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發展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 社會資本
發展經濟學這門學科一出現就引起當時發展中國家的極大重視和廣泛興趣，很快在發展中國家得到迅速的傳播和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始終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偉大實踐不斷獲得新的發展。本文將在梳理發展經濟學發展思想和歷程演變的基礎上，對其做出比較客觀地評價并探討其發展前途。
一、重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
（一）唯資本論的發展經濟學
許多發展經濟學家認為，資本匱乏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如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納爾遜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等理論，都論證了資本匱乏對經濟發展的阻礙。因而發展經濟學家所提出的發展策略，如萊賓斯坦的“臨界最小努力”、羅斯托的“起飛理論”等，都強調要提高儲蓄率，加速資本形成。錢納里（1966）等人提出的“兩缺口”模型，還論證了對于國內儲蓄不足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引入外國資本來彌補。不過，在60年代初，舒爾茨（1964）等發展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經濟發展不僅僅依靠物質資本積累，比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創造財富的能力，即人力資本。
（二）唯工業化的發展經濟學
工業化是發達國家經濟的主要特征。早期發展經濟學家非常強調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他們認為，通過工業化可以減少進口，減輕外匯約束，并積極地擴大外匯儲備，增加進一步促進工業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進而提高國內生活水平。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論證了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普雷維什（1949）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從反面論證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性，并成為發展中國家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唯計劃化的發展經濟學
早期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無論在結構上還是功能上都不完善，價格不能正確地反映經濟信息，市場體系不能起到有效地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且，即使是較為完善的市場體系，也只是在短期和靜態條件下是有效率的。而經濟發展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其中包含著結構性的變化。在許多情況下，政治上的考慮往往壓倒經濟上的理性決定。為了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需要犧牲一些短期利益，需要制定某種發展戰略，這些都超出了市場的作用范圍。羅森斯坦—羅丹、丁伯根等學者強調了計劃化的重要性，為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計劃奠定了理論基礎。1957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爾巴蘭寫道：“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不發達國家取得經濟、社會進步必需的、真正不可缺少的條件”。
二、新古典主義的發展經濟理論（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義復興”在發展經濟學中逐漸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幾乎滲透到了所有的發展研究領域。新古典學派的思想已經完全貫徹到了“正統”發展經濟學之中，成為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特征。
（一）對農業部門認識的轉變
由于投入農業的資財極其有極，農業發展緩慢。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美國經濟學托達羅通過研究這方面的統計資料，證明所有發展中國家從50年代至70年代農業增長從未達到10%，期間60年代增長極少甚至是零。農業部門的衰退與停滯最終阻礙了工業化的進程。因此，人們得出這樣的認識：要發展工業也得發展農業。舒爾茨提出一個觀點：在既定的現有知識和資產的約束條件下，傳統農業還是有效率的。就是說在農業的現有條件下，要素配置已經達到最優。但他認為要依靠重新配置受傳統農業束縛的農民所擁有的要素是不能顯著地增加農業生產的。他提出改進農業技術的主張，特別是“把人力資本作為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就是“迅速的持續增長主要依靠向農民進行特殊的投資，以使他們獲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識，從而成功地實現農業的經濟增長”。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則認為，農業的發展要依靠技術的革新，不過這種革新是依靠市場力量來誘導的。
（二）對市場機制認識的轉變
在20世紀60、70年代，發展經濟學中發生了有關市場和政府的一系列問題的爭論。結構主義更多批評古典主義的“市場——價格”機制作用，認為在許多情況下存在市場失靈，如壟斷、寡頭、市場不完全、市場缺乏彈性、調整緩慢和不準確、信息不充足等。結構主義認為因為存在“市場失靈”，所以發展中國家要迅速發展經濟主要應當借助于國家干預和全面計劃。但新古典主義者則認為，實踐已證明50、60年代國家干預與全面計劃產生了不良的后果。政府控制和具體計劃嚴重地挫傷了私人部門和個人的創新性、經營積極性，甚至維護了既得利益集團，產生官僚政客的貪污、腐化行為。在60年代中期，新古典主義批評政府失靈和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的觀點逐漸占了上風，這就形成了李特爾所稱的“新古典復興的重要部分”。
（三）主張開放性的外向發展戰略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發展中國家暴露出諸多問題，如有保護措施下的產品往往成本高，缺乏市場競爭力；為了發展工業需要大量進口資本品、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結果造成外匯短缺、國際收支不平衡等，極大影響了經濟增長速度。利特爾、西托夫斯基和斯科特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貿易》的報告中指出，以“進口替代”為目標的工業化所實施的“進口許可證”制度的實行必然造成政府權力過分集中，必然造成“尋租”行為和權力腐敗。而且工業是依賴政府保護形成的，在高度保護下的工業化必然缺乏競爭，導致產品的高成本和高價值，只能由本國的中產階段消費，其市場將越來越狹小。因此，他們認為即使自由放任并不具備充分的理由，自由貿易也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好的政策，可以消除在要素市場、產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價格扭曲。
三、發展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思路（20世紀80年代—90年初中期）
發展經濟學的分析起點從結構主義思路轉向新古典主義思路，標志著發展中國家政府決策理念和決策行為的轉變。但是，這種轉變是在制度框架固定的情況下進行的。為解決這個問題，發展經濟學家開始轉向發展中國家制度博弈的研究，從而誕生了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以制度分析為重點。
在新制度主義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逐步認識到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其基本的特征有：（1）注重對長期的、動態的經濟發展的研究；（2）注重研究影響發展的各種因素，尤其是非經濟因素的內生分析；（3）研究方法從單純的經濟分析擴展到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歷史學、人口學和環境生態學的分析方法。因此，發展中國家在解決經濟發展問題過程中，不僅要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且要建立與健全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以克服經濟增長的制度障礙，為市場經濟運作創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實現市場經濟的高效運行?？傊?，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視野。
四、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新思路：社會資本（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最先是由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1980年發表的一篇法文論文中提出來的，但只是在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于1988年發表了一篇可稱為經典的社會資本論文之后，社會資本理論才開始成為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研究的焦點和熱點。到了90年代后期，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加入了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發起的社會資本理論研究的大合唱，一些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如阿羅、索洛、斯蒂格利茨等）對社會資本理論發表了自己的評論和看法。在1997年，世界銀行組織了一次專題國際學術研究討會，邀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就社會資本理論進行了多學科多角度的討論，這次討論會論文集題為《社會資本：一個多角度的觀點》，于2000年出版。日本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速水佑次郎在1997年出版的《發展經濟學》著作中，把國家、市場和社區作為經濟發展制度中三個組織的有機結合，這里所說的社區組織就是指社會資本概念。他指出，市場是在價格參數變化的信號下協調在競爭中追逐利潤的個人的組織，國家是通過政府命令強制人們調整他們的資源配置的組織，社區是在加強人際關系和相互信任基礎上引導社區成員自愿合作的組織，簡言之，競爭、命令、合作構成了一個社會經濟有效運行促進發展的不可或缺的三大機制。這無疑是對傳統經濟學只重視國家與市場兩個組織而忽視社區組織即忽視社會資本的缺陷的一個重大補充和發展。速水佑次郎的觀點為擴充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和理論框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五、發展經濟學的前途
通過對發展經濟學的演進軌跡以及發展經濟學家的研究思路的討論可知，發展經濟學內在的邏輯軌跡是對發展中國家政府決策理念和決策行為的總結和歸納。時至今日，全球經濟中還存在著為數不少的貧窮國家，甚至仍然處于極端貧困狀態。消除貧困依然是這些國家最為重要的目標，而且任重道遠。因此，與其說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對其持有悲觀情緒，還不中說發展經濟學有其繁榮的條件與必要。特別是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將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發展中國家如何在這一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實現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如何實現工業化，如何消除貧困等，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無比廣闊的研究空間?？傊?，只要發展中國家存在，發展經濟學就不會那么快“死亡”，應當相信，它將在不斷的理論創新中獲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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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范文第2篇
【摘要】人的發展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可定義為：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人的發展內在規律，及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關系規律的學說。研究對象可以表述為：研究在既定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何種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結構更有利于個人在生產活動過程中發展自身，并對個人在政治活動、社會活動和創造性活動中發展的影響，及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研究方法首先要選擇該學科的理論范式或理論基礎，人的發展經濟學范式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包括三大理論：馬克思主義純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
【關鍵詞】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范式選擇；研究方法
批判物本經濟學而重視人本身及其發展，是近幾年的熱門話題。追究起來，筆者以為可能是以下大背景使然。一是世界范圍內的生態環境危機的背景。它促使人們對物質財富無限追求的物本經濟學進行反思。反思結果發現，人們對幸福的追求，雖然在表面上表現為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但實際在這背后，卻是人們對快樂的追求（人的自由發展就在其中）。因此，只有快樂才是人類欲望的真正本質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二是中國開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在學理上，該命題實則是一悖論：社會主義意味著人們之間只有勞動及其收入的差別，因而差別不大；而市場經濟意味著人們之間必然存在擁有的生產要素及其收入的差別，進而產生惡性循環，最終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不斷擴大。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即是該矛盾統一體的存在，表明它不可能再走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老路，而這一“新路”的實踐活動，在經濟科學上的理論回應，即是新型工業化、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觀、經濟增長范式或發展模式轉變、人的發展經濟學等觀念及其理論的提出。
應該說，人的發展經濟學較其他提法更科學地展示了這一人類的理論訴求。在胡鈞、常修澤、許崇正等諸多專家近幾年的持續努力下，該學科發展興旺，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見解。本文即是對相關專家學者在2011年人的發展經濟學高端論壇三個專題討論的一個響應。
一、人的發展經濟學定義和性質
關于人的發展經濟學定義，從王政武編輯整理的高端論壇專題討論的觀點來看，很多學者基本認同它是研究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學說，只是表述不同。相對而言，筆者基本贊同常修澤教授的提法：“人的發展經濟學，即是探討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人的自身自由發展的內在規律，及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關系規律的學說?！睂Υ斯P者還有以下兩點補充說明。
第一，該定義強調“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人的發展”是十分正確的。鑒于政治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分，人的發展經濟學也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前者探討的是一切社會經濟形態中人的發展問題，后者則是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形態中人的發展問題，具體而言，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人的發展問題。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只有先解剖資本主義這一高等動物的機體，才能為解剖低等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一把鑰匙，我們當前應把重點放在研究當代經濟社會條件下人的發展上。因此，筆者主張在定義上更明確地強調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發展問題。也就是說，這門學科為什么沒有產生于以前而是現在，其原因在于，是當下的社會實踐提出了研究該問題的理論任務，并提供了解決該任務的條件。其理論任務的提出，前言中探討的兩大背景即已涉及；其條件則是指中國正在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道路。因為如果中國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后塵，是沒有出路的，唯有探索一條以人為本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路才有希望。
第二，人的自身發展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之中，但條件不同，其發展的內容和形式亦必不相同，即規律不同，這正是需要探討的。其規律到底如何，現在還不是很清楚，或者說還有較大爭議。既然在定義中規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條件，那么只給出“人的發展”即可，而不必定義為“人的自身自由發展”，因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下層階級僅維持生存而已，談不上人的自身自由發展。例如，奴隸制社會奴隸的發展，可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被動結果，即“被發展”，這或許就是該社會人的發展規律之一。但上層階級存在人的自身自由地主動發展，馬克思曾贊嘆古代的亞里士多德、中世紀的達·芬奇等為全面自由發展之人。即使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也很不相同，如馬云與農民工，其發展的自由度有天壤之別。這就是說，人的發展在不同經濟和社會條件下，發展的特點不同、形式不同和規律不同，這正是它要研究的內容。鑒于此，人的發展經濟學（狹義的）可定義為：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人的發展內在規律，及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關系規律的學說。當然，現代市場經濟既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不言自明的。
關于人的發展經濟學學科的性質，有政治經濟學分支說，有與政治經濟學并行之理論經濟學之說，還有應用經濟學之說等分歧。筆者認為，探討該問題需要重新梳理馬克思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出發點的生產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是：人們……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進而他們還探討了兩種生產活動，即人類的繁衍和發展與物質資料的生產。這即人們通常所稱的馬克思的兩種再生產理論。后來，馬克思開創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后者，即關于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而前者沒有來得及專門研究。筆者認為，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前者，即它不僅要研究生命的繁殖，還要研究人的生存和發展，即人本身的再生產。當然，它并非是從社會學如家庭角度來研究，而是從經濟的角度即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角度來研究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因此，人的發展經濟學既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也非理論經濟學的一脈，而是介于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之間的一門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新分支，它不僅要研究理論問題，還要研究應用問題，如它要研究和設計人的發展指標問題。
二、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
關于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筆者以為可以從該學科名稱的兩個概念：“人的發展”和“經濟”人手進行探討。
首先，該學科研究的主題無疑是人的發展。作為現實的人，他的發展與其每天的生活有關，如馬克思所說，人的發展存在于他每天的各種生活之中，即“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概括而言，存于生活過程中的人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從事生產活動過程中人的發展，如在從事本職工作的勞動過程中發展了人的勞動技藝；二是從事其他各種社會活動過程中人的發展，如在組建家庭并過著和諧美滿的家庭生活過程中發展了自身，再如參與社區公共活動中發展了自身，等等；三是在從事獨立的創造性活動過程中人的發展，如在從事非本職工作的科研活動、發明創造活動或文學藝術活動過程中實現了自我價值。需要說明的是，在當前經濟社會條件下，由于舊式分工的存在，人們不得不從事社會分工體系下的謀生工作。因此，這里的生產活動是泛而言之，即指一切為創造個人收入的本職工作。因為按唯物史觀，對個人來說，從事本職工作創造收入的活動，是人在其他各方面發展的物質基礎，唯有本職工作的時間減少，才可增加個人發展的自由時間。當然，在消滅了舊式分工后的共產主義社會，這里的生產活動即指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
其次，人的發展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如可以從政治的角度，研究何種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更有利于人的發展，其發展又如何促進政治進步；還可以從家庭社會的角度，研究何種家庭結構及社會關系更有利于人的發展，其發展又如何促進社會進步，等等。而人的發展經濟學顯然是從經濟的角度開展研究，這是該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區別開來的邊界。
再次，這里為什么將關鍵詞界定為“經濟”而非“經濟學”，是因為對后者來說，意味著“人的發展的經濟學分析”，亦即用經濟學的范式和方法分析人的發展問題，就如美國的新政治經濟學，實則是政治的經濟學分析，而非是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什么不能是人的發展的經濟學分析，后面筆者在研究方法問題上還會談及，這里從略。鑒于此，人的發展經濟學不僅是從經濟的角度，而且還要從經濟的立場出發，即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強調是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人的發展。具體來說，就是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關系的基礎上，也即特定的經濟社會條件下，研究人的發展問題及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由此可見，人的發展經濟學，是要把人的發展放在社會生產活動中而非政治生活或者家庭社會生活中來研究。如它要研究在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基礎上，何種社會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更有利于人的發展，及其發展又如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就是人的發展經濟學與其他人的發展學科區別開來的邊界。唯有清楚了自己的邊界，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科學體系。如人的發展中的自由問題，它本是政治學的范疇，但作為人的發展經濟學，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它要研究的是產權與自由的關系而非民主與自由的關系，即在產權而非民主的邏輯下研究人的發展自由問題，這就是它與“人的發展政治學”在該問題上的邊界。
通過上述討論，關于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似可以表述為：研究既定的生產力水平基礎上，何種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結構更有利于個人在生產活動過程中發展自身，并對個人在政治活動、社會活動和創造性活動中發展的影響，及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之互動關系。概括起來說，它有以下三大研究主題。一是既定的經濟社會條件與人的發展關系。它要研究既定社會生產力水平及社會生產關系及其制度結構如何決定個人在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過程中的發展，而生產活動中人的發展又如何影響個人在其他活動過程中的發展，剩余勞動、剩余分享和經濟民主等問題就屬該主題的研究內容。二是除經濟之外其他社會活動中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關系問題。如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參與村官海選的民主生活，即是作為農民在政治生活中個人發展的一種表現，同時它又影響農民的經濟生活；再如當前人們在網上開展的各種社會交往生活也是人的發展之表現，但它們也會反作用于人們的經濟生活，等等。三是創造性活動過程中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關系問題。如它要研究由于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導致個人自由時間的增加，從而如何促進個人在創造性活動過程中發展自身，同時這種發展又如何促進經濟社會的進步。
三、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關于人的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王政武編輯整理的《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方法——2011年人的發展經濟學高端論壇專題討論（三）》來看，參加2011年人的發展經濟學高端論壇的專家學者涉及的都是比較具體的研究方法，并沒有或很少論及基本方法或研究范式的選擇。但我們知道，具體研究方法的選擇取決于研究范式的選擇，為此筆者在這里主要探討研究范式的選擇。
范式（paradigm）概念，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提出的，它是指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即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的集合。因此，人的發展經濟學主要存在兩種不同范式的選擇：一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范式選擇；二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選擇。如果選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范式，就如前述，人的發展經濟學實質是人的發展的經濟學分析，如此一來，即如法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等一樣，它便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從相關專家學者的有關論文來看，幾乎無人持該觀點，而都強調人的發展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因此，選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顯然是無疑的?，F在的問題是，在人的發展經濟學性質上還有分歧。如果持政治經濟學分支說，無疑其范式便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如果持應用經濟學之說，其范式便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而如果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那就屬于更高一個層次的范式選擇，即創立屬于自己獨立的范式。鑒于筆者把人的發展經濟學視為界于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之間的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中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筆者認為它的研究范式應該選擇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
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是一個理論學科體系，由三個平行的理論經濟學學科組成：一是以生產和生產力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純經濟學，它以馬克思的二維生產及其生產力理論為其基礎或范式；二是以所有制關系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它以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所有制理論為其基礎或范式；三是以依賴關系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它以馬克思的生產關系依賴理論為其基礎或范式。
由于各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沒有對馬克思經濟科學作如此細化的發展，所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體系缺少純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但在這兩門學科上，恰好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了它們，似可以借鑒，雖然范式不同。有關專家學者在討論方法時提到的規范方法、實證方法、數理方法和計量方法，實則由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作了很充分的發展，并提供了許多有用的分析工具，而這恰是因為新古典主義學者們撇開了生產關系主要研究了純生產和生產力，如馬克思所說的“生產一般”的結果。因此，借鑒它們時要注意剝離其新古典主義外衣。
我們強調人的發展經濟學要以整個理論經濟學學科體系為其理論基礎或范式，是因為關于人的發展問題，不僅涉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勞動異化的批判，而且還涉及經濟社會轉型及其制度變遷問題。例如，我們要研究傳統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制度如何進行轉型及其制度變革，即建立何種現代企業制度而不是重走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老路，才能更有利于勞動者自身在生產活動中的自由發展，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卻為該問題的研究提供了較多可資借鑒的分析方法；再如，研究人的發展問題，必定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論述的三大經濟社會形態的理論相聯系，而它的關于人的依賴關系和物的依賴關系等理論，筆者以為就是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或范式。因此，人的發展經濟學需要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支撐。生產力的發展不僅為人的發展提供物質經濟基礎，而且還是人的發展的技術支持，如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之理想，在互聯網技術支持下變得似乎可及了。因此，人的發展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三大理論經濟學范式或理論基礎上，既要運用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和工具，又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純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和工具。
【責任編輯：王政武】
發展經濟學范文第3篇
雖然發展經濟學自誕生至今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 但圍繞發展經濟學開展深入研究不難發現, 發展經濟學在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高方面的表現較為無力, 而為了盡可能改變這種無力狀況、實現發展經濟學重構, 正是本文圍繞新結構經濟學開展具體研究的原因所在。
2 新結構經濟學構成分析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在于應用新古典分析方法研究經濟結構及其演化過程和影響的決定因素, 而為了更深入了解新結構經濟學, 本文圍繞其切入點、微觀基礎進行了深入分析。
2.1 切入點
要素稟賦結構屬于新結構經濟學的切入點, 而對于不同時點的要素稟賦結構來說, 與產業、技術相適應的經濟體軟硬基礎設施直接受到要素稟賦結構的影響, 而從生產面供給側角度開展分析, 可以確定經濟體具體時點的總預算受到要素稟賦的直接影響。對于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來說, 要素的相對價格受到自然資源、勞動、資本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但隨著人口、資本、時間的變化, 要素也將不斷發生變化。對于新結構經濟學來說, 要素稟賦結構切入點可為經濟發展好壞改變提供支持, 這種支持與經濟學界傳統研究認知存在較高差異。由于要素稟賦結構切入點認為時間將改變不同時點的勞動和資本, 因此新結構經濟學相較于以華盛頓共識為主流的發展經濟學將更適用于改變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現狀。
對于新結構經濟學重點提及的要素稟賦結構切入點來說, 要素稟賦結構能夠對生產力產生較為深遠影響, 這是由于要素稟賦結構直接關系著一定時點經濟體生產要素和總預算的相對價格, 這種關系似的經濟體的產業生產成本、可選擇技術受到了要素稟賦結構影響, 企業生產成本降低可通過選擇與要素稟賦結構特性相適應的技術和產業實現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類影響的出現是由于經濟體時點決定直接受到要素稟賦結構內生影響。
2.2 微觀基礎
對于新結構經濟學來說, 企業的自生能力可以視作其微觀基礎, 這里的自生能力指的是企業可以預期獲得的社會可接受正常利潤水平的能力, 這里的利潤水平獲得不涵蓋外部和政府補助參與, 企業必須具有正常管理水平。對于新結構經濟學涉及的企業自生能力來說, 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與企業所在產業、使用技術是否一致將直接對該能力造成影響。結合上文開展的新結構經濟學切入點分析不難發現, 企業使用技術、所投資產業遵循其所在經濟體比較優勢時, 企業便擁有自身能力, 企業要素生產成本也將維持在最低水平, 而基于新結構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分析不難發現, 發展中國家可利用后發優勢取得不俗的經濟發展成果, 且這種成果的取得速度將優于發達國家, 由此可見新結構經濟學在發展經濟學重構中所能夠發揮的不俗效用。
3 新結構經濟學的“新”分析
3.1 方法異同
為更深入了解新結構經濟學, 便需要真正了解新結構經濟學“新”的體現, 這種“新”的分析需要基于結構經濟學展開。結合上文圍繞新結構經濟學構成開展的分析不難發現,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的結構性差異屬于新結構經濟學基礎, 這一基礎同樣屬于結構經濟學的基礎, 但深入分析新結構經濟學不難發現, 其更加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中心作用。這與結構經濟學常才采用的價格扭曲、行政手段措施存在直接差異, 這也是新結構經濟學在企業外部性和協調問題領域擁有更為出色表現的原因。對于新結構經濟學來說, 對結構剛性根源的不同看法是其與結構經濟學存在差異的具體體現, 這使得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無法建立資本密集型產業是源于要素稟賦結構的影響。這種認知與結構經濟學所提出的要素不可流動性扭曲差別明顯, 新結構經濟學基于不同發展水平的發展連續頻譜實現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異分析同樣具備較高參考價值, 以往被忽略的經濟發展連續過程也將由此重新引起經濟學家重視, 新結構經濟學能夠服務于發展經濟學的框架重構自然不足為奇。
3.2 政策變化
受新結構經濟學影響, 各國財政政策、公共租金管理政策、貨幣政策、金融發展、貿易政策等均應發生一定變革, 這種變革同樣可較好服務于發展經濟學框架的重構。以財政政策為例開展分析不難發現, 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發展中國家應采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 這是由于反周期財政政策帶來的衰退將為基層設置投資提供有力支持, 由此實現的更低投資成本、避免李嘉圖等價陷阱、增加短期需求也應得到關注。更深入分析不難發現, 引入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中國家可基于本國優勢進行產業發展到優勢利導, 由于這種優勢利導基本不需要政府為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提供補助, 這就使得新結構經濟學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根據競爭性, 這種競爭性所實現的內源性危機數量減少、可更好應對外部沖擊、降低私人部門交易費用也進一步揭示了新結構經濟學價值。
4 結語
綜上所述, 新結構經濟學能夠為發展經濟學框架重構提供有力支持。在此基礎上, 本文涉及的新結構經濟學切入點與微觀基礎、新結構經濟學與結構經濟學方法異同和政策變化, 則證明了研究的實踐價值。因此, 在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重構相關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 本文內容能夠發揮一定程度的參考作用。
摘要：作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 現階段發展經濟學主要以華盛頓共識為主流, 這就使得發展經濟學片面側重市場作用, 而為了彌補發展經濟學存在的不足, 新結構經濟學因此誕生?；诖? 本文簡單分析了新結構經濟學構成, 并圍繞新結構經濟學的“新”內容進行了詳細論述, 希望由此能夠使更多人深入了解新結構經濟學。
關鍵詞：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古典經濟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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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范文第4篇
摘 要 該文對“人類安全”的概念與基本內涵做了系統梳理，分別介紹了聯合國、人類安全委員會、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以及學術界對“人類安全”的不同理解和闡釋，并歸納總結了國際社會圍繞著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界定所展開的批評和辯護。作為非傳統安全觀的重要基石，“人類安全”所包納的理念雖非首創，卻是一種新的訴求、一個新的視角、一套整合的理念，是一個集大成的富有意義的概念，它綜合體現了千百年來整個人類所崇尚的“以人為本”的博大情懷和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的終極目標。
關鍵詞 人類安全 非傳統安全 人類發展
一、緒 論
作為一種新的安全理念和人類發展的基本目標，“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由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于1994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HDR)中正式提出，還只是10來年前的事。但隨后接連發生的1997年前后的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2003年SARS傳染疾病的爆發以及剛剛過去的2004年末的印度洋海嘯大災難，使得“人類安全”這一非傳統安全概念越來越受到全世界有識之士、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的廣泛關注和重視。
雖然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人類安全”所包納的內容并非全新的發明創造，且其定義、內容、適用范圍以及實際的分析效用至今仍不乏爭論，但仍有不少學者將“人類安全”視為“安全概念之探求上的一大飛躍”。一些國家，比如加拿大、挪威、日本、愛爾蘭、約旦、荷蘭、奧地利、智利、泰國、斯洛文尼亞與瑞士等，也早已開始將人類安全概念納入其外交政策。G8工業國高峰會、聯合國秘書長以及相關聯合國機構也漸將“人類安全”的相關議題列為討論重點。自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以人類安全為主題的國際會議也如雨后春筍般在世界各大城市召開。一些重視推動實現人類安全的“志同道合國家”也在1999年設立了名為“人類安全網絡”的國際組織。至今，“人類安全網絡組織”已召開六次部長級會議。值得一提的是，2003和2004年連續兩次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都將“人類安全”列為主要議題，在后一次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還就人類安全問題做了專題發言，講話涉及恐怖主義、傳染病的蔓延等非傳統的安全威脅，會議最后提出了加強人類安全的共同主張。凡此種種，皆說明了“人類安全”在國際社會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其影響也愈來愈深遠。1994的《人類發展報告》曾預言道：“人類安全這一概念雖然簡單，卻有可能掀起21世紀的一場社會革命”?，F實的發展正在逐步證明此言不虛。
自“人類安全”概念誕生至今，海外的有關討論可以說頗為熱烈。姑且不論以“非傳統安全”為題的相關研究，僅就以“人類安全”為題的學術論著而言，就已數目繁多，其中又以加拿大、日本、美國、泰國、挪威等國學者的探討最為活躍。以2001．年8月美國哈佛大學人道政策與沖突研究項目(Harvard Program on Humanitarian Policy and Conflict Research)所匯編的與人類安全相關的文獻為例，合計共有283種。沙貝龍·塔德巴什(Shahrbanou Tadjba－khsh)于2002年在互聯網上搜集的人類安全方面的資源也達106處。此外，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歷史與經濟學研究中心的薩拉，愛德森(Sara Edson)所編寫的關于人類安全的參考書目所列舉的內容長達76頁，其中包括一些研究文獻。臺灣地區的學術界也曾召開過幾次與人類安全有關的會議，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如宋燕輝、廖福特、林碧照、王昆義等就曾對人類安全有過富有成果的探討。
大陸學術界在“非傳統安全”的框架之下對“人類安全”的內容多有涉及和討論，不過，正如保羅·埃文斯所評論的那樣，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人類安全”這個詞還沒有被政府官員在正式會議或是媒體中使用。相比“人類安全”，中國的政府官員更偏向于使用“非傳統安全”一詞，這也就影響到了學術界對“人類安全”這一詞匯的使用，因而，以“人類安全”(或“人的安全”、“‘人’的安全”等)為題的專題論著至今仍比較少見。鑒于此，筆者即希望在廣泛閱讀中外文獻的基礎上，嘗試較為系統地介紹“人類安全”，以使大陸社會各界對其內涵有比較明晰的了解。
文章將首先從理念內涵的角度分別介紹聯合國、人類安全委員會、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以及學術界對“人類安全”的不同理解和闡釋，然后歸納總結國際社會圍繞著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對“人類安全”的界定所展開的批評和辯護，最后做簡短的概括與討論。
二、人類安全的界定
自“人類安全”概念問世以來，對于其具體的內涵就有著廣泛的爭論，不同的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學者都依據各自不同的理解，提出了林林總總的定義。這正如愛德華·紐曼(Edward Newman)所說，“人類安全”并非一種內容一致或客觀的思想，與此相反，存在著反映不同的社會／文化及地緣政治取向的不同的、有時是針鋒相對的人類安全概念。人類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共同主席之一的緒方貞子(SadakoOgata)女士也曾感慨說：“人類安全乃是一可能包含全部或是全無之危險的名詞”。因此，“人類安全”可從不同層面加以解讀，它可以是學術問題，可以是政治議題或訴求，可以是一研究范疇，也可以是對安全研究的轉變。
概而言之，由于“人類安全”涵蓋了包括經濟、就業、健康、糧食、環境、人身、社群、政治、人權、教育等內容廣泛的議題，人們對這一概念的界定也就依其主觀價值、認識或關注的重點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不管論者如何界定，這些定義都是以聯合國發展計劃署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所提出的“人類安全”概念為基礎和參照系的，其主要的關切點都是人的安全，而不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安全。
1．《人類發展報告》的闡述
雖然“人類安全”概念的系統提出是在1994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之中，但此前的1993年《人類發展報告》就已經提及這一思想。該年的報告指出，以人為中心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即“新的人類安全觀”。這一新的人類安全觀必須強調人的安全，而不僅僅是國家的安全。概而言之，舊有的安全觀必須發生以下三方面的轉變：從完全強調國家安全到更多地重視人的安全；從經由武力實現安全到通過人類發展達致安全；從關注領土安全到關切糧食、就業及環境的安全，這些正是1994年報告所論述的人類安全理念的核心內容。
在此基礎上，重994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以專章《人類安全的新維度》系統翔實地提出了“人類安全”概念。根據該報告的論述，“人類安全”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界定：它首先意味著免于經受長期的饑餓、疾病和壓迫等的煎熬，其次意味著免于日常生活模式遭受突然和有害的破壞——無論是在家中、工作中還是在社群(communities)當中。報告解釋說，長期以來，人們對“安全”這一概念的解讀過于狹隘，如免于外來侵略的領土安全、外交政策中的國家利益保護、核威脅下的全球安全等。但這些內容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較之與人的聯系更為密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尋求安全的普通老百姓的合法關注卻往往被忽視了。然而，對于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來說，“安全”意味著保護他們免于疾病、饑餓、失業、犯罪、社會沖突、政治迫害和環境災難等的威脅。隨著冷戰陰影的消退，我們應重點關注的是國內沖突，而非國際沖突。
該報告將人類安全大略地歸為七類，分別是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社群安全以及政治安全，并歸納出“人類安全”的四大本質特征：
(1)人類安全是普世性的。國家不論強弱，人類無論貧富，都受到人類安全的影響。對于人類安全造成威脅的因素雖有地區性的差異，但總體來說，都是真實存在且不斷增長的。
(2)人類安全的組成部分是互相依存的。當世界某地的人們的安全受到威脅時，所有國家均有可能卷入其中。因為諸如饑荒、疾病、毒品走私、種族沖突以及社會動亂等不再只是孤立的事件而被局限于一國之內，其影響將波及全球。
(3)早期預防強于事后干預。以艾滋病等傳染病為例，早期預防通常就有更好的效果。
(4)人類安全以人為中心：人類安全關切的是人類在社會中如何生存與呼吸，他們行使其諸多選擇的自由程度如何，他們獲得市場和社會的機會有多大，以及他們是生活在沖突中還是和平中。
2．人類安全委員會的論述
2001年1月，在前聯合國難民高級委員會高級專員緒方貞子以及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現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推動之下，獨立于聯合國系統之外的“人類安全委員會”在美國紐約成立。其宗旨在于促進國際社會接受“人類安全”之概念，確認構成“人類安全”的重要與普遍的威脅，并擬訂具體的行動計劃，以達成實質性的成果。
該委員會曾使用的由薩比拉·阿凱爾(Sabina Alkire)提出的“人類安全”工作定義為：“人類安全的目標是以與長期的人類富足相協調的方式，保障所有人的生活最核心免于嚴重的、普遍的威脅”。這一定義關注了保護人們免于因特定情形而可能遭遇的生活下降的威脅。此外，為詳細闡明人類安全，它努力聚焦于人類生活的“最核心”和“嚴重與普遍的威脅”，并在敦促即刻行動的同時，力求無損于“長期的繁榮富強”。
在該委員會于2003年出版的名為“Human Security Now”的報告中，這一工作定義被進一步闡釋為“以提升人的自由和人的實現的方式保護所有人類生活的最核心”。報告指出，人類安全意味著保護基本的自由——作為生活之精要的自由；它意味著保護人們免于危急的(嚴重的)和普遍深入的(分布廣泛的)威脅與遭遇；它意味著努力增強人們的力量和愿望；它意味著創造政治、社會、環境、經濟、軍事及文化系統以共同為人們提供生存、生活和尊嚴之所需。這一定義聚焦于“民眾”，將其視為確保安全的主要對象。所謂“民眾”，特別是指那些通過族群的、宗教的及社會的紐帶和價值觀將個體聯結起來的社群。
該委員會同時也認識到，由于“人類安全”概念本身可以給人以廣闊的想象空間，難以給出一個精確的、能使各方都滿意的定義，因而比較強調這一概念的工具性意義，亦即主要將其視為一種“真實的需要”和“引導出實際行動的概念工具”。在一份綜合介紹該組織的目標與活動的文件中，該委員會坦陳道，“人類安全”這一用語可以表示“什么都是”和“什么也不是”(a term that can mean all and nothing)，這正如其所訴求的目標一樣相當難懂。因而緒方貞子女士在一次國際研討會的主題演講中提出了兩點看法：第一，“人類安全”雖非法律概念，亦無法精確定義，但卻代表著一系列的因素、目標、價值及感情，“人類安全”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真實的需要；第二，“人類安全”應是一種引導出實際行動的概念工具，我們不應只從理論及定義上探究人類安全，而應當檢視有何實際步驟與措施來維護或重建人們的安全。
3．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見解
加拿大、日本、泰國、挪威等國政府也根據各自不同的理解，提出了相對狹窄的人類安全定義。
例如，加拿大政府將人類安全定義為：“人民免于暴力和非暴力威脅的安全”。他們論述說，“和平與安全概念，不論是適用于國家、區域或者全球，只有在其是以個人安全為基礎的時候才有意義，這就是我們所指的人類安全”。較為詳細的論述則見諸該國政府于1994年4月所提出的有關“人類安全”的概念文件，其中提出，“人類安全”是指人民免遭暴力與非暴力威脅的安全。綜合而言，其所關注的對象比UNDP所下定義的關注點更為保守和狹窄，根據其有限制的定義，人類安全是指“免于恐懼之自由”。為直觀起見，我們可以列表對聯合國與加拿大的人類安全概念作一簡單的比較：
日本官方的人類安全定義雖然比加拿大提出的定義包容更廣，但也與UNDP提出的定義有所差別。根據日本的外交政策，“人類安全綜合性地涵蓋了所有危及人類生存、日常生活及尊嚴的威脅——如環境退化、人權侵犯、跨國組織犯罪、違禁毒品、難民、貧困、殺傷性地雷、艾滋病等傳染病——并強化對抗這些威脅的努力”。日本《1999年外交藍皮書》也提出：“人類安全廣泛地關注所有對人類生存、日常生活與尊嚴的威脅(這包括環境退化、侵犯人權、跨國組織犯罪、非法毒品走私、難民、貧困、殺傷性地雷、以及艾滋病之類的傳染病等等)，以及對抗這些威脅的強化的努力”?？梢娖浒菪暂^之加拿大的觀點為廣。泰國則表示，人類安全包括主體及客體因素。其客體乃是“免于恐懼匱乏之自由及經由安全福祉及尊嚴達到人性之境界”；而主觀因素則包括“人的希望、恐懼及消除威脅”。另外，奧地利、加拿大、智利、愛爾蘭、約旦、荷蘭、斯洛文尼亞、瑞士及挪威都提出了更有限制的人類安全日程，主要關注的是殺傷性地雷、輕型武器、武裝沖突中的兒童、國際人道與人權法，等等。
此外，1999年所設立的“人類安全網絡組織”所持的觀點比較包容，除強調“免于恐懼之自由”外，也將“免于匱乏之自由”包納在內。因為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被保障免于恐懼及免于匱乏，同時有機會充分發展個人潛能，“人類安全”本質上即是免于對個人權利、安全或生活的持續威脅。
4．學術界的不同定義
卡羅琳·托馬斯(Caroline Thomas)提出的定義與1994年《人類發展報告》的闡述較為類似，他將人類安全定義為“一種基本物質需要能被滿足、‘人類尊嚴包括社群生活的有意義的參與’能獲實現的生存條件”。與此相似的觀點還有不少，如羅伯特，本德斯基(Robert Bedeski)提出，人類安全包括“保護、保衛及保持人類生命的生物性存在的知識＼技術、制度和活動的總和；及保護和完善共同和平與繁榮以促進人類自由的進程。
不少學者不滿于UNDP等提出的定義的寬泛性和含糊性，因而提出了相對嚴格而精細的人類安全定義。如金(King)和默里(Murray)提出的定義為：將來生活于一種“廣義貧困”狀態之外的年數。這一定義試圖只包含“必不可少”的要素，即那些“足夠重要、值得為之奮斗或值得將其生命或財產置于重大威脅而不顧”的要素。應用這一標準，他們提出了五大關鍵福祉指標——貧困、健康、教育、政治自由及民主。與此類似，康迪·巴基派(KantiBajpai)提出了建構“人類安全審計”的主張。人類安全審計包括“對于個人身體安全與自由的直接和間接威脅”的衡量及對于不同社會的“應對這些威脅的能力”的測定。對于大衛·默丁思(David R．Meddings)而言，人類安全的主要關注點則是“可持續地獲得特定的需要及確保特定的權力”其它的人類安全提倡者大多聚焦于生活質量議題；或以原有的安全理解為基礎，將其參數加以拓展以同時涵蓋個人福祉議題和國家層次的安全議題；還有人將“人類安全”定義為保護那些弱勢人群免于生活質量的急速下降；另有一些倡導者將“人類安全”描述為價值觀轉變的一種表征或必然結果，或是視角或定位轉變的一種表征或必然結果。還有一種比較獨特的理解人類安全的方法，是將其視為一種“國際公共物品”。
哈佛大學教授林肯·陳(Lincoln C．Chen)由公共衛生保健的角度去界定“人類安全”，認為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人類有關生存、福祉與自由方面的安全?！叭祟惏踩笔撬邪踩紤](如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政治安全與環境安全)的最終目標。以經濟安全為例，盡管其極端重要，但它被視為實現“人類安全”的一種工具。換言之，財富與所得并不是最終目標，而是達致人類生存與福祉這一最終目標的手段。漢斯·范金柯爾(Hans Van Ginkel)與愛德華·紐曼(Edward Newman)與其有類似的觀點，也認為“人類安全”系其它各種安全(如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人身安全、環境安全、社區與文化安全)定義的目標或焦點。此外，加拿大學者約治·訥福(Jorge Nef)認為，“人類安全”的概念至少意味著一些相互交織混雜在一起的維度，而此些維度主要是以人類尊嚴為中心，廣義來說，就是人權。另一位加拿大學者喬治·麥克雷恩(George MacLean)提出，“人類安全”包括個體在個人環境、社群及環境當中的安全。珍妮弗，利寧(Jennifer Leaning)與薩姆·安芮(Sam Arie)則將“人類安全”界定為“可持續人類發展的基礎條件”。
由以上種種定義可見，學者們提出的比較狹義的“人類安全”往往只著眼于人體完整，或只限于少數種類的威脅，而較為廣義的定義則還包括了心理與情感層面的安全。杰德·奧本雷勒(Gerd Oberleitner)因而曾將各種定義劃分為三類。其一為狹義的類型，注重基本人權所內含的自然權利和法制。其二為“人道主義”類型，將人類安全理解為“深化和強化處置戰爭罪、種族屠殺等議題的努力”以及“為人道干預提供理由”的一種工具。其三則為廣義的類型，將人類安全與世界經濟與全球化的狀況聯系到了一起。以杰德·奧本雷勒所作的分類為基礎，臺灣學者廖福特則將學術界的各種定義歸納為四種模式：第一，有人從字面詮釋“人類安全”，因而認為“人類安全”中之“人類”指的是著重于個人，而“安全”乃是指免于威脅或是提供安全環境，于是人類安全指的是有關人們或個人的安全而非領土安全，僅與“人們的生存、日常生活及尊嚴”相關。第二，有人認為“人類安全”乃是保障個人的人身安全及自由，而不受間接或直接的暴力威脅，于是認為人類安全概念在原則上是非常廣的，而其最基本層次是指免于恐懼的自由。第三，有人認為“人類安全”概念包括兩大主要元素：未來發生危險的可能性以及可能處于被剝削的情境。第四，有人認為“人類安全”應包括人身安全及免于匱乏兩方面的內容。比較來看，廖福特所歸納的第一、第二、第四種定義就分別相當于奧本雷勒所稱的狹義類型、人道主義類型及廣義類型。
上述兩位學者的分類基本上抓住了學術界對人類安全所下定義的全貌，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仍有十分顯著的分歧存在。
三、對UNDP定義的批評與辯護
自1994年UNDP提倡“人類安全”概念至今十余年間，其在解釋和應對新的挑戰方面引人注目，但同時也招致了不少批評，其鞭撻的要點在于它的寬泛性與含糊性。
一些人認為它“新瓶裝舊酒”，只是將傳統的對“免于恐懼之自由”與“免于匱乏之自由”的關注加以綜合而已。從輕說來，它闡釋拙劣、難以量度，從重說來，則是一個模糊而邏輯矛盾的口號，它過于寬泛，試圖將所有的福祉成分都收入囊中，這樣就反而會變得沒有意義。這種寬泛性也使得其難以為政策和行動分出輕重緩急，這就如林肯·陳、瓦桑特，納拉西姆翰(Vasant Narasimhan)指出的那樣，一系列的相關術語已被提出——人民安全、難民安全、生活安全、環境安全、綜合安全、健康安全。人們不禁要發出這樣的疑問：這繁多如許的不安全怎么能夠被統歸為一個單一的概念?哪一威脅應優先考慮?又有哪一個可以被排除在外?而且，這一概念“太理想化”，未能將“快速變動的國際體系中的地緣政治權力”這一現實世界的政治因素考慮在內，其架構迎合的主要是加拿大、挪威、智利、奧地利、愛爾蘭、希臘、約旦及荷蘭等中等強國的需求。
對于人類安全的另一種批評指向的是其普世主義及其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因為1994年的《人類發展報告》就將人類安全描述為一種“普世的關注”。針對這一看法，學者們頗有微辭。例如，有人就認為“人類安全”是以“西方的看重民主、更看重自由市場經濟承諾的觀念”為基礎的，人類安全“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發達世界的價值觀為基礎的西方式設計方案”，因而作為一種安全理論具有局限性。此外，UNDP所確定的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本身就是頗受爭議的對象，因為不同的國度對應該包含哪些權利持有十分不同的觀點。因而批評者提出了諸多疑問：到底應由誰來決定是哪些東西構成了安全需要的“最核心”?什么才能使得人們感到安全?“安全”這一術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文化決定的呢?何者(國家、公民社會、私有部門)在何種情況下應為保護人們的安全負責呢?
基思·克勞斯、邁克爾·威廉斯(Keith Krause，Michael Williams)則特別關注“主體性”(agency)的問題。他們提出，既然國家看來已明顯是實現個人安全的“主體”(agent)，將個人作為安全的指涉對象就會冒“回復國家契約理論”的風險。另一個相關的批評是，將個人作為安全指涉對象并非總是理解不安全的特殊情勢的最好方法，因為“認同與族群差異的議題”可能被忽視，如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就是作為一個群體的一員而非個體受到威脅的。另一個人們所關心的話題是，考慮到個人安全的不同方面有可能互相沖突，如提高少數民族的權利有可能同時削弱國家或民族的一致性，那么，它將如何在相互競爭的需求和目標間作出裁決?當人類安全的不同成分(如環境與經濟)出現矛盾之后，究竟誰的安全應受保護，哪種類型的利害關系應優先考慮呢?
正是由于UNDP的定義存在以上諸多問題，林肯，陳因而歸納說，“人類安全”的概念提供了一個“軟心腸的”(soft-hearted)的研究策略，而不是一個“講求實際的”(hard-head-ed)研究策略，而且此概念過于模糊，以致無法有效地被執行。
雖然UNDP提出的人類安全定義招致了廣泛批評，但仍有很多人相信“這一概念的價值正是存在于其整體性和包容性之中”，或認為“人類安全”應當被視為一種“話語”而不是“安全的政策議程”，因而很有必要從“將人類安全視為政策議程的視角”轉移開去，將其作為一種安全理論加以審視。而將環境變化、軍事安全、人權及發展不均衡等如此多樣的要素納入安全旗下，也將有助于我們認識到這些問題在起源與寬泛解決方案上的相互聯系。
尼古拉斯·托馬斯、威廉·托(Nicholas Thomas，William Tow)則稱贊說，“人類安全”概念的跨國界構成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積累“更大的分析和政策價值”的道路。林肯·陳與瓦桑特·納拉西姆翰也堅持認為，“人類安全”作為一個政策概念出現，是由新的全球力量(“冷戰的結束、國際發展的新思考、全球化的力量”引發的對包括健康安全在內的人類安全的新威脅)共同推動的結果。他們論證說，面對所有這些新興的挑戰，我們應當采用“人類安全”這一綜合性的概念。他們還樂觀地展望說，“人類安全”作為一個綜合性的概念，與“可持續發展”概念具有同樣的潛力。
薩其戈·弗庫達帕(Sakiko Fukuda—Parr)則格外贊賞“人類安全”概念對“因遭突然變故而導致的人類福祉層次上的威脅”而非僅僅是“絕對層次上的剝奪和匱乏”的關注，因為前一種威脅影響到了所有層次的人們——無論貧富概莫能外，因而更具綜合性、包容性。另外，她還認為，人類安全視角的整合性對于女性特別有用。因為“全球化所固有的社會與政治變遷”帶給女性的沖擊不可能通過“經濟維度占主導的分析方法”來解決，而人類安全的包容“基本的經濟、社會需要及與沖突有關的威脅”的更為寬廣的框架就能更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四、總結與討論
“人類安全”的定義盡管詮釋不同，但確有共通之處，這包括：安全的指涉對象轉變為個人，安全威脅的定義轉變為對于個人生活質量的威脅；都認為需要認識到非國家行為者也是幫助實現安全的主體；都認識到“擺脫傳統的、唯一的對于武裝沖突的關注而重新定位安全”的重要性，都對傳統的、現實主義的安全觀念和實踐提出了批評。此外，這些定義都圍繞著聯合國《千禧年宣言》所強調的三大焦點領域展開(免于匱乏之自由、免于恐懼之自由、使人類未來可持續的重要性)，這些時下對人類安全的關注也正是科菲·安南在1999年9月20日的聯合國大會上所作演講的主題。
歸結起來，“人類安全”概念的最主要貢獻乃是對安全理念的重新審視。正如愛德華·佩奇(Edward PaSe)所言，“人類安全”這一理念的倡導者所要強調的是，國際社會在未來所面對的主要威脅將經常是那些對國家的構成元素(個人、家庭、國家之下的社群)的安全所構成的威脅，而不是對國家自身安全的威脅。因此，安全已逐漸被解釋為人的安全，而不只是領土安全，是個人安全而不僅是國家安全，要經由發展而非經由武力獲得安全、應尋求普天之下的人們的安全。
正如筆者在本文開頭提到的那樣，“人類安全”所包含的內容并非全新的發明創造，它所討論的問題在國際關系、發展經濟學等領域中早有程度不同的研究。但它是一種新的訴求、一個新的視角、一套整合的理念，是一個集大成的富有意義的概念，它綜合體現了千百年來整個人類所崇尚的“以人為本”的博大情懷和孜孜以求的“天下大同”的終極目標。雖然這種訴求或目標或許不可能在短時間內一一實現，但它代表著整個人類的基本發展方向。在瞬息萬變、日趨復雜的當今世界，“人類安全”這一綜合性的全新安全觀無疑將為整個人類的發展進步發揮出正確導向的作用。
發展經濟學范文第5篇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同事：
大家好，我是來自貨運部的徐向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創新變革，轉型發展》。
當2013年新春鐘聲敲響的時候，北京中遠物流有限公司貨運部正式步入了第12個發展的年頭。窗外煙花絢爛，炮竹聲連連，好似都在訴說著貨運部這12年每一段艱辛成長的歷程。望向窗側，一幅普通的世界地圖便充分見證了貨運部在國際物流領域發展的進程。一個個踏實的腳印幾乎遍布了五大洲，而非洲及中南美洲便是貨運部在近幾年哺育大型綜合貨運項目的樂土。
回首貨運部自成立以來一段段的奮斗歷程，無不向我們揭示著一個真理，只有不斷創新、不斷轉型，貨運部才能有所發展、有所作為。
貨運部的前身是人員僅有十余人的北京外輪代理有限公司，所從事的業務也僅僅是一般意義上傳統集裝箱訂艙、代理陸運及代理報關業務。辛苦賺來的一點點代理收入也僅夠維持日常運轉，根本無盈利、發展可言。隨著創新與轉型思想理念的逐步建立，貨運部積極學習、領會精神、落實工作，在多個方面完成了初步轉型，即：業務類型轉型;收入來源轉型;客戶類型轉型和操作模式創新----從以國內文件操作為主向國外現場物流方案實施轉型。
另外， 在業務轉型、隊伍不斷壯大的同時，貨運部也不忘管理工作的職能作用，努力推進內部管理創新：率先在部門內部引進分板塊、分層次考核機制，劃分二級考核單元市場一部、二部、三部，充分挖掘團隊潛能積極創效;積極進行獎金分配制度改革，大力向市場營銷傾斜，打破大鍋飯，逐步拉開獎金分配距離;摒棄固有單純管理模式，逐步深化以營銷為主、以營銷為重、全員營銷、分層次營銷的理念。
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成績已為過往，近兩年受全球經濟下滑的影響，物流企業都在經歷著自身業務發展的寒冰期。身處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一直致力于探索中求發展的貨運部，把“加大營銷力度，優化操作水平”作為創新轉型發展的重點，在提高自身服務水平的同時，大力開展大客戶營銷，尤其是含金量較高的綜合性客戶，為其提供全面的服務，秉承一貫堅持的“不等、不要、不靠”的信念，積極主動開拓市場，通過不懈努力與業務模式創新，在攻堅克難的征程中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績。
古語說得好：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是的，我們做貨運，就要從每一小步做起，從每一件小事做起，這樣年復一年地堅持下來，終究能夠成就一番大業。
伴隨中國企業海外項目的發展，貨運部自2010年起在區域公司領導的支持下組建隊伍，以東非五國服務網絡及坦桑尼亞駐點為基礎穩步發展非洲綜合貨運項目，將原有委托代理合作模式成功提升為以自營辦事處形式獨立操作、經營的業務模式，自行調撥社會車輛資源組織跨境運輸并開展海外代理報關業務。中國有色、中航技、中色金屬、北京建工等幾個非洲跨境運輸項目在原有基礎上都做得有聲有色。另一方面，貨運部在提供原有出口到門物流服務鏈條的同時，創新服務模式，通過江蘇大宏紡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皮棉進口項目成功建立由坦桑尼亞至中國的進口門到門全程物流服務體系。將原本單一的單向物流服務拓展為雙向循環物流體系，有效提升競爭實力。
“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要做好一番事業，關鍵在于持之以恒，關鍵在于堅持不懈。 貨物部在穩定布局原非洲綜合貨運市場的同時，進一步拓展中南美洲綜合貨運服務網絡，中工國際玻利維亞糖廠項目及新興鑄管股份有限公司特立尼達鑄管運輸項目2個自行開發的綜合貨運項目正是貨運部在中南美洲市場開拓的成功案例。貨運部通過近2年時間對中工國際玻利維亞糖廠項目進行持續的跟蹤與營銷，最終贏得客戶信任，并受邀于2012年7月與客戶組團前往玻利維亞進行了運輸路線考察。從智利阿里卡港到項目現場有2條可選路線，長度分別為1000公里和2600公里。貨運部派出2名精兵強將歷時8天駕車穿越“死亡之路”將兩條路線全部考察完畢?？疾熘兴麄兘洑v著沿途道路的劇烈顛簸，懸崖邊行車的驚心動魄，海拔4500米高原嚴重的高原反應以致在夜半時分需要緊急就醫的各種考驗。這一切的付出客戶看在眼中感動在心中。2012年9月貨運部終于收獲了中標第一批4800方設備全程物流運輸的喜訊。
但我們深知還有更為艱巨的任務等待著我們，畢竟這個市場對貨運部來說是全新的市場，海外運輸道路艱險，拉美地區人員工作效率遠比國內要低，當地雨季的迫近又對接下來的海外內陸轉運和清關實戰提出了新的挑戰。但堅強的貨運部堅守信念并未因此有所畏縮，工作團隊一如既往發揚著攻堅克難的精神，潛心鉆研、精心安排、不分晝夜進行國內外聯動，硬是打響了中南美洲綜合貨運項目攻堅的第一戰。由此可見，開發并保住新客戶，不但要有信心、有耐心，更要有良好的敬業精神，一流的服務意識以及高超的業務操作水平。只有對業務熟練掌握，對操作過程嚴格把關，我們才有可能爭取到更多的像中工國際這樣的客戶。
貨運部項目團隊通過近5年的業務溝通、以操作其尼泊爾、哥倫比亞、秘魯等多個項目為基礎不斷將到門運輸服務理念滲入其貿易開發中，通過分階段、分層次等營銷手段最終在2012年底成功拿下特立尼達4.9萬方鑄管到門運輸項目。貨運部全體項目組成員深知責任的重大，項目方案設計及操作質量不僅關系到貨運部與客戶長期業務發展的前景，更關系到客戶在區域經濟中業務開拓的成敗。貨運部需要在保證原有港到港運輸質量的同時，開拓創新，為客戶提供更為貼心、更為安心的延伸服務。通過不斷的交流與溝通，貨運部在對客戶市場開拓中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深層次需求調研后，決定將普遍意義上到門運輸車板交貨服務模式進一步做二次延伸，將服務節點推進拓展至門點卸貨并按客戶要求將貨物堆碼、擺放完畢，最終達到收貨人可立即按需使用的服務結果。
浩大的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地區，一個全新的挑戰，沒有現成的代理網絡我們就找資源，沒有成功經驗可尋我們就跑現場、做設計，目的就是要給客戶一個令人滿意的整體解決方案。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次帶病上崗，多少次日夜兼程，甚至是本該與親朋好友歡聚共度新春佳節的時間也被我們忽略而打包行囊奔赴一線，心中所牽只有項目的萬無一失。實踐證明，該服務模式的成功操作我們確已贏得了客戶的信任與認可，這也必將預示著中遠物流綜合貨運服務領域的實踐到達一個新的高度。
通過近幾年的不斷摸索與實踐，貨運部內外兼修，一方面已初步具備了在面對復雜、困難情況下分析、判斷、處理、解決問題的能力，經得起市場考驗，在危機與苦難面前能夠沉著應對，得到客戶的高度認可。另一方面貨運部為了貫徹落實物流總部“二五規劃”戰略部署，繼續以市場開發為重點，聚焦大客戶，不斷提升創新能力與盈利能力，堅持以為“中”字頭企業海外項目提供門到門服務模式為市場定位，以全員營銷、分層次營銷、最后一公里營銷思想為指導，在公司各級領導的帶領下積極開發、走訪客戶，通過各類延伸服務鞏固客戶關系。通過與北京建工、中鋁國際、中材國際、中航技、中電工等多家中字頭企業的緊密聯系，為綜合貨運業務的進一步開拓打下良好基礎，同時也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為傳統貨運不斷向綜合貨運轉型開辟道路。
回首過去，我們以改革為動力，以創新為引領，持之以恒，奮發進取，勇敢地搏擊市場，走出了一條成功的發展途徑，開辟了業務發展的新天地;
展望未來，貨運部將不斷總結經驗，同時結合公司的發展定位，力爭將自身打造成具有較高水平和綜合實力的物流服務團隊，這個團隊能夠隨時為客戶提供供應鏈解決方案，并能夠整合各類資源實施全球化運作!
說到這兒，我不禁想起毛澤東主席的一首詩：“暮色蒼?？磩潘?，亂云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是的，我們所從事的現代物流事業，是一項宏偉的事業，雖然我們現在正處于過坎、爬坡的艱難上升階段，但，通過我們的創新實踐和拼搏進取，未來，我們一定能攀登上事業的高峰、人生的險峰，去領略事業成功的無比喜悅、人生價值的無限風光!
黨的十八大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征程，規劃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新藍圖!在這樣的宏偉時代背景和和巨大的歷史機遇面前，我們豪情滿懷，信心百倍!我們堅信，在區域公司領導班子的正確帶領和大支持下，貨運部全體員工必將與時俱進，創新變革，轉型發展，為北京中遠物流事業大發展做出新貢獻，為早日實現中遠物流的光明愿景而奮勇拼搏、而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