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題涵蓋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教育測量與評價論文(精選3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摘要：現代評價受科學主義影響，以測量為手段，追求績效的量化和精確性。在德育上，表現為德育測評。德育測評強調指標的量化，評價主體單一，重視評價的工具性。但德育的復雜性和整體性、情感性和內隱性、長期性和反復性、自主性和人文性，使得德育測評陷入困境，如測評到的內容不是真正的德育，忽視德育的內在性，德育評價狹窄化，評價成為一種對人的控制。
第一篇：教育測量與評價論文
語文教育測量與評價對學生語文基本素養提升的作用
作者簡介：蘇婧(1967.6-)，女，漢族，湖南長沙人，中學一級教師，湖南省株洲市教育考試院，研究方向：教育測量與評價。
摘 要：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教育測量與評價對于學生學科素養的提升具有重要影響，傳統的教學測量與評價方式不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這促使現代教師轉變測量與評價方法。因此，文章主要針對語文教育測量與評價對學生語文基本素養提升的作用展開分析。
關鍵詞：教育測量與評價;語文教學;基本素養
教學改革是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改變，在此情況下，教師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水平，重視學生的學科素質提升。教學測量與評價工作貫穿于教學活動的始末，對教學活動的開展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是推動學生不斷發展的重要作用力[1]。教師是教學測量與評價活動的設計者與評價者，在此過程中通過教師的專業知識以及點評能力，能夠高學生的學科素養;因此，教師需要不斷反思，認識自身存在的問題，通過專業知識的累積，樹立正確的教學測量與評價觀念，通過教學活動促進學生的發展。
一、語文教育測量與評價的意義
1.促進學生的健康發展
教育測量與評價的重要目標就是推動學生的健康發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僅是對單獨的學生展開教學活動，教學主體是班級的每一位學生，且每個同學的學習能力、基礎知識等方面都各有差異，若采用傳統的“上大課”教學方法，則無法兼顧每位同學的個性發展，對課堂教學的效率與質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F代教育提倡素質教育，重視每位學生的個性發展，因此，需要堅持因材施教的教學原則[2]。在此過程中，教師必須對每一位學生進行測量與評價，觀察學生的學科水平以及影響學生學習效率的相關因素，并采取針對性措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對于成績不好這一現象，不同學生有不同的影響因素，有些學生是因為學習習慣不好，影響課堂學習效率;還有部分學生在課堂中的集中力不高，容易開小差，導致學習成績較差;還有部分學生長期受到學習成績的打擊，導致對語文學習的積極性不高，成為語文“學困生”。
2.提高教學效率
教育測量和評價對于教學效率具有積極的影響，科學、合理的教育測量和評價能夠促使學生獲得一定的進步，并且教師在不斷的改善教育測量與評價模式過程中，能夠提升自身的教學水平，從而提高教學效率。新課改要求教師要重視學生的學科素質發展，通過轉變傳統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率，因此，教師需要通過教育測量和評價，針對不同的學生采取不同的而教學方法，實現因材施教[3]。例如，學生在考試過程中表現創新力不足的問題，可以采用自主探究式學習，引導學生自主思考，從而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部分學生性格內向，課堂發言不積極，教師可以采用小組合作學生的方式，加強學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提高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針對性教學能夠提高學生對于學習的積極性，從而提高語文教學效率。
二、提高語文教育測量和評價對學生語文基本素養提升作用的相關措施
1.轉變傳統的教育思維
新課標主張現代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創新教學方法，重視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英語是現代高等教育中重要的一門科目，對學生未來的學習和工作具有重要影響。語文學科的教學對其他課程的學習具有重要影響，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成為現代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隨著現代教育改革的不斷推動，教師要轉變傳統的教育觀念，充分認識學生的主體地位，激發學生的主動性，活躍學生的思維，引導學生進行思考，進而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
2.開展相關培訓課程
為了提高教師的教育測量和評價能力，可以通過組織教師開展相關培訓課程，通過“教育評價概論”、“教育測量策略”等課程的學習，加深教師對于教育測量與評價的理解，并學習相應的測量與方法。通過理論結合實踐的方法，幫助教師科學開展教育測量和評價[4]。還可以采用定點實驗的方式，通過教學實踐給予教師一定的啟發，從而促使教師更快掌握科學教育測量和評價的方法，提高語文教學效率。
3.將教育測量和評價納入教師考察范圍
為了提高教育測量和評價的效率和質量，學?？梢詫⒔逃郎y量和評價納入教師考察范圍，甚至可以將其作為高級職稱考察的必要項目。在具體檢驗過程中，可以通過觀察教師對教育測量和評價的掌握以及是否能在教學活動中有效開展教育測量和評價等方面進行評價，觀察學生對于教師教育測量和評價的看法，從而了解教育測量和評價活動開展的科學性。學校還可以通過建立完善的獎懲機制，對表現好的教師進行鼓勵和表揚，促使教師自主開展教育測量和評價的相關研究[5]。
4.樹立正確的評價觀念
除了掌握較好的教育測量和評價能力外，還要樹立正確的教育測量和評價觀念，這也是對教師的客觀要求。若教師沒有樹立正確的測量與評價觀念，勢必無法有效開展教育測量和評價活動，導致測量結果與評價結果產生偏差，因此，教師要不斷轉變自身的思想觀念，糾正錯誤的看法，這樣才能有效進行教育測量和評價，進而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結束語
教育測量和評價對于教學活動效率以及學生學科素養具有重要影響，在此背景下，要重視教育測量和評價活動的有效開展，才能正確評價學生的學習情況，更好的幫助學生獲得發展，從而提高教育決策的有效性。文章首先針對語文教育測量與評價的意義展開分析，然后提出了提高語文教育測量和評價對學生語文基本素養提升作用的相關措施，旨在提升語文教學效率和水平。
(作者單位：湖南省株洲市教育考試院)
參考文獻：
[1]《教育科學論理》編輯部.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義務教育語文學業水平測量與評價研討會”會議綜述[J].教育科學論壇，2013，21(3)：77-78.
[2]茹紅忠.問題與展望：走向課改深處的語文評價[J].教學月刊(中學版)，2014，21(19)：3-5.
[3]詹丹丹.在語文教學中建構測量與評價機制[J].讀與寫(上，下旬)，2014，22(9)：69-71.
[4]鄧俊華.例談小學語文綜合性學習評價多元化[J].中國校外教育(上旬刊)，2015，23(1)：27-28.
[5]2012年湖南省高考語文學科考生水平評價及教學建議[J].教育測量與評價：理論版，2012，41(9)：22-23.
作者：蘇婧
第二篇：測量時代的德育評價：難為與能為
摘要：現代評價受科學主義影響，以測量為手段，追求績效的量化和精確性。在德育上，表現為德育測評。德育測評強調指標的量化，評價主體單一，重視評價的工具性。但德育的復雜性和整體性、情感性和內隱性、長期性和反復性、自主性和人文性，使得德育測評陷入困境，如測評到的內容不是真正的德育，忽視德育的內在性，德育評價狹窄化，評價成為一種對人的控制。為此，必須改革德育測評，淡化功利性評價，注重過程性評價，把評價主動權還給師生，強化底線評價標準，創新質性評價方法，使評價回歸德育本體，真正發揮評價的育人功能。
關鍵詞：德育;德育評價;德育測評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2020年度一般項目“公民道德建設的學校實施機制”(項目編號：20BZX124)研究成果。
德育工作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線。評價是德育工作的重要組成，但由于評價的功利化傾向，嚴重影響了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落實。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講話中特別要求，“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1]。德育的復雜性和內隱性決定了德育評價之難，以至于德育能不能評價都成為爭論的焦點，尤其是績效主義引導下的德育測評，對德育來說是否可行，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需要認真思考，做出選擇和判斷。
一、測量時代德育評價的問題
有學者從歷史的角度，把德育評價的發展分為經驗的范式、科學的范式和人文的范式三種類型[2]。經驗的評價是基于主觀主義的評價，教師憑借自己的經驗主觀地為學生的道德發展做出判斷，缺乏科學性、嚴謹性和精確性?，F代教育評價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由教育測量發展而來?？茖W范式基于桑代克的“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數量，凡是有數量的東西都可測量”[3]為評價哲學，以教育測量為基礎，用績效衡量評價的結果，增強評價的事實依據和科學性?，F代教育評價開辟了測量評價的時代，它以科學主義為指向，以實證主義為理論，以測量為手段，追求績效的量化和精確性。這一測量手段與功利主義思想混合在一起，為德育評價帶來了許多問題。
(一)評價的高度功利化
評價是指揮棒，有什么樣的評價，就有什么樣的教育。這種指揮棒的作用，極大地左右著教育的發展。在調研中，很多老師反映，道德與法治課得不到重視，就是因為它不考試，尤其是中考不考。因為不考試，這個課就“沒有用”，學生和老師自然不重視。為了使這個課“有用”，一些教研員提出把道德與法治課納入考試，并且在中考中提高成績的占比。這種把考試、分數與課程重要性、學生學習動力聯系起來的思維，就是一種功利主義的表現。一些地方將道德與法治課納入考試，卻又陷入了應試之中，道德與法治課就是背書、刷題，追求考試分數，遠離了道德與法治課本身的目的。道德法治課不考試不重視，考試又走上應試教育的道路，道德與法治課的學習由此陷入了怪圈。學校德育工作也是如此。德育工作口頭上重視，但很多學校把它作為“軟任務”，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如果真的檢查了，德育工作就搞突擊、搞形式，起不到應有的教育作用。在當前中國的教育界，功利主義思想特別嚴重，“有用”就成為重視不重視的衡量標準。教育被評價牽著鼻子走，怎么評就怎么教，教為評服務，不是評為教服務，顛倒了目的和手段的關系。尤其是評價結果用于甄選和鑒別后，評價結果與被評價者的利益掛鉤，評價的“有用性”更加凸顯。
(二)評價強調指標的量化和精確性
測量作為現代教育評價的手段，改變了經驗性評價的主觀性，訴諸于客觀的標準和結果，推崇標準化的教育測量，追求目標的具體性、可測性和評價結果的精確性[4]，以便于對不同評價對象進行客觀比較和甄別，這是科學評價的基本定位和追求。這種定位和追求運用在德育評價上，追求德育評價的量化和結果的精確性。例如在德育課程評價上，突出行為目標，尤其是每一節課的教學都要突出行為目標。行為目標是具體的和可操作的，對于智育來說，檢測一節課學生知識的掌握情況是可能的，但對于德育來說，檢測一節課學生品德的變化，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品德形成具有長期性和反復性，對人的品德發展而言，一節課不可能立竿見影。再說，測量以外在效果為客觀評價對象，無法顧及道德動機，也很難測出品德中隱含最深的高級情感，即便是道德判斷力、理解力，也不是憑借一節課可以形成的。所以，德育課程的行為目標，充其量只能測量道德知識和關于道德觀念的認識，而非道德觀念本身。與德育課程評價提出行為目標一樣，對德育工作的評價，也是基于一定的德育工作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盡可能具體化、可測量。評價過程就是針對這些指標，以客觀的、有效的數據作為評價依據，衡量指標的完成情況，是否達到了指標，達到的程度如何，做出一種等級性的價值判定，實現德育工作檢查、考核的目的。這樣的德育工作評價，強調評價標準的客觀性和可操作性，它面對的是直接的、顯性的德育，那些間接的、隱性的德育無從評價，由此肢解了德育評價的全面性。所有這些問題的出現，都是因為評價指標的客觀性和量化帶來的，而指標的客觀性和量化恰恰又是科學測量所追求的。
(三)評價標準和評價主體的單一性
教育評價，包括德育評價，多來自于上級對下級的評價，如政府對學校的評價，教師對學生的評價等。為了強調評價的客觀性，評價都會有一個客觀標準，這個客觀標準具有統一性，用統一的標準來衡量轄區內所有的學校，衡量學校的所有學生。一把尺子丈量所有的學校、所有的學生，好像是公平的，實際上忽視了學校的差異和學生的差異，恰是最不公平的。以統一的標準引導學校和學生的發展，帶來的只會是嚴重的同質性，制約了學校的特色發展，不利于學生的個性發展。評價指標成為架在學校和學生脖子上的一把刀劍，只能按照這個指標完成規定的任務。就評價主體而言，上級對下級的評價，教師對學生的評價，評價的主體都來自于外部，與被評價者無關。雖然外部評價建立在對學校和學生充分了解的基礎上，但卻把學校發展的主動權利交給了外人。一個學校辦得好不好，不是教師說了算，也不是學生說了算，而是政府說了算，專家說了算。學校不能按照自己的特色發展，學生也不能根據自己的意愿發展，而是根據一個外在的標準發展。學校和學生發展的主動權不在自身，而在于他人。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對我們思考評價主體有一定的啟發。杜威不否認教育的目的，但他否定教育的外在目的。在他看來，教育目的不應該是外在的，而是教育當事人的，外在的目的“是由外來的命令決定的……他們有名義上的目的，并不是他們自己的目的”[5]，不可能成為教育當事人的目的。
(四)評價結果的工具性
評價可以分為工具性評價和內在性評價。工具性評價的目的指向外，是為了外部利益服務的，也是由外在因素來評價的?，F實的德育工作，多把評價作為管理的手段，通過評分等級、鑒定，實現上級對學校的考評，教師對學生的考評。因為評價的主體來自于外，所以，評價只能從外部進行，尤其是短時間的評價，只能看評價外部表現和結果，無法關注評價對象的內在發展。無論是德育工作中的專項檢查，還是對學校綜合評價中的德育評價都是如此。它是政府管理學校的手段，根據評價是否達標，達標的程度，政府會對學校實施一定的獎懲。這一與學校利益相關的評價，更加強化了評價結果的工具性，為了達到這一工具性目標，有些學校甚至采取一些不正當手段，如做一些虛假材料，編造數據，滿足評價的需要，以獲得好的成績。這種情況在德育工作評價中表現更為明顯。學生的評價也是如此，品德評價與中考、高考改革相聯系，尤其是有些地方出臺的品德加分政策，也會出現加分造假的情況。有人說高考改革難，其實，高考改革中最難的是品德評價。無論是對學校德育工作的評價，還是對學生品德發展的評價，外部評價滿足的是外部管理的需要，非學校和學生發展的需要，看似評價學校和學生的發展，實際上只與學校、學生的外部利益相關，與學校、學生的自身發展無關。這樣的評價具有工具價值，缺少促進學生發展的內在價值。
二、測量時代德育評價的難為與困境
學生的品德和德育能不能評價，尤其是能不能用科學范式進行測量評價，本身就存在著爭論。雖然有學者反對德育測評，但德育測評已經成為現實?，F實并不意味著德育測評就是合理的，必須看到德育測評的難為與困境。
(一)德育測評的難為
1.德育的復雜性與整體性
什么是德育?《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的解釋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施加系統的影響，把一定的社會思想和道德轉化為個體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的教育”[6]。這一認識旨在強調德育是“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正是這種事先的目的性和計劃性，才能保證德育有序進行，最后獲得預期的結果。教育評價就是按照這個思路，設計評價指標。相對于無意識的、自發的德育影響，德育是一種有意識的、自覺的活動。問題是有意識設計的德育活動，果真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嗎?顯然不完全是。相反，沒有計劃、沒有目的、沒有組織、沒有預期的活動，對學生的品德發展就不會有影響嗎?顯然也不完全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德育活動，我們稱之為直接德育，它是以培養學生的品德為預期的，如中小學開設的德育課程、組織的專門的德育活動等等。還有一些活動，雖然是有目的、有計劃組織的，但它不是以德育為直接目的的活動，卻起到了德育的效果，我們稱之為間接的德育，如其他學科滲透的德育影響，學校文化和管理中所產生的德育效果。除這兩類有意識的、自覺組織的活動外，還有一些無意識的、自發的活動，也會對人的品德發展產生影響，如教師的人格、教學方式、師生關系、班級氛圍等，它們通過熏陶、感化，會對人的品德發生影響，我們稱之為隱性德育。完整的德育包括直接德育、間接德育和隱性德育[7]，直接德育只是德育活動的冰山一角。但德育測評強調德育指標的客觀性和可測量性，能夠評價的只是直接德育，間接德育尤其是隱性德育無法通過測評獲得，因此，德育測評是局部的、不全面的。
2.德育的情感性與內隱性
德育和智育不同，智育的目的是通過知識傳授，促進學生智力發展。因此，智育可以通過掌握知識來評價。品德由知、情、意、行四個要素組成，道德認知雖然是道德行為的基礎，但品德如果只停留在認知層面，就會造成知行脫離，有道德認知的人，未必有道德行為。有道德行為，但這種行為不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也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道德行為成為一種自覺自愿的行為，必須訴諸于道德情感。“道德的深層本質應該是發于情、出于自愿的行為。正如馬克思所說：道德的本質精神是自由、自律。事實上，只有用率真的情感才能標志人的行為表現是否是真誠的、自愿的”[8]。評價一個人的道德，不能只考察其道德認知，甚至連道德行為都可能偽裝。避免偽裝，關鍵是道德情感。德育要激發學生的道德情感，通過道德情感，使學生真知、真信、真行。德育是有情感的，它需要生活情境。德育蘊含在生活情境中，沒有脫落生活情境的德育。所以，德育具有內隱性。德育測評注重考察德育的外顯行為，內隱的情感無法通過客觀指標和外顯行為反映出來?？档?Immanuel Kant)認為，“即使通過最嚴格的省察，永遠也不會完全弄清那隱藏著的動機”[9]。在一定意義上，德育測評未必評價到德育真正的東西。
3.德育的長期性與反復性
德育要通過一個個活動、一個個影響形成品德，這些活動是連續的，品德的形成是不斷累積，從量變到質變提升的過程。由此可見，品德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就一節課、一個德育活動考察其對學生品德發展的影響，是急功近利的。即便是通過聽一個報告，開展一個活動，提高了道德認知，激發了道德情感，這種情感也會隨著情境而消失。在聽先進人物的事跡報告或看一些故事影片中都有過這樣的體驗。這就是說品德的形成不是線型的，它會出現一定的反復。這也說明品德形成的艱難性和復雜性。德育評價尤其是對直接德育的評價，試圖通過一節課、一個專門的德育活動，評價其對學生品德發展的效果，幾乎是不可能的，它無視了道德發展的長期性和反復性。德育評價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它需要一個過程，是一種過程性評價。
4.德育的自主性和人文性
道德不同于法律，就在于法律是外在的、強制性的社會規范，道德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體現，是人的精神自律。一個有德性的人，是對良善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是因為某種外在約束被迫服從。被迫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德育必須是自主的。“學生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主觀能動性，教師不可能按照固定的工藝流程，用一個模子來鑄造同一型號的產品。德育過程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教師教導下學生思想道德的自主建構的過程，是知情意行整體和諧發展的過程，是學生自我教育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10]。德育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倫理規范，學生作為德育的主體，不是被動接受倫理規范，而是自覺內化倫理規范。倫理規范不應該成為人的道德行為的約束，而應該為人的道德自由提供保障。真正的道德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礎上，具有自主性、自由性。德育從根本上說是主體建構的活動，任何外在的規范和影響，若不能轉化為學生主體的需要，就不會真正地成為人的德性。道德是一種社會關系，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及其伴隨的理解、同情是道德生成的基礎[11]，因此德育是一種充滿人文關懷的活動。德育的自主性和人文性，關注人的內心世界，這就使德育的外在評價變得十分困難，不僅測不到內心情感，而且評價一旦具有某些外在的指標，不得不遵從這些指標時，德育成為一種輸入與輸出的制造活動，成為一種刺激—反應的控制，喪失了德育的主體性和人文性。
(二)德育測評的困境
1.德育測評到的東西未必是想要測評的東西
有學者指出，“在本體論意義上，人性因為內在性、超越性，任何測評無法測算人性，或者說以數據描述人存在的方式與形式是不可能的;在目的論意義上，人是最高目的，不應該被當作可估算、可估價的工具性物體。同時，人生命成長的奧秘無法用數據化的測評方式估算”[12]。這種認識完全否定了德育測評的可能性。但現實中，德育工作依然在測評?，F實中德育測評關注的是德育工作和學生的外在表現，以具體的指標評價德育工作的有效性。問題是我們評價的德育工作是德育嗎?何以證明這些德育工作提高了學生的道德品質?德育評價所追求的有效性，是對德育工作有效，還是對學生道德發展有效?比斯塔在《測量時代的好教育》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在測量我們真正重視的，還是僅僅在測量我們能輕易測量到并且最終能評估的東西?”[13]。在我看來，即便我們可以測評德育工作，未必都是德育;可以看到學生的外在行為表現，未必都是道德發展。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所有的量化考核都是針對學生的具體行為的，它本性上只關注學生的行為而不關心學生的道德認知和道德情感的發展”[14]。德育評價本意是要測評學生的品德，但實際上測評到的東西是學生的外在行為，而不是品德本身。在中考、高考中，我們把德育課的考試成績作為評價學生品德的重要表現，分數充其量表示的只是學生的道德認知，不是學生的品德。德育課成績好、分數高，并不代表品德好。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最終重視的是測量到的東西，而不是測量我們重視的”[15]。我們本要評價德育，而測評的結果不是德育。
2.德育評價成為一種控制模式，有違于德育規律和品德的發展
德育評價是對德育工作和結果進行價值評判，但價值評判需要一定的標準，尤其是為了評價的客觀和公正，評價指標越來越具有可操作性。評價作為指揮棒，德育工作就要以評價為標準。有的甚至為了獲得“好成績”，只根據評價指標開展工作，而不問其他。評價指標就成為一個指揮棒，指到哪里，做到哪里。依評價指標開展德育，德育就是一個輸入與輸出的過程，評價指標掌控德育，控制學生的發展，“教育測評或者教育質量監控機制將成為教育工廠的操縱者。‘教育’將根據教育測評或質量監控的結果，按照素養體系和需求標準設計好的‘人才’圖紙，生產一個個所謂的‘受過教育的人’”[16]。這種標準化的人才生產模式，塑造了標準化的產品，泯滅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失去了人的獨特性。
德育測評在學生的品德發展中起著控制作用?，F實中對學生的評價，多是量化的指標，甚至有的地方實行品德量化評價，對學生品德加減分，符合評價標準加分，不符合評價標準減分。評價作為一種手段，把德育當作管理，教師通過量化評價對學生的預期行為進行控制。這種控制式的管理，本身就是反道德的。從根本上說，道德是人的自主行為，道德教育應該是學生道德生活的自主建構。測評引發的道德控制，是以不道德的手段進行道德教育，最終培養的不是道德主體，而是順從的、缺少獨立人格的人。道德控制無助于學生道德的成長。
3.德育評價的外在性和統一性，掩蓋了德育的內在性和復雜性
德育測評指標強調可操作性，這些指標往往是外在的、可量化的。德育具有內隱性、長期性，簡單地以德育的外在指標作為德育測評的依據，評價的只是德育工作。德育工作與德育不完全一致，一方面，德育工作是德育的手段，是德育外顯的一部分，德育還有間接和隱藏的部分，而這部分沒有測評，有的也無法測評。另一方面，測評到的都是外在的東西，重視測評結果很可能導致學校和學生按照外在指標要求開展德育，比如根據評價指標，做材料，應付評價。這些工作只是功利性評價的需要，非學校發展的需要。再比如，一些學校實行德育加減分的評價方式，這是基于行為主義一種外在刺激的條件反應，致使學生出現了“什么加分我就做什么”“你怎么評我怎么做”的“應試德育”。很多時候，德育評價與學校、學生的利益直接相聯。一旦學校、學生為了某種利益而做有道德之事，道德就不再那么純潔，就是一種受污染的道德，成為一種獲利的資本。
德育測評不僅強調行為的可測性，而且強調結果的精確性。之所以強調結果的精確性，最直接的原因是要把這些結果作為判斷學校德育工作、學生品德發展優劣的依據，甚至把結果與評優評先聯系起來，這“不僅助長了教育評價中工具理性的泛濫，而且還引發了教師間、學科間、學校間、區域間的無序教育競爭，嚴重削弱了教育系統的內部團結和和教育事業本身的公共性和倫理性”[17]。德育評價不是作為教育手段，而是作為管理手段，發揮著甄別、遴選的功能，這樣的德育看似很重視，但重視的只是功利性的工具價值，而非促進學生發展的內在價值。
德育測評為了強調客觀、公正，使用統一的評價標準，不管學校、學生的基礎如何，發展的要求如何。這種以同一的標準對待所有學校、所有的學生，看似為了公平，但所有學校的德育目標、內容、途徑和方法要求完全一樣，以一個標準要求所有的學習、所有的學生，使他們成為千篇一律的一個模式。這種忽視了學校和學生差異的評價，實際上是最不公平的。適合的評價才是最好的評價，也是最公平的評價。同一標準的評價，是以同一性掩蓋差異性，以固定性掩蓋發展性，它不是把人當作獨特的人看待，而是當作不變的物看待。
三、測量時代德育評價的可為與出路
德育可不可評?在我看來，德育、品德可以評，關鍵是以什么理念對待評價，以什么樣方法開展評價?德育測評的上述問題就在于偏離了德育本身。因此，德育評價改革就是要回歸德育本體，讓評價真正發揮教育的功能。
(一)淡化德育評價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使評價回歸德育本體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特別強調，要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我認為，在當前功利性比較強的中國社會，要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首先要淡化評價的功利性，讓評價在教育中“自然”發生。莫言在一次電視節目中談到他獲諾貝爾獎時說，作家要想寫出好的作品，應該把文學獎忘掉。一個人作家為獲獎而寫作，出發點就弄錯了。這個觀點對開展評價很有啟發。如果我們過分重視評價，無論指標怎么定，怎么評，在思想上都會強化評價的功利性。在一個競爭性的社會，評價的結果又直接關系到資源分配，所以，評價的功利性格外明顯。無論怎么評，評價都會引導人們為評價而教、為評價而學，這種功利性的文化，短期內不會改變。社會重視評價結果，就會重視評價。即便是改進了評價指標，但不是任何東西都可以測評的，德育真正需要重視的東西，如情感、態度、價值觀是測不出來的，那些無法評價的因素就會在教育教學中不受重視。評價只有測評到一部分，如果就此對學校和學生發展做出評判，就導致評價的狹隘化。正如有學者指出，狹隘性是現有教育評價的最大的問題[18]。其實，即便評價是全面的，教育的方向也不應該基于評價結果，而“應該由我們稱之的終極價值來決定”[19]。真正的教育不是以評價來引領，而是以終極的好教育來引領。“為評價而教、為評價而學”，就恰如文學為獲獎而寫作，出發點就錯了。教育應該摒棄“為評價而教”的思路，淡化評價的工具價值，讓德育評價回歸德育本體，為德育改進服務。
淡化評價的功利性，就要重建評價的理念，從外在的評價轉向內在的評價。外在評價是一種功利性評價，目的在于比較和鑒別評價的結果，用于某種外在的目的。這樣的評價充滿功利主義色彩，進而導致教育追隨評價，甚至為了評價而進行虛假的教育。內在評價是指向學生發展的評價，它作為一種教育手段，而不是管理手段，它“不是為了管理而評價，而是為了發展而評價;不是為了得出學生道德評價的總結性結論，而是著眼于學生道德發展的形成性建議，不僅要發揮評價的甄別、鑒定等工具功能，更要發揮評價的導向、診斷、激勵等育人功能，從而使評價的結果能夠彰顯育德的目的”[20]。因此，德育評價應該淡化外在的工具價值，以教育的終極價值引領德育評價，回歸德育的本體。
(二)把握德育評價底線，尋求評價統一性與多樣性的統一
“德育評價就是要對德育工作及其結果做出價值判斷。所以，德育評價的內容包括德育工作評價和學生品德評價兩個方面”[21] 。德育表現在德育工作上，通過德育工作實現德育結果，即促進學生品德的發展。其實，德育工作未必正好實現其預期的結果。
德育有直接的、間接的和隱性的，德育評價所能夠評價的德育工作是直接的，其次是間接德育，隱性的德育因其隱蔽而無法把握。這就使德育工作評價出現了一定的片面性，能夠評的是學校按照預定的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德育活動，以及為組織活動必須具備的德育資源、師資隊伍、管理制度等。直接德育是德育工作的主體，但不是全部。德育工作未必完全能夠轉化為德育的結果，但應該成為影響德育結果的主要因素。就現實情況來看，評價不全面，只評價能夠看到的內容、可以量化的指標，對于間接的、隱性的內容較少顧及。德育的廣泛性和彌散性，無法評價所有的德育，但德育的基本內容不能缺少。德育基本指標要反映德育的基本內容，這是德育評價的底線要求，應該成為對所有學校的統一要求。統一評價要求是底線，缺少這一底線，德育就會出問題。除此之外，德育應該給每個學校自主的空間，提供多樣化建設和發展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才能既保持德育規定動作不走樣，又避免單一化，使每個學校創造適合本校的德育，使德育一體化與特色化、多樣化完美結合。
德育工作可以評價，德育結果即學生品德發展是否可以評價?存在著不同意見。我個人認為，品德評價具有復雜性，追求精確的量化評價，是有難度的。其實，對一個人的品德發展進行精確量化，沒有可能，也沒有意義，甚至會傷害學生自尊。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講話中特別指出：“教育不是制造失敗者的，以分數貼標簽的做法必須徹底改”[22]。學生品德的發展有沒有標準，當然是有的，這個標準也是對學生道德底線的要求，是不可違背的標準。底線標準在于區分有無道德問題。在底線基礎上，采取差異化的評價標準，無需要對不同個體進行比較，也不能對其進行比較。品德評價要從終結性轉為發展性評價，以發展的陽光看待每個學生的成長與進步，把賦值性結果性評價轉變為增值性的發展性評價。作為教育手段，評價要根據育人的道德終極價值，發現學生發展中的問題，及時引導他們改正問題。這是一種“為了德育的評價”，而非“為了評價的德育”[23]。不是以評價結果引導德育，而是以評價促進道德發展。人的道德發展應該有底線，底線是統一的，在底線的基礎上，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自主發展。每個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即便是德性，也允許有差異。只要符合道德底線，就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在道德底線的基礎上，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彰顯價值多元，使每一個學生都能獲得個性化的發展。
(三)把評價主動權還給師生，發揮師生在德育評價中的作用
誰來評價德育，誰有資格評價德育，這是德育評價主體的問題。依據德育評價主體來自于外還是來自于內，可以分為外部評價和內部評價。外部評價是德育過程之外的人的評價，德育評價的主體不是德育過程的當事人，它把德育工作作為事實來評價，比如說政府對學校德育工作的評價，第三方對學校德育工作的評價，社區對學生發展的評價等。德育過程之外的人參與評價，能夠保證德育評價的客觀性、真實性和公正性，因此，在德育評價中備受推崇，有些地方甚至把德育評價委托第三方機構，聘請外部專家參與評價。教育部在《關于推進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改革的意見》也要求“逐步建立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和專業機構等共同參與的外部評價機制”。外部評價的主體是教育過程之外的人，他們雖然通過審查資料和調查訪問，掌握了被評價對象的大量信息，但無論他們掌握的再多，也不會有教育過程當事人掌握的多。問題還不只是評價證據掌握信息的多少，關鍵是在于德育當事人把評價權利讓給了外人，自己的命運被外人所掌控，這種情況可能適合于以比較鑒別為主的結果性評價，但不適合于以促進學校德育改進和學生道德發展的形成性評價。
德育評價作為一種教育手段，尤其是作為一種教育改進手段，必須有當事人的參與。如同教育行動研究一樣，專業人員對教師行動的研究，無助于教師的教學改進。行動研究讓教師自己參與研究，使其行動與研究結合起來，不僅自己熟悉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研究結果直接作用于行動的改進。行動研究的方法給德育評價以啟示，沒有當事人參與的德育評價，無助于學校德育的改進和學生品德的發展，所以，必須把德育評價權還給師生。
對于學校德育來說，每個教師、每個學生都是德育當事人。德育對于每一個參與者來說，都具有生命的意義。德育是一種理解，只有參與德育活動的人，才真正能夠理解德育的意義，發現德育中的問題。外人看到的只是德育事實，而不是德育的意義。學校德育做得怎么樣、問題何在，教師和學生最有發言權。就本質而言，德育是一種自律機制，教師和學生是自我教育的主體，因此，把德育評價的主動權還給師生，增強德育的自我改進機制。
學校對學生的評價一直是教師(班主任)單方面完成的，這些評價將學生當作單純的客體，忽略了學生的主體性。但人的發展的主動權在自身，別人無法代替完成。因此，德育評價也要把評價的主動權還給學生，尊重學生、信任學生，引導學生開展自我評價和互相評價。強調學生的自我評價，不是否認教師和家長對學生的評價。教師和家長是學生接觸最多的人，他們是學生學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引導者，不僅了解學生的品德發展狀況，而且負有引導學生發展的責任。因此，教師和家長同樣是學生品德發展的評價主體。
(四)建立科學人文主義德育評價范式，以信息技術創新質性評價方法
傳統的德育評價使用主觀定性的方法，尤其表現為班主任對學生寫評語。這種方法的優點是班主任對學生比較了解，缺點是班主任的評語比較模式化，多是空洞的定性話語，而且只有在期末或者畢業時候才寫，評價時間過長，不能及時反映學生品德的動態發展。近年來，班主任在學生個性化評語上有了很大改進，能夠圍繞著學生的特點對學生的發展做出較為準確的定位，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因為德育定性評價無法拿出來具體事實，更無法對其進行等級程度的比較，因此，無法用于為考核評比、選拔鑒定等方面。為了改變這種情況，開始出現了定量的科學評價，通過收集相關的德育外顯指標、外顯行為來說明德育的效果。如有學者提出把教師道德楷模和先進集體作為師德育人的指標，師德楷模包括全國模范教師、全國教書育人楷模、全國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高校輔導員年度人物、“四有”好老師等五個觀測點。先進集體指標包括黃大年式教師團隊、全國教育系統先進集體兩個觀測點。在課程育人維度上，包括思政課程和課程思政，思政課程把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項目、思政教育推進質量作為觀測點，課程思政把教育部課程思政示范項目、課程思政推進質量作為觀測點[24]。這些觀測點很客觀，數據也容易獲得，但完全用師德楷模和先進集體的數量代替對教師師德的評價，用思政課程和課程思政項目代替對課程育人的評價，難以令人信服。我們不否定德育工作可以量化，但需要全面的量化，不能以局部代替整體，以幾個項目代替課程思政，有失偏頗，也導致德育只追求可量化的、顯性的東西，不重視德育的全面影響。
定性和定量對評價德育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純粹的定性評價或定量評價不完全適合德育。德育和學生品德發展很難精確定量，但不排除一些外顯指標作為關鍵事件和重要因素對德育的影響，我們評價學校德育和學生品德發展總要以一定的事實為依據，這就是不排斥德育定量評價的原因。但總體上來說，德育的核心在于心靈，德育評價應該走科學人文主義評價的道路?？茖W人文主義，不同于純粹的人文主義，它不否定科學，相反它以科學為基礎，以價值為導向，追求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德育評價的科學人文主義，以人為目的，以育德為根本，主張通過多元化的方式全面把握學生道德成長特點和需要，并在評價者與評價對象之間的互動、交流中實現意義建構[25]?？茖W人文主義德育評價主張使用質性評價方法[26]。質性的方法強調當事人的在場，當事人就是評價主體。對于德育評價來說，教師、家長、學生及其同伴都是德育過程的當事人，他們是德育評價的主體。質性評價不排斥科學主義的數據量化的方法，它通過觀察和收集學生品行日常表現和突出表現，通過對學生學習生活、道德養成過程的觀察、記錄、描述和分析，對學生某一階段的道德發展做出評價。因為這個評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續的過程，因此，在持續評價中能夠看到學生的進步，反映學生的變化過程。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要求，創新評價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探索開展學生各年級學習情況全過程縱向評價。質性評價使用較多的方法是檔案袋評價，傳統的檔案袋評價，主要是紙和筆收集的學生的作品，作品數量少，更新慢，難以互動。新時代的檔案袋評價運用信息技術的手段，發揮互聯網存儲量大、方便快捷、受眾廣泛、易于互動等特點，使檔案袋評價不僅收集資料更全面、能夠及時更新，而且能夠多主體參與，對材料進行鑒別和評價。南京師范大學附屬小學就探索了“線上檔案袋的評價”。據介紹，該校搭建了一個容納全校教師、學生以及家長共同使用的“線上檔案袋”信息化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所有人均可以成為評價主體，實現了評價主體的多元性。教師可以將德育課程、德育活動的開展情況等過程性資料上傳至平臺，同時學生也可以上傳自己的心得體會和優秀材料。學生、教師、家長、學校管理者都可以登錄到平臺，通過點贊、星級評價、文字評價和語音評價等多種方式進行多元點評。在“線上檔案袋”平臺上，學生可以隨時上傳自己的作品和心得，及時查看其他同學的內容。每個學生可以自主管理檔案袋中的內容，教師和家長也可以隨時隨地查看學生的檔案袋，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種種限制[27]。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發的基于大數據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系統，以學生行為為依據，關注學生成長的過程性與發展性，注重數據的動態量化和真實性，幫助學生真實地了解自我，明晰自身的優勢特長和發展短板，為每一個學生尋找適合自身成長的方式[28]。這兩個學校的實踐案例，都很好地運用信息技術，創新評價方法，使人文評價增加科學性、客觀性，真正實現德育評價科學性和人文性的統一。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48.
[2][4] 陸啟越.德育評價范式：內涵、類型及演變[J].大學教育科學，2021，(1)：78-84.
[3] 楊彩菊，周志剛.西方教育評價思想嬗變歷程分析[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3，(5)：50-54.
[5] 約翰·杜威.王承緒譯.民主主義與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06.
[6]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教育》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65.
[7] 檀傳寶.德育形態的歷史演進與現實價值[J].教育研究，2014，(6)：25-32.
[8] 朱小蔓.育德是教育的靈魂 動情是德育的關鍵[J].教育研究，2000，(4)：7-8.
[9] 康德.苗力田譯.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57.
[10] 王道俊，郭文安.教育學(第七版)[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275.
[11] 魯潔.人對人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礎[J].教育研究，2000，(7)：3-10+54.
[12][16] 金生鈜.大數據教育測評的規訓隱憂——對教育工具化的哲學審視[J].教育研究，2019，(8)：33-41.
[13][15][19] 格特·比斯塔.張立平，韓亞菲譯.測量時代的好教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9.14+28.
[14][26] 仲建維.德育評價應超越量化取向[J].教育研究，2014，(5)：75-77.
[17] 石中英.回歸教育本體——當前我國教育評價體系改革芻議[J].教育研究，2020，(9)：4-15.
[18] 趙勇：教育評價的幾大問題及發展方向[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4)：1-14.
[20][25] 陸啟越，余小波.高校德育評價范式及其轉變[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8，(2)：103-108.
[21] 金東賢，劉新成等.學校德育評價改革的若干問題[J].教育理論與實踐，2021，(10)：19-24.
[22] 習近平.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653.
[23] 昌成明.品德納入升學成績的風險與德育評價的回歸——基于康德“人是目的”的人學向度[J].當代教育科學，2020，(1)：53-58.
[24] 宗曉華，余秀蘭等.追求有溫度的指標：新時代本科教育質量評價的德育之維[J].江蘇高教，2021，(10)：5-11.
[27] 趙敏.“線上檔案袋”：德育評價的新探索[J].人民教育，2018，(10)：52-54.
[28] 王殿軍，鞠慧等.基于大數據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系統的開發與應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創新實踐[J].中國考試，2018，(1)：46-52.
作者簡介：
馮建軍：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所長，研究方向為教育基本理論、教育哲學、公民與道德教育。
Moral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an Age of Measurement： Difficult and Capable
Feng Jianjun(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8日
責任編輯：趙云建
作者：馮建軍
第三篇：海外油氣投資區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量與評價
Dec.2017Vol.33No.6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7.06.0002
摘要：隨著知識產權保護的全球化推進，知識產權在石油企業的競爭和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石油企業在海外投資時要保護好自身的知識產權，就需要對該國立法、司法和執法有一定的了解，對整體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有一定的認識。在構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時，要分別從專利、商標、版權立法及知識產權執法環境出發，計算專利保護強度、商標保護強度、版權保護強度，根據三者在知識產權分布中的權重，計算綜合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根據測量的結果，建議中國在海外進行油氣投資時，在不同的國家對知識產權問題要區別對待。
關鍵詞：知識產權保護；專利；商標；版權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石油工業的知識產權作為一種重要的無形資產，已成為一種推動石油企業發展、促進石油企業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目前知識產權已經在石油企業的國際競爭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例如中國電建中標沙特油氣項目、安東油服中標伊拉克項目、中海油中標印尼項目、CPECC中標俄羅斯天然氣項目等，其技術作為一個指標在項目招標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對自有知識產權能否在投資戰略區依法受到保護、受到多大程度的保護，已成為海外油氣投資公司普遍關注的問題，而了解投資區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的重要前提就是對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進行測定。所以說，測定油氣投資戰略區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構建知識產權保護環境風險地圖，可以為油氣公司海外業務知識產權發展提出建議，有助于油氣公司的海外發展。
中國企業在海外油氣投資區域廣泛，在各大洲均有涉及，依據2017年《BP世界統計年鑒》，經過對中國油氣主要貿易國的對比與篩選，本文選取了29個中國主要的油氣投資國家，具體包括中亞4國（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非洲4國（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蘇丹、埃及），美洲4國（巴西、加拿大、厄瓜多爾、委內瑞拉），中東10國（伊朗、伊拉克、阿曼、利比亞、卡塔爾、也門、敘利亞、阿聯酋、沙特、科威特），亞太6國（越南、阿富汗、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蒙古、緬甸），獨聯體1國（俄羅斯），再加上中國，總計30個國家，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對比。
二、現有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定方法及缺陷
知識產權保護涉及與立法、司法、執法和行政等方面相關的復雜問題，因此對知識產權強度進行測量是較為困難的。[1]根據文獻調研，知識產權保護的測量主要分為調查法、立法評分法和綜合評分法三種。調查法是以專業從業人員（如律師和經理）的調查意見為基礎進行評分，國外的研究者如Mansfield等[23]，國內的研究者如楊為國、洪勇等[45]。立法評分法是以一個國家頒布的知識產權立法文本為基礎進行評分。國外的研究者如Ginarte等[67]，國內的研究者如韓玉雄、鐘佳桂等[89]。綜合評分法是將調查法和立法評分法結合起來綜合考慮的方法。國外的研究者如Kondo、Lesser等[1011]，國內的研究者如韓玉雄、許春明等[8，12]。
調查法側重于執行效果，能夠將各個方面納入知識產權保護評價體系中去，但指標的選取具有一定的主觀任意性。因調查法采用訪談或問卷調查的方式，其結果受研究主題的主觀影響較大，且結果也會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較大變動。[13]
立法評分法基于法律法規進行評價，有效地克服了調查法的主觀任意性，尤其是GinartePark法已被大量的研究所采用[1418]。但立法評分法只考慮了法律文本，沒有考慮實際的法律執行效果。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12月
第33卷第6期胡紫陽，等：海外油氣投資區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量與評價
綜合評分法既考慮了法律文本內容，也考慮了執法環境，是目前最主流的方法。但目前研究者都是以專利保護強度來代表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而知識產權不僅包括專利，還包括商標、版權。從工業產權的角度來說，專利最具有代表性，但在許多國家，像商標、工程設計、軟件、電路設計等工業產權并未納入專利的范疇，因此只用專利來代表知識產權局限性很大。
由于專利、商標、版權在一國的知識產權體系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因此對在海外油氣投資戰略區進行投資的石油公司來說側重點也不一樣，所以有必要對專利保護強度、商標保護強度、版權保護強度分別進行測算。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知識產權的特點，分別以專利、商標和版權構建知識產權立法強度，并結合知識產權執法強度，構建綜合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評價體系。
三、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體系
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是知識產權立法強度和知識產權執法強度的綜合體現，知識產權立法強度主要包括專利立法強度、商標立法強度、版權立法強度。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體系的構建如圖1所示。
一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是該國立法強度與執法強度的乘積，可以表示為：
P（t）=[W1×L1（t）+W2×L2（t）+W3×L3（t）]×E（t）
（1）
式中，P（t）表示一個國家在t時刻知識產權保護強度；L1（t）表示該國家在t時刻專利立法強度；L2（t）表示該國在t時刻商標立法強度；L3（t）表示該國在t時刻版權立法強度；E（t）表示該國在t時刻的執法強度；W1、W2、W3分別表示專利、商標、版權在整個知識產權結構中所占的權重，且W1+W2+W3=1。L1（t）、L2（t）、L3（t）、E（t）的值均介于0～1之間。
依據式（1）可分別測算出專利保護強度、商標保護強度、版權保護強度，計算公式為：
P1（t）=L1（t）×E（t）（2）
P2（t）=L2（t）×E（t）（3）
P3（t）=L3（t）×E（t）（4）
式中，P1（t）、P2（t）、P3（t）分別表示專利保護強度、商標保護強度和版權保護強度。當W1=1時，即P（t）=P1（t），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等于GinartePark指數與執法強度的乘積。
（一）專利立法強度指標
在專利立法指標體系上本文主要沿襲GinartePark的測定方法[6]，選擇覆蓋范圍、保護機制、失去保護規定、國際法參與、保護期限5個指標，該指標體系建立于1997年，更新于2008年[19]。近年來專利在立法方面發展迅速，因此在指標選擇上也應該有相應的更新，比如說《專利法條約》在國際專利申請和保護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把《專利法條約》納入指標體系之中。在考慮每個指標的賦權時，每個指標的權重均為02，取值范圍為0～1，因此專利立法強度指標取值范圍也為0～1。
（二）商標立法強度指標
在商標立法強度的指標選取中主要采用文獻調研法，通過大量的文獻調研選取保護范圍、馳名商標保護、明確的地理標志與商標、國際法參與、保護期限5個最能影響商標立法強度的指標，每個指標權重均為02，取值范圍為0～1，因此商標立法強度指標取值范圍為0～1。
保護范圍：商標保護的作用在于讓商標注冊人及商標使用權人的商標使用權受法律保護，在保護范圍的指標設定上有可視性和可聽性兩個指標。[20]可視性是指對一個商標的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維標志和顏色組合等可視性特征予以保護?？陕犘允侵覆粌H在外觀上予以保護，在商標發音的相似性上也予以保護。在分值的設定上每符合一項占1/2分。
馳名商標保護：馳名商標是具有較高聲譽的商標，在一國或者一個地區內受到廣泛的認可，馳名商標本身具有良好的示范效應，因此應有相應的法律給予特殊的保護。[21]對馳名商標的保護也反映一國對商標的重視程度，因此把馳名商標保護納入指標體系中。在分值的設置上，有此項規定為1分，沒有為0分。
明確的地理標志與商標：地理標志是用于商品上的具有特殊地理來源和與原產地相關的品質或聲譽的標記，地理標志是由商品的原產地名稱構成的。[22]商標與地理標志已經成為一種觀念問題，因此把該指標納入商標立法強度指標體系中。在分值的設置上，有此項規定為1分，沒有為0分。
國際法參與：一國的商標保護不僅僅體現在本國的商標立法上，也反映在國際法的參與上。目前涉及商標保護的國際條約主要包括《巴黎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馬德里議定書》《商標法條約》《商標國際注冊馬德里協定》《制止商品產地虛假或欺騙性標記馬德里協定》6項國際法，在分值的設置上一國參與一項得1/6分。
保護期限：每個國家的商標保護都有一個期限。在保護期限內商標持有者對商標享有獨占的權利，商標保護期越長保護強度越強，但與專利保護不同的是商標到期后可以續期。在分值的設置上保護期大于等于10年的為1分，小于10年的分值為保護年限/10。
（三）版權立法強度指標
在對版權立法強度的指標選取中，依然采取文獻調研法，通過調研選取覆蓋范圍、保護機制、國際法參與和保護期限4個最能反映版權保護的指標，每個指標的權重均為025，取值范圍為0～1，因此版權立法強度指標取值范圍為0～1。
覆蓋范圍：版權不僅僅包括著作權，也包括工業版權。在該指標的設定中為了盡量覆蓋版權范圍[23]，本文選擇文字作品、錄音作品、藝術作品、工程設計圖、計算機軟件、集成電路設計、數據庫7個指標，每符合一個指標得1/7分。
保護機制：版權所有者應依法享有受保護的權利，在版權保護機制的設定中為了反映這一特點，同時又能撇開所有版權法都有的共性，該指標選擇受法律保護和對盲從模仿處罰兩項指標，即只要是創新成果進行商業利用就能在一定時間內受法律保護，同時對盲從模仿行為進行處罰。[23]每符合一項得1/2分。
國際法參與：版權保護同專利和商標保護一樣也涉及許多國際法。目前反映版權保護的國際法主要有《伯爾尼條約》《巴黎公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海牙協定》《WIPO版權條約》《華盛頓條約》《WIPO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7項國際條約，每參加一項得1/7分。
保護期限：版權也有一個保護期限，但與商標保護期不同的是不同的版權具有不同的保護期，一般著作權版權保護期較長，工業版權保護期較短。由于著作權在整個版權結構中占比較大，為了在指標上統一，該指標選擇著作權版權保護年限，保護年限大于等于50年為1分，小于50年的為保護年限/50分。
（四）執法強度指標
知識產權執法強度指標主要是由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共同決定的。內部環境主要是指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公眾保護意識、政府執行效率及行政保護水平，外部環境主要受國際監督的制約。執法強度影響的是知識產權立法整體的執行效果，是知識產權立法被執行的一種比例。執法強度每個指標的權重均為02，取值范圍為0～1分，因此執法強度指標取值范圍為0～1。
經濟發展水平：一個國家只有在滿足自身溫飽的情況下，才會提高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一般來講，經濟發展水平和執法水平是相適應的，因此本文把經濟發展水平納入執法強度指標體系中；人均GDP是反映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本文用人均GDP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1]。在分值計算上，各國每年的人均GDP大于等于對應年份全球人均GDP的得1分，小于全球人均GDP的得分為該國人均GDP/全球人均GDP。
社會公眾保護意識：社會公眾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受文化程度制約，社會平均文化程度越高，保護意識越強，本文用“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表示該指標。當一國的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大于等于95%時為1分，小于95%時得分為該國的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95%。[1]
政府執行效率：政府執行效率的高低是保證知識產權法得以實施的關鍵。政府執行效率越高，維權的成本相對越少，人們對法律的信任就會越強。反之，如果政府執行效率較低的話，案件處理的時間就會加長，執行成本加大，就會影響對侵權行為的及時制止和查處。[24]本文選用的政府執行效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
行政保護水平：行政保護水平是知識產權得以實施的關鍵，而腐敗是影響行政水平的重要因素。行政保護水平越高，腐敗也就越少，知識產權保護也就越強，因此該指標用政府治理腐敗指數來代表行政保護水平[11]，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
國際監督：目前知識產權保護不僅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國際監督的制約同樣是構成知識產權保護的一部分。[25]WTO是國際上國家參與最廣泛的一個組織，也是保護知識產權的最重要的一個組織，其框架下詳細規定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機制，并把知識產權保護納入三大支柱，因此用是否加入WTO來衡量國際監督指標，如果加入得1分，否則為0分。
四、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定
（一）專利、商標、版權保護強度的測定
在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量中，專利立法強度、商標立法強度和版權立法強度是基于知識產權保護指標體系測算方法，依據對知識產權有關的法律法規調研的結果綜合得出。與知識產權有關的法律法規包括油氣投資戰略區30個國家頒布的專利法、商標法、版權法、工業產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等。執法強度中人均GDP、政府執行效率、治理腐敗指數的指標數據來源于歷年世界銀行統計的數據，成人識字率數據來源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公布的歷年數據，是否加入WTO依據的是WIPO發布的數據。
根據構建的指標體系，本文計算了1995、2000、2005、2010、2015年海外油氣投資區的專利保護強度、商標保護強度、版權保護強度，見表1。
由表1可知，不同的國家因發展水平和所處的環境不同，在專利、商標和版權保護上存在很大差異。從時間序列來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一直都處于領先地位，近年來仍在持續增強。中國、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卡塔爾、蒙古等后發展國家，在專利保護強度、商標保護強度和版權保護強度方面逐年提高，目前正在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中亞和非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在專利、商標、版權方面的保護相對較弱，且近年來提高程度不大。
為了更加直觀地觀測目前油氣投資戰略區各國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保護強度，以2015年為時間節點，做出柱狀圖，見圖2。
專利、商標、版權保護強度均在06以上的國家有中國、俄羅斯、加拿大、阿曼、卡塔爾和澳大利亞6國，在這些國家不論是專利、商標還是版權，均能受到很好的保護。烏茲別克斯坦、蘇丹、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阿富汗6國的專利、商標和版權保護強度值均在03以下，說明這些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很弱。其中敘利亞和緬甸缺少相關的專利立法，阿富汗雖有相關的專利立法，但從未實施過，在敘利亞和阿富汗申請專利維權時只能通過巴黎公約，而在緬甸則沒有任何法律文本可以遵循。
圖2 2015年油氣投資戰略區專利、商標、版權保護強度比較
（二）專利、商標、版權保護強度的驗證
為了驗證專利、商標和版權的保護強度指標是否能夠作為衡量專利、商標和版權保護強度的一個標準，本文選取了油氣投資區各國分別在2005、2010、2015年的人均專利申請量、人均商標申請量、人均工業版權申請量（見表2），以及人均申請量作為被解釋變量，保護強度作為解釋變量，建立一元回歸模型。利用Eviews軟件逐年對各國的數據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各國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與其人均專利、商標和版權的人均申請量都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經計算，所有回歸結果的R2介于029～048之間，其值不高的原因在于，回歸模型較為簡單，只考慮一個解釋變量，即保護強度與人均申請量之間的關系。很明顯，還有其他因素影響各國的知識產權申請量，但這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建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是否有價值?；貧w結果顯示指標與各國知識產權申請情況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高，各國的專利、商標和版權的申請量就越多。也就是說，本文建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是有實際意義的，可以作為國家知識產權保護情況的一個衡量標準。
（三）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定
由圖2可知，在知識產權保護中專利、商標、版權的保護強度差別不大，為了表示綜合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本文在假設W1=W2=W3的情況下構建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
計算結果表明，在油氣投資區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除利比亞、敘利亞和蘇丹外，其他國家在2015年的知識產權強度均大于該國的歷史平均強度。各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變動符合其社會發展的趨勢。依據2015年的數據，
按照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數值，把投資區30個國家分為5個等級，詳見表5。
依據對各國發布的知識產權相關法律、國際法參與以及執行強度指標的計算結果得出以下結論：知識產權強度處于第一等級的國家，其在知識產權立法、執法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知識產權得到很強的保護。知識產權強度處于第二等級的國家，雖然在本國立法和國際法簽訂上都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由于執行效率較低，知識產權保護打了一定的折扣。知識產權處于第三等級的國家，雖然本國有相對完善的立法，但在國際法簽訂和執法強度方面相對較弱。第四等級的國家，知識產權立法雖較久但沒有更新，國際法簽訂較少，執行效果較差，其知識產權很難得到保護。在第五等級的國家都相對比較貧困，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不強，缺少國內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文本，也缺少國際法的監督，在這些國家知識產權很難得到保護。
在W1=W2=W3的情況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風險分布如圖3所示，氣泡越大表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強，侵權風險大，維權成本??；氣泡越小表示知識產權保護強度越弱，侵權風險小，維權成本大。
五、結論和建議
基于以上對油氣投資區30個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量與評價，得出以下結論和建議：
（1）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國民收入和文化水平較高，對知識產權的需求和保護意識較強，司法機制和知識產權立法完善，并積極參與、執行與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國際條約。中國與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相比，在知識產權立法上處于優勢，但在知識產權執法強度上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國的集團公司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開展業務時，主要的風險是技術競爭性強，侵權所帶來的損失大，因此在這三國應積極申請相關的知識產權，以爭取在該領域占領技術高點。同時，在生產經營中對技術的選擇要謹慎，以免造成侵權，給公司帶來損失。
（2）阿曼、俄羅斯、卡塔爾、哈薩克斯坦、阿聯酋和巴西6國雖然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差別不大，但各自的結構存在很大不同。阿曼在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水平上保護強度都很高，但國家過小，對知識產權的總體需求較低；俄羅斯總體情況與中國類似，和發達國家相比在執法強度上還有待提升；卡塔爾和阿聯酋在執法強度上相對較高，但在專利和商標的立法上存在不足；巴西在執法水平上偏弱；哈薩克斯坦在知識產權立法和知識產權執法中都存在略微的不足。企業在俄羅斯投資時，由于和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結構類似，可參考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布局，在卡塔爾和阿聯酋進行投資時需要關注立法風險，在哈薩克斯坦和巴西要關注執法風險。
（3）企業在蒙古、沙特、厄瓜多爾、印度尼西亞、科威特、越南、委內瑞拉、塔吉克斯坦和埃及等國進行投資時，由于這些國家在知識產權立法和知識產權執法上都有一定的缺陷，因此在知識產權的申請上，尤其是關鍵技術的申請上應持謹慎的態度。
（4）由于尼日利亞、土庫曼斯坦、伊朗、也門、阿爾及利亞、烏茲別克斯坦、伊拉克、阿富汗、蘇丹、利比亞、緬甸、敘利亞等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足，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不強，但在商標和版權上還有一定的保護，所以企業在這些國家投資時應在商標和版權上進行適當的申請，合理布局，而在專利技術方面應盡量保護技術秘密，以免技術泄漏給企業帶來損失。
參考文獻：
[1] 許春明， 陳敏.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定及驗證[J].知識產權，2008（1）：2736.
[2] Mansfield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6， 19（12）：373382.
[3] RejasMuslera R， Davara E， Abran A， et 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s in Software[J].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Concepts Methodologies Tools & Applications， 2010， 3（1）：114.
[4] 楊為國， 戚昌文， 朱雪忠，等. 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調查與分析[J]. 研究與發展管理， 2002（5）：2128.
[5] 洪勇， 吳勇. 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相對評價方法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 2011（2）：3642.
[6] Ginarte J C， Park W G. 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 A Crossnational Study[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3）：283301.
[7] Rapp R T， Rozek R P. Benefits and Cos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0， 24（5）：75102.
[8] 韓玉雄， 李懷祖. 關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定量分析[J]. 科學學研究， 2005（3）：377382.
[9] 鐘佳桂. 中美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測度與比較[J]. 法學雜志， 2006（3）：134135.
[10] Kondo E K. The Effect of Patent Protec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1995， 29（6）：97122.
[11] W Lesser. The Effects Of TripsMand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B/OL].[20170711].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597.1240&rep=rep&type=pdf.
[12] 許春明， 單曉光.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指標體系的構建及驗證[J]. 科學學研究， 2008（4）：715723.
[13] 孫赫. 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測量方法研究述評[J]. 科學學研究， 2014（3）：359365.
[14] Falvey R， Foster N， Greenaway 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10（4）：700719.
[15] Braga C P P， Fink C. How Stronge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ffects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EB/OL].[20170711].http：//citees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597.1240&rep=rep/&type=pdf.
[16] Bin Xu， Eric P CHiang. Trade， Patent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5， 14（1）：115135.
[17] Javorcik B S. The Composi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4， 48（1）：3962.
[18] Yang G， Maskus K 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Licensing： An Econometric Investigation[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2001， 137（1）：5879.
[19] Park W G. International Patent Protection： 1960—2005[J]. Research Policy， 2008，37（4）：761766.
[20] 羅敏. 論商標保護范圍的擴大[D]. 寧波：寧波大學， 2012.
[21] 劉茂林. 馳名商標的保護[J].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 1994（3）：6771.
[22] 吳春岐. 地理標志及原產地名稱等相關概念的探究[J]. 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4）：9497.
[23] 何煉紅. 工業版權研究[D]. 重慶：西南政法大學， 2007.
[24] Tobiason J V. The Impact of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U.S. Multinational Firms Decisions to Invest， License， and Export[D].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2004.
[25] 孫旭玉. 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 理論導刊， 2010（7）：5459.
責任編輯：張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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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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