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從揭示網絡文學生存的現實語境出發，探討了網絡文學對傳統的顛覆與創新。分別從網絡文學在語言運用、文本風格等方面的顛覆與創新來分析網絡文學的后現代特征。
關鍵詞：后現代文化 顛覆 創新
一、后現代文化闡釋
后現代文化與當代社會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相關。美國文化理論家杰姆遜曾經指出：“現代主義的特征是烏托邦式的設想，而后現代主義卻是和商品化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盵1]無論是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或是文化生活都滲透著資本和資本的邏輯，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藝術、無意識等等領域無處不在。于是文化作為一種消費品從文化圈里走出來，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藝術品成為供大眾消遣的一種手段，甚至理論也變成了一種嘩眾取寵的商品。商品的邏輯不僅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響到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人們已經不再以個性、創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如本杰明所謂的“韻味”（aura）這樣的概念來評價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眾性、娛樂性，甚至暢銷性來衡量文化的意義——而這正是后現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無論是后現代性文化對深度的放棄，或是后現代主義文化對深度的拆解，盡管前者來自于一種商業動機，后者出自于一種哲學動機，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對崇高感、悲劇感、使命感、責任感的懷疑和疏離。在過去文化中那些引以自豪的神圣的東西，如深度、焦慮、恐懼、永恒的情感等都消失殆盡，被那些世俗夢想和文化游戲所代替。
盡管后現代概念來自于西方，且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與西方發達國家也有著明顯的不同，但由于改革開放十多年來，中國已經被卷進了世界文化的共同體之中，西方國家發展的歷時形態被壓縮為一種共時的斷面。因而，中西方文化往往會出現一些驚人的共性，盡管這種共性所掩藏的是驚人的文化差異。于是，中國文化出現了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文化脫離了政治教化、啟蒙主義、批判現實的傳統，完全變成了一種娛樂手段，降格為一種游戲規則。
如果說現代派藝術是工業文明的產物，那么后現代藝術就是信息社會的產物?，F代信息社會高速發展，商品經濟更為發達，商品意識滲入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無中心、無權威、無深度、平面化、零散化、復制化、商品化成了后現代藝術的典型特征。于是出現了個人風格消失、藝術與非藝術、藝術與反藝術界限消失的多元化“怎么都行”的文化景觀?！霸趺炊夹小斌w現了后現代藝術無限的包容性和多元發展的可能性。網絡正促使這種可能性深入發展并確立了它應有的地位。
二、網絡文學的整體特征
網絡的虛擬本質——現實可能性(也即非現實性)對現實要求否定的不停息的渴望與嘗試，同樣帶給網絡文學解構性的特征和濃重的后現代屬性。網絡文學的作者正是在他們創作之初以“想說就說”的口號回應著后現代的呼喚的。
除了“榕樹下”專業文學網站外，越來越多的網站給網友們提供了發表文字的園地，傳統文學作家們也開始紛紛向網絡靠攏。因此莫言就認為網上文學與傳統文學并無區別。他說：“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區別，那就是：網上的文學比網下的文學更加隨意、更加大膽。換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說八道。一個能在紙上寫作的人，只要不吝惜電話費和上網費，完全可以在網上寫作?！盵2]其實不盡然，莫言只是道明了部分網上創作的傳統文學而已，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文學。
真正的網絡文學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自我風格和特色，它明朗，隨意，才氣縱橫。它并不僅僅是一種發表文章的方式，而漸漸成為一種寫作方式。網絡文學語言和傳統文學語言的區別顯而易見。一種新生事物，它最需要的就是獨特的風格即不沿襲性，顛覆傳統的特征。網絡文學在這方面做到了幾乎完美的地步。因為幾千年的文化說教已經存在得太久，而輕松隨意、娓娓道來的網絡文學卻很少有這種意向。如同現實主義的某些流派一樣，能大膽地和讀者平等交流。另外，網絡文學的唯美性也是非常突出的。人們在網絡上的景色描寫，心情描寫更多地帶有自我感情的渲染。而美學原理認為，美就是細膩而優雅的心理需要的一個組成部分。[3]于是自覺不自覺的網絡文學在審美性上有了一定的突破，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由于網絡文學的創作目的和意義的改變，使創作主體在主觀上改變了對文學內容和形式的看法。網絡文學的顛覆性特征，不僅表現在網絡語言對傳統文學語言的顛覆性，還表現在網絡世界的虛擬生活對文學題材的豐富，更表現在網絡文學對文學作品深度的淡化。
三、網絡文學語言的顛覆與創新
電腦鍵盤輸入寫作這一新型的寫作方式，對寫手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直接表現在出現了許多由長居在網絡世界的“大蝦”創作并使用的文字和符號。此外，后現代文化對那種矯情的貴族意識的嘲笑、對那些虛偽的道德寓言和價值觀念的瓦解，以及它那種進退自如、寵辱不驚，超然于勝利與失敗之上的人生智慧，都為網絡文學帶來了某種生機，帶來了某種脫離了教化傳統的自由和輕松。具體表現如下：
1.獨創性詞語。常使用一些在網絡上通行的具有網絡語體色彩的特殊詞語。這些特殊詞語大都是網民（特別是“網蟲”們）創造的詞語。把這些詞語大量引進文學作品，增加了網絡讀者的親近感、認同感，極利于作品的傳播。 例如“菜鳥”、“網蟲”、“網友”、“網戀”，都是“網蟲”們創造并在網上常用的詞語，MM（妹妹）、GG（哥哥）更是網上獨有的縮寫詞。這些詞語的網絡色彩都很濃厚，仿佛是網上交際的一種時尚。
2.符號語言。計算機可輸入多種文字符號，也可輸入不少非文字符號，二者的數量比普通文字符號豐富多彩多了。由于鍵盤很容易寫入（輸入），就使得網絡文學作品混雜進的書面符號特別廣泛，并創造出一些獨特的意義。
1）多種文字符號混用。網絡文學作品中?；煊糜袧h字、英語字母，漢語拼音字母，甚而注音字母等多種文字和注音符號。
2）混用各種非文字符號。
3）運用表情符號?，F在的網上交際，看不到對方的形象，也聽不到對方的聲音。但為了表情表聲，網蟲們發明了用計算機輸入一些組合性的非文字符號，構成具有象形意味的表情符號，并得到大家公認而通行起來。網絡文學作品則大膽引進了這類符號，使文學語言中第一次出現了直接表達“形”與“聲”的詞匯。
3.褻瀆和玩弄經典的語言表達。典故、成語、格言、深入人心的名作名句以及廣為流傳的俚俗之語等等，都是網絡小說的褻玩對象。通常采取三種方式：
其一是歪曲詞義。在《笑嘆三國·三顧茅廬》中，“隆中對”的命名不是源于地名，而是因為劉關張和諸葛亮一起商討對策時，地圖不得不鋪在石頭上，石頭上的突出部分讓地圖有個隆起?！缎@三國·巧借荊州》把沉魚落雁解釋成水深火熱，理由是：“魚沉入水底，是不是水深？”“月亮閉了，晝夜太陽，是不是火熱？”
其二是把經典表達中的虛指“做”實。經典的周瑜形象是瀟灑俊逸的美男子。在《笑嘆三國》中，為了顯出周瑜的“玉樹臨風”、“風流倜儻”、“風度翩翩”，居然 “幾十個人都手拿扇子，對著周瑜猛搖”（《笑嘆三國·舌戰群儒》）。
其三是替換經典表達中的關鍵字。名著中的周瑜說“既生瑜，何生亮”，在《笑嘆三國·舌戰群儒》里頭成了“既生芋（瑜），何生糧（亮）”!豐富復雜的含義也變成僅僅是對一個偶然事件的無奈之慨。應該說，經典表達中有替換關鍵字的先例，比如，逃之夭夭（形容人逃跑的樣子）是由《詩經》“桃之夭夭”（桃花盛開的樣子）而來 ，每況愈下（情況、狀態越來越糟糕）是由《莊子·知北游》中的“每下愈況”（意為越是在事物或對象的底部或最不起眼的地方越能發現其特性）而來，但這種做法在網絡小說里如此常見、如此隨意：“這次第，怎一個爽字了得”、“阿泰大吃一驚，狼容失色”、“我真是遇人不俗”、“正所謂恐龍嘴下死，做鬼也風流”、“不聽情圣言，失戀在眼前”（《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幾乎成了一種造句的方法和策略。
此外，網絡文學還通過使用電腦術語，奇異的網名，特異的修辭手段等表現出對傳統文學語言的解構與顛覆性特征。
四、文本風格上對傳統的顛覆與創新
網絡文學的風格可以從多方面表現出其顛覆傳統與創新特征：首先是篇幅，因為網絡閱讀的習慣，網文一般都短小精悍，少有長篇大作；其次在體裁方面，多雜文、散文，而小說和詩歌相對較少，其它文學體裁則更少；再次，在內容方面，主要是講述生活隨感，愛情故事，時尚話題等；最后還有在語言方面，比較活潑隨意而幽默，有一些網絡語言或典故等。
（一）題材的風格創新
網絡文學的先行者們少有文壇的業內人士，而是學生和年輕的IT從業人員占了絕大的比例。作為由非職業作家基于興趣創作的直接被讀者閱讀的故事，當然不能被解釋為是對某種現代文學創作論的實踐。
生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年輕網絡寫手，被冠以“新生代”“后新生代”“晚生代”等頭銜。與父輩們相比，他們更像是時代的叛逆，頭腦中很少有什么禁忌，惟一吸引他們的是現實，是簡簡單單的物質消費，是無拘無束的精神游戲。這種簡約、自我的生活態度，必然使“個人化”小說、“欲望化小說”、半虛構半自傳小說以及“另類寫作”在網絡上大行其道。個人的歷史、記憶、經驗、軀體感受被視為寫手們寫作賴以存在的基點，被視為最可靠、最直接的文化資源，其核心即是拋卻經典與傳統的個人主義精神。
（二）敘事風格創新
一是諧謔式敘事。網絡寫作要用短、平、快的方式表現凡俗和平庸，諧謔是吸引網民眼球的有效手段。炫耀諧謔的技巧，展示幽默的智性，巧置詼諧的語言，編織搞笑的噱頭，常常能為作品帶來更多的看點，也能為公眾的凡俗狡智提供更為誘人的審美張力。因而，諧謔的話語表達已成為網絡文學的主要話語風格。魯迅說過，喜劇是將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錢鐘書先生說，“幽默是思想的放假”。諧謔之語，之于作者是炫技，之于網站是賣點，之于作品是亮點，之于讀者則是交流凡俗的媒介和吸引其閱讀的策略。網絡文學要以輕松的平民姿態表現其生存智慧，而諧謔式表達是最好的話語方式。
二是拼貼式敘事。拼貼又稱拼接，是后現代主義藝術的一個美學特征。網絡寫作的拼貼是基于平庸崇拜的游戲式理念，利用計算機鏈接和復制技術，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本巧妙地拼貼在一起，構成一個新的帶有凡俗色彩的文本。常見的有語詞拼貼、語段拼貼、故事拼貼、人物拼貼、意義拼貼等。拼貼是為了構成一種陌生化的巧置表達，以實現觀念上的脫冕與凡俗，組合出一種撲朔迷離的反諷效果。網絡接龍小說、合作小說等通常進行故事拼接，都是典型的拼接作品。
（三）文本風格創新
眾多的網絡文學作者雖然位列知識階層或中產階級，但他們在寫作心態上往往秉持民間立場，堅守黎民本色，使民間本位的自我表達成為網絡寫作的基本立場，因而在文本風格上呈現為以下特色：
1.大眾狂歡
本雅明曾說，傳統藝術品注重的是“膜拜價值”，而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注重的是“展示價值”。網絡文學作為電子化復制的典型文類，其創作動機不在膜拜，而是出于自我展示和快慰表達。[4]網絡寫手寧財神對“咱們是為了什么而寫”的回答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表現欲而寫，為寫而寫，為了練打字而寫，為了騙取美眉的歡心而寫。[5]網絡是一個大眾狂歡的自由廣場，又是一個消解崇高、賤視權威的世俗世界。寫作者并不想以此換取功名，忝列作家之位，乃至立言、立德以致“不朽”。上網寫作只是一種游戲、休閑方式和宣泄、狂歡途徑。因而，在文本風格上往往是以凡俗為底色，以隨眾為基調，以快感為風格追求。
2.瀆圣思維
這是在價值取向上體現民間立場的一種創作理念。把神圣化作笑談，將崇高降格為游戲，用喜劇沖淡悲憤，以笑料對抗沉重，是網絡文本最常見的套路，巴赫金將其稱之為“貶低化”，即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東西轉移到整個不可分割的物質和肉體層次。[6]這種“貶低化”其實并不含貶義，主要指物質化、世俗化和人間化，是高雅相容于粗俗，精英存形于普泛，神圣崇高回歸到低微和平凡，一切形而上的東西都向下轉移，以求打破壁壘和特權，把文學連同自由平等觀念一道從神壇拉回民間。
五、結語
網絡文學的出現，是后現代文化背景下文學的最好詮釋；網絡文學的平民化、自由性、開放度、交互性都將為文學打開一處全新的領域，將給傳統文學帶來別樣的風味。不能簡單地以傳統文學的價值標準來評判網絡文學，我們應該從新的角度來看待網絡文學。正是因為網絡文學后現代屬性的深化，在其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學存在著地位挑戰的同時也在另一層面上挑戰自己。
注釋：
[1]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2]莫言：《莫言談網絡》，千龍新聞網，莫言專欄 。
[3]蔣孔陽，朱立元：《美學原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4]瓦爾特·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5]寧財神：《度過美麗的夜晚》，文學報，2002年，第4期。
[6]巴赫金：《巴赫金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張立平 湖北荊州 長江大學文學院 434020）
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2篇
[收稿日期] 2013-04-21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研究”（02BWW005）
[作者簡介] 黎躍進（1957— ），男，湖南資興人，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津外國語大學講座教授.研究方向：東方文學與比較文學.
[摘要]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橫跨兩大洲，縱貫一個半世紀，它既有作為社會思潮的“東方民族主義”的全部復雜性，又有“文學思潮”自身特有的復雜因素。時間上，它長達一百多年，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空間上，它跨越洲際，不同區域的民族主義文學有不同的傳統和特點；內容上，在“民族國家的生存發展”這一主題的統攝下，不同作家具有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其現實表現形態也豐富多樣。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一個復雜的、開放性的綜合體系。
[關鍵詞]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開放性
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19世紀后半期和整個20世紀一百五十余年間在亞洲和非洲地區盛行，以民族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為創作宗旨，以功利性、現實性和民族性為創作原則的文學思想、創作潮流。它是現代世界文學中與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雙峰并峙的文學思潮。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而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研究幾乎是空白。本文試圖拋磚引玉，對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復雜性略陳管見。
對文學思潮考察“應當建立起‘社會學的’和‘文學的’雙重視野。所謂社會學的視野就是把文學思潮同社會的變動、社會的一般意識形態背景、社會集團的精神沖動和價值取向等等聯系起來予以考察，簡言之，就是社會既被視為文學思潮的發生學背景，又被視為文學思潮的宏觀語境，通過社會去發現和闡釋文學思潮產生和形成的緣由及其社會內涵。這是大多數文學思潮史和文學史著述都沿用的傳統方法。所謂文學的視野就是從文學的‘內部’（如美學原則、寫作常規、話語構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學思潮生成、遞嬗的文學緣由，即著眼于文學和文學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動勢，去分析文學思潮如何建立或改變關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識，并以其特殊的意識形態形式去作用于社會?！?sup>[1]（p38）用這“雙重視野”來審視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它橫跨兩大洲，縱貫一個半世紀；它既有作為社會思潮的 “東方民族主義”的全部復雜性，又有“文學思潮”自身特有的復雜因素。具體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東方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產生和發展與東方現代的社會歷史進程相伴相隨，兩者緊密相連，東方民族主義思潮是東方民族主義作家共同的精神沖動源泉，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東方民族主義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縱向發展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1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初與啟蒙主義文學合流的早期階段；20世紀60年代前的發展成熟階段和20世紀后半期的演變階段。這幾個階段與東方現代民族主義的民族自我意識啟蒙、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獨立后的民族國家建設和發展幾個明顯的階段相應。這樣，長達一百多年的文學思潮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態。
湖南大學學報（ 社 會 科 學 版 ）2013年第5期黎躍進：略論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復雜性
第二，東方現代的民族主義作家批評家生存于東方復雜矛盾的社會文化中，他們的創作或理論在“民族國家的生存發展”這一主題的統攝下，呈現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思想傾向，或不同的思考重點。有的著眼于民族的政治前景、有的著眼于民族的文化建構、有的著眼于民族的宗教復興、有的著眼于民族的經濟發展；對于民族前途有的充滿信心向往未來、有的悲觀消極滿懷傷感、有的立足現實探索道路；在題材選擇上有的沉迷民族歷史或傳統題材、有的放眼域外跟蹤世界風云。這不同的思想傾向和不同的興奮點，使得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異彩紛呈，各具千秋。
第三，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現實表現形態豐富多樣，既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主義文學理論，也有各種各樣的文學運動和流派，更有大批優秀的民族主義作家的創作。這里我們僅就東方民族主義文學理論稍作議論。東方現代文學理論在我國的研究基本上是個空白，民族主義文論更是沒人做過清理。事實上東方現代文學理論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屬于民族主義文論。一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著述和文章中，常常涉及文學問題，一些詩人、作家、批評家在談論文學的本質、功能、目的，或對具體作品評論時，也經常論及文學對現實、對社會、對民族的建設和發展的能動作用。他們倡導文學的民族性，從理論的層面推動民族新文學的確立和發展。我們列舉一些東方民族主義重要的文論著述：印度賽義德·艾哈邁德·汗被稱為“烏爾都語文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2]（p93）的《印度民族起義的原因》，穆罕默德·侯賽因·阿扎德的《詩與詩學》，阿爾塔夫·侯賽因·哈里的《詩歌導論》等論著，泰戈爾的《孟加拉文學的發展》、普列姆昌德的《文學在生活中的地位》等論文；埃及穆罕默德·阿布杜在《金字塔報》刊發的評論，塔哈·侯賽因的論著《論蒙昧時代的詩歌》、《埃及文化的前途》、《談詩論文》、《文學與批評》，穆斯塔法·薩迪克·拉斐儀的論著《筆的啟示》，陶菲格·哈基姆的《文學藝術》；黑非洲一批留學或旅居西方的詩人、作家和評論家也留下一批著作，如桑戈爾的《自由一集：黑人性和人道主義》、《行動的詩歌》、《非洲性的基礎；或“黑人性”和“阿拉伯性”》，艾梅·塞澤爾的《殖民主義話語》，弗蘭茨·法儂的《黑皮膚、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們》，希努亞·阿契貝《非洲的一種形象——談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種族主義》等；還有20世紀80、90年代活躍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論，實際上也是一批旅居西方的東方學者、評論家所為，他們的論述是東方民族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的理論表述。
第四，亞非地域遼闊，包括眾多的民族和國家，每個民族都有他們各自的文化和文學傳統。東方各民族雖然在現代有著歷史類型的相似和大體相同的歷史遭遇與命運，但在前現代時期，各自的文化、文學傳統差異甚大，各有各的價值觀念體系、社會管理模式、宗教信仰、語言系統、文學表達樣式……從社會進程看，有的已進入高度成熟的封建社會，有的還處于原始部落時期；在文學方面，有的經歷數千年的發展，成就輝煌，有的還停留在口頭文學階段。
東方社會經過長時期的演變，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交流與融合，到公元7世紀左右，形成了幾個文化圈，各以一種古老文明為核心，向四鄰周邊輻射而成，即儒家文化、漢字和佛教為標志的東亞文化圈，以印度教、佛教為標志的南亞文化圈，以伊斯蘭教、阿拉伯語為標志的西亞、北非文化圈。圈內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學有其相同的共性，但也有各自的民族個性。
除了上述三大文化圈外，現代東方還有幾種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和文學。一是東南亞地區的文化和文學，這里是三大文化圈延伸的邊緣地帶，因而是多種文化彼此交錯滲透的地區；二是黑非洲地區的文化和文學，這里沒有統一的文化聯系，各種部族文化并存；三是日本文化和文學，日本本來是深受中國文化、文學影響的典型東亞文化，但它是東方唯一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很快發展為侵略擴張，其民族主義是東方民族主義的另類；四是以色列文化和文學，歷史上的猶太人長期流散世界各地，備受欺凌與屈辱，是一個沒有民族實體的民族，19世紀末開始“猶太復國運動”，到1948年建立以色列國，才結束民族整體的流散漂泊。
第五，東方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一個可以識別和描述的結構，但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社會和文學的變動，各種思潮（文學的和非文學的）、觀念，都會對它產生影響，從而改變它的“形式”，這種變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現在其具體的表現形態中。這既表現為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縱向演變的階段性（前已述及），也表現在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思潮整體中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態，還有具有某些異質因素的變異了的具體表現形態。比如說作家，現代東方有一批典型的民族主義作家，他們的思想觀念和主要創作可以作為民族主義文學的范本（如：菲律賓的黎薩爾，塞內加爾的比拉戈·迪奧普、烏斯曼·桑貝內、利奧波德·桑戈爾，尼日利亞的欽努阿·阿契貝，喀麥隆的斐迪南·奧約諾，埃及的巴魯迪、塔哈·侯賽因，印度的帕勒登杜·赫利謝金德爾、般吉姆·查特吉、邁提里謝崙·古伯德、納茲魯爾·伊斯拉姆、蘇比拉馬尼亞·巴拉蒂、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亞的迪爾托·阿迪·蘇里約、穆罕默德·耶明、魯斯丹·埃芬迪、阿卜杜爾·慕伊斯等）；有的作家具有民族主義文學的部分特質，同時又有其他思潮的深刻印痕（如：泰戈爾、陶菲格·哈基姆、馬哈福茲、赫達亞特、紀伯倫等）。他們有些作品是民族主義創作，有些作品則不是民族主義創作，或者在一部作品中多種思潮的因素并存。
人們一般認為“思潮”（社會思潮、文學思潮）具有時代性和易變性，它是隨著社會矛盾運動的發展變化和具體條件的改變而改變，一種思潮在一定時期可以迅速形成和傳播，但也可能很快地又被另一種思潮所取代。一種思潮不可能是穩固不變的，而是變動易逝的；并會由于條件或社會的變化而為另一種社會思潮所取代，呈現潮起潮落的景象，這也是思潮之“潮”的比喻意義。尤其是20世紀中國和日本文學思潮的發展，走馬燈似的一波接一波，令人應接不暇。這樣的文學史實強化了研究者對“文學思潮”變化迅捷的印象。
但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歷經一百五十余年，在新世紀還在以新的形態繼續發展，這有悖于人們對文學思潮的一般印象?，F代東方在西方的沖擊下不得不打開國門，西方文學歷經幾百年的各種思潮幾乎一起涌入東方文壇，啟蒙主義、人文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等等都在東方文壇匆匆上演一遍?，F代東方文學在借鑒中來不及好好消化，這些外來的文學思潮顯示出東方現代文學浮泛躁動的一面。但東方社會的現實問題不能在這種浮泛躁動中解決，東方民族的生存發展與建設必須是多少代人長期努力才能獲得成功的大事業。因而立足于東方本土社會需求的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一直綿延縱貫。
一個半世紀，甚至幾個世紀，以有限的人生來衡量，是很長的時段。但擺到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看，那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東方社會的現代化肯定不會一蹴而就，但人類歷史在向東、西社會平等對話、交流融合的勢態發展。當然，真正平等的前提是東方民族的自身富強和人類一體意識的自覺。
國內有學者論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它與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近百年來根據‘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社會主題賦予了民族主義以新的內涵，但在文化層面上仍承續了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這不能不帶來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復雜性。具體來說，既有狹隘的民族主義又有開放的民族主義，前者如辛亥革命時期尊漢排滿的文學思潮，后者如五四時期的民族自省意識或民族反思意識及反帝愛國主題，都體現了現代型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這種思潮蔓延至抗戰時期形成高潮，演化為獨特的戰爭文化思潮，出現了一代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戰爭文學；如果從政治上看既有反動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又有進步的民族文學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后者主要體現于40年代文藝民族化大眾化的討論、抗戰時期的救亡文學潮流乃至新時期的尋根文學思潮等?！?sup>[3]（p5）雖然論者不是專論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但這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幾點：（1）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以“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為基本宗旨；（2）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復雜的，有“狹隘的民族主義”，也有“開放的民族主義”；有“反動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也有“進步的民族文學思潮”；（3）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貫穿整個20世紀文學，從世紀初的“尊漢排滿的文學思潮”，到世紀末的“尋根文學思潮”。要補充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時間要往前推，應該是19世紀中期開始。19世紀后半期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國粹保存運動，都是民族主義思潮的表現形態。在這樣的普遍的精神沖動之中，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在19世紀后半期的中國文學中是重要思潮。比如鴉片戰爭中的詩歌潮流，有論者論述：“不斷加深的民族災難和民族危機，逐漸喚醒中國人的生存危機意識，在一種避害自衛、報仇雪恥心境的支配下，探求民族自信和富強的道路，中國近代歷史正是在這樣一種邏輯順序上逐漸展開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民族災難和民族自信的起點，人們還無法預料戰爭將給中國帶來何種結果，只是從西方的船堅炮利中感受到生存的威脅，從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品味到民族的恥辱，從清政府的軟弱行為中認識到東方帝國正在走向衰微，由睥睨一切到忍辱簽約造成的心理落差，由盛衰巨變所帶來的滄桑之感，以及悲天憫人、救國救民、殄敵雪恥的情懷，構成了戰爭詩潮的情感基礎。寫史意識支配著一代詩人的心胸，他們以手中的詩筆，記錄了鴉片戰爭時期民族情緒的初潮與喧鬧?！?sup>[4]（p112-113）筆者曾將印度和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詩歌作比較研究，得出結論：“中印近代詩人在民族壓迫與反抗、侵略與反侵略的現實背景下，自覺承當民族解放‘號角’的使命，‘詩人’的身份被‘民族成員’的身份壓倒，使詩歌工具化，為民族的痛苦而痛苦，為民族的災難而悲憤，為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sup>[5]（p20）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組成部分，當然具有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一般共性。
在世界文學史上，時間跨度大的文學思潮不是沒有先例。歐洲的人文主義文學思潮與文藝復興運動相依相隨，一般認為始于14世紀，終于17世紀初，長達300多年。歐洲社會從中世紀的神權統治中解放出來，確立起人的自我意識。掙脫封建等級制的枷鎖，樹立平等人權的價值觀念不是短時期能完成，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才初見成效，這一目標的真正實現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事情。與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幾乎并行發展的西方文學思潮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崛起于波德萊爾的《惡之花》（1857）[6]（p7），隨后經歷唯美派、象征派，到20世紀成為西方文學的主潮，一直到至今還在發展的后現代主義諸流派（正像東方的后殖民主義是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的一個發展階段一樣，西方的后現代主義也是西方現代主義的一個階段）。東方的民族主義文學思潮與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雙峰并峙，這是為東、西方現代社會文化的現實需求和歷史進程所規定。
總之，東方現代民族主義文學思潮是一個復雜的、開放性的綜合體系，對它的把握必須以宏闊的視野做多層面、多角度的審視，要作彈性的理解，容許邊緣地帶的模糊性，不要過于剛性和僵化，不能只做靜態的、封閉的、定型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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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東北近現代文學以其獨特的地域特點為基礎,在20世紀初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文類建設承載并具體體現了這一轉型和相應的文學成就,在一些功能相對穩定的類型或范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變化。這些范式質素的變化,在一個向量上體現著東北社會、文化面向現代性的轉變;在另一向量上,指向東北文學內部:這些質素的消長轉化,聚集了東北文學的現代之變,這些改變聯結成東北文學的現代性進程,據此可以考察東北文學新的生態和成果。
關鍵詞:文類;東北近現代文學;現代性
作者簡介:薛勤(1962—),女,遼寧大連人,遼寧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從事文藝學、東北近現代文學研究。
基金項目:遼寧省社會科學聯合會課題“東北現代文類建設與文學意識”;遼寧社會科學院2009年課題“清末民初東北報載文學的文類研究”
文類是文學研究的重要范疇之一,文類意識的覺醒是文學進步的重要標志。中國傳統的文類意識和理論是文類研究的重要的歷史財富,如《文選序》稱:“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分類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毙鞄熢凇段捏w明辨序》中說:“蓋自秦漢而下,文愈勝;文愈勝,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眾;體愈眾,故辨當愈嚴?！蔽念愑^念的形成與編輯、研究活動關系密切,強調具有相同的類特征的文本的集合,具有類型學意義。在西方傳統文論中,文類是有特指的對文學作品作的史詩、抒情、悲劇的劃分,是充滿了等級意識的嚴囿于創作作品的文本分類。杜威·佛克馬所說,“歌德也為抒情詩、史詩及戲劇間的區分做出貢獻,并使其經典化。這種區分現已被廣泛接受,但卻又相當有彈性?！饕念愰g差別的彈性表明文類的概念有助于閱讀和寫作,既約束了也開拓了我們選擇的可能性”[1]。
文類意識提供了我們考察一地、一個時代的文學在傳統進程中的生動形態和主要成就的可靠視角。在文學研究本體化特征日益顯著的當下,文類研究作為文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逐漸展示出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空間。東北現代文學以其特別的地域特點為基礎,在清末民初開始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具體呈現為文類方面的顯著改變,文類建設承載并具體體現了現代性轉型內涵和相應的文學成就。通過對東北現代文學的文類意識的研究,可以較為深入地、本體化地考察東北現代文學的現代文學意識的形成軌跡、特點和成就。
文學在長期的歷史運行中形成傳統,由于文化、物質條件的不同,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學種類,進而聯結成各個獨特的文學體系,相沿發展,蔚成傳統。這就是T.S.艾略特所說的:“一個人寫作時,不僅對他自己一代了如指掌,而且感覺到從荷馬開始的全部歐洲文學,以及在這個大范圍中他自己國家的全部文學,構成一個同時存在的整體,組成一個同時存在的體系?！辛诉@種歷史意識,一個作家便成為傳統的了。這種歷史意識同時也使一個作家最強烈地意識到他自己的歷史地位和他自己的當代價值?！盵2](P2-3)對文學現實而言,這一傳統是生動的長期的文化選擇的結果,無論是處于顯性還是隱性的狀態,都是富有活力的,“傳統具有一種廣泛的統一性和連續性,其內部相對穩定的因素,并非是僵化的而是具有永遠鮮活的生命”[3](P129)。
文學傳統不是抽象理念的集合,而是由種種文學類型聯結而成。各種文學傳統的不同正在于它們所擁有的文學類型不同,這些文學類型中所含有的相對穩定的質素決定了傳統的內容。因此,韋勒克指出,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種類特性都是由它所參與其內的美學傳統所決定的。在他看來,文學的各種類別可被看做慣例性的規則,這些規則強制著作家去遵循它,反過來又為作家所強制[4](P256)。于是,“對于每一類型內部而言,都有一套基本的慣例與規約”,“無論作者是違背或是采用這些慣例,它們總是在這類作品的創作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3](P129)。所以,任何一想文學活動都無法憑空進行,正如加拿大學者弗賴在《批評的剖析》中所說的:“詩只能從別的詩中產生,小說也只能從別的小說中產生”;“混淆獨創性與自然產生的東西,設想一位很有創造性的詩人坐下來,拿起筆和紙,終于在一種特殊的創造狀態中完成一首新詩,這種批評觀點是很難讓人接受的”[5](P168)。
從文類的視角看,東北現代文學在這一時段的轉型內容豐富,形式質素有較多的消長更替。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行程較為獨特,呈現為“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即與古代中國社會的“靜態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與西方“從中世紀到近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實現社會變革”的模式也不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推陳出新”[6](序,P3)。這是一個內部已有著激烈躍動的自體新陳代謝質素的社會,這些質素在外力的促動下生變尤速,這也就是陳旭麓先生考察出的作為近代中國社會演進特征的“迅速的”“新陳代謝”,也即近代中國社會演進成果是內部結構急切演進與外力迅猛壓迫共同構成的,由是呈現出社會、文化被迫進行迅疾的現代化轉變在文學領域引生的一系列現象。東北文學文類的現代性分化集中于20世紀初年,粗略地劃分,有舊體詩詞向現代新詩的演變,評話、故事、白話等舊體敘事文學向現代小說的演變,各種詩文戲評為主的舊體文論與批評向現代文藝理論與批評的演變。用“演變”指稱這一階段的變化,只是約略切近的;這一時段發生在東北文學傳統內部的變化異彩紛呈,有傳統內的繼承、裂變,也有外部移植,有延續發展、發揚光大,也有在不斷的邊緣化過程中消失。
從舊到新,哪些關鍵內容發生了變化?哪些舊質素退出了,其退出的意義何在?哪些新質素出現了,如何出現的,作用、功能是什么?其間的進與退作為文學現象對于文學史有著深刻的含義;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社會思想、文化、話語的變化。比如,從創作的視角回溯東北新文學發軔初期的情形,就會發現,當時的文學潮流由兩種力量匯聚而成,一股來自舊文學域,作品出自在傳統文化、文學教育中定型的舊文人。如《盛京時報》初年,“小說”欄連載《德皇赴法被執下獄》、《俄滅波蘭記》、《法國盛衰記》等長篇作品,與當時社會政治中的立憲變革要求隱有呼應,“文苑”更多地為舊氣派籠罩,是舊體詩、詞、文應酬唱和、抒懷記傳的平臺,其情感特征、言說類型一仍其舊,“如是樓稿”的《范牧之小傳》[7](1907年5月12,16,17日),神追魏晉以來的文人品藻之作,品評標準和語言表述均仍舊體,是十足的傳統的延續與表達。詩詞作品中,夢石瘦人的作品居多,訒蓭、陶太均、空空道人等也偶有發表,傳達的均是傳統文人的生活內容,友朋間的唱和,行游宴飲、觸景生情的感受成為詩詞主題,如《出京感賦》[7](訒蓭,1907年5月31日)、《漫興為雪儒賦》《二十五夜殘月》[7](訒蓭,1907年6月1日)、《病中》[7](未署名,1907年6月2日),夢石瘦人的《有感》[7](1907年6月8日)、《詠史》[7](1907年6月20日)、《禱佛》《拜月》[7](1907年7月5日)、《小聚》(二首)[7](1907年7月18日)、《夜宿青巖寺》[7](1907年7月25日)、《感懷》(七首)[7](1907年7月19,20,23日),《蜨》《雞》《蠏》[7](1907年6月13日)、《春燕》(四首)[7](1907年6月22日)、《團扇》(六首)[7](1907年7月2,3日)等詠物詩,以及“用杜子美秋興原韻”的《沈陽八景詩》及“續”、“再續”共十數首[7](1907年7月7,9,14,16日)。這些詩作應屬舊文學體系,舊體詩詞的類型特質尚無改變,其內容對于當時的社會、政治變革的初步欲求也屬滯后。但這一文學現象仍隱含了東北文學朝向現代性的改變,即當時在文學體系內率先起了變化的是傳播環節,現代報刊作為有償發行的現代性傳播媒介開始改變文學生活,首先是形成新的創作-接受文學關系、生產-消費的經濟關系,進而影響文學意識的改變。上列夢石瘦人作品目錄并非他1907年6—7月間刊發在《盛京時報》上的全部詩作,但無可置疑的是夢石瘦人不到兩個月間在同一媒體上發表了數十首詩詞,這顯示了詩詞創作中另一值得關注的質素變化,即文學傳播媒介的改變及其效應。文學傳播機制中,現代報紙的介入對文學生產產生了影響,這一周期短且固定的介質提供了迅速、頻繁出版的可能,成為文學創作的一種動力;在當時,現代報紙對于信息發出者和接受者來說都是距離最短的介質,因此以其對社會生活的迅疾影響帶動了舊文學對現代社會、生活的介入,作為外力作用促動舊文學向新文學的改變。另一股力量來自新文學,是接受了新的文化特別是教育范式后的創作。這里就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比如,舊文人的社會生存依據(物質的和精神的)、社會階層位置,這些對其文學活動的影響,他們的文學活動是否存在功利性,這些外部因素對文學文本發生了哪些作用。對于新式知識分子的生成同樣值得關注,東北現代文學社團成員很多是新式教育模式下的大中學生,他們的文學實踐和成就體現著現代教育對于社會變革的功能、特點和作用。文人的職業,比如報館的新聞工作者的職業狀態(全職、業余、兼職),文學創作是否足以成為一種謀生手段。但一些傳媒的實體化使之發生了巨變,即商業化。商業化對作者、文本、媒介、讀者都有影響,而且是有著非同以往的巨大影響,其力量足以使文學與社會發生雙軌演變。這也是文類出發的文學研究要回答的。
在文論研討中,一些功能相對穩定的類型或范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變化。這些范式質素的變化,在一個向量上體現著東北社會、文化面向現代性的轉變;在另一向量上,指向東北文學內部:這些質素的消長演變,聚集了東北文學的現代之變,這些改變聯結成東北文學的現代性進程,從中可以考察東北文學新的生態和成果。在此,選取文論、新詩研討文本,分析其類型特質的變化。
1907年5月15日,《盛京時報》“論說”欄內刊載《論小說急宜改良及其改良之辦法》一文。由于此文篇章結構的特殊意義,全文移列于下:
日昨值中歷四月朔,正逢禮拜休息日。消閑無事,獨坐小窗下,披閱歷史。忽一人投刺求見。刺上面署三字名,曰賈次鈞。迎入室,略敘寒暄畢,未及坐,即含笑問曰:昨閱貴報所載,有演劇急宜改良一題,論說演劇之事,關于人心風俗,殊屬重大。披閱之下,令人開啟心思,增益識見。操政柄者,果能本此說而行之,其裨益于國家社會者,良不少也。但論文中,有引用英人言小說為國民之魂一語,適有觸于予心。因思小說不過為稗官野史之談,其關系何如是之重乎?且關系既如是之重,中國之小說,亦宜改良否乎?愿先生明以告我。予應之曰:善哉君之問也。君且坐,予試與君言之。但予才識劣下,不能道其詳,請為君姑言其略。予嘗游于書肆矣,見其架頭所置,正書之外,則有綠牡丹、紅樓夢、升仙傳、九巧傳、說唐、彭公案、施公案、雙釵記、三俠五義、永慶升平,等等各名,屈指難數。及一披覽之,其中所言,非詳寫男女之私情,即多夸盜賊之智技。致令閱之者,印入腦筋,受其影響。而桑中淇上之約,幾遍塵寰;殺人行劫之風,流行全省。其為害,誠非淺鮮矣。此何以故哉?蓋中國文法艱深,其經傳鑒史、倫常道德諸書,最難講解。非有十年功候,不能望其門墻。而小說則詞意粗俗,明白易曉。但能識字者,皆可因其事而讀其文,因其文而知其義。故有草野農夫,雖然無識,迨談及野史,乃于其事之初終本末、結果原因,竟能娓娓而陳,津津以道。雖老師宿儒,亦無如其淵洽者。在作是書者,或僅為假托之詞;而愚民則信以為真,牢記之而終身弗諼。且一人目睹而演說之,則耳食者而,不啻百人矣。百人耳食而又演說之,則承受者,不啻千人矣。浸至婦人孺子,罔不聞知師說一尊,遂同氣同聲,深信焉,而牢不可破。英人謂小說為國民之魂者,蓋此意也。今中國小說之腐敗如此,是亦非改良焉不為功。賈君又曰:小說之宜改良,予又聞命矣,敢問改良之道奈何。予應之曰:此易易而,不過去不善而化為善,一轉移間而已矣。夫衣之敝者必改為,器之窳者必改造,室之破者必改修,法之弊者必改訂。改也者,亦除舊更新之謂,非一掃而空之之謂也。且聞蕓草者必鋤其根,止沸者必撤其火。治結癥者,必施以攻伐,而后進以參苓。醫瘡瘍者,必刮其腐膿,而后可敷以藥物。今欲改良小說,勢必斂舊有之小說而焚之,聚其版而毀之。飭令書肆賈人,勿得重翻,再行滋蔓。一面于省城,設立一白話報館。內附編輯小說一門。擇古今英雄豪杰、孝子忠臣,并東西洋之各種學理、各種藝書,凡有關于人心世道,足以開通風氣,可以裨益于社會者,編輯成書,并報紙一同售賣。俾閱報者,皆得隨便而閱小說。此因勢利導,順水行舟,必易收其成效也。并責令各處巡警,留心保護,注意考查。若仍有以舊日之腐敗小說,妄為講演者,則重加懲辦。如此則不過一年,民之腦筋所印,必將煥然一新。當于新政學堂,不無補助也。此改良小說之法,實為當今之一大端也。賈君聞之,乃起立而言曰:先生之論誠至美至善,吾將告于執政者,請行君之言。語畢辭去。
這是一則放在敘事格架里的文論文章。作者立意在論說自己改良小說以新民救世的識見,但表述本身卻大費周章,其中的形式選擇和內容旨歸為新舊文學體系混合形成,頗富時代特色。首先,文章在致思路徑上完全承襲了傳統文學的真實觀,具體地在結構上就選擇了以敘事體為基本框架的問政問事套路,這是一個經典而完整的問答格式,許多關節點的轉承語句都是千年不易的,如“善哉君之問也”、“君且坐,予試與君言之”,等等。從來訪、迎迓、客套,到進入正題的兩問兩答,再到言畢送客,在預設的具有日常性特征的與訪客的問答中完成作者學術觀點的表達與論證,似乎不如此不足以取信于讀者,不足以呈示其理論的真實性。由此傳遞了一個信息,即在作者的文學觀念中,文學無法獨立成就其自身的真實性,文學的本質仍是現實不可撼動的指涉和摹仿的次生文本。在中國主流文化傳統中,“興、觀、群、怨”是對文學功能的基本定位,文學因此獲得了虛假特質,一直處于由于無法直接生成現實、缺乏日常言語所具有的現實意義而時時需要自證真實的境遇中。這一地位直到現代性確立之后才有根本改觀。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學觀念沒有發生根本的現代性轉變,文學不是獨立的自足的現實世界而是現實的摹本;在這一功用的延展和引申中,文學及其文本可以借用為社會意識形態的工具或載體。
至少在觀念上,這一語境仍然維持了文學與哲學、虛構話語與日常話語之間二元對立的等級關系,現實仍然是文學不可撼動的指涉物和摹仿對象,文學、戲劇中的語言由于其非日常性特征或曰“無用、空洞的特征”決定了它們無法生成現實,因而也就缺乏日常言語所具有的現實意義(奧斯汀,J. L. Austin)。塞爾則認為,文學雖然不是欺騙行為,卻是“不帶欺騙目的的偽述行”,它將嚴肅話語中連接語詞與現實的“縱向規約”懸置起來,而代之以一套“超語言的、非語義的”“橫向規約”,因此只有與正常的(也是正確的)斷言行為相聯系,虛構話語才與世界發生關系。所以,文學是對日常言語行為的摹仿,而且這種摹仿正如低級序列、簡單行為常常摹仿更高級的序列和復雜的行為一樣。于是,虛構話語要想有意義,作者又必須佯裝實行命題行為和言外行為。虛構話語的言說行為和非虛構話語一樣具有同等的意義,而且這種意義不是來源于對存在的或曾經存在的事物的指涉,而在于話語產生的言后行為[8]。在解決文學與現實關系這一基本問題上,世紀初的觀念仍沉迷于視文學為對現實或日常語言的單向摹仿,而非對外在世界的再現或作者內在世界的表現,文學仍無法創造自己的現實。
世紀初的東北小說較多地承繼了中國傳統小說由古史演義而至明清通俗文體的品質,語言體式轉為白話文,但主題學視閾則體現為對政史、政事主題的延續,題域有所擴大,他國政史、政事成為熱點,主旨往往鮮明地表現出對于專制暴政的鞭笞和對憲政的推褒,這與當時的政改吁求形成了直白的呼應。但文學自身的現代性尚無從顧及,在對理想的國家和理想的國民的追求中,文學仍是一工具性中介。
《盛京時報》自創刊不久即連載小說,幾十年不斷, 客觀上為小說藝術實踐提供了場域。1906—1919年間刊載小說三百多篇, 短制較少,主旨涉及政治、歷史、俠義、偵探、言情、狹邪、譴責、神怪、探險等諸多類型。1906年10月31日第8號“白話”欄首刊《靴子李》,兩續乃竟。之后“白話”一欄連載《張超》,凡八續;《外交實話 英法條約與坤角之關系》,凡十一續,均頗成篇幅。至1907年新設“小說”欄,《德皇赴法被執下獄》、《不倒翁》、《俄滅波蘭記》、《法國盛衰記》等魚貫而出, 而后偵探小說、鴛鴦蝴蝶派小說也有大篇幅的連載,市井生活,維新變法,異域風情,提倡科學,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主題令人目不暇接,體現出20世紀初東北小說的迅速發展,東北社會生活的豐富色彩和東北民眾漸趨開闊的視野。此時期東北小說藝術特點基本呈示為對傳統白話小說美學理念的繼承,文類上著重體現為主題類型的繁復?！皥蠹堉徊贿^是書籍的一種‘極端的形式’,是一種大規模出售,但只有短暫流行的書?！M管報紙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廢——奇妙的是最早大量生產的商品之一竟如此地預見了現代耐用品容易作廢的本質——然而也正是這個極易作廢之特性,創造了一個超乎尋常的群眾儀式:對于作為小說的報紙幾乎分秒不差地同時消費(‘想象’)?！盵9](P34-35)在現代媒介的作用下,人們對外界的了解和想象獲得了大幅度的延展,在列強的堅船利炮解構了天朝中心論之后,報刊的迅速繁榮為人們具象化了他們正置身的世界,此即安德森所發現的現代小說、報紙催生民族主義“想象社群”,更多更廣闊的區域、國家和人民走進了世紀初的東北的視聽地理,成為他們身邊的具體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此期的東北小說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寬廣的集體心理想象,并由此制約了社會意識的形成和內容,成為對于時代文化的獨特奉獻。
詩構成了中國文學最為豐富、深厚的傳統資源,在20世紀初東北文學中,現代新詩以裂變方式呈現,在關內原創新文學成就和翻譯文學的雙重影響下,東北現代新詩以全新的文類特征出場,日后則有與傳統文學、文化資源的新一輪吸納、融合。
現代新詩是世紀初文學文體變革中最為顯著的文體,從形式到內容都承載了新文學脫胎換骨的新氣象,同時也以其文體的全新面貌成為諸方探討爭論的對象。1921年1月1日,《盛京時報》首刊新詩,題為《偶像》,不久即開設“新詩”專欄,將關內新文學運動中涌現出的許多知名詩人的作品介紹到東北。伴隨著么生的《牧童歌》、金光耀的《問牽?；ǖ自挕返仍娮鳜F諸報端,新詩登上了東北現代文壇。同時,對新詩的研索占據了較為醒目的位置。1923年8月,吳裔伯以羽豐為名在《盛京時報》上發表《論新詩》一文[7](1923年8月23日),主張新詩不可無韻,否則與散文無異,并認為即便中國的新詩以西方詩歌為借鑒,后者也并非一味排斥用韻,只不過不甚嚴格罷了?？傊?詩必須借音韻之助才能顯出其美。這一研討持續至10月,陸續有王蓮友、王大冷等人著文發表不同見解。在《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和《對于論新詩諸公的幾句閑話》中,吳裔伯再次集中申明自己的觀點,其一,“新詩必有韻,方有詩的真精神,真風味”,但此處所講的用韻“說的并不是做新詩必須效法排律、試帖”,也即不同于古典詩詞的葉韻[10](P78);其二,“詩是表現自己的,并且達到美的。即是我們的情緒,借音韻的幫助而表現于外面的一種文學”[10](P81);其三,作為中國新詩借鑒的西洋詩,“創造新韻律,表現新情緒”,只是不用古式的格律,“用韻不似從前那樣拘了,并沒有絕對排斥不用的”[10](P81);其四,區分格律與韻,認為前者為做詩的格式,似形式上的公式,后者為“自然之音響節奏”,新詩各句長短不同,是格律上的解放,而隨情用韻,則是韻的解放[10](P82);其五,認為自己論新詩之作是“主張公道出之以新體文”,亦是贊同新文學之舉[10](P79)。王大冷在《讀吳裔伯先生的〈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一文中認為,詩的藝術價值和美感所系,在于“詩的情感與聲調,而不在有韻與否”;“情感豐富,聲調自然,就是無韻,也是很好聽的”;“如情感不濃,聲調不好,就是葉韻,也不能好聽”。堅持突破格律與平仄,甚至“那無韻的韻,比有韻的韻,更動人了”[10](P32-33)。在《讀羽豐先生的〈論新詩〉》文中,王蓮友從探討新詩的本質著眼,認為新詩的創作多“用自然的音節,表自然的情緒”,“不多用韻了”,皆因為就本質而言,用韻與否與詩的本質無涉,所謂做新詩,“固不能禁止用韻,但決不可限制一定用韻的”,否則將有損于情感的表達[10](P38)。這是一場富于建設性旨趣的爭論,透過雙方情緒色彩頗濃甚至互存誤解的言辭,可以見出在新詩用韻這一問題上,論爭雙方對新詩這一新文體并不否定,雙方總的出發點與努力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論述所及,探討了中國的新詩與古典詩詞、外國詩歌的關系,并引入關內先期新詩的創作經驗與理論研討成果,客觀上對東北新詩的成長是大有裨益的。
圍繞著新詩創作這一題域, 1930年東北文壇出現了關于胡適《嘗試集》的評價問題的討論。1930年4月15日,郭濂薰在《盛京時報》學術欄發表《批評胡適之博士〈嘗試集〉的謬點》,對《嘗試集》中的數首詩提出批評,后有李季等人附議。郭氏針對《蝴蝶》、《贈朱經農的詩第六首》、《病中得冬秀書》等數首新詩逐一點評,認為這些新詩不合邏輯,用詞不妥,有的詞意隱晦,一般民眾難以理解,等等。與前番新詩用韻問題的探討不同的是,郭氏等人對詩歌藝術中虛與實的關系、夸張手法的運用、俗詞俗語入詩以及詩歌乃至文學與大眾的關系等方面的討論中引入文學傳統資源,從而反思新詩這一新文體。對此,赤顏阿生、花禪等人堅決抨擊這一致思取向,逐點駁斥其有悖詩歌藝術規律之說,堅持了東北現代新詩健康的發展方向。他們指出,詩歌創作中可以存在不合理性邏輯的夸張、想象與比喻,且自古有之,而一些特殊情境中的俗言俚語入詩也并非現代新詩的首創,至于“文言不文言,白話不白話,渾穆深沉,民眾看不懂”之說更是苛責,這種對新文體的批評幾近無稽之談。他們認為東北新詩的發展已顯示出這一新文體在內容、形式、功能諸方面的先進性,它的存在和發展是時代的要求,是伴隨社會進步而生的,因而是不可抹殺,不可逆轉的[10](P84-89)。如果說“新詩用韻”問題的爭論是在努力方向一致的大前提下的建設性論爭,那么關于《嘗試集》評價的論爭則使東北新詩體乃至東北新文學在新與舊、前進與復古的文學觀念的斗爭和磨礪中堅定了前行的路向,明確了新文學的時代要求。
追溯文類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勾勒文學傳統演進的行程,傳統的內部總是存在著許多富有創造力的活躍因子。同時,對于當下之“現代性”而言,吸收傳統也不可能是一種簡單的直線移植,傳統作為一種根源性力量在它的衍化、變遷過程中,能夠不斷地調整自身的存在方式,以使自己獲得“現代性”的價值結構。如現代解釋學所稱:“如果傳統不只是人們知道的東西,并且還意識到它是自己的起源的話,傳統就無法保存在一個充分的歷史意識中。改變已經確立的形式像捍衛已經確立的形式一樣,也是一種同傳統的聯系。傳統只存在于不斷的變更中?！盵11](P166)上世紀初期東北文學的類質素的現代性的呼喚下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一變化總體上包括了現代性質素的介入和傳統質素的消長轉化。在社會思想觀念上倡導科學、理性,孜孜于個體意識、獨立意識的構建;文學觀念相應經歷了脫魅歷程——從打造新民治世工具到創筑屬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質欲求。
作為東北近現代文學轉型實踐的一部分,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在由舊文學向新文學的轉變過程中都表現出具有鮮明的主體性的美學追求。文類意識自來有之,但隨文學意識的變化而不同。傳統中國文學的各類文體負載了中國文學的傳統意識,從先秦諸子的作品開始,便形成了獨特的美學風格,在整體的發展脈絡中一直潛隱了由載道而載情的美學追求路徑。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近半個世紀的歷程雖然短促,但其間遇合的迅猛多元的社會變革和文學轉型使其內涵異常豐富,時代精神和文學自身的發展同時滲浸了其時其地的作家作品,形成了其頗具特色的美學品格。作為社會變革的發起者和記錄者,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表現出強烈的時代精神,成為東北社會由封建半封建向民主、現代化社會脫蛻過程的生動載體。關內五四新文化精神、本土地域文化的約制和俄、日、歐外來文化文學思潮的影響共同鑄就了東北近現代文學創作中各類文體關注社會民生、剛烈粗獷宏闊的美學風范。由文言文到白話文,它們經歷了舊文類的轉型和新文類的創構,多種文化的浸潤和沖突則衍現出文類發展歷程的豐富與復雜。其勇于嘗試開拓的探索意識和創新精神,善于學習與吸納的寬宏氣魄,強烈的批判意識,尤其推動了東北現代文學的加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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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桂萍]
Modern Evolu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Category
XUE Qin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Key words: Literary Category; Modern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China; modernity
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現代文學;現代經濟;市場經濟
引言
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與社會結構及人們物質生活與文化觀念的轉變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在某種程度上關乎了人們以何種方式去表達自身情趣、意志以及社會生活狀態，而文學創作恰恰滿足了這種表達需求?，F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現代文學表現出艱難轉身的狀態，逐步走出古典形態，重新思考文學的文化價值及其特殊的商品價值，成為與新型經濟形態密切聯系的新的文學。
一、現代市場經濟影響著現代文學走向
(一)古典形態向新文學的轉型
自19世紀中期，傳統封閉的農業、手工業經濟向半封建、半殖民經濟形態轉型，經歷了種種坎坷與復雜的時代變化發展為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家們的生活理念，價值觀念及文化意識也在不斷地轉變，不斷與時俱進，建立了新的文化立場審視經濟結構變化中的人和事，他們不再以物質財富為主要話題，并將經濟基礎為依托來評價與剖析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自由獨立性，經濟生活成為書寫的重要內容之一，文學逐步走出古典形態?，F代文學在剖析過去落后經濟關系對生命的壓制與蔑視的同時，也表現出了對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肯定，在文學內容中寄托了經濟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與價值立場，使現代文學和現代經濟相互依賴，共同發展。
(二)現代文學的商品價值轉變
現代文學在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要搞清楚其特殊的商品價值?，F代文學應當面對現代市場經濟，并促進市場經濟保持物質和精神的平衡。文化價值需通過商品價值實現，現代文學研究的觀念、課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也在不斷變化。然而商品價值與文化價值并不是等同的，適應也并非是迎合或者媚俗。從事現代文學創作與研究的知識分子應避免市場經濟下的自我貶值與喪失。關于這一點，魯迅、郭沫若等現代作家的作品及其在作品中所展現出來的文化價值是值得我們考究的。魯迅文學被認為是關于經濟基礎與人的精神關系的文學，魯迅創作的獨特性在于他能夠將物質基礎看成是性格生成的核心原因，從物質基礎角度著手去剖析社會問題，關心社會經濟形態變化及其對人們的影響。如《阿Q正傳》通過阿Q這一人物形象既反映出農村社會圖景下，剝削與被剝削的經濟關系，同時也暗示了物質文明發展與這種社會經濟狀態之間的密切聯系。而郭沫若也可謂是那時表達都市世界憂郁而浪漫情感的典型人物，他的《女神》充分體現了詩人對于現代都市經濟形態的深刻理解。
(三)面臨現代經濟轉型帶來的挑戰
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與運行過程中，現代文學從中汲取了新的活力，在市場經濟浪潮下自由競爭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新的挑戰，內容較為低俗，在某種程度上腐蝕了作者與讀者的價值理念，而文化事業管理部門的疏忽也會冷落到現代優秀文學作品。這些都妨礙了現代文化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也使現代文學創作與研究者們感到困惑，而這其實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視域下的知識價值困惑的一種折射。本文認為，現代文學已經走出了原來的顯學時代。曾經，作家們普遍認為現代文學存在豐富的選題和敘述內容，而隨著經濟形態的變化，作家們開始意識到選題難的問題，也很難以新鮮的視角進行創作。如今，在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現代文學研究的現實功利性明顯被淡化，回歸到研究其本身的條件逐漸成熟。
(四)迫使現代文學研究走出點式思維
為了適應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發展的分化與綜合趨勢，我們認為現代文學研究必然要走出過去的點式研究思維，實現在全新研究格局中的全方位突破，在繼承中實現超越。具體來講，一是能夠以一種客觀姿態展現出高屋建瓴的綜合態勢，深刻剖析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發展和演變，并根據不同時期社會發展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思潮等挖掘其內在規律，不再選擇傳統的孤立分述手段。二是從縱向與橫向的不同視角考究作家作品的共同特色與獨立個性，突出他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貢獻。三是在現代文學研究中拉近其與現代市場經濟的距離，以市場經濟衡量現代文學的自我價值。
二、現代文學是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上層建筑
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要取得長遠發展，強固其發展態勢，必然離不開現代文學這一上層建筑的引導與支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范圍雖然不甚寬廣，但其表現的內容卻十分深刻而真實，因而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南京大學中文系文化經濟研究所所長，汪應果教授認為，未來中國的價值觀念體系，應包括儒家的人文哲學、民主主義的思想、共產主義思想及宗教中有價值的思想四方面。本文認為，汪教授所言的這四個方面不僅滿足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與傳承要求，也吸收了歷史發展的精華，同時也可以被海內外中國人所接受，能為我國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更好地迎接各種挑戰奠定文化基礎。而現代文學形象地展示了這四方面思想的誕生與發展進程，對于推動現代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
(一)現代文學適應現代經濟并為之服務
從1992年我國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以后，現代文學亦如其他文學學科一樣迎來了新的機遇，也陷入了困境。本文認為，現代文學要擺脫其發展困境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適應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并為之服務。有些人會認為現代經濟直接作用于現代文學，現代文學則應直接服務于現代經濟。而本文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合理的，整體來講，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確實應適應并服務于現代經濟，但具體到相應的部分，這種適應和服務亦可是間接的?，F代文學發展有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就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并做了間接的服務。
經濟體制改革了，現代文學發展也必然要做出相應的改革，并從樹立市場意識開始。具體來講，本文認為，最核心的問題是要增強與市場經濟有關的現代文學研究內容，如中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現代文學產生和發展的關系;舊中國市場經濟中的合理因素與反人民因素在現代文學作品中的表現;現代文學對舊中國市場經濟的多側面、多角度的反映，如現代文學中的《吶喊》《彷徨》《駱駝祥子》等名著對舊中國市場經濟的曲折反映等等，以史為鑒，在對比中突出現代文學中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關的成分。
與此同時，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現代文學研究，還應在順應經濟大潮的基礎上，堅持文藝自身規律，脫去其與生俱來的附庸衣衫，邁上健全的軌道，發揮其在現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作用，也為其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奠定基礎。這意味著，現代文學應隨現代經濟的發展而做出調整。一是要與現實生活更加接近，并適應現代讀者情趣與審美需求，豐富其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相關內容，增強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二是與國家大政方針接軌，推動社會主義現代精神文明建設，發揮現代文學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價值，同時與時俱進地選用先進的、科學的方法手段，加強與世界現代文學之間的宏觀聯系。
(二)現代文學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精神文化支撐
中國現代經濟發展歷程，在世界歷史范疇內雖然并非是最復雜的，但相對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而言也算是最斑斕的。在現代經濟環境下，現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也出現了新的價值轉換，并借以文字表達出對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使之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精神文化支撐。
經濟生活形態的發展變化與主體意識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變化不斷改變著作家的經濟生活與思考方式，并表現出不同于古典作家的心態、情感傾向與價值立場，無論是在文學作品表現的情感方面，還是其反映出的深刻的思想價值觀念上，他們都逐漸將經濟基礎視為考察人物在社會生活中是否自由獨立的重要維度，將描寫新的經濟生活與探尋現代文化價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經濟生活成為現代文學書寫的重要內容?？梢哉f，現代文學是現代經濟生存方式所制約的經濟因素下的一種新的文學，并順應且反作用于現代經濟。
結語
總之，現代市場經濟與現代文學之間相互依賴，現代市場經濟影響著現代文學走向，既為現代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現代文學的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迫使現代文學研究在全新研究格局中實現全方位突破。而現代文學作為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上層建筑，它在適應現代經濟的同時，也為現代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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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 鶴]
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5篇
隨著現代性研究的深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論著也日漸增多，逄增玉的《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一書（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８月版，以下簡稱《現代性》，同時出自此書的引文不再標注頁碼）就是試圖憑借現代性這一眼光探討現代文學史的一次有益嘗試。
《現代性》一書起首即開宗明義，對現代性的基本價值內涵做出定位，指出“現代性就是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在社會各個領域所出現的與現代化相適應的屬性”。恰如?？滤f，“現代性是構成一個時代特征的一組特征”。作者在對現代性做出相對穩妥的描述后，把注意力放在了對兩種傾向迥異的現代性的劃分中，即所謂的“資產階級現代性”和“美學現代性”，同時指出后者“是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為了維護出現于本書中的概念內涵的同一性與精確性，防止可能導致的理解上的混亂，作者將中國現代文學里與西方“美學現代性”含有部分同質性的文化守成主義思潮稱為“反現代性”。值得關注的是，他對文學現代性的理解是從“現代性”和“反現代性”兩個方面同時著眼的，而部分論者僅從后者入手的研究視野則難免失之偏狹。畢竟他所謂的歐美資產階級現代性和馬克思主義現代性都是中國現代文學精神品格中客觀存在的構成要素，而這些都是不能單純以西方的“美學現代性”內涵為依據進行排他性分析的。而對以上兩種現代性和反現代性三個方面的全方位的爬梳與抉微，也是“現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這一論題的應有之義。以剖析現代性概念為起點，作者又進一步發掘出改造國民性、立人以及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等現代文學的基本價值取向與主題模式。
當然，形成《現代性》一書主體框架的動因還在于作者對文學現代性的另一層面的理解，即所謂“文本之內”與“文本之外”之分。前者強調文學賴以生存的、影響文學發展變遷的外部條件，即文學的“生產”體制和過程；后者則強調文學自身在主題、意向、傾向、價值觀、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發生，與整個社會文化現代化進程和語境內在相關的變化。筆者認為，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和王本朝的《中國現代文學制度研究》兩書可以看作是逄增玉所謂“文本之外的現代性”的典型研究成果。正像他自己強調的那樣：“本書只著重闡述中國現代文學‘文本內的現代性’，”可以說正是這一獨特的關注點使他對中國現代小說中“外來者介入”敘事模式實現了系統而全面的闡釋。
作者首先對兩種現代性（即資產階級現代性和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的內涵、傳入機制及其話語策略進行了溯本清源式的探討和界說。有人從文化普遍主義的立場出發，試圖用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宏大概念消解和覆蓋馬克思主義現代性，這種態度并不客觀。正如有論者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批判現代性的現代性方案”，①“孫中山、毛澤東都表現了一種克服和超越現代性的巨大努力，這也是后發展國家現代性的題中應有之義”②，逄先生在研究資產階級現代性在“外來者介入”敘事模式中的體現時，對從晚清小說中開始出現，經由魯迅創造的《故鄉》結構原型及鄉土文學發揚光大，再到２０世紀三四十年代繼續在吳組緗、柔石、艾蕪和丁玲等人小說中流變的這一新文學傳統進行了細致的梳理和還原，得出以下結論：在以“啟蒙”和“反封建”為主題的新文學中，以科學、民主、進步、文明為價值核心的資產階級現代性被作為知識分子的外來者帶入鄉土中國后，一方面，它化為一種“目光”，“看出”了中國存在的現代性缺失，并演化為傳統與現代、愚昧與文明對立沖突的主題。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外來的／異質話語，它難免不與本土語境和話語系統沖撞，在難以發生的交流和溝通中喪失升為主流話語的可能，并最終陷入“失語”和“尷尬”的狀況，只能形成“看／被看”，而不能形成“說／被說”的敘事關系。同時，作者也沒有忽略以蔣光慈的《田野的風》為代表的革命文學和以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為代表的解放區土改小說中“外來者介入”敘事模式中內含的馬克思主義現代性。這種現代性是一套具有言說程序、敘事語法并追求實踐結果和行動意義的話語。它能夠很快找到與鄉土中國本土話語的契合點，在彼此的融合相生中成為本土的公共主流話語，通過對鄉村結構秩序和公共領域的改造，實現“革命奪權”和“國家重建”的現代性使命，從而呈現為“言說／被說”的敘事關系。他從話語的受阻與融合，介入的失敗和成功中，準確地把握到現代性話語歧異在敘事模式流變中的決定作用，這是至關重要的。
美國學者艾愷曾說：“反現代化是在腐蝕性的啟蒙理性主義的猛烈進攻之下，針對歷史衍生的諸般文化與道德價值所作的意識性防衛?！雹凼艽擞^念影響的逄先生正是在參照了美學現代性的三重辯證對立的內涵后，于廢名、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中發掘出上述價值內涵的大量存在，從而以“反現代性”這一概念為基點建構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另一類主題與敘事模式。首先他通過勾勒現代中國的“反現代性”文化思潮使“反現代性”文學產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得以還原。進而他不但剖析了廢名小說在對鄉土禮俗中國的刻寫中蘊含的循環時空觀和文化民族主義意味；還從沈從文小說中對待鄉村與都市的兩重價值評判的角度切入，以對比方式互證了其虛構敘事中的“反現代性”。作者還認為張愛玲的“反現代性”體現在她由淺入深地從主題模式到歷史觀對五四文學現代性話語進行的質疑和拆解。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如果說廢名和沈從文的“反現代性”主要表現為一種反智主義或文化守成主義的話，張愛玲的“反現代性”內涵則相對復雜一些。誠如有人所說：“挽歌的美必然與一種對現代性的焦慮復雜地交織在一起?！雹堋耙驗闀r間不能倒流而產生迷惘和感傷，這種感覺實際上是反現代性的，但又與現代性化為一體的?！雹葸@樣我們就能理解，孟悅在李歐梵啟發下從“現代性”的角度切入，認識到張愛玲正是通過意象化敘述和傳奇性寫作來營造未“完成”的“現代”中國日常生活的“參差形態”，⑥與本書強調其“反現代性”實際上是對一個充滿張力和矛盾的概念的“同體逆向”詮釋。正像有的研究者開始以矛盾和游移的心態面對沈從文的“反現代性”，⑦作者也在一篇近作中對魯迅文本中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話語糾結現象進行了反思，使研究深入到現代性所內含的悖論特征的層次中。⑧
正如卡林內斯庫所說：“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雹峥疾飕F代性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的關系，無疑要對１９世紀以降傳入我國的進化論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做一番知識考古學式的研究?！冬F代性》一書中的《進化論與中國現代文學》一章就分別從中國現代作家的憂國救亡精神，人格和思想發展意識，現代文學觀念和文本敘事結構中探尋進化論觀念的影響與滲透。環環相扣的邏輯推演在澄清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問題同時，也提出了不少引人矚目的新見。例如，作者認識到進化時間意識和新世紀意識，在與革命政治理論相結合后形成的“革命進化論”，作為一種新意識形態對現代文學的觀念與敘事產生的巨大影響。這對于理解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中國文學的一體化發展態勢無疑將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當然，除了上述問題外，《現代性》一書還就文學研究會，京派與海派的論爭及文藝大眾化討論與民族形式論爭中出現的若干現代性追求、抉擇和悖論等問題展開論析，從而為準確把握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的發展脈絡提供了一條重要而又清晰的線索。怎樣使現代性研究范式在文本解讀方面發揮更大的功能，始終是作者的學術志向所在?！冬F代性》中對左翼文學經典《子夜》的個案分析可謂史論結合、巨細靡遺的成功范例。作者充分激活了自身的社會科學思維，借助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民族國家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海外中國學等多學科的分析視角和研究成果，在宏闊的歷史背景下，圍繞民族資本家典型形象吳蓀甫，對《子夜》的敘事模式進行了文化學闡釋。從而雄辯地指出：“《子夜》是一部有關１９３０年代中國民間私人資本主義現代性追求，在面臨諸種現代性缺失以及在其他更具強勢和優勢地位的現代性抉擇的沖擊下走向沒落失敗的悲劇性寓言?！?/p>
任何著作在有所建樹的同時都難免留下幾許遺憾，《現代性》一書也概莫能外。依筆者淺見，作者基本上是圍繞小說這一文學體裁來進行現代性話語分析的，這必然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新詩、散文和戲劇的發展與轉型和現代性的緊密聯系，從而窄化了論題應有的研究視野；同時，書中各章的寫作似有筆力不均之嫌，且在論述體系的完整性上也有待改進，例如若能結合民族國家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現代性在建國后當代文學中的發展流變繼續深入研究，將有助于在世紀之交更客觀地審視“２０世紀中國文學”與現代性的復雜關系。
注釋：
①汪暉：《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９頁。
②曠新年：《批評空間的開創？》，載《文藝理論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③[美]艾愷著：《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頁。
④吳曉東：《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審美主義與現代性問題》，載《文藝理論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⑤李歐梵：《當代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后現代性》，載《文學評論》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⑥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見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東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５２頁。
⑦楊聯芬：《沈從文的“反現代性”》，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⑧逄增玉：《魯迅啟蒙文本中的現代性言說與敘事》，載《文藝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⑨[美]卡林內斯庫著，顧愛彬、李瑞華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３年，第１８頁。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后現代文學論文范文第6篇
摘 要：丁玲在1937年至1945年期間創作的8篇短篇小說，從內容上，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以抗戰和農民革命為題材的大眾視點的作品，這一類作品繼續了“左聯”時期創作的特點，主要體現大眾在革命和抗戰中的光輝形象，即塑造“大眾之神”；另一類是出于知識分子自覺的批判意識和啟蒙意識而創作的暴露問題的作品。不難看出，以上的兩個主題之間是矛盾的，塑造“大眾之神”是把民眾的形象美化，贊美民眾。而暴露問題的作品是暴露民眾的問題，批判民眾。這種兩面性真實地反映了一個知識分子在從自我到大眾的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和反復。
關鍵詞：丁玲 兩面性 大眾之神
抗戰爆發后，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為中華民族的主旋律。 左翼作家先后奔赴延安和其它根據地，這其中就有丁玲?；厥锥×岬膭撟鹘洑v，抗日戰爭時期在解放區的革命經驗和創作經驗占據著十分特殊的位置。因為在丁玲的創作生涯中，有兩次明顯的文風轉變。第一次是從“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絕叫者”到30年代的左翼作家，第二次是從左翼作家變成一個徹底的無產階級文人。第二次的轉變正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本文以丁玲在抗戰時期，即1937年至1945年期間創作的8篇短篇小說為研究對象，以文本分析為基礎，試圖對丁玲在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進行一個比較全面地整理。并通過對這8篇小說的文本研究，把握丁玲這一時期的創作方向的變化和創作中的主體意識的兩面性。
1 丁玲抗戰時期的小說創作
丁玲1937年至1941年創作的8篇短篇小說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以抗戰和農民革命為題材的大眾視點的作品；另一類是出于知識分子自覺的批判意識和啟蒙意識而創作的暴露問題的作品。
1.1 繼續塑造大眾之神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抗戰文學”促使“大眾之神”的合理化，丁玲別無選擇地繼續著塑造“大眾之神”的創作。
《東村事件》是丁玲作于1937年6月的小說，發表于1937年《解放周刊》第1卷第5～9期。這篇小說所描寫的是1928年大革命后的農村暴動。作品中有一個“大眾之神”式的農民領導者-王金，但更多的則是陳大爹父子這樣世代受地主壓迫，已經怯懦到極點的農民。在1937年表現階級斗爭和農民的性格弱點已不再符合時代主題。也就是說小說本身已經不具備現時代的意義了。1938年丁玲自己也否定了這篇小說，她認為《東村事件》“現在也只能拿來當歷史看了”。
以上作品是以抗日或者參加革命為題材。王金作為階級斗爭和抗日戰爭中思想與行動的“先覺者”出現的，但不同于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的先覺者與大眾之間啟蒙與被啟蒙的關系，這些曾經的被啟蒙的大眾上升到了“神”的位置。
1.2 批判意識的復蘇
如果說以上四篇小說，是丁玲初到延安，內心充滿熱情，以戰士的心態進行創作的成果，以下要分析的四篇小說，則是丁玲深入了解延安后，開始用批判的眼光進行創作的。
首先標志著丁玲創作主題轉變的是《入伍》，小說描寫了三個新聞記者來到延安搜集材料，并計劃著入伍。其中的一個記者徐清與勤務兵楊明才巧合中經歷了一次掉隊，迷路，遇到日軍的危險情況。懦弱無能又貪生怕死的徐清驚慌失措，一籌莫展，多虧了鎮定勇敢的楊明才得以脫離險境。劫后余生的徐清再也不提入伍，而是得意地計劃著到大后方去寫出自己的光輝經歷。通過險境中知識分子徐清和勤務兵楊明才的對比，諷刺了知識分子夸夸其談又貪生怕死的本質。
如果說《入伍》中，丁玲僅僅把矛頭對準了來到延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么從《我在霞村的時候》開始，丁玲的批判對象已經擴大到了一度被塑造成神的大眾?！段以谙即宓臅r候》寫于1940年，發表于1941年6月《中國文化》第3卷第1期。這篇小說取材于解放區一個真實的故事。農村女孩貞貞為了追求自由愛情，逃避包辦婚姻出逃，不幸落入日寇之手，成為慰安婦。終于逃出魔窟后又因為黨組織工作的需要重新回去，冒著生命危險作情報工作。她立下了不小的功勞，但是也染上了嚴重的性病，組織上安排她回到故鄉。然而她得到的不是安慰和贊揚，而是同村人的冷嘲熱諷和貶低歧視。作者用大量的筆墨展示了父母對貞貞的不理解和埋怨，揭露了鄉鄰們對她的種種非議，這些刻薄冷血的語言充分展示了解放區農民身上的封建遺留思想。
這篇小說中丁玲除了把“大眾之神”拉下神壇以外，也是她在延安時期創作中女性主義立場十分鮮明的一篇小說。貞貞的命運在民族戰爭和組織力量支配下處于苦痛而又尷尬的位置。女性群體的生存苦難既與民族國家緊密接合又無法得到清晰的解釋和解決。通過這篇文章，作者提出了戰爭背景下，女性為了國家做出了犧牲，由此生成的困境卻得不到解決的問題。
以上的短篇小說很清晰的顯示了丁玲在到達解放區后經歷的思想矛盾。丁玲是一個有著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的人，同時作為作家她又有著強烈主體意識。這種矛盾困擾著此時的丁玲。
2 結論
縱觀丁玲的創作，不可否認她一直緊緊追尋著時代的大潮，強烈的政治意識使她不斷改變創作內容和創作風格。對此，學者們一直褒貶不一。有些學者對丁玲的文學創作持全面肯定的意見。但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丁玲的作品中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逐漸淡化，政治性的僵化理念貫穿其中，尤其是整風以后，作品完全服從政治，概念化，喪失了作家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與同時期的許多女性作家相比，她的創作生命是相當長的，這與她對政治的妥協不無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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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思謙.“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理歷程[M].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5] 李少群.追尋與創建—— 現代女性文學研究[M].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
[6]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 現代婦女文學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注釋
① 茅盾.女作家丁玲[J].文藝月報，1933.
② 丁玲.《一顆未出膛的槍彈跋》[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33.