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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主義網絡文化論文范文

2024-03-17

后現代主義網絡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針對哲學解釋學提出一些探討內容,哲學解釋學是當代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的重要流派,體現了重要的研究價值。對未來階段思想建設和人類思維模式的研究也造成巨大影響,本文根據哲學解釋學的探究內容進行精神科學理論基礎的探究,找到哲學解釋學可以進行探究的依據,并且推動哲學解釋學的研究。

關鍵詞:解釋學;哲學解釋學;探析

引言

哲學解釋學屬于后現代主義的重要流派,要尋找具體的判斷原因,要明白后現代主義的實際內涵和評判標準,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屬于否定和批判的狀態,現代主義的理想框架是理性和主體,根本特點是要從思維角度進行同一性質的挑戰,要體現與眾不同的理想信念,要向人類的解放提出反對意見。

一、哲學解釋學屬于后現代主義的原因

后現代主義最重要的是要體現與客觀實際對立統一的否定想法,完全否定形而上學思想,也向所有人類哲學理念中的根本含義和主題思想提出抗議,要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改進和挑戰,揚起碎片化和零碎化化的思維旗幟向同一性宣傳。要明確后現代主義思想與現代主義的根本區別,找尋其中的思想特質,推翻客觀的思想理念,體現形而上學的人文主義思想。最基礎的加達默爾的新解釋學,將語言演變過程解釋得過于獨立,很難再簡單的言語中集中體現深入內涵,并容易出現語言方面的損失,需要在不斷循環的過程中進行更深刻的認知與辯解,即使并不關注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也要根據思維模式選擇合適的判斷方式。

哲學解釋學如何體現與理性觀念相反的思想,要明確的是哲學解釋學并不承認理解的明確性,認為解釋學中的客觀現象是很難得到確認的,也拆解了傳統解釋學中的命題意義。探尋哲學解釋學的內在含義非常明確,清楚認識到新解釋學中的理解意義。在舊解釋學中認為理解貼近西方近代主義思想的理性觀念,而新解釋學更加認可理解自身的存在方式,并不存在解釋與理解,認為解釋與理解共同創造了主體。在傳統觀念中,理解主體似乎并不存在,是在理解的進展過程中出現,并且隨著時間的變化,也隨著人類認知的出現而生成,理解永遠不會有終結之日,會隨著時間的進展不斷向前發展[1]。從主體對象的角度來說,也永遠難以定義理性主體的含義更加難以探究主體的實際含義。哲學解釋學是新解釋學如何將真理與原有的實際含義銜接,要正確理解要從不同的角度探析。在舊解釋學中,理解本無原有的意義,要真正理解并要做到比原有主體更加理解真實含義。但在新解釋學中認為,這種重新構建的方式沒有具體價值,實際上要根據歷史發展特點,針對解釋主體和解釋對象的關系開展探究。解釋在不斷循環,也就處于持續發展的過程中,要不斷融合在一起,體現出新的含義。

二、哲學解釋學是精神科學理論基礎的原因

后現代主義的解釋學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對文本定義和科學定義有了更廣泛的認知,解釋學要作為一般人文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探究形式,承擔起具體的解釋功能,也要承擔其哲學方面的思想意義[2]。學問可以分為兩大種類,第一種是自然科學,第二種是精神科學。如果進行更深刻的探究,怎樣進行深入的反思?解釋理解又或者產生其他思想認知的過程中,需要對原有的文本產生一定的認識,就出現了解釋學。哲學解釋學將文本的探究范疇繼續擴大,根據傳統模式下解釋學的理解要素,了解到文本是作者表達寫作意圖的方式,也是表達自我思想的模式。文本中的范疇非常廣泛,涉及到多種學科記憶和自然科學有關,也和精神科學有關,比如歷史文獻,科學理論,文學書畫,繪畫藝術,建筑藝術,音樂藝術…這些廣泛的內容都會表達作者的寫作意圖和主觀精神,需要讀者進行理解,也需要讀者了解主觀精神所要體會的含義。文本涉及到一切內容,似乎能夠涉及到宇宙間的廣泛天地,理解并非簡單理解表面的現象,也滲透到人們所知所想,又或者不所知不所想的方方面面,體現了獨特的科學意義。要正確認識解釋學在精神科學中的有效作用,并且真正探究在歷史跟進過程中產生的反應,從另一角度來說,歷史的進展也需要解釋學的參與。

三、哲學解釋學的語言本體論的理解本質

伽達默爾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象征著哲學解釋學作為哲學的分支學派出現在大眾眼,在傳統解釋學的基礎上促進發展,進行本體性質的討論和哲學解釋學的相關內容分析[3]。要實現對語言的理解,就要根據語言分析以語言為核心,認清語言與客觀事物之間的關系,而語言和世界萬物之間的聯系理論,被稱為語言存在論或語言本體論。語言象征著事物的表象聯系,也體現語言與客觀世界本身的聯系,又可以將語言比作摹本,在臨摹事件原型的基礎上,語言能夠體現解釋的作用,也能將世界的合理作用延續到與人類的交流中。解釋學的存在意義與人的語言有關,語言能體現人的存在感,也能體現人的真實想法。真理能夠通過語言表現出來,再通過實踐檢測,但語言并非只是溝通與交流的工具,而是體驗本體論的基本功能。要實現理解,要體現人的存在感,語言的最根本功能就是被理解,并且能夠將解釋學的意義闡述出來。

傳播載體是語言的應用作用,若過于夸大語言的功能。一直認為語言具有本體論的應用功能,會顯得有些過于浮夸。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也就是思想和語言并不能獨立自行一派,是客觀世界和現實狀態的演示是表面現象并不能直達本質語言。在客觀世界內,也是以客觀事物為基礎,以現實的依據作為參考標準,才能成為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的方法。不能單單從語言來進行世界的概括與衡量,而要利用語言來表示世界的一部分,并且用語言實現表達與理解,能夠更加理解世界,也能更加深入感受世界。后現代主義哲學解釋學對語言的認識過于虛無,認為語言能夠表現世界的本質,認為世界的本質本就不存在,是在語言的循環過程中導致要表達的含義不夠明確。從真理變化的角度來說,真理不會改變,但現實世界會隨著時間的進度而改變。時間是變化的,分為相對靜止和絕對運動,不同角度來說也是能夠被辯論反駁的,避免陷入形而上學過于極端的思考與判斷過程中。

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探究哲學解釋學時,要理解哲學解釋學各方面的理論權限也要明確哲學解釋學的常見觀念和其他方面的區別。從精神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角度分析,可以從不同方面進行探索,并且思考歷史世界的本質聯系。哲學解釋學將語言看作一種體現事物本質的方式,但實際上又與形而上學主義有所分別。哲學解釋學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觀念與唯物主義有根本區別,要明確分別相關問題才能找到解釋學中的本質所在。

參考文獻

[1]劉華.超越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哲學解釋學對閱讀教學的啟示[J].語文建設,2021(19):19-24.

[2]王俊琳.人文化成與實踐求索:哲學解釋學視域下的教育研究[J].社會科學戰線,2021(09):223-233.

[3]趙文平.論解釋取向的教學論研究——基于哲學解釋學的視域[J].當代教育科學,2021(06):58-64.

后現代主義網絡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文化消費主義;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商品

文獻標志碼:A

基金項目:教育部2021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一般項目“‘自然辯證法概論’課教學的思想政治性提升研究”(21JDSZK048);湖北高校省級教學改革研究一般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度融入自然辯證法概論教學體系研究”(2020060);湖北省重點馬克思主義學院資助項目“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的若干重大問題研究”(21ZDMY08)。

作者簡介:曹志磊(1997-),男,安徽蕪湖人,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當代社會思潮;成良斌(1964-),男,武漢人,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楊雪英(1996-),女,土家族,重慶人,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方法、青年文化。

“精神文化生活既是指那種具有深厚精神內涵的文化生活,也是指那種把與人們物質生活與社會生活融為一體的文化生活作為主要形式和載體的精神生活”[1],主要涵蓋理想信念、價值追求、審美生活、娛樂生活等方面。隨著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西方消費主義思潮借助資本流動與文化輸出進入我國,而文化消費主義正是消費主義轉向文化領域的產物,它內涵著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導向,并通過影響青年文化消費,沖擊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多方面圍困并阻礙其精神文化生活健康發展。青年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精神文化生活在青年成長成才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厘清文化消費主義思潮的形成機理、影響機制及其對我國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帶來的現實困擾,尋求破解之道,是幫助青年扣好“人生第一??圩?rdquo;進而賡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重要舉措。

一、全景觀照:消費主義的文化轉向及其影響青年文化消費的內在機制

文化消費主義是消費主義思潮文化轉向的結果,這一轉向具有內在的轉換機理。同時,文化消費主義對青年文化消費的影響也具有一系列內在機制。

(一)從消費主義到文化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是“20世紀初在美國開始出現并逐漸盛行起來的一種生活方式、社會文化現象和價值觀念體系”[2]。生活方式上,它主張消費至上,鼓吹消費是體現人生價值的唯一手段;社會文化上,表現為資本邏輯的文化外延,誘導個體服從資本的無限擴張;價值觀念上,遵從《蜜蜂寓言》的預示,排斥一切禁欲主義觀念,推崇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物質主義等。

文化消費主義是消費主義思潮在文化消費領域的拓展,力圖通過“滿足人們片面追求物質享受和感官刺激,使其癡迷低級甚至畸形文化消費”[3],其并未超出消費主義的本質限定,而只是披上了一件新“外衣”。從消費主義到文化消費主義,存在一整套轉換機理。首先,大眾對文化生活重視度的提高是這一轉換的社會源頭。亞里士多德雖然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但也指出平庸的人活著是為了吃飯。唯有當大眾物質生活需要達到一定滿足程度時,“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又引起新的需要”[4]531,即對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其次,文化的商品化、資本化和產業化為這一轉換提供了必要前提。文化商品化進程被大眾占有后發展迅猛,資本入駐和文化產業的集群化也就成為大勢所趨,這也為消費主義打通了侵入文化消費的道路。再次,資本邏輯在文化領域的擴張為這一轉換提供了根本動力。資本邏輯就是資本無限擴大再生產的增殖邏輯,為謀奪“開辟新大陸”福利來滿足增殖野心,當大眾消費轉向文化時,資本就迅速入駐并極力鼓動大眾的文化消費欲。最后,現代大眾媒介與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這一轉換提供了支撐載體。資本要求的文化消費的普遍化必須基于文化商品流通和傳播的普遍化,現代大眾媒介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讓文化商品擺脫了對物的固化依賴(單維關系如一本書對應固定文化內容),而轉向一種動態依賴(多維關系如聯網設備每時每刻都在更新文化內容),推動了文化商品流通和傳播的普遍化趨勢,進而為文化消費主義的盛行提供重要載具。

(二)文化消費主義影響青年文化消費的內在機制

青年是參與文化消費的重要群體,也是文化消費主義的目標群體,文化消費主義根據青年文化消費理念、行為特點,發展出一整套影響機制。

第一,張力消解:青年文化品質需要的抗性拆解。青年群體的文化消費行為不僅基于工具理性的有用原則,更有呈現價值理性的品位追求,對文化商品的內容質量等表現出“不妥協”態度。但對習氣功利的資本而言,文化商品僅具有增殖的工具價值,因此功利主義地追求最高文化生產率和利潤率是其唯一信奉的“道德律令”。青年群體與資本的價值取向的對抗構成當代青年文化商品“生產—消費”過程的內在張力,試圖取得全面成功的青年文化商品都必須將品質和效率的博弈維持在雙方底線之上重合的有限范圍內。因此,文化消費主義作為資本追求效率的手段,就呈現出瓦解青年群體對抗張力的機制:一方面通過強化“及時享樂”的感官刺激來消解青年嚴謹認真的理性思維,一方面通過強調文化商品的泛娛樂性來回避青年的理性追問并麻痹青年,總體上是以功利的工具思維模式來消解青年的品位追求。

第二,符號建構:青年個性表達的文化消費模式。人是“符號動物”,一切“文化形式都是符號形式”[5],青年群體熱愛自由,追求刺激,秉持“不走尋常路”的個性信條,文化消費成為他們表達個性的重要途徑,文化商品內蘊的個性符號成為青年最為看重的附加值。鮑德里亞指出,消費行為受到兩種相互沖突的制度的規范,除需要外,“另一個則是產品符碼化”[6]203。因此,在青年需要總量既定的前提下,開發、孵化文化商品的“獨具一格”的個性符號即IP是當下文化消費主義的重要影響機制。如《盜墓筆記》在同時雜糅男性向的冒險和女性向的耽美等元素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盜墓”IP,取得豐碩的銷售成果,大量同人文、周邊產品的出現也證明了該IP的市場號召力。該機制一方面呈現“解放”形式,推動青年個性思維的發展,鼓勵他們勇敢撇開世俗眼光、打破權威束縛、“活出自我”;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控制”形式,即試圖借助重復的媒介宣傳來編織信息“繭房”,掌握青年個性符號詮釋的話語權,并適時推進符號內容的變遷以增加青年文化消費需要,從而推動青年群體持續消費。

第三,“領袖”培植:青年群體關鍵“意見領袖”(KOL)與資本的相互成就。相較于資本和商家,青年群體在文化消費選擇中更信任具有一定情感聯系的關鍵“意見領袖”的推薦。這些“意見領袖”往往帶著明星、網紅等標簽,屬于青年群體某一興趣圈層的中心人物,具有一定契合青年實際需要的感染性要素(如顏值、才華等),自帶較大流量,因此對青年文化消費行為具有重要影響。以當下青年二次元文化圈中的手辦文化消費為例,二次元KOL的精準營銷推薦具有明顯的拉動銷售作用且仍有巨大潛力[7]。但資本與“意見領袖”之間本身就存在著互構關系:一方面資本為既有“意見領袖”造勢或直接“造神”,通過開設選秀節目和物色草根素人,收買“水軍”為其拉票、“打call”等,打造有吸引力的“人設”;另一方面這些“意見領袖”也需要資本提供的平臺來實現流量變現,因此必須服從資本安排,向大眾進行營銷宣傳,如在微博上為其站臺、參加電影宣發等。文化消費主義進一步強化了二者間的利益融合,一方面增強資本對“意見領袖”的控制,一方面為“意見領袖”的“熱度”服務,提升“意見領袖”們的群體影響力。

第四,發聲控制:青年文化消費發聲的資本收買。青年在文化消費中的角色屬性并非固定和受動的,而是存在一種角色動態轉變的新趨勢?!洞髮W生消費調查報告》顯示,大學生更加信賴產品熟人、朋輩的推薦[8]。同時,青年群體也更有意愿和責任心幫助朋友“種草”和“拔草”,他們在“小紅書”“豆瓣”等公共點評類APP或微信朋友圈、QQ空間等私人社交圈上對特定文化商品的使用和體驗感受進行評論,呼吁好友“入坑”或避免“踩坑”。這種表現讓青年群體成為文化消費中的“生產消費者”,即他們一方面在消費,一方面又生產他人的文化消費需要,甚至他們的文化消費行為本身就被納入文化生產過程,如演唱會中觀眾與歌手的互動正是演唱會的重要環節。文化消費主義通過收買和控制青年群體消費發聲的機制來影響青年文化消費,具體有軟性和硬性兩種形式:軟性形式即通過送禮物、返現等形式收買青年消費者給好評或分享給他人,硬性形式則是直接通過后臺控評和購買“水軍”在各大平臺刷好評和宣傳。

二、困境反思:文化消費主義困擾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現實表征

辯證來看,文化消費主義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化產業發展,但其影響主要還是負面的。青年一代,正處在精神文化生活的形成期與完善期,同時較少從事生產性勞動,擁有一定物質基礎和空閑時間,接近凡勃倫所說的“越位休閑”(vicarious leisure)狀態,易發生“越位”的過度消費。此外,文化消費主義又結合青年文化消費行為、理念的特點來影響青年,因此青年很可能被文化消費主義圍困進而精神文化生活中陷入諸多現實困境。

(一)理想信念走向虛無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鈣”,青年理想信念高遠、堅定與否,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但受文化消費主義影響,部分青年理想信念可能會崩塌瓦解、沒入虛無。

其一,在自我中心意識中解構崇高理想。青年一代應志存高遠,樹立崇高理想,但“在一個消費時代,或是一個自稱如此的時代里,是整個社會前來適應個人”[6]184。文化消費主義強化了感官和意識上的個人主義,讓部分青年陷入唯我的感覺主義。對青年感官欲望的強化和理性思維的剝奪,造成部分青年的集體思維蜷縮為個體思維、集體主義消弭于利己主義、社會責任倒向個人享樂。例如,越來越多青年的職業理想從社會取向的科學家、教師等轉向個人取向的明星、網紅等。在這種自我中心意識中,部分青年理想內含的社會崇高性轉變為個人世俗性,對自我現實感受的重視超過了對社會發展前景的考量,崇高理想也就解構為自我歡娛。

其二,在文化功利化氛圍中瓦解理想信念。“文化是理想信念生成的精神紐帶……是培育理想信念的重要依托”[9],一個良好穩定的社會文化環境有助于堅定青年信念。文化消費主義將功利化帶入文化市場,讓整個市場都展開了一場文化資本循環速率的“生死競賽”,文化商品的品質、內涵等都被資本狂熱的“求金欲”拋之腦后,市場應然的良好秩序被“快餐”主義打破,市場的穩定性被功利化的生產競逐摧毀,這一亂象進而影響了社會整體文化環境。同時,這種功利化氛圍也借助文化商品顯現并影響到部分青年。長此以往,功利化所有的短視主義、現實主義、享樂主義讓部分青年只關注眼前與自我感受,而看不到自身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喪失奮斗目標的他們以“佛系”自居,認識的誤構引起實踐的錯位,這些青年打著“反內卷”的名義,以“躺平”為榮,對未來、理想的堅定信念在思維和實踐的雙重邏輯中遭到瓦解。

(二)價值追求逐漸扭曲

價值追求為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向度坐標,但文化消費主義既將多維的價值俗化為純粹經濟價值,又用符號價值取代一切其他價值,致使部分青年的價值追求逐漸扭曲。

其一,在文化消費中落入價值陷阱。文化消費主義受資本主導,正如“經營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獨特性”[4]192,它的“價值”只是資本增殖意義上的自我商業價值,缺失了社會、道德等價值意蘊。此外,它還向青年狂熱營銷“享樂至上”“潮流至上”等價值觀念,實則是用資本建構的“消費敘事”來解構并取代社會主流價值敘事方式與價值共識。部分青年一方面被其內含的單維價值觀念誤導,用經濟價值凌駕于一切其他價值之上,以個人價值割裂總體價值,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一方面被其外顯的庸俗價值觀念誘導,排斥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用文化消費衡量個人價值,在追求自我價值的路途中深陷無邊的文化消費主義“泥沼”。

其二,在符號消費中迷失價值追求。文化消費主義試圖用符號價值淹沒實際價值以謀求商品溢價和暢銷,而這種符號價值建構本身又是基于資本的逐利需求、個人主義和短視特性,部分青年誤用這種資本建構的虛偽符號來建構自我價值,如某些文化商品出品方在宣傳時大肆鼓噪該商品與愛國主義的緊密聯系,誤導青年將消費該商品與愛國者的身份建構聯系在一起,結果將現實的愛國行動擱置一邊,本末倒置。一方面符號價值的偏隘性決定了青年自我認識與價值追求的狹隘性,另一方面符號價值的現實脫軌性決定了他們自我認識與價值追求的虛幻底色以及意識的虛假性。青年們在迷信于符號表征的所謂“個性”、沉浸在文化消費創造的虛幻映像中的同時,將價值追求的集體性、長遠性和實踐性棄之不顧,最終迷失在前途命運“不靠奮斗靠包裝”的假象中。

(三)審美生活日漸庸俗

審美生活是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良好的審美生活可以愉悅身心、提升精神境界。但在文化消費主義影響下,文化內容劣質庸俗,文化形式突出感官刺激,可能造成青年審美的庸俗化取向。

其一,在低俗的文化內容中產生審美偏差。文化消費主義影響下的文化市場中充斥著資本的增殖狂熱,隨著質量優先原則這一張力抗性的消退,缺乏美的意蘊的低俗文化大行其道。馬爾庫塞揭示了資本主導下大眾文化的俗化趨勢,指出“快樂原則吞并現實原則;性欲以對社會有利的形式解放出來”[10],認為在抹除精英文化的對立和超越性要素后,低俗文化成為流行。例如一些文化資本平臺,為吸引流量,放縱大量暴力、軟色情等低俗文化商品的問世,助長“惡搞文化”“審丑浪潮”“廢話文學”等低俗文化的流行。青年長期受到低俗文化的影響,很可能發生審美的認知偏差,批判向度的缺失讓他們認同甚至效仿這些庸俗文化的畸形審美,如“網紅臉”“白瘦幼”等。

其二,在持續的感官刺激中降低審美素養。本雅明指出,“消遣性接受隨著日益在所有藝術領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覺已發生深刻變化的跡象”[11],而文化消費主義將這種感官消遣推廣至所有文化商品。熱愛冒險、追求刺激、注重娛樂是青年的本性,但卻被資本利用和放大,淪為劣質、低俗文化商品的重要目標群體。青年雖然可以通過感官刺激緩解精神壓力,獲得瞬間快感,但不利于其審美素養的長期發展。青年長期將注意力放到感官刺激就會忽視文化商品對自身審美素養的熏陶,對即時感覺的強化導致后續反思的匱乏,審美反思的缺位加劇審美素養的下滑。

(四)娛樂生活趨于空虛

數據顯示,2018年“90后”“00后”新生代在文化娛樂上的消費占比就已經超過24.5%[12]。娛樂生活是青年緩解精神壓力和疲勞、實現身心愉悅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文化消費主義影響下,青年的娛樂生活呈現只“娛”不“樂”的狀貌。

其一,在短暫的狂歡中缺失人生體驗感。根據勒納的發展情境論,青年所處的社會情境對其成長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在文化消費主義營造的文化消費狂歡情境中,部分青年對生命意義等宏觀問題的探索就被“人生苦短,及時行樂”所取代。波茲曼揭露了“娛樂”的世界統治力:我們“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13]。文化消費主義進一步強化了“娛樂”的權柄,試圖用淺薄空虛的娛樂文化取代意蘊深刻的嚴肅文化和高雅文化,文化營養的匱乏與文化教化功能的遮蔽和肢解,進一步扼制了青年的思維探索,多元的人生體驗降維成純粹的作樂尋歡,在即時快感消退后,其體驗就趨向虛無。

其二,在娛樂消費中陷入孤獨無助困境。有調查表明:“‘90后’大學生進行的文化消費……呈現出淺層化、娛樂化、消遣化的亞健康狀態。”[14]在這種亞健康文化消費中,青年一方面不能得到多少思想沉淀,一方面如果將在此養成的自私自我的娛樂趣味帶入現實,在現實生活中也會面臨諸多困境:“我行我素”的青年對他人感受的忽視以及異質觀點包容性的減弱,讓其在現實行事中難以顧及他人感受,甚至用線上的圈層模式為人處世、畫地為牢,造成社會性的脫離,引發精神孤獨。此外,青年若形成娛樂文化消費上癮機制和非理性的超前消費習慣,就會淪為自身欲望和文化資本的奴隸,財務赤字讓欲望不能得到持續滿足,從而陷入痛苦無助中。

三、破解之道:文化消費主義影響下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應對策略

文化消費主義思潮微觀上阻礙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良性成長,宏觀上也不利于國家和社會的長遠發展。對此,應通過引導和滿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培植青年科學的文化消費觀念和行為、重塑青年的精神家園來幫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費主義在精神文化生活中造成的困境,推動青年精神文化生活有序、高質、向好發展。

(一)引導和滿足青年精神文化需要,推動精神文化生活有序發展

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消費的前提,也是精神文化生活發展的動力。但是,文化消費主義一方面利用文化商品的符號價值來虛假地滿足青年對理想信念、價值追求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利用文化商品的使用價值來放縱青年對審美生活和娛樂生活的需要,實質是將青年精神文化需要統一轉化為無休止的欲望。因此,必須在對這種“統一欲望”解構的基礎上對癥下藥,推動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有序進行。

一方面,要幫助青年打破文化消費主義營造的符號假象,引導青年將對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的需要建立在現實奮斗中。首先,堅守線上線下多維文化市場陣地,嚴格管控文化資本并把關其在各大平臺上的推廣活動,嚴禁帶有虛假性和過度聯想性的內容,并形成嚴格健全的管理機制。其次,基于青年對“個性”等符號的追捧態度,引導青年推動這些符號建構重回“正途”,從“正能量”的積極視角重構文化產品的符號意義。最后,強化青年的理想與價值教育,引導青年超越符號、“回歸本真”,將實現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的需要落實到現實奮斗中,特別是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聯系在一起,不斷奮進。

另一方面,要幫助青年擺脫對庸俗文化產品的慣性依賴,用優質“文化盛宴”提升青年審美生活和娛樂生活品位,重塑青年群體的文化消費張力。首先要完善文化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健全文化商品的監管體系和社會評價體系,讓文化“劣幣”無處可傳從而無利可圖。其次要加強青年的審美和娛樂教育,助其樹立科學理性的審美觀和娛樂觀,重構文化鑒別的批判和反思向度。最后要由文化宣傳等相關部門主導,生產大量如《我和我的祖國》《覺醒年代》等優質文化產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供優質的公共文化產品,用一系列“文化盛宴”向廣大青年傳遞高尚、積極、理性的審美和娛樂品位,從而恢復被文化消費主義瓦解的文化商品“生產—消費”過程的內在張力。

(二)培植青年科學合理的文化消費觀念與行為,提升精神文化生活的質量

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塑造精神世界、促進個體精神成人。但是,在文化消費主義誤導下,部分青年形成了錯誤的文化消費觀念,引發精神文化生活的俗化。對此,應幫助青年樹立科學合理的文化消費觀,養成正確的文化消費行為習慣,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質量。

一方面,從認知層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質量。一要明確科學合理的文化消費觀就是“要求消費者自覺抵制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傾向,反對炫耀性、符號性、虛假性的異化消費模式,弘揚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精神”[15]。二要通過“社會—學校—家庭”三位一體的教化機制,同向發力,多元助推青年對正確消費觀的內化。社會充分發揮媒體平臺的輿論引導功能,宣揚正確的文化消費觀念,推動形成風清氣正的社會文化消費風氣。學校應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主渠道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主陣地中強化文化消費觀教育。家庭應在家風教育中加入文化消費觀相關教育,家長更要以身作則。三者聯動實現的大思政課建設可以推進文化消費觀教育,從而以更寬廣的平臺、更龐大的受眾群體、更低的準入門檻和更多元化的手段幫助青年形成科學合理的文化消費觀。

另一方面,在行動層面提升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質量。內化是前提,外化是關鍵。一要重視關鍵“意見領袖”和朋輩行為對青年群體的行為示范效應,督促和引導“意見領袖”等社會公眾人物進行科學合理的文化消費,對青年群體施以正向引導。二要在大數據時代保護隱私的前提下,精準掌握青年的文化消費動向,及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進行行為規范與引導。三要激發青年主體活力與創造力,激勵、引導青年成為當代優秀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和傳播者,讓青年近距離切身感受優質文化產品內含的精神品質與價值意蘊,從而主動同文化消費主義與劣質文化產品劃清界限,自覺養成正確的文化消費習慣。

(三)重塑青年精神家園,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精神家園“是人們對生活意義、生存價值和生命歸宿的一種精神與文化認同”[16]。但是,文化消費主義造成青年理想信念的虛無、價值追求的扭曲、審美生活的庸俗和娛樂生活的空虛,給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帶來嚴重危害,造成青年精神家園的荒蕪。為此,必須幫助青年在現實的基地上重塑精神家園,在重塑中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境界。

青年精神家園的荒蕪一方面源自文化消費主義營造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等“毒瘴”,一方面在于過度消費劣質文化商品引發的精神營養不良。一要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引領功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公民層面的要求即“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其中“愛國”就是要求個人與國家間要建立親密的情感聯系,力戒個人至上傾向;“敬業”就是要求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奮斗、發光發熱,抵制享樂主義傾向;“誠信、友善”就是要求個體間保持和諧良好的聯系,做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反對個人主義傾向。通過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引導青年超越文化消費主義造成的局域性視野和片面化思維,將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發展的微觀敘事同宏大的歷史敘事相結合,超越個人享樂的低俗境界,追求奉獻社會的崇高境界,重新找回建設精神家園的正確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資源,用這些精神文化滋養提升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境界。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華夏兒女的共同精神家園,“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17]。同時,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影響青年精神生活、引領學生成長成才中發揮主導作用”[18]。因此,我們要促進這些優秀文化資源的推陳出新、與時俱進,讓其成為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的“強根劑”和“營養劑”,讓青年在優秀文化的涵養中培實精神文化根基,筑牢精神文化之魂,共建美好的精神家園,開創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境界,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爭做堪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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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雨 蕙】

后現代主義網絡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國家文化對于企業管理具有重要影響,中德兩國文化具有明顯差異,精神層次方面可從民族精神與文化心理、文化維度差異以及國民性格等角度進行差異化分析,從而了解中德文化差異對于企業管理的影響。

關鍵詞:中德;文化差異;企業管理

一、中德兩國民族精神與文化心理差異比較

中國提倡“仁”,以人為本是核心,要有高尚情懷,富有愛心,關懷人的發展;提倡“義”,要信守正義與節操,在關鍵時刻有敢于犧牲自我的勇氣,講求“大義”;提倡“忠”,要“忠于國”、“忠于君”、“忠于自己的組織”;提倡“禮”,注重禮節、禮儀、禮貌,這是中國優秀民族文化精神程度的重要標志;提倡“信”,是對“仁”的具體體現,要求信守承諾,誠實守信;提倡“兼容并包”,有包容性,使民族文化精神博大精深。中國文化心理為典型含蓄型文化?!吧泻汀毙睦?,中庸之道;注重“人情”;重視人格尊嚴,“面子”文化;關注民心;重視名利、名分;謙遜、忠信。

德國有較強民族主義特色,尚武特色有所保留,固執強硬,理性主義。文化心理方面注重創新與實踐科學性,嚴謹認真,勤勞秩序,思辨周密,揚個人所長,強環保意識。

二、中德兩國文化維度差異比較

通過霍夫斯泰德理論對中德兩國文化維度進行比較。

權力距離差距:中國權力距離較大,緊盯式監督管理,等級分明。德國權力距離較小,員工有較多自主權,信任、民主式管理。

長期與短期目標差異:中國多注重長期目標,注重工作穩定度與連貫性。德國偏短期目標型,傾向過去和現在。

不確定性規避:中國由于法律、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體系較不健全,對不確定性忍受度與德國相比較高。德國是精微規定和結構化社會,社會保障健全,對不確定性規避度較高。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中國屬較強集體主義傾向,群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德國具有集體主義傳統,但隨經濟發展,現在具有較強個人主義傾向,重個人利益。

事業成功型與生活舒適型:中國偏生活舒適型,以人際交往、生活環境等衡量成就,求取名利動力較弱,注重友好、合作工作環境。德國偏事業成功型,以財富與自身獲得的承認衡量成就,求取名利動力較強,注重收入與獲得承認。

三、中德兩國國民性格差異比較

通過蔡安迪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理論對中德兩國國民性格進行比較。

個體對自我的定義:中國國民性格是把自己融入群體,認為是群體的一員,彼此依賴,不能脫離群體。德國國民性格是將自己看成獨立個體,脫離集體而在。

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相對重要性:中國國民性格視追求個人利益忽略集體利益為自私的表現,注重集體利益,關鍵時刻可犧牲個人利益。德國國民性格追求個人利益不僅合理而且提倡,個體利益重于集體利益。

個人態度和社會規范決定個體行為時相對重要性:中國國民性格中受社會規范影響個體行為較大,“隨大流”現象普遍。德國國名性格受個人態度影響個人行為較大,個體主義信仰顯著,以個人態度和喜好為主。

理性和關系對個體的相對重要性:中國國民性格中注重與他人良好的關系,自尊、自我評價和與他們有密切關系的人對他們評價緊密相關,任務是建立關系的工具。德國國民性格注重理性,強調獨立自我,完成任務是衡量能力的重要指標。

個體對內群體和外群體的區分程度:中國國民性格嚴格區分內外群體,內外有別,越親近的人之間隱私越少。德國國民性格不太強調內外之分、厚薄之分, 尊重他人隱私,也不希望自己隱私被侵犯。

四、中德文化差異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中國注重柔性管理,人性管理,管理中注重關系建立,“集體主義”下的管理,重視忠誠度與合作,企業文化與企業管理分離,對職工激勵措施相對缺乏。

團隊管理中人際交往管理注重“間接”和“聽者導向”;人情契約超越法律契約;注重“和”,一是以和為貴,二是一定程度上的從眾心理;注重人際關系,任務的完成亦是為了“關系”;組織文化高權力距離,注重監督管理;注重人際關系、資歷、忠誠度;強調集體主義,組織利益優先;易采取“聯合式”合作的組織策略;重視組織文化形式;組織文化延續性強,創新性較弱。

德國注重剛性管理,人本管理,講求功效,善思辨,有“經驗論”管理傳統,重視管理嚴密形式,管理中善于運用科學方法與創新。

團隊管理中人際交往管理中等程度直接溝通,“聽者導向”;注重個性差異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人際交往形式呈現互動性;人際交往尊重對方隱私;法律契約更為重要。組織文化管理低權力距離,個人主義導向;重視組織架構、規章制度、個人能力;組織文化注重效率、質量、組織能力

結論:中德兩國在民族精神與文化心理、文化維度和民族性格等方面具有明顯差異,促進中德兩國差異化文化的形成,這些差異也導致中德兩國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與風格。不同文化與其管理模式均有其精華與不恰當之處,應用辯證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借鑒吸收其優秀部分,促進本土文化與管理方式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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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曉萍.跨文化管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

后現代主義網絡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它立足于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反映了當今世界和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對文化發展的新要求。深入推進的改革開放、曲折前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日益凸顯的文化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文化產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的現實條件。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改革開放;文化全球化;文化發展

黨的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出了系統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是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條件下,通過不斷總結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先進文化。認真分析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形成的關系,對于深刻理解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直接產物

偉大的實踐產生偉大的理論。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進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開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伴隨著改革開放戰略的實施,人們的價值追求、倫理觀念、生活方式和和精神狀態都發生了深刻變化。作為我國政治、法律、道德等集中體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也逐漸形成,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不斷豐富發展。

改革開放偉大實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成的基礎?!耙磺袆潟r代的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個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形成的”?!袄碚撛谝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面對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全新實踐和人們思想上的迷茫困惑,面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文化的需求,中國共產黨在義無反顧地推進改革開放的同時,不斷調整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方針和政策,對社會主義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創造性發展。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結合改革開放的實際,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當代中國首要的基本問題,系統提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始終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目標,對“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行了深刻思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戰略構想,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內涵,指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建設的方向。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任務,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提出了“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號召;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文化發展要求;提出了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化建設目標,從而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新內涵,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拓展到更廣的領域??梢哉f,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積極探索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也為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建設的順利進行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和智力保證,極大地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改革開放事業的全面推進,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豐富發展?!鞍l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不僅帶來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也“給社會思想文化帶來了空前廣泛的影響,使人民擺脫了那些陳舊過時的思想禁錮,產生了一些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觀念”。30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和不斷深入,促使人們在文化心理空間的拓展上,開始擺脫那種把中國文化看成人類唯一進步文明、把中國生活方式看成唯一正確生活方式的傳統文化心理,看到了天地的廣闊性和世界的多樣性,產生了強烈的不滿足感和積極進取的心理。在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上,人們逐漸變得辯證和科學,逐漸學會把外來文化中那些具有全人類共享性、繼承性、融合性的先進文明成果與外來文化中的消極成分加以區分,分別對待,為外來優秀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有機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此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中國人傳統的思想觀念、行為模式也受到了有力沖擊和蕩滌,自主、競爭、公平、效率、民主法制和開拓創新等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新觀念不斷被人們所認可。與之同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性精華也獲得了創造性的轉換并顯示出生機和活力,不斷融入作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精神結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之中。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反思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歷史經驗教訓的結果

縱觀歷史,社會主義首先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的。如何構建適合本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文化,各國無產階級政黨都經歷了艱辛的探索,其中既有取得了輝煌成就,積累了寶貴經驗,也有遭受過極大的挫折和失敗,留下慘痛的教訓。這些在曲折前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形成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使我們對社會主義有了更具體、更切合實際的認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吸取了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相脫離的教訓,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從而實現了社會主義主導文化的成功轉型。構成社會主義主導文化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踐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要起到這樣的作用必須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然而,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在這一問題上都犯過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錯誤。前蘇聯、東歐國家共產黨在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指導思想上,無視社會物質財富十分有限的狀況,片面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急于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結果嚴重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蘇東劇變的發生??梢?,“不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如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相結合,這是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

堅持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緊密結合中國具體實際,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問題,逐步形成適應時代發展要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的基本精神滲透到文化建設的各個層面。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以及實現了我國社會主義主導文化的成功轉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奠定了科學基礎。

中國共產黨拋棄了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否定民族傳統文化的錯誤傾向,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從而實現了民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自覺認同。文化是歷史的產物和表現,歷史的發展是有連續性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币粋€民族的傳統文化是該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形成的對人們思想行為起規范作用的觀念、價值和知識的總和,它是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在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歷史性課題上,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總結了社會主義運動過程中特別是中“文化大革命”時期錯誤對待傳統文化的經驗教洲,從不同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出發,提出了在總原則一致的基礎上又各具特色的傳統文化觀,即“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也正是由于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很好結合,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能夠獲得普遍的文化認同和文化共鳴,從而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的自覺信仰。

中國共產黨拋棄了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在思想道德建設上過于追求純粹化的做法,既強調先進性,也強調廣泛性,從而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引導作用的持續發揮。思想道德是文化系統中對人影響最大的部分。適應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需要,社會主義各國都非常重視思想道德建設,有的也取得了輝煌成就。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在道德建設要求上過于強調先進性,忽視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實際,反而削弱了道德建設的效果。改革開放以來,我黨認真吸取我國道德建設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多次強調思想道德建設要從國情出發,要從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實際出發,把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正如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的:“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闭怯捎诮鉀Q了先進性和廣泛性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才得以深入民心,才得以在人們的精神生活中發揮持續作用。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對文化全球化沖擊的積極回應

對于文化全球化,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作過預言,認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镔|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文學?!彪S著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的發展,文化全球化已成為當代人類文化發展的基本框架與宏觀機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以關注中國社會主義命運,引領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為其使命的。它要在新的歷史階段充分發揮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凝聚力,就必須扎根于新的歷史實踐,對文化全球化作出積極的回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對文化全球化作出了科學的文化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是在文化全球化浪潮已經突破西方中心論而進入到多元思維方式的歷史條件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個時期的文化全球化在本質上肯定了各民族文化的價值,承認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合理性,這無疑為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世界新文化的創造提供了一個契機。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把自己置身于這種新的文化創造之中。對于中國來說,構建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有兩重任務需要完成,一是轉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下積淀形成的價值信念;二是批判20世紀以來統治中國人的西方中心論的思維模式。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快速推進了這兩大任務的實現:一方面催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生成,另一方面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構建植入現代文化的創造和發展之中。其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豐富發展了世界文化,推動了世界文化多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在與當今世界文化的交融中實現了自我更新。正是這兩方面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構建提高到了時代的高度,構成了中國新文化創造的基礎和核心,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也正是在這種再創造中證明了自身的價值先進性和合理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發展規律。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交流、融合是全球化時代文化發展的基本圖式。各種文化的命運將由其開放、兼容和更新能力的強弱決定,“文化的開放兼容是全球化時代世界上所有國家和民族豐富文化內涵,提高文化水平,實現文化創新的必由之路,是文化發展的普遍形式和規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需要遵守全球化時代文化發展的開放兼容規律,把文化發展同文化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互動聯系起來。面對文化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黨的十六大報告作出了積極回應:“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現面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比齻€面向”(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建設的基本趨勢、發展規律和總體要求;“三個屬性”(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在本質。無論各國、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發展趨勢如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在繼承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對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進行批判繼承和整合的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彰顯了文化全球化時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演變趨勢。文化全球化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共同參與世界競爭,貫穿兩大社會制度較量核心的是意識形態的較量?!耙庾R形態領域是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斗爭的重要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和斗爭,大量地表現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思想理論斗爭”。在兩大意識形態的較量中,西方發達國家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憑借其發達的信息技術占據主動地位。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觀念以及盛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利己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價值

觀念正在滲透到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來。面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方向,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這些都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在掌握文化全球化時代社會意識形態發展趨勢的基礎上,能夠以堅定的政治導向為目標,保證馬克思主義占領思想文化陣地,保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始終占據主導地位。

四、不斷發展的文化產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價值目標實現的重要載體

在當代社會,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已經到了不能脫離文化產業這樣具體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抽象地討論文化的繁榮與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一切優秀的文化成果,只有通過并借助文化產業這樣的媒介系統才能實現它的價值存在和有效傳播。在文化產業所有形態的運動中,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政治的,都是通過文化產品的生產和傳播,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滿足于人的精神消費需求,影響人的生活態度和生存方式,改變人的觀察世界和認識世界的思維模式,進而影響人的社會行為??梢哉f,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一種文化的意義載體象文化產業那樣迅速改變著人的生活方式,推動著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對信息技術的廣泛采用,文化產業使得時間和空間作為阻隔文化傳播的自然力量失去意義,而且使得零時空跨越成為現代文化傳播重要的戰略資源力量。這就決定了文化產業并不是一般地滿足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而是對一種新的戰略資源的掌握,是一種對于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導權的爭奪。作為主導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價值目標的實現需要落實到文化產業的實踐層面。

我國的文化產業始于改革開放之時,是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的結果。在長期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國家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中,我國的文化建設及其產業形態走的是一條福利性的國家文化事業發展道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重新融入現代世界體系,中國和國際社會之間的依存度不斷加大。文化無論是其存在方式、存在形態,還是文化的傳播手段,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深刻感受到世界文化發展進程中這種深刻的變革,感受到這種文化變革力量的存在對現存文化觀念、文化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沖擊與威脅。因此,適時地提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并把它寫進黨的政治決議,確定為國家發展戰略,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選擇。1987年,黨的十三大明確把廣播、電視行業列入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2000年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繁榮文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

在黨和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的指導和推動下,我國的文化產業獲得了快速發展。據有關資料顯示,2007年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6125億元,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3.15%。文化產業的飛速發展使得其成為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重要陣地,成為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先進性的重要實踐平臺,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走向大眾的重要媒介載體,成為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它所涵蓋的新聞出版、文化娛樂等領域,無一不是文化生產的范疇,是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它所生產的報紙、雜志、影視作品、網絡等物質產品,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它所指向的國家文化軟實力,是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凝聚力,應對文化全球化沖擊,提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免疫力的重要手段??梢哉f,在當今社會,沒有文化產業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先進性、主動性、大眾化的要求就無從落實和體現。

(責任編輯 叢 琮)

后現代主義網絡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體育文化 社會道德 運動過程 人生感悟

在現代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體育運動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一方面體育本身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社會活動介入社會生活;另一方面作為社會的縮影,體育能動地對社會變革、經濟發展與人的社會化和現代化起著積極地促進作用。

經濟發展的結果總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勞動時間的市場價值日益提高。一方面是精神生活投入品(書刊、運動、旅游……)的多樣化與專業化,一方面是消費者時間價值的增長,這兩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驅使體育的社會分層嚴重異化。很多人把體育作為手段,或者為了獲得物質利益和名譽,或者為了尋求身體健康,多是不把體育既當目的,又當作過程,是身體、心理和社會適應合一的過程,精神和文化不斷完善的人生跋涉過程。而更多的人是為了消遣,他們沒有時間或沒有精力直接參與其間,放棄普遍性的直接參與。

一、現代社會與后現代社會的文化

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給社會帶來物質利益的巨大進步,人類文明得到迅猛的發展并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這使得人們對自身的理性產生了高度的自信,人類確信可以憑借自己的理性能力和知識真理,按照設想來改造世界和人自身。以至于人們對科學技術的作用產生了片面、夸張的看法,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社會的所有問題。“道德壓力完全失效而非人性化被合法化,非道德行為被閃爍著金屬光澤的技術計算和理性工具中性化,”[1]嚴格按照理性和科學精神構筑的現代社會體系使得人們用理性扼殺道德,對現代社會所要求的秩序和確定性的追求使他們喪失了本性。人們對科學技術副作用認識的加深,對科技理性的懷疑漸成為思想界的思考主題。以懷疑和否定為思維特征的后現代主義思潮應運而生。

現代性發展到高級階段或者說進入后現代性時期,其基本特征是一種“個體化社會”?,F代性所追求的那種秩序、確定、明晰和總體性帶給人們的是有所歸屬的安全感,但與之相伴產生的是一種失去自由的被壓抑感;后現代性階段,在人獲得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時,卻又失去了有所依附的安全感。“不確定性(Uncertainty)始終是恐懼的源泉”, [2]在后現代社會生活的人被動接受自己失去保障的“完全的自由”,對世界和未來充滿確信的清晰認識為模糊和動蕩不安所代替。由于失去了對“現在”的把握,因而對“未來”也陷入了虛無。“虛弱、不足——這些名稱都表示晚期現代或后現代的疾病——后現代的缺陷。” [3]人們放棄了對生活進行長期規劃的努力。對當下的世界感到一種無從把握的驚慌和恐懼,對未來又喪失了信心,感覺不到意義.。后現代社會的人更愿意將生命過程看作一場游戲,一個夢境,以審美的態度來關照現實世界,拒絕對其進行道德關懷。

二、經濟發展與體育文化變遷

經濟與文化、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互作用,并且隨著物質手段的積累而愈發傾向于精神生活的世界。“你怎樣信仰,你就怎樣生活。”中國體育在經歷了市場化和準職業化的洗禮后,也面臨著文化重建和文化整合。

2.1體育文化的博弈理論

錢穆的文化定義(文明偏于物質,文化偏于精神)大致上可以把握“社會生活”的這兩方面。但其文化概念過于寬泛,令人無法把握。盧元鎮的體育文化定義(關于人類體育運動的物質、制度、精神文化的總和)[4]高度涵蓋了體育文化的特性,卻不是操作性概念,故難以同“經濟發展”概念放在一起,構成一個“分析框架”。佛格森(Adam Ferguson)的定義(civil society:人生而為社會的人)包含了個體與社會這一對核心概念,可以當作分析的出發點。而且,“civil”包含了三層涵義(文明社會,政治民主,傳統教化)。[5]經濟學是關于個體選擇的理論,社會學則闡發社會約束。但到了現代,經濟學成了博弈理論,社會學也注意到了人際關系的博弈性。綜合而言,本文認為從個體出發所展開的理論加上從整體出發所展開的理論互相補充而成為體育文化變遷的博弈理論。

2.2經濟發展對體育的意義:閑暇時間。

亨利·喬治(Henry George)說過,“財富”是對“勞動”的替代。凡是能夠或有助于節約未來勞動的就是財富。“發展”的度量是以“財富”為要。其實,應當以(1)每日閑暇的增長(超過維生必須的勞動時間),(2)生命的延長,(3)物種的改善,這三項也是體育發展的依據和目的,并以人的發展(即“以人為本”)、以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目標。

三、體育文化變遷對現階段社會發展的現實意義

3.1體育文化變遷的經濟學基礎

康德和亞當·斯密為經濟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當代體育和體育文化的發展指出了方向。在斯密和康德的觀點中“收益遞增”是最重要的??梢哉J為沒有收益遞增(體育技術、比賽經驗和比賽信心的增強)的技術就不可能出現“發展”。亞當·斯密專門討論了“收益遞增”的知識學基礎――“勞動分工”[6]及其好處。這又意味著,在競爭的人群中,能夠實行分工的群體將在競爭中獲勝。分工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體育發展的制度可能性。一個以賭博、以欺騙本領為“英雄”判別標準的比賽,是對體育精神的褻瀆,對觀眾的愚弄和拒絕。在這樣的文化中是很難實行分工制度的,也意味著這一文化將在競爭中消失。

3.2分工對體育文化的要求

首先是“信任關系”。參與分工意味著把一部分生活資料交由他人提供。各古代發達文明都對欺騙、偷盜和其它越權行為給予及其嚴厲的懲罰。

其次是“道德”。由于分工的潛在收益,人們會被誘使去克服本能發生的不信任。這是前面所講的“經濟的文明化影響”。人們用以克服“不信任”本能的是什么呢?叫做“道德”。它壓抑著人們的各種本能沖動,這些沖動會破壞體育分工。事實上,體育與分工的范圍正好就是信任關系能夠覆蓋的范圍。

后現代社會的體育個體要摒棄物質功利性、回歸人性,就要在體育過程中體味體育人生過程,將問題的可能放在具有倫理可能的體育個體形成的體育文化和人類道德良知上。

參考文獻:

[1]劉新鎖.現代性后現代性倫理之可能[J].《讀書》.2006(3)

[2] 齊格蒙特·鮑曼.《個體化社會》[M]. 上海三聯書店.2003:12,41

[3]盧元鎮.《中國社會體育學》[M].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6:227

[4]亞當·弗格森著.《道德哲學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5

[5]亞當·斯密.《國富論》[M].商務印書館.2002:6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06BTY011)。

(惠繼紅 吉林農業科技學院 體育部)

(孫威 吉林化工學院 體育部)

后現代主義網絡文化論文范文第6篇

[摘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是構建整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同時也是一個重點和難點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從當前農村的實際出發,推動新農村建設,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關注,即通過進一步發揮農民政治參與的作用,推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為建設和諧新農村提供制度上的有力支持;同時,積極構建和營造和諧的干群關系,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良好的氛圍。

[關鍵詞]和諧新農村; 政治參與;干群關系

一、進一步發揮農民政治參與的作用,通過推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來為建設和諧新農村提供制度上的有力支持

(一)農民政治參與對建設和諧新農村的積極作用

農民政治參與是指廣大農民通過投票、訴訟等形式參與政治生活,表達自己的愿望,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試圖影響各級政府部門決策的行為。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水平,對建設和諧新農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一,可以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以主人翁的態度全身心投入到建設和諧新農村中去。和諧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廣大農民,只有讓廣大農民在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切切實實感受到這一點,才能激發他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如果新農村建設的任何一項舉措沒有征求農民的意見和看法,而只是由少數人決定,并且脫離農村的實際情況和農民的真正需求,只是為了完成上級部門下達的指標,甚至搞一些華而不實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不但農民沒有積極性,甚至會招致農民的不滿。因此,從調動農民建設和諧新農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角度講,必須高度重視農民的政治參與并提高其政治參與水平。

第二,農民政治參與可以有利于政府有關部門,制定更加切合農村實際和農民需求的建設和諧新農村的政策,使有關新農村建設的每一項決策更加科學化和合理化。促進和諧新農村建設的有序發展。首先,有賴于有關部門從當前農村的實際和農民的需要出發制定一系列正確的農村政策。這一方面要靠有關部門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獲取更廣泛、全面、真實信息基礎上的正確決策;另一方面,農民通過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既是對自身利益的一種表達,又在很大程度上為有關部門的正確決策提供各種參考信息。農民的這些政治參與無疑會使有關部門重視并采取措施解決農民反映的各種問題,使和諧新農村建設的每一項政策,從制定到落實都真正從農民的切身利益出發,是真正保護和實現農民的利益,而不是損害農民的利益。

第三,農民的政治參與可以對有關部門,特別是農村干部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監督,這有助于提高農村干部隊伍的整體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為和諧新農村的建設提供有力的組織保證。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村相當一部分地區的干部自身素質不高,其政策水平、工作方式和作風與其身份不盡相稱。甚至有些農村干部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損公肥私、貪污受賄等行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必然會極大地挫傷農民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新農村的積極性,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F在,廣大農民通過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會對一些干部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監督,并進而促進農村干部素質的提高。同時,有關部門也要自覺接受農民的監督,并為他們創造有利的條件。

(二)從實際出發,不斷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水平,推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為和諧新農村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政治支持和保證

在看到農民政治參與對建設和諧新農村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近些年來,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地區農民的非理性政治參與事件不斷增多,如越級上訪、暴力攻擊村干部、沖擊黨政機關等。我們應正視這些問題,采取有效的對策,通過不斷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水平,推動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來為和諧新農村建設提供政治上的強有力保證。

第一,進一步建立和健全我國農民的政治參與機制,不斷拓寬農民政治參與的渠道,使農民的利益表達制度化、有序化。只有建立健全農民的政治參與機制,才能滿足農民政治參與的愿望和利益表達要求,并進而減少因政治參與渠道不暢而出現的農民制度外參與對和諧新農村建設的破壞。當前,應進一步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克服現實生活中,在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諸環節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其次,在選舉鄉鎮、縣人大代表時,要充分考慮到農民中出現不同階層的現實,盡量保證農民中不同階層的利益群體都有其代表來參政議政。

第二,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特別是農村政治文化建設,培養農民的民主法制意識,提高農民的參政議政水平。農民的文化素質,尤其是政治文化素質在他們的政治參與中將會起很大作用。雖然我們在政治上給與農民崇高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但這并不等于農民就一勞永逸地會使用這些民主權利,這受許多因素的制約。當前,我們應充分利用村民自治這所大學校來做好這一工作。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培養農民的權利和利益意識、平等意識、民主法制意識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村民自治不僅可以增強農民的民主意識和政治參與熱情,而且對提高他們的政治認知和參政議政能力,學習和掌握政治生活的一些基本程序,促進農村基層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都有極大的作用。

第三,應給廣大農民更多地提供利用大眾傳播媒介的機會,鼓勵和引導他們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合理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表達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我們應鼓勵和支持廣大農民運用大眾媒介進行政治參與,對政府和各級領導干部進行監督。當前,在這個問題上要繼續解放思想,消除種種疑惑和不正確的認識。在已經取得成績的基礎上,大膽探索新形勢下農民群眾利用大眾傳媒進行政治參與的方式、方法,并力求通過立法規范,使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切實感到自己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二、積極構建和營造和諧的干群關系,為和諧新農村建設提供良好的氛圍

(一)在把握當前農村干群關系特點的基礎上,深刻分析出現問題的原因

1.充分認清當前農村干群關系出現的幾個突出特點。首先,利益矛盾成為一個焦點。農村干群關系說到底是一種利益關系。從各地反映出來的干群關系緊張情況看,幾乎都是圍繞著利益之爭,尤其是在處理征地、拆遷、舊村改造、宅基地等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務。近幾年,這些事務越來越成為農民與有關政府部門以及農民與村干部矛盾的焦點,一旦處理不當,便很容易引發干群之間的矛盾沖突。其次,從管理角度看,干群之間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呈現松散、弱化的狀況。改革開放以后,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在不同產業和區域間自由流動;農村新經濟組織迅速增加,農村基層管理權與經營權開始分離;農民的利益意識和權利意識開始覺醒,他們越來越重視個體利益的實現。因而,相對于過去來說,干群之間的管理關系逐步呈現弱化,管理難度增大。再次,干群矛盾中的群體性沖突明顯增多。近年來,農民群體上訪,農民與基層干部的磨擦、沖突時有發生,有的則演變成群體性突發事件。特別是涉及農村財務管理、地界糾紛、土地承包、征地款補償等事關大多數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即使有些開始是個體性的,也極易在一些人的組織串聯或煽動下,迅速轉化為群體性事件,有的甚至呈現出矛盾暴力化傾向,極大地影響了和諧農村的構建和農村社會的穩定。

2.正確分析造成農村干群關系不和諧的原因。首先,利益矛盾和沖突是導致當前農村干群關系不和諧的根本原因。目前,一些農村農民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證,如國家有關惠農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沒有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對農民利益的侵犯時有發生;征用農民土地的補償及后續工作不到位等等。其次,農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法制意識與落后的文化素質之間的強烈反差也造成了目前農村干群關系的緊張。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政策意識、民主意識、法制觀念明顯增強,但農民的整體素質不高,又制約了民主權利的正確行使,成為導致干群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再次,少數農村基層干部的素質低下加劇了農村干群關系的緊張。從當前農村干部隊伍狀況看,大多數村干部文化素質、政治素質較過去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也有少數村干部素質還比較低,與新形勢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

(二)采取多種措施,通過積極營造和諧干群關系,為推動和諧新農村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氛圍

1.切實尊重和保護好農民的切身利益。利益問題是農村的一個中心問題。影響農村和諧的根本因素在于利益問題,從根本上促進農村和諧也在于利益問題得到解決。為此,黨和政府在有關農村政策的制定和調整上要更進一步充分考慮到、兼顧到農民的利益。在政策落實上要做到不折不扣。要讓農民充分享受到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果。

2.對農村干部而言,要始終堅持群眾路線觀點,努力使各項工作貼近群眾需求。首先,思想上要尊重農民。其次,農村的各項決策,尤其是與農民切身利益相關的決策要依靠群眾,虛心聽取群眾呼聲,把握群眾脈搏,了解群眾需求,努力使決策的過程變成體察民情、反映民意的過程,變成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使發展的進程更加符合農民的愿望和要求,讓發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廣大農民。再次,工作中要一切為了農民。一切為了農民,把農民的根本利益實現和維護好,是群眾觀點的具體體現,也是基層干部的根本使命。在當前形勢下,實現好農民利益,根本是要抓好經濟社會發展,為改善民生、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奠定基礎。因此,在建設和諧新農村的過程中,基層黨員干部的第一位要務就是發展經濟,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強村富民。要發揮執政和組織優勢,通過科學規則、制定政策、搞好服務、優化環境等措施,引導和鼓勵群眾發展經濟、增加收入。同時,大力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增強黨組織服務發展、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

3.農村基層干部要探究適應新時期農村的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作為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必須要與時俱進,更加注重講究工作方法,更加注重做好群眾工作,取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首先,多運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在處理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時,必須學會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善于用協商的辦法調解各類矛盾糾紛,理順群眾情緒,化解社會矛盾。其次,多運用示范服務的方法。作為農村干部要想把工作做好,就順應群眾的這種愿望,多運用示范服務的方法。一方面,要搞好示范引導,為群眾做出樣子。只有在工作中先行一步、做出樣板,才能示范群眾和帶動群眾,才能在群眾中樹立較高的威信。另一方面,要切實搞好對群眾的服務。服務群眾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也是新形勢下密切黨群干群關系、促進村莊和諧的重要途徑。再次,多運用政策、法律的方法。當前農村很多矛盾和問題的產生,都是由于干部不懂法、不依法辦事引起的。在群眾法制觀念日益提高的形勢下,作為一名農村黨員干部,不僅要堅持做正確的事,還要學會依法做事,真正在法律政策范圍內開展工作、行使權力。

4.進一步加強農村干部隊伍的作風建設,塑造新時期良好的干部形象。農村黨員干部處在群眾工作的最前沿,必須注重自身建設,靠良好作風和形象增進與群眾的和諧。為此要做到:首先,農村干部也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清除所有愚昧的、落后的、不合時宜的,特別是妨礙和諧社會建設的不良思想傾向和條條框框,牢固樹立與時俱進、創新進取、與新形勢新任務相適應的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新思維、新觀念,不斷推動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其次,農村干部辦事要公正。為官不公,必然失信于民。再次,農村干部要奉公、廉潔,自覺接受監督。全面推行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村務公開,真正把一切村務、財務置于群眾的監督之下。只有這樣,基層黨員干部才能形象好、威信高,才能團結帶領群眾創業,共同建設美好和諧的新農村。

〔責任編輯:唐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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