業，特別是私人企業投資。
剛才已經提到：為了實現實際GDP增長2%-2.4%或名義GDP增長3%-3.4%的目標，2020年下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必須超過雙位數，而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必須明顯超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還難以判斷2020年基礎設施投資的數量是否已經能夠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
在疫情期間，中央銀行采取了一系列傳統的貨幣政策來抗疫紓困，特別是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在疫情期間，央行主要采取的貨幣政策措施包括：公開市場的逆回購;降低MLF利率，引導LPR爆價下行;發放低成本專項再貸款;定向降準;降超準備金率等等。
公開市場的逆回購可以壓低銀行間貨幣市場利息率，進而影響銀行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除了MLF，向商業銀行提供中期再貸款影響商業銀行的LPR，央行還有其他一些政策工具。如眾多基準利息率、專項再貸款、準備金率等等。
在疫情期間，央行執行了寬松的貨幣政策，為抗疫紓困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易綱行長最近表示，2020年下半年貨幣政策還將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裕，預計帶動全年貸款新增近20萬億元，社融規模增量超過30萬億元。
2020年下半年央行面對的一個重要挑戰是如何配合財政部使國債得以順利發行。2020年政府計劃新發行政府債券的總額是8.51萬億元。如果再考慮到置換債券和再融資債券的發行、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幫助地方政府把融資平臺債務轉換為規范的政府債券以及地方政府專項債的發行，2020年國債發行量可能明顯高于往年。此外，還應該考慮到如果2020年名義GDP無法實現5.4%的增速，財政狀況會因財政收入的減少而急劇惡化。
2020年政府債券的大規模發行，有可能導致國債收益率的上升從而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并使日后國債發行難以為繼。因此，在財政部進行大規模國債融資（向公眾和商業銀行出售國債）的時候，央行應首先嘗試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降低準備金率），釋放流動性，抑制擠出效應。
受法律限制，央行無法直接從一級市場上購入國債。如果盡管有傳統寬松貨幣政策的配合，國債融資依然導致國債收益率曲線的上移，央行就可以考慮擴大公開市場操作規模，由央行從二級市場買入商業銀行從一級市場買入的國債，實行中國式“量寬”：在財政部通過一級市場向公眾出售國債的同時，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從商業銀行購入等量國債。
《財經》：剛才討論的都是宏觀經濟問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您有什么建議？
余永定：我的專業是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因而我主要關注的是短期問題，而在討論短期問題時，要事先假定體制和結構是給定的。
但是，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只是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之一，任何重要經濟問題的最終解決，都離不開體制和結構的改革以及調整。例如，地方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就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地方官員懶政、怠政或亂作為，再好的宏觀經濟政策也無法保證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總之，如果我們在繼續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的同時，采取強有力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并輔之以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們應該能夠克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沖擊，在2020年下半年取得良好的經濟實績。
我國失業統計問題論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學科邏輯起點是學科研究中最基礎、最本質的一環，對學科的邏輯起點厘定不清將阻礙學科的發展。我國高職教育在高等教育領域中日益占據重要地位。當今高等教育學界僅有對高等教育邏輯起點的籠統闡述，并未對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進行區分。文章通過文獻分析法對高職教育的生源質量、培養目標和辦學定位等進行研究，并通過區分高深知識和專門知識，發現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并不符合 “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并得出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專門知識的教與學”的結論。
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邏輯起點;專門知識的教與學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教育事業也實現了空前繁榮。自1999年，我國高校開始擴招，高等教育大眾化初見端倪。關于高等教育邏輯起點的問題，學界較為認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薛天祥教授提出的“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 [1]。從薛天祥教授提出這一觀點，我國高等教育又經歷了近三十年的發展，高等教育實現了由“精英教育階段”向“普及化教育階段”的跨越式發展。因此，對高等教育邏輯起點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精細化研究，以促進新時代高等教育的發展。
目前，高等職業教育日益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重視，技術人才日益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教育部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從教育結構看，經濟建設急需的大量職業教育未得到良好發展，這表明了國家開始意識到高職教育對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作用和發展高職教育的決心。在促進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環，高等職業學校承擔起了重要的責任和使命。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從數量和質量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2018年我國高職（?？疲┰盒＃?418所）在普通高等學校（2663所）中的占比超過50%，成為高等教育不可忽視的部分 [2]。根據馬丁·特羅對高等教育階段的劃分，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15%-50%、50%以上分別為精英高等教育階段、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和普及化高等教育階段。據統計，在我國高校擴招的第一年（1999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僅10.5% [3]，這表明在高校擴招之初我國高等教育處于精英教育階段。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到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高達51.6%，較上一年增加了3.5個百分點 [4]。表明我國自2019年正式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叭窠逃薄捌占敖逃背蔀槲覈聲r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特點，高等教育民主化得到深化和升華。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對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進行精準化研究，須對其邏輯起點與固有的普通高等教育邏輯起點進行區別，以更好促進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一、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地位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來，“全民教育”理念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在這一背景下，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是快速普及高等教育的重要環節。教育部亦多次發文促進高職教育的發展。譬如，2019年國家發布《教育部 財政部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指出要通過創新服務平臺等方式為職教的改革和發展培養高素質技術人才，使職業教育成為國家戰略和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2019年5月，發布的《教育部關于深入學習貫徹<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指出，要通過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提高技術人才培養質量等方式改革職業教育，提升職業教育的辦學質量 [5]。為此，文章研究整理了1997年-2017年我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并繪制成表1。
由表1可知，我國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數呈上升趨勢，為更清楚、直觀地看出我國高等院校招生人數變化趨勢及速度，根據表1繪制圖1：1997-2017年我國普通高校招生折線圖。由圖1可知，我國高等院校招生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1999-2005年，我國高等院校招生總人數呈直線上升，增長迅速，而普通?？圃盒Ｔ谄渲谐洚斄酥髁姷慕巧?。究其原因，1999年我國高校擴招，高校招生人數顯著增加。在這一背景下，?？圃盒＋@得了良好的發展契機，其招生人數曾一度超越本科院校。2005年后，我國普通高校招生增速雖有所放緩，但依然呈上升趨勢。在普通高校中，從招生人數看，本科生與?？粕髡及氡诮?，平分高等教育之秋色。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高職（?？疲┙逃谖覈叩冉逃姓紦蝗莺鲆暤闹匾匚?。
而本科教育與?？平逃谄渑囵B目標、教育年限、專業設置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在探究高等教育邏輯起點時不能一概而論、搞“一刀切”的做法，應分別對兩者進行研究。
二、現有高等教育邏輯起點評述
關于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這一問題，學界較有影響的是薛天祥老先生論及的“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闡述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須首先厘清“高等教育”和“邏輯起點”二者的概念。
（一）概念闡述
1. 高等教育
關于高等教育的界定，學界目前還沒有統一的認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用教育大辭典》、潘懋元教授、薛天祥教授等都對其進行了界定。文章采用潘懋元老先生的定義：“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礎之上的具有專業性質的教育，其目標是培養各種專門人才，對象是身心發展趨于成熟的十八歲以上的青年 [6]?！痹谂讼壬亩x中提到高等教育的三個特性：一是高等教育的入學資格或條件，即完成普通教育之后。二是關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齡界定：18歲以上。三是高等教育培養目標及性質：培養專門人才的專業性教育。
2. 邏輯起點
我國關于邏輯起點的研究肇始于改革開放，隨著各門學科的發展與進步，學科的“邏輯起點”問題開始受到學界的關注，學者們企圖通過邏輯起點的研究與探討搭建起學科的科學理論體系。1986年，洪祥生教授發表的《教育學科學體系的邏輯起點芻議》較早研究了教育學學科邏輯起點，指出“知識的傳授是教育學的邏輯起點” [7]。此后，學界掀起了討論教育學邏輯起點的熱潮。關于邏輯起點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薛天祥教授。薛教授認為，學科邏輯起點應滿足下述條件：其一，學科邏輯起點是該學科教育活動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現實存在。其二，學科邏輯起點與其教育活動的歷史起點一致。其三，學科邏輯起點蘊含著該學科尚未開展的全部概念的豐富性。 [8]紀成龍博士亦指出，學科“邏輯起點規定著學科理論體系的研究對象和本質，具有抽象性、唯一性，是對整個學科理論體系的基本問題做出回答的關鍵概念?！?[9]由此，可將學科邏輯起點視為對學科中最基礎問題的回答，是抽象的、唯一的，與該學科教育緊密聯系的，具有指導學科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的雙重價值。
（二）薛天祥教授關于高等教育邏輯起點的認識
薛天祥教授同潘懋元教授等老一輩高等教育研究者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我國第一部由潘懋元先生主編的《高等教育學》（1984），薛天祥教授就參與其中的編寫工作，次年薛天祥先生即出版《高等教育學》（1985）?？梢哉f，薛天祥先生的《高等教育學》是在吸收潘懋元先生《高等教育學》的原理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建立的關于高等教育學的新的學科體系。
薛老先生認為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是“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原因如下：“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圍繞著學生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現象，經抽象概括，它又成為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中最抽象的概念，應是理論體系中的邏輯起點?！倍案呱顚ｉT知識的教與學”恰好符合“高等教育活動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現實存在;且與高等教育活動的歷史起點一致;并蘊含著高等教育學尚未展開的全部概念的豐富性”三個條件 [8]11-16。同時，薛老教授認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完全中等教育基礎之上學術性與職業性相結合的專業教育 [8]56-60。即學生在接受完全中等教育之后進入高校求學，無論其高校的水平層次如何、專業如何，均是接受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育。且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引領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的若干意見》（2011）中指出，高等職業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重性質。因而，可以推斷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構成部分。由此，又可推斷薛天祥教授認為高職教育亦是“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但方澤強博士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出，“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除研究型大學外，還有大量應用型和職業大學，前者（研究型大學）的確是研究高深知識的機構，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可作為其邏輯起點，但后兩者卻不具有研究高深知識的功能，不能將高深知識作為它們的邏輯起點” [10]。方澤強博士通過分析高等教育的層次、類型，說明在研究型大學中可將“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作為其邏輯起點，但對應用型大學和職業大學將此作為邏輯起點提出了質疑。
在研究型大學中，著重于知識的生產，高深知識確是其邏輯起點。但在眾多的應用型大學和高職院校中，是否可以將高深知識作為其邏輯起點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毫無疑問，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國高等教育處于精英教育階段時，薛天祥教授將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界定為“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在指導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確定、教學方法的選擇、教材的編寫等方面發揮了極大作用，促進了當時高等教育的發展。而如今，在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的時代，在普通高等教育與高職教育各占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情況下，若仍沿用薛天祥教授關于高等教育邏輯起點的界定，勢必會導致高等職業教育定位不清，并阻礙其發展。因此，有必要對普通高等教育與高職教育進行區分，分別探究其邏輯起點，以推動高等教育明確定位、分類指導、多元發展。
三、高職院校生源質量問題探析
探究高職教育生源質量問題，必須明了其生源渠道。在我國，學生進入高校求學最普通、最常見的方式是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即“高考”，達到本省劃定的?？婆尉€及以上，方能填報志愿并被高校錄取。此外，還有兩種輔助渠道可以幫助學生進入高職院校：初中生的“3+2大?！蹦Ｊ?、高中生的單獨招生方式。
（一）“3+2大?！苯逃Ｊ?/p>
“3+2大?！苯逃且环N中專院校與大專院校聯合辦學的模式，學生經三年中專學習后，再到聯合所辦的大專院校學習兩年，畢業可獲得大學?？茖W歷?！?+2大?！苯逃Ｊ绞菫槌踔挟厴I生提供的進入高校的一種教育方式，與經高考進入高校的方式相比，“3+2大?！苯逃Ｊ绞芙逃晗薅?，僅需5年即可獲得大學?？茖W歷，而普通教育模式則需經3年高中教育和3-5年高校教育才可獲得大學?？苹虮究茖W歷。同時，對就讀于此模式的初中畢業生來說，無須參加中考，無須為緊張壓抑的中考所困擾，亦無須經歷課業負擔繁重的普通高中即可優先獲得進入大學的入場券。因此，從受教育年限和學業負擔兩方面看，此模式具有“彎道超車”的意味。但由于“3+2大?！苯逃Ｊ降臏嗜霔l件寬松，就讀于此模式的學生大多是沒有能力或條件接受普通高中階段教育的初中畢業生。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此教育模式的生源多是初中學困生，即此教育模式的生源質量較差。
（二）單獨招生模式
為提升高職院校教育質量，2011年教育部在發布的《關于推進高等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引領職業教育科學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要“改革招考制度，探索多樣選拔機制，完善‘知識+技能’的考核辦法，穩步開展綜合評價錄取新生的招生改革試點?！痹撐募某雠_意味著高職院校在考試招生改革方面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高職院校能夠通過多樣性、更靈活的考核方式考察學生的綜合能力，獲得更多高質量生源。但由于教育部將高職院校的招生權力更多下放到高職院校本身，可能導致某些高職院校為了獲得更多生源、增加學校的招生人數，追求經濟利益而產生對報考學生考核的形式化、走過場的弊端。高職院校對學生考核的隨意性又將導致高職院校生源質量良莠不齊甚至下降的現象。因此，高中階段通過單獨招生方式進入高職院校的生源質量亦不高。
（三）高考進入渠道
經高考達到相應分數線進入高職院校是其招生的主要渠道，也是保證高職院校生源質量的“最好方式”。但針對這一渠道的生源質量仍需要探討。高考劃定的各個批次分數線具有人才分流的作用：優質學生進入優質大學，而成績較差者只能放棄學業或進入普通高校求學。優質大學因其具備一流的師資設備，且招收的是學習能力強、學習自主性高，即學習成績優異者，因而師生雙方都具備進行高深專門知識教與學的能力和條件。而一些普通高校特別是?？圃盒s不具備這一水平和條件。下面以北京市近五年高考各批次分數線的劃定情況為例探究高職院校生源質量。
由表2可知，北京市近五年高職批次錄取文理科分數線均在120-150分，僅占高考總分（750分）的16%-20%。根據表2數據可得出：近五年來，北京市高考文、理科本科一批與高職批平均分值差分別為426.4分、394.4分，差距巨大。此外，據調查，北京市近五年來高考文、理科選擇題分值分別是399分、279分，在占總分中的占比分別高達40%、37%。因此，態度端正、智力正常者達到高職批次分數線可謂輕而易舉。
綜上所述，現如今在高職院校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魚龍混雜的情況，一些高職院校存在片面追求學生數量、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關注學生質量、教育質量的現象。并且以上三種進入高職院校的方式均無法保證生源質量，因而高職院校的生源質量普遍低于本科教育。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高職院校生源質量差導致其不具備“高深知識教與學”的能力和條件，因此高職教育不能以“高深知識的教與學”作為邏輯起點。
四、新時代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
通過上述分析發現高職學生不具備接受高深知識的能力和條件，而目前高職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占據半壁江山，具有重要地位。由此，研究高職教育新的邏輯起點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而分析高職教育邏輯起點須首先區分高深知識與專門知識。
（一）高深知識與專門知識
最早論述高深知識的是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他指出，“只要高等教育的范圍僅限于高深知識，學院和大學的課程就會因為太難、太不令人感興趣而無法吸引大多數學生?！?[11]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高深知識與精英教育是劃等號的。即只有在高等教育精英階段，高等教育的內容范圍才能僅限于高深知識，而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內容范圍無法僅限于高深知識。而目前我國已進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階段，通過布魯貝克的觀點可知，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絕不僅限于高深知識，否則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普及化的階段性劃分就沒有意義，不能指導差異性的高等教育形態。
專門知識是關于某一專門領域的知識，專業教育是一種建立在專門知識基礎上的給予學生職業能力、崗位發展的教育， 它隨社會的發展、知識的深化和學科的分化而產生， 為學習者從事某一領域工作所需知識和技能做準備。主要目的是使學生獲得一定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以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 為其謀生做好準備 [12]。所以，專門知識的教育是一種適應社會、為學習者謀生做準備的教育。關于職業教育，布魯貝克也提到，“怎樣對待職業技術教育、普及教育、補償性中學后教育？弗萊克斯納（1930）對這些教育不屑一顧，因為他們缺少深奧的思想內容?！?[13] 可見，布魯貝克將職業技術教育、普及教育和補償性中學后教育歸為一類，因為它們都缺乏深奧的思想，即高深知識。
通過上述關于高深知識與專門知識的分析，可以看出高職教育并非高深知識的教育，而是專業（專門）知識的教育。
（二）從培養目標和辦學定位審視高職教育邏輯起點
通過上述分析得出，薛天祥教授關于高等教育“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的邏輯起點具有高度抽象性和過于籠統，無法適應當下高等教育多樣化、普及化的發展現狀。尤其是在高職教育領域，因其生源質量差而不具備進行“高深知識教與學”的能力和條件。而高職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領域占據“半壁江山”，對高職教育邏輯起點的清晰界定將為我國高職教育提供理論基礎，為國家建設提供更多高質量的技術人才，為推進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以服務發展為宗旨， 以促進就業為導向”是現代職業教育的新理念。新形勢下，面對“中國制造2025”“工業4.0”“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對高職教育培育技術人才的新要求， 其使命是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高素質技能人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人力、智力保障 [14]。
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指出，到2020年要形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重點提高面向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的人才培養能力 [15]。2019年教育部、財務部聯合印發的《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指出，“雙高計劃”即高水平的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是以價值為導向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國家戰略、融入區域發展和服務產業升級是其重要的政策信號 [16]。且張蘊啟在面對高職教育時談到，“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職院校承擔著培養實用型人才的重要責任?！?[17]同時，在高職教育領域內出現了“企業辦學”現象，即企業通過辦學，“自產自銷”的方式培養本企業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具有對口性強的特點。
由此，通過區分高深知識和專門知識，從國家層面看待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從高職院校本身談及其辦學定位，高職教育都是為培養國家和社會需要的實用型技術人才。因此，“專門知識的教與學”才是新時代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
五、結語
綜上所述，將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界定為“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發展我國高等教育起到過積極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具有高等教育發展階段性的痕跡。薛天祥先生對高等教育邏輯起點的判斷已不能完全適應當今高等教育多樣化、普及化的發展特征。面對高等職業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占據越來越重要位置的情況，對高等教育邏輯起點一概而論將阻礙高等教育的發展。因此，區分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才能為二者提供更適宜的理論基礎，才能促進高等教育整體的發展。我國普通高等教育的邏輯起點應是薛天祥教授指出的“高深專門知識的教與學”，而高職教育的邏輯起點應是“專門知識的教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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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稿人：李福華，淮北師范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王強）
我國失業統計問題論文范文第3篇
一、新時期失業保險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一) 失業保險的覆蓋人群過窄
根據法律規定, 我國失業保險的覆蓋面主要是城鎮企事業單位及其職工。然而在實際的政策實施、操作過程中, 民辦非企業單位、個體工商戶等群體購買失業保險的比例很小, 同時失去土地的農民、市場的新增勞動力、沒有記錄在冊的失業者等等也沒有被覆蓋到。除此之外, 在領取失業保險金上的嚴格限制, 也使得很多失業的人得不到保障, 失業保險金的實際效用范圍狹窄。
(二) 失業保險金沒有考慮行業、企業差異性, 繳納水平“一刀切”
我國失業保險金的繳納原則是, 按工資的百分比進行繳納, 其中單位承擔工資總額的2%, 個人承擔工資總額的1%。從繳納水平上來看, 失業保險金的繳納水平呈現“一刀切”的狀態, 沒有區分各行各業的不同情況。對于效益好、工資高、勞工群體穩定的企事業單位, 本身失業風險較小, 反而需要繳納更多的費用;而那些因為工資低、勞動力頻繁更換、失業風險更大的行業企業, 繳納的費用反而低。這種繳納主體與受益群體的結構錯位, 會導致繳納主體的積極性不高, 扭曲市場機制, 加重企業的負擔, 降低經濟效率。失業保險的覆蓋群體和真正需要保障的群體發生了錯位, 產生了結構性失衡, 不僅沒有促進就業, 反而造成了消極的經濟效應。
(三) 失業保險在給付層面的缺陷
1、賠償保金的給付標準由政府統一確定, 根據繳費年限劃分金額的高低。原來工資高的人, 繳費金額也高;工資低的人, 繳費金額也低, 但是領取失業保險金時, 卻享受了同樣的補助金額, 沒有區分差異性, 有失公平。2、在給付待遇上設計較為籠統, 主要包括生活補助金和培訓費用兩部分, 但是在培訓費用上沒有體現個體的差異性, 而是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支付, 這樣導致的后果是, 對于教育基礎好、學習能力強的人, 存在資金浪費的現象;對于年齡大學習能力差、沒有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 又往往因為培訓難度大而資金不夠。
(四) 失業保險在促進就業方面作用甚微
而我國的失業保險制度由于不完善, 在這方面存在著許多問題, 其救濟的色彩更加明顯, 而對于促進就業方面的作用發揮不大。具體表現在兩個維度:1、資金支出上, 它的主體仍是單純的生活保障金, 在職業培訓和促進再就業方面的百分比很小;2、制度設計上, 對再就業培訓制度的設計籠統粗糙, 沒有實現項目細分, 也沒有實現社會化、市場化運營, 沒有建立對培訓成效的績效考評和追蹤機制等等。
二、新時期失業保險的發展對策
(一) 擴大失業保險的覆蓋人群
失業保險的覆蓋面窄, 一方面是由于制度設計的不足, 對此, 我們應當在制度設計上更加靈活, 考慮那些工作不穩定的勞工群體, 將他們繳費時限適當縮短, 或者推行個人參保制, 將他們納入失業保險的保障人群內?？紤]市場的新增勞動力的就業情況, 對這些群體更側重于提供就業信息和就業培訓等方面的保障。對于實行勞動合同制的農民工, 可以將他們將“連續工作滿一年”的申領標準放松, 改為累積時間。另一方面, 也要加強對公民失業保險意識的宣傳, 鼓勵公民積極參保, 樹立權利意識, 及時申領保險金。
(二) 建立更加靈活的征繳標準
首先, 在確定繳納標準時要考慮不同行業的離職風險差異性。對于失業風險低的行業, 實行較低的繳費標準;反之實行較高的標準。其次, 細化到企業上, 可以考察不同企業的人員流動性, 經常裁員的企業需要繳納更多的失業保險金, 而那些人員穩定的企業則負擔較小。更加靈活的征繳標準, 會促使企業從源頭上不會輕易解雇員工, 從而起到了預防失業的作用。
(三) 強化促進就業、預防失業功能
在保險金的設計上, 首先, 可以將失業保險金的領取由每月等額領取改為隨時間而遞減, 從而增強失業者重新尋找工作的刺激。其次, 在發放失業保險金時, 可以將未支付的失業保險金, 按比例抽取一部分作為獎勵, 發放給提前就業的人, 從而鼓勵他們積極尋找工作, 打擊了依賴保險金而拖延找工作的行為。最后, 對愿意從事工資水平較低、社會地位較低等職業的人群一定的補貼。
在給付服務的完善上, 建立勞務介紹機構, 完善職業介紹服務, 失業者可以進行職業意愿和自身能力信息登記, 需要招工的企業對所需職工類型進行發布, 然后建立自動化職業匹配系統, 匹配成功后協助雙方的接洽, 以及開展相關深入專業培訓, 實現一體化的就業扶助體系。
(四) 擴大基金的支出渠道和規模
目前我國的失業保險基金資金大量沉淀, 發揮作用有限, 產生了大量的累計結余。因此需要擴大保險基金的支出渠道和規模。首先, 除了發放給失業者的生活保障金以外, 還應當添加對積極就業者的獎勵補貼;在企業運營不景氣時, 可以考慮適度延緩對保費的繳納。其次, 在給付服務中增加對再就業的資金投入, 促進就業培訓的社會化、市場化, 構建職業匹配信息系統等等。
摘要：本文主要將社保制度中的失業保險作為考察對象, 在追溯本國相關制度的發展脈絡之后, 提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和挑戰, 主要有以下幾條:一是覆蓋人群過窄, 二是繳納水平“一刀切”, 三是給付層面存在缺陷, 四是促進就業功能弱, 五是基金盈余與保障效用沒有充分發揮的矛盾, 并據此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社會保險,失業保險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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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失業統計問題論文范文第4篇
一、我國失業問題現狀
(一) 勞動力資源豐富, 實際供給量大, 就業壓力大, 就業形勢嚴峻
由于適齡勞動人口數量的增加, 以及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大, 增速快。有關部門對于農村勞動力的變化趨勢做出科學預測, 預計在今后十年內, 農村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將以500萬, 甚至1000萬的速度大幅增長。高校擴招帶來的畢業生的大幅增長導致高校畢業生失業現象日益嚴重。我國進入新增勞動人口的高峰期, 每年我國新增城鎮勞動力超過540萬, 但就業率低下。
(二) 城鎮失業率上升, 部分工人經濟地位下降, 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目前我國正處于由發展中國家向現代化國家的轉軌時期, 由于企業的深化體制改革, 從而導致我國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增加, 工人階級整體經濟地位下降, 由相對貧困群體陷入絕對貧困群體。由于失業保障制度尚不健全, 失業人員很少, 甚至沒有經濟來源, 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有關專家分析:“這樣就很容易從忍受和沉默跳到極端的反抗, 或是從溫和的抗議方式升級為極端行為, 滋生一系列不利于社會穩定的事件。”
二、我國失業問題原因探討
(一) 勞動力自身因素
一方面, 勞動力供求不平衡。目前, 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雖然受到優生優育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控, 人口出生率有所下降, 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 自然增長快, 勞動力總供給仍然大于總需求, 我國目前每年新增加的勞動力人口達到1400萬, 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機會被人口增長部分抵消, 造成失業人口增加。另一方面, 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勞動生產的質量取決于勞動力的素質, 特別是勞動力的文化程度。隨著經濟的發展, 對勞動者的專業技術能力和文化素質水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許多工作崗位所需要的技能由于勞動力普遍素質偏低而不能勝任。例如生物工程、金融、外貿等行業, 對勞動者的專業技能要求較高, 導致了大量低素質勞動力閑置, 因而專業技術能力不高的勞動者較容易失業。
(二) 結構性失業突出
一方面,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使得勞動力供求不平衡。目前我國正在經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對于舊的工作崗位進行大量摧毀, 雖然產生了一些新的工作崗位, 但產生的速度遠不及摧毀的速度, 并且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并未與勞動力素質提高同步進行, 職位空缺與失業并存, 導致高年齡、低素質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低下, 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使得結構性失業問題突出。另一方面, 由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帶來的就業彈性下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到新階段提出的必然要求, 轉變發展方式, 即要求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而在轉變過程中, 新興產業崛起, 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提高, 對勞動力素質提出新的要求, 但無法在較短時間內培養出適合該產業的勞動力, 出現了高增長、低就業的現象, 經濟增長沒有起到很好的帶動就業的作用。
(三) 體制轉型深化、高校擴招帶來的詬病
一方面, 隨著我國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轉型深化, 大量體制性冗員不斷釋放。在計劃經濟時代, 我國實行工資低, 就業率高的權利—福利型就業制度, 許多單位冗員多, 結構臃腫, 生產和工作效率明顯低下。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推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 隨著改革轉型的深化, 大量體制性冗員不斷釋放, 產生了大批量“失業大軍”。另一方面, 高校擴招導致畢業生大幅增加。屬于高素質群體的大學畢業生, 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 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和專業素養, 受教育程度也較高, 但由于高校擴招導致畢業生大幅增加, 城鎮新增工作崗位遠遠不及高校畢業生增長的速度。除此之外, 畢業生在所學專業與市場需求間存在矛盾, 由于受到所學專業的限制, 往往出現“僧多粥少”的現象。因而競爭壓力逐年增大, 就業率下降, 就業形勢不容樂觀。
三、完善我國失業問題的對策建議
(一) 加快經濟發展, 擴大就業崗位, 增加就業機會
首先, 積極發展經濟和調整結構, 堅持發展經濟與促進就業互動。經有關專家測算, “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每提高一個百分點, 就可以增加幾百萬個就業崗位, 在經濟增長速度停滯或回落的條件下, 再多的促進就業措施也是于事無補。”因此, 加快經濟發展, 以發展促進就業, 擴大就業規模, 改善就業結構, 保持國民經濟的長期繁榮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其次, 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有利于擴大就業的新行業、新產業。據全國工商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稱, “我國非公有制企業已經成為促進就業的主要渠道”。最后, 推進小城鎮建設和加快縣域經濟發展。推進小城鎮建設, 促進鄉鎮企業發展, 并在政策、資金和技術上給予幫助, 能夠擴大農村就業空間, 增加就業崗位, 吸納更多剩余勞動力, 有利于社會就業形勢的好轉, 為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提供廣闊的前景。
(二) 提高勞動者素質, 控制人口增長
勞動者素質是解決失業問題考慮的必備條件, 因此必須提高勞動者素質, 加強勞動者職業技術培訓, 增加對教育的投資力度, 提升就業能力。根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 教育和職業培訓對于提升人們的就業能力、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我國城鎮登記的失業原因, 多半都是由于文化水平偏低。文化水平低下, 成為制約失業人口再就業的瓶頸之一。因此, 發展教育和培訓事業, 增強勞動者的就業再就業能力, 是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解決失業問題、縮小兩極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再者, 控制人口增長, 尤其是農村人口增長。我國人口基數大, 增長快, 是造成失業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推行計劃生育政策, 提倡優生優育, 有利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和提高勞動力素質, 是解決我國勞動力供求不平衡的有效途徑。
(三) 推進就業體制改革創新, 做好失業保險和再就業工作
首先, 統籌城市就業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造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因素是農村人口增長過快, 這對農村和城鎮勞動力就業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 要加速城市化進程, 控制人口增長, 建立一個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 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 并健全覆蓋城鄉的就業服務體系。其次, 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推進再就業工作。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解決失業問題的關鍵。社會保障為失業人員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培訓服務, 有利于推進再就業工作, 并為其再就業創造條件。同時, 政府應建立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完善面向所有困難群眾的就業援助制度。最后, 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鼓勵和引導大學生面向農村, 面向基層, 到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就業。同時, 轉變高校畢業生就業觀念, 鼓勵和支持大學生自主創業, 以創業帶動就業, 并為高校畢業生創業提供“一條龍”服務。
(四) 鼓勵勞動者自主創業、自謀職業
一方面, 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 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針。創業不僅使創業者自己實現就業, 還可以通過發展多元化創業主體和多種創業形式, 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 帶動更多的人就業。另一方面, 要完善支持自主創業, 自謀職業政策, 加強就業觀念教育, 營造自主創業的社會環境。針對中國勞動力的特點進行思想觀念的轉變、新型就業觀的教育, 使之首先從思想上適應當今社會的變化。失業人員本身也需要轉變觀念, 改變以前坐等國家政府補助的態度, 積極尋求再就業途徑。同時, 運用好財稅, 金融政策, 增加融資渠道, 放寬市場準入限制, 加強技能培訓和信息服務, 積極培育創業主體, 使更多勞動者成為創業者, 推動創業型社會建設, 擴大就業容量。
摘要：目前, 失業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非常突出的也是全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在我國, 一旦失業率達到一定程度時, 容易滋生一系列不利于社會穩定的事件。所以, 失業問題就成為了制約經濟發展、影響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失業,現狀,成因,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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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向升.中國失業問題理論解析及實踐[J].視野, 2009, (03) .[5]李向升.中國失業問題理論解析及實踐[J].視野, 2009, (03) .
[6]彭人哲.中國失業問題現狀及對策[J].經濟研究導刊, 2008, (15) .[6]彭人哲.中國失業問題現狀及對策[J].經濟研究導刊, 2008, (15) .
我國失業統計問題論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國的保險制度歷來都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關于失業保險更是人們所聚焦的問題，本人從立法的角度，對失業保險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關鍵詞：立法；失業保險；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失業保險制度從無到有、從建立到不斷發展，對國有企業改革和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99年，國務院發布的《失業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在總結我國以往失業保險經驗的基礎上，適當借鑒國外有益做法制定的法律文件，雖體現了一定的普遍利益，但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一、我國失業保險立法之不足
(一)失業保險覆蓋范圍應包括失地農民。根據《條例》第2、21、32條的規定來看，《條例》的適用范圍具有如下特點：其一，是城鎮的職工；其二，不同類型的企業：其三，事業單位的職工；其四，農民合同制工人被“半納入”失業保險制度；其五，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將統一的失業保險制度擴大到社會團體及其專職人員，民辦非企業單位及其職工，有雇工的城鎮個體工商戶及其雇工。而“失地的農民”卻被排除在外。農民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工作，對于失地農民，應建立以“經濟補償、失業保險、就業提供”一體的新模式，讓失地農民充分享有與城鎮失業職工同等的待遇，其中失業保險就是解決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有效途徑之一。
(二)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難以認定勞動關系。勞動合同的簽訂是確定勞動關系存在的法定條件。除此之外，
《條例》還進一步明確，失業人員如能享受到失業保險待遇的權利，應持有城鎮企業事業單位為其出具的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的證明。由此可見，一名失業者若能依法享受失業保險金，必須具備兩個形式要件：其一，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著勞動合同關系；其二。所在單位出具的終止或者解除勞動合同的證明·在實踐中，用人單位往往采取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做法，此現象在《勞動合同法》出臺后并未得到改善，在國有企業之外的其他企業、行業尤為突出。由于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使得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在承辦失業人員的失業登記、調查、統計時均不予考慮。失業人員也就不可能在政府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履行法定的失業登記、備案手續；人員最終也就無法獲得失業保險金。
但我國勞動合同制度設計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根據《勞動法》第21條的規定：“試用期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而按照《條例》規定，失業人員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條件之一，即按照規定參加失業保險，須所在單位和本人已按照規定履行了繳費義務滿1年。這樣，用工單位就有可能與勞動者簽汀低于半年的勞動合同，等合同期限即將屆滿時，以種種借口解除與勞動者之間的合同，然后再重新招人。如此規避法律的做法，不僅能使企業支付給職工非常低的工資，而且也可以達到不繳或者少繳失業保險費的目的。
(三)失業保險費繳納存在的問題。實踐中我們發現，從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的角度來講，如果一旦簽訂了勞動合同，就要繳納失業保險費，而繳納失業保險費勢必增加企業成本，這樣就使得企業單位想盡一切辦法逃避繳納失業保險費的法定義務；從勞動者的角度來講，收入相對較低，只能維持日常生活需要，也給本人繳納失業保險費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四)對用人單位法律責任規定的缺失?！稐l例》在第五章“罰則”中僅用4個條文規定了失業人員和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等法律責任。我們知道，我國目前的行政執法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如執法的人情化、執法的利益化、執法的關系化等，如果缺少對行政執法部門的有效監督，那么，執法的公正性就會大打折扣。另外，繳費單位逾期拒不繳納社會保險費、滯納金的，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或者稅務機關申請人民法院依法強制征收。當然，這樣規定的目的，主要是考慮到在我國“強制執行權”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的法定性。
但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倘若勞動保障部門或者稅務機關均未向法院提出申請，那么，失業人員的基本物質保障又從何而來呢?除此之外，對于用人單位不及時向失業人員出具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證明的，用人單位應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
《條例》更是只字未提。嚴重侵犯失業者合法權益，也是屢見不鮮的?？傊?，對于上述立法缺陷，不僅在法理上無法給出滿意的解釋，而且在具體的實踐中也會遇到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眾所周知，繳費單位繳納失業保險費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失業人員的基本生存權利，如果這一目的都無法實現，立法所體現的公平、正義又在哪里呢?
二、完善失業保險立琺的幾點對策
我們知道，失業保險制度的目的是為缺乏就業機會的個人與家庭提供經濟援助，為失業者提供時間尋找合適的工作，同時穩定經濟社會秩序，提高勞動力的有效使用。由此可知，失業保險具有保障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和促進就業的雙重功能?？梢钥隙ǖ卣f，《條例》是在借鑒1988年第75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促進就業和失業保險公約》有關失業保險概念的基礎上，確定我國失業保險的立法目的。該《條例》第1條規定：“為了保障失業人員失業期間的基本生活，促進其再就業，制定本條例?！蔽覀冋J為，只有在明確失業保險制度的目的后，才能進一步對我國目前的失業保險方面的立法進行科學的設計。
(一)失業保險立法的階位急需提升。目前我國制定的有關失業保險立法，主要是以行政法規、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出現，由于立法的不統一，導致在執法過程中十分混亂，其弊端日顯突出：其一，失業保險立法的階位層次低下，不僅缺乏法律應有的強制性，而且執法的標準也不統一：其二，規章、地方性法規的制定多是以維護“部門利益”為中心，而忽略了對弱勢群體利益的有效保護：三，立法的技術性不強，而原則性有余。
(二)將單位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改為社會保險稅對于繳費單位未按規定繳納失業保險費的，行政執法可采取責令限期繳納、加收滯納金、甚至申請法院強制征收的措施。從法律意義上講，這僅是執法措施并非法律責任。責令限期繳納，加收滯納金只是一般的行政執法手段。而申請法院強制征收也只是一道程序的合法性設計，其強制的嚴厲性和制裁的威懾力與法律責任是無法相提并論的。我們知道，法律措施與法律責任是有區別的，法律措施可解釋為針對法律問題而采取的處理辦法，法律責任可解釋為由于違反法律規定而承擔的不利法律后果。前者強調“手段性”，后者強調“制裁性”，是否能將單位繳納的失業保險費改為失業保險稅強制執行而非法律責任。
(三)勞動合同的強制性特點應突出。勞動合同是社會保障的前提和基礎。實踐證明，市場經濟需要勞動合同。2008年1月1日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臺同法》)仍存在許多制度性缺陷，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保護勞動者利益和偏重用人單位利益方面。從合同的訂立、內容、履行、責任、解除等來看，對用人單位來說，是任意性有余而強制性不足；對一個勞動者來說，是強制性有余而任意性不足。究其原因是十分復雜的，歸納起來有：其一t我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現狀，決定了勞動力市場是用人單位市場，而不是勞動者市場；其二，從經濟結構看，目前還是以公有制為主，國企用人往往不是從經濟效益出發，而是從關系出發，從穩定本單位的職工隊伍出發，使得一些國有大企業(如電力、鐵路、水力系統等)招工采取“封閉式”的做法，而沒有采取“開放式”或日“市場式”的做法：其三，企業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還不成熟。我們知道，勞動者的就業或者失業與勞動合同有著密切的關系，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應根據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況，展開勞動合同的立法設計，使勞動者有穩定的勞動崗位，并就防止勞動者失業進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說，在防止失業、失業救濟、促進再就業三者中，應樹立防止失業是關鍵，失業救濟、促進再就業是引導的立法理念。為此，勞動合同的完善與否對防止失業以及失業救濟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我國失業統計問題論文范文第6篇
作者簡介：張書林（1974-），男，山東冠縣人，中共山東省委黨校黨建部副教授，博士；濟南250021
[摘要]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緊迫性、挑戰性、選擇性，構成其現實坐標。就其緊迫性而言，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緊迫需要。就其挑戰性而言，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面臨著來自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堅持群眾路線的動力供給不足、干部的群眾工作水平低、聯系群眾的環境日漸復雜等方面的挑戰。就其選擇性而言，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必須從查擺問題、正視問題、剖析問題、整改問題順序入手，將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根本要求貫穿始終。
[關鍵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現實坐標
2013年6月18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對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進行了全面部署，標志著活動全面啟動。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既有其歷史坐標，更有其現實坐標。就其現實坐標而言，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中央立足黨群干群關系的實際狀況，從密切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現實需要出發而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
一、群眾路線教育的現實緊迫性
我們黨是堅持對歷史負責、現實負責、未來負責相統一的黨。既然如此，從現實維度來審視，黨在十八大后著力組織領導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必然有其現實緊迫性、現實必要性。
（一）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緊迫需要。2013年6月18日，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盵1]承載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民族復興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的高遠理想追求，又與每一個人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爸袊鴫魵w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盵2]這就充分表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國夢的具體承載者、積極實踐者和實際享有者。
因此，實現中國夢，就必須自覺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相一致、教育群眾又要引導群眾前進等基本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必須自覺堅持黨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必須自覺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等等。而在當前我們黨面臨著密切聯系群眾的最大政治優勢被腐蝕、脫離群眾的最大危險不斷加重的情勢下，黨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去實現中國夢，就必須考慮如何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如何進一步加強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問題。由此出發，按照十八大要求在全黨集中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生逢其時、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的重大舉措，就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必須切實抓好的關鍵行動。
（二）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的緊迫需要?！伴_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要把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黨同志的思想和行動中，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使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具有廣泛、深厚、可靠的群眾基礎?！盵1]因此，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的緊迫需要。
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從來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的；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斷保持和強化的。時下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內在地要求我們黨，必須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始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真正成為站在人民前列、時代前列、歷史前列的先鋒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改革、發展、穩定的基本依靠力量，民心向背關系黨的長期執政，關系黨的生死存亡。我們黨要堅定地成長為“兩個先鋒隊”，就必須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否則，人民群眾不承認我們是先鋒隊。要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就必須與人民群眾多聯系、多溝通，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要發揮這樣的功效。因此，開展群眾路線教育使人民群眾繼續擁護和支持黨，黨就有資格繼續成為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從而能夠繼續保持其先進性、純潔性。
（三）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必然要求。從總體上看，全黨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情況是好的，黨群干群關系總體上也是好的。這是主流，必須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隨著各項改革深化所引發的利益格局調整，隨著我們黨面臨的內外部形勢環境的急劇變化，隨著黨的事業發展中的顯性或潛在矛盾、困難、挑戰以及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多，一些黨員干部身上脫離群眾的現象有所抬頭，在有的領域甚至還較為嚴重?！懊鎸κ狼?、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黨內脫離群眾的現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上?！盵1]“四風”在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的表現形態盡管有所不同，但它們都是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都是群眾立場上的搖擺、群眾感情上的缺失、群眾觀念上的淡漠等綜合作用的結果，都是損害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根源。因此，從保持黨密切聯系群眾的最大優勢、規避黨脫離群眾的最大危險入手，我們有必要針對以“四風”為主的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踏踏實實地解決好“四風”問題。因為“四風”問題解決不好，黨群干群關系就不能向好的方向良性發展；“四風”問題解決好了，不僅有利于密切與群眾的關系，同時對黨內和國家層面其他問題的解決也能起到很好的推動、示范作用。
二、群眾路線教育的現實挑戰性
在“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3]（P11）的歷史方位轉換之下，黨所處的現實方位也基本鎖定。長期執政的執政黨、開放執政的執政黨、推崇市場經濟的執政黨、身兼領導黨的執政黨，這在總體上構成黨執政的現實方位。在此方位之下，我們黨堅持和貫徹好群眾路線的政治生態較之以前有了顯著不同，從而在不同層面、程度、維度上對黨密切聯系群眾、堅守群眾路線、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構成現實挑戰。
（一）黨掌握權力與脫離群眾的危險。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善于聯系群眾，執政后的最大政治危險是脫離群眾。保持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規避黨的最大政治危險，就必須堅持走群眾路線，始終保持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黨在執政后出現脫離群眾的危險，根源在于執政后掌握了公共權力。一方面是因為黨掌了權，許多事情借助權力系統、執政行為就能辦到，不需要借助群眾。群眾對黨的必需性降低。另一方面是因為公共權力具有兩面性，既是天使又是惡魔，特別是公共權力具有腐蝕性。如果黨的組織和干部用權不當，黨內的以權謀私、公權私用等腐敗現象就會增加。久而久之，人民群眾對這樣的黨就會產生厭惡情緒，從開始不愿意與黨內的腐敗分子同流合污，進而擴展到從思想到行動全面疏遠黨，甚至最終拋棄黨。
（二）堅持群眾路線的動力供給不足。黨在執政以后，革命戰爭環境“要活命”的聯系群眾內在動力消失，而新的動力系統又遲遲沒有建立起來，這就使黨面臨著聯系群眾的動力供給不足問題。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透視。
1.從黨的生命維護看。黨執政以后掌握了國家機器，靠國家機器完全可以保護自己，同時也完全可以打擊敵人。這就造成了黨事實上離開了群眾也能活命的新境況。由此，相比于性命難保的戰爭年代，自然導致黨聯系群眾的動力不足。
2.從黨的干部政治生命的維護看。在現行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以自上而下為主、以自下而上為輔”的干部選拔任用體制下，黨的干部的政治升遷基本是由領導定，干部的政治利益獲取基本依賴官僚體系。人民群眾基于權力授受關系對干部政治生命的決定權被稀釋，對干部政治升遷及其利益獲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就極易呈現“密切聯系領導顯然要比密切聯系群眾更加劃算”的博弈圖景，從而使得干部聯系群眾的動力嚴重不足。
（三）干部的群眾工作水平低
1.立場不穩。不相信群眾，認為群眾與干部是死對頭，群眾是難纏的刁民；辦事不依靠群眾，完全在那里自導自演、自娛自樂，不考慮人民群眾的感受與期冀；做事不是一切為了群眾，許多時候堅持的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人民”，甚至打著人民的旗號為個人或小團體撈好處。
2.感情淡漠。不能準確及時把握群眾思想動態、情感與情緒，從心底里沒有把群眾當作親人；在工作生活中與群眾接觸較少，即使到群眾中去搞調研也吃不慣群眾飯、睡不慣群眾床，從內心深處認定群眾素質低、不衛生、不文明；對人民群眾的生活疾苦漠不關心，對群眾上訪所反映的冤屈麻木不仁，對群眾急切需要辦理的事情往往能推則推、能拖則拖、能躲則躲。
3.維護群眾利益不力。有的在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中出現了決策失誤、決策偏差，使得決策在實施中損害了群眾利益，對黨群干群關系造成傷害；有的僅僅是站在政府、單位、部門利益的角度，甚至是小團體、個人利益的角度，在征地、拆遷、土地流轉等過程中瘋狂地與民爭利，瓜分土地出讓金、拆遷補償款，從城鄉居民手中低價購地，然后再高價出售給開發商，從中牟取暴利；等等。
4.工作方法欠妥。做群眾工作時存在著“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的問題，不善于運用說服教育、示范引導、管理服務、民主協商和必要經濟手段去做群眾工作。有的堅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堅持“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幣解決”，結果是治標不治本，將“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在群眾工作中過于迷信人治的功效，往往濫用權力，搞強迫命令甚至對群眾進行專政，結果造成群眾越級上訪，釀成群體性事件。
（四）需要重新對群眾進行定位與認識
1.人民群眾的群體性分化加劇。改革開放之前，群眾的內涵與外延都很明確，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這“兩個階級、一個階層”。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發展的刺激及影響下，我國的階級階層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群眾已經呈現出不斷加劇的群體性分化。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的階級階層結構已經分化為縱向科層式的10個階層，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和私營業主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以及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4]。在人民群眾出現群體性分化的情勢下，做群眾工作的難度、復雜性無疑都將增大。
2.人民群眾的組織化程度提升。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公民社會成長、民眾民主意識增強，越來越多的群眾由單位游離到社會上，逐漸由“單位人”變為“社會人”，由“政治人”變為“經濟人”。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為了在表達利益訴求、抗擊市場風險及其他風險中形成合力，群眾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地聯合起來，組建各種形式的群眾性組織（或曰民間組織、新社會組織）。在此態勢下，做群眾工作就不單單是與一盤散沙的個體打交道的問題，而必須同時直面形形色色的群眾性組織，直面日益組織化的群眾。群眾的組織化顯然對黨密切聯系群眾提出了新課題，對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構成新挑戰。
3.人民群眾“倒逼”態勢凸顯。在革命戰爭年代和計劃經濟時代，傳統群眾工作的基點是“群眾吃不飽飯，只有一個煩惱”，即群眾訴求單一、頭緒簡單，工作的主動權在黨，黨會主動自覺地去做群眾工作。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新形勢下，新型群眾工作的基點是“群眾吃飽了飯，有無數個煩惱”，即群眾訴求復雜、頭緒繁多，對黨和政府工作形成“倒逼”態勢，各級領導干部往往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財力主動從源頭上對紛繁復雜的群眾問題除病根，開展起群眾工作來往往陷入被動局面，多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被動應變。
（五）聯系群眾的環境日漸復雜。相比于革命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當下我們黨聯系群眾的環境變得日益復雜，充滿了更多的變數與不確定性。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表現。
1.群眾利益考驗。黨聯系群眾的核心是給群眾利益。不給人民群眾利益，他們就不會向黨凝聚靠攏過來。目前，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復雜多樣和既得利益者壟斷利益蛋糕的情勢下，我們黨如何通過深化改革、調整利益格局進而實現維護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無疑將面臨挑戰。
2.多元思想文化沖擊群眾精神世界。一般說來，人民群眾的思想信仰、文化認同越是純粹單一，越有助于群眾路線的貫徹，越有助于黨聯系群眾。但是，當前除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之外，我國還在一定范圍及領域內存在著傳統文化思潮、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民主主義、宗教倫理文化等多元思想文化。多元思想文化并存的態勢，強烈沖擊了群眾的精神世界，對黨凝聚群眾、堅持和貫徹群眾路線形成阻力。
3.網絡虛擬空間興起。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微博用戶規模為3.09億，手機微博用戶規模達到2.02億[5]。網絡虛擬空間的興起對群眾路線的堅持與貫徹構成巨大挑戰，使黨聯系群眾的環境變得復雜起來。網絡虛擬空間興起之后，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就必須統籌虛擬與現實“兩個世界”、“兩個空間”、“兩個輿論場”，需要充分利用好虛擬與現實兩種資源、兩套體系。這無疑對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傳統模式構成挑戰。
三、群眾路線教育的現實選擇性
2013年6月18日，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教育實踐活動要著眼于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盵1]從邏輯視角去審視，“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這四個層面的基本要求，堅持問題導向，融查擺問題、正視問題、剖析問題、整改問題于一體，總體上構成我們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現實路徑選擇。
（一）查擺問題：對照群眾路線照鏡子。開展好教育實踐活動，首要任務是查擺問題、找準問題、定位問題。這個過程就是對照群眾路線“照鏡子”的過程?！罢甄R子，主要是以黨章為鏡，對照黨的紀律、群眾期盼、先進典型，對照改進作風要求，在宗旨意識、工作作風、廉潔自律上擺問題、找差距、明方向?！盵1]因此，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黨員、干部對照群眾路線照鏡子，重點是三個方面。
1.宗旨意識強不強。黨章規定，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干部為人民服務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更不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群眾”。照鏡子看宗旨意識強不強，可以從兩個側面去審視。一是看人民群眾是不是真正從內心滿意。人心都是肉長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如果黨員、干部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辦實事、干好事，人民群眾就會從心底里認可干部身上所展示的群眾觀念、宗旨意識。二是對照先進找差距。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楊善洲是全黨公認的優秀模范干部，是黨員、干部進行宗旨意識修養與鍛煉的標桿。黨員、干部只有自覺做到見賢思齊，對照優秀模范找不足、找差距，才能在比較中認清自己在宗旨意識方面需要著力彌補之處，也才能有的放矢地加以修煉。
2.工作作風實不實。我們黨是一個講究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黨，在工作作風上從來都反對玩“花架子”，反對搞虛頭巴腦的東西，倡導要鑄就實打實干實創業的風格。黨員干部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要深刻透視和查擺在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好大喜功、表里不一、言行悖離、假公濟私、奢靡浪費等突出問題，對工作作風之弊來一次全面透視。
3.廉潔自律硬不硬。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領導干部要切實對照黨的紀律、群眾期盼、先進典型，看一看自身的廉潔自律到底是不是真的過硬。其一，要以苛刻的自我批評眼光去透視自身在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財經紀律等方面，是不是嚴格做到了按照黨規、黨法、黨紀去規約自己，是不是嚴格做到了在黨的紀律范圍內行權用權。其二，要客觀審視群眾對自身的廉潔自律是不是從心底里真正認同，尤其是身邊的、周圍的群眾是不是心口一致地說好，按照客觀標準去判定自身的廉潔自律與群眾的期盼到底還有多大的差距。其三，要以先進典型的廉潔自律行為尺度來丈量自身，查清自身在清廉方面的短板，下決心去將短板補長。
（二）正視問題：對照群眾路線正衣冠。查擺出問題來之后，就要正視問題，再不能采取簡單回避的態度。這個過程就是對照群眾路線“正衣冠”?！罢鹿谥饕前凑諡槊駝諏嵡辶囊?，勇于正視缺點和不足，嚴明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敢于觸及思想、正視矛盾和問題，從自己做起，從現在改起，端正行為，自覺把黨性修養正一正，把黨員義務理一理，把黨紀國法緊一緊，保持共產黨人良好形象?！盵1]將此剖開來，黨員、干部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自覺做到正衣冠，就必須切實把握以下要點。
1.正衣冠的標準。正衣冠的目的是導向“衣冠正”，什么樣的衣冠穿戴才算是“正”呢？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和習近平的講話中都明確提出了“為民務實清廉”的正衣冠標準?！盀槊瘛本褪强醋谥加^念、執政行動上是不是做到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務實”就是看工作中是否做到了腳踏實地、求真務實；“清廉”就是看用權過程中是否做到了清清白白、坦坦蕩蕩。群眾路線教育中對照這樣的正衣冠標準去正視自身問題，才能明確堅持群眾路線的主攻方向。
2.正衣冠的態度。態度決定行動、決定成敗。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在正衣冠時一定要端正態度，從思想深處進行革命，深刻認清自身存在的“衣冠不整”問題，勇于正視自身存在的缺點、不足，對問題敢正視、不回避。由于“衣冠一天不整，則問題一天不明”，所以正衣冠必須切實增強緊迫感，自覺堅持從自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端正具體的工作行為、用權行為開始。
3.正衣冠的目的。按照群眾路線的要求正視問題，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呢？在習近平看來就是要實現三個目的。一是自覺把黨性修養正一正。黨性修養是將黨性內化的基本路徑，其方向判定是階級性、先進性、人民性。黨員干部結合群眾路線教育正一正黨性修養，就要檢查一下是否站在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是否做到了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純潔性，是否始終代表維護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二是自覺把黨員義務理一理。黨員義務是黨員忠誠于黨的基本標志，是黨員之所以成為黨員的基礎支撐。黨員、干部在群眾路線教育中正視自身問題，就必須自覺審視是否嚴格將八項黨員義務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到行動中，自覺克服不同程度存在的黨員權利與義務脫節問題。三是自覺把黨紀國法緊一緊。黨紀國法是約束黨員干部的，但最終受益者是人民群眾。在群眾路線教育中正視問題，就必須高度重視黨紀國法的權威性，將其當作絕對不能觸碰的“高壓線”，自覺緊一緊可能出現松垮的黨紀國法理念，不斷強化黨紀國法意識，努力保持共產黨人遵紀守法的良好形象。
（三）剖析問題：對照群眾路線洗洗澡。在查擺問題、正視問題的基礎上，更要深刻剖析造成問題的根源，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以便于在治理問題時辨證施治、對癥下藥。黨員干部深刻剖析自身在貫徹群眾路線中存在問題的過程，習近平將其稱為“洗洗澡”。那么，這個“澡”到底該怎么洗呢？習近平指出：“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風的精神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深入分析發生問題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為上的灰塵，保持共產黨人政治本色?！盵1]這就明示了我們剖析問題必須把握的三個基點。
1.深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剖析問題，一定要深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應切實把握兩個基本原則：一是批評他人要出于公心，遵循組織原則，與人為善；二是批評自己要出于自覺，切中問題要害。要堅決防止由于極端個人主義、庸俗關系學所導致的畏手畏腳、縮頭縮腦、流于形式等問題，使得批評與自我批評真正做到“紅紅臉、出出汗、排排毒”。
2.深刻查擺發生問題的原因。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查擺清楚發生問題的原因。因此，在深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每一個黨員、干部都要對照黨章、對照群眾路線要求，深刻查擺自己在堅持群眾路線方面存在問題的原因。一般說來，我們對造成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無非是要關注主觀原因、客觀原因這兩大基本范疇。黨員、干部對于群眾路線方面存在問題原因的分析，重心是在主觀原因方面，即要更多地從自身找原因，從思想深處找原因。
3.深度清洗思想與行為灰塵。在堅持群眾路線的過程中，一些黨員之所以會出現思想與行動上的問題，說到底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上沾滿了灰塵，從而變得思想不純潔了，行為不規范了。因此，解決貫徹群眾路線方面存在的問題，就必須注意清洗思想與行為上的灰塵。毛澤東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滿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盵6]（P1096）清洗思想與行為灰塵不能是簡單地擦洗了事，必須經常清洗、深度清洗。深度清洗就要深挖思想根源，著重從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哲學建構上去審視，從人性、德性、黨性的一脈相承中去透視，著力剖析自身的“總開關”是不是出了問題。
（四）整改問題：對照群眾路線治治病?！爸沃尾?，主要是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區別情況、對癥下藥，對作風方面存在問題的黨員、干部進行教育提醒，對問題嚴重的進行查處，對不正之風和突出問題進行專項治理?！盵1]這就明確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整改問題必須對癥下藥、辨證施治的“治治病”原則。根據病情、病因的不同，主要采取三種方案。
1.一般性問題：教育提醒。對于教育實踐活動中暴露的黨員、干部在堅持群眾路線中存在的一般性問題，在治理整改時應主要采取教育提醒的方式，堅持以思想教育為主，對問題苗頭及時予以警示。主要包括以下情形：群眾觀點模糊或不正確；聯系群眾的作風沒有形成習慣；與群眾感情不濃厚，在與群眾的聯系中態度冷漠，沒有真正把群眾當親人；遇事不同群眾商量；等等。
2.嚴重性問題：進行查處。對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發現的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的黨員、干部，無論是什么層次、級別、資歷、背景，都要依據黨紀、政紀、法紀嚴肅查處，決不姑息縱容。其一，不搞“法不責眾”。不能因為存在嚴重性問題的干部人數眾多，在查處時就不敢下手。黨和人民不需要違法亂紀的干部，也不會給他們立足空間。要堅持違法亂紀的人有多少就必須查處多少。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起到震懾作用。其二，不搞“下不為例”。干部出現了嚴重性問題，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不能因為某些干部是“初犯”，某些干部是有發展前途的優秀年輕干部，某些干部有很硬的后臺、復雜的背景，就對他們暫放一馬，搞“下不為例”。須知有很多干部的腐化變質、瘋狂濫用權力，在違法亂紀、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致最后再也無法回頭，就是由于我們“下不為例”的縱容造成的。
3.突出性問題：專項治理。群眾路線教育活動明確要對不正之風和突出問題進行專項治理。當前，就全黨而言，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此次教育活動中一開始就重點指向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對“四風”進行專項治理，就要從強化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入手，在黨內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密切聯系群眾之風、艱苦奮斗之風、批評與自我批評之風，出重拳、下大力狠剎吃喝風、浪費風、享樂風、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之風，真正做到以改進工作作風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堅定人民群眾跟黨走的信心與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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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責任編輯：張英秀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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