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范文第1篇
【摘要】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多年來河北省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切實保護和開發利用的現實要求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借鑒先進經驗，河北省可以從完善法制建設、對傳承人重點保護、優化職能部門配置及拓寬公眾保護參與通道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取得更大進展。
【關鍵詞】河北省 非物質文化遺產 法律保護 日本經驗
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概況
河北省地處中華文化中心區域，人杰地靈，歷史厚重，擁有內容豐富、種類繁多的文化遺產。據河北省文物局統計，“目前河北境內已明確的不可移動文物有33473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63處，合并項目6處，其他1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930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3780處?！雹俜俏镔|文化遺產在河北省11個市30多個縣區都有分布，品種齊全，地域覆蓋廣泛。2002年6月7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公布，河北省申報的39項名列其中，其中由國家和省級名錄收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超過230項。多年來，河北省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因為經濟發展不夠規范、管理工作落實不到位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還存在很多問題。一些文化遺產遭到嚴重破壞，部分文化品種消失不再，有的文化遺產傳承人青黃不接甚至缺失。文化遺產保護的現實十分嚴峻，工作任務越來越沉重。
日本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
立法工作。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尤其是通過法律手段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上日本較之于中國著手更早，工作更為細致，積累的經驗更為豐富。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就已經開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當時日本剛剛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但保持傳統文化的觀念已經確立。1871年，《古器物保存法》出臺，開始對傳統工藝美術品進行保護。1888年，日本政府專門成立“寶物”調查機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對文化遺產進行調查。1897年，日本頒布《古社寺保存法》對“特別建造物及國寶”進行認定。1919年，《史跡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頒布實施。在日本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制建設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成就是制定了《文化財保護法》?！段幕敱Ｗo法》首次提出了“無形文化財”的概念，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位?！柏敗钡膬群赶蚍浅V泛，基本上涵蓋了文化的各種存在形式?！盁o形文化財”的提出對于世界各國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理念由此洐生。1950年，《文化財保護法》正式得以討論通過，并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地修正與完善。1954年《文化財保護法》進行修訂，創設“指定制度”，并把“重要民俗資料”單列出來，突顯了對于普通民眾生活方式及其價值的重視?！爸付ㄖ贫取蓖瑫r適用于有形與無形兩部分文化財。對于有形部分參照之前“重要文化財”的做法。對于無形部分主要采取記錄與田野調查報告等方式，強調民間存在方面的保護。20世紀60、70年代，日本經濟飛速發展，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段幕敱Ｗo法》分別于1975、1996年進行了多次修訂。1975年的修訂進一步充實了法律保護的內容，設立“保護地區”對傳統的建筑物群進行保護。同時強調要提高保護的技術水平，強化地方政府保護職責。1996年的修訂進一步擴大了文化遺產保護的范圍，引入“文化財登錄制度”。本次修訂還對“指定都市”的責、權、利進行了明確。新的“登錄制度”是對以前“指定制度”的重要補充，實質上也是一種申報制度。先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擁有者進行申報，再由政府進行指導和勸告等方式實現更寬泛的保護。
創立“人間國寶”制度。日本首創了“人間國寶”制度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進行保護。這項制度的宗旨就是通過對人的保護來保護文化傳承，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保護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的保護。具體操作上，日本政府一是通過保護傳承人保障了文化遺產的有效傳承，同時利用這種方式影響教育國民，激發人民群眾保護文化遺產的熱情與積極性。日本的“人間國寶”就是“重要無形文化財保持者”，包括在歷史、藝術以及傳統技術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的傳統戲劇、民俗藝能、音樂、工藝、技術及其他無形文化的載體或傳承者。保持者被稱為“人間國寶”。②主體上，在“人間國寶”制度設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能夠被認定為“人間國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持者基本上都是“絕技”、“絕藝”或 “絕活兒”的表演者和藝人，也包括匠人和手藝人。這些人的“絕”或表現在表演方面或表現在技能方面。內容上，除了能樂、雅樂、文樂、組踴這些表演性的無形文化之外，“人間國寶”還包括陶藝、染織、漆藝、金工等勞動技能性的傳統工藝，甚至包括鐵匠也可以入選“人間國寶”。③重要無形文化財一經國家認定，政府需要采取具體措施實施保護，“人間國寶”的認定是其中的重要步驟。通過將那些具有高超技能和技藝的保持者認定為“人間國寶”從源頭上對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按照《文化財保護法》的規定，對于“人間國寶”的認定有“個別認定”、“綜合認定”和“保護團體認定”的區分。④“人間國寶”的認定是一種“個別認定”，這種認定看重的是傳承人個人對于某種技藝的掌握。被認定為“人間國寶”后，保持者的技藝和作品就會被全社會認可，在社會上會享有較高地位，也會從政府那里獲得一定的經濟資助。日本政府通過資金補助或特定資助傳承人的方式在物質利益上施惠于傳承人，同時給予傳承人以生活、醫療等方面的綜合保障。傳承人在享有利惠的同時也要履行振興和傳承其特殊技能的義務?！叭碎g國寶”的認定和扶持制度在日本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很多傳統的藝術表演如“能樂”、“歌舞伎”、“狂言”、“講談”等都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了有效的保護和傳承。
政府管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過程中，日本政府在行政管理部門設置方面采取層級協作體制。中央一級政府負責的是全國范圍內最為重要的部分，其他的文化遺產則由地方各級政府通過立法或相應措施進行確定和保護。例如，日本中央政府于1966年通過《古都保存法》，該法適用的對象只是針對京都、奈良、鐮倉等一些傳統古都內的有關歷史風土的大的環境。但是，同樣處于該區域內，但非歷史風土保存區并不由《古都保存法》保護與監管，相關工作由地方政府負責。與《古都保存法》相配合，日本政府同時制定了包括《歷史環境保護條例》、《傳統美觀保護條例》等細則性的施行條例，對地方政府的保護職責進行明確。日本對于文化遺產的行政保護有文化和城市規劃兩個部門。兩個部門在權責劃分上各自獨立、權利平行，只是工作內容各有偏重。具體來講，文物資源包括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建造物、建筑群、自然景觀等景觀和物品的保護主要由文化部門負責。文化部門按照層級有中央與地方的劃分，中央由設在文部省中的文化廳擔任文化主管機構，地方由地方的教育委員會主管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城市規劃部門主要負責日本的古都保護及城市景觀的保護，制定有關古都保護的詳細規劃，對歷史傳承的城市景觀進行保護，并對其中的文化遺產做整體性保護和管理。規劃部門在中央的主管機構是在建設省管轄下的城市局，在地方則是地方城市規劃局。為了避免兩個部門間出現施政沖突，設置上各部門的工作側重點各有不同。在具體的保護過程中，行政主管部門的確定主要根據遺產保護的內容特點、層次等級來明確，其他相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協助或監督該部門工作。
日本先進經驗的河北啟示
完善法制建設。日本“無形文化財”概念提出以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法規相繼出臺，日本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制建設日趨完善。從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示，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要完善的法制體系。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制建設相對滯后?！逗颖笔》俏镔|文化遺產條例》2014年6月才頒布，不僅遠落后于云南、貴州等兄弟省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遺產法》的實施相比也落后了近三年的時間。而且，河北省的法制工作還存在層級混亂，內容沖突的弊端?！斗俏镔|文化遺產法》與《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在立法原則及宗旨方面一脈相承，是上、下位立法的關系。但是，在許多問題上兩法規定都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就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而言，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沒有規定的一些問題，《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同樣也沒有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主體私權利保護就是其中一例。另外，《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條例》與相關部門法的同一問題適用也存在碰撞與沖突。以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利用方式的保護問題為例，其中遇有違法行為造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損害，會有刑法、民法多位階、多部門法律適用的選擇問題，如何適用沒有明確的準據規定。這些問題的存在會嚴重阻礙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進程的推進。結合日本先進經驗，在尊重立法權限的前提下，河北應該理順不同位階立法上的內容沖突，填補立法真空，明確法律適用，實現法制平衡。
對傳承人實施重點保護?？偨Y日本“人間國寶”制度的先進經驗，河北省在保護遺產傳承人方面同樣可以從權利與義務兩方面進行對等配置。例如，對于優秀的達到國家級別的，極具代表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河北省可以通過命名的方式進行保護，將其命名為“藝術大師”或“民間藝術大師”。這些傳承人除了可以享有一般傳承人的權利外，可以借鑒學術領域職稱評定方面的規則，通過評定職稱的方式讓他們享有相對應職稱的薪酬待遇和社會福利。此外，文化遺產傳承人還可以享受政府的專項補貼。河北省政府可以通過撥付?？罱o傳承人或傳承項目的方式補貼相關傳承人，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推廣。在扶持的同時也要明確傳承人需要履行的宣傳和傳承文化遺產的義務，比如要求傳承人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公開表演、教授學生或徒弟，讓相關技能與藝能得以傳承。對于“藝術大師”或傳承人的評選，日本的相關作法也值得借鑒。遴選可以按照價值大小、瀕危程度等標準進行，優先推薦級別較高的如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品和傳承人，對于瀕危等級較高的文化遺產的傳承人也要優先推薦。在評選過程中，評選規則要公開公平，相關的條件和標準要客觀透明，認定模式與規則應該科學合理，既要保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序傳承，又要明確傳承人、權利人的權益和職責。
優化職能部門配置。目前，河北省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行的是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門負責，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的綜合管理制度?！斗俏镔|文化遺產法》及各省的保護條例基本上也都遵循這個原則?！吨腥A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七條規定，全國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工作由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負責。在地方上，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工作。由文化行政部門牽頭管理可以解決保護過程中涉及的不同領域、不同專業相互沖突的問題。但是，同一事項的多頭管理有時也會造成管理中的權力沖突或是困難問題的擱置無解，對于“利好”問題，大家一哄而上，對于“棘手”問題，大家推責回避，無論是哪種情況都會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因此，如何改變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體制中多個部門管理為單一部門管理，實現權責單向歸屬、明確施政終點成為我國各級政府急需解決的首要問題。日本層級協調設置職能部門的作法對于河北具有很好的借鑒性。河北省的省級部門專門負責全省范圍內級別較高、影響較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地方各級政府負責本轄區內其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在具體保護過程中由文化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協調監督。這樣的機構配置從根本上明確了各部門的工作職責，避免了工作中因多頭管理所造成的權責不清、互相推諉扯皮等問題。當然，要實現這樣的機構配置需要對河北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情況進行清查登錄并按級別進行層級及部門間的分配，工作量難度不小。
拓寬公眾參與保護通道。要想真正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落到實處，公眾參與必不可少。借鑒日本先進經驗，河北省可以做三個方面的嘗試。首先，做好教育普及工作。日本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養的主要途徑并不局限于正規教育和專業教育，負責這項任務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立傳習所。⑤這一點與河北目前主要通過學校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傳習所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教育更具傳統性和地方性的特點，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方式具有更強的契合性。其次，通過傳統文化的再建設提升人們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情。比如，千葉大學的宮崎清教授在1974年發起了“生活工藝運動”。宮崎教授在大沼郡三島町調查時發現這個村子在手工藝制作方面擁有豐富的歷史遺留，于是他開始在三島町舉辦工藝品的培訓班，建立生活工藝研究所，村民及游人參與其中利用自然材料手工制作生活器具。在給人們帶來動手樂趣的同時，三島町特有的民俗文化也得以延續。⑥這種文化再建設的保護模式對于河北很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同樣適用，如武強木版年畫、衡水內畫等。游人完全可以參與其中，不僅學習了文化也保護了其中的工藝。最后，充分發揮民間機構的保護作用。日本在二戰后曾經搞過“造街運動”，初衷是要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傳統建筑。在這個過程中，民間組織發揮了巨大作用。人們自發組織起來，組成協會、研習會、公益信托基金等民間機構。有的組織在全國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著名的“御三家”（奈良縣橿遠市、琦玉縣川越市、名古屋市）、“全國歷史的風土保存聯盟”、“全國歷史城鎮保護聯盟”等民間團體。⑦一直以來，河北省的民間組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音樂類、戲劇類及曲藝類的文化遺產，民間保護是其中重要的保護方式。如何將相關經驗加以推廣，推動民間組織在更寬泛的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方興未艾。為了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與完整性，促進河北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河北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中日文化同出一脈，兩國人民的文化傳統、文化內容及文化形式都存在大量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借鑒日本先進經驗，采取有效措施對加強河北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為河北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項目編號：HB14FX043）
【注釋】
①河北省文物局：《河北文化遺產》，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②周超：“中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認定制度及比較研究”，《民族藝術》，2009年第2期。
③廖明君，周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日本經驗”，《民族藝術》，2007年第1期。
④周星，周超：“日本文化遺產的分類體系及其保護制度”，《文化遺產》，2007年。
⑤⑦康保成：《日本的文化遺產保護體制、保護意識及文化遺產學學科化問題》，成都：四川大學出版，2009年。
⑥[日]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王惠君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
責編/張蕾
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世界遺產;開發利用;資源破壞;遺產保護;遺產管理
針對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越來越受到破壞的威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在巴黎舉行了第十七屆會議，會上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希望通過采用公約形式的新規定，為集體保護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建立一個根據現代科學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使這些全人類的世界遺產得以留存。該公約自1975年12月17日生效以來，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產的任務受到了世界
各國政府和公眾的普遍關注和重視。中國也不例外，自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遺產公約》以來，對遺產價值的認識不斷提高，遺產保護的意識日益覺醒，遺產保護及搶救工作開始
啟動并逐步深入。
一、我國世界遺產資源的分布
我國的世界遺產申報工作雖然起步較晚，但是進展卻很快，截止到2006年底已有33項文化與自然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中文化遺產23項，自然遺產5項，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4項，文化景觀遺產l項。另外，還有昆曲、中國古琴藝術、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蒙古族長調民歌等4項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遺產數目僅次于西班牙、意大利，居世界第三位。此外還有近百個項目正在申請加入《世界遺產名錄》。
世界遺產資源的分布涉及我國的22個省市，東部地區的北京、天津、遼寧、吉林、河北、天津、江蘇、山東、福建等地分布有12項世界遺產;中部地區的安徽、山西、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分布有9項世界遺產;西部地區的陜西、甘肅、寧夏、云南、四川、重慶、西藏等地有11項世界遺產;此外澳門有1項世界遺產。從世界遺產資源在我國的分布情況來看，東部、中部、西部基本上分布比較均衡。但由于申報重視程度、申報工作進展、發展與保護之間的矛盾等方面的原因，世界遺產資源在各省市的分布情況卻有一定差異，有些省市為世界遺產資源大戶，如北京、四川就分別擁有6項和5項世界遺產，而還有一些傳統的旅游資源大省如浙江、廣西目前尚無一項進入世界遺產名錄。
二、我國世界遺產資源開發利用的現狀
近年來，世界遺產因其在歷史、藝術、科學、技術、建筑、美學、景觀、生態、音樂、民俗等諸多方面都蘊藏著“突出的普遍的價值”而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成為旅游開發的熱點。然而，伴隨著遺產旅游的升溫，遺產資源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高壓力、高損耗和高破壞的威脅。
1.對遺產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掠奪性索取導致遺產資源破壞嚴重。在許多人眼里，世界遺產就是“搖錢樹”，申報成功就萬事大吉，于是疏于管理、破壞性的開發也隨之而來。據統計，截至2006年7月，在全球的800多處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中，已有33處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雖然中國還沒有一處被列入瀕危遺產名錄，但不少遺產資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錯位開發、超載開發的現象，個別地方甚至曾瀕臨被“摘牌”的境地。如中國第一批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的武陵源風景名勝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錯位開發和超載開發導致自然環境景觀和原始風貌嚴重破壞，1998年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出示了“黃牌”警告，當地政府為拆除違章建筑恢復原始風貌則付出了10億元的沉重代價;武當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遇真宮主殿，在2003年的一場大火中被化為灰燼，在2004年蘇州舉行的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武當山也因此而遭到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黃牌警告，這些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2.旅游開發中的人工化、商業化、城市化導致遺產資源美學價值大大降低。我國許多世界遺產資源所在地在遺產資源的開發利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人工化、城市化、商業化的傾向。不少遺產地的核心景區被大量的賓館、商店、行業別墅、部門飯店、人造景點、索道所占據。雖然這些城市化設施所占面積的比例不太大，但與景區優美的自然環境形成強烈的反差，破壞了世界遺產的原真性、完整性，使遺產資源的自然美學價值大為降低。就拿修建索道來說，不僅會對生態環境、地表植被造成破壞，而且對游客的觀景賞美也會造成視覺污染。索道在國外主要是滑雪設施，國家公園一般不允許修索道，即使有，也是經過充分論證的。但在我國的風景名勝區則到處都是索道，泰山、黃山、峨眉山、武陵源等世界遺產地都修建了兩三條索道。而修建索道，就不可避免地要開山炸石，伐木毀林。泰山的一個索道站就占地19000平方米，山頂被劈掉1/3，地表植被完全遭到破壞。有“中國明清民居博物館”之稱的世界文化遺產西遞、宏村也因過于濃厚的商業化氣息而影響了古村風貌，導致古民居、古村落遺韻流失和旅游氛圍的破壞。
3.游客過量及不文明的旅游行為，導致遺產地自然風貌、歷史風貌的破壞。旅游對遺產地環境的危害一方面是來自外來投資商及當地旅游部門的大規模開發活動，另一方面則來自游客的破壞。我國的許多世界遺產地在旅游旺季時，大都人滿為患，超負荷接待。游客的過量涌入，不僅致使遺產地基礎設施供應緊張，水體和空氣質量下降，環境污染加劇，也給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此外，游人任意采摘花草、踐踏植被、狩獵禽獸等不文明的旅游行為，使遺產地的生物多樣性遭到了破壞，其后果是導致遺產地自然風貌、歷史風貌的破壞，景區的吸引力和游客的滿意度均大大降低，對遺產保護和旅游發展都非常不利。
4.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致使遺產資源面臨原真性和完整性消失的危險。文化遺產中的古城、古鎮、古村落凝聚了人類文明史中最輝煌一頁的精華，其非凡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使它們成為城市研究的活化石。然而，在中國城市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的過程中，特別是最近二十年來，不少城市采用類似的技術，追求大規模的建筑群、大體量的建筑物，導致城市面貌千篇一律，而這種單一面貌的文化正在吞噬以歷史城鎮、歷史街區、古老建筑為標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文化特色。有的城市為了追求提高寶貴的城市用地的使用率，使土地升值，不惜在歷史文化遺產密集的區域進行開發。還有些地方為了滿足現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機動交通的需要，改變歷史城市的格局和風貌，甚至直接拆除或遷移文物古跡。上述種種問題的存在已使許多歷史文化遺產和歷史文化名城的古老空間特色與文化環境遭到破壞，古街、古鎮、古村落歷史風貌和遺韻逐漸流失，甚至已不復
摘 要：我國的世界遺產資源十分豐富。伴隨著遺產開發與遺產旅游的升溫，遺產資源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高壓力、高損耗和高破壞的威脅。如何正確處理好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旅游發展與遺產保護的關系，切實加強遺產資源的保護和管理，已成為當前遺產資源開發利用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三、加強我國世界遺產保護與管理的對策
世界遺產是大自然和祖先賜予我們的珍貴財富，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珍稀性和脆弱易損性的不可再生資源，任何不適當的開發都極易造成資源的破壞、生態系統的退化，甚至會帶來無法恢復的生態災難。我國世界遺產在管理體制方面的多頭管理、條塊分割使世界遺產在開發和管理中存在無序、低效、破壞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貌似建設、實為破壞，名為保護、實為壟斷等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已嚴重影響到遺產資源的永續利用和可持續發展。因此，重視遺產管理，處理好旅游開發與遺產資源保護的關系問題，既是世界遺產資源保護和永續開發利用的需要，也是我國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1.樹立自然、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合理開發利用世界遺產資源。自然、文化遺產資源不同于一般的礦產、森林、草地等資源，它們具有獨一無二性、非人工再造性和不可逆性的特征，一旦破壞，將不可再生、不可再造、不可復得、不可挽回。因此，無論是開發者還是管理者，對遺產資源的開發利用一定要本著對后代負責的精神，采取慎重態度。要自覺遵守《世界遺產公約》，牢固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正確處理保護、繼承與開發、創新的關系，在科學保護的基礎上對遺產資源進行合理有效的開發利用。
2.理順管理體制，加強對世界遺產的統一管理。管理體制是加強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的關鍵。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自然文化遺產資源的管理都采取政府統一管理的模式，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應該是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強制性措施，制止破壞資源的行為。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多元化、多層次的管理體制，這種多元化、多層次的管理體制所帶來的弊端在各個遺產地已逐漸顯現出來。對此，國家應加強對世界遺產的統一管理，建議在國務院設立世界遺產管理委員會，各地方遺產管理機構接受其統一監督和管理。該委員會內部可以設立各司處理專項事務，負責協調解決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中的重大問題。各司主要負責人可以從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國家計委、財政部、教育部、建設部、國土資源部、國家環?？偩?、國家林業局中選任。這樣不僅有利于協調各部門的利益，還有利于發揮各專業人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3.建立世界遺產管理監控體系，加強對遺產資源的科學管理。我國各地方政府對申報世界遺產都十分重視，在政策和經濟投入上均給予大力支持，但申報成功后對世界遺產的科學管理卻往往重視不夠。目前，我國遺產管理正處于改革的關鍵時期，各個遺產地逐漸進入國際遺產監測的高峰期，如何盡快將外部的遺產監測轉變為內在的、主動的遺產監控，是遺產管理面臨的重要挑戰。為此，各遺產地應盡快建立起包含對遺產本身和遺產管理工作監測、評價、反饋、調整等過程以及相應的組織體系在內的科學的、完整的監控體系，以適應當前遺產管理改革的要求，保證遺產管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提高遺產管理水平
4.加強世界遺產保護法制建設，依法管理世界遺產資源。由于遺產本身的復雜性、專業性，使得世界遺產的管理和保護也十分復雜，涉及到國際國內自然、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要想協調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合理地平衡各方利益，必須有一部基本法做出基本目標、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的規定。從我國現有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來看，盡管已出臺了《文物保護法》、《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森林和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區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涉及世界遺產保護的法律法規，但總體而言，我國在保護世界遺產方面的立法，遠遠滯后于資源開發行為，很多地方用開發區的政策來套風景區、遺產地的開發;現行的法律法規中尚存在規定不明確、沒有規定和規定相沖突的問題，這給我國世界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為此，應盡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遺產保護法》，對我國的世界遺產保護做出統一規定。同時，地方各級政府應根據遺產地的具體情況，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規和管理規章，明確保護管理工作的具體制度要求、保護標準和目標及相關的法律責任。對已有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凡是同遺產保護不相適應的內容，應作必要的修改和調整，將世界遺產的管理和保護納入法制化軌道。
5.多渠道募集資金，加大遺產保護經費的投入。進行遺產保護需要有大量的資金作保證，我國遺產資源破壞之所以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保護資金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據有關資料顯示，韓國現有的20處國立公園每年得到的政府撥款相當于人民幣3億元;美國近10年來，平均每年投入到國家公園體系上的財政資金折合人民幣約168.2億元。而我國國家每年給基本包括了全部中國世界遺產在內的國家風景名勝區的撥款只有0.1億元，僅相當于美國的0.06%，也就是說，美國每年用于國家公園的財政投入為中國風景名勝區的1682倍。面對這一現實，必須采取相應措施，盡快建立引導多元化資金籌集機制，為世界遺產保護工作尋求資金支持。一方面，世界遺產資源作為國家公益事業性的社會資源，保護的主體應該是政府，國家要加大對世界遺產保護的財政支持力度，設立世界遺產保護基金會;另一方面，應將世界遺產的門票收入交由財政實行專項管理，并從中提取部分資金用于遺產保護;同時可考慮出臺社會資助政策，對提供社會資助的企業給予政策和稅收方面的優惠。在資金運用方面，要加強管理，?？顚Ｓ?，不得浪費和挪用，要建立審計監督制度，使有限的資金發揮最大的效用。
6.重視遺產保護基礎理論與應用研究，探索遺產保護的基本規律和方法。世界遺產的保護和管理是一項技術要求很高的工作，保護和管理過程中會涉及到許多學科的專業知識。要使我國的世界遺產資源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就必須加快遺產保護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重視遺產保護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研究，掌握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各類基礎資料和信息，認真探索各類遺產資源的保護規律、保護技術、保護方法，充分發揮高新技術在遺產保護管理工作中的作用，用先進的科學技術保存、修復遺產資源，用先進的科學手段發掘歷史遺跡或遺物，提高世界遺產保護管理工作的科技含量。
7.加強遺產知識宣傳教育，科學引導旅游者的旅游行為。遺產資源具有多方面的獨特價值，但目前人們更關心的是旅游觀賞價值，而忽視了其更深層次的經濟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以及遺產資源的保護。為此，在遺產旅游發展過程中，應加強對旅游者和社會公眾的遺產知識教育、生態倫理教育和素質教育。通過宣傳教育對旅游者的旅游行為加以科學引導，以減少和避免旅游過程中的隨意性、盲目性破壞行為;通過宣傳教育，讓更多的人全面了解世界遺產對人類和社會發展所蘊涵的珍貴價值，認識遺產保護的重要性，形成全社會都來關心、愛護遺產的風氣，主動承擔起遺產保護的責任與義務。 我國世界遺產資源開發利用與保護
結 論
以長遠眼光來看,從整體利益出發,遺產保護與利用之間不只存在矛盾,雙方實際上存在一致性。遺產保護工作進行的好,遺產對旅游者的吸引力才會持久,旅游事業才能得以持續發展;旅游業的繁榮也能夠促進遺產的保護和新生。麗江把旅游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古城修復與文化保護,許多瀕臨失傳的納西族文化如納西古樂、東巴歌舞等在旅游大潮的觸動下開始“復活”,打銅、制陶、民族服飾等傳統手工業也獲得了新生而成為一個產業。關鍵在于認清遺產本質,合理產業布局,優化產業結構,完善管理體制。保護好世界遺產,是對歷史負責!
南岳學院09級美術系平面一班
文莉
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范文第3篇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來的, 起初只有物質遺產這一概念, 并沒有出現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名詞。在1972 年11 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世界遺產公約》, 其目的是保護人類特有的文化以及自然遺產, 并提出了世界遺產的概念。在2003 年10 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的第2 條正式出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 即是被群體、社區或者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觀念所述、表現形式、社會實踐、技能和知識及相關的實物、工具、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隨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相關的條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定義, 我國國務院辦公廳在2005 年3 月也發布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鑒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逐漸的消滅, 我國在2011 年2 月25 日, 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 進一步的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第二條明確指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 以及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和場所。
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因
( 一)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
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在給我們帶來優質的生活質量的同時, 也在不斷的沖擊著我國的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 使我國古代留下的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撞擊。
目前受撞擊最嚴重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首先我國缺乏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相應的政策、專業的人士以及對這方面的投資?，F在大部分的人們更多的是注重經濟利益, 他們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不惜對我國古代的文化精髓進行篡改, 使很多民間文化失去了其本來的本質, 甚至有些是對我國文化的褻瀆。其次, 現代的人們大都喜歡一些充滿時代氣息的新穎事物, 而缺乏對傳統文化的喜愛, 致使很多古代的經典手藝和藝術得不到傳承。此外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遭受外來文化的侵襲, 甚至被外國人用來獲取商業利益。
( 二)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特殊的無形財產是有其自身價值的, 它不僅可以起到傳承歷史文化的價值, 同時也有創造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價值, 更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保護我國國家安全的價值。
在歷史傳承價值方面, 它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間、口頭、群體創造的, 是能真實的反映民眾生活的。這樣更有利于后人接觸歷史, 了解歷史, 讓我們知道我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蘊含著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 如若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會增強我們的民族情感, 增強民族認同感, 把我國歷代留下的民族文化傳承下去, 彰顯我國古代社會的強大和團結。
非物質文化遺產帶給傳統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同時, 也創造出了社會經濟價值。經濟價值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開發出的一種重要的價值形態, 我們要投入大量的財政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們在投入經濟的時候, 我們也得到了回報。
三、我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建構
我國目前并沒有明確的法律來保護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就需要我們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體系來保護我國的非物質遺產。在法律建構的過程中, 我們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以便利于我國在此方面的立法完善。
首先遵循的是“權利原則”, 我們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時, 首先要考慮公民的權利以及他們的社會權利。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過程中并非所有的都是符合社會發展, 都是有利的, 我們在保護的同時應認清哪些是精華哪些糟粕, 充分保護各種權利。其次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建構過程中, 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 我們要相信人是創造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由人傳承下去的, 我們要尊重人的需求, 一切以人的社會需要和內心世界為主, 不要把一些人們不需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強加給個人的意志之上, 如若不遵循人的需要則會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失去其本來的屬性。
在建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框架過程中, 要確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價標準。其次, 我們要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 政府是主要的主體, 但是光有政府的支持和援助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需要更多的主體來保護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說特定群體、個人以及非政府組織, 都必須參與進來, 集體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時在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的同時, 我們還要設立專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 設立該組織的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審批, 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提供可行性論證, 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科學的規劃。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傳承下來的, 它記載了我國古代文明的經濟、文化、社會的見證。它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神, 以及其蘊含的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文化意識, 是連接民族情感的紐帶。但是隨著經濟和技術的發展, 我國的非物質文化正在遭受各種損害, 我國各民族留下的民族風情也在瀕臨滅絕。因此, 我國必須完善相關立法來保護我國難以多的非物質文化, 讓記載我國文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下去。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法律保護,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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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范文第4篇
當前, 我國處于快速城鎮化的發展時期, 城鎮化催生了多元化的轉型和問題。其中,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 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 城鎮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城鎮化的地域空間重組, 會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議題。這一議題又可以細化為多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而文化遺產的旅游開發是爭議的焦點之一。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見證, 也是人類文明創新發展的重要資源, 其在現代化的浪潮中已成為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強力支點, 因此, 如何在旅游開發中保護文化遺產的原真性, 就成為保護文化遺產和保持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目前, 學界已有不少關于旅游開發中保護文化遺產的原真性的研討, 為進一步探究文化遺產與旅游開發的和諧共生關系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具體而言, 基于原真性視角, 關于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的研討, 可以歸為三類, 即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基于原真性保護的旅游開發模式、文化遺產的旅游管理模式。
2 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
文化遺產的原真性保護與旅游開發具有內在的聯系, 而兩者具有什么樣的內在聯系, 是學者探討的焦點之一。張朝枝 (2008) 指出, 原真性是世界遺產保護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原真性概念在遺產保護與旅游研究甚至多個學科領域之間交替出現。關注視角的不同導致了對原真性概念的理解差異, 從而使旅游發展與遺產保護兩個本已經矛盾重重的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 但原真性保護與旅游活動的開發并非背道而馳。
2.1 文化遺產商品化造成原真性缺失
陳享爾 (2012) 等學者指出, 遺產界基于原真性內涵對文化遺產旅游開發的非真實性提出了批判, 使旅游界也認識了同樣的事實, 即在開展旅游活動的過程中, 文化遺產的原真性的確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其中, 在對文化遺產的旅游開發的非真實性的諸多批判與反省中, 針對文化遺產商品化的批評式討論尤為激烈。
2.2 旅游開發對原真性保護具有積極意義
文化遺產和旅游開發的原始保護并不總是相反的。陳享爾和蔡建明 (2012) 認為, 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文化遺產的理解形成了最初的差異。張朝枝 (2008) 指出, “真實”是一個動態的, 多樣化的復雜問題, 因此, 旅游開發和保護文化遺產是一個進化的過程的雙向效應和交互, 遺產保護措施, 強調對象本身傾向于建立一套客觀的技術指標和標準體系, 和旅游研究領域的經驗更強調主體, 注意“真正”的對象, “假”的影響識別和體驗。王艷平 (2009) 指出, 旅游活動破壞對象的真實性 (原真性) , 游客不滿意操作員制造虛假的真實性等問題的出現導致討論真正的 (真正) 的問題, 旅游和保護我們的立場來解決這個問題。露西認為旅游創造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性, 這些新真實性, 原來真構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總額在未來, , 當然, 消除不利于保護商業活動, 提出在不傷害的前提下, 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身份, 謹慎, “魏旅游真實性”。國外學者j.p.Taylor (2001) 在《瑪雅文化遺產旅游開發》中, 結合“真”的概念, 他認為, 提升旅游產品的真正價值, 促進旅游動機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學者D.Chhabra (2003) 的觀點, 文化遺產景點的旅游產品是否具有真實感是衡量文化遺產旅游產品質量和游客滿意度的重要標準之一。
綜上觀點, 旅游對文化遺產原真性保護具有特殊的積極意義, 而問題的關鍵在于, 在進行旅游開發時, 能否以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內涵為根本依據, 這是實現文化遺產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的充分條件。
3 基于原真性保護的旅游開發模式
國內外基于原真性保護的旅游開發模式的研究, 多是圍繞兩個方面展開:其一, 文化遺產自身的原真性內涵;其二, 游客的原真性體驗。這兩個方面的討論既契合遺產界對遺產本身原真性的關注, 也兼顧旅游界對游客在旅游過程中原真性體驗的重視。
3.1 基于文化遺產原真性內涵的旅游開發
文化遺產旅游開發真正實現了尊重遺產本身的真正內涵, 因此, 其旅游開發必須以尊重原始真實、深入挖掘文化遺產類型和特征為基礎。通過對維京文化遺產旅游, 研究的原始性和商業化, 外國學者C.Halewood和K.Hannam (2001) 認為海盜遺產旅游應該由遺產中心、博物館、重建村莊、主題公園、季節和海盜“復活”等因素決定。國內學者孫藝惠 (2009) 以浙江省龍門古鎮為例, 探討了以古鎮發展為目標的保護性旅游開發模式。學者們指出, 保護性旅游發展是保護傳承地域文化本質的主導思想, 通過對古鎮文化景觀的劃分, 構建和拓展旅游功能空間, 社區產業指導實現了對古鎮旅游開發的保護。蔣海萍 (2009) 和其他學者, 通過比較, 通過西地兩種旅游發展模式, 指出應該實施CBD模式 (即:, 以社區、社區、政府支持為主導的社區參與, 探索適合企業管理的發展模式。王浩 (2009) , 根據元陽哈尼梯田旅游開發的內容, 在許多方面都必須改進, 即可達性、產品和市場開發、管理創新、社區利益分配機制、梯田的科學管理和保護。
3.2 空間布局角度下的文化遺產的旅游開發
無論是物質文化遺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都具有地域特色, 可以從空間布局的角度研究文化遺產的旅游發展。這類研究的核心理念是提出合理有效的空間分區計劃, 以保護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國外學者Shetawy (2009) 認為, 在埃及的吉薩金字塔中, 應將重點區域劃分為核心、緩沖區和旅游區, 這樣可以減少旅游對文化遺產的破壞, 并能有效促進旅游金字塔的可持續發展。國內學者李興華 (2004) , 提出了吐魯番土家村旅游開發兩村模式的旅游保護理念。同時, 他們認為, 在旅游開發中, 實現了鄉村的保護與旅游發展, 提出了體驗式旅游開發的模式, “雙村”旅游保護模式與體驗式旅游開發相結合, 保證了古村落旅游的健康發展。楊振之 (2006) 提出了麗江古城旅游開發“前臺、窗簾、后臺”的發展模式。他還認為, 這種模式不僅適用于國家文化旅游, 還可以推廣到其他類型的文化旅游資源保護和開發。李創新 (2007) 等, 選擇了西安作為研究案例, 提出西安的旅游開發應該基于歷史街區的保存現狀, 設計不同的空間開發模式。彭建東 (2003) 等提出了歷史街區和城市遺產“主題確定和功能定位”的發展思路。
3.3 生態博物館式的文化遺產開發
許多學者認為, 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可以用來建立相應的文化遺產旅游開發模式。國內學者劉沛林 (2005) 貴州梭嘎生態博物館為例, 提出了發展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應用于社區民族文化景觀保護的觀點, 他認為, 基于社區生態博物館, 就地保護的形式的生活條件的原始生態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和顯示。劉旭玲 (2005) 等通過對喀納河圖瓦村的研究, 認為生態博物館是以社區為基礎適合于生態博物館+“公司+村民+政府”的經營管理模式。王云才 (2006) 等, 在北京地區溝里, 傳統村落的價值特征的基礎上, 綜合評價, 相信你能把傳統村落遺產村, 村和村三種類型防護特點, 分別發展, 他們仍在討論傳統的村莊的可持續利用機制的基礎上總結了傳統村莊能可持續利用的六種模式。薛群慧 (2007) 認為, 文化民俗村是生活文化保護與發展的載體, 民俗旅游村是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新理念。
4 文化遺產旅游管理模式
原真性保護與文化遺產的旅游管理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大致而言, 文化遺產的原真性是遺產管理工作的核心內容, 而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的原真性是文化遺產管理的重要目標。因此, 合理有效的文化遺產管理工作是繼承和發展文化遺產原真性的重要保障。
4.1 政府主導的旅游經營管理模式
政府在文化遺產的開發和管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王詠 (2007) , 國內學者, 認為政府主導的旅游發展戰略對遺產旅游的發展、運營和可持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魏小安 (2000) 指出, 我國遺產旅游管理存在著管理機制落后、政府和企業缺乏、分配制度落后、缺乏保護資金等諸多問題。徐針對妥協立場, 遺產的建設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操作的分離, 一方面, 建立一個非盈利管理機構, 一方面將項目的一部分應該保存在企業管理, 企業管理在實踐中。外國學者Graham和Idechong (2000) , 等等, 通過特爾斐遺產管理人員, 遺產機構官員, 如相關人士的調查, 研究政府管理政策和限制因素, 然后評估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潛在策略。Graham和Idechong (2000) , 具體分析了政府旅游發展對文化遺產的作用, 西部殖民地地區的文化遺產, 傳統的管理模式, 因為在殖民權力制約和沖突下的法律體系, 將會增加監控和管理成本。C.M.Hull (2001) 研究了政府旅游發展戰略實施與決策監測與評價之間的關系。
4.2 社區或非政府組織參與旅游開發管理模式
國內外學者都認識到, 社區參與對文化遺產的發展和管理具有特殊的作用。國外學者普遍強調社區參與的重要性。外國學者Regina Scheywens (1977) 認為, 文化遺產的居民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心理等方面參與旅游發展, 善于分享發展帶來的好處, 有助于遺產旅游的發展。C.Tosun (2001) 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社區參與的問題和障礙。年代。S.Pratiwi (2006) 認為社區參與是遺產旅游成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國內學者主要關注社區參與的重要性、發展階段和模式。國內學者葛仁 (2000) 認為, 通過旅游共享合作體系的形式, 可以實現社區參與的深層次變革。潘秋玲 (2001) 認為, 社區參與將受到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制度等的制約。因此, 可以建立社區一體化。胡志毅 (2002) 通過分析和總結社區參與的演變過程, 將社區參與分為四個階段:個人參與、組織參與、公眾參與和充分參與。針對陽朔玉龍河的旅游規劃, 寶地決定社區居民是當地旅游業發展的核心力量, 并提出了居民參與發展的建設性戰略。許春曉 (2003) 認為“雙篩法”可以作為社區參與旅游規劃的重要技術手段和方法。
總之, 保護文化遺產和旅游發展不是一種單向的發展關系, 而是一種復雜的內部關系。一方面, 以工業化和商品為特征的現代旅游, 在其發展過程中導致了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喪失。另一方面, 文化遺產的商業化可以復興傳統的文化形態。至于文化遺產的發展模式, 它注重的是文化遺產本身的真實性和游客的原始體驗。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是管理工作的核心要素, 而政府管理、社區和非政府組織參與管理是管理工作的主要管理模式。
摘要：本文分別對原真性保護與文化遺產開發關系、基于原真性保護的旅游開發模式、文化遺產旅游管理模式的相關文獻進行了歸納與述評。其中, 發現通過旅游開發, 可以使文化遺產獲得具有積極意義的原真性保護, 而關鍵之處是, 在對文化遺產進行旅游開發時, 要充分尊重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內涵, 并在此基礎上, 圍繞文化遺產的保護, 做好旅游開發的經營管理。
關鍵詞：原真性,文化遺產,旅游開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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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范文第5篇
如今旅游業發展迅速, 由于世界遺產可以向人們展示歷史風貌, 傳承古老的文化, 迎合了人們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需求, 而我國對于世界遺產的保護差強人意, 如何在有效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同時, 對遺產地進行合理、科學、理性的消費型旅游開發, 成為了眾多學者與政府面臨的棘手問題。
上世紀90年代早期, 中國引入了“社區共管”模式。1993年, 社區共管首次出現在貴州草海, 其希望提升社區居民生活水平并提高居民保護草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社區共管模式在中國實施已有20年之久取得了成效, 其不僅給社區居民機會以保護當地生態環境, 促成了資源對立型社區向生態和平型社區的轉變, 同時也解決了社區的民生問題, 促進了社區的發展。
2 研究方法
2.1 問卷調查
本研究采用了Likertt量表方式設計問卷, 針對廬山社區居民對于廬山遺產保護現狀與對社區共管看法進行抽樣隨機發放, 以獲得第一手的原始數據。共發放問卷50份, 回收問卷50份, 有效問卷40份, 問卷回收有效率為90%。
2.2 分析方法
2.2.1 信度分析。
問卷信度是指根據測驗工具所得到的問卷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 反映被測特征真實程度的指標。信度的大小一般用信度系數來表示, 信度系數越大, 表明測量的可信程度越大。
2.2.2 效度分析。
問卷的效度是指問卷的內容是否充分覆蓋了要調查內容的全部范圍, 這是對問卷內容的一個整體的主觀評價, 可通過計算Pearsont相關系數來測量, 相關系數越顯著, 量表的內容效度越高, 一般要求所測變量單項與總和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3~0.8之間。
2.2.3 描述性分析。
通過Excel、SPSS軟件對問卷最終數據進行分析, 得出數據的平均值與方差對當地居民眼中廬山的保護現狀與對社區共管的看法做出模糊估計。
3 研究結果和討論
3.1 信度分析
經內部一致性檢驗, 問卷整體Cronbach'st Alpha系數為0.662, 大于0.65, 表明問卷整體的內部一致性一般。其中各分量表系數為0.704、0.637和0.653, 都大于0.65, 表明各維度內部的一致性一般, 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總體說明問卷信度中等。
3.2 效度分析
在調查問卷有著一般信度的基礎上, 經KMO和Bartlettt檢驗進行問卷的結構效度分析, 主要驗證量表各項目與量表本身是否相符。問卷KMO值為0.881>0.5, 在0-1之間, 偏相關性較好。Bartlettt的球形度檢驗概率P=0.037<0.05, 表明問卷具有較優的結構效度, 問卷設計較為合理。
3.3 問卷調查描述性分析
一般認為, 從1 (“非常不同意”) 到5 (“非常同意”) 的Likert五分制量表得分平均值在 (1.0, 2.5) 之間表示反對, (2.5, 3.5) 之間表示中立, (3.5, 5.0) 之間表示同意。“社區居民保護意識”的總均值為3.13, 且除“保護廬山文化景觀遺產具有重要意義” (M=4.48) 以外, 其余項的均值都小于3.5, 表明社區居民認為保護廬山遺產十分重要。但其中“當地居民十分了解文化景觀遺產的概念”的均值為2.10, “當地居民十分注重保護廬山的文化景觀遺產”的均值為2.75, 說明雖然社區居民認為保護工作重要, 但對廬山文化景觀遺產的概念模糊和對其的保護工作較差。
“廬山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現狀”的總均值為2.46, 位于 (1.0, 2.5]之間, 可見社區居民對于廬山保護現狀的評價普遍不高。從具體的項目來看, “政府會定期宣傳保護廬山文化景觀遺產的重要性”均值最低, 說明政府在遺產保護的宣傳工作不到位。此外, 在 (1.0, 2.5]之間的項目有“廬山的現代化對遺產保護有積極作用”和“管理部門對廬山文化景觀遺產保護職權分明”。
“社區共管的態度”的總均值為3.68, 整體水平較高, 說明了大部分居民對“社區共管”持支持的態度。而“對社區共管管理模式非常了解”的均值為1.93, 表明居民對社區共管的概念基本空白。
4 結束語
4.1 研究結論
(1) 法律法規不健全
近年來, 江西省先后出臺的關于對廬山風景區的保護措施, 也只是“照葫蘆畫瓢”, 沒有依據廬山的實際情況與地方特點制定出效果好、可操作性強的措施。
(2) 旅游開發對廬山文化景觀遺產的破壞
旅游開發對遺產造成了直接破壞與間接破壞。此外, 廬山的文化景觀遺產出現了建設性破壞的現象, 人為復古、仿古的重建混淆了廬山發展歷史的真實性, 破壞了廬山歷史建筑的文化價值。
(3) 忽視對廬山古文化原真性的保護
由于小部分社區居民的保護意識不強與管理部門監管不足, 導致廬山古別墅改造, 仿造的事件屢禁不止, 掩蓋了廬山別墅文化的原真性。
(4) 對社區居民的管理不到位
廬山內社區居民破壞性利用的事件屢見不鮮, 比如社區居民對廬山內自然資源的利用沒有節制, 為了私利違反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等條例進行狩獵、偷盜林木等行為, 尤其是在別墅的利用方面。
4.2 廬山文化景觀遺產保護措施
(1) 建立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旅游經營模式
廬山保護區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是使社區居民可以獲得持續收益以及遺產地文化的持續傳承。社區共管模式下的以社區居民為主體的旅游經營模式可以滿足社區居民的訴求, 還可以使得社區居民更加直接的獲益, 對廬山文化景觀遺產原真性的保護與遺產地文化原真性的傳承具有積極地作用。
(2) 設立“社區共管”的管理委員會
委員會應以廬山社區選出的居民代表為主體, 保證社區共管機構的代表性和管理水平, 并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 更好地協調與政府管理部門的關系。并邀請第三方利益代表、學者、專家、高校教授等成立監督委員會, 負責監管社區共管委員會與廬山管理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
(3) 建立“社區共管”有效的運行機制
一個完善的機制需要包括監管機制、信用機制、激勵機制以及反饋機制。監管機制、信用機制是對內的, 主要是社區、共管委員會、政府部門之間的信任度與相互監督, 激勵機制、反饋機制是對外的, 主要是保證廬山內基層管理人員與普通社區居民對于參與管理與保護廬山遺產原真性的積極性, 反饋機制有利于通過外部的反饋加強委員會的內部建設。
(4) 構建社區旅游和世界文化景觀遺產旅游的協調機制
在旅游開發中, 充分調動起社區居民的參與和建設熱情, 使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到廬山文化景觀遺產原真性的保護當中。這樣不僅減輕了廬山文化景觀遺產地旅游的壓力, 同時還解決了社區居民的就業問題, 促進了廬山文化景觀遺產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摘要：隨著廬山的旅游開發與發展, 廬山文化景觀遺產區所牽涉的社區與廬山的發展也產生了沖突, 廬山文化景觀遺產難以得到保護。由此, 社區共管作為協調二者關系的一種方法與手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社區共管模式理論研究的基礎上, 通過對廬山當地居民進行問卷調查, 分析數據得出廬山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現狀, 并研究分析其他案例地提出基于社區共管的廬山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路徑。
關鍵詞：社區共管,廬山,文化景觀遺產,保護
參考文獻
[1] 唐遠雄, 羅曉.中國自然資源社區共管的本土化[J].貴州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2, 02:97-101.
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范文第6篇
[關鍵詞]文化線路；文化遺產；遺產保護；遺產
李 林(1970—)，女，四川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博士生，湖北汽車工業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遺產與旅游、旅游人類學。(四川成都 610064)
本文為四川大學985工程二期“南亞與中國藏區”研究項目(項目批準號：06JJD850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文化線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是文化遺產體系中出現的一個新概念，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一種新類型。目前已有許多“文化線路”遺產進入了世界遺產名錄，“文化線路”已在國際遺產保護領域引起普遍關注，近年來更成為世界遺產保護界的熱點之一。“文化線路”極大地豐富了文化遺產的內涵，其對遺產進行“整體性”保護的理念更是對傳統遺產保護觀的重要突破，它的出現將對國際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文化線路”改變了過去世界遺產對人類文明的“點”狀展示，而成為以重大的人類活動為脈絡的“線”性區域性展示，更加真實、準確地反映了人類文化的發展與傳播，也使在世界范圍內構建以“文化線路”為經緯的“世界遺產保護網絡”成為可能。[1]
一、“文化線路”的定義、特點及研究的必要性
西班牙是最早倡導進行“文化線路”研究的國家，1994年在世界遺產委員會批準下，西班牙政府資助召開了馬德里“文化線路”世界遺產專家會議，對“文化線路”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為其后“文化線路”的研究打下了基礎。1998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該理事會為世界遺產委員會的主要咨詢機構之一)在西班牙特內里弗召開會議，成立了“國際古跡理事會文化線路科技委員會”(CIIC，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會議通過了《CIIC工作計劃》、《CIIC章程》等文件，標志著“文化線路”作為一種新型的遺產理念得到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界的認同。2003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在《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Heritage Convention)中加入了“文化線路”的內容，這在“文化線路”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自此“文化線路”正式成為世界遺產保護領域的一個新類別。2005年10月，在我國西安召開的ICOMOS第15屆大會中“文化線路”被列為四大專題之一，并形成了《文化線路憲章》草案。對“文化線路”的認識，國際上大致經歷了從“概念的提出”到“得到國際遺產界的認同”、進而“受到世界遺產界的普遍重視”這樣一個發展過程。
2003年ICOMOS提交給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行動指南》對“文化線路”定義如下：“‘文化線路’是一種陸地、水道或者混合類型的通道，其形態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體的和歷史的動態發展和功能演變；它代表了人們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一定時間內國家和地區內部或國家和地區之間人們的交往，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這些滋養長期以來通過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不斷地得到體現。”[2]
與其他文化遺產類別相比，“文化線路”有如下顯著特點：第一，“文化線路”遺產主要呈線性分布，并具有一定的“長度”。文化線路本質是與一定歷史時間相聯系的人類交往和遷移的路線，如果說“文化”是其內在屬性，是其內涵所在，那么“線路”就是其外在表象、是其最主要表現形式，同時呈現出形態的多樣性。第二，“文化線路”遺產的內涵極為豐富，綜合價值十分突出。“文化線路”的內容包括構成該線路的一切組成部分，這些遺產不但類型多樣，而且內涵豐富，既有自然遺產也有文化遺產，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也含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有個體價值，又有作為線路整體的文化價值，還有承載該線路的自然環境及生態系統擁有的價值。第三，“文化線路”強調線路帶來的各文化社區間的交流和相互影響，與重大歷史、文化事件密切關聯，影響深遠，范圍廣，常體現出跨國、綜合性特點。第四，“文化線路”是整體性遺產，具有動態性和連續性。“文化線路”以動態性表征，包括無形的、空間動力特征，揭示文化遺產的非物質的、富有生機的動態維度，其具有連通古今的生機，歷史文脈與現實溝通互動而為“文化線路”注入新意。其動態性和歷史文脈已經生成并可能仍在繼續生成相關的文化要素[3]。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目前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正處于迅速成長時期，一方面文化遺產保護需要借鑒國際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也要積極探尋適合我國國情的遺產保護道路。從相關文獻檢索結果看，“文化線路”近幾年已引起了我國部分學者的重視，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李偉、俞孔堅、孫華等對“文化線路”概念及其遺產保護方法的介紹；姚雅欣、劉小方等對“文化線路”內涵進行的詮釋和解析；呂舟對“文化線路”構建文化遺產保護網絡的探析，等等?？傮w看來，研究成果數量比較少，并且涉及內容也很有限，有關“文化線路”案例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數，僅有關于“京杭大運河”、四川“藏彝走廊”[4]、“川鹽古道”[5]保護的極少數學術文章，可見“文化線路”及其理念在我國還未受到普遍關注，這與我國大量潛在的“文化線路”資源是不相協調的。由于“文化線路”這一課題本身所具有的難度和復雜性都是空前巨大的，目前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在呼吁，應加大對我國“文化線路”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學者致力于此，從而更快推動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進步。
二、“文化線路”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雖然“文化線路”理念提出較早，然而直到2003年，“文化線路”才開始真正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2003年世界遺產委員會上，一項來自拉美國家的聯合申報項目“印加文化線路”吸引了各國代表的注意，該項目以古老的印加文明為主線，穿越6個國家，把歷史建筑、考古遺址、文化景觀等多種文化遺產串聯起來，而構成了當時內涵超過任何單一類型的文化遺產。[6]“文化線路”一經出現，立即受到國際遺產保護界的普遍關注，并且得到了世界遺產中心的支持，項目申報成功。此后幾年里，一方面在CIIC的主持下，“文化線路”保護日益步入正軌，延續著對1994年馬德里會議中有關“文化線路”的判別、界定和登記等討論，明確了文化線路保護的范圍取決于組成它的各個重要遺產節點元素的保護范圍，界定應遵循空間標準、時間標準和文化標準，同時對遺產的真實性判定、預登記、線路評價標準、線路申報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并形成了相關決議；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這一類型的文化遺產，在世界遺產的申報名單上，以“文化線路”為主的新類型開始增多。如先后申報成功、引起廣泛關注的2004年列入名錄的日本“紀儀山圣地和朝圣線路”，該項目時間上跨越了1200年，宗教上包括日本傳統的神道教和從中國及朝鮮半島傳入的佛教，保護對象包括山野森林，重要圣跡，朝圣路線；2005年入選的以色列“內蓋夫沙漠和香料之路”起始于南阿拉伯半島最東端，結束于西奈半島的北端，總長度超過2000公里。雖然世界遺產中“文化線路”項目還很少，但這些時空跨度大、影響深遠的遺產項目已開始在國際遺產保護領域發揮作用。
“文化線路”是極富創新性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方法，對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推動具有重要意義，為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空前的機遇。首先，它有利于將更多國家的文化遺產納入到世界遺產保護體系中來，有利于緩和與解決世界遺產分布的不平衡，并且隨著大型線路的保護，將有利于改善世界遺產的保護現狀。隨著締約國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國家要求本國的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自1994年以來，如何建立一個平衡的、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就一直是世界遺產中心關注的問題，“文化線路”有利于將線路所涉及的各國均納入遺產保護體系，如2005年入選的“斯塔伏大地測繪體系”就涉及芬蘭、挪威、瑞典、俄羅斯、拉脫維亞、烏克蘭、白俄羅斯等10個國家。其次，作為一種新的世界遺產類型，“文化線路”的出現也為那些跨國跨地區的大型線性遺產聯合申報世界遺產帶來了機遇，這類遺產將“文化線路”作為一個整體申報，遺產價值極大提升，并且聯合申報的模式也將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這對項目獲得優先申報權和提高申報成功的幾率都有著重要意義。第三，“文化線路”倡導以線路為紐帶，對遺產進行整體性保護，它使“文化遺產”的內涵更為豐富、遺產的類型更趨多樣，可以有效擴大遺產的保護范圍，也使遺產價值得到全面提升，并且使得跨國跨區域共同保護遺產成為可能，同時為多國合作保護遺產構建了平臺。此外，“文化線路”強調線路的“整體性”特點，如果線路的局部物質形態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并不意味著文化線路沒有真實性，其物質形態上殘缺的部分、真實性存在和價值可以通過非物質的層面追溯出來，即使“文化線路”中有形文化遺產被損毀、消失，但依據線路的“記憶”，仍然可以修復、復原、再建遺產，使之成為新的資源，而且在“線路”的延伸和發展中，甚至創造未來的“文化遺產”也有可能，這為遺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帶來了空前機遇。
然而作為新的遺產類型，“‘文化線路’使得遺產項目變得更具綜合性、更具類型上的廣泛性，這一新概念和新類型模糊了遺產類型的界限，使遺產保護面臨更廣泛和復雜的問題”[7]。因此它也給文化遺產保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方面，“文化線路”的大尺度及其對線路實施整體性保護的要求為遺產保護實踐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面對“文化線路”這類跨種族、跨時代、跨地區、跨文化的龐大的文化復合體，可以說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無力單獨承擔這樣超大型項目的責任，它不但需要國際性的專業組織發揮作用，更需要建立起跨區域、具有快速反應能力的新遺產保護體系和相應機制，這無疑對現行遺產保護體系是一個挑戰。另一方面，從跨國合作保護遺產及多國聯合申報世界遺產方面來看，雖然“文化線路”為跨國合作提供了平臺，為聯合申遺提供了可行性和依據，然而“文化線路”項目綜合性大、復雜性強，加上又涉及遺產產權等敏感問題，因此在合作保護及管理、聯合申遺等具體操作層面存在很多困難。以我國著名的兩大“文化線路”申報為例，跨多國的“絲綢之路”項目擬以我國為主進行申報，雖然得到沿線各國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支持，并進行了多次調研和討論，但終因牽涉面過大而進展不快，又如“京杭大運河”項目申報，僅是國內跨省域的聯合就因為存在許多現實難題而進展不順。此外，“文化線路”有利于文化遺產的開發利用、旅游業的發展，尤其是整體性保護規劃和旅游規劃的建立，但這種跨時空、大維度的規劃在實踐中又存在難度。
作為國際遺產保護界的“新生兒”，“文化線路”自身也還存有明顯不足，如在理論認識方面，雖然有CIIC系列文件、世界遺產組織的相關解釋，但對“文化線路”的界定仍然存有較大爭議、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處。在我國也一直存在著如長征故道是否屬于“文化線路”的爭議。在實踐方面各國也還缺乏足夠的經驗，可以說無論國外還是國內，遺產保護界都存在著如何面對“文化線路”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問題，這是一個亟待解決、也是需要各方去努力研究、極富有挑戰意義的課題。
三、“文化線路”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啟示
我國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是世界上重要的遺產大國，近年來遺產保護事業雖取得了不少成績，然而受固有體制和傳統觀念的影響，與國際遺產保護運動相比，無論在遺產保護理念還是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現為：一，長期受“文物觀”、“歷史觀”影響，我們習慣于強調我國是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慣用文物標準、歷史價值來衡量遺產價值，對遺產的認識長期以來仍局限于歷史文物和風景名勝框架內；二，“遺產觀”明顯滯后，國際遺產保護日益強調對遺產保護范圍的不斷擴大，對文化遺產的認識經歷了從“點”(單體遺產)到“線”(文化線路)、進而到“面”(遺產環境)的拓展，對綜合性、整體性文化遺產日益重視，然而我國目前對遺產認識很大程度上還停留于孤立的“點”及靜態遺產上；三，“文化線路”作為一種新的遺產保護類型和方法，已受到國際遺產保護界和很多國家的重視，我國雖然擁有大量潛在的“文化線路”，但這一新類型和方法還未受到重視，我國既未加入CIIC組織，在相關法律法規中也未涉及這類遺產資源。2004年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之后，我國第一位獲得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景觀類遺產研究專家俞孔堅教授就曾撰文介紹國外的線形文化及影響，并感嘆：“令人遺憾的是，這一重要的遺產種類在我國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還沒有人對這些文化線路進行專題研究，其專業教育是貧乏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中也不包括這方面的內容。”[8]“文化線路”無論作為重新審視人類遺產的新視野和思維，抑或是文化遺產保護的新理念和新方法，還是僅作為新的遺產保護類型，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都有十分重要的啟示。
首先，應更新傳統的遺產保護觀，樹立“整體性”保護文化遺產的理念。這是“文化線路”為我們帶來的重要啟示之一。“文化線路”具有多維度、大尺度的特性，要求我們從多維視野來重新審視文化遺產，充分認識文化遺產的多元價值特性，在遺產保護中要更新傳統的“遺產”觀，如判定文化遺產價值時不再單純用“文物”標準來衡量，不過于強調其歷史價值，將“文物價值”作為遺產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重視其多維價值及整體價值。同時，“文化線路”的精神屬性和連通古今的可傳承性，要求我們重視文化遺產的連續性和動態性，在遺產保護中要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關注動態、活態的遺產，更要從整體性、多維視野出發，建立新的、關聯性強的遺產保護理念。“文化線路”對遺產實施“整體性”保護，以線路作為紐帶，把線路及其構成部分作為整體資源進行保護，既保護文化遺產自身、也保護其賴以生存的環境，可以有效改變我國遺產保護中長期存在的一系列不平衡現象：如全國上下都高度重視世界遺產，而對那些具有廣泛性、普遍意義，同樣是人類財富的各類遺產多視而不見，“重文化遺產輕自然遺產”、“重物質文化遺產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同時把一些過去被忽視的遺產資源納入到保護體系中來，有利于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整體發展。
其次，借鑒“文化線路”方法，遺產保護中設立“文化線路”類型，加大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力度。利用“文化線路”，可以有效擴大遺產保護范圍，加強區域性遺產保護。以著名的京杭大運河為例，這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的人工運河，流經6個省(直轄市)及18個市區，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目前已發現運河沿線共有文物遺存654處，包括古建筑類遺跡227處，古墓葬類遺跡229處，近現代遺跡15處，石刻及其他類遺存60處，運河文化內容豐富，包括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建筑藝術、工藝美術、風情習俗、飲食文化、遺物遺跡等；從地域角度看，又包括吳越文化、荊楚文化、齊魯文化、秦晉文化、燕趙文化等，可謂是中國的“古代文化長廊”[9]?？梢灶A見，以大運河為紐帶實施的“文化線路”保護，將有效擴大遺產的保護范疇，不僅可保護運河沿線的物質遺產，還包括了線路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而生成的非物質遺產、民族風情等，能極大推動該區域遺產的保護。此外還可借鑒國際上“文化線路”的申報、評審、監督、管理等手段，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各層次遺產保護的整體規劃等，這些都將有力地促進我國文化遺產事業的進步。
第三，利用“文化線路”方法，促進跨國、跨區域合作保護文化遺產，建立相應保護機制，從而促進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網的建立。“文化線路”具有“跨國界，跨文化，大范圍、大尺度、多維度”等特性，它倡導對這些在空間、時間、類型維度上相互聯系的文化遺產進行“整體性”保護，強調遺產的線性、連續性，并不受遺產的地理、行政區域限制，倡導各國加強對本國(境)內線路的立法保護，同時就跨國線路部分各國進行立法合作，并強調公眾參與。同時“文化線路”以人類重大歷史、文化事件為脈絡，它可構筑起一個新的、完整的包括國家性、地區性和世界性的文化遺產保護網絡，使世界范圍內建立“國際遺產保護網”成為可能，我們可通過“文化線路”來聯結國內的文化遺產資源，形成全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網”，不但可充實原來的“文物古跡網”，還能建立更小的省(市)、區域性的文化遺產保護網，形成以“文化線路”為紐帶的多級國家遺產保護體系。
第四，利用“文化線路”契機，促進我國聯合申報世界遺產項目的工作。當前各國申報世界遺產項目的競爭十分激烈，世界遺產委員會規定：每年大會審議的遺產總數不能超過45項，至2007年加入公約的締約國里有40多個國家還沒有遺產列入，他們在申報上具有優先權。我國擁有世界遺產數已位居世界第三位，但我國尚未有“文化線路”遺產入選，而“文化線路”帶來的跨國申報的可行性，為我國不少大型線路資源的申報帶來了契機，可以積極探索走聯合申報之路。
第五，利用“文化線路”特性，促進我國文化遺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尤其是遺產旅游的發展。“文化線路”因其獨特的資源特征及其與旅游天然的內在聯系，給遺產旅游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一方面，“文化線路”自身即是極富價值的旅游資源和天然的“旅游線路”，構成線路資源不但內涵豐富、類型多樣，且特色鮮明、具有多功能性，自身還常具有互補性，極富開發價值；“文化線路”的線性特征使眾多“線路”本身即是經典的旅游線路，例如在我國符合標準的潛在“文化線路”，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也都是著名的旅游線路[10]；雖然就“文化線路”自身而言，其旅游功能并非本質屬性和天然使命，然而正因它以遺產保護為目的特性，使以其為基點進行的旅游開發都將著力于遺產的可持續性，這將有利于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和諧共生機制的建立，利于遺產保護與旅游發展的共贏。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對以“文化線路”為主的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保護進行過如下總結：“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保護作為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新課題，在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仍處于起步階段……這種整體保護大型線性文化遺產的方式，以面涵點，以線狀區域內的鋪開帶動線上的各個點，有利于國家宏觀調控，有利于各種社會資源的集中使用。對于文化遺產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失為一種經濟、高效的保護策略。”[11]“文化線路”結合我國遺產保護實踐，對我國文化遺產保護的促進有著重要意義。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轉型期，社會價值觀念轉變較快，是遺產資源脆弱性最為突出的階段，此時借鑒國際遺產保護經驗、更新遺產保護理念、加大遺產保護力度的任務十分緊迫，相信“文化線路”在許多方面都能給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帶來啟示和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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